林孟工兄着林则徐传，张晓奉君为撰长序，备述其永恒之价值，孟工自叙，亦能荟萃全书菁华。问世后，所获好评，不胜收举。兹以初版不胫而走，孟工准备重版，问序于余，余维张序与自叙，巳尽提要钩玄之能事。余何人斯，故冀有所增益?因念孟工之作先后获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及嘉新文化基金会之奖励，余于两含均负主持之责。曷若举其据以奖励之专家评语，以为佐证，不更视门外汉之臆说为愈乎?

中山基金会之审查评语如下：

“林传以林则徐一人的生命活动为经，刻画出时代的各种背景，更从错综复杂中显出条理与趋向，对主角的个性能力襟抱有其适当分际的描写，使读者稍一默思，主角之声容动作即浮现脑际。就传记文学之观点看，近十年来在本国出版界中，尚少见有此著作。

因传记主角是中国近代史的悲剧英雄，禁烟与因禁烟引起之中英之战，则是悲剧的高潮；故全含二十八章六一二页中，有四一六页是描述禁烟与必需禁烟的客观环境，包括当时之国计、民生、中外情势、廷议、士论，以及因厉行烟禁而引起英人入侵战事，由广州近海而向北进展，至定海陷落，京津震撼，清廷屈辱求和，暨则徐受谴远戍，忍辱筹策，乃至预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这一时期，中国朝野的视线几乎都集中在则徐一人身上。描述纤悉入微，而鞭辟近里；资料详赡，处理从不逾矩，生动显豁，使读者如置身局中。文字优美，更其余事。作者对比一时期的有关史料，都曾悉心研究，他从林则徐获谴留粤期间《夷务不能歇手片》一节中，建议对付英国海军到处肆扰，“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固守藩篱”；释为“固守内陆长期抵抗，以坐困敌人”。并举在此六十年前，北美十三州人民以劣势军备，为求独立，而与优势的英军作战，卒获最后胜利。其所比拟，吾国经遇八年抗战之后，益觉语重心长，深具远见。……

最难得的，是作者对其主角之每一成就都曾下遇彻底了解的工夫。除涉及禁烟的中外文件记载都能概括外，对河工、漕运、盐务、边政、理财、治民、救灾、除暴，乃至科名、掌故，无不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提要斟玄，使读者因读是书而得到许多知识。以一人的智识精力，叙述多方面的史实，不说外行与肤浅话，也是近年来著作很少见的。……”

又嘉新基金会之审查评语如下：

“ 承嘱审查林崇墉君所撰述之林则徐传一书，经详细阅读，深惑此书为近时难得之佳作；盖不仅取材翔实，脉络贯通，言必征信，文尤粹美；而于丈忠一生事迹，伟大贡献，寻源摘流，解释清晰，巳尽历史家之能事。林公心事，千秋是非，可以大白于天下矣。”

至于一管之见，承孟工一再见询，仅拟重版时如能附一简要年谱或大事记，将使读者于通读五六十万言之洋洋大文后，便利记忆。兹悉孟工巳采及葑菲，益感兴奋。谨识。

民国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王云五

序

吾友林崇墉孟工撰述其先高祖林文忠公则徐传，这是一部体大思精划时代的宏着。中国素以史学驰誉于世，但真能确立新传记的典范，足与西方传记学比美者，当自孟工此书始。世有识者，谅不河汉斯言。

一部理想的传记，包含了三个因素，就是传主、作者和义法。就传主而言，林文忠公是十九世纪一位最伟大的学者政治家，大知大仁大勇，立德立功立言，其不朽的人格及其功业与贡献，经纬万端，流泽永垂于百代，声名洋溢于寰宇。就作者而言，孟工是其嫡系的玄孙，得依家藏的日记、文翰和口传的轶事、遗训来做线索，如此生动，如此活泼，纤态委借，可歌可泣，这是别人万万做不到的。就义法而言，孟工对国学与西学都有高深造诣，博征中外文献，精研作史方法，考订材料，辨析异同，言必征信，慎于阙疑，有脉络贯通，事理共昭之快。文辞尤粹美，如云移水流，卓然一名家，读者自知之。

学术工作，纯粹研究与应用研究，两者既难严格划分，而亦因果相循，欲事论争，徒成辞费。学术研究之意义无他，在于启发。什么叫做启发呢?那就是开拓新境界，创造新时代，实现新理想。学记有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就这个意义来读这部林则徐传，则觉其迥异于一般著作。盖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使人思量寻索，优游以自得之。兹请提出下列四点，以供研讨之资。

（一）为国家策定最高政略与战略在一百年以前，林文忠公已经指出中国真正之大患为俄国。他以为论中国之边防，中亚大陆尤重于东南海疆。当鸦片战争，西洋船坚炮利，中国吃了大亏的时候，林丈忠公有此深识远虑，真可谓空谷足音。倘使固人能够念兹在兹，奉为国家最高的政略与战略，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或许可以改观。固父手着中国存亡问题（民国六年）痛陈俄势南下，中国乃至亚洲，将有陆沉之祸。其后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一书（民国十年）开宗

明义，即以多伦为塞北之根据地，扇形的铁道网，分布于东北、外蒙与新疆，不是证明和林文忠的卓见薪火相传吗?往者已矣，来日大难，国人其永毋忘林文忠公“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遗言。

（二）为民族策定健康至上的大计林文忠公痛陈当时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为“谋财害命”之举。长此以往，人民体格孱弱，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故为挽救民族生命，非彻底铲除烟毒不可，心精力果，大义凛然。奈清廷腐败，内则彷徨，外则掣肘，以致林公斗志硕画，尽付东流。所赢得者，徒为全国志士椎心泣血，英国名流私衷敬佩而巳。西方公正史家，曾称鸦片之役为英国可耻的胜利。民国成立以后，每年六月三日，即广东虎门焚烟之日，为国定禁烟纪念日。…… 为了天涯海角青年男女恢复身心健康起见，自由世界必须本着林文忠公除恶务尽之精神，对当前新鸦片战争并肩作战，以期获得决定性之胜利。

（三）为民权策定一律平等的大业自从孔子学说倡导“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宝训，中国边疆各族，虽受环境影响，“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语言不同，信仰各异，因施政偶有失当，而引起民族纠纷。可是一律平等的民权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数千年来立国之大经大脉。清代中叶，林文忠公两度平定回乱，一在甘肃，一在云南，他秉持了儒学光明的火炬，“但问良莠，不问汉回”，乃使边省秩序迅速恢复，各安生业，各得其所。至今我们的国家是单一的统一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真自由真平等的民族。全国同胞，一德一心，长治久安，必由于此。

（四）为民生策定兴利除弊的大本林文忠公曾称农田为立国之大本，水利又为农田之大本，可称为大本之大本。他一生最大的政绩，即为河工水利。在浙江修筑海塘，在河北倡修海河，又督导大运河的漕运和北洋的海运，最重要者则为治理黄河的工程。兴利必先除弊，河工经费浩大，贪污丛生，林文忠公以廉能政治为表率，在他莅任期间，常能弊绝风清，敬以治事，谦以容众，人民称之为“林青天”，故治黄则黄治，治运则运治。无可称道者，为其晚年遣戍新疆，遍历天山南北路，行坎井之法，（坎井即利用地下水源）兴灌溉之利，农垦既盛，移民来集，诚为国利民福、实边固圉之至计。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之TVA制（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总局）成为世界各国区域发展之示范，水利建国，于今益信。

综观林文忠公的生平，乃为中国文化之人格化，尤其幼年家教与师承，允为中国优秀民族性的结晶。他在粤海抗英之役，饱经忧患，极人生之难堪，其后垂老远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志节皎然。林文忠公一生念念不忘者为人才。昔周武王问于太公曰：“举贤而或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能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举贤之实也。”书云：“任贤勿贰，去邪无疑。”林文忠公对人才与国运，尝于友人通讯中，剀切其言之。同治中兴，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举为林文忠公所识拔。当其暮年，自云南还归故里，道出长沙，摒除酬饮，泊舟湘江岳麓山下，独与一湖南举人左宗棠作长夜之谈，期许良殷。后来宗棠果能不负所望，安定西北，经营新疆，悉本于林文忠公之心法。至于台湾建省，则出于沈葆桢之建议。“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孟工新着《林则徐传》，其将为价值永恒之名著，此诚中国有志青年之大幸也。

鄞县张其昀敬序于阳明山庄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自叙

民前六十一年林文忠公逝世，湘阴左文襄公宗棠驰书告其遗族说：

“公扬历中外三十余年，经纬万端，巨细俱关国故史馆列传例只钞撮谕旨章疏，于我公盛节苦心，不能缕述百一，若非行状家传质实陈叙，是使我公心事不尽白于天下后世，而当年国是亦无所征信，此则海内外知公者，不能无重望于仁人孝子者也。”

其后，林文忠公政书、畿辅水利议、云左山房文钞、诗钞、滇轺纪程、荷戈纪程等遗作，经先曾伯祖镜帆公兄弟暨沈文肃公葆桢选录蒇事，民前三十五年，由先伯祖访西公兄弟刻版印行。民前六年，先父惠亭公既建文忠公祠于福州，拟刊印文忠公日记而未果。民十八年，先叔壁予公复将《信及录》印行。惟左文襄当初所示行状家传的编述，则展转百余年，迄未实现，遗憾殊深。崇墉不揣谫陋，黾勉从事，谨先从文忠公日记、奏疏、公牍、文钞、诗钞、信札、家书等遗作取材，再参考史乗及中外各家记载，证以林氏累代传说，求质实陈叙，期符左文襄当年所启示于万一。

文忠公一生事业包罗万象，论者谓其“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即以禁烟一役言，功过得失，千秋早有定论，但他在遣戍出关时的诗句中，有“已成头皓白，遑问口雌黄，”左文襄挽他的联语中也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足见其曾因鸦片战争而遭若干人毁谤。其实那些浸润之谮，肤受之诉当时皆基于政治恩怨，只出于悠悠之口，而罕形之于笔墨，可见于记载者，对他无不褒扬备至。无他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亦即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所在，若见害不去受悔而屈，其将何以立国，何以继往开来。所以，在此传统精神发扬下，凡我炎黄后胄，对不惜牺牲一已矢志铲毒抗暴的林文忠公，莫不视为我中华民族的万丈光芒，而同表由衷的钦仰。

其次，文忠公对外的笫二远，见乃其从新疆入关后剀切昭示的一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因而先在关外锐意开垦，充实西陲，继而悉力启发左宗棠，豫培御侮人才，其及身所能建树者，虽限于此，然其垂示的名言断语，与后来事实的演变，若合符节。数十年来俄罗斯加诸我们的祸害，终由局部而蔓延整个中国大陆，在国难方殷的今日，痛定思痛其能不益缅怀他的远见！

综文忠公在世所尽瘁的大业，可说终其身都未得行其志，然而在中华道统一脉相承之中，他毕竟是成功的。辟如他切志根除那“谋财害命”的鸦片，虽因抗英战争的失败未竟全功，到国民政府时代，厉行烟禁终使贻患数百年的毒祸卒告扑灭。又如他在广东，信赖百姓，鼓励民气，启导民族意识，做到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以与入寇的英军长期抗战。到他革职后，义民纷纷奋，而有平英图的组织，并有三元里等地抗暴的英勇事迹。从此两广民气日昂，当初被琦善目为“民情不坚”的广东，乃成为革命发源地。以今日的眼光看，文忠公当时去毒抗暴，不特在中华传统文化上尽其贡献，且不期而合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

文忠公当年预见的俄罗斯祸害，今日正予中华民族以更大考验。总统蒋公早经昭示“只要我们全体同胞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人格和民族的正气，只要我们能维护民族崇高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已的责任，掌握自已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园的使命”（《苏俄在中国》的结论）。当兹大陆鼎沸，反共大业迈入新阶段，又值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契机降临，谨将文忠公一生孝友齐家，忠贞报国，待人接物，以信以诚，忧国爱民，任劳任怨，奉公不牟利，尽瘁不热中，临难不退缩，受屈不怨尤，其所显示的完整人格与浩然正气质实陈叙，以见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典范，不仅缕述当时国事与文忠公盛节苦心，抑在当前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及复国建国运动中，发扬文忠去毒抗暴精神，其亦可供我志士奋发砥砺的借鉴。

林崇墉谨识于台北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林则徐传》林崇墉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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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序

自叙

第一章家世与家庭

第二章慈父兼良师“花从澹处留香久，果为酸余得味甘”

第三章一个奇遇——恩师张师诚

第四章诚与孝，谦与勤——为学与治事

第五章九年翰林院——典试：爱士与抡才——监察御史

第六章浙江杭嘉湖道——署浙江盐运使“士民于我若投胶”——父病弃官归养——再到浙江——整顿浙盐

第七章 “林青天”淮海道——江苏按察使——搏击强豪——灾黎的救星——丁母忧回里——夺情修堤工——筹办海运——辞两淮盐政——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丁父忧

第八章两年五迁官京师交游——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的声誉：“林公来，我生矣”——河东河道总督，“从未有如此认真”的河臣

第九章五年江苏巡抚（一）“为政若作书，爱民如保赤子”——考绩：“察吏莫先于自察”——惠遍灾民——违旨请缓灾区钱粮

第十章五年江苏巡抚（二）“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整顿漕政——改善运道——议筹银元——痛抵鸦片——水利建设遍全省——江苏由荒歉而丰稔

第十一章《畿辅水利议》

第十二章湖广总督安定苗疆——整顿盐政，化莠为良——整理堤工总局，民主精神——江汉安澜——赈务公开

第十三章禁烟运动的领导鸦片烟“谋财害命”——反击弛禁的活动——策应黄爵滋的建议——厉行两湖的烟禁

第十四章入京陛见——钦差大臣召见八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鸦片与英国——烟贩走私的活动——道光禁烟的态度——朝中权贵的掣肘——海口官吏的腐败——毅然成行

第十五章钦差大臣南下破除积习——先声夺人——开展情报工作——指拿内奸——严密关防

第十六章第一回合——缴烟销烟尽缴口趸船存烟——万目睽睽下的虎门烧烟

第十七章团结内部，探究外情厉行国内烟禁——应付内部阴谋——团结海口上下—— 整顿水师——搜集情报——探究西洋事物——编译《四洲志》、《万国公法》、新闻纸及船炮技术

第十八章第二回合——“照式具结”坚持照式具结的政策——应付义律的反抗——

林维喜案件的抗争——驱逐英人出澳——九龙接仗——重开谈判——部分英商就范

第十九章从武力冲突到断绝贸易虎门炮战，官涌连续接触——遵旨断英吉利贸易

第二十章第三回合——“以夷制夷”厚待美商——分化英人内部——《谕英吉利国王檄》——优待英籍难人——反对封关禁海——控制澳门葡人

第二十一章决裂强化海口防卫——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火攻英船断绝接济——吁请沿海各省筹防——敌情的分析——英国终为鸦片而出兵

第二十二章革职留粤报告英舰队行踪——定海陷落——建议“怀柔”，以身任咎——天津谈判——枢臣构害——革职——密陈“夷务不可歇手”及制炮造船——“汉奸鲍鹏”

第二十三章绝望中的努力琦善蓄意诬害——海口防务瓦解——“第七号家书”——

协办军务

第二十四章浙东会办军务——河工——遣戍促成广东暂时停战——四品卿衔赴浙会办——镇海防务的努力——奉旨遣戍——《四洲志》与《海国图志》——河工“效力赎罪”——工成仍戍伊犁

第二十五章——“终为中国患者俄罗斯乎”“天其重要荒，吾岂惮行旅”——将军的礼遇——“软麈私议”，王相国尸谏——撰《俄罗斯国纪要》——南北强开垦——“坎井”——奉召入关

第二十六章从甘肃到陕西署陕甘总督——平定“野番”——陕西巡抚——对货币问题的意见——赈恤灾民——清操垂范

第二十七章云贵总督——“只分良莠，不问汉回”“莠则虽汉必诛，良则虽回无问”——消泯斗争——安置回胞——革新边政，整肃官箴——开发矿产，藏富于民——告病引退

第二十八章“郊原雨足云归岫”引退的衷情——培育后起人才：胡林翼、左宗棠——优游林下——抗争英人强占胜地——钦差大臣星夜赴粤——大星殒落

附录一林文忠公遗著

附录二参考文献

林文忠公大事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第一章家世与家庭

林文忠公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年引据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的意义，自号竢邨老人，以民国纪元前125年，即清乾隆五十年乙巳七月二十六日（公历1785年8月30日），生于福建侯官县。

因为文忠大名“则徐”，后来产生了一个讹传，说他本姓徐，抚育于林家。陈康祺曾把说记入其《燕下乡脞录》里，并已斥为齐东野人的伪语①。根据林家所传，文忠出生和命名的经过，有如下述。

那时文忠父旸谷（名宾日）先生住在福州西门街定远桥边，小屋一椽，孤悬路旁。（注）文忠母陈太夫人当日即将临盆，因命长女赶往私塾通知旸谷先生。在他未赶回家前，恰遇福建巡抚徐嗣曾鸣驺出行，走到定远桥边，突受迅雷骤雨侵袭，轿马不能前进，瞥见路旁小屋，柴门半掩，他便匆匆进屋躲进屋躲避。当着仪队簇拥巡抚大员跨追了屋门，猛然听得房里呱呱一声，一个孩儿诞生了，一阵阵特别洪亮不同凡响的啼声，益发引起徐巡抚的惊异，一会儿大雷雨即停止，他兀自站在门里不出。就在这时，旸谷先生正挟着雨伞仓皇迈步望屋子奔来，惊奇地瞧见仪队遍布自己的门前，一位扛顶大员居然站在门内。为着纪念这段经过，并为表示尊重这位受人爱戴的徐抚台，做父亲的便为这新生的孩子取下了“则徐”和“元抚”的名及字。

上述林家的传说，在金安清写的《林文忠公传》②里，得到证明。后人所写许多篇文公传记，以金安清的一篇较为翔实。因为金氏本人及见文忠，且与文忠的挚友魏源有深交，知道文忠一生的经历特详，所以独能在他那篇传记里说到文忠的身世，而为其他传记所不及。金安清曾经说明文中心出生和命名与徐姓巡抚的关系如下：

“……公生时，闽抚徐士林鸣驺过其门，故公父名之曰则徐，以徐公有德於闽也。……”

金传简短的记载，虽与林家所传大致符合，但却犯徐嗣曾误纪为徐士林。按徐士林并没有做过福建巡抚，文忠出生那年，徐嗣曾恰从福建布政使晉升巡抚。以下节录《福建通志》 <徐嗣曾传>，籍知旸谷先生所望儿子效法的究是何等人物：

“徐嗣曾…… 乾隆五十年,由布政使进巡抚,喜士如嗜欲。当总藩时,即招知名士,从容讽议；既建节，秋闱取报罢卷精校，得数百人，牒州县敦促来省肄业,慎选鳌峰都讲，给诸生廪饩。於是多士云集，人人自奋，甚得士心。…… ”③

这样记载说明了徐嗣曾当年在闽因爱士而各得士心，必然为一般士子尤其是寒士们所尊崇。由是，一介寒士林旸谷先生为欲纪念文忠诞生时的巧遇，特地替他取了这位值得效法的徐姓巡抚的名、字，因而林家也始终不忘这段传奇式的故事。

林氏自唐朝以后，就成为福建的望族，到明朝更盛，曾创了三世五尚书的纪录，而都以清德著称。随著朝代的更易，这一望族逐渐式微，而散居福建沿海各县。文忠祖上的那一支更衰落，初由莆田县迁到福清县海边的杞店乡，最后迁到福州省城居住；虽然历代固守儒业，但境况都不甚好，到了旸谷先生出世，家境更见穷困不堪。

文忠的祖父万选先生是一个穷秀才，生四子，旸谷先生最小。旸谷先生从小就在穷苦中，刻意勤学，很有造就，卻因家贫，迟迟不能论娶。后因所作文章受了名宿陈时庵先生的赏识，到了二十九岁，才和这陈先生膝下十八岁的第五小姐结了婚。晚婚的旸谷先生先后共生三子八女，长子早死，次子便是文忠。文忠生时，旸谷先生已三十七岁，陈太夫人二十六岁。

旸谷先生在结婚的次年，成秀才，以后始终不能中举人；四十一岁后，便决心不再进科场。随着举业的无成，他的家计是每况愈下，时常饔飧不继，因此，文忠在童年时期，曾经跟着父母过了一段人间最艰苦的生活。於是另一个传说又编造出来，说文忠的父亲原以卖柴为业，有一富翁见文忠幼年聪颖过人，乃招入其家与儿子们同塾，文忠因而成业等等。这一虚构的故事，曾经展转载入好几家笔记里，虽是无稽之谈，但若论文忠当时的家境，确实也不稍胜于卖柴家的。以下根据文忠遗著及林家传述，简叙文忠童年艰苦生活的实情。

旸谷先生完婚後，因为维持家计，受聘为私塾教师，束脩收入非常微薄，家中负担则因子女不断添养而年年加重，一家人迫得喝粥过日，每添丁一口，粥锅里无法添米而仅仅多添了清水充数。他自己所暂得几乎无法支撑，幸亏他的夫人以十指苦工帮他解决了难题。原来陈太夫人精於女红，又会剪彩精制各样花草树木，栩栩如生；她吃苦耐劳，昼夜不停率同大小女儿剪制彩花，换些钱来贴补家用。夫妻俩那样辛辛苦苦的工作，才勉强地维持了这一家十二口的生活，同时并不延误儿子的学业。文忠后来在所写《先妣事略》里，据实追述了当时的情景如下：

“先妣……来归时，先大父母已棄养，家无立锥，而宿逋山积，家君馆谷所入，尽取偿焉，於是饔飧恒不继，先妣每忍饥饿，不使家君知之。逾年，家君入学，旅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黹，又善剪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直，以佐家针。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故，备传其妙。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於斯，女红亦於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於所事，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面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辄正色曰：“男兄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矣。……”④

这篇《先妣事略》是写于道光四年（1824），文忠那时已官至江苏按察使并署江宁布政使。又三年，道光七年，他升授江宁布政使时，旸谷先生去世，他在所写《先考行状》文中，复直述当时家境说：

“……不孝等兄弟三人，姊妹八人，皆同母生，食指既繁，宿逋又积，家君馆谷而外，别无所资，当时贫窭之状，有非恒情所能堪者。或劝令不孝则徐改业，府君惟笑不应。先妣陈太夫人工针凿，又善剪彩为草木之花，岁可易钱数十缗，稍佐家计。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座，诵读於斯，女红於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 此情此景，宛如昨日。…… ”

在当时那种炫耀门第的官僚社会风气里，绝无须赤裸裸暴露自己的贫寒出身，文忠一再描绘当年穷苦的生活，自是出於不忘本的至性，而绝不是有意刻划的。所述那些“非怪情所能堪”的情况，实把那历历在目的最低限度的苦生活表露无遗。在当时和贫穷搏斗中，文忠虽赖父母苦心安排，而得专心读书，但他自己也尽了一份和生活斗争的努力，那是他每天在前往书院做功课之前，必先把母亲和姊妹们所精制的彩花提到店辅寄卖，晚上从书院回家，又先到店铺里收钱回来交给母亲；此外，他更不断努力在书院里写作好文章，博得一点“膏火”，以增加些家庭收入。

林家后代相沿以两件象征性妁东西：一盏两根灯芯的油灯和一盘素炒豆腐，用作纪念文忠幼年时代的艰苦。作者至今还记得，幼时在家，每逢除夕阖家围吃年夜饭时，总会见到饭桌上特别放著一盏油灯，总会吃到一盘素炒豆腐。长辈总指着那盏灯告诉孩儿们说：文忠公幼年时候，家里平常只点一盏一根灯芯的油灯，唯有在过年的一夜，油灯里才添了一根灯芯，来点缀光明。到那盘素炒豆腐上桌，长辈必定叙述下面一个故事：有一年除夕晚上，邻居听见隔壁林家特别欢天喜地的在吃年夜饭，好奇的从矮墙上探望过来，所见到的却是这一家大小十多人，围着一张矮桌子，津津有味地享受那唯一的一大盘素炒豆腐！正当孩子们被百多年前祖宗最初遭受艰苦往事的惊奇而陷於沉默时，长辈指着大厅柱子上所挂文忠公亲书训示子孙的对联，唸给孩子们听，那是：

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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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录文忠《先妣事略》一段，足夠说明了文忠母陈太夫人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他的精神曾给文忠以很大的感召，并使文忠在温暖的卵翼之下，减轻了贫穷的磨折，而终於很快的显扬起来。文忠北上会试后，离开了父母，除於殿试榜发后一度请假回籍归省之外，一直留在京师供职；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第一次外放就在接近福建的杭州任杭嘉湖道，他立刻遣人迎养双亲，结果只陈太夫人板舆就养。以下是文忠《先妣事略》叙述陈太夫人就养时的生活情况：

“先妣至署，居将一年，虽不必躬操作，而珍食必却，美衣弗御，常曰：‘一身之福有几，奈何遽欲尽之，但以分赒三之贫乏者，不尤愈乎！’是以亲族乡党缓急，无不周卹，非廉俸有余，实先妣减衣惜膳之所分及也。平日济困扶危，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即安，虽臧获辈，体卹备至，未尝有所凌淬。”

在环境大大改善之后，陈太夫人仍无改素行，不脱原来风格，且能以其有余补他人之不足，她的行谊实与旸谷先生媲美（详下章），对於文忠自发生更多的感召。她就养年余，闻悉旸谷先生在里卧病，亟欲归视，文忠便立即弃官奉母兼程回闽。此后，陈太夫人不欲与旸谷先生相离，逐亦不复就养，老年夫妻里居相伴，仅历三年，便告永诀。她於道光四年闰七月在里逝世，享寿六十有五，那时文忠是在署江宁布政使的任上。

旸谷先生实是一位慈父而兼良师，对文忠的学问基础和品格修养，都有着深厚的培植，其中详情统留下章叙述。

文忠弟霈霖先生，小于文忠十一岁，二十一岁成秀才，三十岁中举人，后来缠绵病塌，四十四岁丧生。据林家传说，他曾在乡中染上了鸦片瘾，他的早死是和他决心戒除鸦片有关。如果这个传说属实，那对文忠必然是一件极痛心的事，而文忠之坚决与鸦片烟为敌，痛诋其为“谋财害命”的毒物，其中很可能夹着一些家恨的情绪。

文忠十四岁成了秀才后，曾任河南永城等县知县并以循吏著称的郑大谟先生⑤，不嫌林家的穷苦，立把其年仅十岁的长女淑卿和文忠订婚。相传远在数年前郑先生卸官回里，偶然见到年佳八、九岁的文忠，喜其端秀聪颖，诚以“山鸡舞镜”四个字给他对，文忠脱口对上“天马行空”，进士出身的郑老先生大为惊奇，老早就把他看上。到文忠二十岁中了举人后，便迎娶郑家小姐。后来文忠在《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里，曾追记说：“……犹记秋风一第，露夕双清，阮修醵娶妇之钱，李易读登料之记……。”⑥

这位年方二八的新娘，一从丰裕的家庭嫁到穷儒家里，起初不免感到生活上的不习惯。那时文忠随侍父母位在福州北院后一所普通房屋里，据传说，郑夫人初进林家，有时发了年青的脾气，可是稍过些时便习惯了耐苦的生活，不久他就换上布衣，躬亲操作，而同文忠伉俪感情极好，侍候翁姑，佐夫课子，处处贤慧，明白大体，而且能诗、写字、下棋，使文忠对他更加敬爱。李元度记文忠于禁烟失败而治河成功后仍被遣戍伊犁时候所表现的神态，曾特别提到郑夫人的语气如下：

“…… 有门下士官於陕，迎谒公，窃为不平，见公谈笑自若，不敢言，退谒郑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勿然。朝廷以汝师能，举天下大局付之，今决裂至此，得保首领，天恩厚矣！臣子自负国耳，敢惮行乎？’…… ”⑦

显然，那样敦厚的语气，绝不是一个寻常女人谈吐得出的，更不是一个未经那伟大夫婿的陶冶，或不知深切体会丈夫苦心孤诣的妻子，所愿透露的。由此可知郑夫人对於文忠的不朽勋业，确曾尽了最大的内助。在文忠戍新疆三年期中，郑夫人虽已得了病腿的废疾，但也照样不辞跋涉，一路陪文忠到了陕西，派她的二、三两个儿子跟随文忠出关，自己则率同女儿及媳妇侨居西安，以便与文忠时常通讯。那时她自号为绛红楼老人，教课女儿和媳妇，并时常寄诗同文忠唱和，使他安心久居关外，能在南北彊进行开垦事业。《闽侯县志》列有<郑淑卿传>，其中记有郑夫人赋述怀纪事七古二章，以手藁寄文忠，那里面有“他日归来事农圃”的句子⑧。她那时的事迹另详於本书第二十五章及二十七章，这里不再赘述。

郑夫人既历尽贫穷夫妻到患难夫妻的种种过程，终于文忠在云贵总督的任上辞世，时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月，享寿六十岁。她的死曾使文忠万分悲痛，并严重地影响了文忠自己的健康。金安清曾就此记说：

“……公旋省后，遽遭郑夫人之丧。公少境遇艰，糟糠谊蔫，至是悲不自胜，而频年积劳，旧疾疝气大作。……”⑨

文忠伉俪情笃，从来未有姬妾之奉，到晚年鳏居，却遇了一件无可拒绝的艳事。有一天，忽有老仆护送一位小姐，前来稟称“主人缪副将曾误军法，幸蒙部堂明察其误犯实情，免其一死，副将感激在心，而不幸自己病倒了，临终坚嘱这位小姐说：‘我对林总督的厚恩无从报答，他现鳏居多病，望你能去伺候他，减少我的遗憾’”。文忠再三谢绝，但这位缪小姐坚称，她若不能履行亡父的遗命，只有一死以谢亡父。在这样情况下，文忠晚年无意中得了一位体贴入微的伴侣。

文忠生四子。长子名汝舟，字镜帆，二十一岁中第五名举人，二十四岁于道光十八年戊戍科会试中式，殿试名列二甲第六名（即全榜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士，散馆授编修，后升为侍讲，同榜三甲五十二名为曾国藩，三甲四十八名为李鸿章的父亲李文玕。他赋性恬淡，大部分时间，请假侍奉父母，文忠逝后，曾由胡林翼疏荐他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曾国藩克复上海后，奏保他为上海道，辞不就，旋即逝世⑩。次子名秋柏，早死。三子名聪彝，字听孙，于十五岁取进府学第十名，入泮后不久，便与其弟随侍文忠出关，写成了《西行日记》，后由员外郎转任浙江衢州府知府，以功升道员，先后署杭嘉湖道，浙江按察使，因督修海塘，抢办河堤险工等，朝夕露处工地，患溼疾不起。四子名拱枢，字心北，十六岁随父出关，后以御史转任山西汾州府知府。他们三兄弟的寿数都不高，而都能保持家风，为时贤所称道。左宗棠于湘江舟中同文忠昼夜长谈后，曾于致友人书中说：“宫保固天人，乃其嗣三人者，亦未易及也”。金安清也说他们皆秉文忠训，“恪谨廉退，世其家”。《闽侯县志》为他们三兄弟都留下了传记。

文忠生三女（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误为一女，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误为二女），长女嫁曾署河南巡抚的刘齐衔（字冰如），次女嫁沈文肃公葆桢（字幼丹），三女嫁郑郭月亭秀才，就中以次女敬纫（字普晴）曾在历史上留下盛名。沈文肃原是文忠的外甥（文忠的六妹嫁文肃父沈廷枫，字丹林，曾佐丈忠暮多年，廷枫夫妇在《闽侯县志》里各有传），曾于文忠任江苏巡抚时往依文忠，文忠见其才学不凡，因把次女嫁他，后来他与文忠所揄扬的胡林翼、左宗棠同为中兴名臣，并创办了福建船政，实践了文忠的志愿。当其任江西广信府知府时，下乡筹饷，太平军突逼广信，他的夫人却独守危城，指并与剑为誓，还写了动人的血书给浙江玉山镇总兵铙廷选求援，饶廷选果受感动，不待浙江当局的准许，立即发兵趋援，林夫人并躬亲执爨，散发簪环，以犒赏士兵，郡城赖以保全。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里，略述文肃夫人的那番经过如下：

“ ……葆桢 ……任江西广信府，贼大至，城空，公女独守井待尽，招沈同难。贼退后，曾帅以实状疏达，上为动容，沈由此不二年开府。文忠荩之教，施及子女如此，可谓难矣！”

文忠第二女对沈文肃的内助，还不只上述守城事（沈文肃夫人的传记及其写给饶廷选的血书原文都见於本书附录二），另据文肃第四子沈瑜庆先生在《涛园集》中说：“先公在江西巡抚任，所有密折皆先母手缮拜发，外间无知者”。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叙述沈文肃夫人血书求援的故事后，又提及林文忠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并就他们母女一脉相承的风格，作了如下按语：“……按前卷纪文肃公固守广信，卒完危局，并述及林夫人内助之功。文肃、文忠快婿公也，然则文肃夫人微特大义素闻，抑非是母，不生是女已”。

再说，文忠夫人以富家女，婚后躬亲操作，及文忠历任封疆，仍布衣如故，非庆弔不衣帛，对儿女则躬亲乳哺，督教其读书写字。而文肃夫人呢?《清史》<沈葆桢妻林>传，称她“治家尤有节度，断线残纸，必储以待用”；沈瑜庆先生自道五岁时，《林夫人课摹圭峰碑》，十一岁，《林夫人口授资治通鉴》（《涛园集》页一六八——九）。足见文忠夫人与文肃夫人实家教相承，毫厘不爽。

按文忠嫁女，都在其晉任封疆后，而选婿都未以贵介为对象。道光十七年九月，长婿刘齐衔在武昌督署入赘，越三年中举，再一年成进士（分见文忠的日记），刘氏由此发迹。沈家更清寒，文肃於道光十九年中举后成婚，《清史》<沈葆桢妻林>传说：“及归葆桢，贫，董中厨，斥奁具佐馐，能得姑欢”；又称她於文肃北上会试时，“鬻金条脱治行，代以蜀藤，虽贵弗易”。文肃翰林院时期的生活情况，曾经沈瑜庆先生在寿李鸿章文中缕述如次：“先公留馆后，赁屋居长安，俸入不足给，寓庐庳薄，器用空乏，客位坐具有缺落者。时外祖林文忠公开府於外，值岁饷不至，资斧时或不继。相国（按指文肃会试同年李鸿章）时相过从，语先公，曷以情言舅氏乎?笑谢之”。于此可见文忠对爱女与快婿，不特妆奁欠丰（他对儿子也仅遗薄产，详第二十六章），而当其贫乏时，也未予资助，任其安贫乐道，因而锻成其坚忍卓绝的风格。后来文肃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殁日，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 ，此实与文忠水清玉润，后先辉映。从知文忠夫妇施於子女之教，不仅在养其才学，勗以忠荩，以为世用，且特重於敦其品格，坚其节操，使之永不成为蠢国殃民的贪官墨吏。

注释

（注）本网站资料：林则徐研究会会长杨国桢著《林则徐传》林则徐出生距离福州贡院不远的一条小巷——左营司。

①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二，页七。

②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二十四，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 《福建通志》，《徐嗣会传》。

④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卷三，《先妣事略》。

⑤ 《闽侯县志》循吏传，“郑大模乾隆庚戍进士，为泌阳令………为大帅所倚重；有《青墅诗钞》十卷，《读书杂感》四卷”。

⑥ 《文钞》，卷三，《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

⑦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林文忠公事略》。相似记载也见於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及曾寅光《逸事识余》。

⑧ 《闽侯县志》，卷九十四，列女传，页四。

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⑩参《闽侯县志》，《林汝舟传》。

参《闽侯县志》，《林聪彝传》。

参《闽侯县志》，《林拱枢传》。

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十二，《与贺仲肃》。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 《清史》（国防研究印行），卷五○七，列传二九三，列女—，《沈葆桢妻林》：又见于多家笔记。

沈瑜庆，《涛园集》，页三十。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三，页三。

参阅高拜石《南湖录忆》，《郑淑卿课媳敦母教》，页八十。

沈瑜庆，《涛园集》，页二○六。

 《沈文肃公政书》，卷首，桂嵩庆奏报两江总督沈葆桢出缺折，页二。

第二章慈父兼良师

“花从澹处留香久，果为酸余得味甘”

闽侯县志载有林宾日的传记，大略如下：

“林宾日字孟养，号旸谷，少与里中诸杰士游，有敦社、诚交社、緜统山堂者，皆与友朋讲习之所。丁巳以邑廪生贡成均，晚主将乐正学书院讲席者十年，每岁春往冬归，以朱子分年读书法与诸生相切劘，其贫不能赴省试者，解囊为助，由是士气奋兴。子则徐自四岁入塾，至二十举于乡，皆宾日讲授书史，并示以身体力行。 ……”①

上面简短的记载，足以表白旸谷先生的儒者风度，也足以说明文忠所受父教的梗概，但未曾叙述到旸谷先生一生的遭遇和节操，也未能说出父教对于文忠高超人格的锻炼。为此，下面将另依据文忠手撰的《先考行状》叙述旸谷先生出生平及其教育文忠的实清。

旸谷先生生於乾隆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公历1749年7月26日）。在他幼年时期，他的父亲跟随他的叔祖游宦河南，哥哥也远出就馆，独他留在家里侍候母亲，在穷苦中渡日，而乡里都称道他的孝顺。因为父兄远出，家里贫穷，无法延师教读，仅靠一己奋发自修，一直到十三岁才到外面私塾读书。当他刚进书塾，因为文义不通顺，常被同学取笑，他乃更自激厉，不到一年，他的文章便做得比同学们好得多，因而后来引得宿儒陈时庵的激赏，就不嫌其贫穷，把女儿许配给他。到了廿岁後，他便追随里中儒士，在所结合的敦社、诚交社、緜统山堂里，讲学谈艺，学问大进。但在科名方面，他遭遇坎坷，许多次总是在成功的边缘遇着意外丧病的变故挫败卞来，而以教学终其身。

在旸谷先生一生将近五十年的教学事业中，他曾表现那时代所认为辉煌的成就，即他先后後所教的学生，后来中了举人或进士的，竟达数十人，其中以他所加意培植的儿子——文忠，待别出人头地。

他除了上述表现之外，还有其更伟大的贡献，那是他不仅对於教学具有真正的热情，而且特别讲究教学的方法，他不仅注意到学问的培育，而且特重于人格的陶融。《先考行状》的文里有着如下的一段：

“……孜孜于教诲子弟成就后学之事。……其论诲人曰：易以养蒙为圣功，养之为义大矣哉!养其廉耻，使远于奇袤，养其天真，庶免于浇薄，夏楚收威，特其偶耳，若习然有不生玩者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正与易义相表裏，余以‘孟养’为字，即此义耳！故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前后门弟子发名成业登甲乙科者，凡数十辈，类能束身修行，如古学者，胥是道也。”

事实昭示，在旸谷先生所施养蒙教育下，那些高足不但后来发名成业，而且都能束身修行，个个做到品学兼优，可说是教学上最大的成功。至于他的“养其廉耻”、“养其天真”、“使人自乐於向学”的教学精神，是和现代最进步的儿童教育方法完全吻合，是要从小就顺乎自然而培养出儿童们纯洁无邪的品格，是和我们旧时代那般呆板而过分严肃的教学态度完全不同。旸谷先生那种教学精神不仅造就了他那些学生，而且特别培育出了一位旷代伟人。下面是《先考行状》中关於文忠从小接受父教的一段简述：

“……则徐以乙巳生，于时四龄矣，府君馆于罗氏，怀之入塾，抱之膝上，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七岁教之属文，或疑太早，府君曰：‘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丁巳，府君贡成均，时不孝则徐年十三，应府试第一，旋入黉序，学使陈春溆先生试贡士日，于府君文称奖至再，且备询所以教子者，府君逊谢不敏。……则徐自四龄入塾，至二十举于乡，无一日离膝下，府君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已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常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

上段叙述说明了文忠从小就接受了卓越父亲的加意教养，做父亲的几乎寸步不离这孩子，不特给他以最正确的教育，且待以天才教育的观点加以培植。那里面所说“此子性灵”，和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所说的“生而警敏”，都说明了文忠从小就是个特出的天才儿童，做父亲的旸谷先生必然观察很清楚，而后因材施教，施以异乎寻常的天才教育。天才的儿子恰逄一位卓越的父亲而兼良师，于是琢玉成器，恰如其分，培养而成为旷代的伟人了。当时的事实就足证明旸谷先生的天才教育方法是正确的：文忠的学业很快就有了惊人的成就，在九、十岁前后，他就加入书院做功课，常常因为做了出色的文章而拿到奖金回家。

我们旧时代的人们，对其尊崇的那些大人物，往往在他们身上附会着许多神奇的故事，把他们神化起来。文忠在福州，自然也不例外，那里流传着关于文忠幼年时代的许多神迹，甚至传播其驱鬼使神的离奇故事。拆穿了，无非一面由于文忠从小特别聪明，另一面由于他从小就受到特殊教育，确实把他造成了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孩子。这里避免摭拾那些迷信式的怪异传说，但不妨将几件确实有趣的文忠童年故事一述如后：

其一，大约在文忠年仅九、十岁而初入书院用功的时期，有一次，在上元节那天，附近城隍庙中张灯庆祝，老师即景念出一副上联：“点几盏灯为乾坤作福”，叫文忠对上，他应声说出下联：“打一声鼓代天地行威”。又有一次，老师率领着若干学生进览福州城外的鼓山，登上了绝顶峰，远眺茫茫的大海，水天一色。老师一时兴起，便出了“山”和“海”两字，叫每个学生做一对七言联句。起先做出来的都不够使老师满意，一轮到年纪最小的文忠，他便开口念道：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那麽小的年纪，就有那么大的口气，一再把老师吓倒了，无怪这老师跟着就向旸谷先生坚决保证了这孩子的伟大前途。从那二对句子里，就可明瞭文忠一生恢豁的胸襟和高超的志趣是从小已奠立起来的。

其二，文忠十四岁（嘉庆三年，1798年）进学，十三岁参加福州府试，得了冠军。当时福建文风几乎集中於福州府，每届福州府举行府、院试，都有万多名童生参加，兢争剧烈。文忠以十四岁年龄在福州府成秀才，已算是少见的事，而十三岁竟然夺取了郡试冠军，更属奇闻。照那时试场的规例，府试的案首是必定进学的，因此，在府试中，考官对选定案首特别慎重，必定要把各场前列几名“提堂”面试，再从中留下最优的二、三名由考官反复出题再予面试，以决定那一个应列第一。在那一次府试，经过了提堂面试淘汰之后，只留下了十三岁的文忠和一个须发颁白的老童生争着做案首；考官经过了几次考验，仍然无法在那老少二人中分出高低。他终於决定另出对子要他们立时对出，来做最后的比较。他先指着文忠说：“童子何知”，文忠应声对出：“大人利见”；考官回头望着老童生，只见他半响无言，然后沮丧地答：“老夫耄矣”。考官笑着对文忠说：“你这孩子真压倒了老伯伯了！”（按嘉庆二年福州知府为江西新城陈观，嘉庆三年福建学政为浙江平湖陈嗣龙。）

上面两段故事说明文忠在旸谷先生孜孜课读之下，很早就打下文字的根抵和开展的思路，可是，正如上录《先考行状》所述，旸谷先生不仅为文忠讲授书史，并“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百般晓喻，使之切实领悟做人任事的道理。先从做人方面说，这种教育不仅要不断耳提面命，而且要靠“身体力行”，以实践的工夫发生示范的作用。旸谷先生就在这方面首先有了最坚强的表现。上录《先妣事略》和《先考行状》一再敘述旸谷先生当时所处“非恒情所能堪”的苦境，但他仍能一文不苟的过他安贫乐道的生活。《先考行状》曾举出若干实例如下：

“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文武童试，例由廪生保送，有文童某，身家不清，以重赀请，府君曰：‘曷他往乎？’某曰‘所以匄先生者，为信人有素耳，苟具结，则人不吾疑也’。再三云，卒婉辞之，然亦不究其所往也。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课子，不惜厚聘，府君疾其袤行，坚却之，众以为讶，未几其人以事败，人始服府君之先见。”

以上两事足以充分证明旸谷先生临财不苟的清操，他虽处于最穷乏的境遇，始终不改素志，这种示范的家教，也可说奠定了後来文忠清廉自守的根基。在另一方面，旸谷先生虽然贫穷，却富有见义勇为的精神，《先考行状》对此也举出许多实例。下面说他对于兄弟的友爱：

“府君笃於天伦，事诸兄惟谨。伯父芝岩君，讳文藻，侯官学生，先未有子，府君初举一子曰鸣鹤，实先则徐生，芝岩君欲之，即嗣焉，不数月殇。芝岩君之卒也，自敛至葬，皆府君任之，抚从子违吉若己子，携往将乐书院，教之读书，月赡其家，既又为之谋衣食之地，至今如一日。……次伯父孟昂君，性亢直，颇使酒，赖府君巽言以解，中年贫不聊生，府君时时典敝衣，鬻文字给之，不孝儿时，亲见吾父怀米与兄，归而与吾母同忍朝饥，且戒不孝曰：‘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盖恐以为有德色也。近年不孝则徐侍府君食，府君每述当时骨肉难言之事，辄欷歔不能下咽……。孟昂君之子春三稍自成立，不幸不永其年，先府君数月卒，府君资其身后，无所不至。三伯父孟典君，目疾甚于府君，府君常扶掖之，衣食之，且为嗣续之，殁则丧之养之，其友于之笃如此！”

旸谷先生推食解衣的精神不独行之于骨肉至亲，而且施之於戚党乃至於社会，《先考行状》文中有如下两段的叙述：

“……乙丑以後，不孝则徐以家食难给，不得已，假馆於外，府君亦赴将乐，主正学书院讲席者十年。将乐人文素盛，中稍不逮，书院虽设，几为具文。府君每岁春往冬归，以朱子分年读事之法与诸生相切劘，其贫不能赴省试者，解囊为助，由是士气奋兴，科目复盛，士皆感服，相率为府君立像，府君以其近名，力止之……。”

“……府君……生平尚风气，重然诺，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而三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为屡空也。初往将乐，值建溪大水，舟侧有浮尸，府君见之恻然，检行赀，才十金，悉倾之以资掩埋，不足则典衣继之。有沉舟者，亟拯之，招与同舟。遇旅人穷困，每竭赀济之，而己转匮乏，略不介意。居平藜藿自甘，缊袍不耻，六十以外，家计粗给，岁时必赒及戚友。洎不孝则徐滥叨朝禄，府君犹食不兼味，衣不华饰，而以所积济穷乏。………”

以上各项事实充分表达了旸谷先生临财不苟和见义勇为的精神，尤其难能的是他“取”“予”的大节却发扬於当年最艰苦的境遇中，这使文忠自幼饱受了父亲这种贫贱不移的高超品格所薰陶，锻炼而成为最卓越的节操，这才是从身体力行中通达做人的道理。後来文忠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说克绍箕裘，而无负父亲的苦心教导了。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千里之外，旧交故吏，虽历久，辄询其处境之枯菀，有不待请而拯掖者，有当困厄而远为湔雪者，皆喜过望，感之次骨。……周旋朋旧，睦敦戚党，必诚必信，於细民之情伪因敝，灾赈诸事，深思曲体，凡所设施，即其人自谋，亦不及此。……”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公……自奉俭，而资助族戚，岁必数千金，尤爱士，所至必择其秀异者，召入官署，勖以学行。……”

文忠这样做人的精神，可说同旸谷先生如出一辙，也可说是保持父亲的传统，在这方面，难得的父教无疑的发生了最深邃的影响。在任事方面，旸谷先生同样以“身体力行”的工夫，为文忠将来事业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因为文忠所得力於父教的，不仅限於文事的教导，而且还有处世治事基本学问的灌输。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公少而沈敏悫谨，事亲至孝，为帖括之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那是说，就使做科举的工夫，文忠也不屑只学皮毛，揣摩时尚，而要做实实在在的学问。这可看出少年时代的文忠，所做的举业工夫也与一般“举子”不同，而他那样实事求是的做学问，避免了一般少年华而不实的毛病，不消说又是他那位慈父而兼良师所切实指导出来的。

前面叙过，旸谷先生少时，曾和里中优秀青年参加过敦社、诚交社、緜统山堂等等切磋学问的组织，凭着他们那些组织取名为“敦”、“诚”、“ 緜统”等等来看，可知他和其同道们是诚诚恳恳地走着取法乎上的道路，其内心是大有抱负，绝非关门读死书或只图功名富贵所可比的。他自四十一岁最后一次乡试不第后，从此便不再入科场，抛开了“举业”，反而可以打破束缚学问的藩篱，更迈进了实事求是的境域。他本是个苦学之士，始终未入仕途，从未沾染社会丑恶的习气，而又备尝穷困艰辛，格外体验到民间疾苦，自然深切地洞悉社会黑暗的一面，这一切都可使他能够客观地多做些经世济民的学问，并把这种学问传给他所要养成大器的天才儿子。事实指出旸谷先生的经世济民学问确是相当丰富的，譬如文忠於道光三年任江苏按察使时，一到任便遇到了江苏大水，田禾荡然，旸谷先生在里闻讯，立即把救荒的整套切实办法写信告知其子，如招致客米，劝平粜、禁囤积、清查贫户、殓理饿殍、收畜耕牛、捐设医局、劝告官民乐赈等等，文忠一一遵办，因而顺利完成了那次救荒的任务④ 。文忠后来办理过多次赈灾事业，极为当时人民所称颂，而其所用方法，大都不出老父当初所示的范围。由此可知文忠一心实事求是的学问，及其开辟有清中期经世致用之学的风尚，也是建立在早岁接受父教的基础上。

在风格修养方面，旸谷先生对文忠更有深刻的影响。前面说过，他以“远於奇袤”和“免於浇薄”的教育，使文忠从小就养成正而不谲的品格。一方面，他不断以自己穷而不滥的高节操示范给儿子，另一面他又示以诲人不倦之尽其在我的积极精神，这双重的风格可从他一生历史中充分表现出来。他不断课读了三十多年后，眼看文忠於嘉庆九年（1804年）中了甲子科举人并跟着结婚成家，他自己也於同年得到了“优贡”，家境开始好转；第二年，文忠去外县游幕，他也去将乐主持正学书院讲席。从此十年之中，文忠逐步发迹，而他却始终不离自己的掌教岗位，每岁春往冬归，十年如一日。到他将近七十岁以后，家居养老，和乡中耆宿组织了一个“率真会”，每月必集会数次，每次必整天讨论文字，上下古今，自乐其乐，如此又十年。在这最后十年中，文忠由翰林院而外放，先后服官於江、浙两省，历任杭嘉湖道、江南淮海道、江苏按察使等职，任所都离福建较近，他不断禀请迎养双亲，以尽孝思。旸谷先生虽曾一度让其陈夫人前往就养，而自己却一再坚辞不去。中间有一次，他在回覆文忠迎养的信里坚持说：“余在里有友朋之乐，不欲舍以他适，汝勿固请迎养，以顺余心”；他还在那封信尾附诗一首，中有“江湖远涉烦舟楫，菽水长留胜鼎锺”的句子⑤，切实表示他根本不乐意於享受老太爷的供养。他自知功名无分而把一切希望寄在儿子身上，他竭尽心力把这儿子培育成大器，现在眼看这希望实现了，辛苦的事业完成了，他得到无上的安慰，也应该享受一些应得的酬报，若在常人必定接受这爱子的迎养，而他却始终我行我素，宁甘固有的乡居平淡生活，而不肯领略老太爷的享受。最后因为道光帝的特意成全，文忠得从陕西调回江苏任江宁布政使，又再三禀请迎养，七十九岁高龄的老父，实在拗不过儿子的孝心，又加以皇帝特殊的人情味，才第一次勉强答应从里中出来，但不幸中途抱病，死於浙江衢州府城。

从上所述，已可明了旸谷先生的恬淡而耿介的风格，这风格正是那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所锻炼出来的。他那样高超的人格，全是出乎自然的，有心人对之都会肃然起敬，其对於自己子弟们所发生的感召力量，必然不是寻常的。

关於旸谷先生的恬淡性格，还有一段很有意义的小插曲：先生爱鹤，晚年就在家里养了一对白鹤。当然，养鹤是林家远祖的一件韵事，旸谷先生追慕和靖先生的遗韵，不外是澹泊明志的胸襟。为着纪念父亲的清高品格，文忠曾将旸谷先生所制的一长幅《饲鹤图》，邀请当时名流在那上面题咏。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对此记说：“林文忠公则徐服官中外，常以封翁旸谷先生饲鹤图，珍袭行幐，偏索题咏，一时作手，阐述其先德甚详。”⑥

这饲鹤图手卷是裱成三大卷，作者幼时曾在家中逐卷展阔，凡嘉、道年间的名人，无不有翰墨在内，其中大都以旸谷先生同和靖先生并论。

可能由於耳濡目染的关系，文忠自己也深受梅鹤故事的影响，而常把其向往的心情流露在他的诗句里。他三十六岁於杭嘉湖道任上，在杭州修了孤山林和靖墓，并就墓前种梅养鹤，当时他所题的诗里，就有着“梅鹤因缘巳渐深”的句子⑦。他四十五岁丁父忧在里，修浚福州西湖，这次所题的诗里，又有着“愧比逋仙亭畔鹤”的一句⑧ ，那是追怀他父亲的孤高品格而自愧不如的意思。后来在他遣戍伊犁期中，同戍的邓廷桢了解他的心情，特地赠鹤给他，他在致谢的一诗里，既以“万里倦飞虽警露，九皋清唳早闻天”自解，又以“孤山处士还相对，松下风多且避烟”的句⑨聊寄他的幽情。

我们要了解文忠的性格和风度，首先须认识其居心恬淡的一面。他的性格，同父亲一样，原是林和靖型的，但因父子的际遇彼此不同，以致各有千秋。然而，文忠的作风实际上却始终受着那种性格的支配，他的一生，经过好多次毫不在乎的进退，表现了他对名利的澹泊，无疑是那种家传的梅鹤心情从中左右了他罢。

然而，旸谷先生尽管自己淡於名利，甘於隐逸，在另一方面，他却把济世之心期待於他的儿子身上，他固然在无形之中以知退的心情传给了他的儿子，但对这个天赋特厚的爱子，他也时刻不忘於激扬其进取的精神。所以，好几次他一发觉文忠过倾於恬退，便转而导其继续前进。譬如，当道光元年（1821年），文忠以旸谷先生卧病，急急从浙江弃官回里侍奉，一到家门，父亲巳经病愈，但文忠仍留恋膝下承欢之乐，一直流连半年多，迟迟不想再出，旸谷先生则晓以大义，命他北上再入仕途。又道光五年（1825年），文忠丁母忧在里守制，南河高家堰十三堡决口，运道不通，道光急特旨起复文忠，命往督修堤工，文忠初以终制为辞，不想应命，旸谷先生又责以大义，命他从权素服任事，以尽天职（详见本书第六章）。

从上述那些事实，可知文忠所得於旸谷先生的精神教育，是进退都须得其道：一面固可保持山林隐逸之心，另一面则必须怀抱经世济民之志，而或进或退之间，必须有一个权衡，那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放在个人的福利之上。这种精神一贯地成为文忠毕生立身处世的准绳，使他宠辱不惊，艰危不避，甚至一到他遭遇挫折含冤投荒的最困苦时期，更要发扬光大。在广东禁鸦片烟失败后，文忠於遣戍伊犁途中，经过洛阳，游龙门香山寺，写下了一篇游记，在下面所录的一段里，他曾倾吐了他的一贯胸襟：

“……步入香山寺……因列坐读屏间所琹白太傅文，窃想其暮年居雒，以七十万缗修刹，有终焉之志，诚达哉乐天矣!要亦遇可退之时，悟修真之数，故得自署为幸民耳！仆虽不敢远希古贤，而止足之念久已积诸怀抱，顾时事之艰，运数之奇，有不独关乎一身体咎者，今虽万里西行，而南望侧身，叹喟欲绝，尚敢希林泉之娱哉！……”⑩

所谓“止足之念久已积诸怀抱”，是写出了文忠一向恬淡旷达的一面，终因“时事之艰，运数之奇，有不独关乎一身休咎者”，遂使他毕生尽瘁於人之所不能为所不敢为的事业，则又反映其坚忍卓绝的—面。他那样旷达的胸襟和卓绝的精神，也就是建立在早岁便巳贯澈的进退之道的基础上。他这种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得之於父教，而又传之於他的后人，下面是他於广东查办烟案期中写给他长子的信里几句意义深长的话：

“……有一言嘱汝者：服官时应时时作归计，勿贪利禄，勿恋权位；而一旦归家，则又应时时作用世计，勿儿女情长，勿荒弃学业，须磨厉自修，以为他日之用，是则用舍行藏，无施不可矣。吾儿其牢记之！……”

上面几句话更清清楚楚地阐明他的进退之道：那是进中知退，而退中知进，要旨是在预存退归之心，而后才能作最奋发有为的进取之计，所以，他不为追求私利而干进，不曾为恋恋权位而徘徊，也不肯顾虑个人休咎而退缩。当他少壮时代接受父教而表现的是如此，当他叱咤风云时期指导儿子的又是如此，以至颠沛流离时所秉持的更是如此。从远戍极边伊犁寄贺邓廷桢七十寿诗里，文忠曾写出了足垂不朽的两句话：

“花从澹处留香久，

果乌酸余得味甘!”

“酸余”和“澹处”道出了文忠一生艰辛的经历，更垂示了文忠一生恬漠的节操，他终於得味犹甘而留香最久。

诚然，唯有淡于功利的人物，才能无欲，才能有为，才有不惜牺牲的精神，才可永保浩然的正气，所以诸葛武侯教子的第一句话是：“非澹泊无以明志”。文忠一生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他这一切卓越的风格恰是树立在澹泊两个字上，也就是早由慈父兼良师的清风亮节所潜移默化而来的。

注释

①《闽侯县志》，卷七十八，儒行传，<林宾日传>。

②《文钞》，卷三，<先考行状>。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 《燕下乡脞录》，卷十三，页七。

⑦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一，<偕陈荔峯阁学同游孤山观新种梅花荔峯诗先成次韵答之>。

⑧同书，卷三，<和冯云伯志局即事原韵>。

⑨同书，卷七，<嶰筠赠鹤>。

⑩ 《文钞》，卷一，<同遊龙门香山寺记>。

 《诗钞》，卷七，<寿嶰翁七十>。

第三章一个奇遇——恩师张师诚

前面说过，文忠二十岁中了嘉庆九年甲子科举人后，因为家贫无力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又因家累繁重，只得于当年婚后前往福州附近县衙门里充当文案。

由於当时交通不便，福建是比较偏僻的省份，省内闻见不广，对于困守家乡做学问的人们，不免稍见环境的限制，文忠在二十岁前后，正面临学识和修养向上进展的紧要关头，虽然靠着自身的天赋绝顶聪慧以及慈父兼良师的及时培育，他已拥有优良的文学基础和治事能力，但若和其后来所表现的经世大才及雄伟气魄相比，其中无疑的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按照当时的环境，他原是不容易缩短这距离的。那时，他又为生活所迫，竟去屈就一个僻县的小差事，这很可能把他埋没下去，或至少也要耽误了其求学上进的宝贵时光，而阻塞其追求经世学问的前程，甚且使他一生乃至于中国的历史大为改观。幸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有一段奇遇，于一夜之间踏上最理想的进修大道，打破了环境的种种限制，终於把他培养成为一位旷代的伟人。

关於文忠这一段奇遇，金安清和李元度在所写文忠传记里都曾稍为提到。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以嘉庆甲子领乡荐，百文敏（百龄）由楚督左迁汀漳龙道，一见目为大器，广为延誉。张兰渚（张师诫）中丞抚闽，招入募府。张为乾隆枢直旧臣，精吏治，公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举于乡，就某邑令记室，闽抚张公师诚见所削牍奇之，延入幕。……”

沈瑜庆《涛园集》也说：

“文忠公乡榜为嘉庆九年甲子，时年二十，就旁邑记室，以所削牍见赏于闽抚张公师诚，遂延入幕，是为知名之始。”①

金安清所写的传记提起百龄和文忠的关系，按清史所载，百龄那时从湖广总督眨到福建②，自可能在那里遇到文忠，但其中详情，现在不易稽考。至于金安清同其他各家所提张师诚和文忠的关系，则和上面所说的一段奇遇有关，因为这奇遇对文忠一生的关系是太重大了，它所包蕴的意义尤其深刻，这里应根据林家的资料把它细述出来。

在叙述之前，当把其中主人翁之一—张师诚——的身分先予说明。根据清史张师诚传、张师诚字兰渚，浙江归安人，乾隆中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吏部主事，忤和珅，缘事降中书，得应会试，五十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元年外放，历任府、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嘉庆十一年从江西巡抚，调任福建巡抚，任中剿灭海盗蔡牵等有功。嘉庆十九年调任江苏巡抚。二十一年，以父病笃，不待交代便回籍，被严议褫职。后来复出，历任广东、安徽、山西、江苏等省巡抚。师诚警敏综覆，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清史并论他说：“才猷建树，卓越一时③”。按上面记载，张师诚经历军机，复任内外官多年，有卓越建树，在当时疆吏中称能手，可见他的学识经验都非等闲可比。尤堪注意的是他的治绩以在福建八年为最著。文忠和张师诚的遇合，便是发生在后者任福建巡抚八年的期中，下面是他们遇合的动人故事。

前清嘉庆十一年除夕前一夜，新任福建巡抚张师诚聚精会神地翻阅司、道、府、县等属员递来的新年贺禀——那时官场里，属员对於写这类贺禀是十分讲究的，而有作为的大员常从这类文字里发掘人才。当他看完省城附近某县的贺禀后，十分惊讶，从头到尾连看几遍，沉思了一会，忽然喊入一名精干的亲随，郑重地吩咐道，“此去某县只消几个时辰的路程，你立刻漏夜赶到那里，明天一早便要见到那位知县，说我要查明是那位师爷替他写下了这封贺禀，随後你请知县让那位师爷随你立刻到这里来。你在路上不要怠慢那位师爷，不必同他多讲话，但稍稍打听他的家世，还要仔细观察他在路上的各种神情”。

大清早，县衙门里来了抚台衙门的差人，急忙忙地见到了知县，郑重地说了来意。知县一看来势似乎很严重，登时心里着慌，料定必是那封贺禀出了大岔子；他先托词查问，快步奔向厢房，向一位正要动身上省度岁的二十来岁文案先生说道：“不好了!那封贺禀大出毛病了!抚台派了专差赶到县里查问，还要把写的人立刻带上省去，该怎么办?”尽管县太爷显得焦急透顶，文案先生却像不十分在乎。当他正要开口时候，知县抢着说道：“我看情形是不妙了!兄台如若觉得不妥，只好暂时躲一下，待我设法挡挡”。年青的师爷不慌不忙地答说“既是晚生代笔的禀帖有了差池，自然应由晚生负责，随往省城听候抚台查究，岂有牵累老父台之理。恰好晚生也要上省过年，就让晚生立刻跟随来人去罢”。他边说边推着知县一起走出厢房来。

青年师爷立即跟着抚台的亲随攒程上省。一路上，差人不同他多谈，只是忙着赶路，有时稍为问问他的家世，有时偷眼看看这个年青人的表情。他呢，除答覆一些问题外，只是沉默地镇定地跟着赶路。他们到了省城，已是将近黄昏了。

张巡抚听到亲随的回报，带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举人，猛然一惊，随又听到他在路上那样镇定的神气，更觉得奇怪，他低头想了一下子后，吩咐说：“先招待他晚饭，过了一会儿再说”。

到初更时分，张巡抚踱进了签押房，亮明了灯火，传令青平举人入见。他让客人坐在签押桌对面，自己面对着他。在明亮的灯光下，张巡抚先把这位青年着实端详了一番，然后开口问题：“某县的贺启确实写得不错，那是足下一手做的写的吗?”在听到客人谦逊地称是之后，张巡抚又问道：“足下对于公牍，想来也很出色了”。青年欠身答道：“学生只是初学一些”。张巡抚一面口说：“很好很好！”一面伸手向桌上一大叠卷宗里拣出了一束很厚的案卷，指着它对青年举人说：“我这里刚好有一件很繁复的重要案件，需要立刻拟出办法，拜折上奏皇帝，想足下定是能手，所以急忙忙请到这里，现在就麻烦足下仔细研究这一堆卷宗，连夜在此替我拟出一篇奏稿，并缮录清楚，到五更时分我往万寿宫贺年之前，务请足下全部办妥”。青年唯唯遵命，张巡抚随即离座，拱一拱手就起身进内就寝。

签押房里只留下了那个青年举人，他不躭搁片刻时间，在一阵阵爆竹声里，专心致志地翻阅卷宗，安安静静地低头构想，随后提笔疾书，一刻不停，最后则翼翼小心地誊录，他就那样地在抚台的签押房里度过了那年的除夕。

五更过后，张巡抚全身官服又踱进了书房，一眼便看到签押桌上已摆好了一篇长长的端楷缮写的奏摺，他不及打招呼，立即走向签押桌旁坐下，伸手捧起奏摺，就灯光下细看，且看且点头；他十分兴奋地一口气看完了全篇，又从头翻翻了几下，正准备开口说话了，忽又沉思子下，再转过头看看桌旁的青年几眼后，突然脸色一沉，拿起笔来在那篇写得整整齐齐的奏摺上涂改了几个字，随向青年说道：“这几个字眼需要改改，再辛苦足下重缮一遍，我此刻要往万寿宫，返来便想看看”，他说罢就拱一拱手走出房门，扬长上轿去了。

个把时辰过去，已是红日满窗，张巡抚满面春风回到了衙门。他一下轿，第一件事便是快步进入签押房，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桌旁的青年仍旧精神奕奕地等候着，再一眼看到了桌上摆着另一篇缮写完毕的奏摺。他来不及打话，也不及就座，忙着取折，就站在桌旁从头看到末尾，再把先前经过他涂改的一篇取过来，仔细地把青年先后写的两篇对照了一番，登时眉飞色舞，口里不断说：“了不起！了不起！”随即转过身来，很恭敬地朝着青年举人深深一揖，口里说道：“可喜!可喜之至!老夫何幸替朝廷物色到一位真正了不起了不起的大才！足下将来的功业必定远在老夫之上!请先恕老夫无礼，过分唐突，且听老夫说个端详。”。

张巡抚一边呵呵大笑，一边亲切地要拉着青年上座。青年此时虽然喜上眉梢，却极力显出了谦逊：连称：“大人过奖，学生不敢，不敢！”他终于正襟端坐在张巡抚对面，静听他的讲话。

张巡抚带着轻松的心情，充分流露出一种又和蔼又诚恳的面目，正面对着巳经落座的青年说：“老夫先前看到某县的贺启，写作都十分出色，爱得不忍释手，心想这么小小的县衙门竟然会有这么好的手笔，不知是何等饱学天才屈处在那偏僻的小衙门里，这对他岂不太糟蹋了太埋没了么!老夫急欲知道究竟，急于见到这位人才，但再想发掘人才应从多方面考验，这就不能不使用另一套手法了，所以不说情由，连夜派人下去邀请足下来此，就想利用这个过年的难得机会，来观察观察究竟。随后据报足下只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举人，格外使老夫感觉惊奇，但一想才华早露的少年多是华而不实的，且让老夫多来考验足下几番，看看足下的才学和修养工夫毕竟配合到了什么程度。足下昨天在路上毫无暴躁不安的表现，老夫早已据报知道，踏进这个衙门之后，神态始终镇静，好像行所无事，老夫都也注意到。昨晚初次见面，老夫先来端视仪表一番，足下神采端秀，英光四射，而又是一派安详凝重，老夫一望而知足下绝非等闲少年文士所可比的了”。

张巡抚随即指着桌上的奏摺继绩说道：“老天因此要进一步考验足下的真才实学：这桩案件并不寻常，就使断轮老手也非费几天工夫不办，而且不容易办得恰到好处；足下仅以一夜之力，又在整夜爆竹和锣鼓声中，常人所绝不能沉静下来的情景里，能够专心研磨，竟然就能写出了一篇那么妥贴那么高明的奏稿，又缮写得通篇那么圆润整齐。足下如此英年，便怀有如此真才实学，又有如此炉火纯青的涵养，这真使老夫佩服无地!”

张巡抚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然后用一种很抱歉的神情继续说：“那时老夫已是万分心满意足了!正待想请足下休息休息，并让老夫表达一点心意，但忽又想到担当国家大事的人物，兼须具备一种特别充沛的精神，才能胜任繁剧，如若足下也有这种超人的精力，岂不更可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大器?就为着试验足下的精力毕竟如何!老夫无奈把那不必修改的字眼故意涂改了几个，委屈足下重缮了一遍。足下昨天整日奔波，昨晚整夜劳神，在常人必是疲乏不堪了，而足下却行所无事，竟把第二篇奏摺一气呵成，写得愈见精釆，足下精力过人也不在话下了!足下有此才学，有此修养，又有此惊人的精力，他年为国建功立业，必将使老夫望尘莫及了!老夫今天何幸为国家发现了如此稀世的人才，真是毕生一件最大的快事!”

张巡抚滔滔说完了那一段衷情后，不禁又呵呵大笑了一阵，但又停顿了一会，随而换了一种温和中带点严肃的口调说道：“足下前程远大，区区功名是必无问题的，然而，真正的学问是无止境的，尤其是那种经世大学问，更不是凭空可以学到的，那非对国家典章一一痛下工夫不可，这更不是寻常可以入门的。足下根基已是好极了，正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今后更要苦苦做一番经世的大学问，那就万万不可再屈居小县衙门里而限制了无限的前程。老朽无能，原不敢屈辱足下，但老夫曾参先皇帝枢要，幸而涉猎了本朝的典章以及那些兵刑吏治等等大政，足下如不见弃，请就此屈参敝幕，同老夫朝夕相处，老夫将尽其所知，为足下指述种种掌故，所望能够赞助足下切切实实地做成了一番经天纬地的大学问，他年足下为国家建立不世的功勋，老夫也将分些光彩。”

说到这里，张巡抚以一种诚挚而慈祥的目光望著对座的客人。那青年凝神静听抚台大人的细说，深深地感激这位封疆大员对他的苦心，对他的期许，对他的提携，不禁热泪夺眶，登时离座拜伏在地，他用衷心出来而无可形容的情词接受了张巡抚对他的恩遇。张巡抚亲切地扶起了这个青年，拱手对他说道：“就此说定了。现在时间不早，令尊夫人倚门久了，足下快先回府，开岁后就请光临，以便领教”。

那位青年便是后来扬名中外的林文忠公则徐，他那天从抚台衙门出来，日丽风和，一派南国的新年景象，更增进了他的满怀兴致，更象征着他的光明前途。他忘记了一天一夜的疲劳，格外惦记了家里老父老母，无可抑制地快步迈向家门，远远就看见眼力不济的老父站在门口引颈张望。他万分兴奋奔到父亲面前，正要报告过去一天的奇遇，他的父亲却笑嘻嘻地抢先开口说：“我知道了!昨晚我们不见你从县里回来过年，大家正感觉不安，夜里突然来了抚台衙门的差人，说抚台把你特地从县里请到抚台衙门办理一件重要公事，是他陪你一道上省的，今天一清早你准可回家。来人还留下了抚台特别送的一百两银子的年礼，我看出了抚台的盛意就收下了，虽然你不在家，我们却过了从来没有那么愉快的年!可是我却在门口等你一个多时辰了!”

从嘉庆十二年初，直至嘉庆十六年北上会试为止，文忠参加了张师诚的幕府，一直追随他四年多。在这位老成练达而精熟典章的前辈热心指点下，文忠对经世学问的追求，自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所有吏治兵刑等等实际学识，开始一一涉猎，竿头日进，由此奠定其一生政绩的基础。当其足迹未离那比较偏僻的福建省内时期中，他就靠着张师诚有心的培植，打破了先天环境的限制，甚且能够接触到外面绝不经见的典章秘闻，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大转变，张师诚所嘉惠於他的实在太伟大了。

上面叙述的一段，是三十年前作者听先叔蔚章先生根据先代传述而细谈的。这传奇的故事，不仅说明像文忠那样才识如何培养出来的一段经过，使人意味着它本身是我们历史上不可淹没的一段佳话，同时还可导引我们细细地体会先贤爱才求才育才的苦心，而鞭策我们发扬民族先贤的不朽精神。

在文忠文集中，有《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一篇，作于道光元年，在杭嘉湖道任上，又《张师母徐夫人七秩寿序》一篇，作於道光十五年，在江苏巡抚任上。寿序中称张师诚为“老夫子”，他的夫人为“师母”，显然文忠在张的幕府中，非以幕友自居，而是以师生相处。头一篇寿序的末段曾充分表达张师诚加意培植他的恩德，说是“难穷思议”的“香火深缘”，兹照录如下，以与上述故事相印证：

“……盛德大业，犹众人所与习闻；而知巳感恩，惟身被为能缕述。我夫子爱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畯如济舟航，引后进如培子弟。某以篷衡蕞品，遳脆陋资，远公卿千谒之嫌，少乡曲谀闻之誉。而迺下车伊始，侧席为招，月旦评文，谬许雕虫之技，露章封事，惭非倚马之才。每忆卧阁挑灯，担毫削牍，郑亚改义山之序，昌黎定皇甫之词，经匠石之磨磐，斧如修月，奉篇家之衣钵，斤亦成风。况义浆仁粟之施，皆让水廉泉之溉。……此又香火深缘，难穷恩议，门墙厚谊，倍切镌铭者也。……”④

此外，还可印证的是文忠文集中录有代张师诚起草的奏稿，如《嘉庆十三年皇上五旬万寿经坛疏文》，《奏谢赏全史诗折》，《恭进御制全史诗注疏奉到恩赏谢折》，《恭刊御制全史诗注疏装成进呈折》等骈文十多篇，都是很成熟的作品。只惜非骈文的其他代笔奏稿未曾列入文集里面，否则我们更可据以考究文忠五年幕府的业绩。至少，从各方面片断的记载中，可以假定文忠同张师诚的结合曾收到彼此互助的效果。在文忠方面，得藉以“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这是张师诚对文忠的特殊培育。在师诚方面，由于罗致了一位最得力的助手，使他的政绩益见彪炳。清史张师诚传于叙述其历任江西、福建、江苏、广东、安徽、山西等省巡抚后，曾断言其政绩以“治福建最著”，而文忠幕府翊赞之功很可能与其治闽的成就有关，这当可说明文忠的幕友地位对张的报称。如果这一个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文忠的从政事业是由入幕的时期开始，也可说他先对自己的桑梓提供了相当的贡献。

注释

①沈瑜庆，《涛园集》，页一二三。

②清史，列传一百三十，《百龄传》。

③同书，列传一百四十六，《张师诚传》。

④ 《云左山房文钞》，卷三，<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

第四章诚与孝、谦与勤——为学与治事

以上三章，将文忠在入京会试之前所受各方面的教育，包括文字的成就、品格的培养、治事能力的锻炼等等，已予扼要说明，从那里，可以看出他的先天禀赋和后天修养如何在最适当而非常巧合的条件中汇合起来。可是，他的性情、品德，以及待人接物的风度，求知和治事的精神与方法等等，又是他发挥那种禀赋和修养到极高境界的特质，若果我们不先对那些优越的特质有了明确的认识，那就不容易发掘他一生多方面成就所凭依的根源，也就不能明了文忠之所以成为旷代伟人的基本条件。为此，在叙述他正式从政后的各种事业建树之前，应再进一步来分析他所具备那些特质，以窥见这一代伟人的修养全貌。

先以文忠的仪表来说，下面是几段有关的描写：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公身体不逾中人，端凝严重，行止如载华岳，眉目疏朗，光奕奕出数步外，神釆威秀，顾盼风生。……”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生警敏，长不满六尺，其光四射，声如洪钟，每剧谈，隔舍数重聆之，辄了了。……”

1839年（道光十九年）英人希尔（Hill)医生同他的伴侣们在海南岛遇风覆船，被中国方面俘虏而押送到广州，在那里受了文忠二小时的接谈和款待，他于释放后在追述他们和钦差大臣聚晤经过的长文中，描写他所亲见的文忠如后：

“钦差稍胖而短，年龄约四十五岁左右（按那时文忠年已五十五岁），面貌可悦，眼小睛黑，目光锐利，前额文雅聪明，他的声音，雄壮、清楚而洪亮。……”①

根据以上所引中西的记载，我们可以想像文忠的仪表是，清秀而厚重，瑞庄而和蔼，平易近人而威仪棣棣，体格不伟而神采奕奕，使人一望而觉为一位可敬可畏而又可亲的人物。林家累代保藏的一幅文忠画像（本书首页附图），据传闻是最逼肖的一幅，其中确实表现出“眉目疏朗”、“神采威秀”的真相，人们瞻仰之下，很容易觉得那是先天气质和后天修养所结合而形成的一副仪表。

我们说他在仪表上予人以可敬而又可亲的感觉，那是和他待人接物的态度相辅而成的，以下且看有关的传记所称道他对人的态度：

金安清说他：

“与人和易温粹，虽卑官下寮，辄与坐论终日，鲜惰容骄色，能使人尽言。……周旋朋旧，睦敦戚党，必诚必信。”（林文忠公传）

李元度说他：

“待人以恕，接人以诚，人咸乐为之用；与人言，必令反覆详尽，得达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林文忠公事略）

上面记载说明了文忠诚诚恳恳的对人态度，更特别揭示了他对於地位较低的人们，绝无一般显贵权势所必致的一股惰容骄色，相反地，他一样以诚诚恳恳的风度和他们接触，而且不厌其详地听取他们的言论，又能不惮其烦地将他所发现的杰出俦类尽力揄扬。这才是他“必诚必信”和“接人以诚”的确实表现。

从“必诚必信”和“接人以诚”等等话里，可知文忠之待人接物，主要是从“诚”字出发的，但他不仅向当面接触的人们表现如此，即对睽违不见的朋友，也一样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诚意，这可从下录一段证明出来：

“文忠公生平持论，以为交际启事，第凭尺一以通情款，于此而不竭吾诚，乌乎用吾诚，公既擅绝词翰，复笃於师友渊源，虽羽书旁午，亲切函札，从不假手于人。”②

的确，我们所见文忠遗留的信札，无一篇不是细行密书，委婉详尽，而情挚词切，诚诚恳恳之状更跃跃纸上。这可见其对人，无论亲疏远近，无不由衷地宣达了他的诚意。

这“诚”字，在文忠的后天修养里，关系实在太大了。在他一生，对家庭、对朋友，无处不诚，而对国家、对人民，他更无所不用其诚。在后面叙述他一生的多种事迹里，无处不充分表现其诚心任事；他每对一事无不求其彻底解决，从未有敷衍应付或适可而止的作风；在我们所见他的奏稿公牍，也无处不充分表现了他的诚心负责；他每发一言无不切实具体，从未有模棱两可或粉饰了事的态度或语气。他的至诚，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在上面几章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文忠如何做到了格物致知的工夫，本段的分析则是把他所做诚意修身的工夫划出了一个轮廓。

※ ※ ※

中国的伦理标准是以孝为百行之先，而文忠的孝友天性则可大书特书的。金安清说他：“事亲至孝”；李元度也说：“公天性孝友，事事以养志显亲为念”。中国人一向主张“求忠臣於孝子之门”，实因孝于家必忠于国，文忠之成为文忠，就在于他本是一个纯孝。

在福州，远近故老还不断称道文忠童年时代的孝行，一到出仕后，他的孝行更从许多文件里显现无遗。他少年时代所追随的张师诚，也是以孝见称的。上章根据《清史列传》，对张有如下的纪述：嘉庆二十一年，师诚在江苏巡抚仕，“父病笃，不俟代回籍，被严议褫职”。嘉庆皇帝在斥责张师诚的诏谕中，曾说他为“愚孝”，文忠便引用了这个字眼，在写给张的唁缄中，待以“孝之一字，天语褒扬”来安慰他，於此可见文忠十分同情他为孝道而牺牲前程。过了五年，文忠自己在杭嘉湖道任上，一接到老父在籍卧病的消息，便不顾一切，也立即弃官归省（详本书第六章）；他稍有不同於张师诚的，则是他曾力求上司迅速核准他告病辞官，交代后迅即兼程回里侍疾（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对此误记为“闻父病，即引疾，不待命，驰归”）。像文忠这样出身贫寒的官吏，按常情说，将不免更重视其既得的官禄，而他一闻父病，却将杭嘉湖道的优缺弃如敝屣，足见其孝心是超过了一切。而且，他那次兼程归省，更是狼狈万分，他奉母同行之外，还带了已经怀孕足月的妻子一起赶路，竟使郑夫人中途生育。他当时那种狼狈情景，有如他亲写的一封信里所述如下：

“……知老父卧病……寸心如灼如焚，惟求速归，遑暇他顾。……尔时老母同归，扶舆越岭，日驰百有余里，而妇孕已逾十月分娩之期，旦晚莫定，亦复兼程相随，竟在途次生育，一时情形，实为狼狈!……”③

那一年，文忠三十七岁，正当壮年有为的时期，他不仅因父疾弃官回籍，而且抵里后，父病已愈，若为他自己的前途打算，应当早日再出，但因自北上会试以来，旷养了十年，此时老父已达七十三岁的高龄，他愈益留恋膝下承欢之乐，迟迟不忍离家。约莫过了半年，最后在父亲再三督促之下，他才不得不再出从政；临行，他不禁将他的惆伥心情写在下面一首诗里：

“惆伥衙门心事违，饥驱犹未答春晖；买山无计仍从仕，负米难言愧暂归！每侍高堂恋明镜，苦将慈线劝征衣。登楼倍触临歧感，惭对诗人束广微。”④

又过了三年，文忠丁母忧在籍守制，南河高家堰十三堡决口，运道不通，道光皇帝特旨起用他，命往南河督修堤工，他原以守制为辞，但他的父亲旸谷先生说：

“三年之丧，定制不得服官者，谓夫章服之荣，俸养之厚，皆人子之心所不安，而情所不顺，故曰‘夺情’。若国家有急切劳苦之事，责以致力，非若任官授职有利禄之可图。此而不往，则是畏难诡避，不得为忠，即要得为孝！但以素服往，自合于古人墨絰从事之义，心迹不已皎然者乎!”⑤

在父亲谆谕下，文忠乃应诏前往南家堰，素服催工。堤工完竣后，文忠仍旧回籍守制，两道光又降旨命他以三品卿衔署两淮盐政，这是当时一个优差，但他认为这有“章服之荣，俸养之厚，皆人子之心所不安”，就不便再从权了，因此恳辞说：

“惟念则徐居忧未届再期，前此奉旨催办河工，幸准呈明以素服从事。此次署理盐政，系有职任，非催工可比，若不易服，则与官常仪注不符，若遽易服，更与守制定期相悸……。”⑥

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孔子也说过：“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这是中国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套教化，也就是求忠臣於孝子之门的道理。对此，文忠可说是十足的身体力行的，他不但“笃於亲”，而且确实“故旧不遗”，这在金安清和李元度所写的传记里，都曾具体地说到：

“……自奉俭，而资助族戚，岁必数千佥……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读书者，约期治膳，集而课之，曰亲社。……”（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千里之外，旧交故吏，虽历久，辄询处境之枯菀，有不待请而拯掖者，有当困厄而远为湔削者，皆喜过望，感之次骨，一时文臣军吏，无智愚贤不肖，皆乐为之用，甘为之死，且有得谯让而犹以为荣者。……”（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文忠那种推己及人的品德，无非导源于他“笃於亲”的孝行，所以，我们可说他一生最成功的立身处世之道，除上述“诚”的一字外，主要便是“孝”的一字了。

※ ※※

文忠为学和治事的精神，主要是表现在他的谦逊和特别勤劳的两种美德上。大凡一个聪明出众的人物，最容易犯着两种毛病，不是自高自傲，便是浮躁或懒惰，因而限制了本身聪明的进境。文忠以绝顶的天资，而兼具罕见的谦逊和惊人的勤敏，这才致使其固有的聪明获得无限制的发挥。

在谦逊方面，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公交寅寮，能推功让能，虽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遇政事宛转商榷，惟善是从，无隐情，无成见。各省督抚司道皆乐与公共事，无一隔阂失欢之人，固公之局量足以容之也”。

史记里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文忠那种“不以贤智先人”、“惟善是从”而“无成见”的谦逊气度，必然可使他始终保持着固有的聪明。同时，他又能以一种超人的勤敏，使其聪明更达到了最高境界。前面说过，他从小勤学，早岁即以勤奋奠立了文章和学识的基础。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实例：他早就以善书出名，尤长于小楷，这也是勤习出来的。他每天必抄写金刚经以自课，就在旅行中也不间断，乃称之为“行舆日课”。市面流行影印的《林文忠公楷书金刚经》，便是林家所藏的“行舆日课”之一，从其中圆润秀劲的笔法里，便可看出他用功之勤。在从政期间，他格外发挥了勤敏的习惯，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亲自撰拟奏稿，所有重要的奏摺，都出於自己的手笔；他做了督抚后，仍亲审案，所有各种呈控，都不厌其烦的亲予审讯，正如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下面一段所记：

“在官，事无巨细必躬亲；家居，必熟访民间利病，白诸当道。”

又说：

“好勤动，与处数十年者，未赏见其袖手枯坐也。”

林家还传着文忠对家人说过的两句话：“大家似乎每天在过元旦，我每天都在过除夕!”我们对他天天过除夕的勤劳生活，会联想到当初诸葛亮所说的“鞠躬尽瘁”，也就不难想像到他在政事上的表现。以下两段可说明其从勤敏中表现的效果：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他：

“考订详审，博览疆记，纤芥事数十年不忘。属寮谒公，必先毕夜温故牍，犹有不能对者，而公数其曲折，某人某地及钱榖畸零琐屑，千端万绪，了了然如螺纹之示于掌上，闻者骇报。故人之事公，如对神明，如临师保，庸妄之念，非惟不敢腾诸口，并不敢存诸心。”

李元度说他：

“性聪察，摘伏如神，驭左右严，每黑夜潜行，躬自徼察，无敢因缘为奸。”

事实上，他那样“神明”，并不是完全天生的，而是他随时事事勤于用心和勤于劳动所造成的。譬如，考察属员是一件不容易办得恰当的工作，而文忠却做得极好。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他：

“……尤慎举劾，历封圻十四省，所荐不过数十人，皆以才德致通显，为时名臣，而无一人贻物议。其所槟斥尤少於举，数人皆没齿无怨词，虽受劾者之戚族，亦服为至公。奏牍中论属吏优劣，适如所分，从无誉之过情，而毁之过当者。于近人推许蒋襄平（按即蒋攸钴，宇励堂），尝谓：‘以人事君之美，我不能比蒋公十一’，顾蒋进贤多而犹有徇虚声败末路之士，公则非深知其生平者不妄荐也”（按清史列传一百五十三《蒋攸钴传》说：攸钴‘长於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多以事功名节著’）。

文忠对考核工作之能使人心折者，无非亦由勤于用心，自己事事都先求其彻底了解，而后据以考验属吏之情伪与优劣，因而办得丝毫不爽。他曾将这道理在一篇考核属吏的奏摺上说明如下：

“……查上司所以考察属吏者，非于公牍中观其事理，即于接见时询以语言。然各属禀谒之，谁不能摭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备应付，即公牍事件，有实在自费心力者，有专任幕僚吏胥者，但就皮面观之，鲜不被其掩饰。臣窃谓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将各属大小之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盖徇人者浮，任己者实，凡事之未经筹划者，纵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覆推究，则粉饰之技立穷。若上司之心，先未贯彻於此事之始终，又何从察其情伪?则表率当不易言也。臣暗昧无能，惟恃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⑦

他存着那样“不敢不尽之心、”，所以处处都能“贯彻于事之始终”，无论对人对事，都能了如指掌，而被人奉为神明，不敢对他稍存欺骗掩瞒之心，这才使他一生所经办各种不同的事业，无一不留下彪炳的功绩。

最後还应补充一点，即文忠的勤于用心，是完全专心致志的做事，而绝不让任何嗜好浪费其心思，或转移其注意力。所以金安清说他：

“终身无嗜好，虽书画碑版，亦不甚经意，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

李元度也说他：

“善饮喜奕，服官后，皆却弗御。”

这里可以看出文忠尅制自己的力量。他那种尅制的工夫，不特用於嗜欲上，有时也用在自己的性格上，下面可再举一个例子：

“林文忠性卞急，抚苏日，尝手书匾额于听事之堂，曰：”制一怒字“。昔宋贤吕本中教属吏，当以暴怒为戒。公以之自律，其克己功夫，尤切实已。”⑧

上面说明文忠为学和治事的精神，主要在于谦与勤的两种美德，常人两者得一便足以扬名或成就相当的事业，而文忠则兼备那些特色以外，又有其独出心裁的一套。以下举出他所运用的几种特殊方法，以概括其余。

据先辈讲述：文忠每官一地，必尽多延见各层属员及当地绅耆和绩学之士，详细向他们探询当地各种情事；在对谈当中，幕后就有人将主客的对话详细笔录下来。他随把录下的材料加以整理，将不同的人等所做关于同一事件的报告互相印证，再参考他自己从档案记载及亲自探访所得资料，以彻底发掘每一事件的全貌和判断每一报告的真伪，又将多方面搜集来的那些材料不断披阅，不断补充，因此，他对当地每一事情，无不纤细必知，而据以采取的措施，也无不恰到好处。因为愈是这样精密的搜求，被询问的人们便愈须准备最翔实的材料去答复他，而他所了解的也愈见深刻而正确，这就必然能使他贯彻于事之始终，而被人奉为神明了。

关于这类博采舆情，集思广益的办法，文忠曾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他在广东禁烟时期，就曾运用过很巧妙的一种。那时，他为要明了广东烟贩活动以及水师包庇鸦片走私的实情，他曾籍口观风，召集省内几百名秀才关门考试，临时于试题之外，发出了秘密纸条，要与试的秀才们各将所见所闻关于鸦片的事情详细据实报告出来，靠着这种突击的集体举发，他立把大部份鸦片秘密揭穿了（详情见第十七章）。

另据林家先辈说，文忠安排资料是相当有系统的，譬如，他曾制了综称“千古江山”的一种卷册，将他所接触的人物，包括他们的阅历、才识、言论等等，分别记在不同的册里：凡姓名的首笔从撇起的归“千”字册，从横起的归“古”字册，从点起的归“江”字册，从坚起的归“山”字册。经此分类之后，他按册检阅，省事不少（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七，页一，有相同的记载）。

尤有价值的，是文忠当时已知使用近似科学的方法。其中最著的例子，是他知道利用“图”，以进行他所经办的工程。金安清记他任河督时候的工作情形说：

“……绘全河形势于壁，孰夷孰险，一览而得，群吏公牍，不敢以虚词进。……”⑨

他这种做法，当时很为人所惊奇，确实收到了空前的效果。本来我们的古人很多忽略了实际，他们多半只知利用书籍，而很少讲究到图表。文忠绘制了黄河形势图，以做施工的标准，在今天科学时代里，固然不足为奇，而在他的一代里，那便是脱离了纯粹书生的作风，和现代工程师的做法比较接近了。文忠一生最大的本事之一是水利工程，他曾三次治河并办理过许多水利建设，或自己参加施工，或设计工程方案，都有很好的成绩。那些水利工程是不能丝毫离开实际的，因此，他养成了注重实际的习惯，而绘图来研究河流的形势便是他其中表现之一。作者幼时曾见族中所藏的一长幅《黄河万里图》，据说那是家传的文忠所绘黄河形势图。

办理水利工程的人们，至少应对水学，地形学，地质学等等，都有相当的认识，这就必须具有科学的脑筋和科学的修养。我们自然不敢武断地说，文忠在他处的时代，就会拥有那些极专门的科学学识，可是，从他历次治河和水利建设的成绩来看，从他所留下的有关公牍和创造来看，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具有那种近似科学的脑筋和修养。

他那种接近科学的脑筋，不仅使他吸收了合于科学原理的知识，而且使他具有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并使他把同一精神应用于他所经办各种不同的事业上。因此，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使用较合近代科学的管理方法，运用那穷根究底的思考方法，发挥那不离现实的处理方法，由是他在任何事业上，都是脚踏实地，合理安排，其成就都能比人高出一筹。此所以他能够领导当时有识之士，脱出极盛於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的藩篱，趋于经世济民之学，而归心於河、盐、漕、边疆以及鸦片大量潜销所带来的种种严重问题，使清代中叶的学术风气大为改变。他那种接近科学的脑筋，又使他面对现实，去了解新时代新世界的真相，因而导引他去探究中土以外的事物，接受西洋的新知，他由是首先向国人介绍了五大洲的舆地，首先倣效了西洋的进步发明，首倡了“师夷人之长技”的口号，而成为中国吸收西洋现代知识和现代技术的先驱。从这一点上说，在当时顽昧无知而故步自封的环境里，他确实成了一个超时代的人物。在研究文忠一生事迹中，我们对他那种近似科学的脑筋和修养，为学和治事精神以及他对时代的影响，自不能不首先予以认识。

注释

①原文刊于当时的英文《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并以〈附录二〉转载于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ermination in 1842),下册，页三八五。

② 《涛园集》页一二四。

③ 《文钞》，卷四，《上蒋励堂制府书》。

④ 《诗钞》，卷二，《题陈恭甫前辈遂初楼》。

⑤ 《文钞》，卷二，《先考行状》。

⑥同书，卷四，《辞两淮盐政呈》。

⑦ 《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一，《密陈司道府考语折》。

⑧陈康祺《郎濳纪闻》，卷八，页二。

⑨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第五章九年翰林院——典试：爱士与抡才——监察御史

文忠于嘉庆九年中举后，因维持家计，未曾接着北上参加嘉庆十年乙丑科的会试。到他进入张师诚的幕府，也没有入京参加嘉庆十三年戊辰科及十四年已巳恩科的会试，这可能因为他不愿意舍弃跟张师诚继续学习的机会，也可能因为张的幕府里当时不能少却他那样一个人。所以，他于中举后七年，才北上参加嘉庆十六年辛未科的会试。那时他已有优良的造诣，于是一举成名，这一科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其名次是二甲第四名，也就是全榜二百三十七名中的第七名，他那时年二十七岁。

在科举时代，进士及第之后，便与座师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以后常常要靠座师提携，如曾国藩初期就曾靠了穆彰阿的特殊照应，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辛未科会试的考官为内阁大学士董诰、户部尚书曹振镛等人，文忠的房师为沈维鐈（宇鼎甫）。从文忠的遗著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些老师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对曹振镛，这里应当先予说明。

按清史《曹振镛传》，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八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即位，命振镛为军机大臣，道光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元年，晋武其殿大学士，四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六年，入直南书房，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道光震悼，诏曰：“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呐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畀，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①。上录曹振镛的简历，说明他曾历任嘉庆道光两朝的大臣，并特得道光的倚畀，而为清朝枢臣中以汉大臣领班的第一人，至道光诏谕中所谓“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畀”等句，更表示振镛曾居中尽了进贤退不肖的贡献，而且都得到皇帝的信赖。文忠出于曹振镛的门下，而初入翰林院的时期，恰当后者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他的才识必然很容易为后者所发现，并进而获得后者的提携。在文忠的诗钞里，刊有和曹振镛的诗多首，而在他《挽曹文正公师》②诗的第六首里，还提到曹曾嘱他为其著作写序文，因而文忠《云左山房文钞》中就录有《曹太傅制义序》一篇，就此便可证明他们师生间何等亲密的关系，及曹振镛对这位杰出的门生如何器重。

科举时代的另一种人事关系是科榜的同年。文忠辛未科同年里，曾出遇好几个出色的人物，如祝庆蕃、程恩泽、程矞釆、周天爵、潘锡恩等等，在清史中部留有传记，且与文忠后来的事业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里连带分述他们的简历及其和文忠的关系如次：

祝庆蕃字蘅畦，河南固始人，名列于文忠所撰辛未科同年在京聚会的《龙树院雅集记》③。他官至礼部尚书，所遗《祝大宗伯疏稿》中，有《追逆夷疏》及《设海防议》等篇，足见他在鸦片战争中，主张积极政策，实与文忠相呼应。同时，他又对抗穆彰阿，促成了败将满人奕山、奕经、文蔚三人的罪案④。

程恩泽字春海，安徽歙县人，道光元年，入直南书房，十四年授工部侍郎，调户部，十七年卒。据《清史》列传说：“恩泽博闻强识，于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舆壬遁太乙脉经，莫不穷究”⑤。他于道光十二年典试广东，目击海口的烟毒，曾在他的《粤中杂感九首》诗里，痛斥鸦片烟的祸害；随后他和黄爵滋等人在京展开议论朝政和禁烟运动，可惜他于道光十七年便去世，不及见到後来文忠禁烟发展情形。他对文忠相知极深，而钦佩备至。

程矞采字晴峯，江西新建人，道光七年由给谏授兰州道，鸦片战争时期，署江苏巡抚，后调广东巡抚。文忠晚年任云贵总督的时候，他任云南巡抚，很同文忠合作，其后文忠告病，他继文忠任云贵总督。

周天爵字敬脩，山东东阿人，曾继文忠任湖广总督，文忠于道光三十年以钦差大臣兼署广西巡抚卒于广东途次后，他又继文忠暂署广西巡抚。当时他与文忠并称为戡乱能手，他死后也予谥“文忠”。天爵于并时人物少所许可，而最倾服文忠，曾说：“如少穆督部不死，虽执鞭鞑，亦甘事之”。邵懿辰赠给他诗的末段，说到周与文忠的关系：“……上书慷慨策筹边，一心推服林公贤。……呜呼安得公及林公守圻甸，方州得人士选练，折冲六合有精神，坐困鱷鲲可无战”。

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他同文忠一样，对于河工特感兴趣，不过在水利的成就上似不及文忠，他曾任江南河道总督前后六年余，在他接任南河总督之前几个月，文忠则于遣戍途中折往东河，赞助王鼎完成了决口后的河工，当时他是集资谋为文忠赎锾的倡议者之一。

此外，在文忠任江苏巡抚的时期，他的辛未科同年李彦章任常镇道，曾襄助文忠办理江南许多水利事业。在文忠的文钞里，有《龙树院雅集记》一文，畅叙他和辛未科同年在京盘桓之乐。在文忠的诗钞里，分别载有他和同年徐宝森、赵廷熙等人情意殷勤的唱酬诗，其中还说到在京的时候，和同年们“文酒月一聚”⑥。在文忠广东禁烟时期的日记里，记有当时常和他往来的辛未科同年三人：宋劭毂、王云锦、扬希铨，那时他们都官于广东，尤其在文忠革职留粤期中，他们和文忠过从更密。

文忠於殿试榜发后，即请假归省，可能因为他此后要和双亲久别，所以恋恋膝下承欢之乐，逗留里中将近一年。根据他的壬申（嘉庆十七年，1812）日记，他于是年十月携眷离福州北上，到次年五月初始抵都门。

在选入翰林院后，文忠于嘉庆十九年散馆，以编修用。自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五年，他都在翰林院供职，後来改任江南道御史二、三个月。在这期间，他曾两次奉派前往外省充乡试考官。林家所保藏的文忠日记中，翰林院时期仅留壬中（嘉庆十七年）十——十二月，癸酉（嘉庆十八年）、丙子（嘉庆二十一年）二全平及已卯（嘉庆二十四年）五——八月的《滇轺纪程》，除这几年的事迹可充分明了外，其他各年较难稽考。

壬申日记始于十月二十五日，是日文忠携眷从福州洪山桥登舟北上，十二月初三日抵杭州，曾留宿于张师诚家中（张师诚那时在福建巡抚任上）。同月二十四日文忠抵金陵，年公前在福建赏识他的百龄（字菊谿），那时任两江总督，特对他殷勤招待，邀进总督衙门居住，并作多日盘桓。这段经过，见于日记如下：

“二十六日……早晨拜见菊谿制府，意致甚厚，即促入署居住……。是午，制府设筵，演剧两部，梨园更唱迭作，已与襄阳王太守同居正席，夜演灯戏，三鼓始撤席。下榻在署中花园。”

“二十七日……夜，制府复邀观剧。”

“二十九日……署中设席饯腊，夜，制府见过。”

嘉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午菊翁招饮……谈至三鼓始散。”

“初二日，代菊谿先生撰折稿一件。”

“初三日，……又代撰折稿一件。……”

“初四日，……作七古一首，题菊谿先生平海集（原诗未录入云左山房诗钞）。”

“初五日，为菊谿先生书扇一柄，为诸同人书条幅、册子数事。是日演剧具觞，至夜四鼓始散。”

以上前后八日的款待，可说极尽殷勤，以当时威望极高的百龄，独对这位后进新科进士如此优遇，证明文忠是时已以其卓越的才华受人青睐，日记所述代撰折稿等事可说是事实的表现。

从文忠癸酉、丙子两年日记中研考，他那时在京所往来较勤的，除许多同年同乡之外，则为曹振镛、董诰、沈维鐈、陈用光等人，而同年之中，则以程恩泽、程矞釆、李彦章等人交接最密。其与外官书信不断往来的，首推张师诚与百龄。至于文忠翰林院时期继续进修情形，部分亦见於那两年的日记里面，如习清文、文课、诗课等等，都进行甚勤。根据丙子日记，文忠於是年（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参加“考差”，闰六月初十日发表，获选为江西副主考，是月十六日离都，八月初一日抵南昌，试务完毕后，于九月十六日离赣，十月二十一日返抵京师，还京仅两日，十月二十三日记便记说：“翰林院署中知会来，知派清秘堂办事”；十一月十一日，“赴翰林院署清秘堂办事之任”。从这时起，文忠成为翰林院的清秘堂办事翰林，办理诏册词命的撰拟工作，而在进行这类工作中，他更有机会接触各类典籍，格外增进其治事的修养。

在前清时代，除少数无意功名不求仕进而始终潜心学问的以外，一般文人在科场未成名之前，多集中精力做应试的所谓帖括之学，只求树立些应试文学的根基，还谈不到做什么真实的学问；只有殿试及甲而选入翰林院后，才开始做所谓用世的工夫，利用翰林院里储藏的各种典籍以供学习研究，再经研究上的表现而被选任内外的职务——翰林院也就是最重要的培才和储才的进修机构。九年长期的翰林院生涯，对于文忠才识的进展，关系是特别重大。他在入翰林院之前，已与普通新科进士不同，从小就有了实事求是的为学根柢，再经老成练达的张师诚多年热心指导之后，早已与众不同的树立了经世学问的基础，早已识了钻入此道的门槛。所以，到选入翰林院后，他更可利用内阁秘藏的典籍继续深造，而长时期不断在那里钻研，再加以被派在清秘堂办事，益发帮助他达到了更成熟的造就，就在那时，他便以其才识超群绝伦得到了洋溢的声誉，而为有心人所特别看重了。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就此记说：

“……公成进士，选庶吉士，派习国书，授编修，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识者知为公辅器矣。”

在翰林院里研究的学问，不外关于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要政及其因革，一般翰林们多就自身兴趣所在，选取其中一二门或二三门做研究的对象，他们以后的事业就大部分向其所专长的方面发展。文忠在翰林院所做的工夫则是包罗万象，所有六部的要政，他对任何方面部十分熟识，因比奠定了他后日多方面发展的基础。后来他的经历遍及行政、军政、刑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等部门，而他对每个不同的任务，都各有了特殊的表现。就中他造诣最高的是关于水利的工夫，很早他就以水利专家闻名，后来办理过多次的河工，并到处留着水利上的贡献，所有江、淮、河、汉，都有他的治绩，因使他能刻了一个题为“管理江淮河汉”的图章；此外，他又曾提出一个伟大的建设计划书——《畿辅水利议》，那也是他从翰林院时期开始研究的一个结晶品。

文忠在翰林院期中，曾结交一位态同道合的朋友，比他早九年进士及第的湖南陶澍。他二人的结合，不但关系着他二人以后事业的进展，而且转变了有清中期学术的风尚。他二人都是见义勇为，胸无城府，识才爱才，用人能尽其长，更重要的是他二人都喜以事功自见，对水利、漕运、盐政等项的经济事业，都具有整顿的决心，并脚踏实地的往里面深入钻研，后来都在那里面有着特殊建树，并领导了当时学人排脱前此阮元等人专事考据训诂之学，而归心于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的切实探讨，在他二人同心协力的倡导下，清代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在文忠的诗钞里，刊有《题陶云汀给谏祷冰图》一首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那时文忠仍为翰林院编修，刚从云南典试回京，陶澍则已离了翰林院，并由监察御史等职昇任为吏科掌印给事中。嘉庆二十年乙亥冬，陶澍奉命督漕运，运河结冰，运船不能前进，陶祷告于河边祠庙，不久冰破，漕运以通，他就画了《祷冰图》，以纪念这番奇迹。文忠在所题的诗里，有“……乃知荩臣悃，能作众流砥，涉川赖忠信，感召本至理……”⑦等句，备致他对陶澍的钦佩。这首诗指出他二人早岁订交的时期，并说明他们彼此老早树立的深厚友谊。陶澍于嘉庆二十四年外放为四川川东道，文忠也于次年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以后他们二人都在外省任职，而且久留江苏省内共事，同在经世致用之学上有过辉煌的表现。黄彭年在其《林文忠公政书序》中，曾极力阐扬陶、林二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详见本书附录，页六二四——六二五）

※※ ※

在翰林院供职期中，文忠曾先后三次充任考官：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三十二岁），派充江西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吴其彦，字美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三十五岁）三月，派充已卯科会试同考官；同年闰四月，奉命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副考官为英慈鹤，字巢松；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误为“丙子典云南乡试”，按丙子为嘉庆二十一年，那年文忠是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在前往云南典试途中，他将沿途所写的日记辑为《滇轺纪程》一卷，记他从是年夏历五月初八日出都到八月初一日抵达云南省城的一路情形。

关于文忠历次典试的成绩，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曾综括地说：

“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已卯会试，咸得士。”

上面“咸得士””的一句评语，是略指文忠典试作风所获致的成果。在科举时代，官吏主要是由科场出身，因之，典试是为国抡才的一项基本任务，而这项任务能否圆满达成，须看考官有否选拔人才的诚心，爱惜人才的真意，以及鉴别人才的能力。以下根据各项资料，叙述文忠典试方面的表现。

当文忠第一次以副主考典试江西的时候，他曾得到父亲旸谷先生的正确指导，《先考行状》记说：

“丙子……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踬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逐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不孝谨如命行之”。

江西典试的经过，根据文忠丙子日记的记载，可摘述如下。他自八月十四日至三十日，在闱内细阅“荐卷”，每日阅二三十本；九月初一、初二两日，检所阅过荐卷，分别去取，并调阅二、三场互相比较，及将拟中之卷发交各房查对二、三场笔气。初三至初六日，点阅落卷，最后一日，在落卷中有所发现，日记叙述如下：

“初六日，点阅落卷。得‘爱’字二十一号卷，诧为奇才，亟拔之，既揭晓，乃周仲墀也，驾堂先生之子，素有才名。”

到发榜后，这科所录取的多是知名之士，因而丙子日记留下了一段愉快的记述：

“初九日，丑刻送榜出红门……。访询舆论，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

又闻解元极敦内行，乡里称为孝子，诚可谓行称其言者矣，为之快然!”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文忠两度办理考试工作，是年三月，充会试同考官，闰四月奉命充云南乡试正考官。所惜文忠是年日记仅留《滇轺纪程》部分，无从据以明了这两次试务详情，但从其他资料研考，仍有若干事实可供叙述。

文忠充当已卯科会试同考官时，举人李纶元的试卷没有被他录取，榜发后，李纶元并不怨怼，反向他执贽请业，并赋诗申意，文忠曾恳切和韵答诗⑧。从李纶元黜而不怨的情绪来看，可知文忠典试的公平。

他充当云南乡试正考官的时候，曾于发榜后特从中式的卷子里选择了最优的十四卷送京进呈。这种公开的做法，是以事实证明他并不随便弃取。他在所进呈那科《乡试录》里，特制序文，表明他的典试作风，其中一段录述如下⑨：

“……臣于闱中合三场校之，期于觇见底蕴，拔擢真才，俶伪浮薄之词，概斥勿录。撤棘后，复与人士接见，审其趣向，大抵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不以小成自甘，而浸淫风雅。……”

上文说明文忠取士的准绳，不仅在其文字之优劣，而要从文字中，鉴别其才之大小，情之厚薄，探其底蕴，审其志趣，从而录取品学兼优之士，达成为国抡才的任务。为此，他恪遵父亲的指示，在阅卷上痛下工夫。当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以江苏巡抚身分奉命入闱监临壬辰科江南乡试后，在报告经过详情的奏折中，曾追述他过去典试的作凤如下：

“臣前任京职，曾充乡试考官二次，会试同考官一次，自揣学疏识浅，惟有细心勤阅，庶少屈抑人才，历在闱中刊刻批语板片，刷成批纸，分别首艺、次艺、三艺及诗，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⑩

在当时的科场里，一般“帘官”为自己争取较多门生达见，盛行了赶早荐卷的风气，他们对考卷往往不及细看，便抢先决定荐黜。在帘官争取荐卷时间的作风下，首先被他们阅到的考卷自然占了便宜，而落在后阅的卷子，常因荐额已满，被他们匆促地加上了不实在的批语而予以摒弃。因此，被黜的未必都低劣，而彼荐的也未必都高明。本来科举时代以制艺取士，未必符合抡才的主旨，但多少总使文士在一种比较平等的基础上彼此竞争，倘若荐卷不尽公平，那就更无可取了。所以，文忠所目为那样“定弃取於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用他原折的话）的作风，实在是当时科场的重大弊病。为纠正那种弊病，他厉行了细心勤阅被荐乃至被黜的考卷及逐篇各加切实评语的办法，因此，他手里所定的弃取，自较一般公平的多。

文忠典试的作风，可说是树立在他爱才识才的基础上。他从小就看到他父亲怀才不遇的情况，自己则于少年时代幸运的得到了一位前辈的特殊赏识与培植，深受了那种爱才育才的伟大精神的感召，而很自然地要将自身所受於前辈的广施之於后辈。因此，他一生特别留意人才和爱惜人才，较之张师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特不错过典试的机会以圆满完成为因抡才的任务，且在任何场合都动人的表现其爱才育才的心愿，这类事迹迭见于各家的记载，现在略举如下：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爱士最挚，所至，书院绩学之士及高材生，率承敬礼，优恤勉励，多掇巍科以去。文书中有佳牍，必询其幕客姓名，籍记而揄扬之。……”

李元度也称他：

“……尤爱士，所至，必择其秀异者，召入官署，勖以学行。……”

这两家的综括评述，可从沈瑜庆的《涛园集》里，得到明证。沈瑜庆先生——文忠的外孙，根据其父文肃公葆桢的口述，也记有文忠爱才的若干事实。

“……僚吏禀牍写作佳者，每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时先伯祖荫士公正幕中，问文忠得无嫌琐屑耶？文忠曰：‘寒士缘此增重，官史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先祖（按即沈文肃的父亲，文忠的妹夫，沈廷枫先生）癸巳（按即道光十三年，文忠任江苏巡抚之第二年）会试道出吴门，问文忠：‘向物色尺牍人才，今得其人否？’文忠云：‘闻湖北藩署书启李君，尝从陶云汀宫保（按陶澍那时任两江总督）处知其人，词翰为天下第一，前岁托人以千金聘之，已辞馆入都得馆选矣’。所谓李君者，即湘阴李文恭星沅，时方为孝廉，后代公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亦卒于军者也。” 

在文忠的日记里，也有几则如此爱士表现的记述，可与以上各家的记载相参证。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的戊戍（道光十八年）日记有这一段：

“十五日（闰四月）……下午讌西席刘、王二君，适孝感李生维埙来，即留席。李年甫十三，此次默十一经入学，日前招来面试，聪颖异常，因令其移榻来署肄业，今日盖应召而来也，遂移书馆于东院新建亦南楼之下。……”

他这一段事迹即是上录李元度所载的具体说明，如此重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一样，特意留住在官署里亲予教诲，其“爱士最挚”的精神确实不是虚传的。即当他以钦差大臣在粤禁烟的紧张时期，也未尝稍减其爱士的兴趣。那时，他于广州召集各书院秀才举行“观风试”，在他巳亥（道光十九年）日记里也留下一段记载如次：

“初六日（七月）……发书院观风榜……高要有冯誉骥者，於覆试日来投考，年甫十七，诗文俱当行出色，本宜第一，以正试未到，置之次名。……”

这个冯誉骥便于次年中举，后来官至陕西巡抚，颇著政绩，文忠的外孙沈瑜庆入庠，乃受知於他。

上列文忠爱才若渴和识才独具只眼的实例，换言之，就是树立了为国求才的典型，同时也揭示了他一生事业成就的一个基本因素。他的许多后辈，如黄爵滋、张亮基、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魏源、姚莹、张际亮、冯桂芬等各人物，或与交游，或与共事，经过他揄扬或提携，不特都扬名于世，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赞助了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 ※

文忠在翰林院期中，于嘉庆二十二年，记名以御史用。嘉庆二十五年，他年三十六岁，是年二月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他任御史，前后不过二、三个月，却也有两件为人所称道的事。

嘉庆二十四年，黄河在河南马营坝决口，河南巡抚琦善督修河工，刚刚堵住了马营坝的决口，而仪封南岸又决，琦善因于嘉庆二十五年三月间被褫职，以主事衔留办工事，不久改授河南按察使。正当仪封南岸修堤的工程还未完成的时候，料贩乘机把修堤应用的材料囤积居寄，损耗了国帑，并影响了河工。文忠于是拆穿了这个弊病，上折奏请饬令该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囤积居奇的河工材料，平价收买，以接济河工的需要。嘉庆采纳了文忠的意见，命令后任河南巡抚议行。这件事同时揭露了在琦善任河南巡抚及督办河工下的紊乱现象，而拆穿这现象的文忠，很可能就在这件事里已和琦善发生了首次的芥蒂。

文忠任御史时期的第二件事，是关于继蔡牵、朱濆之后横行于华南洋面的张保（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作张保，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及清史《林则徐传》均作张宝，清史《朱尔赓额传》作张保仔）。张保原名张保仔，本是广东海盗渠魁郑一的螟蛉子，郑一死后，他同郑一的妻接管了郑一的帮船，手里拥有大小盗船数百只，盗夥万余人，出没海上，抢掠商船，洗劫滨海村庄，戕杀官军将士，一时成为华南巨患。嘉庆十四年，百龄为两广总督，采纳高廉道朱尔赓额的意见，设法招抚张保仔；经过几次反覆，保仔终于嘉庆十五年就抚。受抚后的张保，由清廷授以武职，累官至副将，又要升为总兵，而始终留在广东。文忠忧虑他在一升再升之后，更骄蹇不可制，因持上疏弹劾，并吁请把张保调任西北边缺，以免其在粤再与旧党羽勾结，滋生事故。奏上，嘉庆深以文忠的意见为然。张保后於道光二年死於福建闽安恊副将的任上。

在受抚之前，这个张保仔继承了他的继父郑一的盗魁地位，同时也继承了郭一的妻子，郑一的遗孀石氏便改嫁为张保仔的继室。张棄盗就官，步步高陛，居然也为张石氏请到了诰封。后来当文忠在两广总督任上，张妻石氏自称命妇，递呈控诉她亡夫的部下伍姓吞没了三十年前其夫交给他的置产生息银二万八千两，经文忠讯系捏造证件狡词图诈，同时也发现了她过去的身份，因以“叠作萑苻之眷属，竟滥邀程弗之光荣，是其名节俱亏，实恐沾汙章服”的理由，奏请追夺张石氏的诰封。此外，文忠那时又查出张保仔的儿子张玉辚袭荫千总，并未投营，又有被控聚睹的案件，一併予以究办。

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即文忠于任御史二个月后，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不久就派任浙江杭嘉湖道的繁缺。从此，文忠结束了九年京官的生活，而一直在外任职。从京官到外放，文忠的官途可算十分顺利，然而，他并不以此自幸自满，后来且常以自己在外任中，不曾由基层做起，引为憾事。陈康祺就此记说：

“林文忠公抚苏，常谓僚属曰：吾恨不从牧令出身，事事由实践。……”

其实，文忠上面的话，多少是过于自谦，九年翰林院的长期研讨，已够使他晓畅政事，洞知民隐，固不待先经县令的实际经验才能够知行合一。他后来一经外放，立著政声，便是最明显的实证。而他仍然常说上录那句话，这就可见他外放之后，必定继其在翰林院孜孜求知的精神，更注意实践，而终于於成为有猷有为有守而备受人民爱戴的一代名臣。

注释

① 《清史》，卷三百六十四，列传一百五十，《曹振镛传》。

② 《诗钞》，卷四，《挽曹文正公师》。

③ 《文钞》，卷一，《龙树院雅集记》。

④见林则徐辑《软麈私议》第五则，详本书第二十五章。

⑤ 《清史》，卷三百七十七，列传一百六十三，《程恩泽传》。

⑥ 《诗钞》，卷五，《补题赵兰友同年雪舫传觞图》。

⑦ 《诗钞》，卷一，《题陶云汀给谏祷冰图》。

⑧ 《诗钞》，卷一，《李鹄臣孝廉抡元春闱卷为予所黜，榜发後执贽请业而媵以诗，次韵答之》。

⑨ 《文钞》，卷一，《巳卯云南乡试录序》。

⑩ 《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一，《请定乡试校阅章程折》。

沈瑜庆，《涛园集》，页一二四——一二五。

 《清史》，卷三百七十一，列传一百五十七，《琦善传》。

 《清史列传》，卷三十八，《林则徐传》。

 《清史》，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四十九，《朱尔赓额传》。

 《清史列传》，卷三十八，《林则徐传》，金安清《林文忠公传》及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 《政书》，两广奏稿卷三，《追夺张石氏诰封摺》。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页三。

第六章浙江杭嘉湖道——署浙江盐运使

“士民于我若投胶”——父病弃官归养——再到浙江——整顿浙盐

文忠于嘉庆二十五年四月，以京察一等，带领引见，记名以道府用，接着就被任为浙江杭嘉湖道。他任这职位到次年七月，因闻父亲在籍卧病，即时乞病离任返里。

按当时任官的惯例，凡初记名以道府用的，若立即简放道台，是不易立即派充繁缺的。文忠一经记名，立被简授杭嘉湖道，这可证明他那时已被目为大器，所以初次引见，便立蒙嘉庆帝授以优缺。另一可能的关系，则是他的老师曹振镛官至大学士，既然特别器重了这门生，当不免从中特尽椎毂的力量。文忠诗钞里有题为《次韵和曹俪笙相国师赠行时之官浙右》四首诗①，其中提到了曹振镛对他的期许，而这位老师以相国之尊，为一个道台门生赋诗送行，其对他特加青眼和特予提携，自不待言了。

文忠在杭嘉湖道任内的日记不存，而各篇传记都只有简单的记述。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授浙江杭嘉湖道，下车后，於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一摄运司，从帅仙舟中丞厘革夙弊，浙盐至今守其法。”（按文忠署浙江盐运使是在道光二年自里再出分发浙江候补的时候，金传大约为着行文的方便，将他摄运司一段併入叙述。）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记说：

“授杭嘉湖道，修海塘，兴水利，士民德之。”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六，《林则徐传》也说：

“出为杭嘉湖道，修海塘，兴水利。”

根据以上简记，可知文忠一到地方服务，首先就用其有关民生国计的拿手杰作——水利，来保障那区域沿海的安全和改善当地农田的灌溉。至李元度所用“士民德之”的评语，实足说明他的建树是十分辉煌的，虽然以上各篇传记都未提示具体的事实，我们仍可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资料。

按文忠于嘉庆二十五年上半年抵杭嘉湖道任，他的上司浙江巡抚先是陈若霖，是年十二月，陈若霖调任湖广总督，继任巡抚的是帅承瀛。这二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尽心民事”和“猷为可观”，因此，文忠在杭嘉湖道任上，也容易有所作为。现在先从陈若霖说起：

陈若霖字宗觐，福建闽县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在刑部任职将近二十年，于嘉庆十三年才外放，而于嘉庆二十四年从河南巡抚调任浙江巡抚。“次年，新林塘圯，疏言：新林塘旧为险工，今距海日远，塘以外为灶地，外复为牧地，中有马塘，足为新林屏蔽，宜补筑以遏潮汐，疏通灶地各沟洫，引入牧地之冀家等湾，以排泄之，即以灶地之土培护新林堤基，西筑横塘以御江水，责令灶牧各户及箫山、山阴、会稽三县分别修筑。又奏修会稽、上虞等县塘堤，并如议行。二十五年擢湖广总督。……”②

根据上列年代计算，文忠走马上任之年，正值浙江海塘破坏，需要大事修复，而应修的地带恰是位于杭嘉湖道管区内，依制杭嘉湖道负有兼理海防的任务，因此，修理海塘的实际责任便落在文忠肩上。我们可以相信，他当以所擅长的水利工程知识协助其同乡上司陈若霖设计了修复海塘的方案，陈若霖所奏陈的施工办法很可能是采取文忠的意见，而在施工当中，文忠必是实心任事，所以历史才把“修海塘，兴水利”的成就记在他的身上。他在浙江这番成就，是奠定了一生水利贡献的基础，使他以后不断在其他地方提供同样的贡献。

杭州湖山胜地是文人流连的地方，可是文忠正悉心讲求所属海塘水利事业，只有案牍劳形，再无暇享受湖山的清福，这情况曾经明白地写在他的一首诗里。当他离京赴浙上任时，他的至好同年程恩泽曾赋诗赠行，他到杭州后许久才回答了二首诗，其中第二首写了他在浙任官的辛劳。因为这首诗可略说明文忠任杭嘉湖道年余的实心任事情况，待附录如下：

“知交期我深，自待敢不厚，同调二三子，素心话杯酒：读书希致身，黾勉勤职守，首祈吏民安，余泽逮亲友，酌水天冰檗，罗材喜薪槱，暇乘总宜船，一玩苏堤柳。明灯照离筵，昔语犹在口。讵谓当官来，前意失八九，筍舆织长衢，尘牍塞虚牖，才拙奈务丛，支左还诎右，谯诃恐不免，报称复何有，绝想禽鱼嬉，瘁形牛马走。云霄有故人，下视真埃垢，旧侣联骖騑，今途判箕斗。三叹作吏难，因风报琼玖”③

从这诗里所说“绝想禽鱼嬉，瘁形牛马走”的在浙任官生活，再从李元度所用“士民德之”的结语，我们已可想像文忠在杭嘉湖道任上的德政当不止上述海塘水利一端，以下从文忠的文钞诗钞以及其他记载，列述他在浙江所做的另外几件事：

文忠的文钞里，有一篇杭嘉湖三郡观风告示，中有“愿效孙阳，相神驹於冀野，窃希雷焕，办宝锷于丰城，以簿领之余间，进群伦而授简”等语④ 。杭嘉湖三郡为浙江文风所萃，人才辈出，文忠於繁缺百忙之中，特邀集诸生考试，来从中鉴识人才，并对他们殷殷勉励，这实是前述他“爱士最挚”的又一事例。

那时杭州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对於肄业诸生，只于每年二月甄别取定一次，以凭发给膏火，其後虽然各生的功课随有升降，而膏火则一依二月间甄定的名次发给，因使原来名列前茅的不想再求进步，而列在后面的也无意争取上进。文忠看到这弊病，便改订章程，重新规定膏火的发给须随各生年中功课的优劣而随时升降。经他定下这公允的办法后，各生对书院功课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後任也始终遵守了他的办法⑤。

在这任内，文忠修理所向往的林和靖先生的坟墓，补种三百六十株梅花，又买了双鹤养在坟前，并亲书了墓表。他在纪事的诗里，曾以少年得意的际遇而倾吐其潜伏的林泉隐逸心绪，这里特把原诗附录如下，以见其进中求退的一斑：

“我从尘海感升沉，何日林泉遂此心？墓表大书前处士（自注：时修和靖先生墓，同人嘱余题额），家风遥愧古长林。湖山管领谁无负，梅鹤因缘已渐深。便拟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⑥

另一方面，文忠就任杭嘉湖道时，已离闽八年了，他思慕在籍的父母，无时或已，常把这蕴结於心的情绪流露於诗句里。例如嘉庆二十四年他在往云南典试途中，曾写两首诗给他的副考官吴慈鹤，坚强表示了他返里侍奉父母的心愿：

“为听春晖寸草吟，南陔我正切归心；入林敢道招嵇阮，游岳何期得向禽。梦引莼鲈共下舫，情移山水海东琴，被他衮衮诸公笑，两个闲云懒作霖。

同荷新纶雨露偏，壮心肯换五湖烟?公归增著名山业，我去原无负郭田。暂许乌私谋菽水，敢躭蛛隐爱林泉。微官纵未关人望，出处相期似昔贤。”⑦

这里可知文忠当时潜伏了退隐林泉的心理，主要是由于思慕父母而起的。他就在万分向往於膝下承欢的时候，被任为杭嘉湖道，他那时喜出望外的接受这职位，不仅因为职位本身的重要，而是基于新任所最近家乡，使于迎养父母，尤其那边湖山胜地，更是老父颐养天平的最理想地方。当时在答和老师曹振镛赠行的第三首诗中，他坦率写出下面感奋的句子：“捧檄刚于梓社邻，绣衣惊荷泽如春，尘中梦未离三殿，堂上颜犹隔七闽!……”⑧他感谢皇帝同老师的格外成全，使他得到了公私兼顾的职位。他一到任，便禀迎在籍的父母到杭州奉养，以尽其孝思。可是，旸谷先生虽然久慕杭州湖山的景色，却不喜承受供养的生活，结果他自己留里不出，只把陈太夫人送到文忠的任所。在这段期间，文忠虽晨夕亲近母亲的慈晖，同时更念念故乡的老父，这沉重的心情，也不因案牍的劳形而稍轻浅。那时适有一位乡前辈，林春溥编修，亦以父年八十，陈情归养，遂家居不出，潜心著述⑨，而特以《爱日图》一幅请文忠题咏，文忠触动情怀，题诗如次：

“搏桑东去恋春晖，早脱宫袍着彩衣，葵藿有心承色笑，崦嵫留景转熹微。每惊驹隙流光驶，肯使乌私素志违!我为简书惭负米，白云回望正依依。”⑩

正当他依依于白云回望的惆怅心境中，突于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到老父病重的消息，登时惊愁交併，那天正遇帅承瀛巡抚以太翁诞辰关门谢客，文忠却再三请见，而且不顾忌讳，呜咽乞归。帅巡抚感于他的孝思，立即答应，但为文忠的宦途着想，还拟用些其他方式，使文忠不至因开缺而影响了前程。文忠早已对这官位无所留恋，那时一心一意只想速归，如果为著保存禄位而另想办法。那就要拖延时日而躭搁了归期，他于是再三请准告病，因为只有告病才可立刻离任，只有离任才可马上言归。结果帅巡抚准他所请，他于交卸那天，辰时交了官印，午刻便扶母携妻上船。那时，郑夫人怀孕已经足月，中途于中秋日在衢州府生下了第二小姐敬纫——就是后来在江西广信府写血书求援的沈葆桢夫人（其后葆桢夫人于中秋日逝世，有人挽她说：“以中秋生，以中秋死；为名臣女，为名臣妻”）。

因为那次文忠本来无病，而又那么急促地告病弃官，所弃的又是那么好的优缺，由是引起了外间谣传，竟说他与同官不合，愤而去职等等。后来文忠于次年再出入都，听到了这谣言，不得不于写给蒋攸铦的一封信里，细说当时急于弃官归省的经过，并及当时途中十分狼狈的情形。

文忠回到福州，老父已经恢复了健康，而他依恋晨昏，流连不忍去，前后大约住了半年。从文忠的文钞里，可知他那次在里也做了几件事。其一、他曾赞助闽县义塾的兴办，并写文记实，他在这篇记里，曾阐发他对儿童义务教育的见解：

“治莫重於教，教莫先於养蒙。古分庠序之外，家必有塾，时术之义备焉。晚近难言之矣！小民困于饥寒，不能赡身家，奚暇课子弟。於是总之徒，目不识诗书礼乐之文，口不道孝悌忠信之言，里党徵逐，习於靡僻，岂无颖悟之资，而终于不可教诲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夫童蒙不养，何以逮於成人?家塾已废，何由登之庠序?贫民既不暇言学，牧令又不暇言教，其流必胥里之子弟尽习为靡僻，而不可挽。岂非人心风俗之大惧也哉！……” 

文忠那次在家乡所做的另一件事是重修乌石山的积翠寺，那是福州城内的第一名胜，这个寺曾於鸦片战争後被英国人违约占住，而成为文忠晚年和英人另一斗争的目标。

六个月的天伦之乐和里中优游使文忠暂时放下了济世救民的宏愿，几乎要步其乡前辈林春溥的后尘而家居不出，但在慈父敦促下，才于次年三月怀着惆怅心情离闽北上。《先考行状》记这段经过如次：

“……旷养十年，至是始复聚首门内，晨昏定省，燕笑言语，不异为童子时，不孝则徐固不愿作出山计矣。居逾年，府君谕曰：余与汝母精神尚健，汝年未四十，荷蒙国恩，任以监司，正当力图报效，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要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也!复遣之出。……”

文忠是年抵京写给直隶总督蒋攸铦的信，更据实叙述当时不由衷而又不能不出的缘由如次：

“……抑某所不堪自问者，不在去年之归，而在今日之出也。老父虽已全愈，而春秋七十有四，精神究非昔比，家中侍奉，仅一弱弟，故某之初心不忍更言从仕。惟是父母之望子也，以显扬为期，兼之，到家数月之后，见食指之浩繁，料用度之支绌，虽复百计掩饰，而亲心常为增忧，每谕以早退非宜，家食难继。自上冬之杪，即催束装，辗转迟留，以逮数月。既而思之：居乡无以为生，安坐无以为养，弃官亦复觅馆，究非本心所安，就馆而仍离家，又与居官奚择。不得已，报痊入都，循例引见，而抚躬自揣，大非本怀。报答朝廷，则无犬马之力，缅怀明发，又旷乌鸟之私。……” 

※※※

道光二年（1822年），文忠年三十八岁，他是年（壬午）日记尚存留一半，自三月初一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对他这时期的事迹，可供考证。

根据壬午日记所载，文忠于是年三月初二携眷自福州城外洪山桥登舟，同月二十九日抵杭州，因为郑夫人呕血，须留杭治疾，文忠于闰三月初七日独自买舟前进，而於四月初九日抵京。四月下旬“引见”，这次所觐见的是新皇帝道光，日记述及经过情形：

“二十四日，……寅刻诣东华门，辰刻引见于乾清宫，奉旨：‘著仍发原省以道员用，钦此’。向例病痊起复人员应在部投供坐补原缺，今得此恩旨，则浙省诸道缺皆可补授，圣慈逾格，感刻难名!……”

“二十六日，……丑刻诣宫门递折，卯刻召见于乾清宫之西阁，蒙垂询出身，履历及衡文各差使毕，谕曰：‘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则徐叩求训诲。上曰：‘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聆毕，再叩头辞去。……”。

在这段召见经过里，有下面两点应予注意：

第一，文忠这次引见，道光皇帝曾特别嘉奖他说：“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这可证实了文忠年余杭嘉湖道的政绩优异，所以连深居九重的皇帝都晓得那么清楚。

第二，照例外官告病出缺之后，病愈起用，必须坐补原缺，就是说，几时原官出缺，几时他才可补上原官，这必然要在省内候补多时了。可是，道光这次对文忠却打破了常例，特别降旨仍发浙江以道员用，等同遇缺即补，而不必专候原官出缺了。从这里，就可看出道光对这优异的官员特别成全，有着尽充任用的意思。

这一段是文忠和道光皇帝发生良好关系的开端。文忠一生表现的各方面大事业，都发生于道光的三十年统治期间，如果他早期不曾得到道光的特殊赏识，便不容易快步进展而且多方面表现了他的功绩；如果中间不因道光的意志不坚定，任他不专，以至没有对他安排像从前那么妥当，那他在鸦片战争期中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可能对国家都有更多的贡献。要明了此中重要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忽略当初道光与文忠君臣间遇合的情况。

那次得到了道光的嘉奖和特殊安排，文忠不免感怀殊遇，同时并以能重到杭州为快，因曾赋述怀诗二首如下：

“起疴常格比停年，况是辁庸合弃捐（自注：病痊起用，例应坐补原抉）!不谓烟霞颓放后，转沾雨露宠恩偏!便分符竹仍初地，大好湖山有夙缘。最是惊闻天语奖，虚声曾忝越中传（自注：召对吟奖及官声，不胜愧悚）。

栖迟虽爱旧衡茅，毕竟杭州未忍抛，鱼鸟有情浑识面，士民于我若投胶，骖童再见纷成队，燕子重来豫定巢（自注：此次北上过杭，士人相顾，欢甚，且以湖庄为余眷属居停之所）。还欠西湖诗一卷，等闲吟付小胥钞”。

按文忠壬午日记，他于五月初一日出都，六月初七日重抵杭州。他的旧上司帅承瀛仍任浙江巡抚，这人是当时被目为“以廉勤著”并列为道光时代“猷为并可观”的疆吏。文忠前一年已同他共事七、八个月，甚为融洽，此次重来，他更得到这位贤明上司的青睐，彼此展开了更圆满的合作。他那时虽仍是“候补”的身份，据日记所载，他一抵杭州，便和帅承瀛巡抚常常见面，六月十六日，“奉中丞檄委本科监试”；七月初三日，“中丞委阅紫阳书院课卷”，八月上、中两旬，文忠迁居贡院并执行“监试”的任务；八月二十九日接到简放江苏淮海道的消息，是日记载如下：

“二十九日……饭后帅中丞来贡院，以抄报见示，知则徐蒙恩简放江苏淮海道，感悚难名。……”

独惜文忠所遗日记，自道光二年九月迄三年九月的部分均已无存，这段时期的事迹只能从其他资料考证，而各有关文件却都只作简单的概述，而且彼此颇不一致，例如：

文忠自撰的《先考行状》叙述这段经过是：

“……命仍发浙江以道员用。至浙未两月，蒙恩简授江南淮海道，莅任一月，又蒙恩擢江苏按察使……。”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记说：

“……授浙江杭嘉湖道，……一摄运司，从帅仙舟中丞厘革夙弊，浙盐至今守其法。以疾引退，道光初无病起，宣宗夙知其贤，奏对大称旨，授南河淮扬道，未三月擢江苏按察使。……。”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授杭嘉湖道……会闻父病，即引疾，不待命驰归。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苏按察使……。”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却说：

“……授浙江杭嘉湖道，道光元年，闻父病引疾归，二年，授江苏淮海道，未赴任，署浙江盐运使，三年，迁江苏按察使……。”

金传和清史列传都说文忠那时曾署理浙江盐运使，但金传误将署运使时期列在文忠以疾引退之前，而清史列传则误记文忠未赴淮海道任。《先考行状》和李元度事略都可能因行文之便，不曾提到署运使的事，而《行状》则明明指出，莅淮海道任一个月，便升为江苏按察使。又据文忠《补授河督谢恩折》说，他于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淮海道任，次年正月初七日即奉旨升授江苏皋司。再据文钞《答奉化令扬丹山明府国翰书》及《覆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书》里所说，他这两封覆信是写于道光三年（1828年）大暑节前数日，而写信时已离他就任按察使四个月。综合这些资料推算，文忠就江苏按察使任应在道光三年一、二月间，而莅淮海道任的日期则是距离文忠于道光二年八月底在浙获知被任淮海道的消息约四个多月，而这四个多月未即去淮安上任，当因那时被派署理浙江盐运使并负有整顿浙盐的重要使命之故。这一段四个多月整顿浙盐的工作，是文忠办理盐务的第一着，在他一生事迹中应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从若干史料中探索实情。

道光初年，浙籍御史陈鸿“疏陈浙鹾不纲，请裁盐政，归巡抚兼理，令整顿缉私，严禁掣规、重斤、科派、供应诸弊” 。道光把这建议批交浙江巡抚帅承瀛负责办理，帅承瀛乃将应往江苏履任的文忠留在浙江署理盐运使，帮他完成浙盐改革的任务。至于那番改革的内容，可从下录清史《帅永瀛传》的一段知其梗概：

“……浙盐疲敝，议裁浙江盐政，归巡抚兼理，诏责承瀛整顿。疏言：浙江运库尚无亏挪，惟多移垫，拟以报存余价追补，须足额后拨解，至收支数目，务划清纲款，即有急务，不再以内款垫支，每年加价应许停输。向例洒带盐引豫占年额，愈积愈多，请併停止，以纾商力。又酌改章程十事：定盐场官制，裁盐政养廉，革掣规供应，灶课由场徵解，销引先正後余，引目通融行销，收支力杜弊混，袅私商私并禁，掣验改复两季，甲商酌裁节费。下部议行，浙鹾自此渐有起色。” 

上述浙盐整顿，虽然见於帅承瀛的传记里，而实际主办其事的是文忠，证以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所说：“一摄运司，从帅仙舟中丞厘革夙弊，浙盐至今守其法”，可知文忠曾於短短四个多月的署理浙江盐运使任内提供了很大的贡献，并为其后在其他省份整顿盐政的功绩树立了根基。

文忠此次重来浙江，前后约半年，大部份时间似都费于整顿盐政的工作上，又因须赴淮阳上任，不能不计日程功，尽速完成盐务的改革，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曾见到他在这段时期的其他事迹。遗著中留有一篇《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稽度时日，应是作于是年下半年，这是文忠继上次在杭修理林和靖墓后又一表扬民族先贤的动作。

文忠重来浙江，起初内衷愉快，因为浙江邻近福建，他将可一偿迎养父母的宿愿，但是，虽经他再三请求，旸谷先生仍然不欲就养，并写信附诗表示其坚决留里的心意。因此，在这段时期，文忠的事业虽继续蒸蒸日上，而其内心则是沉重的。

注释

① 《诗钞》，卷一，《次韵和曹俪笙相国赠行时之官浙右》。

② 《清史》，卷三百八十一，列传一百六十七，《陈若霖传》。

③ 《诗钞》，卷一，《答程春海同年赠行》。

④ 《文钞》，卷三，《杭嘉湖三郡观风告示》。

⑤施鸣保，《闽杂记》卷四，页七。

⑥ 《诗钞》，卷一，《偕陈荔峯阁学同游孤山观新种梅花，荔峯诗先成，次韵答之》。

⑦ 《诗钞》，卷一，《与巢松前辈为归田之约，诗以坚之》。按吴慈鹤字巢松，文忠典试云南时，吴任副考官。

⑧ 《诗钞》，卷一，《次韵和曹俪笙相国赠行时之官浙右》。

⑨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卷二十九，《林春溥传》。

⑩ 《诗钞》，卷一，《题家鉴塘前辈春溥爱日图》。

 《文钞》，卷四，《上蒋励堂制府书》。按蒋攸铦那时任四川总督，他是十分揄扬文忠的一位前辈。

 《文钞》，卷一，《闽县义塾记》。

 《文钞》，卷一，《重修积翠寺记》。

 《文钞》，卷四，《上蒋励堂制府书》。

 《诗钞》，卷二。《壬午四月起疾入都引见得旨仍发浙省补用纪恩述怀》。

 《清史》，卷三百八十二，列传一百六十八，《帅承瀛传》。

 《政书》，卷一，东河奏稿，《补授河督谢恩折》。

 《文钞》，卷四，《答奉化令杨丹仙明府国翰书》，《复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书。》

 《清史》，卷三百七十八，列传一百六十四，《陈鸿传》。

 《清史》，卷三百八十二，列传一百六十八，《帅承瀛传》。

 《文钞》，卷一，《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

第七章 “林青天”

淮海道——江苏按察使——搏击强豪——灾黎的救星——丁母忧同里——夺情修堤工筹办海运——辞两淮盐政——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丁父忧

道光三年（1823年），文忠年三十九岁，上年底自浙江赴江苏，接淮海道任，莅任不及一月，便擢升江苏按察使。次年五月，署江宁布政使，七月，丁母陈太夫人忧，回籍守制，六年十一月，服阕，次年二月复出。这段时期，前后计历四年，所遗日记仅存癸未（道光三年）、甲申和乙酉间的片断共六个多月。就是说，文忠这段事迹，仅有小部分可从其日记里参证出来。

按清史职官志，淮海道兼理盐法、漕务、海防，驻淮安①，职掌复杂而都重要，在当时是有名的优缺。文忠在任事一个月期间，所秉承的上司是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苏巡抚韩文绮，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文钞中有《韩三桥抚部六十寿序》一篇，作于道光三年；诗钞中有《挽黎襄勤公》一首，作于道光四年。从前面的《寿序》中，可知他与韩文绮巡抚相处甚好；而在黎世序的挽诗中，阐发河工要诀后还有叙述他和黎世序河督的关系如次：“余也蓬牖儒，水经匪谙习，昨年隶麾帡，讲画领亲切，一编河上书（自注：公署河上易注），苞苻阐天德，知公裕经纬，爻彖义从出，追随日虽暂，眄崃荷荣特……”②。从这一段诗句中，可知文忠虽在淮海道任上仅一个月，已与这位“宣勤久任”的河督发生了亲切的关系。

按黎世序是清代有名的治河专家之一，嘉庆十七年（1812年）任南河河道总督，迄道光四年（1824年）二月死于任上。清史黎世序传说：“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浸至无岁不决，又以漕事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世序澹泊宁静，一湔靡俗，任事十三年，独以恩礼终焉”③。清史最后总评说：“至黎世序宣勤久任，南河乃安”④。具见黎世序的治河工作是比其前任各河督成就多些，文忠那时原已具有相当高深的水利修养，这次虽然和他共事时间很短，想必不会错过向这位富有实际经验的前辈亲炙了更多的河工学识。

但是，清史同时也指出了黎世序的失策。嘉庆二十年，黎世序“疏言：徐州十八里屯旧有东西两闸，金门宽三丈五尺，不足减水，其西南虎山腰，两山对峙，凹庭宽二十余丈，山根石脚相连，可作天然滚坝，北面临河，即十八里屯，山冈淤於土中，削平山顶，改作临河滚坝，以虎山腰为重门擎托，可期稳固。允之。……泾县包世臣号知河事，世序多用其说，惟筑圈堰一事，论不合，及创虎山腰滚坝，世臣阻之曰：‘河以无溜为至险，攻大埽不与焉；湖以淤底为至险，掣石工不与焉。公谓减黄入湖为化险为平，黄缓湖高，吾坐见其积平成险也。两险交至，其祸甚烈，公意在及身，然以忧患贻后世已’。世序初奏，亦谓坝成遇不得已乃启，然后实无岁不启。泊二十五年，上游河南睢州马营两口既合，阅岁大汛至，清河、安东、阜宁三县境内，河水常平堤，而中泓无溜，世序心知其害，忧瘁而卒。后数月，高堰竟决”⑤。上述一段说明了黎世序只顾目前而不图其后，结果黄水与湖水两面夹击，势必导致堤防崩溃。道光四年十一月，大风决高家堰十三堡，坏石堤万一千余丈⑥，洪湖水尽涸，无以济运，急须修石工蓄水，次年二月，特旨命文忠赶赴南河督修堤工（详情见本章下段）。

道光三年二月前后，文忠抵江苏按察使任，至次年八月前后卸臬司职务，先后在任约一年半。按清制，臬司的全衔是“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藩司议，以听于部院，兼领阖省驿传，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⑦。自雍正二年起，江苏按察使驻于苏州。文忠一年半按察使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刑政和赈务上：刑政原是按察使的专责，而赈务则因他办理得力而特别也落到他身上。在刑政方面，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擢江苏按察使，申理淹滞，搏击豪强，风来卓著。”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擢江苏按察使，决狱平恕，民颂之曰‘林青天’。”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说：

“迁江苏按察使，治狱严明。”

那时，江苏的讼案远多过其他各省，主要原因在于官怠于事而民习于邪，而且江南世族特多，往往豪绅的势力支配了官府，讼案每受牵制，不易秉公审断，因此，不肖或怕事的刑官，不是拖延不断，便是寃屈小民。文忠到任之后，能“申理淹滞”，就铲除了拖而不断的积习，能“搏击豪强”，就扫荡了寃屈小民的积弊。所以，他能以短期中，在那样积重难返的复杂社会里，使向被鱼肉的弱小重见天日，而他自己则被人民由衷爱戴称为“林青天”。

关于文忠处理讼案的情形，上列各篇传记都说太笼统，但仍可从他的遗著里见到部分而具体的叙述，下面是他自己在一封信里写出来的实情：

“……仆吴阊四月，劳拙时形，州县既鲜任事之员，风俗复有积重之势，是以下车伊始，不得不大声疾呼，而玩愒已深，清厘不易……。吴中有不治之症二：在官曰疲，在民曰奢。即如游手好闲之民，本业不恒，日用无节，包揽伎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吏，把持地方，渐渍既非一朝，剪除势难净尽，惟有将积蟊有名之棍，密访严拿，期于闾阎稍靖。……两江案牍繁多，视浙省不啻数倍，仆受事之初，京控多至三十余起。省中提审各员，以提人为宕延之计，而各属延不解审，委员四出，奇耗杳然。因而详定章程，严立限制，省中提人证，均请由司核定，始准札提，无甚关要者取供录送，井令该州县各自批解，委员全行撤回；其紧要被证逾限不到，即予特参，并严督在省委员排日提讯，可结即结。自通饬以后，批解尚能如期；数月以来，结者已什之九。……现在一切谳狱，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所有各属积案，通饬清厘，细故控司者一概不准，庶讼师鬼蜮伎俩穷于所施。……”⑧

从文忠上面的自述，可以概见其雷厉风行的决狱作风，首先是以操纵讼案把持地方的强豪为剪除的目标，次以宕延讼案延不解审的官吏为约束的对象，自己则亲裁一切谳狱，不容再见徇私偏袒的行为，又限期对累年积案清理完毕，以挽回“玩愒已深”的颓风。再加上他的大声疾呼及不计劳苦，便彻底廓清了江苏省刑政的黑暗一面，使所有奸官豪劣都得俯首就范，并使向来无告的小民处于他的“青天”覆盖之下。

文忠那时期赈灾的工作，同他的理刑工作一样，都能惠及小民。他接按察使任后不久，即遇江苏水灾，那时情况，见于他所亲述的如下：

“……今年梅雨滞淫，沟堘漫溢，久经开霁，积潦未消，加以连日东南风，大水无所归，顷已大暑届期，仍难补种，苏常等属均须办灾。……”⑨

灾象已成，接着便须办理赈灾工作，本来这个工作不是臬司所专管的事，但因文忠“林青天”的名望和实心任事的精神，是年全省的赈务便完全交他办理。前面已经引证文忠《先考行状》所述：江苏大水，田禾荡然，旸谷先生拟梂荒诸策，文忠一一遵行等等。除此以外，更有如下几番事绩特别表现了文忠救灾的伟大的精神。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曾具体的记说：

“癸巳（按是癸未之误）大水，松江民有聚众告灾，汹汹将变，巡抚（按即韩文绮）已调兵，公力陈不可，扁舟往解，民皆悦服。”

上面一段短短而不平凡的故事格外表扬了文忠的爱民心地和冷静脑筋。清朝那个时代，疆吏最忌讳民变，遇有这类的徵象，总是急以武力弹压，以免万一扩大后所加于他们身上的严厉处分，像巡抚韩文绮要调兵的举动，当时可说是很寻常的。那一次，幸亏靠着文忠仁而勇的精神，一叶扁舟阻遏了一场可能的惨剧，否则灾上加祸，松江人民不知将临到何种悲惨的命运。金安清续说：

“是年，通省灾赈事，一以委公，综理精密，活老弱无算，而帑不稍糜；且为当牛之政，冬质春赎，各截牛角单原主为验，次年春耕，无一踣毙者，民颂大起。”

文忠赈灾的具体办法，除上述一项外，可从他的另一封信里发见其他有效的安排，他在这一封信里说：

“……迩时雨水过多，岁不一登，……弟虽非专政之事，然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国家议蠲议赈，心虽有余而例有所格，即使倾太仓而出红圬，不能使无饥人。且居一万则见一方之情状，而合数郡较之，又有次第之殊。在官不可不尽心，而在民不可不尽力。即如此时，离大暑尚有七日，有一次涸出，即须补莳一处，本地无秧，则或购诸他邑；一田之种，则或分诸数畦，即低田至今不涸者，亦须勉力救出。譬如十亩洼地势难尽复，或犹可于一二亩内围筑圩埝，将水戽出，以八九亩为壑，不犹愈於全没者乎?向见江心露有洲影，居民即相率而争围之，是水中足施人力之一证也。县官勘灾之时，凡遇此等围筑补种之地，仍须准其报灾入缓，则民力纾矣。……而居民农佃不可因留灾待勘，转不负寻生路。即业主之与佃户，亦须一视同仁，不可各存私见。大绅殷庶尤宜互相劝励，平粜济艰，以救桑梓之谊，是所望有心人之造福者矣。”⑩

根据上录文忠当时写出的信，可知文忠救灾要诀在于“在官不可不尽心，而在民不可不尽力”的两句话。他认为地方的灾荒，事实上不能专靠有限的国帑以求救济，必当地上下同心协力来解决困难。他自己“综理精密”，已竭尽心之能事，对民间，他一方面指导灾民用一切可能方法补救生产，以尽力自救，另方面则劝导绅富尽其余力，以救匮乏的灾黎。他的精神可以动人，他的方法可以应急，因此，他圆满完成了救灾的任务，一面能“活老弱无算”，另一面又能使“国帑不稍糜”。

在那次救灾中，他倡导乐赈，自己率先捐廉，官绅纷纷响应。但在他那次劝捐助赈的过程中，有人记载了一段小插曲说：后来官至大学士的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那时丁忧在籍，他是苏州巨富而捐输甚少，经文忠施行某种权术后，才不得不捐出大批粮食，由是深怨文忠，後在鸦片战争中，对文忠倾轧不遗余力。其实这一段故事很不可靠。除潘世恩对文忠的态度留在下文另述外，这里可先说明潘世恩的长予曾沂（字功甫）是文忠一个极要好的朋友（他是文忠在都所组织的“宣南诗社”的一位呤友），在文忠写给他好几首诗里面，其中有一首曾特别颂扬了他父亲的捐产义举说：“国肥不使一家肥，百顷义庄任芟柞，尚书惠心庇桑梓，舍人养志肯播获（自注：时尊甫尚书公捐田千亩为吴中义产）”。就此可知当时潘家不至于不赞助捐赈义举，而无待素来光明正大的林文忠行使任何权术了。

从上录文忠给扬氏兄弟论灾务书里，看到文忠“围筑补种”的救灾办法，可知他对农事并不外行。现在顺便另录一首他写给潘曾沂的诗，来证明他对农事技术的心得。那时潘曾沂奉父家居，在他的丰豫庄里，曾用“区田”的办法以增加秸谷的产量，文忠为他制了一首“区田歌”如下：

“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问渠可能尔?只是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勿蹉跎。尔农贪种麦，麦刈方莳禾，欲得两之几两失，东作候岂同南讹!我今语汝农：慎勿错放青春过，腊雪浸谷种，春雨披田蓑，翻泥欲深耙欲细，牛背一犂非漫拖。尔昔拔秧移之佗，禾命损矣将奈何?何如苗根直使深入土，不用尔手之摩挲。一区尺五寸，撒种但喜疏罗罗，及时渐挺出，茎叶畅茂皆分科。六度壅泥固其本，重重厚护如深窝，疾风不偃旱不槁，那有禾头生耳谷化螺?此术尔不信，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本书三十二说精不磨，我心韪之好匪阿。噫嘻田父毋庵婀，莫负潘郎一片之心慈如婆!”

从文忠片段的癸未（道光三年）日记中，知道他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曾于是年十月入京，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返抵苏州。因为是年日记不完全，无从确实查明他这次因何赴京，而看他于觊见道光皇帝后便匆匆南归，自可推测是奉旨召见。以下将这段日记里的重要事项择要摘录：

十月初一日，文忠由苏州北行，日记载说：“自中丞以下皆迭于郊”。十一月初三日抵达天津以南的静海县，初四日至初七日的日记缺，计程他应于初五、六前后抵京。初八、初九两日都“召见”，日记对于召见经过记载如下：

“初八日，壬申，晴。寅刻入朝递折，卯刻第一起召见。蒙垂询江南灾务情形，据实陈奏毕，谕云：‘汝系翰林出身，文章学问本好，此数年在外办事亦好，但刑名关系甚重，总须慎之又慎，准情酌理，不可稍存成见’。又询及总督精神如何，巡抚办事如何，俱奏对讫，谕云：‘汝须与督抚和衷共济，明日再来递牌’等语。辰刻出东华门回寓。……”

“初九日，癸酉，晴，寅刻入朝递牌，卯刻第二起召见。蒙询江南、江北民情案件，俱陈奏毕，谕云：‘汝是精明的人，要不自恃精明，仍须靠定书本办事，所以律例是不可废的。再地方应办之事，总应不分畛域，或会办或专办，期於有益。又用度务宜节俭，官职愈升愈大，仍当与做诸生未中时一样。古人云：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又云：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汝明日做了督抚，廉俸自比现在较多，但若不能节省，亦不敷用。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现在地方有灾，公事不少，须赶紧回去。本日即跪安，不必再递牌折了’。随即遵旨跪安陛辞而出。……”

在皇帝召见后，文忠即于是月十三日离京南下，总计他这次留京时间不过八、九日。离京前一日，它在日记里说：“……此五日内，酬应络绎，折东来招者指不胜屈，只赴公局四处，其耑请者，曹师而外概不能赴也。夜理行装，已定于明日出都矣。”来去匆匆，显然是专为皇帝召见而入京，显然也是由于“林青天”的政绩上达朝廷，皇帝特予连日召见，给以特殊勉励。这段经过是道光与文忠之间君臣关系又迈进了一程。

在他回程中，沿途封疆大员都对这位已受皇帝赏识的新人物特加青睐。是月十六日抵保定城，日记载说：“蒋励堂宫保（按即直隶总督蒋攸铦）遣弁迓于十余里外，……申刻入城谒蒋宫保，谈至上灯后，……蒋宫保致馔，并遣弁沿途护送”。十二月初二夜抵淮安，自河帅（按即南河总督黎世序）以下皆遣人来迓，次日抵临淮关，“孙节相（按即两江总督孙玉庭）以书来招赴金陵”。初九日抵金陵，与孙玉庭总督盘桓三日；十二日离金陵，十五日返抵苏州。

文忠于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自京返抵苏州之日，奉命以江苏按察使署理江苏布政使，并于当日接事。那天记载说：

“十五日，……先诣抚署，即奉两府檄行，以玉赐山方伯因病请假，已奏明委署藩篆，遂于是日申刻在署接印。”

道光四年（1824年），文忠四十岁，是年日记只存正月首四天，其余都缺，因之他在署江苏布政使任内的数个月政绩难以研悉。那时，江浙两省年年苦水患，主要原因在于两省境内河流壅塞，遇雨便成灾，而那些河流贯穿江南七府的地面，分归江浙两省管辖，必须两省通力合作，才能做好疏浚的工夫，因此，两省当局联合向朝廷提出了统修两省水利的方案。按清史帅承瀛传称：承瀛“以浙西频遭水患，应与江苏合力疏浚，察勘形势，偕孙玉庭等疏陈两省水道原委，实系一流，请专任大员综揽全局。诏韪之”。两江总督孙玉庭及浙江巡抚帅承瀛等人并在联合奏折里请求以文忠总司其事。道光在他们的奏折上批说：“即朕特派，非伊而谁，所奏甚是”。

统修江南七府的水利是深中文忠自己怀抱的事业，再加以道光皇帝对他那样倚畀，两省当局对他一致推举，更使他下了彻底完成这重大任务的决心，为此，他特请准辞去他原有的江苏按察使职务，以便专心办理两省水利的工作。刚好那时江苏政局也发生了变动，即过去加意培育他的张师诚于是年闰七月间被任为江苏巡抚，这样一个理想的人事配合更可使文忠畅所欲为。不幸，八月间，方奉准卸了臬司职务而准备前往工地勘察时，突然接到了母亲陈太夫人于闰七月十七日在籍逝世的噩耗，他立即离任奔丧回里。

金安清于提到文忠那次丁忧时，曾记说：“会丁内艰，寮属致赙，皆却之”。这段经过可从文忠的一封信里得到证明。那时，他的同乡挚友梁章钜任江苏淮海道，知道他的家境不裕，很难应付这番丧葬大事，由是倡率各同僚送厚赙给他。这在当时官场原是一个常例，但是，文忠闻悉之下，立即写了一封诚挚的信给梁章钜，婉谢了后者的盛情。文忠那次表现的风格，曾使那些正人君子对他益为刮目相看。

据文忠在《先考行状》文中自述，于治丧后，便患了一场大病，到次年春初才复元。

※ ※※

文忠从江苏奔母丧回闽後，过三个月，苏境洪泽湖因御黄坝堵闭迟延，被黄水倒灌，高家堰十三堡堤坝溃决，道光怒褫河东河道总督张文浩职，命于工次枷号一月，遣戍新疆，并命吏部尚书文孚、礼部尚书汪廷珍前往查办，又以漕运总督魏元煜继孙玉庭为两江总督，玉庭仍以大学士留工督办河漕诸务，调仓场侍郎颜检为漕运总督，协同筹划。五年正月，魏元煜以南河运口及御黄坝、高家堰、山吀各要工同时併举，请调文忠及河南河北道邹锡淳等来工，分段督催。道光准奏，特旨起复居丧守制的文忠，命往督修堤工。照例汉人官吏丁忧，必守制终期后，才可出任官职，而在承平期间，“夺情”起用是很少见的。无奈那时对这紧要工程，大吏属望于他，皇帝非用他不可，因此破例下了起用的特命。

文忠聆听父亲旸谷先生之喻以大义（见第二章），便改变了在里终制的初衷，接受了命令，但恳切呈准他以素服赴工地办事，以见不忘居丧之义。他的乙酉（道光五年）日记尚存二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三十日中缺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的部分，足以佐证他前往南河效劳的部分情况。

据乙酉日记载：文忠于二月二十四日离福州，二十九日抵延平，入城谒晤房师沈维鐈学使；三月十五日抵杭州，登岸拜巡抚以下各官员，并谢去秋他们对母丧的奠唁，当夜复北行，十七夜抵苏州，以后日记缺十余日，行踪不明，大约是月下旬赶抵淮安目的地。四月初一日记载：“午后移行李赴工次，在高堰六堡二堤宋宅暂住……”初二日，“复二其邻觅一沈姓住宅，遂赁居焉”。即日起，他开始督修堤工的工作，据日记指示，在场襄助催工的，除邹锡淳道台外，还有陈云知府。当时洪泽湖情况和文忠对于堤工任务的感想具见于下录日记里：

“初四日，辛酉，阴。西北风愈大，洪泽湖水仅五尺六寸，而风势猛劲，浪起已高于塘，喷溅如雨，人不能立，盖湖身东西百二十里，南北亦如之，高家堰障湖之东，遇西北凤，则受全湖之敌也。因思旧岁十一月十二、三等日，风势更不知如何饕虐，有修防之责者能勿束手耶!”

据以后各日日记所载，文忠几乎每日出门查工，风雨无阻，逐段验勘，随地栖止，可说备极辛劳。所存那年日记止于五月三十日，那天堤工还未完竣，以下尚有其他资料，可供查证竣工的时期。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数月工竣，而公积劳痁作。……”清史列传《林则徐传》说：“奉旨赴河南督修堤工，工竣仍回籍”。文忠在《先考行状》文中自述说：“……是秋，……不孝则徐在工痁作，不充任事，呈大府转奏，寻蒙恩允回籍调理”。综合上列资料，更可断定：一、洪泽湖堤工是于是年秋间完成；二、文忠曾因积劳得到疟疾，并於工竣后回闽调理。照《先考行状》所述，文忠这场疟疾缠绵到次年下半年才痊愈。

在这时期的前后，江苏省的人事有了很大的变动。当道光四年文忠离苏奔丧后不久，两江总督孙玉庭于十一月因高家堰堤决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后，又以“借黄济运”无效终被褫职，并由“户部劾其不行海运而河病运阻，责偿滞漕剥运费十之七”，代之者初为魏元煜，到五年五月，即文忠高家堰修堤时期，改由山东巡抚琦善继任。至于江苏巡抚，原为文忠的恩师张师诚，也于五年五月和文忠翰林院时期所缔交的安徽巡抚陶澍对调。这番变动都见于文忠乙酉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日记里。

因此，在道光五年五月间，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换了新人，总督虽和文忠格格不相入，而巡抚则是和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海运的筹办。

按清史的记载，当洪泽湖堤坝溃决，运道阻塞时，河务同漕务都受了影响，道光曾下诏命各疆吏筹办海运，但那些大员都拘泥成例，以为不可，协办大学士英和“奏陈海运折漕二事为救时之计，越日复上疏，略谓：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而任事诸臣未敢议行者，一则虑商船到津，难以交卸，一则虑海运既行，漕运员弁旗丁水手难以安插，因陈防弊处置之策甚悉”。道光因即诏令各省督抚妥议英和所提的海运办法，而他们仍多诿为未便，唯独新任江苏巡抚陶澍赞同，毅然以身任责。在陶澍表现了积极态度后，新任两江总督琦善随也赞成暂行海运。他们立即规划于次年开始实行，拨苏、松、常、镇、太五属漕米，以河船分次海运，并于奏疏中称文忠“细密精详，堪任其事”。这次举荐又正合了道光的心意，他立于折上批说：“所见不差，钦此”。

上录清史所称反对筹办海运的疆吏，主要是指南江方面的督抚而言，当时两江总督孙玉庭就因为“不行海运而河病运阻”的罪名，被户部弹劾，并予以“偿滞漕剥运费十之七”的处分。他的后任魏元煜对海运的态度，可由清史说明如次：

“……先是上以借黄济运，究非善策，欲令江苏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浙江之杭州、嘉兴、湖州等属漕船试行海运，下元煜等议。元煜以窒碍难行奏覆。四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请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复下元煜等议，元煜奏请仍徵本色，至海运事关创始，如蒙宸断施行，再督饬司道详晰妥议。上以其意存推诿，非实心任事之道，严饬之。” 

上录各情是道光五年四月以前的事，但根据文忠乙酉日记的记载，则在是年五月间，魏元煜对海运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变，这可从下录文忠日记里看出：

“初六日（五月），壬辰，晴。卯刻出门看工，午在十二堡，夜宿古沟。郑文轩专人来云，魏制军欲邀赴浦商议要事，嘱其转致等语。拟于次日看工之后，往清江一行……。”

“初八日，……黎明由六堡起身，辰刻到清江，……午谒魏制府，知欲商覆奏海运之事，议尚未定。……”

“初九日，……早晨制府来商海运事。……下午谒制府……。”

“十一日，……制府定议於明年试行海运，并以目前黄水消落，运河积淤几成平陆，粮艘势难再渡，拟于明日堵闭御黄坝，而未渡之船尚有一千八百余只，计米二百万石，现尽本省及豫东剥船盘坝接运，亦只能运去一半，尚有一百万石未运，拟本年回空之粮船，不令启坝南行，以一千只接运本年余米，此外一千八百余只即以接运明年新漕，与海运并行不悖。嘱照此意叙折覆奏。”

“十二日，……作折稿送制府署中。……”

“十三日，……早晨谒制府，商改折稿毕，即面辞赴工。……”

从上述各日记中，可知文忠那时曾费了六日的工夫和魏元煜商讨“覆奏海运之事”。第一天，“议尚未定”，可能是魏元煜仍偏于过去不赞成海运的态度，经过了两三天的商讨，很可能是经过文忠说服之后，魏元煜才改变了宗旨，而终于“定议于明年试行海运”，并采用海河并用的改策，而由文忠代拟折稿覆奏。可是，这番改变已经太晚了，对魏元煜的地位并无所帮助，就在这时，都城方面已经决定以琦善接替魏元煜为两江总督，正如文忠五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八日日记所云，总督和江苏巡抚都换了新人的消息就很快的传到了工地。

上述魏元煜和文忠商讨“覆奏海运之事”的经过，说明了文忠是站在筹办海运的立场，有其明确的见解，所以魏元煜总督舍弃各司道而就商于他，不特接纳了他的意见，而且还请他代作覆奏的折稿。虽然因为魏元煜随即他调，文忠是年五月间所代拟的覆折不曾发生效果，而后来新任江苏巡抚陶澍于六月所上的覆奏说：“……大抵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难恃，来岁当以海河并运，可期无误”，其结论可说恰与文忠和魏无煜所议定的相同。因此，我们可知陶澍之奏举文忠主持筹办海运的工作，是不为无因了。

实行海运既是文忠支持的意见，又是他的挚友陶澍所主办的新事业，而且他已因修复堤工的紧急工作而被“夺情”，自应续为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海运工作而进一步宣劳，因此，他必定愿意接受这一繁重的新工作，自无疑问。但各种有关史料都未明白说明文忠曾经接受了筹办海运的任务。如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公积劳痁作，会户部奏行海运，自明永乐迄今已四百余年未举，旧典无征，大府交章荐公为总理，困于疾未赴，遽归闽中”。即文忠在《先行考状》文中自述这番经过，亦只说：“是秋江南大府议行次年海运，疏称则徐，……是时不孝则徐在工痁作，不克任事，呈大府转奏，寻蒙恩允回籍调理”。若从上录两节的文字上解释，似乎文忠未曾参预海运筹办事宜。可是在文忠诗集中，有和陶澍海运初发赴吴淞江口致告海神原韵四首，其第四首头两句：“愧未瀛壖橐笔从，养疴曾荷主恩容”，下自注：“余乙酉南河督催堰工告竣，复往上洋筹办海运，适疾大作，回籍调治”。根据这段注解，可以断定文忠不但接受了筹办海运的任务，而且已经前往目的地进行了筹办工作，后因疟疾大作，不胜繁剧，才告病请辞；再据《先考行状》文中所说，他是等待到道光皇帝准许后，才回籍调理，可见他还曾逗留在筹办地点相当时日才离开。基于这一判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定初期的海运筹办各项计划，如陶澍於是年十一月间所陈奏海运事宜的详细章程等等，似乎都是著称“细密精详”的文忠所一手筹拟的。

在文忠离开了江苏，陶澍只好亲自继续筹办海运工作。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陶澍亲至上海督办，将苏、松、常、镇、太五府州的粮一百六十三万余石，前后用船一千五百六十二只，出吴淞江口北驶，春天开行，夏天全达天津，圆满竣事。文忠后来特和韵赋诗，赞扬其挚友陶澍的功绩。

※※ ※

道光六年，文忠年四十二岁，在里守制。据《先考行状》文中所说，文忠于前一年秋间在江苏所染的疟疾，回籍后後仍继绩发作，到次年秋间才痊愈。正当他在籍守制而养病的时候，又接到了朝廷的新任命。那时，两淮盐务腐败不堪，商困课绌，道光谴责了有关的官吏，又想提早起用从前改革浙盐有功的文忠，是年四月，他降旨命文忠以三品卿衔署理两淮盐政。文忠对皇帝的又一次夺情仍然坚守了他终制立场，特呈请福建巡抚转奏恳辞新命。他曾将这段经过记述如下：

“……丙戊·不孝则徐在籍病尚未愈，四月，有旨以三品卿衔署两淮盐政，府君曰：‘主恩高厚，非梦想所及，宜如何感激!然此乃任官授职，非前此催工比也。上以恩被，下以礼守，斯其宜耳。且汝病未愈，亦安能就道。当据实呈大府代奏’。不孝则徐遵命而行，上允之……。”

在文忠以服制未满及患病未痊为理由的恳辞两淮盐政呈里，他曾恳切表示说：“容俟则徐服满之后，病体见痊，即照例起复进京，泥首宫门，求赏差使，以期勉竭驽骀，仰酬高厚鸿慈於万一”。到是年十一月，他服丧期满，恢复健康，而看到父亲逐年老迈，曾一度想“陈情”留养，但被父亲劝阻，终于次年离乡北上，其经过有如下录：

“迨先妣葬事毕，不孝则徐于十一月服阕，而疾亦痊，府君命诣阙谢恩。不孝以府君老，欲陈情。府君曰：‘汝在服中，蒙恩除官未出，今既服阕，岂可不自效?若欲尽为子之心，余筋力尚健，亦不惮于就养也’。不孝则徐辗转踌躇，至丁亥二月，见府君精神气色俱尚可恃，而后北行”。

道光七年（1827年），文忠四十三岁，在父亲表示可以离里就养的承诺下，二月间离闽北上。他在京不及旬日，便于五月初一日奉命任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事。虽然除官很快，表示朝廷对他的倚畀，但文忠以陕西离闽较远，不便迎养老父，心里侷促不安。道光察知其衷情，特给以妥贴的安排，以成全他的孝思，据文忠自述如次：

“……五月朔，得旨授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关中距闽较远，难以迎养，请训之日，窃拟沥陈下情，而圣慈已俯鉴其微，谕曰：‘朕知汝於江浙熟悉，但此时西方有事，且先去’。仰绎圣训，似不久可量移近省，谨免冠谢。遂西行，至陕，则已续奉恩旨，擢授江宁布政使。不孝则徐望阙叩头，感激涕零，幸迎养之私由是得遂。……”

文忠一抵西安，就奉到升为江宁布政使的新命令，但因后任陕西布政使未到，只能留陕暂代，同时又因他须往略阳县勘灾及主持改建城墙的工作，更不能立即赴江苏履任。他在陕西任职时，陕西巡抚为鄂山，陕甘总督为老将杨遇春。那时正值回族张格尔作乱，入卡滋扰，朝廷派杨遇春、扬芳等前往讨伐，陕西省为前线的后方，负责筹备粮饷，接济军需，一切都较为紧张。到文忠抵达西安之日，回疆刚刚渐次荡平，但张格尔脱逃未获，出关的军队还有一部分未撤回，紧张气氛尚未恢复，此时文忠可能对於军事方面多加留意，而后来他任河督时所演习的杨遇春阵法，可能是这段留陕期间学习而来的。他这次在陕西，除上述略阳县勘灾及改建城墙的工作可稽外，还可发现他所做一件很有风骨的事，那是独排众议而极力支持了刚正不阿的凤翔府知府程懋采（字憩棠，江西新建人，文忠辛未同年程矞釆之弟，后于鸦片战争期中任安徽巡抚，颇有建树），那段经过记于王赠芳写的程懋采墓表：

“……守凤翔，尤持正，同僚共挤之，大府意亦摇，臬使林公则徐争之曰：‘程某有守有为，陕西无出其右者，奈何欲去之乎?’乃解。”

文忠于是年八月间奉到升任江宁布政使的命令后，立即派人兼程南下迎接老父前往江苏任所。旸谷先生一面感于皇帝有意成全自己父子的团聚，一面也要履践从前已对文忠的承诺，欣然接受了迎养的请求，并于是年八月底携同次儿由福州就道，但中途於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于浙江衢州府城行馆。文忠于十月十九日接到浙省递来的噩耗，立即自陕奔丧，扶柩返里。

注释

① 《清史》，卷一百十七，职官志三。

② 《诗钞》，卷二，《挽黎襄勤公世序》。

③ 《清史》，卷三百六十一，列传一百四十八，《黎世序传》。

④同上。

⑤同上。

⑥ 《清史》，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一。

⑦ 《清史》，卷一百一十七，职官志三。

⑧ 《文钞》，卷四，《答奉化令杨国翰明府书》。

⑨同上。

⑩ 《文钞》，卷四，《覆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事》。

欧阳昊，《见闻琐录》。

 《诗钞》，卷二，《题潘功南舍人宣南诗社图卷》。

 《诗钞》，卷二，《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

 《清史》，卷三百八十二，列传一百六十八，《帅承瀛传》。

 《文钞》，卷二，《先考行状》。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 《清史》，卷三百八十四，列传一百七十，《张文浩传》。

 《清史列传》，卷三十五，《魏元煜传》。

 《清史》，卷三百六十七，列传一百五十三，《孙玉庭传》。

 《清史》，卷三百六十四，列传一百五十，《英和传》。

 《清史》，卷三百八十，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传》。

 《文钞》，卷二，《先考行状》。

同上。

 《清史列传》，卷三十五，《魏元煜传》。

同书，卷三十七，《陶澍传》。

 《诗钞》，卷二，《和陶云汀抚部海运初发赴吴淞江口致告海神原韵》。

 《文钞》，卷二，《先考行状》。

 《文钞》，卷四，《辞两淮盐政呈》。

 《文钞》，卷二，《先考行状》。

同上。

程懋釆，〈心师竹斋文集〉附录。

第八章两年五迁官

京师的交游——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的声誉：“林公来，我生矣!”——河东河道总督：“从未有如此认真”的河臣

自道光七年（1827年）十月文忠奔丧返里迄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抵江苏巡抚任，这一段前后约五年的时间里，文忠的事业有着多釆多姿的演进，诸如守制期中的进修，与都中人士交游，外任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等职，但他的这段日记全部遗失，我们只能依据其他资料来叙述他这段时期中的事迹。

从道光七年十月文忠自陕奔父丧回闽后，他始终在里守制，直至服阕后，才于道光十年春天离闽入都。在那段约两年半期间，文忠得息影林泉，过此后约二十年中，他地位日隆，事业日广，声望日高，而无日不宣劳国事，直至最后告病退休，才再回福州。

在守制家居中，他曾热心办理桑梓的福利事案，其中之一是修浚了福州西湖。西湖一名小西湖，是福州省城西郊的一个名胜区域，文忠早年曾在湖边的桂斋读书（后来桂斋供有文忠的小型塑像，外墙有沈瑜庆先生题的“林文忠公读书处”）。西湖又是城外一个大蓄水池，西北郊一带农田就靠湖水来灌溉。因为年久失修，土豪侵占湖地，湖心壅塞，名胜破坏，旱则灌溉无资，涝则宣泄无路，几完全失去它的作用和面目。文忠清厘官界，追回侵占湖地，重新疏浚了西湖及其通达城边的小河，沿湖堤砌石种树，以巩固堤基，并环绕湖滨种了几千棵梅花，由是西湖恢复了灌溉功能和悦人的景色。在文忠的文钞里，留有三篇他代当道出示严禁把持侵占及毁掘湖堤砌石树木的文告①。文忠那时也尽情享受自己所贡献的成果，时常流连於这个秀丽湖山之间，他的逸情雅兴具见於他的一首诗里：

“风物蛮乡也足夸，枫亭丹荔幔亭茶!新潮拍岸添爪蔓（自注：端午前后，积雨经旬，敞居门前，河水漫溢），小艇穿桥宿藕花（自注：予近濬小西湖，作大小二舟，小者可入城桥）。愧比逋仙亭畔鹤（自注：陆莱臧诗以逋仙比予），枉谈庄叟井中蛙。琴尊待践城西约，一櫂临流剌浅沙。” ②

前面已录引李元度所说：文忠“家居，必熟访民间利病，白诸当道”。在这段家居期间，他必定对桑梓还有很多的贵献，而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了这一段比较闲逸的日子，冷静地考虑当前国家大计，而为其将来经世济民的努力作了更多的准备。按前清的制度，丁忧不能任官，从表面上看，好像这个制度仅是一种礼法，不过使人多尽孝思而已，但若从另一角度看，它使做官的暂时离开官场，回到民间，接触民众，以二三年在野的时光冷静地观察民间利病和民心向背，自己来检讨过去和策励将来，这将可使他们于再出之后，提高其为国为民服务的效能了。文忠从道光四年八月至九年十二月底，先后丁忧两次，在五年余中，居里守制的时间，除中间一度素服督修堤工外，前后约为四年。这段时期，虽然相当影响了他的官运，但无疑的却使他于服官十余年後得到冷静思考的充分机会。

戴氏注曲礼的《四十曰强而仕》说：“四十，志气坚定，强立不反，不夺于利害，不怵于祸福，可以出仕矣”。文忠那时稍过四十强仕之年，已经具有卓越的修养，坚强的志愿，且经历官内外十余年，经办典试、行政、盐务、赈务、河工水利等实际事业，上得朝廷的鉴识，下得人民的爱戴，而又周知当时官风的败坏，时习的淫侈，国政的艰难，民生的疾苦，他必更不惜扩展其经文纬武的才能，以痛偿其匡时化俗的抱负。因此，他必然格外利用了那一段长期休闲的机会，冷静地和积极地思考一切兴利除弊福国利民的大计，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旦归家，则又应时时作用世计，……须磨砺自修以为他日之用”了。

道光十年（1830年），文忠年四十六岁，他于丧服满后，正月间离闽北上，四月到京。自从他由京官外放后，中间曾三次到过京城，但每次都逗留不到旬日就奉派前往外省服务，这一次则是十一年来他留京最久的一段时间，他留在那里约三个多月。

京都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观察全局评论朝政的中心，文忠那时留京时期较长，得到了足够的机会以接触他多年在外所久违或无缘接纳的旧雨新知，来把他在外所闻所见及所深思熟虑的种种和都中有心人士恳切商榷。因此，他这一段留京期间，对其将来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自嘉、道以来，清廷吏治逐年败坏，在朝大员及各省封疆大吏，大都暮气沉沉，不思振作，不以营私纳贿自肥，便是因循敷衍自保。那时，国家所面对的局势，已是危机重重，险象环生，一方面是人口增多，国内生产渐感不支，穷无所归的人民开始随地生事，内部时有不稳的现象；另方面则外来势力随鸦片而侵入中国，在道光八、九年，英国鸦片的输入，已从嘉庆末年的每年三四千箱增至每年一万三四千箱，漏卮愈多，国内经济愈受破坏，民生也愈感困难，而外国坚利的船炮却正在耀武扬威，时在海口滋事，一边支持了鸦片走私，一边威胁着沿海藩篱。在那种内外部形不稳的情势下，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危言告警，而讳疾忌医的内外大臣仍然粉饰太平，听任潜伏的危机逐渐蔓延。然而，在另一方面，却还有一些具有朝气的少壮分子，面对现实，潜心研讨，他们彼此间，正以气类相投，互相结合。恰当这时，文忠留滞京城，周旋于这方面较有认识较有作为的人群，或续旧好，或结新知，无形中和他们发生了联系。以文忠卓越的才识，优异的政绩，以及当时已有的清望，在加以皇帝多次逈异寻常的奖励，都是显示他即将肩负重任，而成为大家所寄望的理想人物。再以文忠那种“不以名位矜已，不以贤智先人”的谦虚态度，更使那些下过工夫而明白事理的人们乐於同他接近了。

从文忠的文钞和诗钞里，可以部分的找到他那时所往来较亲密的人士。首先是他与辛未科会试同年的款洽。在文钞卷一《龙树院雅集记》的文中，可以看出他和他们亲切接触的情况。他记说：他那次来京，和在都诸同年“文酒款洽无虚日”，又于闰四月二十二日徧集留京同年三十四人聚会於宣武坊的龙树院，绘图留念，并由他写文以记其盛。在文忠所记各人中，前文所提到的祝庆蕃，便在其内。

关系更重要的是和文忠那时一齐参加宣南诗社的那一批朋友。根据文忠在苏所作《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的诗中所说，这诗社是文忠过去在都和吟友们组织的。到文忠这次来京，诗社里增加了好些新的吟友。据张维屏《南山集》里所记，这一时期同文忠在这诗社里唱酬的，有龚自珍、潘曾沂、潘曾莹、黄爵滋、彭蕴章、魏源、张维屏、周作揖等人。这些人的科名都比文忠晚，地位比他低，年龄也大多比他小，但其中好几个已有了切实的成就，在学术的造诣上都很可观，而对当时衰敝的国政，更是穷思眇虑的追求献替的办法。他们之中，有的是朝气勃勃或慷慨悲歌之士，并是以风骨自励的志士。他们对于文忠，都具着亲密、钦佩而爱护的深情。这里根据确实的资料，择要列举和文忠关系较密的数人如下：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言屡被採纳。十五年，特擢鸿胪寺卿，……寻疏陈察天道、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饬京城营卫、申严外夷防禁六事，又陈漕河积弊，均下行。时英吉利船舰屡至闽浙江南山东洋面游奕，测绘山川地图，爵滋疏言：外国不可尽以恩抚，而沿海无备可危。十八年，上禁烟议。……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徧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③当文忠那次在京和黄爵滋订交，爵滋还在翰林院里，文忠和他同心同德的亲切关系，可见于当时文忠写给他的如下一首诗里：

“君何思兮思潇湘，楚佩摇落天为霜。君何思兮思空谷，搴芳无人媚幽独。人间绮靡烘可怜，眼中萧艾徒纷焉！美人肯使怨迟暮，为滋九畹开香田。开香田，蓺香祖，此品羞为众草伍。芳菲菲兮袭余，情脉脉兮系汝。清风忽来，紫茎盛开，猗猗东山，油油南陔，庭阶玉树相映发，当门之忌胡为哉！同心兮有言，仙之人兮手阳春，阳春一掬撒麈世，心清十万香闻根！”④

黄爵滋于转任御史后，便和文忠挚友程恩泽等人在京领导一批少壮分子研讨朝政，倡导禁烟，终於道光十八年以鸿胪寺卿奏上《请塞漏巵以培国本》的名折，导发了文忠广东禁烟的大事案，他后来官至刑部左侍郎，到文忠被革职及遣戍后，他的事业不久也跟着结束。

龚自珍字定庵，浙江仁和人，与魏源同讲经世之学和当世之务，被并称为龚魏；在他丰富的著作《定盦全集》中，很多关于讨论时政及边疆的种种实际问题，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与文忠在京结交时候，他还未成进士。当他官礼部主事时，文忠奉命以钦差大臣驰粤办理烟案，他特制赠序文一篇，剀切陈述其处理烟案意见，且对文忠勉励备至。从文忠恳切回答他的信里，得知他曾想随同文忠南下一遊，但文忠不愿牵连这位以奇才闻名的挚友，因此婉转劝他打销行意⑤。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小于文忠九岁。嘉庆十九年他侍父入都，与龚自珍等人切磋学问，当时已誉满京师，可能那时已与文忠缔交。道光二年，他中式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后来南下至江苏，从布政使湖南善化贺长龄（字耦耕）辑《皇朝经世文编》，因留意经济之学，当时以文章经济著称的巡抚陶澍，便常同他筹议海运水利等等大政，文忠那时在苏，也和他接触。到魏源于道光九年入京应会试不第，入赀捐内阁中书候补，文忠不久也来京，又于宣南诗社中互相唱酬。道光十一年，文忠转任江苏巡抚，驻苏州，魏源也因父死厝于苏州，在那里守制，文忠常就他商议漕河盐兵等政⑥。到文忠广东禁烟受挫后，魏源愤慨当时庸臣误国和外敌披猖，写出了《圣武记》十四篇，其中有道光洋艘征抚记一篇（原名《夷艘入寇记》，后经稍为修改原文并更名如上，列为圣武记卷十），叙述广东禁烟和鸦片战争失败的经过，极力赞扬文忠，而痛斥当时昏瞆的大吏。文忠于广东解职后，特将在粤所搜集及译述的资料，如《四洲志》、《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等书以及轮船机器各图说，都交与魏源，辑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后来魏源再增添其他资料，写成了《海国图志》六十卷，最後扩展为一百卷，将文忠所首倡“师夷人之长技”的政策宣达无遗。

潘曾沂字功甫，江苏吴县人，大学士潘世恩的长子，和文忠前后在宣南诗社唱酬，他只是一个举人，而和文忠气味特别相投。前面已经提到文忠诗钞里有《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一首，其中备述当年社中吟咏的乐趣，并对潘曾沂恳切推许及勉励。黄彭年在《跋林文忠公手札》的文中说：“右林文忠公与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抚吴时筹议赈饥事……”⑦ ，这也可证明文忠和潘曾沂的密切关系。后来文忠因禁烟被黜，潘世恩时为大学士，不能进言援救，为舆论所不满，在他原籍的苏州，有人绘画讽刺他伴食默默的态度，潘曾沂也不满他父亲的软弱，特携画入都给他父亲看，并劝其引退，他父亲不听，他的弟弟潘曾莹也从中作梗，他只好怏怏而归⑧。文忠诗钞中，以同潘曾沂的唱和篇什较多，当他于河工完竣遵命遣戍的时候，有《次韵潘功甫舍人见赠三首》及《又次韵五言一首》⑨，缠绵悱恻，充分显示了他们道义的深交。

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文忠甲子乡榜的同年。他的官只到同知，而以诗名于世，当时是宣南诗社的一位有力吟友，与文忠及魏源、黄爵滋等人都有深交，文忠诗集中有《题张南山郡丞黄梅拯溺图》，便是道光十年在都时与他唱酬作品之一。文忠在粤禁烟时期的日记里，曾有常和张维屏往来的记载，那时他以广东绅士的地位，极力赞助文忠的禁烟事业。陈澧《东塾集》里，有《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及《张南山先生墓志铭》两文，都曾说到他同文忠在广东禁烟时期的关系。

宣南诗社的吟友，除在张维屏南山集里所指出的人物之外，还有好几位十分重要的分子，如姚莹、张际亮、汤鹏、徐宝善、苏廷魁、陈庆镛、朱琦等人，都曾先后参加这一个集团的唱和，这里不妨举要到述加次：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承绍其从祖鼐的家学，于书无所不窥，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他比文忠早三年成进士，但一生仕途迍邅，到鸦片战争时期，才官至台湾道，又以误杀英俘获谴，发往四川，降以同知知州用，后终于湖南按察使任。当时京中宣南诗社的吟侣，多是姚莹的相知，据他自述，他于道光初，至京师，交魏源、张际亮、龚自珍、汤鹏等人，道光六年再入都，又交黄爵滋、徐宝善等人⑩。文忠很早就认识他，当他后以知县官于苏时，文忠任江苏巡抚，曾切实保举他。从那样切实保语里，可看出姚莹的才学和治绩，更可看出文忠对他的赏识。林昌彝（字惠常，福建侯官人，事迹见清史列传七十三文苑传）在《射鹰楼诗话》里说，姚莹与文忠极相得。姚莹《东溟文后集》里有《候林制军书》一文，其《康輶纪行》卷十五又有《林制军内召》一诗，都充分表达了他对文忠的景仰。

张际亮字亨甫，福建建宁人。道光四年，文忠座师沈维鐈视学福建，举他为拔贡第一，次年入京，朝考被黜，在京以诗名，有狂士之称，而与黄爵滋、汤鹏、徐宝善、潘德舆诸人交谊最深，唱和尤密，但他为朝贵所忌，每试都落第，道光十六年回闽乡试中举，而次年会试又失败。当姚莹于道光二十二年以在台湾道任上杀戮英俘被逮入都，际亮激於义愤，扶病随姚同行，一时义声大振；姚出狱后，际亮随即逝世。际亮对当时国事，慷慨激昂，他的政见和黄爵滋、陈庆镛等人极相投。据谢章铤《睹棋山庄笔记》的记载，黄爵滋的那篇禁烟名折，和陈庆镛谏止起用琦善、奕经的名折，都出于张际亮的手笔。文忠对张际亮特垂青眼，称其有经世之才，他的戊戍（道光十八年）日记载张际亮留居武昌督署数个月，他的诗钞里有那时期在湖北作的《答张亨甫孝廉见寄即次原韵》及《题亨甫匡庐游草》等首，都表现出文忠对他的推重。文忠遣戍在伊犁，时常接他伤感时事的信和诗，不久就得到他的噩耗，悲痛之下，曾写了《哭张亨甫》诗一首。下面附录那首诗，以见他和文忠在鸦片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尺素频从万里贻，吟成感事不胜悲！谁知绝塞开缄日，正是京门易箦时！狂态次公偏纵酒，鬼才畏吉悔攻诗。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巵”。

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初为礼部主事，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他“在军机得见天下章奏，又历户曹习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 。他任御史时，勇于言事，以劾工部尚书载铨被黜，回任户部员外郎，于是潜心著述，著《浮邱子》八十一卷，通论治道学术，《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姚莹说他与魏源、张际亮、龚自珍等四人，“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铄壹时”，又说他与黄爵滋、徐宝善、张际亮等人，以诗相驰逐。

至于苏廷魁、陈庆镛、朱琦等人，当时皆在台谏，有“三直”“四虎”之称，清史赞其“凛凛然有生气，足以砭顽振儒”。

以上所举参加宣南诗社的几个重要人物，当文忠那年入京的前后，或还未名登甲榜，或已有科名而官职尚低，在冠盖满京华的气氛中，原都未足引起新贵的重视。然而，文忠爱才成癖，尤重绩学之士，他不营营于奔走公卿之门，而特别殷勤接近这些位卑而才高，命困而志不穷的朋友们。他同他们之间，所砥砺的是顶天立地的气节，所切磋的是福国利民的大政，所投合的是激浊扬清的志趣，最后他同他们达到了匡时救世的共同观点。这些人在官阶上是小人物，而在时代里则是大志士，除在学术上各有特殊造就之外，都不忘从实际的学问里究讨利弊，脚踏实地去发掘新知，而且个个都守着自己的原则，穷而不变，甚至慷慨激厉，大声疾呼，变动了当时的风气，振作了奋斗的精神，终于转移了道光时代的学术风尚，尤是掀起了沏底铲除烟祸的大运动。文忠同他们那一段的结合，在历史上确是具有深重意义的。

自文忠那次外放离京后，这一集团在程恩泽、黄爵滋等人继续结合之下，人数比前更多，言论比前更激昂，在社会上也更引人注意。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一书曾时当时情况如下：

“……道光十五、六年后，都门以诗文提倡者陈石士（用光）、程春海（恩泽）、姚伯昂（元之）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峯（宝善）、黄树斋（爵滋）、朱伯韩（琦）、苏赓堂（廷魁）、陈颂南（庆镛），翰林则何子贞（绍基）、吴子序（嘉宾），中书则梅伯言（曾亮）、宗涤楼（稷辰），公车则孔宥涵（继鑅）、潘四农（德舆）、臧牧庵（纾青）、江龙门（开）、张亨甫（际亮），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按以上各人，除上面已经分别叙述的以外，其他如陈用光、徐宝善、宗稷辰等人的名字都曾见于文忠的诗钞。）

上列各人都是道光时代的朝士之秀，他们在研讨世变中，对当时祸国殃民最烈的鸦片烟，都抱着深恶痛绝的坚定态度，时常都在探究如何彻底禁绝的办法。到文忠于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以江苏巡抚遵旨入觐而再来京都之日，他们正开始步步展开禁烟的运动。

※ ※ ※

道光十年（1830年），文忠年四十六岁，六月，他在京奉命补湖北布政使；同年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1831年）七月，调江宁布政使。金安清就他这段频繁调动的过程概括记说：

“……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疆臣重其才，皆析节倾心下之，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上亦眷倚特甚，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本朝自陈恪勤、陈文恭後，长吏声誉之盛，无与公並者……。”（按陈鹏年，字沧洲，谥恪勤，清史称其‘廉明爱人，以清节闻於时’。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谥文恭，历抚陕、甘、鄂、赣、闽、豫、总督两广、湖广，史称其所至有声。）

在那样频繁的调动中，文忠能於每到一地，都於数月短促期间，留下了为人民所歌颂的德政，博得妇孺平民所共仰的盛名，其在官用心之勤，任事之勇，建树之多，是都不难想像的，这和他前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只短短时间，便博得“林青天”的声誉，前後是完全一贯的。而他当时的官职只还在布政使阶段，金安清已把他和有清一代特著清望的陈鹏年、陈宏谋相提并论，这可使人想到文忠那时显巳後来居上了，可惜他连任三省布政使的政绩，在他的各篇传记上，都写得很简略，金安清写的传记也只笼统地叙述如上，未曾进一步揭示具体的事实。

就人事关系上说：文忠任湖北布政使时，湖广总督为满人嵩孚，湖北巡抚为扬健；任河南布政使时，河南巡抚为杨国桢；任江宁布政使时，两江总督则由他的挚友陶澍於前一年由江苏巡抚升任，江苏巡抚则由程祖洛继任。据金安清说：“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以下之”，可知文忠那时和各有关督抚都相处很好，因而能够放手做事。

在文忠的文钞第四卷里，留有他在湖北布政使任内的四篇公牍，可以从中看出他在湖北的作风。第一篇是《由襄阳赴省传牌》，说明他自京来楚履任，抵达湖北境内後，由襄阳循水路赴省，自雇船只，自理伙食，不须沿途所属官员致送下程酒食及远道迎送等等。按布政使（藩台）在省内为仅次於总督巡抚的第三位大员，道府州县都归他管辖，其在省内来往，接受所属官员的招待，在当时官场习惯里，原是很寻常的事，文忠一到鄂境，便要转移这种官僚习气，充分表现其清风亮节，使人耳目一新。第二篇是他于抵达省城后所发布的《关防告示》，在那里面，他先坚决表明自己“志惟求慊，守必不渝，随事亲裁，奉公洁已”，但恐各类不肖之徒招摇撞骗，藉端滋扰，待胪列七款，出示晓谕，以期弊绝风清，令行政肃。同时他发布了第三篇文告：《定期放告颁发状式告示》，以制止讼师播弄是非，砌词妄告，他本“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原则，颁发简单的状式，只许告状的人们据事直书，每状不得过一百数十字，凡略知文义的老百姓，都会照式书写；如此删繁就简，即狡猾讼棍亦无所施其伎俩，於民既使，官又不烦，由是可期澄清讼源。他在湖北所遗留第四篇公牍是《密访汉口一带匪徒饬汉阳照单严拏札》，将其所访得在汉口一带开局窝赌，搭台讹诈的匪徒照单拏捕，以安靖地方。从上述仅存的四篇公文，我们可以想像到文忠在湖北四五个月的任期中，巳如何树立了高超的风格，表现其利民、便民、安民的怀抱。

文忠在河南布政使和江宁布政使任上的政绩，可从他的遗著里，看到一部分，同时也可从中窥见他同顶头首长和衷共济的情状。在他的文钞第一卷里，有他任河南布政使时期写的《十一经音训序》，那是河南巡抚扬国桢刊印了《十一经音训》一书，特请文忠在上面写的序文。文忠在序文中盛赞过去河南仪封张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康熙年间任福建巡抚，史称其‘甄拔士类’）在闽建立鳌峯书院，手授诸生课程，并制经传绪书以资肄业，因此鳌峯藏书丰富，福建人才百年来多所成就，他从小就熟闻张清恪公课士之法，现在自己官于张的家乡，很想以张清恪教福建士人的方法来教河南士人。根据这篇序文，可知文忠在河南布政使的八个月任上，曾同巡抚扬国桢志同道合的提供了文教上的贡献，其在河南的成就可能不逊於张伯行在福建的成就。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文忠年四十七岁，六月底，当他仍在河南布政使的任上，邻省江苏正闹着水灾，江苏当局为着救荒的需要，咨文河南商办米麦来苏接济。文忠对於赈务，一向是特别用心的，且是不分畛域的。在江苏巡抚咨请晓谕行铺务照市价平卖并代雇船只装运粮食之下，他立即派员到商邱刘家口及陈州、先州等处采办，分由黄河、淮河运往江苏境内。在他办理过程中，有两件事可供后人效法。其一，大批采办粮食，倘使事先公告，势必引起当地铺户的抬价居奇及居民的开风闭籴，为此，文忠先派干员前往采办地区，查明实价，立即会同地方官传齐行户，付以定银，便将粮食分贮，以待江苏方面委员到后验明收买，如此就不会因粮价抬高而多花经费。其二，那时江苏需要购粮八万石，须雇船一百六十只装载，倘使事先公告，势必抬高运价，甚至船户躲匿无踪，为此，文忠事先密委数员，分赴沿河一带查明船数，立即会同地方官封雇，并照民价给付运费，如此江苏方面委员来到后，就不会发生无船装运的情事，或因运价抬高而加重耗费。就在这时，他奉命转任江宁布政使，在赴新任的途中，自己顺道亲往督办采运米麦的事宜，并于淮阳一带勘灾筹赈。

文忠於道光十一年七月再到江宁布政使任上时，就同他八年前初任江苏按察使时一样，苏境各属水灾，等待救济，他立向当局提出了赈灾办法十二条如下；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瘗棺、捐衣、劝粜、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等等，经两江总督陶澍奏上，奉准照办 。是年十月间，因钦差工部尚书朱士彦的举荐，文忠又奉旨总司江北赈抚事宜，他先到省城附近各县，往来稽查，随后人周历淮扬一带，查勘并督办赈灾工作。

在江宁布政使的任命发表后仅三个月，文忠即于道光十一年十月奉命升任河东河道总督；在初任河督三个月后，又于道光十二年二月奉命调任江苏巡抚。综计他从丁忧服阕再出之后，前后仅二十个月，换了五次官职，很快的位至封圻，一面可说这是由于他特殊优异的政绩，另一方面也可说由于道光对他特殊的知遇。但文忠并不因宦途顺利而心里惑觉轻松，相反地，眷遇愈隆，官阶愈高，他惑觉责任愈重，自乙愈须警惕奋发，以增进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他曾将这种情绪吐露在下录一首诗里：

“惯教乌帽抗黄尘，官辙年来五度新（自注：庚寅秋，任楚藩；辛卯春，调中州；其秋调金陵；冬日擢督河东；今移苏抚）。行水敢云劳楯橇，得人何以答丝纶（自注：近叠奉批章，有‘如此勤劳’及‘得人尤难’之谕，不胜惶悚）。知交谬许文章伯，时事方思将帅臣（自注：指湘西事）。小技壮失奚足道，鸿泥惭说去来因”。

上面那首诗，不仅显示了文忠宠而不骄的胸怀和奋发有为的志趣，并且以“时事方思将帅臣”一句，暗示了国事将趋严重，他须准备肩负军旅方面更繁重的任务，这一句话是涵有重大意义的，这里应当予以说明。按在那诗句下，文忠自注说：“指湘西事”，那是指道光十二年湖南江华猺赵金龙作乱，粤猺响应，湖南提督海陵阿及副将游击等都阵亡，同时桂阳、常德诸猺蜂起，情势十分严重，清廷派了尚书禧恩、将军瑚松额赶往视师，后经湖广总督卢坤调集湖北提督罗思举，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所部连同湖南镇箪苗疆兵，合四省的官兵，才把那场乱事平定下来。那次猺人变乱，不过是从乾隆末年以来蔓延多省而此仆彼起的“教匪”、“苗乱”、“ 猺匪”一连串变故中之一而已，那是表示着国内形势已十分不稳，随时可以面临同样或更严重的变故，非有拨乱扶危的才具是无从应付的。再按清制，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巡抚加兵部侍郎衔，授以指挥辖区内队伍的兵权，以应付任何变乱。文忠一及晉位封圻，且面对着开始动荡的局面，马上想到以后军旅上的重任，便力自警惕，而向这方面多作准备，所以他在上录诗中所流露的话，对於当时的局面以及他自己此后的功业，都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

然而，在道光年间，虽然国内局面已显得动荡不安，而营务则废弛不堪，最普遍的现象是士兵无纪律无斗志，员弁则吞饷肥私，愉惰苟安，所有兵备，大部份等于虚设，迕使文忠不得不加意警惕的现象，可从他的挚友黄爵滋於道光十五年所上的奏摺里看到相当深刻的描述。这里应将那篇奏摺所说的营务真相节录出来。黄爵滋先说：

“……苟其将不明於韬略，不娴於技术，则虽日召兵而练之，而其兵且茫然不知所向，又况其偷惰苟安者之不足以作兵气也，又况其剋扣粮饷者之不足以服兵心也。故欲求可用之兵，当先求可用之将。以臣近闻山西赵城一带，该虑额兵闻调，人人畏缩，在途亦毫无纪律，而带兵武弁亦逡巡不敢前，姑息而不能制，是该省戎务之废弛已极，而他省亦大概可推。则是今日之兵，以为备，非不备也，以为可用，则臣未敢信其尽可用也……。”

即如京师为首善之区，京营为天下的表率，而八旗营务的废弛更可惊人，黄爵滋在摺中拆穿其各种腐败实情后，申说了所以腐蚀的原因：

“……皆由该管营弁吞饷肥私，每旗吞侵数十名之钱粮，以供翼尉之私用，而翼尉之档房总巡，总部总巡，亦无不有兼吞之弊。八旗步兵皆然，外营之参、游，亦且相率效尤，以故有堆无兵，即大吏或有闻见，时派稽查，率皆移东补西，或一名顶充数名，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彼此包庇，狡狯百出，虽大吏亦无可如何……。”

内外营务都废弛如此，这将何以内维治安外固国防?而当时国内治安情况如何呢?黄爵滋也据实陈述：

“……臣维国家承平既久，生齿日繁，而土不加辟，于是民多产少，天下不能无失业之民。……天下多一失业之民，即天下多一生事之民；天下多一生事之民，即天下多一不治不安之民也。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稔匪，四川之啯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著色目之棍匪、窃匪，地方官虑其生事，未尝不查察，而终莫能使之改革者，无业以管其心智能力，而使之得食，故仍狃于故辙也……。”

这样看来，简直已成了遍地是匪，随时都可酝酿事变，事实上三四十年来已经陆续发生了规模或大或小的叛乱，随时都有燎原之患。至于对外的国防又是如何呢?黄爵滋也恳切道出了可怕的展望。

“……近来夷人互市已久，渐有玩法藐禁之处，往往好生事端。臣阅邸钞，见旧存两广督臣卢坤奏夷船擅入内地，辄敢放炮相拒。今年闽浙督臣程祖洛、山东抚臣钟祥又陆续奏称，夷船飘入内地，情颇猖獗，何毫无畏惧若此?……臣闻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能，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皆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器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

黄爵滋的奏疏已扼要地揭发了当时武备空虚，员兵腐败以及面临内忧外患的真相，推原祸始，他认为首在无可用之将，乃至于无可用之兵，而终陷于无备的危险状态。由此可以推知在黄爵滋上奏三年之前文忠的诗里所称“时事方思将帅臣”，实不仅专指当时湘西的小事变而言，而极可能是指全局的迫切需要说的。文忠和黄爵滋在多方面大问题上的见解，是彼此一致。很可能他们二人基于志同道合的关系，彼此间早就当前各项要政缜密商讨，而得到了共同的结论。所以，从那时起，文忠就把自己的注意力移到这方面来，以配合自己今後在封疆地位上所负的新责任，他既然以“将帅臣”自励，料必要向军旅问题方面多作切实的准备。事实证明，从这一时期起，前后十余年间，文忠在军事方面著实有了很多的表现。

※ ※ ※

道光十一年，文忠年四十七岁，十月间，正当他以江宁布政使督办江北各属灾赈工作中，奉命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但他并未立即接受新命。河督是当时最优的阔差，为一般官吏所特别垂涎，而非有特殊背景是不能取得的；河务是积弊最重的部门，贪污最烈的渊薮，非有最彻底办法是无从整顿的；河工是最繁重的工作，关系着数千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非有湛深的水利工夫是不能胜任的。文忠不啖於河督的厚利，不惮于河工的艰难，而悚于河务的积弊。他若揍受这个任务，必将首先痛切革除弊端，而后才可将河工纳于正轨，然而革除多年积弊，势必有多方面的牵涉，他若不得上面的最大信任，必是难于放手做事的。因此，他首先上摺恳辞说：

“……惟思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河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宜，必须明了工程，胸有把握，始能厘工剔弊，化险为平。……臣先由翰林御史外擢……本未经习河工，迨道光二年奉旨补授江南淮海道，虽有兼河之责，但……在任不及一月，至五年间奉旨赴高家堰催工，为时约有数月，……於河务仍属隔阂。今若骤膺总河重任，既不明于形势，即不审于机宜。……且河工尤以杜弊为亟，必先周知其弊，乃可严立其防。臣具有天良，固不敢不认真稽察，然能自矢不欺之念，终无不受人欺之明，平时未晓工程，难瞒通工耳目，若莅任之始，措置有乖，狡狯之徒，即皆生心尝试。……河工事多猝来，计不旋踵，苟胸无定见，一事被蒙，毫厘之差，即成千里之谬；若以为尽不可信，动辄驳饬，则又恐是非颠倒，缓急混淆，设或猝遇险工，束手无策，游移牵掣，致失机宜，彼时即将臣从重治罪，在臣之一身，固不足惜，而糜费疾民，贻误河防大计，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生灵，一念及此，不胜股傈，此臣所以辗转思维，有必须量而后入，不敢贸然从事者。……圣明之前，万不敢有一毫欺饰，与其将来贻误，莫若据实沥陈。伏乞皇上格外垂慈，鉴其愚昧，俯允将河东河道总督一缺，另赐简放，以重河防。……”

文忠在这篇奏摺里虽自己十分谦逊，一再自认不谙河务，但事实上他在当时已被公认为水利工程的能手。唯其是此中的能手，他格外清楚此中的弊病，所以不得不先表示了特别慎重的态度，而实际上他是在奏摺里以“河工尤以杜弊为亟”一句话，点明了杜弊如何紧要而又如何困难，不是寻常做法所能“严立其防”的。

奏上之後，道光不答应他辞职，并温语告他就任；文忠明了道光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便不得不勉为其难，期能放手实行兴利除弊的计划，因此，他随即奏陈遵旨即赴河督新任，并立由江南起程。这第二篇奏稿未曾刊入政书，但在另一篇《接篆谢恩摺》里却提到那篇奏摺的内容，并从中指出了文忠曾在那篇奏摺另附一片，以及道光曾在那篇奏摺上朱批说：“一切勉力为之，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方合任用尽职之道，朕有厚望于汝也，慎勉毋忽!”同时道光又在文忠的附片上批说：“当今外任官员，清慎自矢者，固有其人，而官官相护之恶习，牢不可破，此皆系自顾身家之辈，因循苟且，尸禄保身，甚属可恶!记曰：‘官先事，士先志’，其可忽诸!”从上录各批语来看，那时官吏遍习于因循苟且的作风，已为道光所深知和痛恨，他确实想找出诚实可靠的分子而加以重任，实心任事而政绩卓著的文忠恰成了他所物色的理想人物，因此，他对文忠期望特厚，有心使之担任繁剧，以备今後的大用。道光和文忠这样的遇合，不失为清史中一段佳话，而文忠此後的鞠躬尽瘁也确实无负了道光对他的特殊知遇。

是年十二月初七日，文忠到河束河道总督任所，在奏报接篆的摺里，他曾将整顿河务的决心和立场恳陈如下：

“……河工积弊，尤所熟闻，将欲力振因循，首在破除情面，臣惟有自持刻苦，不避怨嫌，以防意者防川，以纠心者纠吏，务冀弊除帑节，工固澜安。……所有应办事宜，容臣查核案卷，悉心讲求，周历履勘，随时奏请训示遵行……。”

作为一个负责的首长，肯应把握住任劳任怨的基本原则。官凤的败坏，固然一面在于官员畏难怕事，另一面尤在于徇情营私，这就是和任劳任怨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结果。文忠在独当一面之始，首先要实行“自持刻苦”和“周历履勘”，是表现了他不惜任劳的一面，而他更首要“破除情面”和“不避嫌怨”，是表现了他不惜任怨的决心，他可以说是实践任劳任怨原则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文忠清廉明察的声望本已远近闻名，再加以此番就任的不凡姿态，更产生了先声夺人的作用。所有河工的积蠹，晓得他雷厉凤行的决心，都销声匿迹，或格外检点。文忠则恩威并济，除对渎职的人员不稍宽假之外，特以诚信劝人，并独出心裁制定了无从舞弊的处理办法，和躬自实行了挨苦耐劳的督察作凤，因此，在他的任上，河工积弊一扫而清。金安清《林文忠公传》就此记述如下：

“……河东承前人奢靡之后，闻公至，皆悚励，惧旦夕严劾。公独先以诚信许其涤旧染，勉自新，老成之士，朝夕谘访。豫东黄河多至十数厅，所储岁料数千垛，皆徒步抽其虚实；绘全河形势於壁，孰夷孰俭，一览而得，羣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

文忠对於这样艰巨的河务，总以不辞劳苦躬亲其事为原则，所以进行中的河工，都经他亲自督察而随时予以改进。例如，关於他验催运河挑工的工作，其经过情形有如下述：

“……东省运河挑工，截至正月初六日，已办三分有余，……臣亲往验催，旬余以来，周历沿河工次，南至滕泛之十字河一带，北至汶上等泛塘长各河，挨次履勘，凡已经挑完工段，除出土外，其錾凿大块坚冰，累累山积，询之土人，佥称：历年河冻未有如今年之厚。……臣目睹现挑之处，先须凿起两三层冰块，或将冻土打松，然后得施畚？；及至挑动之后，不免渗水，虽经随挑随戽，而隔夜即又冻结，……臣当将所挑宽深尺寸，逐段丈量，验其灰印志椿，均相符合，尚无偷减情弊。惟沿堤出土之路，渐被泥浆抛撒，逐条冻积，名之曰‘泥龙’，往往工段挑完，而泥龙尚未净除，虽据各泛员弁禀称，向系全工完竣，一律起除，但日积日多，挑运更为费事，且一经春雨，更恶冲入河心。臣复严饬工员，押令夫役’凡批完一段，即起净一段泥龙，其已挑未净之处，官差夫头均先量予惩责，并因钜嘉汛主簿督挑工内，……不居中挑挖。侧注一边，则靠西浅处，诚恐日久积淤，河身遂窄，不可不防其渐，现值攒工紧急之际，臣先将该汛主簿徐恂摘去顶带，责令督夫加挑，展宽丈尺，务使一律均匀，俟工竣时，查验如果协宜，给还顶带，倘不如式，立即咨革示儆。兹截至正月二十一日，统计各汛挑有六分工程。此后天气融和，施工自易为力……。”

挑工的艰难已如上述，而文忠随处能以革新的方法增进工作的效果，也从可想见，但查料工作却又比验催挑工繁难得多，其中更具着清除积弊的重大意义，他对此则更有了破纪录的成就。历届河督查验河工物料，无非是走马看花敷衍了事，一任上下串通从中舞弊，文忠对此却格外认真办理，他在出发查料之前，先将其清除此项积弊的决心奏明如下：

“……臣因黄河各厅购办料物，亟应亲往查验，并有督催土工、勘办春厢事宜，均难廷缓，即于拜折后，由济起程，前赴豫东黄河两岸，周历履勘。惟查历届验料，往返不过半月，臣于河务未能谙识，必得将各工形势细加体察，谘访研求，每到一工，即不能忽略走过，且思料物为修防根本，果皆堆垛结实，防险自当裕如，若查料之时，稍任以虚作实，以旧作新，则冒顶误工，即无有甚於此者。臣惟有细加拆验，计束称斤，总当从实从严，不敢稍为将就。但岁添两料，共有七千余垛之多，逐一亲查，即不免多需时日。”

文忠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处理方针後，随即不折不扣的遵照办理。为着发扬其爱护公物和鞠躬尽瘁的精神，以供作现代服务於公营事业的人们底楷模，这里应将他查验河工料物的经过实情录述如下：

“……臣于本年正月间验过运河挑工之後，即于二十二日由济起程，稽查黄河两岸料物。……旋由北岸之曹考厅上堤，查至上游黄泌厅，问渡而南，循顺东行，复从归河渡过北岸，查验下游之曹河、粮河二厅，计时一月有余，业经竣事。窃思稭料为修防第一要件，即为河工第一弊端。……臣办工虽尚未谙，查料必先核实，到任以来，讲求访问，因知堆料积弊，更仆难终，盖料物应贮於有工处所，而河堤地段本不甚宽，兵夫堡房既经林立，积土杂料又复纷纭，秫稭每垛，长至六丈，宽至一丈五尺，占地已多，故堤顶未能尽堆，惟头一层在堤上者谓之‘门垛’ ，其余则为‘滩垛’，为‘底厂’。大抵门垛近在目前，多属完整，滩垛、底厂即为掩藏之所，最易蒙混。其显然架井虚空，朽黑霉烂者，固无难一望而知，更有理旧翻新，名曰‘併垛’，以新盖旧，名曰‘戴帽’，中填碎料杂草，以衬高宽，旁挿短节稭根，以掩空洞，若非抽拔拆视，殊难悉其底里。臣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垛不拆，兵夫居民观者如堵，工员难以藏掩。……”

文忠以月余日的时间沿河严密执行查料的工作，他那种徒步履勘和穿行每一料垛以及无垛不量无垛不拆的查验作风，确实是河务向所未见的，而只有他那样认真任职，才能把河工上历数不清的积弊彻底澄清。道光阅奏之后，不由不在原折上批说：“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 。在给文忠的谕旨里，道光还强调说：“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加足!”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作官皆当如是，办理公营事业尤当如是!

因为文忠查验料物那样严密，弊端鸡以藏掩，不免有人甘冒不韪采取了纵火灭迹的手段。当文忠在河南沿河查验料物时，忽得报告说，虞城上汛十六堡底厂存稭一百六十垛，突然夜里失火，被烧去五十六垛，他认为稭料理应严密防护，不容稍有疏忽，现竟在他来查验之前突报失火，可能是有关人员本未购足物料，恐怕被他发现，乃以报火企图掩饰弊端，为此，他立予严厉处分，严批开归道先饬该厅勒限照陪，并惩处有关人员。

管理河务，不仅靠着主持人的清廉和勤劳，还要靠着他对河工的学识，文忠虽一再谦称自己对於河务未能谙识，事实上他对如何施工省料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下面就是一个实例。先前道光曾谕知文忠说，河南省上南、中河、曹考三厅的险工，酌抛碎石护堤，在过去六年中，这项石料已花费了银六十五万余两；既用碎石抛护，则岁料防险等项自应节省下来，乃历年来碎石工程无岁无之，而其他岁料及防险费用并未节省分毫，因着文忠悉心体察这项碎石工程是否必需。文忠亲到抛石工程的地段细心研究，认为那一带河水溜行迅急，往往冲走埽前的泥土，而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以偎护埽根，并可纡回溜势，豫东河堤多是沙土，基础不固，堤单而护之以埽，埽陡而护之以石，总在迎溜最险的地方才酌量抛石，所以抛碎石是对河工有益。但因黄河两岸堤长至二十余万丈，而堤前之有埽的不过六千八百除丈，埽前抛石的只不过二百七十余丈，而豫东河面宽阔，溜势时有变迁，此工刚完而彼工又起，所以购料防险各费就难另行节省下来。针对这复杂情况，文忠仍然提出了可以从中节省工费的办法，他说：

“……用料之节省与否，天事居其半，人事亦居其半。譬如极险之工忽然淤闭，平缓之处忽又生工，每非恒情所能测度，工生则料费，工闭则料省，此存乎天事也。亦有出于人为者，如顺堤厢埽，费料赏多，惟溜到堤根，即不能不资以抢护，而工非自闭，亦不能不逐岁加厢，若工员果悉机宜，善揣溜势，则於工之将生未生，豫筑挑坝，使之溜向外边，埽即可省。盖挡溜者埽，而引溜者亦埽，观於埽前水深，其故可想，一坝得力，可护数段之工，则不须顺堤厢埽，而所省无算矣。然若审势未确，挑护失宜，坝守不住，仍复退而顺堤厢埽，则劳费更不啻十倍，此又人事之难言者也。总之，……在工人员，果皆讲明利弊，自无枉费之工；果皆激发天良，自无妄开之费。……”

上述一段显示了文忠在河务上的表现，不仅由於他的廉明勤劳，而且基于他对河防工程的修养有素。上折最后两句：“果皆讲求利弊，自无枉费之工；果皆激发天良，自无妄开之费”，是为国家兴利除弊省工节费的至理名言，也是今天每一个服务於国家企业的人们所应牢记的座右铭。

东河总督原辖有河标多营，这是文忠首次兼负军旅的责任。据清史列传《林则徐传》说，文忠那时曾将陕甘总督扬遇春所制阵法，绘图贴说，发各营学习。这应当是文忠任陕西按察使的时候向杨遇春学来的，这项初步小试，可以说明文忠也对军事方面开始用心了。

文忠很短时间的河务成绩，愈益增进了道光皇帝对他的信任。道光常有“得人尤难”的慨感，对这位优异的官员，自要加速予以擢用，因此，他不待文忠对于河务告了一段落，便于是年二月，降命调文忠为江苏巡抚，使之从此负起疆圻的重寄。文忠奉命后，因河工任务未了，未即南下履新，直至是年五月二十五日，他才交卸了河东河督的职务，他担任这职务前后共六个月。过了九年后，黄河汜决，文忠于遣戍伊犁途中奉命折回，再一次提供他对河工的贡献。

注释

① 《文钞》，卷四，《清厘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重浚福州小西湖禁把持侵扣告示》，《湖堤砌石种树禁止掘毁告示》。

② 《诗钞》，卷三，《和冯云伯登府即事原韵》。

③ 《清史》，卷三百七十九，列传一百六十五，《黄爵滋传》。

④《诗钞》，卷三，《题黄树斋思树芳尔图》。

⑤龚自珍，《定盫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附录文忠的答书。

⑥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

⑦黄彭年，《陶楼文钞》，一，卷十一，《跋林文忠公手札》。

⑧见本书第二十五章《輭麈私议》第六则。

⑨ 《诗钞》，卷六。

⑩见姚莹，《东溟文後集》，《汤海秋传》。

同书，《十幸斋记》。

谢章铤，《睹棋山庄笔记》，《稗贩杂录》，卷三，页十。

见《东溟文后集》，《张亨甫传》。

《诗钞》，卷五。

《诗钞》，卷六，《哭张亨甫》。

《东溟文后集》，《汤海秋传》。

 同上。

《文钞》，卷四，《上程梓庭中丞书》。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清史》，卷三百七十五，列传一百六十一，《朱士彦传》。

《政书》，甲集卷一，东河奏稿，《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下忱折》。

《诗钞》，卷四，《答潘焕龙贺移抚三吴原韵》。

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稿》，《敬陈六事疏》。

《政书》，甲集卷一，东河奏稿，《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下忱折》。

同书，同卷，《接篆谢恩折》。

同上。

同书，同卷，东河奏稿，《验催运河挑工并赴黄河南岸查料折》。

同上。

同书，同卷，东河奏稿，《查验豫东各厅垛完竣折》。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政书》，甲集卷一，东河奏稿，《复奏访察碎石工程情形折》。

同书，同卷，东河奏稿，《查勘上虞厅料垛被烧分别办理折》。

同书，同卷，东河奏稿，《覆奏访察碎石工程情形折》。

第九章五年江苏巡抚（一）

“为政若作真书，爱民如保赤子”——考绩：“察吏莫先於自察”——惠遍灾民——违旨请缓灾区钱粮

道光十二年（1832年），文忠年四十八岁，在江苏巡抚的新职发表后四个月，才於六月初八日抵苏州履任。他连续担任这职务约历五年，中间曾两次署理两江总督，第一次从道光十五年十一月至十六年二月，第二次从道光十六年七月至同年十一月遵旨入觐止。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简放湖广总督后，他才离开江苏——江苏是他一生任官最久的省份。后来在广东禁烟期中，文忠虽曾调任两江总督,但被海口洋务所羁，不能同他结缘最深的省份发生了多一次的关系。他五年江苏巡抚任内的日记，仅存甲午（道光十四年）及乙未（道光十五年）两年，可供考证。

江苏是文忠首次晉任封圻的省份。道光基于自己对文忠的多年特殊赏识，重加任用之后，又於文忠的谢恩折上恳切的批说：“知人难，得人尤难，汝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文忠感怀知遇，矢诚图报，便于奏报接篆折中，诚挚的奏说：

“……惟有持清勤以端其本，慎张弛以善其施，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当执法者，不敢以姑息起玩心，当设法者，不敢以拘牵碍全局。且值灾荒之后，元气未复，正须培养拊循，自不宜求治过急，致涉孟浪。一切地方公事，与督臣和衷商榷，设诚致行，使刑钱不致相妨，而适相为用。庶几积疲渐振，治效渐臻，以答高厚生成于万一。……”①

事实证明了在五年江苏巡抚的任内，文忠确曾诚诚悃悃地实践了他的诺言。

江苏是文忠过去历任淮海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而早博得“林青天”声望的省份，此番旧地重临，在他自己是驾轻就熟，而在老百姓心中却鼓起了重见天日的欢情。金安清就他当时赴任的盛况，记说：

“……奉江苏巡抚之命……吴民夙感公惠，闻公再来，益大厥施，出境讴迎者数万人。……”②

江苏又是人物荟萃而人事比较复杂的地方，督抚同官一省，往往彼此龃龉，甚至相水火。然而那时两江总督是陶澍，他和丈忠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深交，而且他俩志同道合，转移了当时学术风尚，而究心于国计民生的要政（详见本书第五章），江苏便成了他俩改善漕、河、盐等政的实验区，因此，他们督抚之间，事事都能和衷共济，相得益彰，文忠更能畅所欲为。这一时期他俩人密切合作的德政深深地留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南京城遂留下了一所公建的陶林二公相。同受陶林二公誉扬的左宗棠，后来也做了两江总督，曾在陶林二公祠题下了如下联句：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

册载接音麈，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

这一时期在江南和文忠共事的人物，都十分敬爱他，并继续和他后来伟大事业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其中任布政使、按察使的，先后有梁章矩、陈鑾、怡良、裕谦等人，后来都位至封疆：在文忠广东禁烟时期，梁章矩任广西巡抚，怡良任广东巡抚，都和文忠密切合作，陈鑾以江苏巡抚代文忠署理两江总督，裕谦继任两江总督而殉难于浙江镇海。鸦片战争中殉难于广东虎门的水师提督关天培，那时任江南苏松镇总兵并署江南提督。禁烟期中和文忠精诚合作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恰是家于金陵，那时在邻省任安徽巡抚。后来写出了《圣武记》并依据文忠所搜集资料及其观点而辑成《海国图志》的魏源，那时寄居江南，常和文忠策划漕、河、盐、兵等政的兴革。此外，如后来以《台湾事件》及所著《康輶纪闻》扬名的姚莹，后来佐文忠兴修西北水利的黄冕，那时都是文忠所器重的州县。由于在这一时期他们深切认识了文忠的风格，因而奠定了他们和他一贯配合的基础。

江苏又是粃政多端而事事棘手的地区，那时又遇着水旱频仍而民生困苦的情况，因此，文忠在任职五年中，始终特别辛劳，孜孜求治。李元度统括地记说：

“……调江苏巡抚，吴中洊饥，公奏免逋粮，筹赈恤，清厘各属交代，尽结京控诸狱，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数年如一日焉。……”③

邹呜鹤④ 在写给文忠的一封信里，曾描述文忠当时尽瘁政事的情况如下：

“……惟闻抚循一载以来，寝不能寐，饭仅一盂，明知种福无穷，彼苍必为默佑，而事烦食少，窃为天下苍生深虑之。……”⑤

而对文忠治苏的政绩，邹鸣鹤据实作了如下的分析：

“……执事之莅苏也，承梓庭（按即程祖洛）先生后，易海忠介（按即；明朝海瑞）严峻，而济之以周文襄（按即明朝周忱）干略，持之以汤文正（按即清初汤斌）公平。查囤积则市价减，劝捐输则民力继，恤流亡则积因拯，禁游冶则正用充。其余造士、恤刑、缉匪诸善政，体务乎其大，而条理必贯，功既乎其实，而流弊先弭。……”⑥

可是，江苏又是风俗和美，文质彬彬的大邦，在那里主政，不须标奇立异，事事干涉，而贵在顺乎人情，导之于所安，这便是文忠治吴的基本方针。他曾把其中道理切实地写在《三吴同官录序》里，不特以之自励，且以之劝勉同僚：

“吴为东南大邦，山水秀良，风俗和美，士民多文少质，类能读诗书，识俎豆，服田力穑，束身听长吏之教。官是土者，苟政无阙失，事事体民情出之，则民之爱之也如父兄。虽江南北地气别强弱，而固结不可自解之情，实有以窥长吏隐微而成其向背，盖善感者莫吴民若也!郡县以下，尤无日不与民见，诚知民清向背而顺导之于所安，则平其阴阳之吡，而为化民成俗之由。唐宋来类多以名宦称者，职是故耳。是录也，犹是姓氏也，阶秩也，各宜勉勉焉，知所当务矣。……”⑦

在“事事体乎民情出之”的指导原则下，文忠在江苏巡抚任上表现了最优的和多方面的政绩，其中包括吏治、赈灾、漕务、水利等等。这多方面的事业，无一不显示其勤政爱民而勇往直前的风格。就在那时，他的最相知同年程恩泽侍郎，有感于他的惊人成就，特地撰送他如下一副联语：

“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闲；

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⑧

这副十分贴切的联句，当时传诵很普遍，被人称为“工於形容”。其中所谓“绵密无间”和“体会入微”的深刻描写，将不难从以下分类叙述文忠江苏政绩中得到领会。

※※※

先从吏治方面说，文忠到任后第三个月，便会同总督陶澍奏准裁撤江宁、镇江二府照磨，扬州府检校，华亭县主簿，金坛县湖溪司巡检等缺；又会同南河总督张井奏准裁撤丹徒、如皋二县县丞和仪徵清河闸闸官等缺⑨。

文忠曾在一篇奏折中说过：“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为最亟”⑩，道句话可以说是他在吏治方面所遵守的基本方针。因此，他对于考察属史，一向特别用心，并在考绩工作上特别认真，而有切实的表现。按考绩是有清一代吏治的要典，为内外官员进退升降所据，而责成行政首长妥慎办理。当时外官的考绩，名为“大计”，每逢寅、巳、申、亥年，即每三年，举行一次，所有各省藩、臬、道、府、州、县的贤否及其应予升降去留，统凭总督和巡抚一一严密考核，上报朝廷，朝廷便据以处理。文忠接任江苏巡抚后，次岁便届大计之年，例须于先一年年底办妥那一届的考绩工作，他对这项有关史治的人事工作，虽是第一次经办，却办得格外尽心。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他于密陈所属藩、臬、道、府等员考语的奏疏中，先恳切表明自己的立场说，“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後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若上司之心，先未贯澈於此事之始终，又何从察其情伪，则表率甚不易言也。臣惟恃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原文已详见第四章）。然后他说：“半载以来，随时考察，虽不敢谓灼见无遗，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声，尚可陈其梗概?……谨就管见所及，出具切实考语，手缮清单，恭呈御览” 。

从上文，可以明显看出文忠考绩工作的要旨：第一、先求“自察”，自己先将政务求尽于心，而后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第二、“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平常“随时考察”，以求“灼见无遗”；第三、切实明了各属员的情况後，就不容不据实报告，乃负责“出具切实考语”，绝不含混；最后，还须他自己“手缮清单”，以求保密。这整套周密的安排，可说对人事考核工作，做到尽心为耳矣。

关于文忠举劾属员的事绩，金安清曾统括地赞扬说：“所荐，皆以才德致通显，为时名臣，而无一人贻物议。其所摈斥，皆没齿无怨词，虽受劾之戚族亦服为至公。奏牍中论属吏优劣，适如所分，从无誉之过情而毁之过当者”。那段详文已具录于本书第四章，这里可举出一实例，来说明文忠对属员的考语是如何切实和负责。当文忠在江苏办理考绩时，姚莹是在武进等县任知县，总督陶澍对他的考语是“精勤卓练，有守有为”八个字，文忠对他的考语则是：“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 。像文忠这种考语，是何等具体、精细而有切实的依据，而且和姚莹一生的立心行事人品官声完全符合，这可充分证明文忠如何认真办好考绩的工作了。

在这一年，文忠自身曾因前在河南盗决官堤的首犯陈端久未捕到，部议拟降他四级调用，道光原谅文忠的情况，特改为降五级留任。但到了次年，文忠终于拏到了要犯陈端。

文忠向来厌恶案牍的积压，而江苏省的刑钱案件尤比别省多，积压的夙弊也格外重。当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已曾十分致力于“申理淹滞”，并著有成效，现晋任巡抚，他更要全面根绝积压的夙弊。为此，他于就任第一年的十一月，严饬各属清厘所有未结的交代案件，并查提十一月份各属存库银数，由是全省钱谷案牍都无积压或蒙蔽的情事。

在盐务方面，文忠早年署理浙江盐运使时期，已经有过优良的表现，当时已被目为治盐的能手。不久，他又做过淮海道，负有兼理盐法的责任，虽然为期甚短，而对两淮的盐务，多少是下过了工夫。江苏的两淮，盐场多至三十，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是全国盐课的最重要一部分。在道光初年，两淮盐务腐败，商困课绌，皇帝曾特命改革浙盐有功的文忠以三品卿衔署理两淮盐政，文忠当时以丁母忧未终制恳辞；现在他晋任江苏巡抚，自不能不对两淮盐务力求献替。但是，两淮的盐政，自道光十一年起，已命由决心改革淮盐的两江总督陶澍兼任，后陶澍举俞德渊为两淮盐运使，锐意除弊，裁减盐政衙门的陋规，厉行票盐减价敌私政策，弊风肃清，溢销逾额。文忠向与陶澍共同究心於漕盐等政，再加以他俩深厚的交谊，为公为私，绝无袖手旁观之理。不过，两淮盐政既由陶澍直接负了专责，所有那些年里盐务兴革大计，当然都以陶澍的名义进行，文忠虽从中翊赞，例不能分享其名，所以那一时期淮盐改革的成功，在历史上只记了陶澍的名字。官文书里偶然提到文忠的仅有一项，即他曾于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会同两江总督陶澍及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奏筹盐务章程，并严堵淮属的私盐以保护浙江的官引 。前后任两淮盐运使五年而立功最大的俞德渊，死於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时文忠奉命署两江总督，为他写了墓志铭，并在其中叙述他整顿淮盐的功绩。

在爱士和取士方面，文忠在江苏也有精釆的表现。道光十二年八月举行壬辰科江南乡试，文忠以巡抚的地位入闱监临。江南为人文渊薮，每届入闱的士子多至一万六七千人，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试卷，房官阅卷稍有草率，便要失去公平取舍的标准。但当时房官有着抢先荐卷的夙弊，以为荐早则取中的机会多，荐晚则中额已满难望入选，因此他们争将先头所阅较好的卷子趁早荐上，对後面阅到的卷子就来不及细看，随意在卷上写了“欠精警”或“少出色”的含糊笼统的批语，舍弃了事。文忠本其过去担任多次考官的经验及其爱士的心意，先将阅卷帘官的人选，严定以文理优长，精神振作的担任，而绝不以年老荒庸的充数，另特奏请按他所拟逐篇分批的章程，责令帘官遵照办理。他所定的章程是：除二、三场的卷子批语不拘外，首场四篇卷子必须由帘官逐一加批，凡泛而不切的字样，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一概不准使用。他认为逐篇分批而批语切实，就要使考官对每一篇文字的得失利病，非十分了然于心，便不能适当写下批语，这样才能革除帘官草率阅卷任意掩没的弊病。到揭晓之后，他还要把落第的卷子重新查核，如果发现帘官对一些并无大毛病的首场卷子仅点数行而不再阅下去的，便要据实参奏，予以处分，以惩儆那些不尽心阅卷的人们。此外，他又因当时江南士子盛行入场夹带和抄袭成文以图幸中的恶习，特认真取缔夹带，并留心抄袭雷同的卷子，一经对出，便记于档册，于撤闱後加以惩儆 。

因为江南应试的士子过多，科场极难管理，尤其闱中点名向无办法，入场的秩序素来极坏。文忠那次监临壬辰科乡试，特本其所得军事上学识，加以严密部署，轻易地消灭了前此混乱不堪的现象。李元度就此记说：

“江南人文甲天下，乡试恒万六七千人，入鏁院时，竭一昼夜之力不能毕，有拥挤仆毙者。公创设信礮文灯牌，阴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毕。” 

相同的记载也见于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至那两文所称文忠按兵法部勒的详情，曾由黄钧宰缕述如下：

“……自林公少穆开藩江宁，分为三路点名，先期核计各属人数多寡，按照时刻分配均匀，而刊印章程随卷给发，某时某路点某学，一目了然。每届一时，则发礮悬旗大书三路应点之学分、由内而外，以及街衢巷渡，无不周知。盖阴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举，中、酉间即可扃门。场内则誊录对读与夫粥饭水夫之类，无不躬自稽察，就号而亲尝之，故士林洽然感颂。近日遵用其法，而人数不均，时刻以中路为早迟，而左右不齐，悬旗则内外不符，拥塞纷乱自若也，有治人无治法，信哉言乎!” 

据上文，文忠不特部署得法，而且全盘都经细密安排，像“粥饭水夫之类，无不躬自稽察，就号而亲尝之”那些动作，可说体贴士子，无微不至。金安清记到这件事时，还说：“旁及水浆糕饵，及厕滆细务，皆求其为士便” 。今人一勺先生写《寒窗续梦》，描述过去科场的不堪情状说：“考生须携带点心充饥，而考场中最不堪者，厥为便溺问题，场中既无厕所，又无临时设备，任令与考者於墻边院角，大开方便之门，不逾时遗矢满庭，溺流成渎，臭气薰天，蝇蚋丛集” 。那种龌龊情况，原是当时试场的普遍现象，唯独在文忠所治理的地方，所有那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都经他细心筹划，一一获得妥善安排。文忠全部爱民勤政的作风，部不难于那些细节，予人以更深切的体会。

※※※

在赈灾工作方面，文忠过去服官於江苏时，已曾在救灾工作上有过伟大的表现，现在江苏巡抚任上，遇到更重的灾荒，更发扬了爱民如伤的精神。他上任之初，便得一机会，把他那副精神充分表露出来。那时有一常熟绅士杨景仁，搜集了古今可行的荒政，按类编列，辑为《筹济编》三十二卷，请文忠为写一篇序文。下面是文忠所写序文的重要一段：

“……今夫牧民之官，民之身家之所寄也。年谷顺成，安于无事，民与官若相远；一旦旱乾水溢，哀号之声，颠连之状，不忍闻不能不闻，不忍睹不能不睹。彼民所冀于官之闻之睹之也，谓必有以生活我也。夫民固力能自生活者也，至力穷而望之于官，良足悲矣!居官者知民以生活望我，我必有以生活之，则筹备之方诚不可不图之于早也。……” 

这段文章，不但道出文忠对灾民的关切和对人民的责任感，而且说明他对于赈灾的方案和步骤，都经深思熟虑，早有了“筹备之方”。因此，一遇灾眚突临，他便立刻展开一套最适当最有效的救济办法，事事得体，缜密週到，使灾民得了犹同自己家长所照料的一样。他写了那篇序文后不久，便曾以事实履践其诺言。

文忠就任巡抚的那年，江苏已连年大水，特别淮扬一带，继上年水灾之后，又因洪泽湖水大涨，下河各属低洼地区多处被淹。文忠立即陆续兴堵各处堤坝，使积水渐消，灾民可以及时补种二麦，同时又经他奏准缓征灾区的钱粮，使人民暂可喘息。然而，那一带人民，鉴于上年被灾流亡出外时，曾因沿途州县留养救济而转获余资，就认为逃荒很合算，不需要亟亟返回家乡。因此，这一次他们仍然藉口避水，成群结队往四面跑，竟然也有衣履整齐面无菜色的人等杂在那里面，而且还有惯做“灾头”的，勒迫着许多人冒称逃荒灾民，以便自己从中渔利。这种情况变成了救灾中别开生面的畸形现象，而于公于私都有莫大损害。文忠认为被水的区域积水渐消，灾民应当赶速回籍补种，以期无误春收，并且经他调派后，灾区已无缺粮情事，粮价已告平定，而钱粮也经奏准缓征，更无官厅追欠的顾虑，灾民何得轻易离乡不归，荒废了补种的农事而将影响来年的收成。他于是立即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制止这畸形的发展；自己领导僚属捐钱，酌对实在贫乏的灾民发给口粮，由官雇船分别遣送回籍耕种，就中扣查有本非灾民而冒充的，或被灾头勒迫出逃的，即将灾头严究惩办，把附和的人民勒令回籍，不准逗留在外。另一面，他仍饬令淮扬府县随时查看当地情况，如有田亩涸出过迟不及补种的，或藏谷已尽委实无力种植的，便酌借给种籽或口粮，以资维持。经他那样处理之后，淮扬灾区顿归安静，而灾后疮痍也迅速恢复。

次年，即道光十三年，七、八月间，江苏沿江的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江都、仪徵、丹徒等县被水两月，灾情很重，其中除六合一县据报已经自行劝捐赈恤，又江都一县民力尚可支持外，其余各地都须立办急赈。照例，赈款应候勘定灾分报请皇帝批准后才可发给，文忠以灾民嗷嗷待哺，迫不及待，特先行拨款抚恤，并具折奏称：“……民间积淹日久，困苦倍形，若候勘定灾分再请接济，实属缓不济急，自应先行抚恤，俾免流离失所。除一面饬令动放银两，责成该府督率印委各员周历确查即行散给外，相应恭恳天恩，俯准将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徵、丹徒六县沿江被淹各乡，先行抚恤一月，折色口粮，以资接济……” 。文忠这项要求终于得到道光批准，但文忠在递发奏折之后，另行积极倡导官绅捐输赈款，因为捐款的成绩很好，足敷赈济灾区难民之用，他就无庸动用巳经奉准提拨的帑款，其已经由司库拨用的部分，便以捐来的款项抵还归库。

在文忠刚刚筹办了上元等县的灾赈后，是年九、十月间，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因秋雨连绵，收成歉薄，文忠随即会同总督陶澍上奏，请准将太仓等四州县及坐落境内的太仓、镇海、金山三卫帮续被歉收的田地，应征本年地漕各款银米，一体缓至次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其属该州县及卫帮应征次年的新赋，并请缓至该年秋后启征，所有坐落歉区内的带征各年旧欠钱粮，也请一并递缓，以纾当地民力。

道光十三年间江苏若干州县次第被水成灾的情形，已如上述，在全省农业中心的苏松各属，那时棉稻生长很好，初以为可藉江南的丰稔来抵消江北及沿江地区的歉收。苏松各属种的都是晚稻，成熟最迟，正当秋风后晚稻开始扬花，而偏遇着风雨阴寒，到九月以后，仍是晴少雨多，白天雾气迷蒙，夜晚则霜威严重，禾稻虽已结粒，但只得半浆，成了“暗荒”的现象。文忠于立冬前后，亲坐小船密往各处察看，亲眼见到每一禾穗所结的多是空壳或半浆的禾粒，那时他还盼望天气转晴，或可把那种禾粒晒干上磨。那知十月以后，大雨滂沱不止，缠绵连旬，在田未割的禾稻很多被淹，已割的不能晒乾，多数发芽霉烂，以致地主无法收租，也就无从纳赋。同时，各属沙地靠纺织为生的男妇十居五六，而那里所种的木棉，也因雨雾风霜，只有一二成的收成，小民纺织无资，只好停机坐食。而且，节候已交冬至，赶紧种麦也怕来不及，而又雨雪纷纷不停，田里都积水难种，形成了秋灾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曰的景况。尤其是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虽里延袤仅五百馀里，而是江苏全省十分之九的钱漕所出的地区，每年要缴纳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等米三十余万石，现在这个地区面临了如此严重的荒歉，将如何缴出这样大量的钱漕。

按例，秋灾不出九月，就是说，过了九月后，便不许再报灾荒，然而，那地区现在却确确实实发生了灾歉，人心皇皇，那能不据实陈报，因此，文忠便准备按照“续被烖伤”的规例，奏请准予缓健美征这被灾地区的钱粮。正当他要具折请缓时，奉到了军机大臣递来的廷寄，那里面严厉地说：“近来江苏等省几於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并另有上谕责备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急，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取惠之实，无非不肖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 。那么严厉的谕旨，简直澈底关闭了续请缓征钱粮的门路了。

在专制时代，皇帝谕旨是绝对的权威，一般臣下是绝不敌忤旨进言的，何况现在刚受严旨斥责，谁还敢犯颜强求?因此，老成特重的总督陶澍觉得此时实在不便再说话了。文忠驻节苏州，眼看人民奇苦和大局严重，认为非坚请缓征不可，而陶澍仍踌躇不决。最后，文忠只得决心单衔上奏，并从巡抚驻在地的苏州去缄江宁，一再向陶澍表示其个人全部负贵的态度，坚定地说：“倘有应得处分，侍当独任” 。于是他奋不顾身，单衔附片上奏，全文约三千言，宛转详尽，几于声泪俱下。在这篇奏折，除首段沥述苏松各属秋后被灾的实情及奉旨不得再请展缓钱粮的经过均已节述如上外，其他各段披陈了他不得不违旨恳求缓征的理由，语语都出于至诚，这里特予节录如下：

“……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终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频年以来，屡劝捐输，即绅富之家，实亦力疲难继，……此时闾阎匮乏，劝谕愈难，然睹此待哺灾黎，要不能不勉筹推解，臣与督臣率同司道等，各先捐廉倡导，以冀官绅富户观感乐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闻共睹。……至请缓之举，只能缓其目前，仍须征于异日，非如蠲免之项，虑有侵吞。州县之于钱漕，未有不愿征而愿缓者，至必不得巳而请缓，且年复一年，则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难逃圣鉴。……民间终岁勤动，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仅余数斗。有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今岁秋禾约收，已逊去年，兹复节节受伤，甚至发芽霉烂，询之老农，云，现在纵能即晴，赶晾糟朽之谷，每亩比之上年，已少收五六斗，就苏州一府额田六百万亩计之，即已少米三百余万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设想者。民间积歉已久，盖臧本极空虚，当此秋成之余，粮价日昂，实从来所未见；来岁青黄不接，不知更当何如?小民日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前此漕船临开，间有缺米，州县尚能买补，近且累中加累，告贷无门；今冬情形，不但无垫米之银，更恐无可买之米!至睘时苏松之繁富，由于百货之流通，挹彼注此，尚堪补救。近年以来，不独江苏屡歉，即邻近各省亦连被偏灾，布疋丝绸销售稀少，权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故此次虽系勘不成灾，其实困苦之情，竟与全灾无异。……本年已请缓征之处，尚不过十分中之二分有余，此外常镇等处亦已纷纷续禀，臣覆其情形较轻者，无不先行驳饬。但天时如此，日后情形如何，臣实不敢豫料，画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并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倘从此即能晴霁，歉象尚不至增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据实奏闻，仰求训示遵办。大江南北为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官最多，一切实情难瞒众人耳目，臣如揑饰，非无可以举发之人。……但民间困苦颠连，尚非语言所能尽。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睹此景象，时时恶滋事端。至京仓储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盘筹划，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恩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 

文忠这篇赤诚的奏疏感动了素来惜财的道光皇帝，终于使他收回成命，而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属钱粮的请求。金安清特就这一件事的经过扼要的评说：

“……公万拟以续被灾荒例请缓，而严旨诘责，陶文毅方督两江，亦踌躇未敢决，公乃单衔密疏，历陈江苏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反覆数千言，坚请缓征，上鉴其诚，特允所请。是年，江苏微公言，官民全局几殆。……疏稿争相传钞，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 

就在这一年，震泽王砚农以癸未年（道光三年）江苏水灾情状绘图征咏，题为《绘水集》；当时题咏者纷纷在诗中颂扬文忠那时任江苏按察使大力账灾的盛德。文忠被邀在那里面写了一篇序文，他在这篇序文里极表谦逊，且举出当前灾情之重，小民生计之蹙，表示他自己责任之重，而力自勉励。

在那次灾荒中，文忠除奏准缓征灾区的钱粮外，另方面则大力进行赈济工作。但那年准拨的赈款一共只有银十三万两，比起道光十一年间的水灾赈款，仅山阳一县便拨给九万九千余两，相差实在很多，而且这次灾区辽廓，饥口繁多，显属杯水车薪，难以济事。为此，文忠一面彻底铲除赈务的弊端，使灾民多沾实惠，另一面呼吁官民踊跃捐输，以增辟赈款的来源。

从革除赈务弊端的方面说，这已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当时各省办赈积弊的实情是到了不堪想像的地步，其中种种黑幕，曾经给事中金应麟于道光十三年十月的奏折里揭发如次：

“……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民最忧，而吏胥最乐。有搀和糠秕，短缺升斗，私饱己橐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铺户，令其帮助者，有将乡绅家丁佃户混入丁册希图冒领者，有将本署贴写皂班列名影射者，有将巳故流民乞丐入册分肥者，有将纸张饭食车马派累保正作为摊捐者，有将经理贸易人等揑作饥民代为支领者，甚至将已经报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种，以待州县履勘，名曰拓荒地亩。百姓渐至逃亡，而奸狡之徒，以灾荒为得计，赈粮到手，犹复聚众扳号；本境已完，旋即改居他邑。米船过境，设卡截留；典铺未开，邀人爬抢。生监把持，妇女喧嚷，种种恶习，不可胜言。州县略加惩处，吏胥即串同土棍，哄堂毁辱，上司虑生事端，予以撤任，于是相习成风，册籍付之粮吏，银米委之劣衿。今岁已赈，明岁复然，真正饥民，全无实惠。加以疲猾州县，尅扣赈粮，弥补亏空，病国病民，尤堪痛恨。……” 

道光据奏，转谕各省督抚认真查办赈务弊端。在覆奏中，文忠更进一步拆穿了赈务的积弊，痛切陈述如次：

“……伏查灾赈之弊，悉数难终，而致弊之由非一端，即舞弊之人亦非一类，若但统谓之弊，而未经分别推求，则虽极易剔除，终恐情形隔膜。即如该给事中胪举各弊，有在土棍者，有在生监者，有在吏胥者，并有在州县者，臣请分晰陈之。土棍之弊，在於悍泼，如给事中所称扳号喧嚷截米爬抢等情，皆系实有之事，然犹其浅者耳。其凶恶情形，则在强索赈票，不许委员挨查户口，如不遂欲，则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轿，甚至将委员拥置空屋，扃鐍其户，以为要求必得之计，并指使邨庄妇女，百般凌辱，尤为莫可理喻。其于殷富之户，则恃众闯闹，名曰坐饭，又曰并家，而统谓之“吃大户”。公然传单，纠约助势分赃，不独设立灾头，并有管帐包厨等名目。……若指此为办灾之弊，则弊在民而不在官，缘此种凶徒，不但州县疾之如仇，吏胥尤畏之如虎……。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两欠调，即约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揑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只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讦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史胥之弊，在于揑册：当报荒之始，即造具灾形图册，详载区图斗斛，谓之‘注荒’；迫给赈，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在在需费，吏胥即借灾费为名，于查荒时，索钱卖单，查赈时，揑名入册，先藉口于赔垫，而暗遂其侵欺。……凡此三种舞弊之人，欺诈万端，不胜枚举，尚不止该给事中所陈。然扼要总在州县：州县廉，则人不敢啖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而且明，则人不敢售其奸。所虑灾赈之区，难得许多良吏，……此臣所以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为最亟也。……” 

文忠在上录奏折中举出的赈务弊端，比金应麟所见到的显然尤为深刻。因为他素来特别关心民瘼，对办赈格外尽心，比任何人都深晓赈务上各种弊端，也就比任何人更知道根除舞弊的办法。他的基本方针是在于掌握廉严勤明的良吏，以压制积惯舞弊的土棍、生监、史胥人等，这是他所优为的，因为他自身极尽廉严勤明之能事，以身作则，就不难使其属下都勉求上进而一一成为廉严勤明的州县了。由是，在这次办赈上，他能够针对上述各色人等的舞弊积习，根据自己过去多次办赈的经验，厘定了最严密的章程，交由那些忠实可靠的办赈委员切照办理。他这章程规定了如下缜密的手续：

（1）户必亲填。

（2）人必面验。

（3）票必亲给。

（4）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

（5）查完一邨，即将户口榜诸通衢。

（6）查过数邨，即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

（7）赈票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者即知何员所查。

按以上层层手续，办赈委员查报之后，印官若从中添多一户口，而在印票、底册、榜示、清折四项上总不会符合，因此，他就想从中作弊而势有所不许。印官欲稽察办赈委员，只须带册下乡抽查，如其有册无票，或有票无榜，或票、榜与册不符，即可具禀将委员举发。再有各上司层层覆查，如发觉印官和委员通同迥护，有弊不报，就一并参办。此外，文忠又会同总督及各司道捐出廉俸，以充办赈委员吏役的薪水纸饭之用，以杜绝他们藉口赔累而挪用赈款。而且他特地札谕有关的州县说：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有故勘致死，依例即干抵偿，那还不过所关一人一事，若在办赈中有所侵蚀，那简直向千万个垂毙的灾民，抢夺了他们的口粮而加速他们的死亡，即使幸逃法网，天理也必不能容。经过他如上週密部署和剀切晓喻之后，在那次办赈中，从州县至胥吏以及民间生监土棍等等，都不敢从中为非作歹，过去的积弊尽除，灾民确实沾到了实惠，道路传言，都说这一次是“清赈”。

在文忠道光十四年日记里，我们发现他在那次办赈中曾使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手法，其原文所记如次：

“初六日（六月）……苏城义账捐项已将收齐，城厢巳发四赈，各乡三赈，尚有余资，因目前城厢民力视各乡较窘，故又加赈一月，仍令诸生覆查，上午俱来见，各付赈票去……。”

上段最后几句：“仍令诸生覆查，上午俱来见，各付赈票去”，说明文忠当时曾动员了生员（等於现在大专学生）参加放赈工作，从发赈票到覆查，都有他们的份。更说明文忠素来不信任吏胥，要尽量避免他们参预放赈工作，由是动员了清白无邪的士子，使他们义务效劳，手脚乾净，完全做到了“清赈”的地步。如果当时没有这批诸生参加工作，以那样辽阔的灾区，都由积惯营私舞弊的胥吏经办，无论如何严密监督，总难保有一二地方不出点纰漏，而影响了“清赈”的实现。所以文忠那次别开生面地动员诸生办赈，是那次空前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后来在广东禁烟，他曾再次运用诸生的力量以铲除当地的烟贩，而得到了更大的成功（详见第十七章）。

因为官帑拨给的赈款为数无多，不足以应实际的需要，文忠乃会同总督陶澍，卑同司道府县捐廉倡导，并督饬各属谆劝绅商大户勉力捐输，以作安贫保富之计。结果，捐募的成绩更属空前，如：苏州城捐钱十四万三千余千，宝山县九万二千余千，丹徒县八万余千，上海县七万八千余千，嘉定县五万五千余千，江阴县五万余千，其他各属所捐，自一万余千至四万余千不等，总数是好几倍於库发赈款，而一一都经按图查户，散到每个穷苦灾黎的手里。

除散发赈款之外，文忠那时办理施粥的情形，也值得一述。从是年冬天起，文忠就在苏州省城设立粥厂，对贫民施粥，后以远近贫民跋涉拥挤，而老弱难免向隅，他又率属捐廉，供办粥担，每一担可供百人以上食用，挑往较远地带施送。他并分劝绅庶之家，有力的每日挑施数担，力薄的合数人挑施一担，各分就邻近地段，同时挑担分施。儿老弱孤寡残废的，无力到粥厂领粥的，都可就近到粥担领食，由是救济的范围遍达到城乡内外。各属州县的官绅，看到了省城粥担的成效，便群起傚效，因此，在各城市里面，多的有百余粥担，少的也有数十担，而散在各乡的零星粥担，全计也和城里的不相上下。从是年冬天到次年春夏，这样一直维持了几个月，因使大灾之下不见饿死的人。此外，富户还有买米平粜的，有采办杂粮辘轳粜施的，有收养幼童弃孩及流亡病丐的，有捐修各项工程以代赈济的。

一切都在文忠的贤明领导和精诚感召下，群策群力，以有余补不足，使江苏省安渡了道光十三年那一次严重的灾荒。

接着，文忠以次年仍在青黄不接期中，疮痍未复，小民依然力食困难，正宜扩大以工代账的设施，因即乘时兴办了刘河及白茆河的修濬工程（详下章），而达到了他在奏折中所称“水利以兴、穷黎以济”的双重目的。

道光十三年八月，即水灾发展的前夕，文忠还做了一件保全人民产权的事情。那是因为江苏各沙洲，原经前任巡抚陶澍于道光八年奏准招佃承租，以充水利经费，但其中有着书院、善堂的公产以及民户承买有案的产业，且各处承买之户多已缴价在先，故当时原请仍准他们承买，不料户部认为例前未得册结专咨，便下文驳饬归公。若按户部的意见办理，那将剥夺了许多人民所已得的产权，并将使他们流离失所，文忠本著爱民的心意，便上折奏称：

“……今若一概退价归公，不准承买，不独应预筹划价银，且有道光八年新例以前涨出之地，历年已久，小民备本开垦，或因无力辗转售卖，业户众多，其中赖此度活穷民亦复不少，一旦剔出归公，勒追退业，顿失衣食之源，家口嗷嗷，毫无依赖，殊堪怜悯，惟有仰乞圣恩，俯准将前次册造咨部各案公产民业，凡在道光八年新例以前者，遵照奏案，一律准买执业，俾各项善举经费有资，不致坐废，更免小民流离失所，其余册外未经报部沙洲，概行归公，不得援以为例，以示限制，而杜效尤。……” 

文忠奏上之后，道光照准，“下部议行”。就在文忠这样一个动作下，老百姓的财产受到保全的真不知凡几!真是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因为连年因灾请准缓征，江苏一省积欠了公家很多的钱漕，分年带征，人民的负担是愈欠愈重，精神上更经常感受了重大的压力，这又是文忠时常替他们担忧的事。恰好道光于十五年七月降旨：“皇太后六旬万寿，所有各省节年正耗，民欠钱粮，及因灾缓征，带征银谷，并借给籽种、口粮、牛具、及漕项、芦课、学租、杂税等项，著各该督抚等将道光十年以前实欠在民者详悉查明，按照该省所属之某州某县银谷若干开单具奏，候旨豁免”。文忠趁着这个机会，督饬司道，从久远而纷纭的历任州县的实征簿册和交代案据中，按年按款核对，严切查实确是节年民欠及因灾缓带银米，开列确数，然后会同总督陶澍及漕督、河督等，将江苏两属统共熟田未完银十五万三千余两，米谷二千一百余石，因灾递缓银四百八十四万九千余两，米豆麦谷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余石，通通奏请豁免。

道光十五年夏秋之间，江苏发生了一次旱灾的恐慌，那时天久不雨，旱象已成，人心极度不安，文忠依照当时惯例，两次撰写祝文，冒当头烈日，徒步亲到神庙祈雨，而碰巧都下了雨，消灭了可能的旱灾。当地绅士吴廷琛将文忠所作两篇祷雨祝文并当时许多文士的题咏合装一卷，题为“苍生霖雨”，以纪念当日喜雨的事迹。后来，文忠便中曾赋诗酬答。那两篇祷雨祝文和那一首“寄酬吴棣华前辈” 的诗，都充分表达了文忠关切民瘼的诚意。在道光十三年文忠覆奏查办灾赈情形折中，曾说“积存谷石，原系备荒善政，……俟年岁稔收后，粮价稍平，再饬各州县筹买归仓，以为有备无患之长计”，后于寄酬吴棣华的诗中，有“终思图匮宜於丰，丰备仓于公廨筑”等句，并在其下加注说：“仓在巡抚署中，余所创也”。这首诗不但说明文忠曾手创了积谷备荒的“丰备仓”，且还以他的至诚感召了当地绅富，使他们纷纷捐田纳谷，充实了丰备仓的藏储。例如，辑“苍生霖雨”卷册的吴廷琛昆仲，据文忠那首诗句及其下的注解所说，都于丰备仓落成后，首先各捐田数百亩。

上段所述事实，都在文忠乙未日记中，留有具体的记载。先以苦旱的情况说，自是年五月底起，经六月、闰六月至七月初，日记里几无日不以旱情为念，如以下数日虽旱象尚未形成，却开始已有殷切的记载：

“二十日（五月），……日来二麦已收，插蒔秧苗，正殷望泽。是日地气上潮，云阴亦广，似各属皆可得雨，惟不甚大，尚期绩沛甘霖也。”

“二十二日……晚霞绚烂，恐是旱象，盼雨弥切!”

“二十五日……浓云四布，将降时雨，忽起西北狂风，吹刮四散……云势东驱，已无雨意。……”

“二十八日，地气上潮，似有雨意，而竟大晴，盼泽尤切!……”

“二十九日，……天气乾，暑热殊酷，昆新太仓等属已报得雨，而此间尚未沾渥泽，盼望弥殷！……”

可知那几日旱象尚未成，而文忠关怀民瘼，已无日不盼雨泽，情见乎辞，自六月初一日起，他几乎无日不祷雨。他前后两篇“祷雨祝文”，根据日记所载，都是亲自撰写，其中情辞的恳切，字字都流露了他的至诚，与其在日记里所露的真情，及其所记连日早晚“步祷”的虔诚，完全都出自其忧民之忧的衷悃。撤开迷信观念不谈，事情确有不可思议的巧合，在他两次撰文祷雨后，果然连降大雨，解除了当时的旱象，绅民鼓舞欢腾之下，都有“至诚格天”之感，不免格外归美于他，而他则更谦逊不遑，有如下录他六月十五日日记所表示的：

“十五日（六月）……丑初雨，至辰初，约有三寸。黎明亲诣文昌宫、龙神庙行香，又诣大士前及元妙观正殿谢雨，即回署。连日各绅士以喜雨诗来投者不下数十首，其首唱则顾杏楼也。余和其韵答之，众人更唱叠和，余亦四叠其韵，然恐妨公事，此后不复继声矣。……”

某家笔记曾载有文忠那次祈雨而行使一种权术的故事，大意如下：文忠率领官绅，约定虔诚斋戒，在烈日下徒步前往神庙求雨。在庙祷祝后，大家口渴不堪，他以置有药物的茶水和大家共饮，饮后许多人都呕吐，他自己吐出来的尽是菜蔬，而好多人吐出来的尽是鱼肉，他见状声言要以祈雨不诚的罪状奏参他们，逼得那些人都答应乐捐起初所不肯慷慨解囊的钜款以了事等等。这段故事，以之讽刺那些爱财如命而绝不关心民瘼的人们确很有趣，但若说一生光明磊落的林文忠使用了那样权术，那未免降低了他的风格。文忠对人，无论其为贤不肖，无不以诚以信相见，使贤者更为倾心，不肖者亦知所感化；综合他一生的行事，只见其发挥他的清德，以正大光明的态度去处理，从来不用霸道或权术来制人。至于捐廉济众的动作，是他一生常做的，他自己的俸给大部分消耗於捐赠和接济穷乏的亲友，遇有公益的事情，他无不以身作则，倡导捐输，这已够使人闻风景从，何须再出以权术。所以，事实证明上述那段故事无非是齐东野人之语了。

至于前面所提创立“丰备仓”一事，在文忠日记里也有翔实的叙述。下面是道光十五年二、三月间各日的记载：

“二十九日（二月）……节署之最后一进，旧为楼屋，年久失修，濒於倾圯，余商之同人，葺为义仓，自正月初十日兴工，至今成大小廒座十间，编其名曰：重、农、崇、本、富、积、谷、庆、丰、绥，每廒各取一字。于昨二十八日进谷三百石，今日进一千五百石，其谷买自无锡许庆丰行中，系周介堂承购，议定一石可作米五斗五升，由无鍚运送至苏，船停盘门外仓前，每石谷价并运脚洋钱一元四角，挑送进仓脚力每石二十四文。”

“三十日……署后义仓进谷一千一百石。”

“十一日（三月），……署后义仓收贮两湖稻谷共八百余石，又无锡购来稻谷共四千余石。”

根据以上日记的片段记载，“丰备仓”里积谷已将近万石，再加以上述“寄酬吴棣华前辈”诗中注解所说吴氏昆仲於丰备仓落成后，首先各捐田数百亩的事实，可以想见当时赞助那番义举而捐献了稻谷，金钱或田亩的士绅必非少数，足使“丰备仓”做到名符其实，确具积谷济荒的充分力量。

从文忠日记中，不仅看到他于苏州巡抚署内创立了义仓，而且在公署的后园曾开辟了示范的稻田，这件事具见於他的道光十四年间的日记如次：

“初五日（四月）……后园田内插秧。”

“二十七日，……云汀制府至吾署前道，阅官兵步射，即留席，豫厚庵（按即织造豫堃），陈芝楣（按即藩司陈銮），怡悦亭（按即臬司怡良）……皆入座。至后园观稼，即於竹亭内展玩画画，芝楣名吾亭为‘后乐’，云汀制府题额悬之。余集苏句为楹联云：‘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制府复为书之。 ”

“初二日（五月）……复邀莱臧来，与芸士、畅之共晚饮。莱臧名吾园为‘丰圃’，从之。”

“二十二日……是日丰圃中种晚稻一区。……”

“二十四日……所种旱稻，秀者十之三四矣。……”

“初二日（六月）……丰圃中所种旱稻已秀齐。……”

“十五日……与方伯、廉访同观署前所种旱稻，俱巳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

根据上录各则日记，文忠在公署园中种稻，不仅有了躬亲农事之意，而且分种早、晚稻，并选择各地不同的稻种试种，显然发生了示范农场的作用。先后出现於苏州巡抚公署的“丰圃”与“丰备仓”，相映成趣，道出了文忠关切民生的政绩之一部分。

最后我们还可从文忠日记中看到另一件爱民的政绩。在他的道光十五年日记里，提及他在苏州扩建的育婴堂，其内容如次：

“二十五日（五月），早晨赴育婴堂验收新建房屋，计内号一百二十间，专住乳婴，外号六十九间，以住断乳之婴，又男大婴女大婴皆自幼残废入堂，断乳之后难令出堂者，另以号舍分住，并习艺所为十二间。统计堂内各所共屋二百零一间，收养大小婴儿二百四十余口，乳妇乾乳一百二十余人。……”

这育婴堂，留养了授乳、断乳以及残废的婴孩，并将残废的留堂习艺，其规模可不算小。本章首段录引程恩泽赠给文忠的联语，中有“爱民如保赤子”一句，本章所述各节已足证实此言之不虚，而扩建育婴堂一事却说明文忠也真正做了“保赤”的工作。

注释

①《政书》，江苏奏稿卷一，《奏报到苏接任日期折》。

②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④邹呜鹤字锺泉，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进士，宰河南著政绩，官至巡抚，洪杨之役，殉难江宁，谧壮节。

⑤ 《邹壮节公书牍》，《上江苏林中丞书》。

⑥同上。

⑦ 《文钞》，卷一，《三吴同官录序》。

⑧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⑨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⑩ 《政书》，江苏奏稿卷三，《覆奏查办灾赈情形折》。

同书，江苏奏稿卷一，《密陈司道府考语折》。

姚莹、《东溟文后集》，《十幸斋记》。

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同上。

同上。

 《清史》，卷三百八十，列传一百六十八，《陶澍传》。

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 《文钞》，卷二，《两淮都转陶泉俞公墓志铭》。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一，《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折》。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三，页二。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四，页十八。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香港《天文台》第三十四期。

 《文钞》，卷一，《筹济篇序》。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一，《附奏资送流民片》。

同书，江苏奏稿卷二，《上元江宁等六县沿江地方被淹请抚恤折》。

同书，同卷，《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歉收请缓新赋折》。

同书，同卷，《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

 《文钞》，卷四，《答陶云汀宫保书》及《再答陶宫保书》。

 《政书》，江苏奏稿卷二，《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 《文钞》，卷一，。《绘水集序》。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三，《覆奏查办灾赈情形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书，同卷，《江苏省各属捐赈情形片》。

同上。

同书，江苏奏稿卷二，《新涨沙洲承买报部有案请仍准买执业折》。

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政书》，江苏奏稿卷六，《会奏道光十年以前积欠银米麦豆谷石请溪折》。

 《文钞》，卷二，《祷雨祝文》及《二次祷雨祝文》。

 《诗钞》，卷五，《寄酬吴棣华前辈》。

第十章五年江苏巡抚（二）

“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整顿漕政——改善运道——议铸银元——痛诋鸦片——水利建设遍全省——江苏由荒歉而丰稔

在五年江苏巡抚的任上，文忠所留下勤政爱民的多方面事迹，除上章所述外，还有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建设性措施，无一不有卓越的成就。就中以漕政和水利两项，关系江苏民生特别重大，而办理则万分棘手，都经文忠排除万难，锐意进展，使之各有辉煌的改善。陈康祺于叙述文忠江苏考场的部署后，并赞说：“世谓文忠当官，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诚然”。现在我们看到其在漕政和水利的措施，当更信此论的确实。本章特将其中重要各项，分述于后：

清代漕政归仓场侍郎和漕运总督主持，漕粮的运道归南河总督和东河总督管辖，有漕的六省督抚都要分担漕粮的责任。因为多项管理，职权分割，积弊日多，问题愈形复杂，如想从中兴革，必然牵涉到多方面，势就非一二督抚的力量所能单独把它整顿过来。有漕的六省之中，以江苏负担最重，其征漕的数额，计有漕白正耗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比较浙江征收多至一倍，较江西多至三倍。以江苏全省说，漕赋在江北仅十分之一，江南却占了十分之九，那么繁重的负担几乎全出于江南的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而且，官方所征收的漕米须分装千数百艘粮船经运河北上，每船须付给巨额的津贴，因此，地方负担漕粮之外，还须应付数百万的运费。加以沿运河闸坝及通仑交税费用，也都十分繁重，而旗七又加重其数向有关州县索取，各州县则加重其数向人民勒索。繁多的名目和层层的贪污勒索，益发增重江南人民的负担。江南的田赋，在宋朝已较重於其他各省，历元明两朝又陆续加重，而漕粮的征额，又以江南负担为最重，清朝入关后，未稍减江南的赋额。江苏的钱漕负担，既已远较各省为重，恰巧在文忠抵任时，省内又常遭水旱灾荒，更使人民痛苦不堪，甚至有弃田逃走的。以一个号称全国最富庶之乡，由于人祸天灾的重重压迫，当时却产生了疮痍满目的现象。

文忠过去已服官于江苏，深知钱漕重担苦民，而对漕务那样败坏吏治，为害民生，更感痛心疾首，现在接任江苏巡抚，身负兼漕的重任，虽然他弧掌难鸣，无从根治这积弊深重的问题，但总要先在这方面策划补救的办法，使当地人民稍得喘息。为此，在就任江苏巡抚之初，他首即提出漕务问题，恳切表示其将从中努力整顿的决心如次：

“……江苏钱谷最为繁重，而漕务痼疾已深……若概绳之以法，则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于无一可恕。所最堪怜悯者，独此小户之良民耳！乃至极敝之余，大户之包抗日多，而小户之良民日少。昔所谓利薮，今变为漏巵，赢余半属虚名，挪垫转贻隐患，正恐漕额愈大之州县，仓库愈不完善。其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则伊于胡底，惩创则主见误公。……臣身膺重任，总当极力挽回，断不敢稍存畏难之见。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当执法者，不敢以姑息启玩心，当设法者，不敢以拘牵碍全局。……”①

文忠对漕务的措施，是依据他所举原则刻意办理，其中散见于奏稿及其他传述的，可列举如下：

首先他以江苏钱漕之重，款项之繁，皆数倍于他省，终年提解，本无一息之停，惟其中有缓有急，有旧有新，多年积压下来，势不能一齐缴清。与其漫无区别，徒使剜肉补疮，不如划分新旧，专严于提新，而暂缓于补旧。果使新款都能全解，州县就不至再有新亏，而旧欠也可望渐渐弥补，由是官民都可稍得喘息，仓库也见清厘②。道光据奏，准予照办，并谕他说：“勉力为之!”③

江苏人民在钱漕负担及天然灾害的双重压迫下，过于痛苦，必须设法救济，文忠辗转筹思对策，终于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权宜办法。那是倣效前明周忱治吴减赋所用酌量调剂公私田加耗减耗的办法，凡每一百亩田，其中有二三十亩近于於低洼入水的部分，都代为请求缓征，推到一千亩或一万亩田，都照这比例减掉，余下来的只合原来亩数的七八成。减掉的部份通通报为歉收，并照上则田计算歉收的米数，叶做“暗减”，这部分的钱漕都准予缓征，按例延到第二年再带收，结果是逐年展缓。实行了这“暗减”的办法后，当地人民的负担实际减轻了不少，但文忠对自己那番苦心的安排，只认为极不得已的从权补救之道，并不以为理想的可垂久远的办法。他的苦心孤诣及其对这办法的感想，具见于金安清的记载如下：

“……民间得此惠，喘息为之稍苏。士大夫有颂公者，公辄颦蹙曰：‘此非平世法，乃一时权中之权。顾我一日在吴，则自权其衔勒，吏不能欺，民可得安。若继之者，不推其济变之初意而漫然从事，则守令必有缘以为奸者，高下其手，将损上不益下矣。流弊所穷，贪凉靡止，我方负作俑之罪，千载下孰能谅之!’迨公去苏，十数年间，一一如公言，然细民究赖以存活。”④

在漕粮运道方面，文忠也曾设法改善，以顾全民间利益及减轻地方负担。镇江是漕运的咽喉，江浙两省的粮船都必须从那里经过，但那一带运河本是凿山开出的水道，自身并无水源，只靠导引长江的水灌入，以供粮船往来。引入的江水不宜过大或过小：如若运河进水满溢，对行船固然很方便，但沿河民田都将被淹没；如若河水低落，对洲田是很有利，但却不利于漕运。运道与民田竞争，在势已是难于两全的。而且，就在漕运方面说，每年粮船重空往返这条河道，都须预先挑浚河身，蓄水提船，挑河的费用已是不少；而一遇江湖低落，则来往粮船便须设法推挽，其劳费尤倍於平时：这一切都经常成为地方莫大的负担。文忠于是施展其擅长的本事，从水利工程的建设上着手，根本解决了这个牵涉多方面的严重问题。本来，在那段运河的西面高处，有上下练湖承注着附近各山的泉水，唐、宋、元、明各朝都赖灌引练湖的水以注入这段运河，因有“湖水放一寸，运河增一尺”的俗谚。到清朝以后，上练湖改田升科，下练湖虽仍留供蓄水，但湮塞已久，所蓄无多，屡经筹议浚湖筑堤，总以所需经费过钜，无法实现。当陶澍在江苏巡抚任内，已曾奏陈筹办练潮闸坝堤埂，并曾应急修了部分闸坝，但因全湖堤坝久已损坏，水来便直冲而易决，水去又一泄而无余，不能取得圆满的成效。文忠抵任后，于道光十二年秋间，亲历履勘，因议定择要筑坝，以利宣泄。他这计划，是于湖顶先筑两重蓄水坝，加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零，使山泉都能入湖，而不漫流他处；再在练湖的东堤添建减水石坝两座（即现代水库所称为“溢洪道”），如遇水势暴涨，便可由此分泄，以免堤段被水冲决。而湖水通入运河所经的地方，经他勘得地势较顺的古涵，加以修复，作为水门，并就近建筑济运石闸一座，在运送整批漕船时，便由闸放水接济，到漕船驶过后，填筑闸口，而留下一个涵洞，以灌溉堤外的民田。因此，这样水利设施，除使济运得到可靠水源外，又使民田沾刭灌溉的利益，将过去的困难和困扰挽救过来。关于这工程的经费，过去是认为难於筹措的，文忠却能园满地解决：他不曾动用难于请拨的国帑，祗自己倡捐，并劝导当地人民捐输，凡沾到灌溉利益的地主及佃产、或出资、或出力，在官方督导之下，公举董事经理，按照计划集资兴工。从道光十四年夏间到冬间，这项工程陆绩完成。在完工时，正值丹徒境内河道冬令水涸，回空粮船不能通过，文忠亲自督率，开放济运新闸，由修复的渠道引水而出，竟能倒流至数十里之远，连续放水数次，全部粮船得以衔尾南行，立收到水利建设上非常圆满的功效。

练湖工程定议后，文忠又查到下游张官渡一闸，也是漕船经过的要津，而因河形变迁，失却效用，有待重建；他随勘得距离张官渡闸二百丈的地方，溜势较为平缓，也位于练湖济运新闸的下游，因决将原设於张官渡的闸门移建在此。但船只络绎不绝通过旧闸，势不宜截坝兴工，为此，他决定成立正闸、越闸各一座。在新勘改建的地点，他先就南岸一边开出一条越河，将地势加倍展宽到足够建立双孔的闸口，而后在越河中圈筑拦坝一道，仍留下靠北的一半河路，使船只能够照常通行，在拦坝以内的地段便可先行施工，建成越闸，等越闸完工放水通船后，再拆去靠南的坝圈，而在靠北的一边建筑正闸。如此更番办理，既不阻碍船只照常往来，又因双孔闸全部完工后，更能承受水流的激荡，不易损坏，而以后修理闸门，也可次第兴修，不碍行船。这个把单孔闸改为双孔闸，中间又添筑矶心一道的工程，所需工料经费自必增多，但文忠仍不请动国帑，而责成有关州县就其所省每年挑河的经费里捐办。这项工程于道光十四年秋间成议开工，是年十二月越闸工程先告完成，那时回空南下的三千艘江浙粮船，都於这枯水季节，经新闸而下；正闸的工程随於次年完成，江南运道因而进入了坦途。

此外，文忠又以张官渡的下游还须重门收束，遇到浅水时期，上下拗板，此启彼闭，才能呼吸相通，练湖的圩埂坝涵，虽已择要修建，而另有残缺的地方仍须补筑，以求多蓄一分湖水，使运河增多一分利益：这一切都须继续设法安排，以竟全功。为此，他重修了张官渡以下六十里的吕城闸，也按张官渡闸改建的办法，先后修筑正闸、越闸，而所需经费也归本省官捐项下撙节支应。至于练湖的水库，除已修建蓄水减水各坝及筑圩埂二千八百余丈的主要工程如上述外，他又劝谕滨湖民间，分在湖的西南两面，就近挑挖湖淤，就以挑出的湖泥培筑堤埂，使堤埂高达一丈二尺，面宽四尺，两边二五收分，由是练湖的周围堤段全部完成⑤。

上述“筹办通漕要道”的经过是录自文忠奏折里的报告，我们可另从他的道光十四年、十五年日记中，看到他躬亲其事的实情。道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日记载：

“二十八日，……晨至丹阳……李兰卿（李彦章时任常镇道）观察亦来见。兰卿在此筹修练湖闸坝，已数日矣，邀余登岸相度，因从丹阳西门桥先至湖心亭观形势，回呈兰卿舟中。早饭后，舟行二十里至张官渡，复登岸，行四里许，观新筑之黄金坝及上练湖木桥，视长、骊二山来源，又于上、下练湖之间，地名念七家涵者，议建上下二闸，并挑挖引河，以备济漕之用。……”

道光十五年一月日记载：

“二十二日，……登舟为徒阳运河验工之行。……”

“二十五日，……早晨登隆，查视丹阳工段，至张家渡饭。又视丹徒下六段之工，亥刻至会音寺宿。”

“二十六日，……往江口收验上五段挑工，由西而东。在都天庙与兰卿、霞城同饭，是夕仍宿会音寺。”

“二十七日，……黎明出验工，由横闸而西，复折而东，沿河催夫补挑，较量尺寸，……晚回尹公桥舟次。”

“二十八日，卯刻补验迎春桥一带河道挑工，即启坝放水。首帮粮船尚未到坝，已委员迎提。……”

道光十五年四月日记载：

“十六日，……黎明登岸（张官渡）相度移闸之处，在旧闸上二百余丈，地势较宽，可容双闸，即画灰为界。复移舟至马桥，与兰卿同至观音山，望练湖清澈如镜。前者道光八年赵雨楼郡守改建黄金闸，自是以后，练湖旱不能蓄，潦不能泄。壬辰（道光十二年）七月，余过此，绅民佥呈，当往勘视，知其病源。上午塞黄金闸，新设念七家涵以为蓄泄之资，练湖已有存水一尺四寸，日后大水，复有新修头、二坝可泄，其土人云，已可灌田十万亩矣。……回舟开行，兰卿回镇江。丹阳毕署令随余往吕城看闸。酉刻，雨数阵。晚到吕城，登岸看视，闸座颓废之处，酌商修复。余仍开舟行，四鼓至常州泊。”

综观上述文忠改善运道水利工程的完成过程，有数点特色可供我们体味。第一’就工程方面说，从履勘、设计以至于施工，文忠始终亲自主持，而且佈署周密，脉脉相通，使这一带运道系统全部改观——不独可以显示了他的水利专长，而且表现了他的任事严密不苟。其次，就经费方面说，这段重要工程，屡经筹议修建，总因经费所限，而长期搁置；如果文忠只动请拨国帑的念头，那将因层层牵制，而一样受阻。现在，他却用另一套调度办法，一面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来捐资捐工，而先由他自己捐廉倡导，运用民间力量解决于基本所需的财源；另一面，他责成有关州县挪移工程完成后所可撙节的经常费，以充实工程经费。由是，他所筹措取资于国库以外的财源，不仅足供练湖主工程的需要，而且，在他亲自督率下，还可接二连三地兴办其他附属的工程，使整个水利建设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他这种筹措经费的方法，即官绅乐捐和合理运用民力，是常常使用于他一生所经办的多种事业上，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而已。再次，就完工方面说，文忠对那相当复杂的工程，能够把握时间，及期完成。譬如，练湖水库的主工程是于道光十二年秋间开始经他亲历履勘，随着设计工程，筹集经费，一经筹议完妥，便于道光十四年夏间开工，是年冬间完成；练湖下游张官渡闸的改建，也於道光十四年秋间成议开工，是年十二月越闸工程先竣，正闸随於次年完工；其他如张官渡下游的吕城闸的改建，及练湖水库堤埂的加强，都於同时完成。在全部施工期间，绝无滞工误工情事，而能及时赶上运道季节的需要，这不特看出文忠对工程设计的周密，又可明了他对施工督导的认真了。

上项工程，到次年枯水时期，便发生了空前的效用。那时江浙两省回空的粮船，都须于镇江运河口进闸南下，并须赶在年内进闸归次，以便接办新漕。但在进闸时，适当每年冬季，河水乾涸，要将那么多艘的粮船赶于短期中次第进闸开行，必须费了一番艰苦的安排。所以，一到这时期，漕运有关的官员便须亲临镇江闸口，督催粮船进闸；每当阻浅、阻潮、阻风、阻冻的时候，他们都须筹划种种办法，使粮船如期一一进闸，另方面，他们又须在运河附近各处寻觅水源，灌入河道，并分段派员多雇人夫拉船捞浅，帮助各帮粮船陆续通过。道光十四年冬间，文忠亲驻镇江督催回空漕船进闸南下，但是年漕船回空南行较迟，在到达长江后，镇江运河潮枯水浅，京口沙滩涸露，无法通行船只，乃改由丹徒镇的横闸进口，恰遇风雪连天，内河冻结，须用敲冰船只昼夜开凿河道。文忠亲督文武各员，堤带两省回空粮船全数二千二百余只，于前后三十五天中，一一经由横闸开入运河，各归水次⑥。道光八年已来，每年回空南下的漕船，从无全经横闸进口，其经此进口的，每年多在千只以内，而以道光八年的一千一百余只为最多，那一年便曾因横闸督催不易有此效果，而使皇帝持旨奖叙了出力人员。文忠这次督催的成绩可说是空前的，这应归功于他是年将镇江附近运道的积极改善及督催工作的特别认真。

漕运里面另有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即粮船水手和黑社会帮头及领运员弁勾结，多方鱼肉粮船所经过的商民，也就是文忠到苏奏报接篆的折里所指摘的：“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等等。其中详情，可从给事中金应麟于道光十三年所上的奏折揭示如下：

“……讧浙内河一带，长互七百余里，每年漕船归次之后，凡商民船只经过，小则讹诈钱文，大则肄行抢夺。其讹诈之法，或将漕船横截河中，往来船只非给钱不能放行，名曰‘买渡钱’；或择河道浅窄之处，两船直长并泊，使南北船只俱不能行，必积至千百号之多，阻滞至三四日之久，然后有沿河地棍，名曰‘河快’者，向各船科敛钱文给付漕船，令其抽单分泊，以便各船行走，名曰‘排帮钱’。迨至受兑开行，又另以‘捉船拨米’为名，如遇重载商船，该水手等即用米一石倾入舱内，非给钱不能行，否则加以抢粮名目，人船并锁，藉称送官究治，即可得钱。设遇无货船只，即当为分载私货之用，送至清江浦交卸始得放回。其讹诈之处最著者，如嘉兴府东门外之宣公桥，苏州府胥门外之虎衖，浒墅关之市河，常州府之东西两埠，镇江府丹阳县之市河，丹徒县之月河闸、猪婆滩、都天庙、大闸口等。其所讹诈钱文，每帮均有‘总头’收掌，除汇总分派各船之外，领运员弁之家丁差役人等均有分肥。……”⑦

这种黑暗是骇人听闻而不可容忍的，而且这种有组织的讹诈，由来已久，势非等闲的措施所能涤荡。文忠因此时常驻节丹徒——运道的要冲，就地严加取缔，并分别拏获其中的要犯从重究办。从他奏报审办的情形的折里⑧，可知在雷厉风行的镇压下，他曾廓清了运道中的黑幕之一。

那时，各省粮船数千号，水手不下数万人，他们结帮派，聚众胡为，并因利害冲突，彼此互相仇视残杀，甚至有时公然纠众械斗。粮船所过的地方，常有折体断肢漂流水面，充分表现了那种惨酷的气氛。就中以江苏镇江的前后两帮尤为著名的凶悍，他们劫杀抢掳，无恶不作，并和浙江湖州府属八帮积有世仇，各不相下，每次彼此遇见，必定寻隙斗殴。文忠于驻节丹徒期中，几次派兵弹压，并将有仇衅的帮派，在回空南行的途中，勒令他们分先后渡江入境，不使彼此狭路相逄，因而预先制止了许多残杀的事件⑨

粮船水手不断闹事，主要由于他们多暗携凶器，以助长凶焰。文忠针对着这关键，采用釜底抽薪办法，于道光十五年奏准议定约束粮船水手的章程，其内容大略如次：

“……此等无赖之徒，以禁其携带凶器为第一关键，应责成正丁及头舵等，将所募水手按船编年貌册，给腰牌注册不许携带武器上船，正丁具甘结，头舵互保结，十船连环保结，由卫备帮弁加结申送粮道及总运厅员。倘玩违不遵，令正丁头舵首报，立即查缴究办。有徇隐者，察出亦照律治罪。备弁及总运官畏难不办，由粮道撤委严参。至沿途游帮匪徒，并责令随时稽查，犯者加等治罪……”⑩

据文忠于道光十六年三月覆奏稽查防范回空粮船的奏折报告说：经将上述新定章程严厉施行，将最强悍的镇江前后两帮，在前一年回空时，经他本人移驻镇讧，饬令逐船搜查，起获了大小刀械数百件。随后，他又曾谕知沿河文武官员，随时随地严密搜查过境粮船的存械。这样，凶悍的水手当时大大减少了逞强行凶的事故。在同一奏折里，文忠报告曾将拏获的劫杀伤人的游帮水手多名从严惩处，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十多名处以极刑，二十多名处以充军或流徒，另余叠次抢劫有案的二十多名即於审讯得实后依法分别惩办。经过他那番严办之后，逞凶多年的帮会水手立时敛迹。是平凡经江南境内的粮船，都比过去安静无事。

文忠还有一件关於漕务的措施，那是对奸商操纵币价影响漕务的取缔。自我国南部港口和外洋互市以来，外国银圆早因外商来华贸易不断带入内地，而因其取携便利，便以洋钱名目（阔粤一带称为番钱），先庄南方各省流通使用。洋钱的成色比纹银低，价值原比纹银贱，但因它通行日广，逐步自海疆扩展至黄河以南，都可行使无阻，它的价值不久便等于纹银，随后且高于纹银，从而国内货币发生了日见严重的紊乱现象。道光十三年间，文忠曾与总督陶澍会奏称：洋钱行使已久，势难骤禁，也应於比价中加以限制，不使色低平短的洋钱反浮于足纹之上。道光准奏，谕以限制洋钱价值，一以纹银为准。那时，江苏省每洋钱一圆初作曹平纹银七钱三分计算，但日久玩生，商人辗转高抬，到道光十六年间，苏松一带洋钱每圆一概换至曹纹八钱一二分以上，比起三四年前，洋钱每圆的价值约抬高了纹银一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兑一百文以上。因为洋钱高涨，制钱下落，平民一切用度，都随而加重，其影响一般民生，相当重大。在那种情形下，原应禁用洋钱，以免扰乱我国币制。虽然当时一般心理还没有基于国家主权观念来支持禁用外币的主张，但经济情况的逐渐恶化，不能不使人考虑到外币流通的问题。然而，大部分人士都以洋钱流行已久，禁无从禁，若使骤加取缔，反恐引起更多扰乱。文忠也承认了这种现实，认为不宜操之过激，但应从洋钱行使最多的地方，先截其流，使奸商无可居奇，而后洋钱价格可望平抑，钱价也可望稳定。于是，他先从漕粮方面施行了取缔洋钱作祟的手段。

那时，江苏办漕的州县，按旧制，或用纹银，或用钱文，而苏松等属却以洋钱折给。每年冬春之间，漕船自回泊地点修理以至兑粮开行，各种用度很多，洋钱的需求随而增加，市面洋钱的行市也逐步高抬。但南方通用的洋钱，一经渡过黄河，便不能在北方行使，由是粮船开行之前，又得把手里的洋钱兑成纹银，以便带到北万使用。就在洋钱前后进进出出之间，市侩便从中上下取利——往往在粮船兑漕之前，先将洋钱价格抬高以剥削办漕的州县；到粮船开行之日，则将纹银价格抬高以剥削船上的旗丁。因此，在办漕及漕船开行前后，漕船同钱商常常发生兑换价格的争执，除漕船方面处处受钱侩剥削不计外，往往还因彼此争执不已而躭误漕船的开行。上述情形说明了洋钱在华流通的结果，对漕务的影响极大，而必须妥筹对策。为此，文忠认为必须先在漕务上根本禁用洋钱折给，使一面减少洋钱的流通范围，以阻止其不断涨价，另一面销除办漕的无形损耗，以减少漕务所遇的困难。他因于道光十六年署理两江总督任上，奏准在漕务内一切费用一律禁止折给洋钱，过去例须按洋钱计算的开支，每一圆统改按纹银七钱三分核实给发。

上段已经叙到文忠对於洋钱的态度，这里应当连带提到道光十三年文忠所上的一篇奏折，藉以明了他对货币问题的意见。那年四月，给事中孙兰枝奏陈江浙两省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等情，并建议禁私铸、收小钱、定洋钱价格等等，道光饬交江苏省督抚筹议。那时，英国输华鸦片已年达二万箱以上，烟价在一千五百万银圆以上，除囊括内地的纹银之外，兼要鸦片贸易发展之前因我国贸易出超面大重流入国内的洋钱，国内银少钱多，乃逐步发生银昂钱贱的现象，当时地丁、漕粮、盐课、关税等主要税收多按银两计算，而小民的收入主要是铜钱，付赋税却须按银两折算，必然格外受了银昂钱贱的打击。而且，色低平短的洋钱因为行使便利，价反高於足纹之上，这又将使内地足色纹银尽变为外洋低色洋钱，因而国内货币问题更形严重。孙兰枝所提定洋钱价格的办法，便是针对那种不合理现象而发的。不过，一种货币的价格涨落，主要是基于供求的关系，不是仅仅勒令平价所可左右，且若操之过切，纵使一时达到平价的目的，也不免要使若干商民顿遭亏折，结果也可能导致经济混乱。文忠看清此中微妙的关系，因于覆奏中，对这项国家通货大计的问题，提出一种革命性的办法如次：

“……臣等询诸年老商民，佥谓：百年以前，洋钱尚本盛行，则抑价可也，即厉禁亦可也。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或云：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什倍，先於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跟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以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也。且洋钱一枚，即抑价亦系六钱五分，如局铸银钱重只五钱，比之洋钱，更为节省，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似此逐渐改移，不致遽形亏折等语。臣等察听此言，似属有理，然钱法攸关，理宜上出圣裁，非臣下所敢轻议。……” 

上录一段可说是我国货币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是一篇停铸制钱改铸银币的货币改革计划，它虽是采用第三者口吻的方式，但因其备列各种理由并周详筹划实行的步骤，可见这是一种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整个计划，显然是文忠自己所要提出的意见。我国铸行银币是始于前清光绪十四年（l888年），孰知在道光十三年（l833年），即五十五年前，文忠早巳提出了铸行银币的计划。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文忠的银币计划是比较有其独立性，而切合国情的。因为外洋的银币，除成色较低外，一般都合库平七钱二分的重量，而我国的纹银是以两为单位，折算起来，自感不便；文忠所计划的银币则以纹银五钱为准，每二枚等于纹银一两，自然易於计算，而更便流通。这种本国银币，成色高，计算容易，可以排斥外洋的银币，由是洋钱将不禁而自禁了。不过，钱币一向号称“通宝”，其决定权完全操于皇帝，是臣下所不便轻易议论的，文忠这种革命性银币计划，只能采用最委婉的方式，籍第三者口吻上达，作为初步试探，面不便持之过切。其结果，他所认为“有理”的银币政策，不能得到当朝的采纳，而被道光批为：“太变成法，不成事体” ，只能在我国货币史上留下一段颇有意义的文献。

《清史》食货志，在钱法部分，载有下列一段：

“……初，洋商麕集广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适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

上面的记载，似以文忠议铸银圆以抵制洋钱的事，列在他任两广总督的时期，实则较早六七年前，他于江苏巡抚任中已具体建议如上，至於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旧议重提，自亦不是不可能的事。《清史》食货志续说：

“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鸿章继任（按光绪十五年继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瀚章，而非李鸿章），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幕绞龙。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 

可以说，我们自铸的银币，虽名为“元宝”，却一开始便抛却了自己原行“两”的单位，而完全采用西洋的型式，一以库平七钱二分为准，一方面继续放任而且便利了各国的银钱在我国内自由流通，另一方面更在币制上形成了“两”与“元”的双重单位，使钱法益形紊乱。我们如果一开始使采用了文忠当初的银币计划，每枚以纹银五钱为准，那么，外国银币很可能因计算较为不便而被排斥，至少货币单位也将较为单纯，后来也将无须经过“废两改元”的一幕了。食货志又说：“初铸准重墨圆，议者颇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试行一两银币。户部亦以中国立算，夙准两、钱、分、厘，因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而以五钱、一钱小银币暨铜圆制钱辅助之。令总分厂如式造行” 。按造币总厂成立于光绪二十九年，那时，库平七钱二分的银币，巳遍在各省铸造，通行已久，速成了喧宾夺主的局面，再无能使以两为准的银币起而代之。我们从过去我国货币制度的各种演变中，不独看到文忠是倡铸银币的先驱，而且对于圜法，也早有其高人一筹的见解，并有其独立自主的精神。

在同一奏折里，关于货币问题，文忠另提出了严禁纹银出口的意见。他说：

“……至纹银出洋，自应申明例禁。查户部则例，内载：‘洋商将银两私运夷船出洋者照例治罪’等语，而刑部律例内只有‘黄金铜铁铜钱出洋治罪’之条，并无银两出洋作何治罪明文，恐无以慑奸商之志。……如蒙饬部，明定例禁，颁发通行，有以纹银出洋者，执法严办，庶奸商亦知儆畏，不敢公然透越矣。……” 

他这一项意见曾经道光采纳，饬部明定纹银出洋的例禁，刑部随议定了治罪专条如下：

“纹银出洋：一百两以上，照偷运米谷一百石以上例，发边远充军：一百两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两者，杖一百，枷号一月。为从知情不首之船户，各减一等问拟。” 

在这奏折里，文忠特别提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鸦片。上述银昂钱贱商民交因的现象，基本原因乃在于鸦片烟大量进口而白银随之出口，釜底抽薪，必须先从制止鸦片进口下手。文忠乃于这篇奏折里，再三强调鸦片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更烈。盖洋银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查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节经严切查拏，随案惩办……无如莠民之嗜好愈结愈深。以臣所闻内地之所谓葵浆等种者，不甚行销，而必以来自外洋方为适口。故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属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臣等随时认真访察，力拏严惩，诚恐流毒既深，此拏彼窜，或于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地奸商分路潜销，以致未能净尽，又密饬沿海关津营县，於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於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庶可杜根株而除大害。……” 

这是文忠正面谈到鸦片问题而主张严申烟禁的第一篇奏折。一般的记载都以文忠的禁烟事业是开始于道光十八年湖广总督的任上，实则先此五年在江苏巡抚任内，他已开始提出严厉的禁烟主张，并已施展严密的禁烟手腕。特可注意的，是他在上录奏折里，用了最严重的“谋财害命”的字眼，来控诉外人潜销鸦片的穷凶极恶罪状；用了最愤慨的“尤堪发指”的词句，来形容自己对鸦片烟为厉国计民生的痛恨。在那个时候，他已比任何人都更坚强地痛斥鸦片的祸害，而且在他管辖地区里已经下手严加取缔。然而，彻底禁烟的条件那时还未成熟，他虽是禁烟的先知先觉，那时也还无法展开更剧烈的斗争；要再挨过了五年后，他才能抓住机会，显出身手，痛偿其积压心中多年的禁烟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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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是文忠在江苏巡抚任上格外特出的政绩。本章前面已叙述他建筑练湖蓄水减水各坝及修建运河各闸，以便利漕运及灌溉附近民田，此外，他在江苏还兴办了好多件重要的水利工程，使江南北同沾实惠，那是施展其专长以嘉惠人民的伟大表现之一，以下分别予以叙述：

江苏号为泽国，财赋甲于海内，而赋出於田，田资於水，水利修田才得其利，财赋才能增进，水利不修则田反受其害，民生一变而为艰苦。勤政爱民的文忠，确认水利是左右社会荣桔，文化盛衰的基本因素，并曾强调说：“水利之废兴，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 。基于这正确的认识，他在一生从政期间，无时无地不提供了水利上的贡献。江苏由于天然条件的特殊，益需水利建设，他便在这方面，更不断地锐意进行。当道光四年他任江苏按察使时，曾奉旨总办三江水利（按即吴淞江、黄埔江、刘河、古称为“三江”），后因遭遇母丧不能担任这工作。陶澍于道光五年调任江苏巡抚，随即利用海运节省银二十余万两修浚吴淞江，八年工竣，黄埔江随亦挑浚，完成了一部分工作。但是，刘河和其北的白茆河，虽经陶澍奏明分年办理挑浚工作，终因所需经费较钜，拖延了十年还未兴办。到文忠就任江苏巡抚时，河道愈形淤塞，太湖水泄不适，水患频生，造成了连年荒歉的局面，更须亟修水利，以求补助天时，而且嗷嗷待哺的灾民，正宜实行以工代赈，以渡过灾荒。基于这种种迫切的需要，文忠决定立即同时修浚那两条河流。

本来，刘河源出太湖东北，至新阳县境，与吴淞江分流而东，绕过太仓州城，历镇洋、嘉定二县境，绵长约七八十里。白茆河坐落常熟、昭文二县境内，上承长洲、元和、无锡、金匮、江阴等处的支流，绵长约五六十里。这两条河流所经过的区城，都是苏、松、太属膏腴之地，但因河道淤塞多年，几几成了平地，旱涝都无从灌泄，因使那一带田亩逐渐荒芜，而修浚的工程实在刻不容缓。但是，这项工程的经费，在道光四年间的估计，就需银四十余万两，虽经奉旨将历年粜变米价凑集成数，专供刘河修浚工程之用，而历年凑积下来只得款银五万余两，距离工程所必需的银数实在太远，经费不敷便成为基本上难於解决的问题。

现在，文忠面临的，首先是如何打破筹措经费的难关，或是极力筹足所必需的银数，使原来的工程计划得以进行无阻，或是设法节省整个工程的费用，使不足之数尽量降低，以减少筹费的困难。由于动用国帑的限制，第一条路是不易走通的，势不得不力从第二条路着想，以适应现实的要求。为此，文忠乃施展其对水利工程的智慧，先从工程设计本身下手，寻求在保持整个工程的完整及把握最大成就的前提下，从中尽量撙节，核实勘估工费，另方面再行筹措所缺的必需款项，使全部经费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按最初的工程计划，是要把这两河流挖浚入海，文忠从整个工程设计上考虑，却认为基本上那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两河流的通海地带都有高地，港口高过内陆，通海之后，海潮挟沙而来，河身便将淤浅，而且口外又有拦沙，就使极力把沙挖通，而不久又将堵塞。经他切实研究后，认为凿沙通海的计划，只有增多工程的费用，而反不能提高它的实效。由是他决定放棄通海的计划，改用挑作清水河的设计，使这两条河不直接入海，而与吴淞、黄埔二江交汇通流，并将两河所承蓄东北一带泛溢的水，转用以灌溉附近农田。在工程方面，他计划于刘河滨海的老镇原设可以随时启闭的闸门之外，另於闸外地段再建滚水石坝一道，以堵海上浑潮；对于白茆河，他将河身从海口缩进数段，同样也建闸筑坝，以御海潮。这样，海上潮汐泥沙平时都不能壅入两河的河身，而遇到内河水大，仍可从坝上泻出归海，不至于泛溢内陆，这就使两河的水有清无浑，永远有利无害。至勘测两河的挖浚工程：计刘河自吴家坟港口起至白家厂，盐铁老坝墓起至吴家坟港，又老虎湾至红桥湾及陶家嘴、钱家嘴等处，通共合计工长一万五百一十六丈，估挑面宽十丈余尺至八丈余尺不等，底宽三丈，平水面浚深九尺，又南北两岸切滩；白茆河自支塘东胜桥起至靠近海口止，工长七千八百四十丈，估挑面宽六丈，底宽四丈，深一丈。

新的工程计划确定后，文忠从新切实估计土方坝工的费用以及征用民田的给价等项，计刘河估需银十六万五千三百余两，白茆河需银十一万两零，这比十年以前原估的工费四十万余两，几节省了三分之一，其中短少的数额，也从三十五万余两降为二十二万余两，就比较容易筹措了。关于筹措所缺经费的方法，文忠划分了两方面进行：刘河部分，除库存原拨水利经费专款银五万两外，他另动拨缓漕米价银五万三千余两，尚余不敷之数六万二千余两，则於封贮款内借支，由同沾水利之患的苏、松、太三属的长洲、元和、吴县等十六州县，按照银数均派，分作八年按亩摊征，将来陆续解还司库，除先归还米价外，其余皆收作水利经费专款，以备苏省将来续修各处水利之用；白茆河部分的工费，文忠感觉未便再向官帑借支，而改由自己率同司道府县倡捐廉银，并谆劝常热、昭文两县的绅商富户勉力捐凑。拖了十多年而不决的经费问题，终于在文忠手里迎刃而解。

上项水利工程计划及筹费办法经奉到道光批准后，文忠立即争取时间，尽速进行，一面发放刘河施工的银两，一面劝捐白茆河工程的经费。他同陶澍及司道府县合捐银二万两，常熟、昭文两县的绅商群起响应，踊跃输将，短期间便捐足白茆河工程所需的经费。接着，文忠便督饬司道府县，分别督率官派委员和民举董事，按照工程计划，分段兴工。白茆河首于道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开始挑浚，刘河各段随於三月初八等日陆续开工。因为官民都踊跃任事，人夫云集，在很短的期间，工程都告完竣。刘河方面，到是年四月底，仅经五十多天，就把全部土方挑完，又把堤岸一律修平，另于海口砌筑石坝之外，添建涵洞五所，加强宣泄的作用，这些工程也陆续完成。除工程进展迅速外，工程的费用也较原预算节省很多，因在施工时，复将刘河河道逢湾取直，省工二千四百余丈，使全部工费以及征用民田给价等项，只达银十三万四百余两，较原估经费又节省了约银三万五千两。上项节余，复经文忠另奏请移充续浚刘河上游及七浦河等水道。白茆河方面，因邻近的徐六泾及东西护塘河，都与白茆河呼吸相通，也予同时修浚，又白茆河面原定只挑宽六丈，随后改为面宽八丈，都较原来计划扩展很多，势不免多费时间和金钱。然而，到是年五月十九日，也仅经七十余天，挑工全部完成，只余海口建筑闸坝，须先行采办石料椿木等物，延至是年七月始能施工，而工程随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全部完竣。白茆河工程虽经扩展，而所耗费用仍与原估预算相近，事实上等于从中撙节了不少。而且，这项工程是出于捐办，具有以工代赈的意义，对於不能参加工作的当地老弱残废，文忠仍于力加节省的经费里，拨出一部分接济他们。

那二条河流修浚完成后，立即受到实际的考验。是年七月底，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各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若在过去，必定漫溢各地，而那年幸因新修河道通畅，宣泄极灵，连年被淹的地方，现都安然无事：事实立刻证明了那些水利工程的宏效，因而益博得当地人民的欢腾和信心。次年，文忠随将修浚刘河节省余银拨修江南其他水道，但那些河道都是淤塞多年，处处都须修浚，绝不是那项仅约三万五千余两的余银足够兴办的。除部分工程取资于那笔款项之外，文忠根据募捐修浚白茆河的成效，大力号召有关各县的官绅继续捐输必需款项，来分别兴浚自己境内淤塞的河道及兴办其他有关水利的工程。他恳切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各地的官绅都踊跃捐输，因此，在这一年间，江南各州县同时兴办了大批水利工程，情况之盛，可说是空前的。

道光十五年，在文忠热诚领导下，江南各地次第完成的水利工程，可统计如下：其中拨用刘河节余兴办的，除修浚太仓州境七浦河长五千六百余丈的淤塞河道，及修整元和县境年久失修圈洞坍场的南塘宝带桥，共拨银二万一千余两外，还将余剩部份以八千两补助太仓州境杨林河的修浚，五千二百余两补助吴江县境瓜泾港的修浚。其由官民合力筹捐兴办的，除零星汊港不计外，其中较大的修浚工程，有如下列。在苏州府属各地：有吴江县的瓜泾港、王家汇、姚家庄、七里港、邨前嘴、大港、新港各河，统共工长一千五百余丈；常熟、昭文二县的福山塘河，通达海口，工长近五千丈，附近的竺塘泾、景市桥河、共长三千四百丈，并添建拦潮石坝一座；吴县的张家塘、香山港、王家桥河，统共工长二千二百余丈。在松江府属各地：有上海县的蒲汇塘、肇家浜两河，共长八千五百余丈，李从泾、新泾、薛家浜三河，共长四千八百余丈，另在接连黄浦的龙华、日赤二港各建大坝一座，以截浑湖，又修复南门外石闸，并将上海县城河一体疏通；川沙厅的白莲泾、长浜、吕家浜、小腰浜四河，和上海、南汇并界，共工长六个五百余丈；华亭县的亭林镇、鹤颈汇、大小运港，共工长三千余丈；娄县的古浦塘、官绍塘等河，共工长三千六百余丈；金山县先浚珠泾镇、互迎港、周家埭、邵家塘等河，共工长十五里，续浚腰泾河、干巷镇、隆巷港、归泾河、老鸭泾各河，共工长四十五里；青浦县的柳湖切滩，与元和、娄县并界，共工长二千九百余丈。在太仓州属各地：有太仓、镇洋两县境的扬林河，工长四千九百余丈，太仓县境的钱泾、瑶塘、及镇洋县境的朱泾、南北澛漕、石婆箫塘、西南十八港、六窑塘、大凌门等河，统共工长二万四百余丈；嘉定县先浚华亭泾、蒲华搪、黄姑塘，共长六千七百余丈，续浚南北双塘、吉泾、心泾、川路泾、横塘、练祈塘等河，连内外城濠，共长九个四百余丈。以上苏松太三属内的水利工程，毗连十五厅州县，除闸坝等工程不计外，仅挑竣土方合共一百六十六万七千余方，都于道光十五、六年间先后完成。无论以上官帑或捐款兴办的水利工程，都和前此修浚刘河、白茆河完工时一样，于工竣后，大部份经由文忠亲往验工，由他亲历河边，量验口底宽深，并将现存水势，逐竿测量，按段标记，即他无法分身前往的少数地方，也经他递委司、府，按照他验量的方法，分往仔细验收。同年在通州，沙港淤垫，圩岸闸坝都多年失修，内港河道也多半淤塞，文忠饬知州平翰督率委员绅董，劝谕捐修，先后按“业食佃力”的成例，修浚了通江引潮的姚港等二十七港，共出土五十六万余方，又修浚了内陆多处河道，修复了多处闸坝。另外，各乡董事也分别捐工，各在本乡内完成了加筑圩岸、开挑河道等多种工程。

在上述各项主要的水利工程中，文忠亲自设计兴工及验工等等实情，都曾记载于道光十四年日记里。如是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的日记叙述他赴刘河查工，视察海口搁坝，并抵白茆河二次看工，赴海口看潮势，筹划筑坝等等。同年四月初九日至十七日，亲自验收刘河挑工，到海口验椿石，并曾乘小舟一路探量水势，试验启坝放水等等。同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二日，他在太仓州境内，视察刘河海口石坝，看坝外所浚引河，开坝中涵洞试放清水以涤海淤，并委青浦县知县蔡维新，前上元县知县黄冕同赴泖湖等处勘视河道等等。耽搁了十多年的水利工程，若不经他这番努力，不可能在短短期间完成。他所造福于地方的，以刘河之在太仓州为例，就有如他在《娄水文徵序》中所写的如下一段：

“……后十年重莅吴……而刘河之塞如故。余诣州履勘，奏借公帑浚之，旨报可。先是议刘河者，咸曰：海口有搁沙，凿去为便，然工拦而费钜，屡议屡寝。余议作清水河，于海口筑石坝，设涵洞，外潮至则御之，内水盛则泄之，盖欲为久远计也。岁甲午，工成，州人大悦，乃并疏诸支河，以畅其脉，乙未浚七浦河，丙申浚杨林河，比又遍浚钱泾……诸河，互三万余丈，而太仓之水道无不贯输，以达于尾闾矣。如甲午秋之大雨，乙未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幸水利治，岁仍报稔，数年前田价亩二三缗，至是乃倍蓰，而仕宦日显，将蒸蒸焉复见昔日之盛，不可谓水利之兴于人文无与也o……” 

江南沿海塘堤，多年失修，每遇伏秋大汛，海塘常被风潮泼坏，其中以宝山县三面临海，境内塘长一万六千余丈，情势最险。道光十五年六月，猛潮陡至，宝山境内海塘一共冲塌了将近五千丈，虽经赶造土戗，暂时保护，但七月间飓风突起，所筑土戗全见穿缺，旧堤也处处增塌，险象环生。文忠据报，认为必须作一劳永逸之计，动工大修，并改善原有的工程，以期垂之久远，但估计全部经费需银二十万两。当时刚遇邻省浙江大修海塘，动用了庞大帑款，文忠感觉江苏省不便跟着请款，以加重国库的负担，因此，他仍袭用自己所优为的捐输办法。六月间，即宝山海塘开始崩塌时，他便己率同司道府县捐廉倡导，并劝谕宝山城乡绅庶努力输将，以保卫家乡；至七月初，他已募得银十万两多，但只到必需数目的一半，有待续募。为此，他一面另向靠近宝山县的嘉定、上海两县绅庶劝捐，一面先将已捐的款项赶速采购物料运往工地，并饬由宝山绅耆中公举总董数人，散董数十人，分别担承修复海塘的任务。十月间，文忠亲往宝山勘工，相度形势，确定了施工的计划，随后就折往嘉定、上海二县，亲向该二县绅士剀切劝捐，立有良好的反应。同时，他以华亭县境的海塘也多冲毁，又亲到那里逐段查勘，指示修复的办法，并商由松江府属各员捐廉倡导捐输，以充修复该县海塘的经费。宝山海塘的浩大工程，在不费公家分文的条件下，于道光十六年五月完成，同时并修浚了塘后贯通内陆的随塘河五千二百余丈。这个全长五千余丈的新海塘完工后，文忠又亲往验收。从下录他奏报验收宝山县海塘工程折里的一段，便可看出这工程的坚强：

“……臣于五月十九日，从苏州前赴宝山，周历查验，所有江西江东各土塘，量明高宽丈尺，较原估格外敷余，逐段锥试，均属十分饱满，硪筑实为认真；补砌石塘，面面完整，并用铁锅铁锭逐层勾贯，折旧相合，灰浆坚结；盘头石坝三层，排椿紧密，填砌块石，高与土塘相平；塘外单双各石坝，择要钉砌之处，椿密钉厚，足资护塘挑溜。其随塘河道，挑深九尺至一丈不等，正届插秧之际，塘内数万民田，成资灌溉。施港口石闸，业经砌至十三层，工已及半，砌法与石坝塘相同，甚为坚整。臣连日察看工段，绅士耆民，扶老携幼，香花载道，无不欢忻鼓舞，感颂皇仁；就中有年近百岁及九十岁之耆民王七大、陆孔彰、杨世奇等，佥称曾经四见大修海塘，未有如此次之层土层硪高宽坚固者。臣验工之时，适见伏汛潮汐正属盛旺，塘工大局告竣，已觉捍御堪资，再得通工椿石全完，定足以垂久远。……” 

在江北方面，文忠也留下了水利的政绩。在淮安府属盐城县境内，有皮大河（又名皮坌河）一道，上承高邮、宝应、兴化、泰州境内各河荡的水，下注天妃闸，归新阳港入海，为淮扬两属自西到东泄水归海的要道，但因年久失浚，河身淤高，遇水不能畅泄，逢旱则灌溉无资。又徐州府属丰县，有顺堤河一道，两岸上下数百里，河的北面另有太行堤一道，是保障顺堤河的要工，自从嘉庆年间黄河漫溢以后，顺堤河日见淤塞，而太行堤则冲成了许多缺口，每年夏秋，河水涨发，漫淹远近民田，以致连年遭遇灾歉。多年来，当地士民纷纷请求官府浚河修堤，而都以经费无着而罢。道光十六年，文忠决定兴办这两处的水利工程。当时估计皮大河的修浚工程需银四万八千余两，顺堤河需银一万二千余两，又太行堤的修筑工程也需银一万二千余两，论数目原不算太多，但因那些地区连年荒歉，民力拮据，势不能像江南那样由民间自行捐办。文忠衡量实情，认为需要另想筹措办法，因奏准先于藩司库的芦课杂税漕价等款内照数拨给，责成那两县知县分别赶紧召集人夫，兴工办理，以求尽速改善当地的水利和民生。至于借出的银两，准从道光十七年起，盐城分作五年，丰县分作六年，各於受益的民田摊征偿还。江北那两个地区的久延未办的水利工程，经文忠手里迅速设法完成后，那一带人民也沾到了兴利除害的实惠。

文忠在江苏巡抚任上所建树的水利政绩，大体有如上述。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似乎那都是小规模简单的工程，未必具有大价值。然而，以当时古老的技术标准，泄沓的官吏风气，以及薄弱的财力等等条件来看，他能够尽量运用旧时代的方法，无中生有地挖掘财源，以身作则地发动社会力量，而且事必躬亲地贯彻始终，使每一项工程都达到当时所认为最合理想的成就，他确已做到了尽心与尽力。设使文忠生于今日，接触现代的技术，运用科学发明的工具，再加以他自己那样勤政爱民的精神，那在他领导下所进行的大规模建设事业，必定一样地成功。就以当时在江苏而论，他的成就已经是彪炳一时，为人人所歌颂。当他就任江苏巡抚之初，江南北频受旱涝侵凌，连年荒歉，小民流离失所，疮痍满目，经他锐意兴修各项水利并于短时期中次第完成之后，江苏五谷丰登，情形顿见改观，所以《清史》说他的建树“为吴中数十年之利” 。就在他前后五年的巡抚任内，他自己已能够看到当地前后截然不同的实况，能够领会到亲手所建树的业绩，因而除已在《娄水文徵序》文中说明了太仓州于於水利兴办后顿然改观的情况外，随后又在诗句里道出了江苏由歉而丰的实情。他有一首《题怡悦亭中丞沧浪话别图卷》，作于湖广总督的任上，即卸任江苏巡抚的第二年，其中有下录几句，虽然是把他自己的建树归功于僚属，但事实上等于证实了他自己在江苏水利上作为的成果。

“……忆昨别君吴苑时，吴民犹未苏疮痍，君还江南屡丰岁，政成君又移旌麾。……” 

按文忠任江苏巡抚的时期，江苏布政使为陈銮，按察使为怡良，两人翊赞文忠，甚为得力，彼此交情也甚厚。在江苏被灾后不久，怡良先调往江西升任布政使，他们三人临别时候，曾绘有《沧浪话别图》留念。道光十六年，陈銮也调往江西升任巡抚；次年，文忠升任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由陈銮调任，怡良随也调回江苏任布政使，那时江苏已一变而为连年丰稔。再过一年，怡良升广东巡抚，他们三人才完全分手 ，怡良因请文忠补题当年沧浪话别图卷。文忠那首诗（原诗录在）不仅道出了江苏前后歉丰不同的情况，且充分宣达了其对同僚的情感和勉励。到道光十九年，文忠赴粤禁烟，怡良对他始终亦步亦趋，和当时一般满人大吏不同，主要也基于当年和文忠僚谊深笃的关系。

以上举要列述文忠在江苏巡抚任上的政绩，足证陈康祺所说他“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确是恰当的评论。文忠那时赏识了一个江苏门生，吴县冯桂芬，这位后来著作等身的通儒，曾根据自己在省中目击的种种实情，另写了可作文忠在苏政绩总评的如下几句话：

“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 

注释

① 《政书》，江苏奏稿卷一，《奏报接篆日期折》。

②同书，江苏奏稿卷三，《驿站余剩银两展限提解片》。

③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④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⑤ 《政书》，江苏奏稿卷六，《筹办通漕要道折》。

⑥同书，江苏奏稿卷四，《回空漕船全进横闸弹压安静折》。

⑦ 《东华录》，道光朝二十八。

⑧ 《政书》，江苏奏稿卷四，《各属拏获凶盗要犯分别审办情形折》。

⑨同书，同卷，《弹压水手情形片》。

⑩ 《政书》原折缺，此段系依据《清史馆本传》的记载。

 《政书》，江苏奏稿卷八，《覆奏稽查防范同空粮船折》。

同书，同卷，《漕费禁给洋钱折》。

同上。

同书，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 《清宜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五，页四。

 《清史》，卷一百二十五，第二册，页一五二八。

同上。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 《东华录》，道光朝二十七。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

 《文钞》，卷一，《娄水文徵序》。

 《清史》，卷三百八十，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传》。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三，《筹挑刘河白茆河以工代赈折》。

同上。

同上。

同书，江苏奏稿卷四，《验收刘河挑工并出力人员请奖折》。

同书，同卷，《会奏白茆河挑工验收并出力人员请奖折》。

同书，江苏奏稿卷七，《验收苏松太等处水利折》。

同书，同卷，《通州捐挑河道折》。

 《文钞》，卷一，《娄水文徵序》。

 《政书》，江苏奏稿卷七，《验收宝山县海塘工程折》。

同书，江苏奏稿卷八，《盐城丰县两处借项修筑河堤折》。

 《清史》，卷三百七十，列传一百五十六，《林则徐传》。

 《诗钞》，卷五，《题怡悦亭中丞沧浪话别图卷》。原诗全篇如下：

“君昔衣绣来江东，朋簪许我苔岑同，南国水榭驻冠盖，联车还有陈孟公。君持蕃条莅江右，陈公惆帐开尊酒，沧浪亭子延清秋，主客图成各挥手。陈公节钺开豫章，同心又种双甘棠，招携重来有诗谶（原注：芝楣题此图句云：同心胜侣相招携；又云：盼君旌幢重莅止），两贤先后还金阊。天生两贤翊神圣，拜恩叠共弹冠庆，君今开府五羊城，岭表风驰海如镜。忆咋别君吴苑时，吴民犹未苏疮痍，君还江南屡丰岁，政成君又移旌麾。萍纵聚散复何有，事业深期垂不朽。荆湘我愧领连圻，蟁力安能巨山负!东去长江日夜趋，江流到海即三吴，离心遥寄南楼笛，拟续沧浪第二图。梅雨潇潇楚天暗，闻君正过沧浪畔，何当泛櫂招陈公，载酒同游赤壁岸。”

参《清史》，卷三百七十二，列传一百五十八，《怡良传》及卷三百八十二，列传一百六十八，《陈銮传》。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二，页三。

第十一章《畿辅水利议》

文忠遗著中，有《畿辅水利议》一种，曾经林家后人列入文忠遗集里。《清史》艺文志地理类列有《畿辅水利议一卷，林则徐撰》①。但，所有《清史稿》列传的林则徐传，金安清和李元度的林文忠公传记，都未曾切实提到文忠这篇著作。金安清写的传记，仅略述文忠以湖广总督奉旨入觐时，路过保定，与直辕总督琦善论直隶屯田水利，致使后者憾文忠越俎②。李元度写的《事略》，也仅有如下记载：

“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吴民苦赋重，讲求漕政，不遗余力。在粤时，中旨询江南漕务，公条举四端：曰本原、曰补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补款中之补救。宣宗褒许，拟俟粤东事毕，次第施行。文宗之召公也，将使筹畿辅水利，即公前疏所谓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二圣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报国忧民之心，一往无所却顾，而卒不果行，惜哉!……”③

以上记载，虽都提到文忠和畿辅水利问题的关系，但都没有穷溯到《畿辅水利议》的提出及这篇著作的内容。清史馆本传却留下了一段简记如次：

“初则徐之入觐也，尝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及奉使广东，宣宗成皇帝密询以漕务利弊，则徐疏陈四条：一本原、一补救、一补救外之补救，一本原中之本原，其言本原中之本原，则开畿辅水利也。”④

上面的记载说明了三点：其一，所谓“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便是指文忠所作的《畿辅水利议》而言；其二，这篇建议书的进呈，是在文忠从湖北入京觐见的期中；其三，后来文忠以钦差大臣驻粤的时期，应诏陈述漕务的意见，又于所议四条办法中，重申开垦畿辅水利的主张。那段简短的记述确实已把《畿辅水利议》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里先将文忠在粤所陈四条办法概述如下，以明其对解决漕务问题的通盘计划：

1.正本清原。分日一：县督帮收。

2.偏救弊。关于县者分目六：一、核旧章以去太甚：二、治经造以除弊匿；三、清讼米以杜抗廷；四、稽丁胥以凭惩蠹；五、严截串以杜豫亏；六、消漕尾以实库贮。关于帮者分目六：一、复冬兑以符攒限；二、按兑米以给津贴；三、别虚船以昭核实；四、实行月以杜正亏；五、惩水手以节身工；六、定轮开以齐跨兑。

3.补救外之补救。分目一：试办海运。

4.本原中之本原。分目一：典垦畿辅水田⑤。

在上列四条办法中，从所用的字眼来看，无疑是以兴垦畿辅水田为基本解决的办法。因为前面两条，都因积弊过深，牵掣太多，事实上难期圆满收效；海运固然比漕运节省，但以当时海上运输设备的窳陋，再加以不测的风涛，难期安全，万一出事，影响便不堪设想。所以，只有兴垦畿辅水田，才是绝对稳当的“本原中之本原”的办法。由此可知文忠对这一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再进言，促其实现，而且不顾环境的阻碍和权臣的嫉忌。

文忠这篇建议书是什么时期写成的呢？我们研究《畿辅水利议》里所征引的资料，其中除上溯宋、元、明各朝的外，特别偏重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文件，那些文件不容易在外省看到，大部分应是从内阁的档案里面搜集出来，可见那是文忠在九年翰林院期间早已着手的工夫；文中曾有一度征引了道光三年的故事，又可见那是他在离京外放之后完成的。在外任时期，文忠曾多次入京觐见，都不曾进呈这篇建议书，一直到那次从湖广总督任上奉旨入觐后，才向道光进呈，它的最后脱稿是否在文忠湖广总督任内呢?这一点似乎难以断定，这可从他写《畿辅水利议》的契机说起。李元度说得很清楚：“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吴民苦赋重，讲求漕政，不遗余力”。不错，文忠在江苏，从淮海道、按察使、布政使递升至巡抚，长期接触了漕务病民的现象，无时不以改革漕政为职志。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巡抚任上，曾如何致力于革除漕务的弊端，但他自己却在奏疏里说：“臣经理五届苏漕，但能无误正供，而实不敢云无弊”⑥。他说出那种话，固然不无自谦，而的确也说了实话，因为无论他那时如何兴革，只是做了枝枝节节的治标小事，而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江南人民只能从他的妙手中稍减呻吟，而基本上无从摆脱注定的痛苦命运。以恻怛忧民的文忠，对此疑难绝症，能不以回春的手法，拯吴民于水火之中?由是他以兴垦畿辅水田，来作根本的治疗。在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日记》中，他记说：“桂丹盟（超万）过此，以《北直水利书》嘱其校勘》。这可证《畿辅水利议》确是写在文忠抚吴的期间。

《畿辅水利议》既写成于江苏巡抚的任上，文忠为何不及早进呈呢?而况，他曾在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于卸署两江总督任后遵旨入觐，为何不于那时面呈给道光皇帝呢?关于这些，我们不能不替他考虑到许多复杂的因素。第一，在沿用漕运制度之下，产生了漕运总督、南河总督、仓场侍郎等等阔差使，非朝中有奥援的人们不能充任，跟着靠漕运吃口好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人们更不可胜数，形势造成了不许改革办法的普遍推行，更何能谈得上根本推翻漕运制度。以盐务为例，文忠同他的挚友陶澍致力于淮盐的改革，成绩辉煌，“而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⑦，陶澍几乎以此去位。推翻漕运制度之难，更千百倍于淮盐的改革，以文忠当时仅任巡抚的地位，势绝不能与那种庞大而复杂的力量相抗衡，所以就不宜在这不利的时期提出那篇惊人的计划。其次，直隶的河道是归直隶总督兼理，所有畿辅区域的修治河渠，疏浚堤防等事，无不归其掌管，文忠提出畿辅水利的计划，不免侵越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必为后者所厌恶的。直隶总督，在班次上，列为各省总督之首，地位特别崇高；而且，从道光十一年起，一直由久膺疆寄的一等侯琦喜充任，他复于道光十六年以大学士的官秩兼任直隶总督，烜赫一时。当他于道光五年至七年任两江总督的时期中，文忠曾有两次几乎要做了他的属员——第一次，他同巡抚陶澍合保文忠主持海运工作，文忠称病未就；第二次，道光派文忠署理两淮盐政，文忠又以居丧未终制坚辞。虽然文忠未曾同他共事，但对这位气局狭隘的人物，早已了然于心，果若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贸然进陈畿辅水利计划，必然会引起他的极大反感而从中阻挠，这可能也是文忠当时所顾虑的一点。后来，文忠从湖广总督遵旨入觐，立被道光特简钦差大臣赴粤禁烟，帝眷方隆，他于取得较易发言的地位下才向道光进呈《畿辅水利议》；不久，又於在粤禁烟顺利进展当中奉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乃於覆奏中重申前请，这时果然得到了道光的褒许，准备于适当时期施行。然而，他终以这一计划大大得罪了琦善。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明显地记说：琦善“遇公保定，议时事不合，论直隶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戴莲芬《鹂砭轩质言》也记说：“文忠任江督时，其上漕务疏中，末及北直屯水利，有培本原中之本原云云，琦善以其越俎代谋，尤憾之”⑧。以上两篇记载，虽对这事的经过略有出入，面对文忠畿辅水利计划之引起琦善的反感，则所记相同，我们可从而推断文忠这计划之终遭搁置，极可能是先受了琦善及其同路人们的暗中阻梗。

综括地说，《畿辅水利议》是文忠多年苦心研求的一个建设计划，是他历官内外愈久而愈坚持的一个救时方案。在那里面，我们不仅看出文忠如何关切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如何富有革命性的兴利除弊的精神，还可看到其中计划周详，步骤稳妥，格外显出了他的渊博学识，细密脑筋和脚踏实地的作风。而且全篇处处充满了至理名言，其所捣橥的原则无一不可为我们的榘范。虽然他这个计划只成为水利建设的一篇文献，但为明了文忠的修养和抱负，这里不妨将其中立案所持的理由和计划内容分别说明如下：

清代继元、明之后，建都在北，转粟自南，利用漕运制度，转运长江流域的食米以接济京师。凡经派定输粮接济京师的省份，其赋额，除地丁外，还须缴纳“漕粮”；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漕粮，称为“南漕”，都经规定征收米石，叫做“漕米”，统於征收后经由运河北运京畿。南漕的定额，年为米四百万石，其中以江苏负担最重，仅该省的苏松等属的正耗漕粮，便年约一百五十万石；仅南漕起运漕米的船，便多至四千只。民间的负担，除按赋缴纳漕米之外，还须加付随漕征收的“漕费”，以及额外加征以抵补沿途盘驳装卸一切折耗的所谓“漕耗”，粮户津贴漕船旗丁的所谓“漕赠”等等名目；此外，还有“漕斛”的出入，“漕平”的高低，乃至“兑漕”所需的洋钱和纹银折算之间的亏损，在在都成了民间额外的负担。在例定的繁多名目之外，还有州县的浮勒，旗丁的刁难，胥吏的侵渔，莠民的挟制，处处又额外鱼肉人民。因此，漕粮征额愈重的州县，其人民的痛苦也愈深，江苏的苏松等属，更是显著的例子。到嘉、道年间，官风愈败，漕运的弊病随亦更见深重，到了“救弊之方，人人束手”的程度，其情形已具述於本书第九章所引文忠奏报到苏接篆日期折中，现在再引证文忠另一段概述如次：

“……漕务势成积重，如医家之治久病，见症易而用药难。盖他端政事，只求官与民两相安而已，独漕务则粮户输之州县，州县兑之旗丁，而旗丁领运于南，斛交於北，则又有沿途闸坝与通仓经纪，操其短长，故弊常相因，而事难独善。即论病根所起，南北亦各轨一词：以北言南，则谓州县浮收以致旗丁勒索，旗丁勒索以致到处诛求：而以南言北，又谓旗丁既被诛求，安得不勒索，而州县既被勒索，安得不浮收。每以反唇相稽，鲜能设身处地。于是官与民竞，丁与官竞，即官与官，亦各随其职掌以顾考成，而无不相竞，而凡刁生、劣监、讼棍、包户、奸胥、蠹役、头伍、尖丁、走差谋委之徒，亦皆乘机挟制，以衣食寝处於漕。本图私也，而害公矣！本争利也，而交病矣!……”⑨

简单地说，漕运不但是当时病民最甚的秕政，而且是上下之间竞遂私利的一个罪恶大渊薮。文忠在五年江苏巡抚的任上，兼管部分的漕务，虽竭智尽忠以兼顾国计民生，无奈孤掌难鸣，终感无法扭转这积重难返的弊害。从他的几篇有关漕务的奏稿中，备见他对其中积弊，痛心之极，大有誓不两立之慨。由是以其苦心孤诣，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即他说是“本原中之本原”的办法，那就是在畿辅一带兴办水利，开垦稻田，以求京畿的米谷自给自足，然后才可根本铲除漕运的秕政，或至少可以逐步减轻南方漕粮的负担，而扭转当时国计民生的艰困局面，这可说是文忠写出了《畿辅水利议》的主旨之一。

当时京畿的食米取给于南方的原因，在於畿辅一带只垦有少量的水田，生产极有限的稻米，远不足以供应荟集于京师的人口，于是不惜费数石米的代价，从南方运来一石米的接济，而总量四百万石的漕米，事实上是使有漕的各省合承了千余万石米的负担。稻田所需要的是充分的水源和有效的灌溉系统，而在畿辅一带，水源原是不缺乏的。那个区域有着汇流经天津出海的好几条河流，如白河、永定河、滹沱河等等，其上并有许多支流，都是可供灌溉用的。但因为那时北方人民只习于播种旱谷，而还没有耕种水田的普遍经验，他们对于河流的利用，就不像南方人民那样重视。而且，那些河流都经黄土高原，水流湍急，挟带泥沙陡落畿辅平原，再加以那个区域的雨量集中于夏季，因在农忙季节，时常泛滥成灾。例如，其中最长的永定河，因为它的河道变动无定的缘故，原被唤做“无定河”，凭这名称就可想见它所时常带来的灾害；到康熙年间，疏筑兼施，修浚了其中自良乡至东安的一段，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个余里，然后才成了一条固定的河流，并经康熙皇帝改名为永定河⑩。然而就像修浚后的永定河，也仅仅消极的减轻了一些泛滥的灾害，仍旧谈不到积极的发生灌溉作用。

文忠在翰林院里学到了水利工程的工夫，把握了如何利用水资源的智识，认为应在畿辅区域疏浚各河流，使不特免除泛滥的祸害，且进而建立灌溉系统，将近畿平原上的广野大量垦成水田，播种稻谷。如是，不但将河害变成了水利，且在旱田变成水田之后，这区域的稻米将不难自给自足，无须再仰给于南方，而农作的收益且将大量增加，大大改善了京畿附近人民的生计，将从此加强了畿辅的经济基础。这可说是文忠写出了《畿辅水利议》的主旨之二。

综括言之，文忠的《畿辅水利议》是计划以垂之久远的一项基本建设，达到一石两鸟的双重远大目标，那就是一面变积年累载泛滥为灾的河流为农田灌溉的利薮，一面以畿辅自产的稻米来代替病民无穷和造成贪污渊薮的漕粮。在当时的情况上说，这是兴利除弊转祸为福的第一要政。

本来，在河北省内，兴修水利，试垦较大规模稻田成功的，应首推宋朝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元初的托克托和水利大师郭守敬首先创议兴办畿辅水利；郭守敬曾向元世祖面陈六事，其中多半是关于修浚京畿附近各河流，开渠引水，以求灌溉之利。到元泰定帝年间，学士虞集鉴于漕运海运的骚扰，向泰定帝提出了畿辅水利议，请求在京畿以东濒海广大区域内，筑堤扞水为田，募人耕种，但他的意见遭遇了当时大臣的反对，无法实现。到元顺帝至正年间，丞相脱脱才采用了虞集的建议，在京畿修筑围堰，招募江南人耕种水田，但为时已晚，元朝暴政积压下的汉人，纷纷在中原各地起事，脱脱不久去职，所有他手里屯垦的设施跟着全部解体。此后，历明朝到清朝几百年间，先后有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蚊、左光斗、董应举等人，清臣有李光地、陆陇其、恰贤亲王、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等人，都曾向那方面努力，有的在畿辅区域里开垦了稻田，有的条陈了直隶垦田的利益，但他们手里所已垦的水田，或随垦随废，或未予推广。虽然经过长期的时代演变，京畿食米的消费愈见庞大，漕粮问题愈形严重，畿辅开垦水田的需要愈见迫切，而这项如此重要的建设，始终未有显著的进展。到文忠进呈《畿辅水利议》之日，畿辅行粮地共达六十四万余顷，而稻田还不及其中百分之二。文忠于是集历代议论之大成，研求过去兴废之得失，提出了一个最具体最完备的畿辅水利大方案，其内容有如下列。

在文忠《畿辅水利议》里，前面写有<总叙>一篇，其后列陈十二条如下：

一、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

二、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

三、历代开治水田成效。

四、责成地方官兴办，无庸另设专官。

五、劝课奖励。

六、缓科轻则。

七、禁扰累。

八、破浮议，惩阻挠。

九、田制沟洫，水器稻种附。

十、开筑挖压田地，计亩摊拨。

十一、禁占垦碍水淤地。

十二、推行各省。

<总叙>一篇说明了文忠的畿辅水利基本政策及其实行步骤，下面摘要引录原文:

"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循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竞,而当时确有明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运，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皆可成为上腴。……如傚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费；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拆征，岁可数百万两，而粮船既不须起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撙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除，绝无调剂旗丁之苦，朝廷万年之计，似在于此。谨荟萃诸书，择其简明切要可备设施者，条列事宜，析为十二门。首胪水田利益国计民生，明当务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绩，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著必效之券也。次专责成，次优劝奖，齐心力、励勤能也。次轻科则，以绝顾虑；次禁扰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议阻挠，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经画可施。次以田制沟洫，而营种之事备焉。经画既施，美利务在均平，故摊拨次之。美利既昭，见小终贻远害，故禁占碍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兽享乐利，而营田之能事毕矣。……”

这篇<总叙>可以代表文忠的立案精神，我们可从中看出如下几个显明的特点。第一、他所引证的数字，多取自江南，具见其念念不忘于江南人民所承受的漕粮负担，可说他因目击江苏漕事棘手所引起的民生痛苦，乃以仁人恻怛之心发为一举而全部解除漕、河等等秕政的一个有效方案。第二、他的计划是循序渐进的，使旧有的漕运制度逐步嬗变，由渐而减，不因原有制度的转移而突生难以处理的困扰，具见他是以细密的安排来顾全现实问题，而使新建设得以进行无阻。第三、他的水利建设大计划是分期办理的，也可说是一个十年计划，只需筹足第一年设施所需要的费用，以后便以先一年开垦所得收益移充次一年续垦的经费；而且虽出之于南漕，而南漕事实上已省了数倍的负担，那有不踊跃提供之理，开头费用少，则易着手进行，续垦经费源源而来，则全工可逐期完成，这可见他是以最合理的经济手段来实现庞大惊人的建设计划。第四、他的计划是全国性的，要使以农立国的我们国家，遍地都以改善水利灌溉而普遍增产，他并不以开垦畿辅水利为满足，乃要於京畿自足及南方解除漕、河负担之后，进以余力普办各省的水利，使之普享乐利，由是而使整个中国由困穷而臻於丰裕，这具见他是以稗益全部国计民生为抱负，一举而扭转日趋衰退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运。总之，<总叙>一篇显示了文忠仁慈的居心，精密的设计，经济的筹划，尤其伟大的抱负。

在第一条“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的文中，文忠开头就引证了乾隆的诏谕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盖藏充裕，缓急有资，是以川泽陂塘沟渠堤岸，凡有关于农事，豫筹划於平时，斯宣泄得宜，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非可委之天时丰歉之适然，而以临时赈恤为可塞责。……各该督抚有司，务体朕痌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赖为先图，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讲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或劝导百姓自为修理，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妥协办理，兴利除害，俾旱涝不侵，仓箱有庆。……”

然后文忠历引徐贞明、沈梦兰、徐越、陆陇其、李光地、柴潮生等人开垦畿辅水田的意见和办法，而加上了自己的按语，大要如下：

“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畿辅农田水利，历经奉旨兴修艺稻，迄犹未广，……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愿种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稻田利益深切著明若此，是其上裨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富，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并及於化邪弭盗，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也。……”

上述按语的最后几句话，格外显出了文忠高瞻远瞩的立案精神：他的开垦稻田计划，对国家方面说，不独将使仓廪充裕，而且因稻田播种的推广，兼将筹屯垦、消河患；对人民方面说，不独使其收益增多，而且因家给人足，兼将纳社会于正轨。试想当道光年间，人口繁增，而生产不足，国计艰难，民生疾苦，社会秩序已渐临破坏的边缘，每个角落已频生骚动的事件，文忠针对这种变起莫测的现状，提出了足资根本匡济的开垦水田计划，我们说他足以最远大的眼光和最切时效的方略，从普遍改善民生来扭转国家的命运，实在不是过甚之词。

在第二条“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的文中，文忠历引了虞集、徐贞明、汪应蛟、怡贤亲王……等人先后所拟或所行利用畿辅各河流，疏渠浚沟，筑堤捍水，除水患、兴水利的往例，井详征了各志书所载畿辅各河流所可修浚而转害为利的实情，而后加以按语：

“……天下有水之地，无不宜稻之田。……神京雄据上游，负崇山而襟沧海，来源之盛，势若建瓴，归壑之流，形如众扇，而又有淀泊以大其潴蓄，有潮汐以资其润泽，水脉之播流於全省，若气血之周贯於一身，奥衍之资，天造地设，是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为沃之方，恐扭于成见，必将以水土异性为疑。……怡贤亲王周历经度，叠次疏陈，参之诸臣奏议，三辅志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经逐段指出，则畇畇畿甸，实具天地自然之利，尤为万无可疑。今即水道之通塞分合，不无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不广，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兴水利者，可以考求遗迹实力举行矣。”

在第三条“历代开治水田成效考”的文中，文忠继续加强其立论的依据，以事实证明开垦水田计划的正确；他于详述历代在河北区域修渠引水开垦稻田的成效后，加以按语如次：

“……天下事创则难与虑始，因则易与图功，故治地莫善于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课稻於北，似创而实因也，时韪其言，水利大兴。……臣窃谓今日用因之法，莫如因古人之遗迹而修复之，因现在之成效而推广之，非特施工易，而奏效速也。……今历稽开垦成绩，著之于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图可索，信而有征。主议者既决然于说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晓然于功之有可据，或就废堰古渠之迹寻访遗规，或即羹鱼饭稻之乡讲求成法，而一切营垦事宜，可举而措之矣。”

从上录两条的按语中，可见当时狃于积习而未能远图的人们，曾发为种种议论，不是说水土异性，恐劳而无功，便是说工程艰钜，恐难于实行，总以似是而非的成见，来破坏畿辅开垦水田的计划。为此，文忠在前面两条上曾费了极大的苦心，以压倒那些不经的言论：他一面发挥了其渊博的水利学识，力证畿辅区域水流之可用，稻田之可辟；另一面特别阐明了“用因之法”，力言旧有成效之可稽，现有成法之可循。他完全以脚踏实地的立场，说明其计划不仅具备成功的条件，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事业。

在第四条“责成地方官兴办，毋庸另设专官”的文中，文忠一本实事求是而绝不从事铺张的原则，以求达到开垦事业易举而民不滋扰的目的。他于引证了旧有良好而合理的实例后，复於下录按语中切实致意：

“……养民裕国，本是守令之事，若设官专领，于民情之苦乐，地方之利病，未必用知，而既无司牧之权，则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牵掣；若仍须会同地方官，又易启推诿歧视之渐。且多一衙门，多一冗费；即乡村董劝之人，如农师、田长等名目，亦不必设，恐奉行日久，实去名存，徒滋闾阎浮费也。守令为亲民之官，情形熟，呼应灵，择其恤民隐实心任事者，属之处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绌，课其殿最，不烦更张，而事可集。故当创行之始，相度水泉，经画地亩，以及招募农民试种倡导章程，自宜专简大员核定办理；俟事有端绪，效可推广，则专责之地方官为便。”

上文充分证明了文忠是万分厌恶官僚政治的。他认为多一衙门，或多一名目，不但未必办好事业，反而使人民多一番滋扰，使公家多一分不必要的负担。他认为开垦是一种为民兴利的事业，绝不可使之衙门化，只须政府专简大员核定了各种章则，以后就责成优秀的地方官吏照章兴办，并由上机关切实考核，事业既有专责，冗费亦可避免，效率更可提高。作为旧时代的一个官吏，而痛心疾首于官僚政治，像文忠那样的态度，当时实不多见。

在第五条“劝课奖励”的文中，文忠于列引了雍正二年谕旨以及徐贞明、袁黄、徐光启、许承宣、怡贤亲王等人所议的奖励开垦的办法后，在按语里更阐发了奖励开垦水田的意义：

“……若治旱田为水田，易杂种为稻米，亩益至一石以外，则劝课之功，其益愈大，而其效愈广。……今营成之后，地方官既各视多寡以为考成，民间自营者，验明成熟有效，按顷亩分别等差，给予优奖，又佐之以议叙之典，赎罪之条，如此则劝率自至，鼓舞自生；数年後，倍入之获，目验而身习，美利所在，民自趋之，不待劝而无不劝矣。”

上条是鼓励民间自营稻田的一个最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水利兴修之后，政府所应注意的，只是如何充分利用人民的力量，导致各个旱田自治为水田，改种稻谷。不过，在初期，为求人民能自动的投下自己的工力来垦成水田，并改变他们原有播种杂粮的习惯，需要先给以种种奖励，以资鼓舞。一到水田开垦成功，农民收益倍增，大家将争先仿效，尽可能地扩展开垦水田的事业了。这一条说明文忠是将开垦的努力期待于人民身上，在他的规划中，官方兴修水利后，只宜处於从旁奖励而巳。

在第六条“缓科轻则”的文中，文忠先援引了康熙十二年的诏谕说：“……见行垦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以后各省开垦荒地，俱着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接着，他又引述了陆陇其、李绂、杨永斌等人所作轻科劝垦的言论。他自己的按语则是：

“水田之兴，西北大利也，然或计其岁入之饶，而计及岁供之数，则民情惧罹重赋，必将瞻顾不前。昔徐贞明领垦田使，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事初举而烦言顿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征也。……请自今新开水田，若本系行粮地亩，照原额征收，永不加增，或系无粮荒地，亦须酌宽年限，缓其升科，轻其赋则，明定章程，徧行晓谕……但求民间有倍入之收，不计国赋有丝毫之益，庶良儒绝顾瞻之虑，豪猾息梗阻之谋，而乐事劝功，共戴皇仁矣。”

中国儒家理财的中心思想，是“藏富於民”，其理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所以他们向以轻徭薄赋为仁政，使人民乐于从事他们的生产事业，但揞克之徒，则以聚敛为得计，不惜与人民斤斤较量，尽可能地攫取他们辛苦所得的少许财力，其结果，人民不肯致力于生产，国民经济衰退，改府收入随而减少，国计民生同陷于困境。文忠除于上条指出了过去开垦事业是因派粮征赋而沦于失败外，特别揭橥了“但求民间有倍入之收，不计国赋有丝毫之益”的原则，以达到“乐事劝功”的目的，恰与现代财政用免税或减税政策以奖励生产的宗旨相符，一方面可说他发扬了儒家的仁政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说他揭示了裕国利民的理财原则。

在第七条“禁扰累”的文中，文忠录引了雍正元年的诏谕说：“……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但向来开垦之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於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膏腴荒弃，岂不可惜!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其后他特列举了骚扰营田水利的若干事实，并加以如下按语：

“为国不患无任事之人，而患有偾事之人，任事者方兴利以救弊，偾事者即由利而滋弊。……今兴水田，为百姓建无穷之利，民间自营之产，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赋税不增，租典由便，有利无害者也。特恐创行之始，或急于见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扰，甚或违理妄行，籍以阻挠政事，……将养民之政，反为扰民之事，此端一开，浮议乘隙而生，必至惩羹吹齑，因噎废食。是在承办各官，毋急近功，毋执偏见，虚心谘访，善言劝导，毋令书役得以藉手，庶杜渐防微之虑周，而善作喜成之效可期也”

文忠在上条中，针对当时的人事，痛下了针砭。在官僚政治的社会里，往往舞弊的人多过救弊的人，所谓“需索陋规”，已是司空见惯，上自方面大员，下至胥吏差役，几无不以逐利为能事。即使施行兴利之政，而一经上下纷纷勒索之后，利未见而害先成；横遭欺凌的老百姓，宁可少一动作少一祸恨，不愿多一更张多一滋扰，由是百废无法兴举，国民生计永难好转。文忠深知此中情由，特戳穿黑幕，唤起注意，不使开垦养民之政，反成为扰民之事。我们看到他所写上录一段，可知他不仅具有兴利除弊的素志，而且下了改革官风的决心。

在第八条“破浮议，惩阻挠”的文中，文忠历数了宋朝何承矩兴垦稻田之几为浮议所阻，明朝徐贞明及清朝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经营水田之垂成受阻而废等等覆辙。他举出了前人所已经驳斥反对言论的理由，诸如，北方土性不宜稻作；北方河流，暴涨则涸，能为害而不能为利；北方无实土，水流沙溃，堤岸不能坚固，朝成河而暮淤陆；挖掘民地，易起怨声等等。他又引证了从前劣绅蠹吏破坏营田水利的事实。针对上述种种，他恳切地写出了如下按语：

“天下事当积重难返之后，万不得已而思变通，幸而就理，万世之利也。然北米充仓，南漕改折，国家岁省经费万万，民间岁省浮费万万，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规中芟除者，则举行之日，浮议阻挠，必且百出。如前明宏治间浚大通河，治船已达大通桥，节省金钱无算，而张鹤龄等，因失车利，造黑甧之说以阻坏之。夫成功尚可坏，况未成乎?徐贞明初上水利议，格不行，迟之十年，重以苏瓒、徐待、王敬民、申时行诸人之力，仅得一试；无何，蜚语潜入，王之栋一疏败之而有余：举事者何其难，挠事者又何其易也!今圣谟枢赞，一德一心，询谋既定，无虞异议之滋，而小人之浮言梗阻，势亦在所不免。要之，簧鼓不足听，而刁健不可长，是在卓然不惑，处之有道而已。”

上条是继第七条之后，对官僚社会的贪婪政治，及封建社会的怙恶豪强，作进一步的搏击。经严禁扰累之后，开发水利将可利归於民，官胥豪劣既无从侵渔，而新兴事业适所以消灭漕、河等等弊病和陋规，国计民生所得到的种种利益，半从根绝积弊而来，由是，在弊与利相争衡之下，一向积惯舞弊营私的人们，为维护不法利益起见，必发出种种议论或制造事端，以阻挠新已政的遂行。一般言之，任何利民的喜政之不能顺利推行，主要都在于社会恶势力的从中梗阻或破坏，所以文忠有“举事者何其难，挠事者何其易”的慨叹。我们明了此中的关系，就知文忠一生勇于“搏击豪强”，乃基于他要为国家人民兴利除弊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

在第九条“田制沟洫”及“水器稻种”的文中，文忠次第征引了袁黄《宝坻劝农书》、邱浚《大学衍义补》、左光斗《屯田水利疏》、汤世昌《请修沟道疏》、胡宝瑔《开田沟路沟疏》、沈梦兰《五省沟洫图》，以及《畿辅安澜志》所记高斌、杨一桂等的各种修渠开沟办法，和蒋炳、刘於义等的凿井溉田办法；次引王桢《农桑要诀》所举各式引水灌田的机械，及西洋人熊三拔所介绍的泰西水法龙尾车；再次一一列举了畿辅各县所已实验生产良好的各稻种，最后，加以如下的按语：

“……经画水田，要在尽力沟洫：陂塘之潴蓄，所以供沟洫之挹注也；闸堰涵洞之启闭，所以均沟洫之节宣也。沟洫修，而田制备，田制备，而地中之水，无一勺不疏如血脉，水旁之地，无一亩不化为膏腴。……直隶八郡地势，西北高，东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异。今择其近水之处，随宜经画：负山高仰之地，可导泉引溉，则为陂为塘，以备暵旸；滨河平广之地，可疏渠引溉，则为闸为堰，以齐旱涝；濒海近淀之地，可筑围引溉，则为圩为堤，以防漫溢。如是，则水之为田患者寡，水之不为田用者盖亦寡已。经画既定，播种乃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力，辨别土性，择稻种，以适气候之宜，使向之听丰歉于天时者，一视勤惰於人事。人事修举，而天时不害，地宝咸登矣!”

上条充分表明文忠对水利及农事技术的丰富学识。从水患的普遍防止，水资源的尽量利用，以至引水器械的改良，稻种的选择等等，他无不计划周详，显然兼具了水利专家和农业专家的特长。就以科学发达的今日来看，他所经画的一切，似和现代的设计原则相去不远。

在第十条“开筑挖压田地，计亩摊拨”的文中，文忠于比较了过去筑堤开河占用民地所行各种补偿办法后，另加按语如次：

“……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为利愈广，或利周一邑，或利关数郡，而遇有占用民地之处，辄生异议者，亏一家私己之产，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恒情所乐从也。我宪皇帝洞鉴此情，爰有加倍赏偿之谕，嗣经恰贤亲王奏请均摊拨抵，部议准行，立法最为尽善。至乾隆间，旗地仍归拨补，而民地则改行给价。窃维民间田地，时值不齐，少给则舆情不洽，多给则经费不赀，并恐民心难餍，转启烦言。观徐贞明滹沱之役，以偿价不敷，致滋忌者口实，功败垂成，知给价之正多格碍也。且开筑既资公利，则地亩自应公派，所有挖压田地，仍宜于灌溉所及之地，计亩均匀拨还，庶国帑不糜，而民情大顺。”

上条在占用民地的给价问题上，文忠极力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在专制时代，官方征用民地，绝不易使人民多占便宜，而且偿价不敷之外，人民还要遭受了经手胥吏的从中剥削，其结果，必使人民无法以其所得的代价买回他们所需要的同等田地，这必然引起人民的最大反感，而阻碍了水利建设的进行。更不公平的是在同一情况上，满人田地的征用，是以拨补办法偿还，而对汉人的田地，则用给价的办法，这分明是独厚满人而薄待汉人了。文忠主张对所有占用田地，一律采用拨补办法，应“于灌溉所及之地，计亩均匀拨还”，具见他是要诮泯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待遇，而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合理的保障。

在第十一条“禁占垦碍水淤池”的文中，文忠于征引了乾隆三十七年的诏谕、陈仪《后湖官地议》、陈黄中《京东水利议》、沈联芳《邦畿水利集说》等所指出民间占种淤地的弊病后，再加以如下按语：

“……用水者与水争地，而水违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畿辅之地，百川辐辏，赖淀泊以为之容蓄，而后潦不虞汛滥，旱不至焦枯。自规图小利者，于附近淤地，日渐占垦，以至阻碍水道，旱涝皆病，於通省水利大局关系非小。夫治地之法，将有所取，必有所弃，彼第知泽内之地可为田，而不知泽外之地将胥而为水，其弊视即鹿无虞、凿空寻访者，殆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亩，务须查明界址，分别剗除，永禁侵垦，所谓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此正经营之始，所当早为禁绝，以杜流弊者也。”

与水争地，是水利的大忌，我国滨湖地区，原都是江河所必需的水库，而次弟辟为耕地，以致水无所归，常常泛滥成灾。文忠在上条中，凭其水利专家的看法，站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对占垦淤地，严加指斥，井计划于开垦之始，早行使垦淤地的禁令，不使因小失大，以私害公，这又可表现了他兴利除弊的远大眼光。

在第十二条“推行各省”的文中，文忠稽考了历代在北方及西北各省引水垦田的成效，另加以意义特别重大的按语如下：

“西北诸省，古称沃饶之地，甚多河渠沟洫，汉唐以来，代有兴举，成效著于史策。自水利积久失修，膏腴之壤皆为陆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者，骤举稻田之利语之，人必不信。然粤西民俗，则又止知水田种稻，不知旱地可种杂粮，先臣李绂因地有余利，请多觅农师教导，兼植北方梁粟。易地以观，可知南北种植之殊，端由民习，不尽关土性也。今请俟畿辅倡行之后，确有成效，且共睹稻田之入倍于旱田，自必闻风兴起，乃以营种之法颁之山、陕、豫、东诸省，令各随宜相度，以渐兴举。由是推行愈广，乐利愈宏，财用阜成，家给人足，风俗纯厚，经正民兴，东南可苏积困，而西北且普庆屡丰，此亿万世无疆之福也。”

上条说明了文忠畿辅水利计划是全国性的，他是以开垦畿辅水田为枢纽，以求转移整个中国的命运：从京畿到西北各省，以次推广，由水利的普遍兴修，变瘠壤为膏腴，使全国家给人足，共享康乐太平之福。

以上节述了文忠《畿辅水利议》的内容，其中除变河害为水利及导致畿辅稻米自给而废除漕运的两要旨已分析如上外，另有其他特出数点，可概列如下：

第一、文忠揭橥了“稻为农之本务”的正确观点。本来，五谷以稻米的收益为最丰，农家的生活也以种稻为最优。中国南方农民的耕地面积，平均是小于北方农民的，而南方农民的生计则较优，原因便在於南方垦植水稻，北方则种旱田。文忠力陈种稻的厚利，提出了“天下有水之地，无不宜稻之田”的原则，“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无不从兴修水利中推广稻作，使“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他以向全国推广稻作，普遍提高农民收益，以扭转当时国计民生的艰困，确实有其独到的经济政策。

第二、文忠掌握了“经画水田”的整套办法。稻田的开垦和稻作的发展，除修浚河流之外，要靠建立有效的灌溉系统，就是他所说，“经画水田，要在尽力沟洫”。因此，“陂塘之潴蓄”（即我们现代所说的水库），“闸堰涵洞之启闭”（即堤坝的建设）等等与沟洫有关的设施，乃至凿井溉田（即地下水的利用）的辅助方法，换言之，即全部水资源的利用，他无不广征博引，举为应办的首务。此外，各种溉田器械的使用，稻种的选择，他无不周密顾到，且主张采用泰西发明的器械，追踪进步的技术。同时，他对于疏河开渠建闸挖塘所占用的民地，主张予以合理的拨抵；民间占垦淤地阻碍了水遭，则予以严格禁止。凡一切有关开垦水田的技术上问题，他莫不成算在胸。

第三、文忠阐明了最合理的垦务政策。他深知一般衙门的毛病，“多一衙门，多一冗费”，所以绝不赞成添设专官来管理开垦事业。他对垦业的希望，大部分是寄在人民身上，在他心目中，只要政府领导完成了水利的兴修，合理订定了一切有关章程，使人民能够且乐于营垦，其效自见；只要政府赋予农民以优厚的条件和确实的保障，倡导有方，人民基於自身利益，自然奋力经营。为此，他极力主张“劝课奖励”，“缓科轻则”和“禁扰累”等等，使垦民得到最大利益和切实保障。尤其在“禁扰累”条中，他阐明了“民间自营之产，人自耕之，人自享之”的自由政策，反对官吏横加干涉，更须严禁吏胥藉端滋扰。他是以政简、费省、利溥、弊除的原则，加以保障人民权益及维护经营自由的政策，来有效地推动这个“亿万世无疆之福”的开垦事业。

从上述各点来看，文忠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且是一个经济家，从兴修畿辅水利到全国推广稻作，他无不依据整套而有效的扭转国计民生困难的经济政策；他不仅是一位水利大师，且是一位精熟农事的专家，从农业技术到农业经济，他莫不拥有深邃而正确的观点；他不仅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官吏，且是一个极知治体的政治家，从为民兴利到为民除弊，他莫不具有开明进步的作风。《畿辅水利议》一书，不仅表现了文忠的高瞻远瞩和多才多艺的修养，而且格外发扬了他的兴利除弊而忠国爱民的精神。他这篇著作虽是搜自前贤的议论和事绩，但经他广征博引，撷取精华，考其成败，究其得失，再经他根据了自己从政的实验和惠民的居心以及当时国势的需要，而后缜密设计，厘定方案，所以，这篇建议书，不特集前贤议论之大成，而其正确与合理，则比之前人议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以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迫切需要而论，他是向政府提出了一篇最富有建设性的切实方案，一篇革百年积弊、谋百姓福祉而奠万年无疆之庥的伟大计划。金安清说他“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畿辅水利议》确可充分代表了他那种精神。

但是，清代自嘉庆以来，政风已日趋窳败，所有漕务河务等等，都供人们从中混水摸鱼，那许实现一种彻底澄清的措施，以堵塞他们的弊薮，而且举朝那样因循苟且，更何能轻易接受这样一个积极兴革的大计划。因此，文忠这一建议，虽经他一再强调了破除浮议阻挠的充足理由，也如先他五百年前虞集的建议一样，遭受阻挠，终于胎死腹中；时代使他不能在河北乃至西北各省内，奠下二千余年前李冰所建於四川的伟业。

后来，文忠在遣戍新疆期间，才于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他一部分的抱负：在大漠广野之中，浚水源，开沟渠，开垦了大片的农田，以事实证明了营垦水田政策的正确（详情见第二十五章）。咸丰元年，下诏起用已经告病还乡的文忠，据李元度说，咸丰皇帝想使文忠负责实行畿辅屯垦的计划，但那时已离文忠撒手之日很近了。

李元度在《林文忠公事略》中，提到了这件事“卒不果行”，曾深致了惋惜之意。的确，世间少见这样可惋惜的事!试想在当时民生日苦乱象渐萌的情况下，若使文忠畿辅水利的计划得以及时施行，先在畿辅区域尽力发展水田，不数年便将整个销除了病民最甚的漕河负担，使沿运河、长江以至东南的人民先得喘息，再将南漕折征的银两，资以开垦西北各省不缺水资源的区域，并酌移南方过剩的稻农前往帮同推广稻作，如是行之若干年，所有南北各省人民收益剧增，负担锐减，国计民生将同时改善，内部不安的现象必将逐渐消泯，那么，自此以后的清代祸乱百出的历史，可能也随而整个改变了。文忠的畿辅水利计划，确为当时拨乱反正的要图，他这个计划的不能实现，及其后来禁烟事业的失败，一样成为千古的憾事。

注释

① 《清史》卷一百四十七，《艺文志》地理类，山川河渠之属。

②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④ 《清史馆列传》，《林则徐传》。

⑤ 《政书》，使粤奏稿卷八，《覆奏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折》。

⑥同上。

⑦ 《清史》，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传》。

⑧戴莲芬，《鹂砭轩质言》，《禁烟原始》。

⑨ 《政书》，使粤奏稿卷八，《覆奏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折》。

⑩ 《清史》，河渠志三，《永定河》，第二册，页一五八三。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第十二章湖广总督

安定苗疆——整顿盐政，化蒡为良——整理堤工总局，

民主精神——江汉安澜——赈务公开

道光十六年，文忠年五十二岁，十一月于卸了署理两江总督任后，遵旨入觐，那是他从道光十年六月间离都及在外晋任封圻五年后，才再到了京师，再觐见了一向器重他的道光皇帝。他的丁酉（道光十七年）及戊戍（道光十八年）两年日记都保藏完整，但其中只缺了道光十七年一月初八日至是月底的二十几天记载。他那次入觐，接受新命及与久违的京中朋友接触的经过，都发生在那一段时间里，可惜都不能从日记中探索其实情。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从其它资料中发掘出当时的真相。

文忠那次来京时，鸦片题已达到了空前严重的阶段，他的挚友黄爵滋、程恩泽等人领导着一批少壮分子，正展开议论朝政的活动。另一方面，为着鸦片问题，弛禁派和禁烟派正面临着剧烈的斗争：一边由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于是年四月间公然上折奏请弛禁，另一边则先由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跟着上折驳斥评乃济的主张，并吁请严申鸦片例禁。在这争论中，最高阶层显然还未表示明朗的态度。道光皇帝一面将许乃济的建议交各大臣会议，一面又将各有关奏折钞发两广总督邓廷桢及他省督抚妥议具覆，可是，朝中大员及外面疆吏多持着模棱的态度，仅提供一些敷衍塞责的意见。那时京中的气氛可说是又紧张又混沌，局势已紧急万分，意见则莫衷一是。文忠在这时应召入京，以其多年封疆的地位和宦绩日隆的声望，对这当前特别严重的鸦片问题，不可能不接触；在觐见的时候，道光不会不垂询他的意见，在和朝中大臣以及那些有心人士接谈时，他更不会不痛切发表他的议论。这一切经过至少可在他这段时间的日记里露出端倪，使我们据以了解他在那次弛禁与严禁鸦片的争论中如何表现，以及他那次在京的表现对其后来禁烟事业的关系如何。虽然因那一部分日记不存，使我们不能据以探究，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前后许多事实，来推断文忠那次晋京和鸦片问题的关系。从前面的事实说，他已曾在奏议中切实表示对这毒物深恶痛绝的态度，痛斥鸦片进口是“谋财害命”的罪行（参阅本书第九章），又和当时那些力主禁烟的人物一向声气相投，无疑的早已坚决站在禁绝鸦片的一方面，必然不会错过那次机会痛陈其根除烟祸的意见。从后来事实的发展说，根据多种迹象，我们很可以臆断文忠在那次留京一个多月中，不特站定了禁烟立场，且极可能与其朋友们在这共同主张上成立了某种的默契（详情另见本书第十三章）。

道光十七年，文忠年五十三岁，根据其丁酉日记所载，他于是年正月初五日抵都，二月初五日出京，前往湖北上任。他那次觐见道光及调升湖广总督，都发生在正月间，而他留京的日记仅存抵京后正月初五日至初七的三日，及离京前二月初一至初五的五日。在离京前五天的仅存日记中，显见他每日不是在寓“对客”，便是在东、西城内外“拜客”，几无暇晷，但所对和所拜何客，多本留记姓名，使我们难做进一步的探究。其与六年前来京时显然不同的一点，是当朝相国换了人，六年前是对他提携备至的曹振镛大学士，这次则是满大学士穆彰阿和汉大学士潘世恩及协办大学士王鼎等人。穆彰阿对他的关系浅，在禁烟问题上态度暧味，潘世恩则自身个性弱，遇事不会力争，显然都不能给他充分的支持，照文忠日记的语气看，似乎他对协办大学士王鼎较为亲切些。另一个协办大学士是琦善，那时留在直隶总督任，文忠那次离京后的日记记载说，二月初八日抵保定省城，自直隶制军琦协揆以下皆出城迎接，“即于公所小坐，协揆又来寓长谈，去后，即往答之，又谈至傍晚”。他们彼此一再长谈何事，是否谈得融洽，惜在日记里都未有透露。

据文忠丁酉日记载，他于是年三月初四日行抵汉口，次日渡江，至武昌省城接印。他在两湖任职，直至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奉旨入京陛见而离开武昌，前后担任湖广总督共历一年又七个多月。约在六年前，他曾任湖北布政使约半年，并留下了深刻的去思，此番仍是旧地重临，驾轻就熟，可说是同他过去在江南一样。在江南，他公余，常与当时名士，如石韫玉、包世臣、魏源等人（都在清史列传儒林或文苑传中有传），亲切交游，听取他们意见，以供施政参考。在两湖，他所往来的名士，据日记和文钞、诗钞所列出的，有姚椿、王柏心、潘焕龙、张际亮等人（史列传文苑传中各有传），其中以张际亮①那时和文忠的关系特可注意，其详情容在本书第十三章另述。

在文忠任湖广总督期间，湖北巡抚初为周之琦，次年由伍长华接替；湖南巡抚初为钠尔经额，后由钱宝琛、裕泰次第接替；湖北布政使为张岳菘，当文忠任江宁布政使时，他任常镇通海道，曾于道光十一年襄助文忠办理江北赈务。虽然两湖同僚过去多未和文忠共事，而文忠和他们相处仍很相得，据文忠丁酉、戊戍两年日记所载，他同各属僚往来都很亲切。知在江苏巡抚任上刊过了“三吴同官录”一样，他在两湖任上也刻了“楚南同官录”，也由他写了一篇序文，在那里面，他特别向同僚们阐明了“同”字之“慎同心德”的意义②。

在任湖广总督期间，文忠曾受过三次行政处分。第一次因为他于道光十五年江苏巡抚任内，同两江总督陶澍一样，对河库道李湘茝的考绩，都有很好的考语；到他离苏后，钦差兵部尚书朱士彦于道光十七年赴南河盘查仓库，以库存与卷册不符，奏劾李湘茝褫职③。案发后，陶澍和文忠都以当初注考不实，下部议处，部议都予降二级调用，道光都改为降四级留任④。

第二次处分是由于蓝正樽案件。道光十六年，湖南武冈州猺匪头目蓝正樽逃逸，历久不获，道光责原任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初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次年，降他为湖南巡抚，限一年捕到蓝正樽，并调文忠任湖广总督。不久，讷尔经额奏称正樽已被乡勇击毙，道光不相信，命文忠确查虚实。文忠覆奏乡勇殴毙三贼，有正樽在内，以所遗衣物为证；道光诏斥衣物出于事后呈验，不足信，褫夺讷卫经额的巡抚职⑤，并以文忠随同附和，迁就了事，降五级留任⑥。是年十一月，文忠以降级留任奏谢，道光特批说：“嗣后诸事毋忘诚实二字，万毋自弃，以副朕得人难之苦衷”⑦。随后文忠又奏说：“前以会奏核审殴毙首逆蓝正樽一案，窃谓此案供证讯非捏饰，若奏驳而听其海捕，在小丑虽无关轻重，而中外不免传疑。且苗猺杂处之区，更虑死灰复燃，乘机煽惑。……乾隆末川楚之变，即由严缉刘之协所致。……”道光因而批说：“所见到此，尚属有识!要知朕不肯含混了事者，亦恐不足儆后也”。⑧另据金安清称，道光曾朱批说：“有胆有识，不愧古大臣之风!”⑨

第三次处分是在道光十八年，由于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以失察家丁及弁兵舞弊事发觉，奉旨审问，马辰革职，而他从前曾经文忠保奏过，因此，文忠也联带受了降四级留任的处分⑩。不过，这个马辰，后来于广东鸦片事件中，在文忠指挥下，曾奋力立了相当的战功。

在以上三件事情中，文忠都可能被人藉端排挤调任，但道光虽稍予处分，总是把他留在那崇高的总督原任，不愿轻易以较小的事件降其职位。从这里又可看出道光对文忠确实特殊倚畀，预备将来靠他担承更重的责任。

文忠在湖广总督任上，也有多方面的建树，类如关于治安、盐政、水利、赈务、禁烟等等。除禁烟一项留在另章叙述外，以下分别叙他在两湖的各项政绩。

※ ※※

那时，两湖区域已经发生过几次小乱事，治安相当吃紧，为此，文忠对军政方面早已特加注意（本书第八章）。他于三月间到任后，便立于四月间，先对湖北省附近各标营官兵次第校阅。六、七月间，他趁在襄河一带督防大汛之便，将襄阳、郧阳、施南等处提镇协标各营分别考校，随即顺途巡阅安陆、荆门两营，又于赶往荆州督防河堤中，检阅荆州水陆各营官兵，并调宜昌镇标员弁到荆考验，再由长江下至岳州，阅了当地城守水师两营，然后渡洞庭湖，至长沙省城，会湖南巡抚讷尔经额，同阅抚标左右两营及长沙协官兵。从长沙省城，他随即前往衡、永、宝三府属，将永州镇标三营及衡州、宝庆两协官兵以次校阅，其附近的武冈、临武、宜章、桂阳、岭东等营，也经一一调考。在北返途中，他知宝庆一带，有山路可通镇箄，比较折回长沙再从常德、辰州正站前往的路途，远近差不多，但前面一条路，山高路险，处处毗连猺峝，向来极少人行，而他却认为像这种险要的地方，正须在此承平时亲往周历，察其形势，记其扼塞，并可于华猺交错之地宣示声威。因此，他终于采取了这条艰险的路途，从邵阳、新化、溆浦、辰溪等县的悬崖深涧的山径中，绕行累日，而于九月初一日行抵填箄镇及辰沅道一同驻札的凤凰厅城。他以那处兵勇向有精健之称，一面固须详细校阅他们的武艺，另一面尤须转移其桀骜积习，并认为训练二字，训字居练字的前面，更须切实予以注意。他因在那里多驻几天，先将各员弁考验完毕，再将镇标兵丁和道标练勇排日考校，每日自早到晚，都阅至数百名，并逐一剀切训语，怵以国法，激以天良，使他们不敢心存挟制，狎玩军令。他又曾周历三厅苗寨地方，对苗官苗兵以及苗举人生员和义学师生恳切训谕，并将所有绥靖镇标及永绥、保靖二恊营和镇箄镇管辖的沅州、靖州、绥宁、长安四协营，逐一校阅。随后，他从苗疆转至辰州、常德，将湖南提标五营，干州、永顺、常德三协，澧州、九溪、镇溪、河溪、永定、古丈坪、辰州城守、洞庭水师八营，次第检阅完毕。是年，自七月到月，他阅过湖北十五标营，湖南三十二标营及道标各屯员弁兵勇，凡应入军政的员弁，都经他逐名调考，其把总以下不入军政的，如驻在他所经过一百里以内的地区，也都调考，所有世职武举还未得缺的，他也通令随同受校。至于身在遥远防地的员弁，眼前调考有碍巡防，他待留于日后乘便补考，其未经校阅的各营兵丁，他则颁发全册，责令该管将领校阅登注，以凭他遇便抽考，或委隔营将领覆校

按例，军政稽查,定为每三年举行一次，文忠先已奏明应随时据实参劾，不必挨到军政核查案内始行汇办，现在他根据巡阅的结果，先切实处分了不称职的员弁；除把总以下不计外，计先后有副将二名，游击三名，守备六名，千总十一名，或革职，或勒令休致，或降级。经他严厉处分后，两湖废弛的营务得以切实整顿过来。此外，他在考核两湖各堤督总兵中，特别举荐了湖北提督罗思举和湖南镇箄镇总兵杨芳。

在苗疆凤凰厅一带，兵丁练勇多至五千余名，当时原用以镇压苗民，不得不厚集兵备，现虽苗民比较安贴，一时仍难将上项兵勇裁减。但那些兵勇素来剽悍，时常藉端生事，稍不遂意，便逞凶作恶，因此，有人曾经建议，将那一带的练勇分拨苗疆三厅安置，以分散其势。湖南巡抚讷尔经额认为如将他们纷纷移驻，转恐引起他们的疑虑，而且他们将须携带家口迁移，所需盘费尤多，一时更无所出，因奏请暂时照旧驻防不动。文忠于是奏说：“分散之法，与其勒命移驻，强以所不甘，何如随时差遣，予以所甚愿。盖该处人情粗鄙，以有利为喜，以有事为荣，其受病在此，其得用亦在此。即如征调出师，在别营视为畏途，而该处趋之恐后；若寻常差使，于应得钱粮之外，加给薪水盘费，其踊跃更不待言。又其一家父子兄弟同在行伍者甚多，经臣逐一查明，密记底册，凡一家有数人食粮者，俱暗抽一人出外差遣，使之各有瞻顾，仍不明示章程。如各卡堵缉私盐，各属访拏匪犯之类，皆其所优为者，此往彼还，络绎调派，似即无形之移驻，而自然之分散也。现已试行派遣，皆甚乐从。臣仍随地随时严密查察，如有本能安静借端生事者，立予重办，不稍姑息，似亦控制之一道。……”似此于无形之中解决了棘手的问题，很可表明文忠通经达权因势利导的手腕。

那时两湖情势最不稳的是在于辰沅道属苗疆一带的蠢动，亟待切实觅求镇抚的对策。文忠认为根本的绥抚之道应为整顿屯田和改善土民的生计，因而会同了继任巡抚钱宝琛奏筹辰沅道属苗疆屯防各事宜，列举了八条办法：一、清屯田，二、清佃欠，三、清支销，四、清借款五、筹归补，六、清催征，七、申边禁，八、移屯员。此外，前此所奏保的镇箄镇总兵杨芳现已升任湖南提督，照例常驻于接近省城的常德，非巡阅之年不到辰州，文忠以辰州为防苗要地，因奏请移湖南提督常驻辰州，以提高镇抚的力量。历来国内少数民族的倡乱，多半基于官吏不良，欺压土民，由是官逼民变的事故迭出无已。文忠处理苗疆的八条办法，首先着重于减轻土民的负担，安定他们的生计，而后再辅以加强镇压力量的部署，因此，在他任上，多乱的苗疆得以安靖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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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务方面，文忠过去曾翊赞两江总督陶澍整顿了淮盐，现在淮纲已经有了起色，他还需要助其维护销路。本来，淮盐的销路主要是在两湖，如若两湖盐政废弛，或者不同两江当局密切配合，两江的盐销也就无法振作。但过去双方首脑能尊重个中联带关系而彼此通力合作的实在不多，甚至彼此时常龃龉，而损害了国计。到文忠转任湖广总督之后，上述情况完全改变过来。金安清曾就这个演变特别评论如次：

“两淮盐务，江督主运，楚督主销，往往议论不合。公与陶文毅相契，如一时韩、范，于淮盐之入楚者为己任，裁岸费，清轮规，严饬弁役缉私，于疏销利民之策，无丝粟不详尽，淮鹾方为大畅。”

这一点又可显现文忠惟善是从的气度。他对国事总以通盘的远大利益为前提，绝无畛域之分。他对同朝的态度，一如他在上引《楚南同官录序》中所标明的,总以“慎同心德”为主，而力求精诚合作，无分彼此。

在两湖任内，文忠以整顿盐务，首在严缉私盐，维护官引，以为国库保持这项重要财源。按当时规定，两湖应销淮盐，但两湖地区与川、粤、潞、黔各引地处处毗连：各处盐课皆轻，而淮盐独重；各处盐本皆贱，而淮盐独高；各处运盐到两湖皆顺流而下，而淮盐独逆流而上。因此，邻盐无不越疆占卖，各帮私盐充斥于两湖境内，如：川盐由川江直下宜昌、荆州，两粤私盘灌入湘江而遍达宝庆、衡州，河南、陕西的芦盐、潞盐侵入襄阳、郧阳、安陆等府，两淮私盐使入应山、随州、孝感、黄陂、麻城、黄安等县。还有，淮南场盐运至仪征后，照例改用捆子包上船装载，由长江泝流入鄂，路长而费时很久，因此，跟船走私的人，或借口于卤耗而在包内暗加斤两，或借口于抛撒而在包外私带脚盐。总之，在两湖境内，走私盐斤异常猖獗，历任首长都为之束手无策。文忠于道光十七年到任后，为着保护淮引，立即取缔私盐，严饬兵弁关卡认真堵缉邻私搜查夹带。他自己并曾亲驻襄阳，严饬营县分赴各要隘昼夜侦拏，随即破获了多起大批的私盐，由是两湖私枭大见敛迹。同年五月，他又以云南两帮的运送铜铅船只一路收买川盐走私入境，越过关卡不听查验，损害了两湖盐引，因将失察的运员及不即据实禀报的护总兵分别处分。

按例，缉获私盐，应予变价分别给赏充公，而各地方民用盐斤向来只有一定的数量，多销一分变价的私盐，便少销一分额行的官引，因此，各州县缉私愈力，破获私盐愈多，该地方的额引便愈转见缺销，显然从中又产生新的难题了。然而，既然缉获私盐，若不准其变卖，就无法另找出路，而变卖私盐转而占了官盐的正额，必然形成缉私和额引之间的矛盾，势难想出两全之道。是年五月，刚好缉获了私贩三十八起，得到私盐一万八千余斤，为解决上述难题，文忠于是本其理财的脑筋，上疏请准变通原有办法，将私盐变卖的价款中，先按引盐课则提征正款钱粮，然后以所剩赢余提为给赏充公之用，如是变卖私盐可补官课的亏损，而所获私盟又可抵去官销的缺短 。

文忠于严缉私盐之余，另考虑到那些向靠售卖私盐为生的穷民，一旦因堵截私盐而遭严厉打击，必陷于求生无路，不但其情可悯，且恐其逼而走险，扰乱地方，必须另替他们安排妥当的出路，才能保持其生计，并杜绝其它流弊。为此，他特准许过去挑卖私盐的穷民改充官盐的肩贩，并为体恤他们贩盐的本钱无着起见，持准由官盐店先发盐给他们下乡贩卖，到卖完后再向官盐店缴还盐价，另再领盐继续去卖，他曾说明这项措施的用意如下：

“挑卖私盐之穷民，许其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批赴四乡，卖完缴价，如此则肩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为良，而偏僻村庄，皆有官盐挑到，不得借口食私，于销引似有稗益。查向来民间匪类，大半出于盐枭，即如襄阳之捻匪、红胡，为害最甚，总因逼近豫省，以越贩潞私为事，遂至无恶不作；今整饬盐务之后，襄阳绝无抢劫之案，并将隔省盗犯拏获多名，是所办者盐务，而其效即不止于盐务也。……”

对文忠上项德政的评价，这里可录陈康祺的论断如次：

“林文忠公督两湖日，整顿淮纲，许挑卖私盐之穷民，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此化莠为良之第一法也。”

从类似措施中，很可看出文忠为政的细密和仁厚得体：他每处理一件重大问题，必溯本穷源作了彻底的安排，以公私两全的措置来兼顾国计民生的利益，以抽薪止火的方略来兼收兴利除弊的效果，而绝不益上损下以图近功，或扬汤止沸以求应付；尤其对贫民生计有关的问题，他处处都本其慈祥恺恻视民如伤的心术，尽量为人民想出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必使良者有所归，而莠者有所劝。从这些地方观察，程恩泽所颂“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的话，他确实当之无愧了。

※ ※ ※

湖北是一向多水患的地区，长江有川入鄂，由巴东至黄梅，计历十八州县；汉水自陕入鄂，由郧阳至汉阳，计历十三州县，始与长江汇合。除上游依山为岸不必设立堤防外，长江自荆州以下，两岸设堤几及三十万丈，不独以范围四川来的水，凡从湖南、广西、贵州来而注入洞庭湖的水，涓滴无不入江，无不靠堤防来约束；汉水自襄阳以下，两岸设堤几及十七万丈，不独以范围陕西来的水，凡从河南西南部一带汇入唐河、白河等水，无不奔往襄阳，与汉水合流，称为襄河，更要靠堤防来约束。从汉阳到襄阳的一段襄河流域，形势最为吃紧。襄河河底从前都有数丈深，自陕南及鄂北上游深山老林都经垦植包谷后，山土日掘日松，一遇发水，山上沙泥倾下，逐年淤垫河底，自汉阳到襄阳，愈上而河床愈浅，地势愈上愈高，两岸堤防更易漫溃。自嘉庆十三年襄河决口后，三十年来，襄河竟无年不报漫溃，而成为地方的大患。文忠到两湖任后，首先就对水利问题采取了适当措施，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就此记说：

“……擢湖广总督，荆襄苦水患，岁以为常，公修筑堤工，躬自监视。……”（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根据文忠的奏稿，他在两湖所办有关水利的工作，可分述如下：

他第一步的措施是彻底整顿修堤收费的机构。他接任之初，即须处理前任留下的监利县堤工总局被捣毁的案件：经过严密审讯后，他分别处分了渎职的知县、胥役、总局及散局首士，侵蚀土费的库总、粮书，和闹事的人民，同时，他乘机提出了彻底革除这类机构积弊的办法。因为江汉堤防延袤二十余州县，每年所需修堤的费用甚鉅，而生息款项有限，不得不逐年向人民征费。历来收费办工，或官征官修，或官征民修，或民征民修。官方征费，就须假手于吏胥，必不免发生剥削或骚扰的弊病，理论上应以人民自征为合理；但费征于民，则必授权于董事，如若董事不得其人，或不予适当控制，也可能产生舞弊的情事。就以监利县的情形说，自道光十四年，叠从官征官修，佥董承修，改为设立堤工总局，遴选首士八名，由局征收土费。但改制之后，仍然弊害丛生，如加派土方堤费，增重当地人民的负担，另于乡间分设了散局五处，每处各有首士三名，所有总局、散局的首士，都日支饭食费四百文，因此，在道光十四、十五两年，所收到的土费约钱六万余串，而局中薪饭等项的开销竟达一万零四百余串，简直大量浪费了修堤的经费。在监利县毁局的案件里，曾发生了堤工总局首士擅用铁链把欠费的人锁拏进局的事实，因而激起人民公愤，聚众毁局，可见那些首士是惯向乡民作威作福，和衙门的胥吏不相上下。而且，设局的目的，是将征费事务交给人民自理，以免胥役的骚扰，而监利县堤工总局却规定着粮书催费的一条，结果仍落刭胥役的手里，而继续发生了粮书骚扰人民和侵蚀堤款的弊病。

上举监利县堤工总局的弊端，说明了民办的公共事业，若无健全的组织和严密的督察，而落入土劣手里，把持操纵，任意胡为，那它的扰民误事，也将不逊于腐化的衙门。监利县堤工总局如此，其它地方类似组织，必然也大都如此，如不彻底整顿，树立一个范畴，那其它类似的机构，都不能发生社会所期待的作用了。关于民间的公益事业，文忠素来主张交由民间自办，以避免吏胥从中作祟，他自然不愿因监利县堤工总局的弊端，而根本废除这民办的机构；他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本着民办的精神，而将这现存的民办机构纳入正轨。为此，他提出了改造堤工总局的原则如下：“局不许多设，人不许多充，用不许多开，费不许多派；首士必由公举，不许夤缘滥入，不许留恋把持；粮书不许收费，而粮产的名册挡，仍须责令攒造”。他所实行的改革办法是：“设局期于杜弊，本不宜多，嗣后仍只于县城设一总局，遴选公正首士四人经理，每日每名准给薪水钱三百文，按年更换，不准久充滋弊，各乡散局概行裁撤，以节糜费，而慎堤防”；“各属佐杂，虽亷俸无多，然汛池距堤皆近，督工薪水饭食，应令自行开发，不准由局再给”；“嗣后总局征收土费，不许假手粮书，但恐粮里不清，户名未确，应责成该县，押令各书将催收过割之真名的户底册，逐一编造清楚，交局征收，遇有卖田过户，亦即查明更正，务使户名均归的实，毫无诡混，如粮书造册故意舛错，致误催收，查出加倍严惩，以儆奸蠹”；“所有局务一切，饬县随时秉公查核，并责成道府留心稽察，有弊即除，有犯即惩，如或迁就因循，察出一并参处”。

此外，文忠联带的严厉取缔了冒称书吏以鱼肉人民的棍徒，他藉处理监利县堤工总局的事件连带奏称：

“……楚省粮书、工书等名目，混称者多，凡在各乡分催钱漕经手催收过户者，皆假借书史名色，哄惑乡农，其实只与白役相同，并非在衙署科房办事，而人数甚众，大县竟以千计，实属骇人听闻。从前里书、册书之名，叠经奏明禁革，而若辈互为鬼蜮，总以里粮底册私相授受，故有官革私不革之谣。兹臣等复申严例禁，并出示遍谕军民，加再有此等冒称粮工等书哄骗侵收者，许其指名告发，即予尽法惩办，务使永除浇习，以肃吏治，而杜弊源。……”

从上述，可见湖北一省，当时每县竟有数以千计的冒名书吏为祸民间，吏治腐败如此，确实不堪想像，而文忠到两湖任上后，首即雷厉风行，铲除这祸源，确是为民除害的第一德政。再从他严厉取缔冒名书吏的一事来看，又可想到他对衙署胥吏的根本不信任，而极力设法剪除他们的羽翼，并且，在他一生所经办的重要事件中，他常常极力避免胥吏干预其事，或订立了严密的章程，使他们无法作祟。

就文忠处理蓝利县堤工总局案件的经过来说，对于民办事业，下列几点是特具意义的。第一、他不许多设局，多用人，多浪费，尤不许胥役向民间收费，在省开支、杜侵蚀的条件下，修堤的必需经费才不短绌，而民间土方堤费的负担，既不因加派而增重，又因根据确实粮册而有公允的分摊，这才使这类民办事业在免除任何扰累下合理发展起来。第二、他要那个堤工总局的首士，必以公举的公正人士充任，不许夤缘滥充，也不许留恋把持，按年更换，不使久充滋弊；地方官从旁监察，各级层层稽核，一面要尽监察的责任，一面不使官吏与豪绅暗中勾结为奸，这可说使民办公益事业机构具有了民主化的内容。在这一小事里，文忠所表现的作风，显然吻合了现代人们所倡导的合理化和民主化的精神。

是年六月，文忠以临到大汛期间，各属堤防险工林立，便亲自出省督防，他由汉阳泝流而上，历经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锺祥、襄阳等州县，将南北两岸堤工，量明丈尺，分为最险、次险、平稳三项，以便稽查防护。凡河滩宽远，堤塍高厚的，列为平稳一项；若滩窄溜近而河形尚顺，堤虽单薄而土性尚坚的，列为次险；至于迎溜顶冲，或对面沙嘴挺出，堤前嫩滩塌尽，以及土性沙松而屡筑屡溃之处，皆为最险要工。他根据了上述标准，加意防护，并因地势愈上愈高，设使上游失事，便如顶灌足，立成异灾，于是他加意防守上游的堤垸。这一年，上游堤段都未出事，仅下游一处，支堤一处，有轻微的溃决，也立经抢筑修复。文忠在出巡时，曾发现京山县内两处堤塍，都被大溜冲刷，堤身壁立，极为险要；他亲勘后，即饬有关府县估办护坝，并相势筑做盘头，又于迎溜各段，抛填坚大块石，斜长入水，追压到底，以资御护；至所需经费，都经他另行筹措，没有动用国帑 。

道光十八年五月，在将临大汛之前，文忠以襄河多泥沙而水流湾曲，河底淤垫而愈高，河势坐湾而愈险，所以十余年来，襄堤无年不漫溃冲决，而另一原因，则在于修防经费困难，以致有疏防护。按襄河堤工，从锺祥到汉川，计长十六万六千余丈，而其旁出的支河各堤，还不在内。堤工如是之险而长，而向无防汛抢险的经费，平时未有额设堡房，以为人夫栖息之所，且一切防水器具，都因无款可办，遂使一片长堤，每有人夫寥寥器具不周的现象，所以疏虞失事，往往无可避免。文忠认为与其补救于溃决之后，不如防范于前，先筹备固定的经费，充实防汛抢险的设备，自是先决的问题。然而，当时如向国库请款，困难很多，他只好另动脑筋，将已有的生息闲款量移挹注。他查得从前因襄阳地方缉捕经费无着，经奏准动支宝武局存钱八万串发交典局生息济用，现在此项存钱本息共有八万七千余串，可以移充防汛之用。因此，他奏准将此项存钱本息，连同他自己和同僚们设法捐募，共凑足了十万串的整数，改交汉岸盐商汇总生息，年得息钱九千六百串，以四千串归还钱本，易银解存藩库，其余五千六百串作为襄河正堤防险经费，于大汛前，分别工程的险易，堤段的短长，命于每隔数里设一窝铺，或逐段装置台蓬，总使段段都有人夫昼夜灾防，给以工食，并责令挑积土牛，捆扎柴缆，多多益善；凡一切守水器具及蓑笠、梆锣，夜间灯烛，都于息项内酌给饬办，并令州县造册呈报，该管道府随时点验，不许缺额虚糜。在大汛时，所有印委汛员，都须督同各夫役及堤长人等，无分雨夕，常川防守，务保无虞。经常费有着后，如遇奇险叠出，费用不够，他则准备和同僚们另行设法筹捐帮贴。

是年秋汛到期，水势正在长发，文忠同上年一样，又亲往各属查工。他乘船溯流而上，先到了汉川、沔阳二州县境内，那时汛水骤至，已经盈堤拍岸，三日之间，涨水二丈零一寸，形势顿告危急。由于他亲自查工，所有护堤官员都踊跃将事，如：汉川北岸堤段，因被水激荡，已部分坍塌，经该县知县赵德辙督率垸民，极力堵卫三昼夜，直到水渐退落，堤乃保全；沔阳州北岸堤段，其中一堤，忽有渗水，情形甚危，居民巳携带家具纷纷迁避，那时知州李兆元及前任代理知州折锦元都驻在那里，督率汛委各员集夫抢筑，文忠本人也来到堤上，他察看形势尚可不至决裂，因亲谕居民，勿惊慌，也勿相率逃避，应随同地方官合力守护，那时署沔阳州州判姚正道曾赤足立在水中，连夜收土，督夫塞漏，有漏即填，又有防汛委员彭凤池也在上下堤段，往来飞催民工塞漏，因而漏水的地方逐渐堵闭，所有堤内一望无际的垸田，都免于浸害。危险过后，文忠再由沔阳上行，至天门、潜江、荆门，又上至京山、钟祥；由于本年的岁修经费有着，捐修也很踊跃，一路堤段都平穗无事。在巡视了襄河后，文忠又由荆门州水路至荆州府，随又从荆江顺流而下，认真查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等县所修土石各工，各段官役兵夫，碁布星罗，防护都甚周密，他仍严责印委各员实力防范，不得始勤终怠。

到是年九月，文忠以湖北汉阳、荆州、武昌各府属，在夏秋之间，汛水盛涨，而终化险为夷，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襄堤也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的幸事，因上折奏闻。在这篇折里，他写出了如下一段：

“……乾隆五十三年万城堤决口以后，每年漫溃各工，共五十余处，自数十丈至数百丈不等，而自嘉庆十三年迄今，又三十载，除万城大堤历年奏报安澜外，其它漫溃之处，稽诸案卷，则亦无岁无之。总由来源多而水势太骤，泥沙积而河底日高，堤下田庐有较水面低至数丈者，是以蚁穴之漏，即势若建瓴，而波及之区，皆形同仰釜，一处溃则处处之横流四溢，一年溃则年年之积水长淹，国赋所关，民命所系，均非浅鲜。此臣所以责令各属吃紧修防，不敢稍予松劲，而伏秋大汛之际，尤必亲赴荆江、襄河等处，周历稽查，相形势以饬加防，聚料物以资抢办，此岸有险，彼岸相帮，上段有险，下段同护，虽汛水之来，忽以尺计，忽以丈计，不能全有把握，而人事之应尽者，均不敢不竭其心力。在臣一人，心力曾有几何，而惟以身先之，即人人之心力，皆不能不为臣用也。伏查今年水势盛涨之时，省城皇华馆志椿长水至三丈四尺一寸，上游万城堤杨林矶志椿亦长至二丈六尺二寸，是江流己极浩瀚，而襄河于七月初九至十一日，复陡涨二丈有零，几于措手不及，幸本届岁修工段，尺寸俱属认真，堤工无不套打，而臣节次所奏改筑新堤退挽月堤之处，或筹动息款，或鸠集捐资，以及设法预备防险经费，均经仰奉恩谕，训诲周详，俾得恪遵办理，今蒙圣慈福庇，处处修防巩固，化险为平。……”

要之，文忠那次维护堤防的成功，主要是基于他自己说的这句话：“人事之应尽者，均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惟以身先之，即人人之心力，皆不能不为臣用也”。惟其它先竭了心力，完成应有的准备，临事又有以身作则的领导，然后人人用命，所有人力物力，都发挥了最高的效用，而创造了江汉安澜的空前事迹。

在文忠湖广总督任上，两年大汛时期，江汉都安澜无事，然而，到他离任后第二年，湖北境内堤段，又如前一样，在大汛时期漫溃了。后任竟以前任办理未善奏参，道光因将文忠先前以江汉安澜奏准将出力人员议叙案注销，并将正在广东主持禁烟大计的文忠下部议处，而予以降四级留任的处分。事实却已告诉我们，文忠未来两湖之前，湖北境内堤段几年不漫溃，唯独在他任上，以身先人的感召下，始能化险为夷，两年都安然无事，而且当时修防的经费是那样短绌，本不可能在其不及两年的任期内完成了永固的堤工，那么，对他是否应负其离任后堤段再告漫溃的责任问题，不难予以公正的判断。

在湖北赈灾方面，文忠也有特殊建树。他以鄂省每遇水旱偏灾，奉旨蠲缓钱粮，刊刻誊黄，抄录上谕，只开载某州某县某某等若干村庄应蠲应缓等等字样，势不能将所有地名全列，而被灾地方，原不仅一州一县，该州县中又不仅一村一庄，地名极为繁琐，而各村庄零星琐碎又不一而足，虽经州县造具顷亩细册详送院司查覆，而民间未必周知，好猾胥史难保不藉“某某等”的字样高下其手，当地狡黠绅民也觊觎蠲免，即明知在应征之列的，也狡称已蒙恩旨列入缓免之内，纷纷讦讼，藉机抗粮。为此，他奏请此后凡遇办灾奉旨列发誊黄时，即由藩司饬令有关州县，将所造应蠲、应缓、应递缓的村庄顷亩细册另行缮榜，随同誊黄遍贴晓谕，并贵成该管道府稽查贴过地方，不许隐匿，使灾歉贫民一目了然，胥吏无从弄法舞弊，而成熟的村庄也无可争执。道光阅奏，嘉奖文忠对此事所见精细，准予照办。这件事可说是文忠彻底实行公开政策的一个表现。向来官厅的弊害，主要多从保密或含混的公事发生，机关首长如能彻底力行公开政策，将有关事项明白而详细的公告社会，使人民一目了然，吏胥以及特权阶级的人物便无从施展其混水摸鱼的技俩了。

注释

①《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文苑传四，《张际亮传》。按《清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七十一，《张际亮传》，根据姚莹、东溟文后集，《张亨甫传》，误以张际亮在闽举乡试列在道光十八年，现在根据文忠戊戌日记证明际亮是年夏秋间是居于文忠两湖总督署内，并依《清史列传》《张际亮传》所记，说明他中举是在道光十六年。

②《文钞》，卷一，《楚南同官录序》。

③《清史》，卷三百七十五，列传一百六十一，《朱士彦传》。

④《清史列传》，《陶澍传》及《林则徐传》；《东华录》，道光朝，卷九，页八。

⑤《清史》，卷三百九十三，列传一百七十九，《讷尔经额传》。

⑥《清史列传》，《林则徐传》；《东华录》，道光朝，卷九，页九。

⑦《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三，页七。

⑧ 同上。

⑨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⑩《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政书》，湖广奏稿卷二，《核阅两湖营伍并苗寨情形折》。

 同上。

 同书，同卷，《控制镇筸兵勇并察看各提镇优劣片》。

 同上。

 同上。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政书》，湖广奏稿卷三，《湖南提督移驻辰州折》。

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政书》，湖广奏稿卷一，《设法疏销淮引片》。

 同书，湖广奏稿卷二，《襄阳一带缉私事宜折》。

 同书，湖广奏稿卷一，《铜船夹私越卡折》。

 同书，同卷，《附奏获私变价按引提课折》。

 同书，湖广奏稿卷三，《整顿鹾务折》。

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六，页三。

《政书》，湖广奏稿卷一，《审拟监利县粮书抗土闹局各情折》。

 同书，湖广奏稿卷二，《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

 同上。

 同书，湖广奏稿卷二，《筹防襄河堤工折》。

 同书，湖广奏稿卷三，《筹款生息防守襄堤折》。

 同书，湖广奏稿卷五，《查勘江汉堤工折》。

 同书，同卷，《江汉安澜堤防巩固折》。

 同书，同卷，《嗣后办灾应将蠲缓田亩细册誊黄榜示片》。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

第十三章禁烟运动的领导

鸦片烟“谋财害命”——反击弛禁的活动——策应黄爵滋的建议——厉行两湖的烟禁

文忠禁烟事业开始于湖广总督任上，因为他在两湖禁烟成绩的辉煌，尤其主张根绝烟祸的坚决，及奏请加严烟禁的剀切，导成了他此后和鸦片斗争的一段伟大事业。本章叙述其两湖禁烟事迹之前，特先分析当时鸦片为害中国及文忠和禁烟运动的关系。

鸦片一名阿芙蓉，用罂粟花的液汁制成。远在唐朝中叶，罂粟已由土耳其人和亚拉伯人输入中国，作为口服的药材，最初见于唐开元年间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其后宋、元、明各朝代所续编的《本草》，都曾解说它在药品上的地位。约在明末时期，药用的口服鸦片始由南洋人民调以烟草，改为吸食。到明末清初，这种吸食鸦片烟的习惯传到福建和广东的沿海地区，而于前清中叶，遍传中国各地，酿成了整个民族的耗财戕身大祸害。

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后，曾列为药材纳税进口，最早的征税记载见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那时定阿片（鸦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①。雍正七年（1729年），以鸦片烟传播日广，害人不浅，开始下令严

禁，定法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始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这是第一次对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订定严惩的法令。乾隆年间，药用鸦片仍准进口，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税则，仍有鸦片一斤估价五钱的记载，可见仍征税如故②；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吸食者增多，下旨重申贩烟及吸烟禁令。嘉庆元年（1796年），以贩烟吸烟仍旧逐年增加，始下令不准鸦片进口，停征鸦片税；五年，又降谕禁止鸦片进口，同时禁止国内栽种罂粟；十五年，以京师广宁门盘获夹带鸦片，降旨着即交刑部严审办理，并著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十八年，以发现御前侍卫吸烟成瘾，嘉庆特颁惩处吸食鸦片烟的新例，侍卫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一月，太监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军，其它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月；二十年，因查出广州驻防旗官私贩鸦片入京，乃由两广总督蒋攸铦遵旨奏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等等，奉旨于查禁之初，先行晓谕外人，勿再夹带鸦片销售，否则一经查出，原船逐回，不准贸易；二十二年，嘉庆再下严禁的命令。在嘉度一朝中，禁烟政令逐步加严，从禁止兴贩、开设烟馆、吸食及内地栽种罂粟，演变至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查验外国来船等等，固然已将中国政府的决心宣示中外，但禁令愈严，鸦片价值愈高，销售的利润愈厚，鸦片的入口反愈多。从那时起，入口的鸦片多是暗中偷运，外国运销的船只，起初都停泊澳门，后来干脆移到广州的黄埔，在普通货物交易时，暗中夹带私售。当雍正七年中国首决定法禁销时，鸦片每年入口不过二百箱左右，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才增至一千箱，从嘉庆五年到嘉庆末年（1820年），每年几都不断增加，仅英国人输入印度鸦片部份，在嘉庆末年已达到了四千六百箱。

道光年间可说是禁烟政令最严的朝代，而事实上反是鸦片潜销更甚的时期。道光元年(1821年），广东当局为申明严禁鸦片事例，请旨将经理不善的洋商伍敦元摘去所得议叙三品顶带，责令率同众洋商力为遵旨杜绝③，曾经奉旨：“……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着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察，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④。接着，总督阮元又奏称，在澳门地方逮捕了十六名烟贩，其中有；积惯贩烟的捐纳州同职衔叶恒澍、捐纳监生史惠元等人⑤，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行商隐瞒，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烟馆的处绞刑，贩烟的充军，吸食的杖徒⑥。因为禁令加严，可能也因为得到广东官吏的默契，原来停泊黄埔的鸦片趸船全部迁移到零丁洋，各地烟贩多移向那里与洋船交易，而且外国走私船只驶向广州以东，从南澳发展到泉州，再进而沿海岸线北上，展开全面走私活动，由是鸦片销路反比从前更畅。

鸦片畅销中国以前，华洋互市，确实对中国有利。当时互市限于广东一口，中国政府为求保护“天朝”的藩篱，对互市的活动，施以严格限制，所有中外贸易，原则上限定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并施行特殊的“行商”（亦作“洋商”）制度，以特定的华籍行商充当华洋贸易的媒介，经办交易，洽定货价，并负责登记货款及结算贸易差额。那时，仅茶叶一项，每年出口多至七千余万磅，以之抵销外商入口的各项货物，绰有余裕，所以中国对外贸易总是出超。外商偿付对中国贸易的逆差，每年须运入大量洋银，多则四、五百万圆，少亦数十万圆不等。这不断流入中国的洋银，因其易于流通，竟成为沿海各省的通货。沿海人民倚互市为生的，与日俱增，东南各省的经济也受到了良好影响。

一到嘉庆中季以后，随印度鸦片逐渐涌入中国，对外贸易情况顿然逆转，从此每况愈下。按当时广东行商进出口贸易货簿的记载，中国历年出口货银总多于进口货银，这在鸦片未大量进口之前，是比较正确的。但自嘉庆元年禁止其进口后，所有鸦片进口都改用走私方式，根本不列行商进出货簿里面，因此，广东一口真正的进口数字，应在行商货簿所登纪的正常进口贸易银价之外，再加上逐年剧增的走私进口鸦片的银数。据嘉庆十九年两广总督蒋攸铦、粤海关监督祥绍会奏折里说：调查行商出入货簿，嘉庆十七年（1812年），进口货价银一千二百零七万余两，出口货价银一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十八年，进口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余两，出口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余两；他们因此认为行商所称，“出口货价多于进口，……只有找回洋钱之语，尚属可信”⑦。事实上，那时每年已有二、三千箱走私鸦片进口，实已无出超可言。不过，那时鸦片进口尚不十分巨大，还未在经济上构成严重的威胁。到道光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称：“臣等调查洋商贸易出入货簿，道光六年，进口货价银六百八十八万四千七百余两，出口货价银七百三十二万一千九百余两；七年，进口贷价银五百八十一万五百余两，出口货价银七百八十八万五千八百余两；八年，进口货价银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七百余两，出口货价银一千零四十九万八千三百余两。是所称出口货价与进口货价，按年合计，内地找去较少，夷商找来较多，确有可据。……”⑧然而，那三年中，印度鸦片已以走私方式大量输入中国：道光六年，输入鸦片大小九千九百余箱，价洋银九百六十一万余圆；七年，输入九千五百余箱，价洋银一千零三十五万余圆；八年，输入一万三千一百余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五万余圆。若把那三年中鸦片走私进口的银数加上各该年正常进口的银数，每年真实的进口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出口的数字。就从那时起，内地的纹银和历年积存的洋钱，已大量潜耗于鸦片走私的进口，而且逐年增多。道光十年，鸦片走私进口增至一万八个七百余箱，值洋银一千二百九十万余圆；十二年，增至二万三千五百余箱，值洋银一千五百三十三万余圆⑨．道光十七、八年间（1837——38年），即距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巵以培国本之前不久，达到了最高峯。以下根据英人的资料，编列1816——1840年（嘉庆二十一年——道光二十年）鸦片输入广州的箱数、银数及从印度出口的箱数比较表⑩：

年别输入广州箱数银数（西班牙银圆）从印度孟加拉国及孟买出口箱数

1816——17年 32103657000 4618

1817——18年 36803904250 3692

1818——19年 45804159250 3552

1819——20年 46005583200 4006

1820——21年 47708400800 4244

1821——22年 46288314600 5576

1822——23年 58227988930 7773

1823——24年 70828515100 8895

1824——25年 8655761962512022

1825——26年 96217608205 9373

1826——27年 9969961008512175

1827——28年 9475 1035683311154

1828——29年13131 1253311515418

1829——30年14000 1205715716877

1830——31年18760 1290003117456

1831——32年13503 1093169522138

1832——33年23570 1533275919483

1833——34年19786 1405654023902

1834——35年16516965497021011

1835——36年26200 1738862230202

1836——37年21508 1428793034033

1837——38年24040 1088315734373

1838——39年40200

1839——40年20619

1840——41年34631

上列输入广州英属印度生产的鸦片箱数及银数，只包括当时经过英国商人手里输入广州港内或口外零丁洋的数目。至于广州以外口岸的鸦片潜销，从道光十二年起逐年增加，可能和零丁洋的鸦片交易量不相上下，这一重要部份并未列在那表内。又其它各国商人所贩卖土耳其及葡属印度生产的鸦片也不在其内、如果包括这许多因素合计，鸦片输入的箱数和银数应远在上列数字之上。道光十七年六月，御史朱成烈奏称“洋烟一物，贻害尤多，广东海口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 。次年闰四月，

黄爵滋奏称：“广东运银出洋，运烟入口，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以后，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 。另据参加鸦片战役的英军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中,根据英人方面的资料,承认说：“到1837年，鸦片入口增至四万箱，中国人付了二千五百多万洋元的代价” 。上列各种数字，虽互有出入，但无论根据何种数字来看，中国银钱之潜耗于此，都可说庞大之至，那时国家每年正供，合盐、关各税，不过银四千余万两，而因鸦片输入每年所漏出的银数，竟迫近了国家全部财政收入，其问题严重更可想见。

本来，中国银矿不多，且大部分禁止开采，所以历代积存下来的纹银很有限，事实上那时民间流行的银，一部分来自过去对外贸易出超所得的外国银币。在鸦片贸易大增之前，外商先以成色不足的洋钱吸走了中国的足色纹银。嘉庆十九年，御史苏楞额奏称：“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每年将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之多，该夷商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蒙，以致内地银两渐行短绌” 。到鸦片进口激增后，英商再无须运入洋银以换取中国的元宝，他们只须以土易银；内地纹银不足，则一并取去前此运入中国的洋银，以及将“烂板”洋钱所改铸的元宝。由是，不及数年，迅即揪起了中国空前的银荒。

银荒逐年加剧，一方面影响了中国财政经济，另方面更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一般人民的生计。清代各种财政收入，如田赋、关税、盐课、捐输等等，都以银两计算，主要收银，部分准按银价搭钱。旧例，制钱一千当银一两，银荒逐年蔓衍之后，形成了银日昂而钱日贱的现象，到道光中季，银一两竟折钱一千六百有零。民间完粮纳税，一切必须用银，或按银偿付钱，而平民的收入主要是制钱，银贵钱贱，便使人民纳税的负担大量增加，而自己的购买力减少。由是，一面是欠税或逃税的随而增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面则平民愈难维持生计，流亡逋负也日见其黟。在国计民生同受严重打击下，上则庶政废弛，纪纲破坏，下则求生路绌，秩序动摇。清代承平百余年，到嘉、道之后，各地骚动叠生，此仆彼起，部分是基于生活困难，迫得穷苦人民铤而走险，推原祸始，不能不说是鸦片大量输入之赐。

远在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间，粤海关监督达三奉旨留任，曾奉道光面谕：“鸦片烟为风俗之害，务宜严禁”，随后道光又将御史黄中模所奏，纹银偷漏出口，粤海关利其鸦片重税，隐忍不发等情，饬令达三详查。文忠曾于给达三赠行的诗里，写出了如下两句：“通商早薄宏羊计，绥远先除害马方” ，那是文忠遗著中表现其对鸦片烟态度的首篇文献。道光三年，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斥责吴中游手好闲之民的罪状，其中一条是“开设烟馆”。道光十三年，他任江苏巡抚时，筹议江浙两省银昂钱贱的问题，在奏请明定银两出洋例禁的折里，他更表现了对鸦片烟的忿激态度，他说：“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且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继又激昂地说：“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 （详文见本书第十章）。他所用“谋财害命”的辞句，比当时任何反对鸦片的人所用语气更为激烈而恰当，这可见他对这毒物是痛恶已久，所以后来他在禁烟事业中，是筹之愈决。有些记载，于提到文忠在湖广总督任内所上禁烟奏折，竟说：“……林文忠公则徐，时方得上眷，其例报烟犯片中，幕友诸姓，揣时尚,故危其词曰：此法不严，则数个年后，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云云……” ，好像以文忠那几句名言为迎合时尚和有意危言耸听，而不知在前此五年，他早以“谋财害命”来控诉鸦片烟贩的罪状了。烟贩的“谋财”情况，已如上述，以下且看他们“害命”的事实。

鸦片初入中国，价值极昂，只有最有钱阶层才能购来吸食，而宫廷则受祸最先。明徐伯龄《蟫精隽》记说：“成化（按是明宪宗年号）癸卯（即1483年），令中贵收买鸦片，其价与黄金等” 。雷瑨《蓉城闲话》里有下列一则：

“鸦片初入中国，宫禁先受其毒。相传明神宗御极三十年，不召见群臣，即为此物所累。有清诸帝，惟道光曾吸烟，已成瘾矣，忽有所悟，尝曰：‘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因立将烟膏弃去，其进呈烟具之太监某立毙杖下。……”

依上述，可知中国宫廷早被鸦片袭击。宫廷既首先受害，自必蔓延到贵族和近侍。例如道光十一年，在破获首领太监熊来福、太监张进幅等十余太监及回子贝勒柯克布库买运和一起吸食鸦片烟案里，曾发现其中烟犯有积瘾三十余年的；十七年十二月，道光以东北盛京诸处为满清根本重地，而私贩鸦片及吸食者甚多，特下谕满州文武各官严行查拏；十八年，道光以庄亲王奕賌、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往尼僧庙内吸食鸦片，革去其王爵，公爵，同时，贵胄中因吸烟而获谴的，还有伯爵贵明、男爵特克慎，候补盐大使春龄等人。以上难得破获的吸烟案件，足够说明了在近支王公及近侍里面，以至在清朝的发源地里，都已弥漫着乌烟瘴气。风行草偃，民间随而沾染烟毒，自不待言。

自华洋互市渐见频繁而印度鸦片大量运华销售以后，烟价渐廉，销行范围扩展，东南沿海居民，得互市之便，尤多染了烟瘾。较早的记载曾见于明末清初的江苏人曾羽王的日记，据他所述：

“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只福建人吸之。余年三十六而遭鼎革，始于青村王继维把总衙内，见有人吸此，以为目所未睹也。自李成栋破郡城，官兵无有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以来，吸之者十分中几居六、七。青村南门，黄君显三子吸烟于盐锅之左，烟醉后，浑不自主，翻身入锅立死。”

上述惊人的记载指出，满清初年，烟祸便以高速度蔓延到江南，竞已产生了“官兵无有不吸之者”及“吸之者十分中几居六、七”的可怕现象。乾、嘉年间，粤、闽两省对外通商日见发达，所受烟祸也最为惨酷。在那一带，到处可见肩耸项缩形容枯槁的烟鬼，往往倾家荡产沦为骨瘦如柴的乞丐，而仍嗜烟如故。鸦片愈来愈多，自沿海而深入内地，到处可见那些烟鬼的踪迹。当时文士的笔记或诗歌，如山阴俞蛟的《农庵杂著》，江西吴嵩梁的《香苏山馆集》,以及程恩泽、黄钺两侍郎的诗等等，其中都有痛快淋漓的描绘。如吴嵩梁的《洋烟行》说：“……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呼吸苟延日余几，呜呼生已无人理!”黄钺的《鸦片烟古风》一首：“携带偶遗忘，性命不可保，涕泗立横流，形容顿枯槁，厌厌陈死人，僵立但未倒。昔见江广生，北赴春闱考，瘾发死场屋，直等道路殍（自注，嘉庆巳卯春闱事）。……”程恩泽于道光十一年典试广东，在其《粤中杂感九肯》中，有一首说：“天生灵草阿荚蓉，要与饔飧竞大功，豪士万金销岁月，乞儿九死醉春风（自注：粤中鸦片烟遍地，虽乞儿亦啖之）。……”以上各篇诗句，都足为鸦片烟“害命”的写照。

鸦片烟不但戕伐民命，而且特别侵蚀了军营里的纠纠武夫。上录曾羽王的日记，中国已经说到清初李成栋队伍吸烟的情形，那种情况后来继续发展。当道光十二年调兵进剿猺民，广东大吏奏称：“调至连州，军营剿兵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十六年，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的奏折里，有“行间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等语。十八年，给事中陶士霖奏请议订重典，以阻止军民私食鸦片的过炽风气，他说：“军民毫不知悛，始而沿海地方沾染此习，今则素称敦朴之奉天、山西、陕、甘等省，吞吸者在在皆然，凡各署书吏，各营弁兵，沉溺其中，十有八九……。”十九年，御史金应麟奏陈东南各省水师的废弛情形，其中也有“甚且克扣兵饷，吸食鸦片”等语。据上述种种，可知当时水陆官兵已遍染这恶习了。满清入关以来，兵精将悍，所向有功，历百余年武功不坠，乃嘉庆以后，所谓八旗劲旅，一变而为懦夫，不堪一击。后来英军进犯，到处如体摧枯拉朽，虽说我军武器不如，要亦因精神堕落，事实上英人早已利用鸦片把握了军事的胜算。鸦片搉毁国本，破坏国防，其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祸害，实还在银钱漏巵之上。

鸦片为害中国，有如上述，文忠痛斥鸦片贸易为“谋财害命”，绝非故作过激之词。基于这万分透澈的见解，他后来又说，将使中国无可以充饷之银，无可以御敌之兵；这两句话，不但与事实完全吻合，而且和他个人的立场前后完全一贯。

鸦片战争逆转前，道光本人对于根绝烟祸，除在许乃济奏请弛禁时一度稍为动摇外，确实抱有相当诚挚的决心。他于即位次年，便曾面谕粤海关总督达三：鸦片烟为风俗之害，务宜严禁；随后批达三的奏折，曾说：“课税丰盈，固是职守当然，查禁鸦片尤是洋口要务，果能实力禁绝，能无偷漏包庇之弊，方为不负恩任，勉之!”又批说：“鸦片一项果能禁绝，著有成效，方为不负差委，勉慎为之!” 道光三年，他批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查禁鸦片偷运入口的奏折说：“总要日久无懈，认真察查，勿被属员商人蒙混，方为至善，详勉而行!” ，同年，他颁布吏、兵二部议定的禁止奸民私种罂粟条例，又颁定失察鸦片烟条例，其中规定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入口，或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失于觉察的文武官员亦按该条例予以处分。到零丁洋面英国鸦片趸船更形披猖之后，他更立意截断鸦片来源，研究禁止分销办法，诸如道光九年因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夷船偷漏官银，夹带鸦片，应妥议章程严行查禁，他降谕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妥议查禁纹银出洋及鸦片分销各弊章程；十年，又降谕各省督抚妥议查禁种卖鸦片烟章程；十一年，因刑部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吸烟罪名，及各衙门有吸烟之人，本官徇隐不究，从严议处等情，他便交由刑部议定：“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 。综观《清宣宗实录》，道光在前后十余年中，曾不断下令禁绝洋船夹带鸦片，严惩贩卖及吸食鸦片人犯，且屡禁内地种植罂粟，足证他已确具禁绝的决心，而其以此勉励臣工的言词也可说是十分恳切。

道光年间，烟禁逐步加严，原非一朝一夕所促成的。当时，官场中的中层分子，尤其台谏方面，曾不断呼吁：举凡烟祸的蔓延情形，以银易土以致银漏不已的恐慌，海口有关官员纳贿放私的事实，大吏所蔽不上闻的种种内幕，多由他们先后揭发，并吁请严施对策，因使禁烟气氛逐渐浓厚起来。道光二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纹银偷漏出洋，他指出了漏银由于鸦片入口，必断绝烟源，才能永裕民生；同年，御史尹佩棻也奏请严切查禁鸦片偷运入口。九年，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力陈禁绝鸦片，以制止银漏和烟祸。十一年，御史邵正笏奏陈内地奸民种卖鸦片，贻害民生，请旨饬查严禁。同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陈夷人夹带鸦片入口积弊，揭穿广东巡船包庇鸦片走私的黑幕，请饬查严办；刑部给事中刘光三则奏请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严定条例；山西道监察御史瞿溶为职官私食鸦片烟，蠹役索诈多赃，奏请交部究办。十三年，御史黄爵滋奏请并禁纹银洋银出洋，使不便潜买鸦片等犯禁之物。十五年，黄爵滋以鸿胪寺卿身份奏陈六事，中有<严剿御以肃夷禁>一款，吁请认真操练水师，修理军器战船，严查贩烟之屯船，快蟹，窑口等。十六年侍郎姚元之奏陈纹银出洋，大抵由于贩入烟土，并闻有伍姓洋行，暗与互通，包揽买卖，请旨严办；同年，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先后奏斥大常寺卿许乃济弛禁鸦片的主张，并力陈中严鸦片例禁的意见，许球复附片奏请严治贩烟的汉奸；同时，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上奏严驳弛禁的理由，认为只要有决心，鸦片是可以禁绝的。十七年，礼科给事中黎攀镠奏陈驱逐外夷趸船的意见；御史朱成烈以银价昂贵，流弊日深，奏请严饬稽查。十八年，吏科给事中陶士霖为军民私食鸦片风气过炽，请旨饬下议加重典，定限施行。同年闰四月，黄爵滋奏上《严塞漏巵以培国本》的名折，终于打开了严厉禁烟的局面。

前后十余年间，固然在舆论方面，根绝烟祸的呼声逐年响亮，除许乃济公然奏请弛禁之外，一般纵容鸦片潜入的人们还不敢在官文书里明目张胆地反对。但是，禁烟的声浪仍只发自中层分子，而在高级官吏中，内而军机及六部大员，外而各省督抚，主动地力主严禁的，实不多见，像文忠同陶澍痛斥鸦片贸易为“谋财害命”，更是绝无仅有的。那些身处鸦片来源地的广东督抚，则多视鸦片走私为私人利薮，又怕英人恃强肇衅，不惜暗中隐瞒，养廱遗患，甚至予以包庇，助长凶焰，他们有时虽被动地应诏议定了查禁章程，或设置了加强查缉的工具，结果则对自身所订的各种禁烟章程，是以敷衍了事，而那些加强查缉的工具，如巡船之类，不特只供粉饰门面，且反成了包庇鸦片走私的祸首。李扬华《公余手存》记说："鸦片流毒久矣，疆臣讳匿，不以入告，久之京员始有言者，而办理不认真，每奉严旨，铺张塞责，其销售自如也“。这几句话道破当时广东大吏放纵鸦片的一般情况，但还未穷究他们狼狈为奸的真相，且看以下扼要指出他们误国祸国的实情。

当嘉庆十九年（1815年），英国鸦片开始向中国大量潜销引起银两走漏时，两广总督蒋攸铦奉旨查办并妥议办法，他仅据为虎作伥的行商伍敦元一面蒙混之词，覆奏隐瞒了银两走漏的事实。道光元年（1821年）两广总督阮元于奉旨严申禁令之下，奏明遵旨杜绝，以严驭行商为政策，并请将“通同徇隐”的行商伍敦元摘去所得议叙三品顶带，以戒其余。次年，他于查

获叶恒澍等贩卖鸦片案里，分别照例定拟，并按嘉庆二十年上谕“如各船带有鸦片，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惩处了有关洋船；但当英国鸦片趸船从黄埔改泊零丁洋而更形猖獗之日，他仅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于是因循日甚。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创设水师巡缉船，以防洋面英国趸船潜销鸦片，而巡船反而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由是趸船突增至二十五艘，销烟年二万箱。继任总督卢坤，原是暗中赞同弛禁的人物，虽于道光十二年裁撤了巡船，但鸦片走私仍为他节制下的水师所护庇。邓廷桢继任两广总督，于道光十七年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等反专以护私渔利。总之，前后二十余年间，历任两广总督都未尽其禁烟的职责，实为烟祸逐年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若据英人、美人的各种记载（详见下章），则当时广东历任督抚及粤海关监督等，都是多多少少与鸦片走私有关的要角。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书中，所引证1873年1月30日《加尔各答英人日报》的文章，竟有如下一段：“罗伯持、瓦尔波尔爵士一次关于英国政治家的说法，对于中华帝国的官方，上自皇帝，下至低层官吏，都可确实应用——皇帝也并非例外” （捷罗伯待、瓦尔波尔Robert Walpole 在十八世纪上半期中为英国第一任首相，常靠大量行贿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他尝指一群国会议员说：这些人每个都有一定价格的）。这种话虽对中国官吏蔑视之极，但相反地也证明了英国烟贩袭用了瓦尔波尔的手段，以金钱收买中国内外上下官吏，以扩展其鸦片走私的买卖。当l836年，英国驻粤领事义律（Gharles Elliot）为商讨推广英属印度鸦片在华的销路，曾与熟悉中国官场情形的普籍传教士郭士立（又译作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筹议办法，郭士立陈说：“清廷百事泥旧，毫无进步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顾世界大势；要路显宦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多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义律乃托郭士立包办向中国方面秘密行贿的事。英国的贿赂从海口官吏伸展到朝中达官贵人，唯其是中国上下内外如此沆瀣一气，才使鸦片烟氛吹到了中国每一角落。

那时的中国，一方面有着一些朝气蓬勃的人们，在轰轰烈烈地发动彻底禁烟的运动；另一方面则有着大批畏事而贪利的人们，在助长烟祸的蔓延。后面这批人，虽然起先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然反对禁烟，只暗中使用拖瞒的手段来抵消一切禁烟的措施，但到鸦片愈来愈多之后，事实已无法再拖、再瞒，应付更见困难，他们便渐渐地掉了头，暗中掀起弛禁运动，希望根本推翻了一切禁烟措施。而大开方便之门。由是展开了弛禁派和禁烟派一段剧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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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般人士对于鸦片潜销问题的议论，虽然也连想到摧毁民族健康的后果，但主要是偏重于财政经济所受的深重影响。主张彻底禁烟的，总认为银漏不巳，公私交困，不得不筹塞漏巵，漏巵之塞，必在严禁烟土，这即所谓“拔本塞源”。说句实话，道光皇帝之倾向于禁绝鸦片，多少也基于他一向关切国家财用，因而痛感鸦片潜销的祸患。主张鸦片弛禁的，想从根本上推翻明禁暗弛的现象，同样也利用了银漏外洋的严重，作为弛禁的论据。

那时，首先有计划地提议弛禁的为广东顺德人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何太青，他向其挚好同年那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说：“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免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如无敢举以入告何!” 何太青这番游说深深打动了许乃济，后者便以上项意见请教当时号为留心世务的书院教官吴兰修，兰修大表赞同，并摭拾了何太青的论据，另箸《弭害》一文，进一步发挥了弛禁的议论。他说：“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  ，吴兰修以此强调了鸦片开禁征税及听任内种罂粟的意见，并夸口说：“如是则通天下之货，留海内之银，十年以后，生计复矣!”他又进一步将其所称为避重就轻的办法，广泛地联络了他的同事熊景星、仪克中等人各著论来鼓吹。

何太青、吴兰修等名士的弛禁论，迅即递到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墤的手里——很可能是经臬司许乃济转递的，并得到了虚、祁两人的十分赞赏。何太青是希望有人敢将他的意见上奏，但卢坤还不敢公然进言，只先把何、吴等人的论说辑为《粤士私议》，于道光十四年附片进呈。在另一附片里，他用试探的口吻说：“……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谘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卖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 。道光原是重视财用的，对这类以自产鸦片抵制夷人鸦片的主张，尚不视为过分荒谬，但因方迭下严旨禁绝烟祸，他也难于率尔表示自相矛盾的意见。因此，卢坤所进呈的《粤士私议》，虽未得到道光的赞同，但也没有引起皇帝的反感，而皇帝这种缄默态度却鼓励了许乃济。

道光十六年内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取得了向皇帝直接奏事的地位，便集弛禁论的大成，公然上折明请弛禁。他于折中，先指摘过去禁烟政策的失败，胥役棍徒之藉法令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以及种种“流弊皆起自严禁之后”，而后他大胆地说出了其弛禁的意见：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情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伏乞皇上敕下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密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奏请宸断施行，庶足以杜漏巵而裕国计。……”

许乃济在折末又附陈了如下意见：

“……闽、广、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叠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应请敕查备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季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 

许乃济单纯根据有效制止银漏的立场，提出弛禁办法，就单方面看，似乎颇能自圆其说，他那些“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的富有诱惑性的字句，颇能吻合道光惜财的心理。他特别请求敕下粤省督抚速议变通办理的章程，显见他在广东方面已有相当安排，只待里应外合，便不难根本推翻禁烟的局面。道光那时似乎很受他的影响，不但没有斥责他顾财不顾命的言论，反而接受其建议，将其意见发交广东督抚邓廷桢、祁及粤海关监督等议奏。

这样预谋里应外合的行动，在其第一步安排上，可算是接近成功了，广东督抚，尤是倾心于“粤士私议”的巡抚祁，正待作适当的配合，来实现那弛禁的新局面。目击广东省城酝酿那些阴谋的梁廷枏，在其《夷氛闻记》，曾记下一段绘声绘影的插曲如次：“……坤（卢坤）卒官，邓廷桢自皖抚擢继其节，乃济（许乃济）先改官都门，取兰修（吴兰修）旧说，稍稍润饰条上，举朝无继言者，御史许球疏争以为不可，乃下粤督抚察其当否，会议未决。克中（仪克中）故（祁，山西人）同乡，寄粤籍，得举，方就记室，劝行颇力。海事会奏，总督例主稿，规袖克中所拟覆奏诣商，廷桢留之，发椽录正，会印拜发有日矣。值廷桢诞朝，嘉善陈鸿墀主讲越华，南海李可琼以都转假归，皆门下士，相将入祝，共约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议。酒间，果及奏覆事。可琼耄且聋矣，鳃鳃谓他日子孙恐沾染耗财为累。鸿墀大言曰：‘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问，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为也？’廷桢悟，即以禁约正严，黾勉绸缪，安知无济，请从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不效，始计更张未晚具稿，勉列奏，究非意所安也。”

梁廷枏在其《夷氛闻记》书中，对邓廷桢受谤纳贿的谣传，曾力予辩护，至于说邓当初对烟叶态度游移几受人利用一节，固然道出了弛禁派份子如何处心积虑以求开放烟禁，另一方面则为邓掩饰，说他如何从善若流，在紧要关头悬崖勒马，杨弃了弛禁份子仪克中替祁拟具的折稿，另具稿上奏等等。这后面一段确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邓与祁等人所上的覆奏，恰是不折不扣的赞成弛禁。他们在那篇覆奏里很肯定地说：

“……臣等细核原奏（按指许乃济请求弛禁的奏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嗣后如有外夷贸易带有鸦片，准令该夷商入关报税，仍照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定额征收，并同别项呢羽等货一体交与洋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私售，由此实力遵行，递年可免中国千万余金之漏巵，洵属清原截流之急务。而税额轻于行贿，偷越之弊不戢自消；兴贩等锗常货，诈扰之风不禁自绝；闾阎省无穷之讼狱，即犴狴少若干之罪囚。况官员士子兵丁，仍限以制，不准吸食，犯者立予斥革；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使知耽嗜者皆暴弃自甘之辈，不齿于衣冠文物之中，愧恨既生，湔除自力，诚如原奏，亦无伤于政体。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邓廷桢等人在上述覆奏中，除表示完全赞同弛禁外，还拟具章程九条，以便利弛禁政策的遂行。其中如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鸦片税额宜遵旧制，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陋规；鸦片价值不必预定；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等条，几无一不为鸦片畅销内地帚除障碍，而较之许乃济原折的建议，更见具体而积极。其彼此内外呼应之情，实昭然若揭，无怪乎当时广东诲口弥漫着弛禁的气氛。据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道光朝留中密奏》，其中有佚名一片严厉弹劾邓廷桢说：“臣窃闻道光十六年，有人奏请鸦片开禁纳税，皇上饬交两广总督邓廷桢议奏，该督议有十条可行，外间纷纷传布，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幸皇上明见万里，不为该督所蒙，其事竟能中止。但奸愚窥伺之意，犹谓朝廷主见，不过明禁暗弛，近见谕旨煌煌，自当敛戢。然非疆吏实心实力，事何有济?臣闻邓廷桢等总以暗弛鸦片之禁为主，而姑言禁银，以耸皇上之听，以杜天下之口，若果如此，欺罔实甚!……”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中，根据英文《澳门月报》的资料，也说邓廷桢在覆奏中决然赞同许乃济的意见，且提供了章程九条，而邓奏折中称赞评乃济建议的原文一段，也经宾汉译载在他的书里。按当时英人雇用的汉奸，透入粤垣各衙门，专事刺探我方动静，所以，即与邓廷桢时常往来的梁廷枏，还不能看到真实的密折，且以为他曾易稿另奏，而英人却能深知底蕴，并由他们的机关报登载了原文。当然的，那篇奏稿的外泄，立刻在广东引起了“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的局面。英籍烟贩以为鸦片立将正式弛禁，买卖更将兴旺，随即纷纷加码，将先一年进口鸦片约二万箱突增至三万余箱，次年（道光十七年）更增至四万箱，使我们付出了二

千五百多万银圆的代价。

可是，弛禁派里应外合的活动，结果并未得到他们所期待的成功，邓、祁等人的覆奏还未到达京城，许乃济的弛禁建议已先遭禁烟派若干少壮份子的剧烈反击，而立见沉寂。正当许乃济那奏折轰动京师时，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立即接连上奏激烈驳斥弛禁的建议，并力申加强烟禁的意见。朱、许两折都传诵一时，尤以许球的奏疏说得更为透彻。以下是许球折中的大意：“……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拏，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以下列有英籍烟贩查顿等姓名），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今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戮，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服常互市，倘如前私贩，前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技俩。……”

按许球奏折原文已不可见，上述一段载于夏燮《中西纪事》、王之春《防海纪略》及李圭《鸦片事略》。这奏折和朱嶟的奏折都格外引起英人的注意，全文都译刊于英文《澳门月报》1837年1月份。其中尤可注意的，是许球的一折，不仅痛斥了许乃济弛禁之说，并且提出了对付英国潜销鸦片的具体办法，而后来文忠在粤所采的步骤和预筹拘捕祸首查顿的计划，大部分是和他的办法接近。我们未能找出文忠和许球往来的关系，但若对证许球这奏折的意见和文忠后来的实际行动，至少可说他俩是互通声气的。

朱嶟、许球等人所奏挽回了道光的心意，使他打销了许乃济所引动的“变通办理”的念头，因而降谕说：“据内阁学士朱嶟奏申严鸦片例禁，并给事中许球奏敬陈管见各一折，又另片奏严治汉奸等语。鸦片烟来白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着邓廷桢等将析内所奏，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拏备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 

上述谕旨发布后，接着到京的邓廷桢、祁等人赞同弛禁的奏折已不能发生作用，而且，是年十月间江南道御史袁玉麟跟着上折痛斥弛禁的主张，说它“戾于是非者有三，合于利害者有六”，逐点驳斥，不遗余力，最后并请求“益中厉禁之法，慎简守法之人”。从此弛禁运动表面上消声匿迹。

弛禁论者的活动，博得了外国烟贩的欢心——他们曾对许乃济颂杨备至，迎合了内外达官以及贩烟致富和吸烟成瘾的人们底心意，也适应了那些贪财好货和持盈保泰的满洲权贵的心理。那些掌握政权的满洲权贵，既无视于鸦片走私的祸害，更深惧激起“边衅”而动摇了他们的根基，正好利用弛禁之议以缓和空气，维持着明禁暗弛的现状。他们向不主张严刑禁烟，对许乃济弛禁之议，表面上也不特加赞助，一任皇帝在这种局面中动摇不定；他们察言观色，等候紧要关头再从中施展手段，以保持他们集团和私人的利益与地位。所以，尽管禁烟与弛禁两派议论纷纷，而朝中大臣及重要疆吏都不作切实或积极的表示，保持着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的拖延局面，而另一方面，来自印度的鸦片则更明目张胆，有增无已的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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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八章引证过《水窗春呓》的记述：在道光十五、六年后——即弛禁派和禁烟派展开正面斗争的时期，都中一部分少壮分子，在程恩泽、陈用光、黄爵滋等人（他们都是文忠的挚友）的领导下，时常集论朝政。当时他们所注目的中心问题，自然是和鸦片有关。《水窗春呓》续记说：“禁烟之疏，实子序（吴嘉宾）、牧庵（臧纾青）、龙门（江开）三人夜谈剪烛，无意及之，遂成一稿，而黄树斋（黄爵滋）亟上之。……”同样的记载又见于沈纯所辑《各国时事类编》交涉类，那里面说：“按道光中叶禁烟疏，实吴子序太史与江龙门、臧牧庵两孝廉所拟，而黄树斋鸿胪上之”。雷瑨所辑《蓉城闲话》里，有一则说：“……黄爵滋上折奏请禁止鸦片烟，其属稿者为富顺倪印垣，书折者为庐江江开。……”另据谢章铤《睹棋山庄笔记》说：“初宜黄黄树斋请禁鸦片，则建宁张亨甫（际亮）为之起草”。上述各项记载足以说明黄爵滋那篇名折是一篇集体的创作，是那些少壮分子经常研讨国政的一个结晶品，是那些禁烟派分子的共鸣，而绝不是所谓“无意及之”的作品，因为专就黄爵滋本人来说，他前此已经多次奏陈禁烟的意见，这次所说的只是集思广益绩陈进一步的意见而巳。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以塞漏巵而培国本。他指

出道光三年以前，粤省每年仅漏银数百万两；自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迄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计亦数千万两。现今纷纷讲求塞此漏巵的办法，如：严塞海口，杜其出入之路；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查拏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源，亦可遏流；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以抵当外人所入等等。他认为这都不是有效的办法，他的意见却是：“……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为国任怨，明知非严刑不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决裂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请敕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之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内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吸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官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则漏巵可塞，银价不致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黄爵滋死刑禁烟的建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宛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上下。道光阅奏，降谕内阁说：“黄爵滋奏请塞漏巵以培国本一折，着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那时；道光对这空前严厉的措施，还未立刻表示意见，他要静看外面封疆大员对它的反应，再作审慎的最后决定。

上章说过，当文忠于道光十七年初晋京觊见时，他不可能不接触到鸦片问题，不会错过那次机会痛陈其根绝烟祸的意见，而且我们根据前后所发生的事实，推论他那时极可能与其朋友们在实现这共同主张上成立了某种默契。现在我们应当观察黄爵滋上折之后文忠在湖北的动静，以下先将他的戊戍日记中的有关部份摘录如次：

“二十七日（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晚，折差张正隆賷折回，接京中本月十五日所寄第廿六号家信一封，又各处来信数十缄。”

“初二日（五月），……午接刑部文，为奉旨饬议吃鸦片烟罪名一事。……”

“初三日……晚有广西折差过此，接京中闰四月十六夜所寄第廿七号家信一封。”（按那时广西巡抚为文忠挚友梁章鉅，故得托其折差代带家信之便。）

“初四日，……作折稿。”

“初五日，……未出门，亦朱见客。作折稿。”

“初七日，……下午拜折一封，差外委张文升賷递，附寄第十七号家信一封。”（按是日所递出的奏折是覆奏关于筹议吃鸦片烟罪名的意见。）

“十四日，……张亨甫来晤。……”

“十五日，……张亨甫移榻来署居停。……”

“初八日（七月），早晨发传牌，定于初九日起马赴襄河，荆江各处阅视堤工。……江夏、汉阳两县将已缴烟枪呈验，即在本辕门外公开焚毁，计烟枪共一千二百六十四杆，其烟斗、杂具尤多。……”

“初二日（八月），……巳刻，拜发四折、两片、差外委张大升賷递。”（按文忠是日仍在阅视襄河堤工路上，所发折、片中有《查拏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又在日记里，从七月廿九日至八月一日，均有《撰折稿》的记载，可知这两篇重要的奏折都是出于文忠的亲笔。）

“朔日（九月），……折差张文升賷折回，并阅邸抄，得旨……汉阳县郭镜堂以搜拏鸦片烟最多，恩加知州衔。”

“初十日，早晨赴校场，同抚军率属查验搜缴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焚毁，又秤验所获烟土烟膏共一万六个七百六十八两，江夏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

“十三日，……夜撰折招稿。”

“十四日，……午后撰折稿。”

“十五日，……巳刻拜发江汉安澜等折五封，差把总陈万景賷递，附寄京信二十余封。……”

“初七日（十月），……今晨接到吏部文二件：一称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林着来京陛见，湖广总督着伍长华暂行兼署，钦此’；一系同日奉旨，‘钱宝琛着调补江西巡抚，裕泰调补湖南巡抚’。

……”

“十一日，……前次差折陈万景賷批折回，奉有朱批恩谕。……”

以上各日的记载，表面上很简略，但若细加考究，很可看出其中的要义。按文忠长子汝舟先生是年在京，于三月间会试中式，随即选入翰林院，平均每隔八、九日写信给文忠，即日记里所列编号的“家信”。在闰四月初十日黄爵滋奏上严塞漏巵以培国本一折及同日经道光将该折批交各省督抚迅速妥议后，京中空气自是空前紧张，而文忠不特连接到是月十五日及十六夜来自都城的“家信”，而且同时接到京中各处来信数十缄，这在文忠日记里是极少见的，可见是京中朋友们纷纷亟向他传遍那件紧要的消息，甚且要他即速准备采取配合的行动，而那批“各处来信数十缄”，当是多半出于同道的朋友，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尽管是到五月初二日文忠才接到刑部来文，“饬议吃鸦片烟罪名一事”，可是，他已提前四天从“家信”及各处来信中得到了详细报告，已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对这件大事作深邃的思考。由是，五月初二日他接到了部文后，初四、初五两日便亲作折稿，初七日拜折发出，迅速做了他的响应工作。

其次，从各家记载中证明其为主张禁烟最力的张际亮，于赞助黄爵滋草拟那篇名奏之后，便于五月十四日到达湖北省城，计算行程，他应在黄爵滋上折后才离开京师，而他一到武昌，便被文忠迎入督署居住，大约一直到文忠离湖北后才走开。文忠诗集中与张际亮唱酬篇什，多作于这次湖北相聚的时期。文忠在谪戊新疆时，接到张际亮的噩耗，作了“哭张亨甫”诗一首，其末后两句是“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巵”。诉塞漏巵一句道出了张际亮一生是以加严烟禁杜塞漏巵为职志。以这样矢志禁烟的人物，在那紧要关头，特从京师来到湖北，和文忠密切接触，极可能也在参赞文忠实施许多禁烟步骤，造成蓬勃的气氛，以与黄爵滋的奏折相呼应。我们可由此推断日记所述张际亮的行踪，与文忠那时加紧查孥烟贩收缴烟具及连续上折吁请加重烟禁，是有密切关连的，且是与京中同志沟通声气的。九月十五日的日记所述交折差《附寄京信二十余封》，是文忠那时与京中同志分别联络的另一确证。

现在再说到黄爵滋上折后的反应情形。在道光于闰四月十日降谕各省督抚妥议具奏后，根据《筹办夷务始末》所列的次序，五月初七日，盛京将军宝兴及山东巡抚经额布的覆奏到；初八日，山西巡抚申启贤的覆奏到；十九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覆奏到；近在咫尺的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的覆奏，反比文忠的覆奏迟了十天才到；其它督抚的覆奏，大部份是于六、七、八月陆续递到。虽然按到达的日期说，文忠的覆奏是第四名到京，但若按距京路程的远近计算，可说是申覆最快，实则，根据上录文忠日记所载，他是于奉文后两日即自撰折稿，奉文五天即拜折递发。若非成竹在胸，似乎不会覆奏那样迅速，就从这一点看，我们便可领会其中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在道光皇帝要以严刑禁烟的措施取决于各省督抚意见的紧要关头，文忠立即覆奏响应黄爵滋的主张，痛陈其久蓄心中的意见，并提供更积极而细密的办法和步骤。他在那篇《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里，首先赞同黄爵滋死罪禁烟的原则说：

“┉┉伏思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庭，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一则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还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未恊中；一则以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若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讦告诬攀贿纵索诈之风因而愈炽。所以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窃谓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于此。书所谓“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传所谓“火烈民畏，故鲜死焉”者，似皆有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

但文忠对黄爵滋所议的一年过渡期限，还恐产生烟民因循观望的弊病，因此，他特别着重这一年期间的措施，期望能导致严刑禁烟的更大效果。他说：

“惟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惰昏，令日安知来日。当夫严刑初设，虽亦魄悚魂惊，而转思期限尚宽，姑俟临时再断，至期迫而又不能骤断，则罹法者仍多。故臣谓转移之机，即在此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

以下他提出了一年过渡期间的实施章程六条，作为实行禁烟新法的先决条件：

“一、烟具先宜收缴净尽以绝馋根也。┉┉责成州县尽力收缴枪斗，视其距海疆之远近与夫地方之冲僻，户口之蘩约，民俗之华朴，由各大吏酌期定数，责以收获，示以劝惩。┉┉

一、此议定后，各省应即出示，劝令自新，仍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也。┉┉各省奉文之后，应由大吏发给告示，遍行剀切晓谕，自奉文之曰起，扣至三个月为初限，如吸烟之人，于限内改悔断绝赴官自首者，请照习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如日后再犯，或被告发，或经访问拘讯得实，加倍重办。其二、三、四限之内投首者，虽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减轻；惟不投首者，一经发觉，即须加重。┉┉除初限以内拿获者，仍照原例办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内，未首之犯，拿获讯实，似应按月递加一等，至军为止。┉┉似此由宽而严，由轻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

一、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加勒限缴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请自奉文之日起，开馆者勒限一月，将烟具烟土全缴到官，准将原罪量减，如系拿获，照原例办理。地方官于一月内办出者，无论或缴或拿，均免从前失察处分，倘逾限拿获，犯照新例加重，自获之员减等议处。其兴贩之徒，路有远近，或于新例尚未闻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应请酌限三个月内，不拘行至何处，准赴所在有司衙内缴烟免罪，若逾限发觉，亦应论死。┉┉至制造烟具之人，┉┉请概限奉文一月内，将所制大小烟具，全行缴官毁化免罪，并谕烟袋作坊瓦器窑户以及金银铜锡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后再制，俱照新例重办，其制成烟斗可用吸食者，即须论死，保甲知情不首，与犯同罪。

一、失察处分宜先严于所近也。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于奉文三个月内查明举发者，均予免议；逾限失察者，分别议处。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断无不知，应勒限一个月内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发，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应将庇匿之员即行革职。本署书差有犯，限三个月内查明惩办；逾限，失察者分别降调。

一、地保牌头甲长，本有稽查奸宄之责，凡有烟土、烟膏、烟具，均应着令查起也。┉┉至开馆之房主及该地保甲，断无不知之理，若不举发，显属包庇，应与正犯同罪，并将房屋入官。

一、审断之法，宜预讲也。┉┉要知吸烟之虚实，原不在审而在熬，┉┉专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转无可欺。譬如省会地方，择一公所，汇提被控被拿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补者一员．往审足矣。┉┉临审时，恐其带药过瘾，则必先将身上按名严搜，即糕点亦须敲碎，然后点入封门，如考棚之坐号，各离尺许，不准往来，问官亦只准带一丁两役，随身伺侯，不许擅离。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须静对，不必问供，而有瘾之人，情态已皆百出矣。其审系虚诬者，何员所审，即令何员出具切结，倘日后别经发觉，惟原审官是问。”

他于陈明上述办法及步骤之后，还响应了黄爵滋所提“广传戒烟药方”的意见，附陈折末如次：

“再臣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梼，久经采访各种医方，配制药料，于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就中历试历验者计有丸方两种，饮方两种，谨缮另单，恭呈御览。┉┉”

文忠这篇奏折，有下列各点特可注意：

第一、吸烟论死之说首创于黄爵滋，根据刑乱国用重典的原则，他的主张是有应变价值的。文忠基于“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和“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的立场，原则上是竭诚拥获这一建议的。可是，吸烟论死的办法很可能引起两个问题：其一，吸烟将与“十恶”的罪情无异，未免失之过竣，且将有不可胜诛之势；其二、议刑过重，则讦告、诬攀、贿纵、索诈之凤，可能更盛。这两点不仅为应予考虑的问题，且可能成为反对者的主要借口。为此，文忠特费苦心审慎安排，要一方冲淡死刑的严重性，另一方要预防意料中的反对论。他那篇奏折所拟六条章程，用意无非在此。如他要求在实行新法的前一年中，先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惩处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加重地保、牌头、甲长的稽查责任，这一切都是图谋在这“转移之机”的一年里，尽量缴了吸烟的械，使他们根本无法吸食，做到行法之后，事实上犯法的将减到最低限度。尤其他将这一年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一面期在消除因循观望的心理，以免烟民于一年后身受极刑，另一面则对那些不肯断瘾的“乱民”，在限内仅先予以较轻的惩处，使行法之后也将少所杀戮。他那种安排，实际上缓和了黄爵滋建议所可能召致的惨重后果，其办法和步骤，初看似乎有点琐碎，但细味之后，便知他是以仁慈之心达到“辟以止辟”“刑期无刑”的目的。至其全部办法，既细密周到，顺乎人情，又足以还击反对者的借口，是无待解释的了。

其次，过去多年禁烟的失败，主要在于各地官吏的纵容包庇，而事实上许多衙门恰是吞云吐雾之所，开馆兴贩藉吏胥庇护而存在而兴隆，审断烟案又可予吏胥以贿纵索诈的机缘，所以黄爵滋在其奏折里说：自定例禁烟以来，“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者极少”。如果这包庇烟毒的堡垒不予捣毁，官吏和鸦片的关系不予切断，审断的方式不予改善，纵使特别加重了吸烟的刑例，也仍将等于虚设。为此，文忠那篇奏折主张先严于文武官吏的失察处分，及采取简单而无弊的审断方式，都是针对鸦片问题症结所在而痛下针砭的。

最后，就文忠和黄爵滋的先后两篇奏折的立论精神来看，彼此是完全一致的；就其主张内容来看，彼此是密切配合的；甚至对黄所提“广传戒烟药”一点，文忠就立即送上其十余年来“久经采访”和“历试历验”的若干种断瘾医方。这一切呼应动作决不是偶然撮合的，相反地，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俩之间，甚至在他们整个禁烟集团之间，早经缜密商讨，互相默契，并安排了适当步骤，共同伺机发出这上维国计下顾民生的空前禁烟运动。

但是，文忠第一篇响应黄爵滋的奏折还未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道光仍在等候全部各省将军督抚的反应。到是年十月，他们的覆奏才到齐了。按《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道光一共收到了覆奏二十八件，但其中反对“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占了极大优势，计有：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恊辨大学士云贵总督伊里布、陕甘总督瑚松额，两广总督邓廷桢、闽浙总督锺祥、山东巡抚经额布、山西巡抚申启贤，陕西巡抚富呢扬阿、江西巡抚裕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贵州巡抚贺长龄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等共二十人，内满人占了十三名；赞成黄爵滋建议的，计有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湖南巡抚钱宝琛、江苏巡抚陈銮、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等八人，内满员只占了两名，一共二十八人中，反对派占了极大多数，满员又占了反对派的绝对多数。照当时的气氛说，禁烟派显然仍处于下风。

九月初六日，道光降谕内阁：“前据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当降旨交盛京、吉休、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兹据各该省陆续奏到，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穆彰阿系大学士军机大臣，现虽穿孝，着一并会议”。照这篇谕旨来看，禁烟前途仍是十分黯淡，因为满员首脑穆彰阿，虽甫于前一个月丁母忧，却仍奉旨参加会议，这一安排显然又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然而，靠着文忠另一番恰当而有效的努力，终于及时扭转了整个局势。

※ ※ ※

文忠于发出上述覆奏后，考虑到这件事必须等候各省大吏覆奏到齐，皇帝才好斟酌定计，而各省远近不一，难免拖延时日而冲淡了眼前紧张空气，并且他深知大部分将军督抚对加严烟禁的态度，而担忧他们相反的意见可能根本破坏了这番禁烟运动，为此、必须把握时机，先声夺人，创造一番惊人的禁烟实绩，以事实导致禁烟新政的遂行。于是他向所辖湖北、湖南巡抚剀切说明，吸食鸦片的罪名虽一时还难定议，但此时查拏烟贩不可松懈，收缴烟土烟具也不可迟延。他便领导了两巡抚严令所属州县，先探查开馆兴贩的烟犯姓名，严缉到官，并大出告示，严切劝告人民戒烟，自己又捐钱配制了断瘾丸药。另方面，他在省城和汉口镇设局派员，专管收缴民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对于真心改悔愿意戒烟的人等，他免予治罪，并酌给断瘾药料。不久，他在汉阳、汉口两地查获了许多烟贩，并导使一部分烟贩自首，缴呈所藏烟土：很短时间内，拿获及首缴的烟土烟膏达到了一万二千余两。设局到是年六月底，即一两个月的短期间里，两局共收缴了一千二百余杆久用渍油的烟枪，烟斗杂具俱全，其中有很多是装饰极考究的。他率同各官吏逐一验明所缴烟枪，当众火烧，烟土烟膏则拌以桐油烧透，余灰投入江

心，掀起了空前热烈的禁烟气氛。随后两局又收缴了烟枪七百余杆，省城外各州县所收缴的都在陆续呈报中，另据湖南巡抚钱宝琛的报告，在他的省内，也收缴了二千三百余杆。

远者不论，专从道光朝代说起，自元年重申鸦片禁令以来，诏旨严责疆吏力行烟禁，已不计其数了，那一省曾经实力奉行过；两湖此番的动作，在禁烟史上，可谓空前。文忠所以创造了这一辉煌的禁烟成绩，目的就在证明禁烟有效的极大可能性，以转变当时犹疑不定的空气，尤其促进皇帝立下根绝烟祸的决心。于是他于八月初二日会同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崧奏报上述成效，在折里说：

“……查近来鸦片烟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以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幸蒙谕旨特颁，饬议重罪，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难保，相率改图，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咎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籍皇上德威，务令力回污俗。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论，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婿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是，总因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散。臣惟当督属随时加紧，极力湔除，俾皆革薄还淳，以期仰副圣主裕国保民之至意。”接着，他又根据湖南收缴烟枪达三千五百余杆的情形，会同湖南巡抚钱宝琛据实奏报。

两湖当局那时对鸦片烟如火如荼的斗争，以实绩证明了禁烟政策确可遂行无阻，风声所播，引起了各省督抚的仿效，纷纷加紧查孥烟贩起获烟土，并将查获情形先后报京，而首先响应积极进行的便是文忠的挚友两江总督陶澍，他曾继文忠之后奏报起获窝藏为数甚巨的烟土。文忠在这日形浓厚的禁烟新气氛下，自己不但未曾松劲，而且再接再厉迈进，以求坚定皇帝的意向，采取根绝烟祸的积极措施。为此，他利用遵议四川总督宝兴奏请禁用钱票的机会，在奏报查孥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中，附片密陈从银贵钱贱的观点上亟应加严烟禁的理由。他先言近来银贵钱贱并非由于使用钱票的关系，因为当时纹银也有银票，而并未见银价下跌，同时，因近来纹银短绌，凡钱粮、盐课、关税等一切支解，都极费经营，这当向银绌问题研求对策，于是他就鸦片和银价的关系奏说：“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舟水手以穵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信前段之无阻乎?银之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閳阗聚集之地，迭向行商销产暗访密查，佥谓近来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约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

他并估计了鸦片漏卮的数目，认为可能达到银万万两，远多于黄爵滋原奏所估计的数目，在这点上，文忠似乎有意张大其词。不过，他是按鸦片的市价而计的，鸦片销入后，经过贪官污史兴贩开馆层层剥削后，到吸烟者手里，烟价必数倍于进口的原价，若按此计算，则当时全国烟民所耗于鸦片的银数，极可能不少于万万两。因此，文忠续说：

“……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儆玩心而回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他进而痛斥那些藉端阻挠大计的人们，甚至拆穿了他们包庇鸦片的居心和真相。以下是他同他们短兵相接的词锋：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分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至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饬议，虽现在只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后吸食愈多，则贩卖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是以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方巳耳。谚云：“刖足之市无业屦，僧寮之旁不鬻栉”，果无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巳是明征，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时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廱贻害，又孰得而孰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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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在上面一段，措辞已近激烈，不特痛斥了那些反对论者，且强调了当前已成骑虎之势，绝不许徘徊瞻顾稽延时日，祇有大家一心一德，认真奉行新法，才是真真爱惜民命。最后，他写出了如下最精警的一段：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迫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夫财者亿兆养命之源，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于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文忠上面一段话的精神永远保留于中华民族的心中。后来魏源在《圣武记》，里概括地录引，写成了“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这几句名言几为现代个个中国人所熟记，而奉为禁烟的信条。当日，也就是这几句最有力的话，感动了道光，终于使他决定了根绝烟祸的大计。

上述文忠的一折一片都于是年八月中旬到京，那时各省将军督抚对黄爵滋建议的覆奏大部份巳陆续到达，其中反对多于赞成。道光于徘徊不定中，看到文忠奏折所陈禁烟的实绩，极为高兴，便于折上批说：“鸦片烟流毒中国，为害已久，见经该督抚等剀切晓谕，严行禁止，设局收缴烟具，数月以来，军民人等咸知畏法，该地方官等亦能力加振作，…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同时道光并将搜拏鸦片烟最多的湖北汉阳县知县郭觐辰赏加知州衔，以示鼓励。到九月初旬，江苏，山东等省陆续奏报拏获烟贩烟土，益增了他的信心，乃于九月八日降谕内阁说：．

“各省鸦片烟渐染日深，流毒甚鉅，傥该地方官早能认真查缉，净绝根株，何至锢疾相沿，浇风日炽。现据直隶、山东、江苏、湖北、湖南陆续奏获各案，朕已立沛恩施，从优奖励。箸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拏，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着一体查拏，分别办理。现在各直省将军督抚，遵旨各议章程，业经降旨饬大学士等会议，一俟奏定，肤即折衷画一，颁发遵行。该将军督抚等，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

上录谕旨显已比较从前迈进了一步，它对吸烟成瘾而不知悛改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也着一体查拏，这显示着道光那时的心意已趋积极了。通了三天，即九月十一日．道光为表示决心，澄清空气，便不惜追溯过去，惩处两年前公然建议鸦片弛禁的许乃济，降谕内阁说：

“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论及弛禁者。许乃济冒味渎陈，殊属纰缪，着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

同时，道光采用了文忠前此所陈“先严于所近”的原则，宣布：“庄亲王奕卖、辅国公溥喜，身为王公，辄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实属藐法无耻，即将奕卖革去王爵，溥喜革去公爵，仍各罚应得养瞻钱粮二年。”

倡言弛禁的官吏被降级休致，吸烟的王公被革斥罚俸，显然都在表示道光加严烟禁的态度明朗化，他的决心应可影响正在会议禁烟章程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使他们议定了有效的刑例，以澈底遏止蔓延日广的烟祸。然而，他们会议工作的进展太缓了，对鸦片烟“深加痛恨”的道光，似乎有了迫不及待之感，于是他在同月二十三日降旨宣召坚决禁烟的文忠“来京陛见”。文忠于十月初七日奉到谕旨，过了四天，十月十一日，即文忠动身北上之日，又接到折差赍回上月十五日拜发江汉安澜折的朱批，道光在那上面批下了双关的语意：“凡事若能如此，有何不可挽回，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从上面的语气里，道光显将禁烟的任务勉励文忠，似已预示其将降大命于文忠身上的意旨了。

在文忠抵京前，京中禁烟的气氛，由于先后发生了下列许多插曲，继续日见浓厚。十月间，接到两江总督陶澍奏起获窝顿烟土为数甚巨，得旨：“办理认真，可嘉之至”，所属员弁升赏有差。同月，接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拏获拒捕之开设窑口囤贩鸦片冯将圃等犯，得旨：“历任大小文武相率姑容，致有今日之患，此时若再因循，其害尚复忍言乎?朕姑既往不咎，看汝等能否具有天良，所办若何耳！” 是月底，接闽浙总督锺祥等奏先后拏获出洋贩卖烟土施猴等犯，严审定拟，得旨：“早应如此严办，姑从宽既往勿论，嗣后务当严行督饬文武，劝惩兼施，无论兴贩吸食，官兵百姓，一概认真查办，断不准仍前松懈，海口尤当加意查缉，务要认真禁止，卿其勉力佐朕，除中国一大患也。”后面两名总督，邓廷桢与锺禅，都曾在覆奏中反对黄爵滋的建议，现在虽然奏报拏获了烟贩，但却不像陶澍那样得旨嘉奖，而值得到“不咎既往”的警诫，具见道光那时对那些禁烟立场不稳的疆吏深表不满的情绪。其中特可注意的是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的表现。是年七月二十八日，道光曾谕军机大臣等说：“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道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机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产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事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果海口搜查净尽，则京师转贩亦少。著琦善即照折内所指各情，派委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并根究伙党，杜绝来源，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像天津地方，是京师门户，并为山、陕等处商货进出所经的海口，近在辇毂之下，应如何遵循例禁，加严防堵烟祸，而今在总督琦善治理之下，不特一任鸦片烟土进口无阻，转销各地，而且天津市上竟是“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的可怕现象，若不是直隶当局有意包庇，或至少熟视无睹不予查拏，何至演变如此。经道光严饬后，约历两个月，琦善才于九月间奏称：在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及奸商邓然等犯。素来放任烟毒的直隶省，也步各省后尘，下手查拏烟土烟贩。到十一月初，道光又道谕全国说：“近来鸦片痼习，不但军民人等纷纷沾染，即世职官员竟亦相率玩法，节据步军统领衙门查获犯案之男爵特克慎、候补盐大使春龄、伯爵贵明，均经分别按律治罪，嗣后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倘仍不知悛改，一经查拏，定行严办，决不姑宽!”全国自外省到京城都有了加严禁烟的动作，似乎发展着一种奋发有为的空前蓬勃气象，时机已逐步成熟，专候禁烟最力的文忠到达京师与皇帝面定机宜，即将展开根除烟祸的非常行动。

注释

①李圭，《鸦片事略》。

同上。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两广总督阮元奏洋商伍敦元徇隐夷船夹带鸦片请摘去所得顶带并责令严禁杜绝折》。

同书，《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摘去所得顶带上谕》。

同书，《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拿获贩卖鸦片烟人犯分别定拟折》。

李圭，《鸦片事略》。

李扬华，《公余手存》。卷一，《海防篇》。

《清代外交史料》，《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遵旨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并会议章程七条折》。

李圭，《鸦片事略》。参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附录B，页二二三。

参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附录B 。

文庆等纂，《清宜宗实录》，卷二百九十八，页七——九。

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请塞漏巵以培国本折》。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一一。

李扬华。《公余手存》，卷一，《海防篇》。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道光二年《达三片》。

《诗钞》，卷二，《题粤海榷使达诚斋（达三）诗集即以赠行》第一首。

《文钞》．卷四，《答奉化令杨国翰明府书》。

《政书》，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利民事宜折》。

戴莲芬。《鹂砭轩质言》，《禁烟原始》。

俞正燮，癸巳类稿，《鸦片烟事述》。

故宫博物院编，《查禁鸦片烟案》（原载于《史料旬刊》），《内务府奏审拟张进幅鸦片烟案折》。

《清宜宗实录》，卷三百四，页十二——十三。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粤海关监督达三奏遵旨实力查禁鸦片烟片》。

同书，《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查禁鸦片偷运入口情形折》。

同书，《军机处寄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御史章沅请禁夷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着即会同详查妥议章程具奏上谕》。

同书，《着各省督抚查禁种卖鸦片并妥议章程具奏上谕》。

《查禁鸦片烟案》（道光十一年），《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

李扬华，《公余手存》，卷一，《海防篇》。

《清代外交史料》，《两广总督阮元奏洋商伍敦元徇隐夷船夹带鸦片请摘去所得顶带并责令严禁杜绝折》。

 同书，《两广总督阮元等奏孥获贩卖鸦片烟人犯分别定拟折》。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同上。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十一。

武堉干，《鸦片战争史》，《义律小传》。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同上。

同上。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道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卢坤片》。

许乃济，《许太常奏议》，《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一。页六——七。

同书，同卷，页九——十。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佚名附片三》，原载史料旬刊三八期地四○一页。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十五。

同书，同册，页十一。

《清宜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七，页八。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一，页十二——十七。

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请塞漏巵以培国本折》。《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页四——九。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页九。

《政书》，湖广奏稿卷四，《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五，页八。

《政书》，湖广奏稿卷五，《查孥烟贩牧缴烟具情形折》。

同书，同卷，《钱票无甚关碍宜重吃烟以杜弊源片》。

《东华录》，道光朝，卷九，页十七。

《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八——九。

同书，同卷，页九。

《东华录》，道光朝，卷九，页十八。

《清宜宗实录》，卷三百十四，页三十六。

同书，卷三百十五，页十一——十二。

同书，同卷，页三。

同书，同卷，页三十一。

同书，卷三百十二，页二十六——二十七。

同书，卷三百十四，页三十一——三十二。

同书，卷三百十六，页十——十一。

第十四章入京陛见——钦差大臣

召见八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鸦片与英国

——烟贩走私的活跃——道光禁烟的态度——朝

中权贵的掣肘——海口官吏的腐败——毅然成行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文忠年五十四岁，十月十一日自湖北遵旨入觐，十一月初十日抵京，并于同月二十三日离京南下，这是文忠一生最后一次入京，最后一次觐见皇帝。他这次在京滞留前后仅十三日，而这期中所发生的演变，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或在文忠自己身上，都有着极重大的影响，这里先将他在那十三天中的日记摘录如次，以明当时真实的情况：

“初十日（十一月），┉┉本拟在长辛店停留一日，令行李先入城，午刻岵瞻遣人赍函来，知十二日上亲诣大高殿拈香祈雪，恐是日递折不便。当即赶紧进城，拟于明早递折。是晚到东华门外烧酒胡同关帝庙内住宿。┉┉”

“十一日，昨夕阴，丑刻微雪即止，寅刻仍晴，入内递折。卯刻第一起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有余。出赴束西城内拜客。┉┉”

“十二日，晴。第四起召见，约有两刻。出赴城外拜客。是日上亲祈雪泽。”

“十三日，忌辰，阴，刮大风。第六起召见，亦有两刻，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

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回寓作谢恩折子。┉┉”

十四日，晴。寅刻骑马进内，递折谢恩，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又谢。出赴西城拜客。”

“十五日，晴。卯刻肩舆入内，第四起召见，约三刻有余，旋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回寓后又作谢恩折。”

“十六日，晴。寅刻肩舆入内，递折，第七起召见，约有三刻。出赴军机处领出钦差大臣关防，满汉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乾字六个六百十一号，回寓封存。饭后出城拜客。”

“十七日，晴。卯刻肩舆入内，第五起召见，约两刻零。出赴东北城拜客。”

“十八日，晴。卯刻肩舆入内，第六起召见，约有三刻，谕令于是日跪安。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

次，皆上毡垫。是日陛辞后，出赴西城外拜客。”

“十九日，晴。料理行装，未出门。晚在王省厓相国（按即大学士王鼎）处饭。”

“二十日，晴。在西城内辞行。”

“二十一日，晴。卯刻小寒。赴东西城外补答人之来拜者。”

“二十二日，晴。在寓束装，客来甚多。”

“二十三日，晴。天未明，诚述堂来晤谈，以后宾客络绎，曾梅臣，家范亭俱留共饭。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影仪门，┉┉至长辛店，巳上灯矣。┉┉”

在以上十三天的日记中，有很重要几点应予说明如下。第一是召见的频繁。从十一月十一日，即文忠抵京之次日起，到同月十八日止，一连八天，每日清早都召见，一共八次，每次少则一时辰的两刻，多则三刻有余，就是说，每次都在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按例皇帝日理万机，召见大臣议事，每次所费时间都不可能太久，而文忠那时却连见了八次，每次都很久，那可说例外又例外的事。（按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记述那次经过，误为“召见十九次”，其它的记载多因录引金、传，也将八次误为十九次。）

第二走礼遇的优涯。日记里说：召见八次，“皆上毡垫”。按前清朝仪，臣下向皇帝奏事，必须跪奏，其年纪老人，或奏事时间长久的，将特准于下跪的地方铺上毡垫，以示体恤，这算是一种“恩遇”，所以文忠在日记上特予记录。更难得的是道光特赐他“在紫禁城内骑马”。旧例，百官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后，只许步行，唯有时常入宫奏事而年在六十以上的大员，经皇帝特赐紫禁城骑马的，得在紫禁城里骑马代步，其不能骑马的文人则改坐轿子；外官偶然入觐，是不容易得到这“殊遇”的。所以文忠日记里，有“外僚得儿，尤异数也”的感想。这具见道光对这位倚畀特深的大员，破例重加优遇，要提高他的权威，便其有效执行禁烟政策，但是，这例外的“异数”可能益增了政敌们的不安，反而促使他们暗中滋长其破坏的阴谋。

第三是禁烟方略的决定。在八次召见中，道光同文忠面议禁烟问题的内容，日记里未有只字透露，但从其简略记载中推想，至少可将召对内容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即在宣布“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之前四日，他们君臣之间所商议的当前烟祸问题，可能是着重于海口走私的猖獗，应如何从拔本塞源上用工夫，以与禁烟新例相配合，由是达到了派遣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海口查办，且授以节制水师之权，俾能便宜行事。第二阶段则从十五日起迄十八日召对结束止，即在宣谕派遣钦差大臣以后接连四日，他们继续商议的，可能是偏重于钦差大臣抵达广束海口所采取断绝烟源的步骤。可以说，今后禁烟的新方略，经过道光与文忠详密面议之后，至少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不过，照文忠十五日日记的语气看，“旋奉谕旨，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等等，似乎是道光主动地决定采取这一重要步骤。

第四是来去的匆忙。文忠甫于第一天晚上抵京，第二天未明即入宫递折请见，立即第一起召见，一连八日，清晨进宫召对，出宫后便赴各处拜客，“陛辞”后四日，无日不与客人周旋，而匆匆南下。他在那十三天中，尽瘁于禁烟大计，几无暇晷，所往来的客人，料想最大多数是和禁烟事业有关的，所惜日记中都本记下来往客人的姓名，否则我们将可进一步看出他和那些禁烟派人物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意见对他的影响。从下章摘录文忠那时与龚自珍来往的信札里，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关系的一班。文忠十九日的日记载有“晚在王省厓相国处饭”，这是十三天必不可免的酬酢中唯一载于日记的一次，可知他和大学士王鼎有着逈异寻常的密切关系，而后者确是曹振镛相国死后在朝中支挣文忠最力的一位大臣。

在多次召见文忠后，道光决定了禁烟大政的方针，有如上述，他在十一月十五日颁布的诏谕全文如下：

“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着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①

这诏谕的涵义是大大超出黄爵滋原议的范围，因为黄爵滋轰动一时的吸烟论死的建议，只是限于对内的行动，而现在则将目标集中在鸦片潜入的广东海口，显然是一种对外行动的姿态了。而且，数十年来，所有关于海口潜销鸦片的问题，总是责成广束督抚就地处理，现在所取的步骤截然不同，乃是特派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清朝开国之初，曾三次简派钦差大臣，颁发关防，后来便未再派，现在重行隆重旷典，而简派的又是切志禁烟而为海内所仰望的人物，显是以雷霆万钧的力量直捣毒物的渊薮，而作澈底根绝烟祸的大举了。钦差大臣兼节制粤省水师，这又显示了中国最高层已下杜绝烟祸的决心，将一向包庇鸦片潜销的水师加以控制，必要时，将从陆上扫荡到海上，以与停泊口外的英国鸦片趸船相周旋了。更可注意的是诏谕里并不提到鸦片烟，而是含糊的说“查办海口事件”，把鸦片问题包括在所谓“海口事件”里，用意自不简单。一切都显示着这番动作是空前大举，而又暗示着前途将有无可避免之对外关系上的重大演变。

道光颁布诏谕之后，还做了几件事，以壮大禁烟的声势，并便利钦差大臣行使其职权。第一件是他特地降谕给广东督抚，责其和钦差大臣通力合作。也许他觉得邓廷桢过去有过赞成弛禁及反对黄爵滋建议的表现，禁烟态度不够积极，可能在文忠抵粤后，仍存成见，不尽力支挣，而影响了禁烟新方略的遂行，因特谕知邓等说：

“朕近年因鸦片传染日深，纹银出洋消耗弥甚，屡经降旨饬令该督等认真查办：但痼蔽日久，一时未能破除，若不清查来源，则此患伊于胡底!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兹省水师兼归节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惟该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株，着邓廷桢、怡良振刷精神，仍照旧分别查拏拿，毋稍松懈，断不可存观望之见，尤不可有推诿之心。再邓廷桢统辖两省地方，事务殷繁，若专责以查办鸦片及纹银出洋，恐顾此失彼，转不能专一心力尽绝弊端，现派林则徐前往专办此事，该督自当益矢勤奋，尽泯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已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趁此可乘之机，力求前此之失，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②．

另一方面，前此黄爵滋奏陈吸烟论死的办法以及陆续到齐的各省覆奏，都经道光发交大学士、军机大臣、宗人府会同刑部议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以为施行重典的根据，这时也在加紧会议中。首倡严刑禁烟的黄爵滋，随即连升为大理寺少卿，通政使，次年再升为礼部右侍郎，随后调为刑部右侍郎③。一切显示文忠应可放手执行禁烟国策了。

文忠离京南下后，不久全局便急转直下，他负起了根除烟祸的艰巨使命，打破了多年来阳奉阴违的禁烟闷局，消灭了毒物的来源，扫荡了走私的烟贩，最后无可避免地触发了中英的武力冲突。从这禁烟运动演变而为鸦片战争，前后绵延约三年半，文忠仅撑持了其中不及二年的前一阶段。虽然这个大演变的结果，使中国遭受了惨重的祸害，但由于文忠个人任事之勇和谋国之忠，且事实指出他的真知灼见和许多措施始终并未挫败，因使当时和后世的公论，不仅未以贻误大局的责任推在他身上，相反地，却对他深表同情和崇拜。

然而，当时仍有部分的人们，或因自身地位所受的影响，或因事后痛定思痛的浅狭心理，不计是非，转而诋毁当初矢志禁烟的人物。即现代的学人，也有通晓百年后判然分明的中外形势，而昧于百年前传统观念和复杂因素，贸然根据若干片面的论证或不同时代的观点，对当初实心遏制烟祸的人物予以相当苛刻的批评，甚而对相反方面的那些苟且误国的人们反予以最大的宽恕。这一类偏见，在正史面前，固然不足以推翻千秋公论，但多少可使后人对当时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进，发生某种错觉。尤其禁烟的奋斗，是林文忠一生事业中最辉煌之一，是关系他在中国历史上所占地位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是他可以示范中华民族的最光芒事绩之一，实不容我们不根据正确的史实来作适当的评价。

我们评定历史上人物的是非功过得失，至少不能撇开如下几点基本的准绳：其一，他们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如何；其二，他们在那时代里所处的地位和所可能活动的范围如何；其三，他们的活动所影响于当时和后代的民族精神如何。就第一点说，凡是当时一切形势和背景所造成的某种决定性的条件，是强于任何人为力量的：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徒劳，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无功，主要是先受了当时的形势或背景的限制，若我们撇开了那种先决客观条件不谈，那他们都不过空费心思的失败人物了。就第二点说，事业的成败和功过，总要看当事之人如何居心立志，曾否始终其事，能否发挥自己的力量和贯澈自己的主张，历史上不乏坚苦卓绝百折不回而遭谗受谤遇事被掣的人物，如岳飞、韩世忠终不能恢复中原，袁崇焕终不能捍卫辽边，我们应否说他们应负了失败的责任。就最后更重要的一点说，一时的成败原不可据以论定人物，这要看他们所作所为，正当时是否合于匡时救世的要求，对后代是否留下继往开来的榘范，所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些人，在当时都是失败下来的，却永远保持了最标准的民族正气，而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物。一般说来，中国历史家大都摒弃以成败论英雄的短见，而对那些在民族存亡关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士，特别推崇，这无非为着发扬光大传统的浩然正气，使中华民族永存于天地之间。所以，我们推论林文忠禁烟事业的功过成败，首先必须站在我们民族传统精神的立场，据以作为衡量的尺度；此外，也应明了其时代的情势与背景及其个人的奋斗过程与遭遇。

为此，本书以下数章次第叙述文忠在禁烟事件中各种奋斗的经过外，特先在本章中多方面扼要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势，包括英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和对华政策，中国方面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背景，以及文忠本人当时所处的地位。

※ ※ ※

鸦片最初产于中东各地，明朝中叶开始输入中国，进口数量很少；到英国以东印度公司实际统治了印度并在印盛种鸦片及英国贸易势力经印度而东渐后，鸦片输入中国乃逐年大增。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印度境内生产及销售孟加拉国Bengal鸦片的特权，到1765年后，它这项专利权更大为加强，1773年便开始对中国做鸦片贸易的尝试，一经试验成功，这项贸易便迅速发展。1780年，在澳门南边设立了一座仓库，专供贮藏来自英国人的鸦片。1781年，东印度公司直接派遣了一艘名为“无双号”（Nonsuch）的船，装运一六〇一箱派托拿Patna鸦片，驶往中国，而于次年七月间到达澳门，可是，那时正值乾隆下旨重申贩烟及吸烟的禁令后不久，中国烟贩裹足不前，英人祇得削价卖出，结果使公司亏损了百分之十八以上的本钱。此后，东印度公司不再自己直接装运鸦片到中国销售，而交由英籍贸易商积极经营，它则尽量给与便利和鼓励，其方式如下。

在孟加拉国省内，东印度公司用贷款办法鼓励农民种植罂粟，制成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市场拍卖给烟贩，再由后者运销中国。那种拍卖通常都在最优厚的条件下举行：公司对参加拍卖的商人，每批五箱鸦片祇预收一卢比的定金，到成交后，也祇先收三成的货款，并可准许延长十天交付，余款则准迟至三个月付清，而如果遇到中国方面鸦片市况不佳的话，公司还可准许烟贩展期付款，以便他们等候高价出售④。因此，从鸦片的种植、制造、以至销售中国，东印度公司无不竭尽其力。所以美国一位作者下了如下的结语：“东印度公司毫不犹豫地提供这项货品从事走私行为，并鼓励商人转运这项货品前往中国”⑤ 。另一英籍作者研究当时在华推销印度鸦片最力而规模最大的查顿、马地臣公司（Jardine，Mathcson & Co.按即怡和洋行，在香港通称渣甸洋行），从它的档案里发掘了许多该公司在华进行鸦片走私业务的资料，因而也下了断语说：“鸦片贸易是东印度公司多年来处心积虑锐意经营的一种事业”⑥。

东印度公司假手于英籍商人来华推销印产鸦片，主要是在适应当时环境条件的要求，因为自从乾隆四十五年下旨严申贩烟及吸烟的禁令后，中国禁烟的空气开始浓厚，接着，嘉庆元年（1796年），下旨不准鸦片进口，并停征鸦片税，在华继续潜销鸦片显已成了不法的行为，随时可以召致严重的后果。为此，在广州设立的一个组织庞大布置豪华的东印度公司分公司，虽然一手打下了对华鸦片贸易的基础，却极力避免自身直接牵连到鸦片交易里，但其暗中赞助并鼓励潜销则变本加厉，甚且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从嘉庆元年以后，或由皇帝降旨，或由广东当局下令，都一再严申贩烟、吸烟、走私入口以及种植罂粟的禁令，广州分公司都照例将这类禁令转知印度方面，同时也照常肯定地说明它们不足以阻碍鸦片的销路。根据了广州分公司的报导，印度当局也照样以这类禁令通知参加鸦片拍卖的烟贩，但同时也坦白的告诉他们不必对那种禁令过分担心。因此，尽管英籍烟贩得到了英方种种鼓励与赞助向中国发展鸦片走私的生意，而作为印度当局的东印度公司则尽力在表面上站于置身事外的立场，它警戒烟贩们不得吐露所潜销的鸦片是公司的产品，以便它可向中国方面切实表示自己和鸦片交易无关，听凭中国政府设法予以禁止，而骨子里它深知自己的烟贩会用种种有效手段去对付，以使印产鸦片在华逐年加速畅销。而为保澄印产鸦片的销路起见，东印度公司在发给对华贸易的商船执照里，不惜特订一项条文，即限令英籍商船，除装运东印度公司所生产的鸦片外，不得兼运其它地方所生产的烟土；为使这项条文有效施行，广州分公司竟对那些商船实行检查⑦。

到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后，东印度公司更进一步鼓励英籍烟贩加紧推销鸦片，采取了鸦片自由贸易政策，从那时起，印产鸦片输华的数量更逐年直线上升。1833年，公司卸除了其商业机构的外衣，蜕变而为名实相符的统治印度的行政机构，它的广州分公司随亦宣告结束，而将其对华贸易业务全交英籍私营企业执行，其中以查顿、马地臣公司为巨擘。查顿William Jardine原靠其与东印度公司的悠久密切关系，将其鸦片事业从印度发展到中国，马地臣James Matheson是沿中国海岸进行鸦片走私的首创者，这二人合组的公司此后便成了英国对华潜销鸦片的骨干，而印度鸦片潜销中国更于这番转变后迅速突飞猛进。

关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来源，李圭的《鸦片事略》记述如下：“┉┉印度得英人督率，榨浆搏块，以机器代人力，遂年增一年。其来中国者，名有四：产迈尔洼Malwa部而由孟买Bombay出口者曰‘白皮’,乃印度官中自种，箱百六十七枚至二百枚，重百斤，今所谓‘小土’，即‘小洋药’也。产孟加刺Bengal部之派托拿Patna者曰‘公班’，宾乃斯Benares者曰‘刺班’，一曰“姑”，乃英吉利官中所种，箱四十枚，重百二十斤，则皆由加尔格达城Calcuttac出口,今所谓‘大土’，即‘大洋药’也。┉┉”上录一段，对于那两种来源不同的印度烟土，分析尚嫌简略，这里可补叙其来华潜销的演进情形，以见英籍烟贩积极活动的一班。那时，孟加拉国所产派托拿及宾乃斯鸦片全归东印度公司所专利，而产于西印度的迈尔洼鸦片则不在公司控制之内。在1815年以前，中国市场几乎全被孟加拉国鸦片所占有，迈尔洼鸦片在中国进口甚少，且不易销售出去。在1815——1816年间，一批英籍以外的外国烟贩曾把孟加拉国鸦片的价格烘得太高，因使烟贩们认为需要找到比较廉价的产品来代替，因而向中国输入了逐年增多的迈尔洼鸦片：计1816——1817年输入了六百箱，1817——1818八年增多了一倍左右，到1822——23年（道光二——三年）增至四千箱。以与东印度公司专利的孟加拉国鸦片交易比较之下，迈尔洼鸦片交易的盈利远见优厚，因而后者更吸引了大大小小烟贩的推销兴趣。英籍烟贩马地臣首于1819年前往印度，图谋潜输迈尔洼鸦片入华，但达孟Daman和果亚Goa两地的葡萄牙官吏，受了葡籍烟贩的行贿，设法阻其实现。可是，不到一年后，那些英籍烟商，如马额克Magniac、德雅臣Davidson、颠地Dent等家，连合孟买的代理商们，设立了推销迈尔洼鸦片的组合。在迈尔洼鸦片竞争之下，东印度公司的对策是一面提高孟加拉国鸦片的产量，并降低其售价，另一面则设法购进迈尔洼鸦片的全部产量，由其包销，因此，在1821——22年，公司购进了四千箱迈尔洼鸦片，而在孟买市场扫数公开拍卖出去。从此，迈尔洼鸦片也大部分经过英籍烟贩的手，大量输入中国，不特与潜销已久的孟加拉国鸦片等量齐观，且也逐年巨额增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到1831年，公司宣布，凡迈尔洼鸦片每箱缴纳了一百七十五卢比的过境税后，都准经过孟买出口，烟贩们从此可以避免于迂回取道达孟路线，无不欢欣鼓舞⑧。而英籍烟贩项下输入中国的迈尔洼鸦片便于次年增至一万五千余箱，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由是，东、西印度所产的鸦片，都经东印度公司的积极安排，且大部份透过英籍烟贩的手里，而泛滥于中国。到东印度公司取消其鸦片专利后，来华的英籍烟贩更凤起云涌，而将鸦片贸易发展至最高峯。

《鸦片事略》又说：“英人初有印地，岁征其（指鸦片）税，后见流入中国，吸食渐众，销路日畅，于是印度人之操其业者，莫不争种，印酋、英官见获利之巨也，咸命官经理其事，不许民间私种。英于孟买、加尔格达两海口设关榷税，箱纳英金六十镑”。上段虽叙到鸦片对印度的财政经济关系，但所叙简略，远不如魏源《海国图志》所记之详尽。《海国图志》根据文忠当时在粤所搜集英人方面的资料，记载如次：

“┉┉每年印度所收鸦片税饷自五百万至一千万圆不等，故巴厘满（按即国会Parliament的译音)遂以印度为属国中之第一。因孟阿腊（按即孟加拉国）官贪心，故港口贸易较之孟买尤大。每年解至英国之银，约三百一十五万圆，连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大约有一千万圆，故英国鸦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鸦片之税，英国多年得孟阿腊地税银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七百十二圆，地税外又征收饷，现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税饷。第一款，种波毕之时，即须上税；第二款，波毕成熟之时，以估价之多少上税；第三款，于取波毕汁之时上税；第四款，于出口之时上税。合计收饷银连地税，共收银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圆。除公司贸易外，余地皆禁止，不准栽种，以免走私漏税之弊。除英国所辖地方外，他国亦有出产者，如麻尔洼（按即迈尔洼）地方亦种波毕，且制作好，价值昂，先年有公司包揽时，三分中，一分由孟买出口，二分由路布亚国（按即葡萄牙）所辖之拿孟（按即达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买出口，只一分由拿孟出口。因此，英国逐年得孟贸鸦片税饷银百万圆┉┉。”⑨

上述事实是当时录自在华外人报纸的简单报导，还不足充分说明鸦片对英国财政经济的密切关系，以下根据英美各作家所搜集的资料，扼要予以补充。除了极少量的土耳其鸦片之外，中国所消费的鸦片主要是来自印度，而印度所产的鸦片最大部份是销往中国，握有鸦片产销专利权的印度当局，从公开批卖这项毒物中，得到了极大的盈利⑩。在1800年（嘉庆五年），从印度鸦片的生产中，东印度公司只得到了二、三七〇、七七二卢比的纯利，到1811年，这项纯利增至八、一四四、一七八卢比，1832年，来自鸦片的全部收入增至一千万卢比以上，1837年增至二千万卢比以上，1838年，增至接近三千万卢比。从另一方面说，在1800年前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总收入里，鸦片项下只占了不及其中的百分之三，到1826——27年，增至百分之五以上，而两年后，约增至百分之九。所以，在1818年，公司的董事会便曾函知英国国会说，“对华鸦片贸易所产的盈利，在过去数年间，证明其在印度的财源中成为一项最切要的帮助”。

那时，鸦片不仅是英属印度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而且成为英、印、华三角贸易中的一个更重要的工具。这三角贸易的方式是：英国商人以曼撤斯特Manchester等地的棉布输入印度，换取了印度鸦片，再将鸦片连同其它英国产品输入中国，换取了中国丝茶等项特产以及中国用以抵偿贸易入超的白银，而运往英国，使英国本土在这样一个循环贸易中得到了最优厚的利益。以白银而论，从1828年至1836年，八年之间，在英人帐下，不包括走私商人从沿海各地携走的在内，仅广州一口便运走了价值三千八百万的白银和银币。在1837——1838年份，英人便曾取去价值八、九七四、七七六元的白银和银币，而华籍行商所欠他们的二、七七〇、七六二元尚不在其内。中国白银的出口，不仅为偿付鸦片的进口，而且是由于英国商人用以抵补对印汇兑制度上的缺点。中国纹银是足色的，比欧美的银币多了百分之十五的成色，因而英商更乐于套运纹银作为汇款办法。1839年6月3日，孟买商会会长戈登H．G．Gordon写给英国有关中国和东印度的各种协会信里，指出了主要靠着鸦片贸易所造成的中国白银外流，其对于印度的经济以及大不列颠的商业兴隆是如何重要。他并下了如下的断语：“设若没有印度对外的贸易（按指鸦片输往中国而言），东印度当局将无法如此顺利的把偌大款额汇回本土，以清偿欠帐，英格兰的商人也不能够不把大量银块送往那个国家（按指中国）清偿所有他们购进的茶叶”。鸦片除为英国带来上述利益之外，更成为英国对华商业的支柱，同时又是东印度公司手里最赚钱的买卖。布佐斯乍纳伯爵Count Bjornstjerna 在其《大英帝国在印度》British Empire in India 书中，指出：“照我们所看到英国从东印度属地每年所获不下于六百五十万英镑，如果这个数目是经用汇兑方式进去，结果将会使这个殖民地陷于完全破产。然而，情形并不如此；它是用下述方式送去英国：东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在那边换取了茶叶，再把茶叶送往英国，而把全盘的交易清算了”。在1840年8月英国官方公布的《蓝皮书》里，所载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商人递给英政府的呈文，早曾正式承认了上述事实。其中如曼撤斯特商人于1839年9月30日函致外相巴麦尊子爵Viscount of Palmcrston 说：“┉┉我们还从英国约克郡Yorkshire及英格兰西部对华输出其它货物，又自印度向中国拨款，并转运印度的出产（按即印度鸦片，当时还有英人不敢指名说出），作为印度偿还我们对印输出的媒介。┉┉”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于1839年11月2日致巴麦尊的公函更明白承认说：“鸦片，金属及制造品，是大不列颠对印度和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手段，用来换取中国的茶、丝，并使这方面贸易平衡，而有利于英国”。接着，函中举出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英国在广州贸易的数字，计从中国输出茶、丝等货，共值3147481英镑，而输入中国的货物，共值5637052英镑，其中鸦片一项便占了3376157英镑，因使英国是年对华贸易顺差达2489571英镑。

由于印度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那时期中英贸易额远超过各国对华贸易额的总和，而且，各国对华输出都少于自华输入，唯独英国却有巨额的出超。但在鸦片贸易展开之前。英国对华贸易也是入超的，鸦片使英国在很短时间里一变而为对华大量出超的国家。据摩尔斯《中国公行》（H．B．Morse:The Gilds0f China）说，1836——1837年度英国对华贸易额，计为：对华输出额（包括27746箱鸦片，除去现银）34435622圆，自华输入额（除去现银）25339284圆，出超达910余万，而是年英国输华的鸦片便达19471238圆 ，远在其对华贸易出超额之上。上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外相的公函中所列1837——1838年度英国在广东的贸易数额，说明了英国出超2489571英镑，但是年英国若无输华鸦片3376157英镑，必将一变而为入超了。如将1836——1837年度各国对华贸易内容作一比较，更可看清鸦片在华贸易中的重要性，英国因是年度输华27746箱鸦片而有大量的出超，其它各国那时都在中国做鸦片的生意，但和英国比较，都微不足道，计是年度美国输进451箱，法国100箱，荷兰10箱，因此，他们对华贸易都是逆差，譬如占第二位的美国，是年度对华输出额仅达3214726圆，自华输入额则达语527139圆，计逆差达630余万圆之多。所以，极力鼓吹对华采取武力政策的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那封公函里，明白承认说：“这项贸易差额，是对中国不利的，中国主要用白银来偿付英属印度的鸦片，约须二年偿清，从中国流入加尔各答和孟买的白银，值29772652卢比，即三百万英镑。据广州商会（按即外商那时在广州所组织的商会）统计，自广州流出的白银，在1837——1838年度，达8974776圆。因此，对中国说来，鸦片贸易造成了大量白银外流。┉┉”

从上述情况看，在中国流毒无穷的鸦片，对于大英帝国，却是一个无上的恩物，它成为英国统治印度所必需的一项重要税源，充裕英国本岛的一个巨大财源，发展英国对印对华循环贸易的一种最有效的资源，同时又是英国几乎垄断了对华贸易及树立在华势力的一个稳固的根源。所以，尽管英国人自己十分明白了鸦片的毒害，诸如地尔洼A.S．Thelwall在其书中所引证一名英国商人183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对华鸦片贸易论》里说：“鸦片不仅戕害人的健康，并且还麻痹人的智力与意志，使长期吸食的人，麻木不仁，意志消沉，其危害性绝非酒类所可比拟的”，尽管基于认识了鸦片的毒性，英国自己国内严禁吸食，而竟丝毫不顾人道观念或道德观念，尽力将这毒物输往另一世界，换取其财货，戕害其人民，做尽了文忠所目为“谋财害命”的勾当，可说是极人世丑恶之能事了。然而，当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中国推销鸦片时，也就是中国上下在明了这项舶来的毒物多方面严重的祸害而逐步加强了禁烟政令之日。这恰如地尔洼书中第三篇论鸦片如何输入中国的部份所下的断语：“┉┉四十三年来，所有我们（指英人自己）输入中国的鸦片，都是抗拒中国政府的法令偷运到中国的”。在最后一句的每一字下面，地尔洼特别加上了重点，以加重他所下判断的语气。这说明了当时的英国人中，也有人明了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不仅是一种不道德的贩毒行为，且是一种故犯当地政令而十分卑劣的违法走私行为。以下根据英人方面的确实资料，对当时英籍烟贩的鸦片走私活动，扼要予以叙述。

在本书上章里，我们已历数前后一百多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加强禁令的演进，其所以愈禁而潜销愈烈，逐年毒物进口愈多，固然由于部分中国官吏怠于职守，演成了明禁暗弛的局面，而最大的原因则在于英籍烟贩走私活动的积极及其走私技俩的精明，造成了鸦片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局面，而澈底破坏了中国禁令的效能。他们的走私方式是随中国烟禁的加严而花样百出，日见进展。起初来自印度的英船将鸦片囤积澳门，随后乘广东官吏的怠忽，将鸦片的流动仓库——趸船——潜移黄埔，到道光二年中国加严了鸦片例禁，那些趸船乃移泊广东口外零丁洋一带。其后，来华的英船先在口外将运来鸦片卸存趸船，而后以普通货物报关入口。广东以及闽、浙、江苏等地的私贩，就在零丁洋面的趸船上，以雪白的纹银向英籍烟贩换取了乌黑的烟土，而后将毒物转运内地贩卖。尤其广东的烟商，竟在广州城的外人商馆里，同英人议价立券，凭券向口外英国趸船领烟，再以特种船只，如“抓龙”、“快蟹”之类，将购入鸦片从口外运入内陆。起初泊于零丁洋的趸船不过五艘，在这种走私交易日见兴隆的盛况下，几年间增至二十五艘，可存烟二万箱以上。可是，英籍烟贩还以为未足，把弥漫于广东海口的烟毒迅速传播到整个中国海岸，他们以广州商馆和零丁洋趸船为据点，派出他们走私的船只，沿中国海岸，到处展开其潜销的活动。参加鸦片走私的美国人亨德William C．Hunter 在其《缔约前番鬼在广州》The Fankwaeat Canton Beforc TreatY DaYs, 1825-1844书中，就其当时目击沿中国海岸走私的情况记说：“┉┉鸦片贸易又一分支的地方，是在东海岸。有几只属于广州两家洋行的中型船只泊在靠近厦门的泉州、金门、甲子门及南澳岛。他们从两桅帆船及小帆船上接到供应，由零丁洋出发，将货物送到上述停锚的地点，在回来时候收集货款。参加这项贸易的人数很少，且须保持秘密。┉┉有人更往北边去，企图在那里建立”漂浮“的货站，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甚至到过朝鲜海岸和台湾北部基隆港。西尔夫Sylph号快船船主华莱士Wallace驶往辽东湾，有名望的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为着传布圣经及劝世文的利益，作了鸦片贩的翻译者”  。那时，西尔夫号快船船主及传教士郭士立的雇主，便是天字第一号英籍大烟贩查顿，而和查顿合伙开设查顿、马地臣公司的詹姆斯、马地臣，便是首先靠在中国沿海岸经营鸦片走私而起家的。大本营设在广州商馆的英籍查顿、马地臣公司的鸦片走私活动的范围，不仅限于广东海口，而且沿海北上，直至渤海湾。以下是从这公司的档案中所挖掘出来的资料，说明他们如何展开这种沿海走私活动。

当印度鸦片大量输到了广东海口及其零丁洋趸船据点成立之后，英籍烟贩即着眼于开辟广东以北的鸦片走私市场。詹姆斯、马地臣首于1823年乘船沿中国海岸，进行鸦片走私，及其于1828年与查顿合组查顿、马地臣公司而成为在华潜销鸦片洋行的巨擘后，海岸鸦片走私随而蓬勃发展。1832年10，查顿、马地臣公司派遣了西尔夫号快船，并以郭士立传教士为翻译员，随船作六个月的旅行，一直北上达到天津，而于次年四月完成了计划回来广东。在1833年中，这个公司所属的好几艘船沿中国海岸进行鸦片贸易。其中一艘，若望比加John Biggar号，以麦凯William Mckay为船主，郭士立为翻译员，于是年七月间，从零丁洋驶往泉州湾，从事鸦片走私。麦凯使用了巧妙的技术，得到很大成就，并将其活动经过详细报告公司。下面将他那篇报告摘录一部份，以见当时英人沿海潜销鸦片活动的一班。

“十七日，三艘小船来到了，其中一艘，经过了多番争论后，拿走了九箱宾乃斯老烟和二箱派托拿老烟，每箱各为八百十元。┉┉不久后，属于这个港口的全部走私小船都被捉捕。其中一个烟贩于二十日写信告知我们这种情况。他指出了中国官员们正在万分注意，还有很多其它困难情事，因而他要求我们削减我们的烟价。┉┉那些商人在黑夜里乘小船前来。他们的银钱是付下来了，而鸦片也于次日交给了他们，第二天夜里他们上岸去了。┉┉中国官员们并不过份干扰我们，可是，在码头和在岸上，他们却是万分留神。在我们到达后不久，他们一队六艘船停泊在我们附近。大夫（指郭士立）拜会他们，用两艘船伴他前往，以壮声势。他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并威吓说，如果今后再停泊在我们附近，就要击毁他们。在声称误于黑暗中停错了地方后，他们便立刻驶走了。我们以后再不见到他们了”。

可是，被英籍烟贩所威吓的中国官员们，虽然不敢靠近英船来制止他们走私贸易，却在岸上严密监视着中国烟贩的活动，因此，其后不久，所有中国商人都不敢接近“比加”号，而走私交易停顿了。是月十三日，麦凯船主起碇，将船开往马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然后他于是月廿日再批船开到泉州去，停在湾内，而中国官员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一名中国烟贩立刻来到船上，买下了四十箱宾乃斯老烟，（每箱七百七十五元），他放下了二千元的定洋，答应在两周内付清全部烟款。其中二十二箱是经麦凯船上人员送到这个买主的门口，他们得到了五百元的报酬。麦凯在他另一封报告里说：“我们将那二十二箱卸到岸上，并一直护送到那老绅士的家门，其地距离卸货地点是相当远，而且位于那城市的郊外。我们看到老家伙正在室内忙于写信。其余箱数将在明天夜里从船上卸下。┉┉”麦凯的报告继续说，从是月二十二曰到二十六日，他又卖出了一大批鸦片，但在二十六日，两艘中国官员的船出现了，并向内港开来，鸦片交易又完全停顿下来，他只得再从这个码头离去几天。从上述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英国烟贩的如何行使他们鸦片走私的技俩，像泉州湾那个地方，对鸦片走私船是没有天然掩护的，因此马凯船主就得玩他那套捉迷藏的把戏：当中国官员的船只驶来，制止走私，他就开船驶往别的地方躲藏；一到中国官员的船只驶回他们在厦门的基地，他又开回原地方继续潜销鸦片。到是年九月间，“杨上校” Colonel Young 号船主利斯 John Rees 接办泉州湾走私站工作时，麦凯指示他说：“中国官员们时常到这里捣乱，摆脱他们干扰的唯一办法，是离开这里几天；如果他们靠近你下碇，就要以砍断他们的锚炼给予威吓。┉┉”麦凯并进一步建议说，只要离开泉州湾至少五天，中国官员们就要转回去，如是他相信将在两天里把全船的鸦片卖光。

在泉州湾潜销成功之后，查顿马地臣公司从广东海口派遣了更多船只沿海岸设站发展走私活动，有的经常停在南澳岛，有的停在泉州及泉州以北，有的远在宁波，其余好几只船则往来于印度与零丁洋之间，及从零丁洋运烟分送沿海各站，并从那些地方运回贩烟所得的银钱。在沿海岸走私猖獗中，广东当局迭次奉命加强烟禁，时常影响了那方面的鸦片销路，因使英籍烟贩迫切致力于沿海岸走私的扩展。1835年3月19日查顿在写给利斯船长的信里诉说，由于中国方面烟禁的严厉，广州的鸦片交易完全陷于停顿，无论任何条件，一箱都无法卖出或交货。到1836年11月，他在写给利斯船长的信里，依然陈诉这种恐慌的情况。在那两封信里，他都再三强调沿海岸鸦片走私的重要，以抵补广州方面鸦片交易的减少。在那时期，查顿也曾将目标指向台湾方面，早在1834年7月间，他便已力促利斯船长探究开辟台湾海岸鸦片交易的可能性。其后，他又要发展到了舟山群岛，在写给利斯船长的信里，他说：“派一只船到舟山群岛，并在那里停留三、四个月，乃至六个月，如何?在那一带，烟价很高；在保持着坚忍和良好管理之下，同时不忘向中国官员们行贿或纳费，我相信我们会得到相当的成功” 。1838年1月间，他曾派船到长江口，将一大批迈尔洼鸦片交与一名中国买主。由于上述走私活动逐步扩大，英籍人烟贩需要更多更快的船只来满足交易的要求，查顿、马地臣公司的船队就在这时期中不断扩充。在另方面，沿海岸鸦片走私日见猖獗，连带引起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注意及加严的禁令。为应付这方面的抵抗，英籍鸦片走私船的船长们尽量使用了闪避、贿赂、威吓等．种种策略。上录麦凯船长所报告其庄泉州湾的鬼祟行动，及其给利斯船长信中所指示应付中国官员的方法，仅是他们那些策略所表现之一二而已。

这里发生了一个法理上的问题。英国方面，有人认为他们活动在珠江口外约十二哩的洋面，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种论断曾见于1840年8月英国蓝皮书所发表鸦片商安德森（Andrew Anderson)致东印度与中国恊会主席的信里，安德森于抨击中国在粤缴烟的事件中，竟说：“┉┉这些财产是在海洋之上，无论如何，并不在中国领土之内┉┉”。如所周知，零丁洋一带，岛屿林立，都是当时中国行使政权所及之地，怎能说是不在中国管辖之内。明白事理的英国人是不会抹煞这个事实的，譬如英人自己办的《澳门新闻纸》曾就此点着论说：“┉┉忆在1828年挪威额打船之水手为人所杀，后来中国亦将凶手提获，而施刑罚。又在1835年，英吉利多罗顿船被劫之事，亦系一件证见。如此，中国人在近其自己之海上施行其政治，以保护其朋友之国之旗号，所以他们亦可以在彼处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所以各鸦片贩卖之人，亦不能说他们在中国洋面贩卖鸦片乃系合法之事，只好说贩卖鸦片人之船只，比中国遣来攻敌他们之船只，布置更好，格外坚固而已。┉┉”（照录文忠译1840年4月18日《澳门新闻纸》。）

事实上，英籍烟贩那时也公然在中国内陆展开鸦片走私的活动，上面提到的烟贩安德森，在同一封信里，竟也供出了实情，他说：“┉┉这种买卖公开地进行，船只将烟土运到黄埔，大量的鸦片由西人的运输船，在光天化日之下，直运到广州的商馆，这是英商第一次自己参加从海上到中国领土的鸦片走私”。同一《蓝皮书》载有布利斯特茶商们致巴麦尊的一封信，其中更明确指证了那种情况：“┉┉六年已经过去了（按是指1833年以后），在这期间，每年有三千名英人去中国，在澳门、黄埔、零丁、广州居住，不受本国法律的约束，每日每时都与世界上最嫉妬的民族发生直接接触。┉┉近三年来，茶叶贸易因鸦片走私的船只日见增多，而遭遇危险。又以英国不法商人来华日见其众，许多快艇小船，闯入珠江，船长以至水手，不遵守任何法律，不服从任何权威，常常斗殴争打，以致逞凶杀人，无法无天。┉┉”我们看到英籍比较正当的商人所据实指摘的话，立可想象到百二三十年前英籍流氓在广东胡闹的真相，那和抗战前日籍浪人在我国各港口捣乱的情况，有何不同?所异者，日籍浪人是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治外法权庇护下，得以任意胡为，而那时的英籍烟贩，虽然早已向往于治外法权的取得，但在未达到这目的之前，他们绝无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任何理由。所以，从法理方面讲，无论他们是在广州商馆里指挥贩烟的活动，或以停泊于零丁洋的趸船为囤烟的中心而向中国内陆销售，或以船只沿中国海岸设站而全面展开鸦片走私，乃至于在我国水域内逞凶杀人无法无天的种种，都构成了极严重的不法行为。正如前面征引英人地尔洼所说：“四十三年来，所有我们输入中国的鸦片，都是抗拒中国政府的法令偷运到中国的”。这种情况，绝不是中国上下所能容忍的，其必然引起中国方面的反抗，是无可避免的。

那些英籍走私烟贩，若未得到深切的鼓励和有力的支持，何敢在万里外的庞大帝国里为非作歹而毫无忌惮。前面已经说到，当时实际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如何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对华鸦片贸易，但更有效的鼓励和支持，却来自他们背后的大不列颠政府。

伦敦政府实际支持对华鸦片走私的事实，是明载于许多文件，作为英国在华商人喉舌的《澳门新闻纸》，便曾一再披露了其中真相。1839年8月24日澳门新闻纸登载了来自新加坡的报导说：“┉┉于贸易之中，惟鸦片为最大，1830年甘文好司（按即英国下议院Common House）亦巳深知，因见此事乃公司（按指东印度公司）包揽之生意，又是饷税之本源，所以不能止众人而业此，故兴贩鸦片亦算是甘文好司早巳允准，况每年税饷亦有七百五十余万元之多”。同年9月28日，《澳门新闻纸》转载加尔各答烟商递与英国枢密院的呈文，其中也说：“鸦片买卖，不独英国官府知道，即巴厘满（按即英国国会Parliament）亦俱知道，每年在印度官所收鸦片税饷，自五百万至一千万不等，故巴厘满遂以印度为属国中之第一。”（以上均照录文忠译《澳门新闻纸》）同样的指证，更详见于英国官方文件——蓝皮书。前述布利斯特商人致巴麦尊的信，曾露骨的指出：“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是经过大不列颠的国会准许的，因为当国会以统治印度的大权授予东印度公司的时候，政府仍以鸦片专卖的权利授予该公司。并且由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政府在加尔各答政府官厅，公开地分期出售，目的是在向中国走私，且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走私的鸦片，都正式登记，通过本地的海关，然后绕转运中国。请阁下参考自1829至1832年国会上下两院所召集的证人底回答记录，这项记录已将鸦片贸易所产生不可避免的灾害，很详细地宣布了”。伦敦东印度与中国恊会，为吁请英国政府武力对华，更不惜揭穿真相，在致巴麦尊的函里说：“当我们想起：鸦片的生产是在东印度公司领土之内的严格专利，东印度公司获得一笔很大税收，这药材是由印度政府公开出卖的，这鸦片的销售地点是很明显的；在1837年，东印度公司在一篇公告里，指定一笔专款，作为在这季节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船户的津贴，当我们看到英国上下议院已经对于鸦片生产问题细加调查，并调查了印度从鸦片中所得的税收，对于鸦片的销售地点也完全明了，而议会的结论是：“放弃这一个重要的税源是不妥当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委员会的名单和被邀作证的名单，其中包括了牧师们，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们，卸任的印度总督们，各派的人士们，都是具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当我们知道政府的印度局是由一位阁员先生充任主席，而且对印度的一切事项都有效地控制着，我们应当承认鸦片贸易的本身是经过最高当局准许的。┉┉”

因为英国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是一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当时英人地尔洼说：“这项贸易是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耻辱”。事实上，这项毒物走私生意之能畅行无阻，主要是靠在挂了英国国旗的兵船不断出没于中国水域，而对那些走私烟贩担承了周密保护和配合的任务。

毒物走私原是文明国家所耻之事，而竟得到了堂堂政府的准许和保护，则其别有更大的作用，是易于想象的。英国过去囊括了印度，恰是先从贸易下手的：作为开路先锋的东印度公司，仅以百余年的时间，从蚕食到鲸吞，为大不列颠帝国全部占领了这古老的庞大国家。这时作为英国对华染指的先锋的，恰是这宰制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它很可以重施故技，将箭头指向这另一古老的大国。不错，它先利用其对华贸易专利权，将它的触角——分公司——伸进了广州，再以特产的毒物打下了对华贸易的基础，而后以全力促成大规模鸦片走私的发展，使这项毒物从整个中国海岸渗入内地每一角落；终于以所费在印度更短的时间中，靠此毒物，几乎垄断了世界上一个极重要的市场，尤其腐蚀了世界上一个最庞大最古老的帝国。照此发展下去，它在华所欲树立的丰功伟绩，必将不逊于其在印度的所为了。

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爵士（George Lord Macartney）以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入使中国，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阿美士德爵士（WilIiam Pitt Lord Amherst）入使止，英国先后数遣使臣，企图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关于改善通商的问题，要求正式派遣驻华商务代表，给地以便英商定居等等，结果都铩羽而归。在一面企图和平谈判之中，不耐烦的英国人则另一面曾几次试用暴力，以求获取中国的让步。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海军少将度路利（William O’Brien Druvy）率舰十余艘，强行占据葡人所定居的澳门，经中国宣布对英商封舱、禁贸易之后，英舰三艘竟驶入虎门，进泊黄埔，甚至率兵直入省城商馆，在一触即发的情势下，终因英人内部意见纷歧，乃于取得了澳门葡人的巨额劳军费后，英舰始先后退出虎门及澳门，计前后攘扰了四个月之久。嘉庆十九年英美发生战事，英舰竟闯入黄埔，捕获美国商船，且乘机提出改善英商待遇的要求，结果得到了少许改善。嘉庆二十一年，英使阿美士德赴京，企图商议通商事宜，其所乘的兵船，因不满广东当局的待遇，又强行闯入虎门，并开炮压倒了中国炮台的火力。道光十四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Napier)，因抗议广东当局对他的待遇，命令兵舰两艘进港，沿途击毁了虎门、横档等处炮台，进泊黄埔，双方已发生了交火的情事，最后则因英人碍于当时他们的商业利益，终使律劳卑退回澳门，英舰退出黄埔。

照上列一连串事实来看，英舰随意出入中国领域，炮轰中国炮台，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如此，自然更提高了英人的气焰，更鼓起了英人主张武力对华的叫嚣。所以，那时许多英人都“十分相信，假使适当地施用武力，并且政府加以坚持，可从中国方面，获得较为优厚的通商条件”。然而，自从1834年以后，直至1839年文忠抵粤禁烟时期为止，竟然有过一段中英之间太平无声的时期，不特不再见英国使节重来要求改善通商状况，而且更不见英舰在中国领域逞强施威的动作。此无他，原来是鸦片走私的惊人发展，缓和了英人的情绪，暂时改变了英舰耀武扬威的任务。

自道光十四年以后，每年都有二万数千箱以上的印度鸦片，扩大使用走私方式，涌入中国，使英商得到了任何优惠的通商条件所不能得到的厚利；每年约有三千英籍冒险家前往中国，发展鸦片走私的活动，他们都从这一项特殊活动中，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每年都使印度鸦片的产销直线上升，满足了英、印政府财政经济的要求；每年都因鸦片走私网的开展，树立了英国在华势力的根基。鸦片走私足够代替正常的贸易，尤其鸦片传播所发生的作用，几可深入中国每一阶层，更非仅在海口活动的兵船所可企及。因此，鸦片走私成为英国对华最有力的政策，首为英属印度政府所奉行，终为大不列颠政府所支持。

鸦片足够代替炮舰，在英国方面言，是更有利而更有效；而对中国方面言，则是所遇危机更深，促成命运逆转更快。有形的武力侵略，往往容易唤起对方民族的觉醒，迫使举国救亡图存的对抗；无形的和平侵略，可以松懈对方的警觉，特别对那些昏瞆的清廷统治者，足使之永处于醉生梦死之中，而不知空前的大祸临头，何况鸦片本身，便是一种最麻醉心灵的东西。少数明眼人晓得那是一种“甚于洪水猛兽”（文忠奏折中用语）的祸害，但那些胡涂或乐得胡涂的官吏，却把它看作无关轻重，开一眼闭一眼地任其渗透。这些畏事的官吏，只怕英人的舰坚炮利，而始终小看了暗中毁坏国本摧残国运比船炮更厉害的鸦片。他们之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英人志在通商，通商必不启衅”。他们同英人一样，乐得看到鸦片畅销下英舰活动沉寂的局面。到鸦片烟弥漫之日，虽然表面上的气氛是比前宁静些了，但事实上中国命运是走近更危险的边缘，而其终将遭受兵舰大炮的侵凌，较之鸦片未普遍传播之前，其可能性更多，其危险性也更大。

如前所说，在华鸦片走私是英国政府所支持的，是在大不列颠军舰保护下进行的，所以，自始至终，悬挂英旗的兵船从中担任了最重要的角色，它们祇将过去示威的表演暂时改为掩护鸦片贸易的和平任务而已。在鸦片走私发展期中，英人耍着两面的手法：一边手按着炮筒，经常保持着威胁的姿态，另一边手捧着大批洋钱，处处极尽利诱的能事。毕竟洋钱有灵，投到中国上下人等所好，为公开的鸦片走私敞开门路，而使英国船炮一时感到无用武之地。然而，一到中国人憬悟了这套鸦片走私政策的真正涵义，晓得了自己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可怕命运，一到有些非洋钱所能勾诱的爱国者，为要保持国家的命脉，发扬民族的正气，决心对那种摧毁国本的毒害，施以澈底的打击，而受打击的并不仅是英国烟贩的利益，不仅是英国殖民地的财政经济利益，而是大英帝国所要遂行的整套远东侵略政策的利益，那么，放在另一边寂寞已久的英国船上大炮，必不会错过其重显身手的机会了。

在这危险关头，中国应如何决定其危机已深的命运呢?听任鸦片烟毒快速传播下去，无疑将是整个的慢性死亡，可能亡得比印度更惨；若实行根绝烟源，则必与外来优势力量发生冲突，极可能招致急性的损害。两者之间，必有其一，中国的命运是已注定了。不过，在挽回命运的关头，中国政府若能振作，趁民族精神还未在鸦片前面完全崩溃的时候，全国上下，奋发图存，一面力堵烟源，保全元气，一面力筹御侮，不惜牺牲，以死里求生的精神，作背城借一的打算，那不仅烟祸可清，外侮可制，而在旧染污俗咸予维新之下，也将何难屹立于新时代的前面。中国当时命运的转移，实系于此。

从文忠的禁烟言论中，我们可充分发现他确实看透了当时的危局及其转移之道。他说：“鸦片之来，如黄水然，惟有严堤防以御之”；又说：英人的“胠箧阴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因此，他痛下了根绝烟源的决心，力求消灭外来侵略所用最毒辣的工具。他又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因此，他一面禁烟，一面严密布防，呼吁上下一心，力做“托里扶元”的工夫，以应付不测的变化。到英舰陷定海而他遭受道光谴责之日，仍根据其透澈的见解，痛切地说；“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必当有办者矣!”的确，发之于此时，中国要吃的亏，还是有限，生机还未全灭；发之于异曰，则剥丧更深，沉疴莫起，中国岂能不蹈印度的覆辙！

文忠禁烟事业的第一障碍，是“早已包藏祸心”的敌人乃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他明知这敌人的船炮威力，但他更了解来自这敌人的鸦片灾害；他未尝不知禁烟必将启衅，但他认为敌人的侵略已早藉鸦片而深入了中国，他终于掀起了禁烟的怒潮，和敌人来作无可避免的正面冲突，但从以上所分析的情况看，可知那不是他明知故犯，来盲目的一睹国运，而我们应予了解的，乃是他已知国运濒危，不得不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来作旋乾转坤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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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祸弥漫中土之日，即西方势力加速东渐的前奏，也就是华洋关系迫近剧变的前夕，而步步走向彼此非摊牌不可的阶段。在这关头，中国的统治阶层，尤其专断一切的皇帝，始终留恋于传统的优越感，只想自高自大，而不理外面世界的演变；虽然在经过彼此多次接触中，类如英舰叠次炮轰广东海口炮台的事件，暴露了彼此实力悬殊的真相，受过了严重的考验，但一经临时应付过了，便又上恬下嬉，因循苟且如故。事实上，除那些精巧的历数船炮等等西洋技术更不用说外，就当时较高层的生活说，各地流通的是洋钱，大家爱好的是洋货，目所见，耳所闻，已常常接触到了西洋的进步事物，在统治阶层的心里，何尝不暗中滋长了某种向往西洋的意念。然而，“天朝体制”、“夷夏大防”等古旧腔调，始终挂在人们的口边，自宫廷以至士大夫阶级，无不自我陶醉在那种传统的观念上：皇帝只知维护这个百孔千疮的体制，臣下更粉饰太平以求中旨。由是，所有放开眼光追随时代演变的思想或言论，不能放出萌芽，而举国都仍与世界隔绝，并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在上下故步自封的状态下，政治日趋衰败，尤其在鸦片流毒中，上下腐蚀，物质日多损耗，精神步步堕落，所谓天朝藩篱，早已毁坏无余，而海疆门户，更洞开无阻。可是，在对外的办法上，仍然墨守旧章，徒在纸上作无谓的夸张，实际却是漏洞百出，只是对正当的外商步步设防，而对狡黠的私贩事实上则是处处畅通，恰为鸦片走私造成了更适当的环境。这种外不强而中已干的纸老虎架局，祇待风暴来临随时被拆穿而巳。

以当时宰制全局的道光皇帝说，他在大风暴前哨的袭击下，已经无从掩饰其色厉内荏的表情了。道光十二年三月，英船一艘出现于福州洋面，船主礼士（H．H.Lindsay)，更名为胡夏米，偕同更名为甲利的普鲁土籍传教士郭士立，要求就地贸易，并散发了汉字宣传品，“通商事略说”，闽浙总督，如临大敌，张皇奏闻，道光传命当地将弁赶紧驱逐。四月，那艘英国商船驶至浙江镇海，五月到吴淞口外，六月到山东刘公岛，十月还逗留于奉天海面；以一艘普通商船的随意游荡，竟使沿海所有各督抚都皇皇如也，始终无法驱逐，道光则一再批示：“不可另生事故，致启衅端”，其自审不敌而只怕肇事的心理，实已昭然若揭。至于“未能先事豫防”的闽安恊副将沈镇邦、署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都经奉旨先行摘去顶带，后来乃因陈显生寄信给船主胡夏米，苦求念其功名有碍，开帆离去，胡夏米卖了人情，陈显生便恢复了顶带。道光十四年三月，闽浙总督程祖洛奏称：“据内奸云，官兵驱逐夷船，不肯用火器轰击，遂致心存藐玩，有不遵驱逐之事，而洋船一见官船，转敢施放枪炮，肆行拒捕”。道光阅奏，却降谕说：“向来营员驱逐夷船，不准用炮，原期于示威之中，仍寓怀柔之意”。这分明自审不敌对方船炮的坚利，只好听任武装的走私英船肆行无忌了。同年八月，律劳卑率英国兵船两艘闯入广东虎门，在沿岸炮台的轰击下，一面开放连环大炮回拒，击毁了炮台，一面强航内河，停泊黄埔河面，总督卢坤仓皇入告，道光愤慨地批说：“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叹可恨!武备赓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跟着，他以“该督无谋无勇，咎无可辞，有损国威，深负委任，着革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先行革职，暂留两广总督之任，戴罪督办。”可是，卢坤却看清了道光畏事的心理，奏称．：“该夷素性凶狡，向来恃其船坚炮利，蠺食诸夷，一旦创之太甚，必不甘心，以后势必狡然思逞。┉┉事关边衅，必当深思远虑，计出万全，何敢取快于一时，而贻将来之患”。于是他采取了他所谓“天朝仁慈宽大”的政策，以挨和拖来对付，到英人内部的纷歧意见制止了律劳卑的蠢动，而英舰于逗留内河两星期后退出了海口，道光松了一口气，甚感卢坤应付得宜，因降旨说：“该督等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卢坤着加恩赏还太子少保衔，并给还双眼花翎”。

在发生上述一连串事件中，道光应付的原则总不外：“既不可稍事迁就，致滋后患，亦不可过涉张皇，肇启边衅”，这无非说明了他明知外人船炮厉害，深怕事情闹人，不可收拾，又怕弱点暴露，遭受侵凌，只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应付过去。所谓天朝国威，只是一套硬不得软不得的应付策略，来搘撑一个庞大的虚壳而已，而无可否认的则是，经过了一些严重的考验后，道光心里实已潜伏着相当程度的“畏夷”观念。

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严重的考验并没有转移道光君臣的保守观点，没有触发他们求变的念头。他们明知外人的坚甲快船，海上来去自如，中国已无藩篱可守，而仍抱残守缺，不屑放大眼光，将守御之道，“求之四夷”。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柏里（Perry）在日本海口的出现，立引起了日本变法图强，向西洋亦步亦趋；1834年律劳卑轰坏广东炮台的几炮，仍使中国墨守旧章，以与进入新时代的敌人相周旋。本来，西学东渐，盛于明末清初，已产生了在中国发展科学的萌芽，从康熙到乾隆之间，几度用兵，多半得力于新式武器——大炮，但自一再严旨禁止传教以后，西学随而凋零，及至道光年间，原可因英国船炮的威胁而重新讲求强国之道，却终因那时上下的守旧脑筋而仍旧沉寂下去。

到道光十四年以后，在鸦片畅销期中，海疆反而宁静。那时道光所看到的是鸦片毒害中国，眼见要弄到民穷财尽，使他不得不严旨根断烟祸，但他也看到英人鸦片走私是靠着船炮做后盾，而使他束手无策，徒唤奈何。他徘徊多年，终于接受了强硬派的禁烟意见，断然采取澈底断绝烟源的步骤，这只能视为他一时冲动冒险的尝试，英国船炮的多年沉寂或许提高了他的勇气，但他那骨子里并不十分坚定的决心，是经不起严重反应的考验的。再说，道光是以节俭著称，他的行动方针很容易被财用的顾虑所左右。他倾向于加严烟禁，多半基于银漏外洋的事实，其间没有立即驳斥许乃济弛禁的建议，也是很受其经济观点的影响。假若因根绝烟源而惹起“边衅”，至少劳师糜费就够使他徘徊顾虑，因此，从各种角度来看，道光根绝烟源的意志，不是树立在绝对不动摇的基础上的。

论道光和文忠的关系，是再好没有的，自他即位以来，文忠始终得到特达之知。将近二十年中，文忠尽瘁国事。久而弥坚，其公忠谋国的精神与练达精明的才干，都得到了道光不断的赞赏。这次道光授以查办粤事的大任，颁发清朝开国以来仅颁三次的钦差大臣关防，固由于文忠禁烟意见的正确，也基于一二十年来皇帝对他的认识。然而道光的用人又是相当复杂的，他赞美文忠，信任文忠，同时也重用和文忠完全相反的人们，尤其满族的权贵，如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之流，任其或在枢机、或据要津，暗中牵掣禁烟大计，这可看清他对文忠并未十分专任，而不免使文忠遇事常受掣肘了。

文忠禁烟事业能否贯彻始终的重要关键之一，是在于乾坤独断的皇帝，是否同他一样，具有去旧更新发愤自强的雄图，和百折不回坚持到底的决心。如果这基本条件无法把握，文忠就何从贯澈始终。可是，按上述情形看，这条件确实不曾在文忠的把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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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般统治阶层都怵于英人的船坚炮利，相当公开和普遍地滋长了一种恐夷病。乾、嘉之间流传的《粤中采访》、《澳门纪略》等书，都曾报导了英国船炮的如何坚利。萧令裕于道光十一年写的《英吉利记》，对于英国的兵船枪炮，更绘声绘影地详加描述，并且说：“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这已足代表当时人士对于船炮的恐惧心理。在此之前，名士包世臣于嘉庆二十五年（1802年）作《庚辰杂着》，其中说到禁烟策略，还说：“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 ，但到道光六年，他却同意他的朋友萧枚生的观察：“┉┉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再过两年，在另一封信里，他作了如下预言：“┉┉再阅数年，银长无巳，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粤、闽之富人失业，而洋商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这恐夷心理，以后日见普遍。鸦片走私所以不能制止，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水师无法与英国船炮抗衡，由是历任广东督抚就有了可以放任水师纳贿纵私的借口，若遇上面追究，便以英国船坚炮利为辞，而轻易地推开了他们自己的责任。

这恐夷病，特别流行于权贵之间，尤其深入了那些满洲大臣的心坎里。那时满大臣里面，以穆彰阿和琦善最为得势，穆彰阿为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军机大臣首席，琦善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居封疆首席，他们二人内外呼应，成为道光最宠任的权贵。那时身居高位的汉大臣，有正直的大学士王鼎、恊办大学士汤金钊二人，尤以王鼎是富有正义感而敢言的，但他处处争不过穆彰阿；另一汉人第二位大学士潘世恩，则只顾恋栈，依违两可，而更增长了穆彰阿的操纵力量。

文忠与穆彰阿、琦善之间的矛盾，根据各种史料，是相当明显的。金安清记到文忠奉简为钦差大臣一段，简略地说：“┉┉公夙以天下事为己任，感上殊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 ，他所说的“中外柄臣”，显是指穆、琦二人而言的。《鹂砭轩质言》记说：“┉┉文忠抵京，召见十九次，赏紫禁城骑马，旋命以钦差大臣办粤事，┉┉此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段记载足补金传的简略，而明白地写出文忠以一汉人得膺殊遇，在京奉命之日，便已为穆彰阿所嫉妬，竟见之颜色，随后又和穆、琦等人发生政见上之枘凿。至于文忠和琦善的不良关系，《鹂砭轩质言》说得更具体如下：“┉┉宣庙趣文忠陛见，定大计，道出直隶，遇直督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也┉┉。”又说：“┉┉琦善本不善文忠所为，又文忠任江督时，其上漕务疏中，末及北直屯水利，有培本原中之本原云云，琦善以其越俎代谋，尤憾之┉┉”。这一段说明了琦善既嫉视文忠的得势，又敝视文忠的荩谋，宁甘不顾大局，怀恨在心。既有文忠奉命在外，又有穆彰阿、琦善等人暗阻在内，“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可立功于外者”，文忠何能不走上岳少保之路！

而且，那时受鸦片烟贩的巨利诱惑而昧良作奸的，简直遍于上下。上面已经提到，英国烟贩曾透过他们国家的代表，积极向中国朝中秘密行贿。前述英国布利斯特商人致外相巴麦尊的信，曾揭发说：“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的公开默许，过去同现在的督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从这种情况看，文忠查办海口鸦片事件的使命，是和当时朝内外整个贪污集团决斗，首先便要应付那些达官贵人，其艰巨自是不难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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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禁烟使命所遭受的内在阻力，也来自腐烂已久的海口各阶层，这可从广东高级官吏说起。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致巴麦尊的公函里，曾振振有词地说“鸦片贸易虽在条文上是违法的，但广州当局，上自总督，下至税吏，都与这贸易有关，因而纵容中国人民，自外国船只上将鸦片取走，以后甚至将官船借予转运鸦片。当外国商人见到中国官方都持这种态度，更不能怪外商在广州口外出售鸦片，用船交货。我们应记起，自1820——1821年起，中国当局告诉外商，将鸦片趸船自黄埔移走，停在海口，中国政府便感满意”。我们姑且不提英人那种辩护是否足为自身的贩毒罪行取得合法的解释，但总不能不承认英国鸦片贸易的进行，是靠中国官吏暗中违法串通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英国鸦片趸船之猖獗于零丁洋面，中国官吏有应首负作奸犯科的责任。这种双方犯法的结合，无非是树立在行贿和收贿的关系上。当时美国商人也曾证明了此中龌龊的关系，他们于1838年递给美国国会的申请书里指出：“鸦片贸易虽是用走私方法进行，但中国官吏，上下无不受贿，大量的烟土，在零丁洋面，直接交由插着高级官吏——如海关监督乃至督抚——旗帜的那些船只，运到岸上”。简单地说，在当时广州外商眼里，中国官吏对鸦片走私所采取的立场，只是乘机受贿而充当了鸦片走私贸易保护者的脚色。

当时广东大员所用以敷衍鸦片例禁及应付皇帝累次禁烟严旨的，主要是创设水师巡船，可是，那批巡船，不但不尽缉捕的责任，反而在保护鸦片走私。远在道光二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的奏折便已指出：“虽经两广总督设有员弁巡查，无如查弊之人即作弊之人，率皆贪得陋规，私行放纵”。此后，随缉私巡船的创设和鸦片潜销的激增，受贿故纵的行为也更大胆。李鸿宾所设的巡船，每月受烟贩所贿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替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道光十一年，粤籍御史冯赞勋，据他所深知的家乡情形，上折陈述广东贩烟窑口及运烟快蟹不法活动的真相，其中曾说：“查关津口岸，皆有巡船，所在如织，不难缉捕，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蟹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巡船和内地烟贩的快蟹密切勾结，组成了广大走私网，从接运来自口外的鸦片到毒物伸入内地各处，无不得心应手。罪恶昭著的巡船，虽经一度裁撤，但到道光十七年，邓廷桢受了水师副将韩肇庆的怂恿，又重新设立。韩肇庆伙同了水师里面的党羽，更别开生面来渔利：他们竟与英国烟贩约定，每输入万箱鸦片，交数百箱给水师，作为缉私所获，而持向上级报功；有时，他们甚至公然利用水师船代运鸦片。据1837年1月30日加尔各答英人日报所载，那时水师巡船经常受贿，每箱鸦片收银五元到十元，他们每月必到英国船上一次，按箱索贿，直接从外籍烟贩手里收钱。因此，“鸦片走私船不但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贸易，并且就在缉私官船的前面驶行，一直到达广州”。首恶的韩肇庆，一面纳贿发财，一面缉私升官，水师官弁个个囊橐充盈，而是年入口的鸦片便达到了四万箱。当时广州有一首题壁诗揭发了这个阴私，其中诗句有：“何时钟室诛韩信（按指韩肇庆），自古铜山属邓通（按指邓廷桢）”。在这件事上，邓廷桢以他的品德，应不至自己犯了像英人所指摘的纳贿放私的弥天大罪，但至少不能卸去其重大的失察责任。

文忠以钦差大臣赴粤，兼节制粤省水师，道光如此安排的用意，无非使他能够整顿水师，能负起缉捕鸦片走私及抵御外籍烟贩武力反抗的责任，可是，广东水师既惯于纳贿放私，将何能胜任这个使命。据包世臣与杨芳的信说：文忠曾面告他，“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将者”。事实上，那时广东水师船不敢惹海盗，一见海盗就逃避，而纵横海上的盗船只怕洋船，从来不敢向洋船打主意。在英国兵舰面前，水师船之不发生作用，自在想象中了。

海口官吏那样贪污或颟顸，国防第一线的水师那样腐败和怯弱，由是贿纵有员弁，包庇有胥吏，风气所播，民间必然更不以贩卖和吸食鸦片是羞耻或危险的事了。因此，等而下之，说合有行商，包买有窑口，护送有蟹艇，转贩有奸民，个个为虎作伥，无不成了汉奸或准汉奸。一旦实行澈底禁烟，局面破裂，敌人挟实力而至，自有如李湘棻所说：“吸食之徒望其来，如病者思良剂，加以通商之积贩，逐利之汉奸，或导使来，或随俱去，阴为之窥伺，我一动静，无不先知”。这样看来，鸦片同汉奸是分不开的，这也构成了广东海口的严重现象之一。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现任两广督抚为文忠到粤后必须密切合作的同僚，他们能否同他和衷共济呢?那时怡良已接替祁任广东巡抚，他做过文忠的属员，对文忠是推崇备至，但他总是满人，处境上很可能稍有所偏。至于总督邓廷桢，虽与文忠也有交谊，但他对禁烟的态度，一向是相当游移的，当时中外对他都有纵容鸦片走私的指摘，他并曾一度惑于弛禁之说，又曾覆奏反对黄爵滋吸烟论死之议，显见他对烟禁的态度实与文忠大有距离。虽经道光特别诏谕他们二人，要同文中心作，但当文忠在京奉命之日，对于能否得到他们的精诚合作，似乎还未有确实的把握。广东如此，沿海各省的督抚，除陶澍外，其它各人的态度，多半都很难说。英船飘忽无定，随处出没，沿海各口实防不胜防，文忠又将如何取得各有关督抚的密切配合，一体严防，以策应广东禁烟工作的进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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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方情况来看，文忠海口禁烟使命，有着外来的和内在的难以克服的阻力，他是对着一个四面受制而孤军奋斗的形势，一切险恶现象都已清楚地摆在他眼前了。

素以实事求是见称的文忠，既膺赴粤断绝烟源的重任，绝不会以孟浪的作风去应付那些非寻常所可克服的难题，他必然要经过精思熟虑，以决定禁烟的大针。其中关于基本的政策，自然必须先经道光明确决定，而其实施的步骤，也必由文忠依旨详细筹策，并先经道光一一裁夺。若不是为着细筹一切政策和步骤，那在文忠那次留都仅十三日的短时期中，道光何须连续召见八次。在频频召见中，文忠应曾向道光充分地剖析当前一切情况及今后措施中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包括了英人可能启衅的估计在内。他任封疆多年，深知敌我武力的优劣，尤知道光最忌引起边衅，有时甚且不惜委曲求全，因此，他在京时，必须先把这严重问题弄个明白。据文忠后来在遣戌伊犁途次写给姚椿、王柏心的信，其中有“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不论：”等语，可知文忠那时早已将英船可能行动的预测告知道光，也可想到道光在决策时，不至于忽视这方面的估量，并不至于没有预筹如何应付的方针。不过，当时大家晓得英国是去华数万里，船行需时四个月以上，来华追凶的兵船为数不过三两只，好像还比不上中国历代所遭受外敌的威胁，因此，当时所估计英船骚扰的程度，很可能不出上述范围。

文忠既坚持了根绝烟源的积极意见，当然不以屈服于外来的暴力反抗为然，而纯为消除亡国灭种的烟祸着想，他是具有百折不挠的强烈意志的。他不以意中的英国兵船的困扰来转移道光对于根绝烟源的倾向，然而，内在的各方面阻力却不免使他有一度徘徊顾虑。根据他所留下的文件，可知在他当时的判断上，内在的矛盾和内部的破坏都是他的内顾之忧，其险恶可能还在外来侵略的压力之上。虽然他深知海口那边，有着积年为虎作伥而积资巨万的行商，有包买的窑口，有说好的“孖毡”，有兴贩各路的奸商，有护送快艇的头目，那些都是私通外国散播烟祸的奸民，他更清楚那边有着积惯营私舞弊的官吏，包庇烟土的员弁，所有那些贪官奸民都可能要把单枪匹马的他重重包围起来，但他似乎都不曾把那些各色不肖人等放在眼里，而相信自己的光明正大足以制服他们，乃至于感化他们，反而利用他们一致对外，所以，他绝不因那边恶浊气氛降低了他澄清海宇的抱负。可是，另一方面的阻力，不能不使他多所忧虑，那是来自他所无法左右或转移的人们。那些和他完全对立的权贵，无论对人对事，已明确表现了与他势不两立的态度；他们掌握抠柄，不难乘隙构谗，来破坏他的禁烟努力，甚至于暗中布置陷阱而置他于绝地。

文忠当时确已预见了禁烟任务的黯淡前途，可能基于避免人事冲突的观念，他于奉派为钦差大臣时，曾向道光恳辞。但那时已下了禁烟决心的道光，深知内外大臣，除忠荩强毅的文忠外，没有可以肩负这艰巨使命的更适当人选，他坚要文忠奉诏前往。文忠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为贯澈自己根绝烟祸的志愿，为报答道光十余年来的殊遇及此番深切的期待，他祇好不计个人的祸福荣辱，毅然担承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重任。后来他于广东奉旨革职后，曾于写给任职河南的亲戚叶申芗信里，回述当时辞而不获的心情说：

“┉┉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祇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过月余日后，他又于写给在都座师沈维鐈的信里说：

“┉┉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坷，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后来于遣戍西行途中致湖北友好姚椿、王柏心的信里，又描述当时经过情形说：

“┉┉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迟者，当造膝时，训谕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

上录文忠亲笔的信札，揭明了他当时请辞不获，而终奋不顾身接受了任务。虽经八次和皇帝面议之后，庙算已定，倚畀特深，但他出都之日，内心是万分沉重的。他所能把握的，祇是自己保国卫民的赤诚肝胆，他所能信赖的，祇是自己与亡国灭种的烟祸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他一面默察了黯淡的前途，一面秉持着浩然的正气，趱程走向烟毒渊薮的海口。金安清特别记述他出都的悲壮情景如下：

“┉┉公夙以天下事为己任，感上殊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公谒座师沈鼎甫侍郎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泣下，遂出都！”

注释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五。页十六——十七。

②同书。同卷，页十七。

③《清史》，卷三百七十九。列传一百六十五。《黄爵滋传》。

④欧文，《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David Edward 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页二六——二七。

⑤同书，页六五。

⑥柯利斯，《洋土》 Maurice Collis, Foreign Mud,页七四。

⑦萨真特，《中英商务外交史》A.J.Sargent Angi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页四五。

⑧格林堡，<1800——42年英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Michac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42.,页一一三，一二九——一三一。

⑨《海国图志》，此项资料是来自林则徐译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三日《澳门新闻纸》。

⑩透纳，《英国鸦片政策及其对中国印度的结果》F.S.Turner, 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L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London 1876),页五三——五四。

参阅费正清，《中国海岸的贸易与外交：一八四二——一八五四年港口的开放》 John 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ys, 1842-1854(Havartd Universiry Press,1953),卷一，页六四；伍特，《一八〇〇——一八三四年中英的纠纷》Herbert John Wood,Prologue to War:Anglo-Chinese Conflict 1800——1834,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38),页一七三——一七四，及张歆保，《林钦差舆鸦片战争》，页四八。

千家驹，《一个历史事实的新看法》，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民国二十四年，第二卷，第三期，页七九五。

参阅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四一——四二。

格林堡，《一八〇〇——四二年英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页一五八——一五九；参阅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四二——四三。

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四八——四九。

摩尔斯，《中国公行》 H．B。Morse, the Gilds of China, 1909,页九〇。

同书，页九一。

地尔洼，《对华鸦片贸易的罪过》 A.S.Thelwall, The Iniquities of Opium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1839,页二十二。

同书，页四十三。

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 william G.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London ,1882),页四〇——四三。

《查顿、马地臣公司档案》（现存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广州来往信件部分，泉州第二号，麦凯船长一八三三年八月六日写给公司的信。

同上。泉州第三号，麦凯船长一八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写给公司的信。

同上，泉州第四号，麦凯船长一八三三年九月五日写给利斯船长的信。

同上，广州第四百五十号，查顿一八三五年三月十九日写给利斯船长的信。

同上，广州第四百八十七号，查顿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写给利斯船长的信。

同上，广州第四百十七号，查顿一八三四年七月三日写给利斯船长的信。

同上。广州第四百七十二号，查顿一八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利斯船长的信。

同上，广州第五百零八号，查顿一八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利斯船长的信。

地尔洼，《对华鸦片贸易的罪过》，页一。

《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不列颠商人上女王陛下的呈文，一八四〇年八月。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外相巴麦尊的公缄。

《政书》，两广奏稿卷四，《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清宜宗实录》，卷二百五十，页三十三。

同书，卷二百五十六，页五——六，十八——九。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庚辰杂着》二。

同书，卷三十五，《答萧枚生书》。

同书，卷三十五，《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T．Dc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1922.,页一二二。

《清代外交史料》，《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请严禁纹银伦漏出洋折》。

同书，《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缕陈夷人夹带鸦片烟入口积弊请饬查严禁折》。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一〇。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答果勇侯书》。

无名氏辑，《犀烛留观记事》，李湘棻《筹备英夷议二十条》。

无名氏辑，《溃痈流毒》，卷四，《林少穆制府遣戌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子寿书》。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第十五章钦差大臣南下

破除积习——先声夺人——展开情报工作——指拿内奸——严密关防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午，文忠在京启用钦差大臣关防，发传牌，由正阳门出彰仪门，起程南下。他经由直辕、山东、安徽等省，趱程前往，都无停滞，惟于次年正月初二日抵江西省城后，连遇大风雪，不能开船，迫得停留南昌四日，而于五月二十五日抵达广州。

在路上，文忠已经开始禁烟工作的多方面准备，以下分述其中若干见于文献而较有意义的动作。

上章说明文忠在八次召见中，当已与道光决定了海口根绝烟源的大计，我们现在可从下录其离京后的一篇文献中，划出其当时决策的轮廓，同时也看出其当时沉重的心情。在他那次留都十三日中，名士龚自珍和他仅得一面，不能罄所欲言，因此，除于文忠临行之前写给他一封信外。特地赠他一篇文章：《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序文中。龚自珍向文忠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决定义一，是使银“不漏于海”；决定义二，鸦片烟食妖也，“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决定义三，“绝其源，则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无武力何以胜也，……此行宜以重兵自随，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旁义一：“食妖宜绝矣，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皆至不急之物，宜皆杜之”。旁义二：“宜勒限使夷人徒岙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楼止”。旁义三：“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以备整军器”。其三种答难义中，以第三义的意义最大，原文如次：

“乃有迂回书生送难者，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曰：‘必勿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乱邦，用重典’，周公训也。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敶之原埜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

龚自珍并进一步谆告文忠勿为海口方面游说所动，并须提高警觉，不使言行有所泄漏。他说：“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士绅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诗曰：‘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悄悄者何也？虑尝试也，虑窥伺也，虑泄言也。仆夫左右亲近之人，皆大敌也。仆夫且忧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无飞扬之意，则善于奉使之至也。阁下其绎此诗！”

最后他还释明了“归墟义”的意思：

“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价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①

龚自珍这篇文章充分代表了当时禁烟派的意见，其所提办法是和当时见于官文书的意见，例如许球的奏折，基本上是相同的，他并以挚友的身份，不计彼此官位的高低，坦率地责成文忠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达成澈底铲除烟祸的目的。文忠离京前不及作覆，在旅途中，他写下了一篇答书，全文照录如下：

“盫先生执事：月前述职在都，鹿鹿软尘，刻无暇晷，仅得一聆清诲，未罄积怀。惠赠鸿文，不及报谢。出都后，于舆中紬绎大作，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窃谓旁义之第三，与答难义之第三，均可入决定义。若旁义之第二，弟早已陈请，惜未允行，不敢再渎。答难之第二义，则近日已略陈梗概矣。归墟一义，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己，昨者附申菲意，濒行接诵手函，复经唾弃，甚滋颜厚。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敞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听。专此布颂腊祺，统惟心鉴不宣。愚弟林则徐叩头。戊戍冬至后十日。②（按此书所记日期为“戊戍冬至后十日”，应为道光十八年夏历十一月十六日，但查文忠是年日记，他是日还在京第六次召见，与此书所云写于“出都后”者，殊不符合。度应是文忠旅途中略有疏忽，将小寒节气记为冬至之误。如按小寒后十日计算，则应为是年夏历十二月初一日旅次所写，而与书末所作“布颂躐祺”之义相符。）

按文忠这封不甚长的答书，实际上已将他心中所遵循的决策大体揭露出来：那是比龚自珍所揭橥的又进了一步的强硬政策，譬如龚氏所列为旁义之第三，即讲求火器，和答难义之第三，即以武力驱逐“不逞的夷人”，文忠则认为这两条都应列为“决定义”，而是无疑义的要他负责执行的。不过，那只是有限度的武力政策，因为他与龚自珍一样，都不认为会因此而开边衅。他一出都门，便明示了自己的态度，从可想见这套不惜使用武力的强硬政策，应是他在京召见多次时业经道光皇帝予以裁定的。其次，这套强硬政策是否能贯澈始终，不仅在于前方执行政策的人能否认真，而系于后方决策的人是否坚定，文忠相信他自身是不可动摇的，绝不会受海口方面各色人等游说所动，但他所忧虑的，乃在后方决策方面是否不为流言所惑。他的答书里“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一句，充分流露了他的忧虑，接着又说“如履如临，曷能已己”，明白宣示了他诚惶诚恐的沉重心情。虽明知前途黯淡，他自己准备牺牲一己，力图挽救危局，但不愿牵累他人，因此，当他的奇才朋友龚自珍请求随同南下，他则婉辞谢绝说：“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在末后一句，他显然吐露了不愿其好友被他黯淡前途所拖累的深意。最后还可一提的，文忠这封答书，虽是旅中匆促写出，而对象只是一位六品小京官的后辈朋友，其中却充分表现出他的坦率、诚挚、委婉和谦虚，金安清所称他：“不以名位矜已，不以贤智先人”，这封答书可以切实证明。

文忠这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往广东查办全国上下最关心的鸦片事件，举朝都目为“旷典”，其烜赫的声势是可想见。照例，钦差大臣经过各地，地方官必予以特别隆重的接待和丰盛的供应。文忠深知州县驿站的负荷以及佚役的苛扰，因此，在离京那一天，他特别发出传牌，从直隶良乡县一直传到广东省城，通知沿途各州县驿站官吏说：

“……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巳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本部堂……州县驿站之累，皆已备知，尤宜加意体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必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 ③

文忠这一动作，委实发生了不寻常的作用：他不特完全革除了大员出门对地方的骚扰，免除了州县驿站的额外负担，而且充分发扬了他固有的清操，造成了观感一新的风气，而特别对那乌烟瘴气的海口社会发生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在离京前，文忠另做了一番基本的准备工作，密派一批懂得洋情的干部先赶到广东，嘱咐他们尽量搜集关于洋人的情报，包括有关各国的国情，外籍烟贩的活动，华籍奸民与外商勾结的情况，以至于各级官吏及各差役员弁等纳贿纵私的行为等等，都要详细调查，以备自己抵粤役，据以研讨中外各种形势，来决定他所将采取的步骤。关于这类秘密情报工作，文忠曾在奏相里部分的透露出来，如在他抵粤后二日所上报告查顿行踪的奏折里，曾说：“臣于未出京时，即先密遣捷足飞信赶粤，查访其人（按指查顿），以观动静”④。对于查顿个人，他尚且如此预先布置，其它更广泛更重要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在他切实注意之中了。

在文忠那次从湖北入京及自京赴粤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和直隶总督琦善相处的情形。据戊戍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记载，是日文忠自湖北抵直隶定州境，总督“琦静庵节相遣弁赵永年来迓”，同月初六日记载，是日文忠行抵安肃县，“静庵节相京旋到此，启请圣安后，谈至夜分而别”。至于所谈何事，及彼此一番长谈是否愉快，都略而不提。但在是年自京赴粤的日记中，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忠行抵雄县，“琦节相遣把总周永泰来迓”，而文忠径由任丘、河间等县入山东境，却不曾取道保定同琦善相见。上章引述《鹂砭轩质言》所记：“宣庙趣文忠陛见，定大计，道出直隶，遇直督琦善，嘱文忠无启遣衅┉┉”等等，似可从上录文忠日记中得到证明。可能文忠在与琦善那次长谈中，对于根绝烟祸的策略，彼此意见不合，而在京与道光皇帝所面定的禁烟大计恰与琦善意见相反，为求避免彼此再度龃龉，文忠只好避道南下，不接受琦善的邀约。这段不愉快的经过，可能成为日后琦善立意推翻文忠禁烟措施的远因之一。

在赴粤途中，文忠曾顺便接触那些和禁烟问题有关的人物，尽量咨询他们的意见。例如十二月十六日，他行抵安徽舒城县，是日日记载有下列一段：

“……前六安州牧田小泉（溥，陕西临潼，辛酉拔贡）已引疾矣，缘闻其甲午岁为香山令，曾缉获鸦片万数千斤，特约其至此一谈。渠应招而来，是晚即与共饮，谈至子刻别去。”

又如文忠于次年正月初二日抵江西南昌省城，据是日日记所载，他所晤谈的人士中，便有以通晓时务见称的名士包世臣在内。

正月十一日，文忠船到江西泰和县，那天他发出了一封密箚，赶寄给广东布、按两司，命令他们密拿所开列的贩烟积犯，箚里严切地说：

“……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现在新令极严，查拏不容不力，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按即商人Merchant的译音），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有经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奉旨将原折发交本部堂查办者，有经密查暗访得其踪迹者，现俱开出姓名，间有访知住址，合亟粘单密箚饬拏。为此箚行布、按两司，速即会同查照单开各项人犯，密派妥干之印委人员，即日改装易服，分投查探，出其不意，带役拘拏，并查起所藏贼具簿据，一并搜寻务获，不可稍任窜匿；其获到之犯，随即讯取供情，一俟本部堂到省，即日解送行辕，以凭饬审。惟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恐该管官及委员均不免意存迥护，化有为无，或称卯册无名，或称其人早故，并或谓因缉获严，致被挟仇诬陷者。不知此等久已著名，难瞒众人耳目，一经审讯，无难水落石出，即使果有一二被诬，亦须讯明，即予昭雪，总不容听其躲避。至在官人役犯法，本管官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拏获惩办者，例准免议。况上年各省拏获鸦片，奏奉恩旨，既往之事，付之不咎，更毋庸规避处分。如目下再有徇庇，是转自陷于私罪矣。岂服官者尚不明此义耶?其或前充兵役，后已缘事革去者，亦准据实声明。但书差久已通同一气，当此极力整顿之际，断不可稍任庇延，其单内列入最要者，尤不得一名远扬，大干未便。……⑤”

附单开列最要各项人犯，计有捐职都司王振高、徐广等十四名；确查待拏的次要人犯，计有按司差苏光、马元，运司差杨发、余发，广州府差何高、朱昌，南海县差毕章、蔡章，番禺县差陈燧，南海县丞差何建基等共四十名；且缓拘拏先行查覆的武弁中包揽最甚的，有蒋大彪、保二少（即保安泰）、梁恩升、伦世光、伦朝光等五人。列名单内的，都是包庇贩烟的积犯，多因托迹公门，得到庇护，而始终逍遥法外，怙恶不悛。如其中王振高、徐广、梁恩升等人，已经于道光十七年七月降旨责成两广总督邓廷桢查究其有无暗开窑口的罪状，邓竟覆奏说：他们“均系派委缉捕之弁，效用得力，获案甚多，请免置议，饬令仍回各该处缉捕”⑥。有了那样有力的护屁，那些积犯更敢肆行无忌，现在到了文忠手里，才严加缉捕而受澈底的清算。

上录密札是文忠向广东发出第一篇文告，他剀切警告那边官吏，不准再有回护贩烟积犯的情事，并责成他们立即按名缉捕，认真审訉，以赎前愆。他的严厉辞句足以整肃了一向因循徇庇的风气，而树立了雷厉风行的先声。此外，他所开列有关各犯的资料，较过去官文书所揭发的，是远见详尽，这更使广东官吏慑于他的明察秋毫，再不敢稍存怠玩。举例说，密箚所列“最要各项人犯”中，有王振高、关信良、徐广等三名，都曾见于道光十八年七月京堂科道的有关奏折，其资料分述如下⑦：

“赤沙广一名，姓徐，番禺县沙湾司人，年五十左右，高颧无须，先曾私铸小钱犯案，现住省城韭菜栏兴隆街尾，暗开窑口。”

“王振高一名，亦系沙湾司人，走私起家，曾捐都司职衔，投香山营效力，缘事告退，道尤十五年冬间，与久惯走私之苏魁大等，伙开窑口一座。在省城永清门外向北，店名宝记。”

“关清即信良一名，系南海县九江人，曾犯盗案自首，后挂名广州府差役，与莫姓伙开窑口一座，在靖海门外城根利顺行后楼，店名仁记。”

半年后在泰和县发出的文忠密箚将那三人的资料胪列如次⑧：

“捐职都司王振高，系番禺市桥乡人，住家两处，一在市桥，一在永清门外新沙三板桥对过小巷南头路西。先与同县徐广私铸犯案，后充庚协营兵，升外委，缘事斥革，复与徐广等同开快蟹窑口，贩卖致富，交通水师营兵、府县差役。道光十四年，捐都司，嗣经管驾巡船，包庇走私，每烟土百斤，收规洋四十元。与罗姓在新豆栏回涧桥开东昌洋行，在行管事之冯亚临，即系前开窑口已破案区宽之余党。”

“关信良又名关清，系南海九江乡人，充南海县丞差，在靖海门外路南顺利行后开信记窑口，其家一住九江乡，一住典隆街南头路东。”

“徐广即赤沙广，番禺赤沙乡人，在省城典隆街南头路西开快蟹窑口，三门通街，一门通河，其家属一住赤沙乡，一住五仙门外韭莱栏，自上年奏释之后，又经肆行无忌。”

若将那前后两篇文件所闻的资料相对照，我们显可看出文忠密箚所列的是翔实得多，也就是他的奏折所透露的，“于未出京前，即先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及原箚所说“经密查暗访得其踪迹者”，所取得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想文忠于是年正月初九日行抵江西新淦县仁和塘时，接到广东督、抚、司、道的来书，同时也接到了他前此派遣的密探自粤递来的情报，因而两天后他就于泰和县途中发出了拏捕烟贩的密箚。像这样严密布署的工作，怎不先声夺人地给予广东官吏以当头棒喝。

在未到广东前，文忠所得到第一个收获，便是他的精神感召了一向禁烟态度有欠坚定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是年正月初，邓已同广东巡抚怡良会奏称：“遵旨力除鸦片，共失血诚，俾祛大患”。道光立即嘉奖他们说：“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拭目待之！此折给林则徐阅看”⑨。皇帝谆谆告诫，再加以文忠正大光明的风度，益发折服了邓、怡两人，而使之恳切向文忠表示其“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的深意。据文忠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行抵江西新淦仁和塘的日记载称：“广东督抚各差一弁赍书来迎，司道以下亦带函来”。邓廷桢特在那封信里发誓说：“所不同心者有如海！”⑩。从此莫定了广东督抚和文忠密切合作的基础，尤其邓廷桢从此完全抛弃了他的旧观念，一心一意地遵守着自己的誓言，和文忠亦步亦趋，动作一致，成为仅次于文忠的禁烟和御侮的健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公谊私情使他们二人结为永远最要好的朋友。

文忠的第二个收获，便是在他本入粤境以前，就以他的清望慑服了一切烟贩，尤其那些一向藐视中国官吏而肆行无忌的英籍大烟贩。这可从英人所描写当时广州的情况看出来。英军官宾汉根据英人的资料，在他的书里记说：

“一月二十一日（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一个快递消息到达广州，内称湖广总督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驿到广州查办海口事件。同日，总督邓、巡抚怡，接到了军机大臣的咨文，通知林的任命，并令他们破除痼弊，与林则徐协力商办禁烟事宜。……这些大人们听到了林被任命的消息，万分惊慌，行商及其它人等，也都惶惶不安。这位钦差大臣素以痛恨鸦片入口闻名，他并且精熟中国古代法典及习惯，很得到许多中国人的赞扬”。

接着，宾汉又描述那时广州文武官吏的动作说：

“……林则徐已经给他（指邓廷桢）来了信，指示他逮捕许多官员和巡弁，因为他们都与鸦片走私有关（按此应指文忠从江西发给布、按两司密拏汉奸的密箚，那时显巳泄露给外人了）。听说其中包括广州将军在内，许多罪孽深重的人们，都逃匿了。但驻澳门的总巡捕，当林则徐到达之日，便被逮捕，而从他的口供中，得到了许多资料，听说附近许多官长，都被牵涉在内。驻箚虎门海口的水师官员，以为或许要拿他们先开刀，而水师提督并派了一名代表来到澳门，拭图劝告鸦片船船长们即速离开。……”

宾汉又说：

“林则徐的新命，及其不久后就履任，在广州引发了重大的冲动。他著名的坚强性格，对旧法度的服膺，及其无限权力的掌握，都使得行商们忧虑着局面决裂。他于三月十日（夏历五月二十五日）到达之后，所采取的初步措施，其目的也不在于使人减少恐慌。……”

宾汉在其文中，极力避免提到英籍烟贩的恐慌情状，但已于字里行间流露了他们当时普遍的惊惧，事实上，当时英籍烟贩的行动已足以证明他们极度恐慌的真相。下录文忠抵粤后第一篇奏折所报告的情形，可供参证：

“臣……于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东省城，与督臣邓廷桢、抚臣怡良等会晤，当据告知，节次拿获鸦片烟贩，水陆交严，群情颇为警动，迨闻特派查办之旨，雄威所被，震慑民夷，是以驻省年久之夷商查顿，于十二月十二日（一月二十六日）请牌下澳，附搭港脚央船回国，其零丁蔓船内，有港脚基船及湾士船二只，亦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回去。今年正月二十日（三月五日）又有港脚威臣及也顿等船，米利坚国架厘音及士加等船，连国都士船，小吕宋船，共十四只，起椗开行。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又有港脚赞臣等船，米利坚国麻力等船，共四只，与前船一同驶去。旋据探报，抛泊丫洲洋面，该处为夷船回国必经之路，现仍严行探逐，业经先后具奏等语。臣复细加查访，均属相符。……”

前面已经说过，查顿是天字第一号的英籍烟贩，其与马地臣合营的查顿、马地臣公司，是继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结束之后最大规模的鸦片走私组织。随他贩烟发财愈多，他的鸦片走私活动范围愈广，他的名气也愈大，早已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而将他的鼎鼎大名列入了中国的官文书。道光十六年，给事中许球请禁鸦片的奏疏所提著名奸猾的九名外籍烟贩之中，便首列了查顿的名字，许球并曾特别指斥其横行无忌的情况。道光据奏，曾发交邓廷桢查明办理，邓最初覆奏还曾诿称“查无实据”，其后始奏陈遵旨加以驱逐，并于是年十月间命令那九名外籍烟贩，限定半个月内离开广州，各回本国，后来他们借口清理帐目，一再延期，总算走了一两个，而首恶的查顿却依然呆在广州不走。他一直又挨了两年多，其鸦片走私活动愈见猖獗，终于在文忠来粤查办的严厉气氛下，趁其未到之前，急遽离开了广州。文忠被任为钦差大臣的消息，由快驿于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1839年1月21日）传到广州，查顿立于是月十二日（1月26日）请牌下澳，十六日（1月30日）自澳门搭船回国。以下是文忠关于查顿行踪的报告：

“查奸夷查顿，……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混号“铁头老鼠”，与汉奸积惯串通，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人为祸首。伊仅系夷中之一奸贩，并非该国有职之人，祇以狡黠性成，转恃天朝柔远之经，为伊护符之计，其因售私，以致成富，人所共知。道光十六年冬间，即经督臣邓廷桢等进奉谕旨，查明驱逐，而该夷籍称清理帐目，又作两载逗留。去冬臣蒙皇上发交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等条奏各折，带来广东查办，其折内所指，亦以该夷人为奸猾之尤，臣于未出京时，即先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闻十二月间，广东省城互相传播，以为钦差大臣一到，首拿查顿究办，该夷人遂即请牌下澳，搭船回国。是其饱则扬去，固为鬼蜮常情，要在使之不敢再来，乃为善策。┉┉”

这个查顿，自从1822年（道光二年）来到广州，一手发展了大规模对华鸦片走私的事业，正在其不名誉和不道德的事业达到颠峰时，却逢文忠这颗尅星降临，迫得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鸦片事业大本营。他从此没有再到中国来，但其鸦片走私的丰功伟绩，终使他于回到英国后，不久便被选为国会议员，因在英国对华侵略的决策中继续发生了重大作用，贯澈其以武力侵略来维持鸦片贸易的主张，而奠立了其后英国在华的新地位。在另一方面，查顿一手发展以鸦片走私事业为中心的查顿、马地臣公司——怡和洋行，以后也在整个世纪中，雄据了支配中国经济的宝座。

从广东当时各方面情形看，在文忠还未抵达之前，显然已因其公正廉明的声望和雷属风行的前奏，先慑伏了一切和鸦片烟祸有关的人等，那些积惯贪污的文武官员望而惊惶，为虎作伥的大小烟贩望而股栗，从来看轻中国官吏的洋人也望而丧气。那些一向趾高气扬的外籍烟商，起初何尝不以为钦差也不过雷声较大些，还不是一样可用洋钱收买的。然而，不久后，他们就发觉到整个空气改变了，那一套龌龊的手段再也行不通了，他们必须另想一套多年来不曾想过的应付办法了。因此，不特为首的烟贩查顿先逃出了他盘踞多年的巢穴，就是代表英国政府而事实上则与烟贩密切结合的领事义律，也借题事先从广州溜往澳门，观望风势。整个广州城，在钦差人臣即将来临之前，已经笼罩在数十年来所未有的新气氛下，大家都在等候着一阵狂风骤雨，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来洗荡海口积年累载的污垢。根绝烟祸的大事业，在全国志士的翘望中，正以最理想的开端向前迈进。

※ ※ ※

道光十九年，文忠年五十五岁，于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行抵广州，是日日记所载如下：

“已亥年元月二十五日，壬戌，晴，辰刻行，沿途司、道、府、县、营将纷纷来见。十里至天字马头，邓嶰筠制军、怡悦亭抚军、关滋圃提军、豫厚庵关部、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右翼英隆，俱至接宫亭。……”

在沿江两岸挤满了竚望钦差丰釆的民众当中，有三名美国人在泊于商馆前面的一只双桅小帆船里，也目击了当时的情景。其中一人，威廉、亨德，据其观察所得，描述林钦差情状如次：

“他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似较严肃而坚决，躯体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及六十岁。”

据文忠那天日记续载，他在广州登岸后，立即分别回拜迎接他的文武官员们，一直忙到二更，纔到设在越华书院的钦差行辕住下。

第二天，他在辕门挂出了如下的关防：

“……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现在驻箚省垣，不日出巡各口，均应慎密关防，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火食，不准籍端出入。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若游入术士，素无瓜葛，该巡捕官及号房不得妄行传禀，以肃关防。倘有混称打点关说，在外招摇者，所在地方官立即严拏澈究重办。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对象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须预派伺侯。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

上录关防的内容，一面发扬了文忠固有的清风，不受地方任何供应，也不许奸人借名扰累人民；另一面则严格限制随从人员的活动，并澈底杜绝不肖人等企图打点关说及在外招摇或泄漏机密等等，也就是接受了前录龚自珍序文中所提“虑尝试也，虑窥伺也”的警告，自己履践了那封答书中所称不为彼中游说所动的诺言。

同日，文忠的日记说，是日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粤海关监督豫堃等人“俱在寓便饭议事”。按文忠未到之前，邓廷桢已因道光严令加紧根绝烟源，不得不表示振作，因奏称：“筹调师船将备，联帮驻泊洋面，堵截民夷售私，并水陆交严以除锢弊”。邓原折所提具体的办法是：“分派兵哨各船，在伶仃洋一带，按月轮流堵截，无论内地何项船只，驶近夷路，概行追击，倘敢逞凶拒捕，格杀勿论，其东路之惠、潮等属洋面口岸，一体巡防”等等。道光因于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将邓廷桢这篇奏折批交文忠，并谕其于“驰抵广东后，即将各该处情形悉心体察，所有折内所议驻洋守堵各事宜，会同邓廷桢通计熟筹，务臻妥善，核实办理“。文忠在路上便接到了快驿传递的这篇重要谕旨，因此，在他抵粤第二天，召集当地文武大员议事，就须听取各方面报告的实情，斟酌筹划如何实现这个出动水师的重大步骤。

但是，在文忠身历其境后，更明了了各方实情，如粤洋水师力量的脆弱与其内部的腐败，以及英国趸船已经开始移动的新形势，他就理解了邓廷桢原来的计划不是轻易可行或奏效的。第二天（正月二十七日），他亲撰了《恭报抵粤日期折》稿，当日午夜拜发。在那篇奏折里，他提到了交办的邓廷桢原有建议，先以和缓的口气奏说：“臣甫经到省，于各处岛澳口门，尚未亲历，现在检阅图志，先与督抚臣在省内互相讲求，拟于旬日之间，出赴中路之虎门、澳门等处，与水师提臣关天培乘船周览，以便相机度势，通计熟筹，俟趸船驱逐应手之后，再往东路查看机宜，随时会同邓廷桢等核实办理。……”他接着在同时拜发的《附奏粤省鸦片情形片》中，陈述此后所将采取的基本方针：“……此时查办机宜，惟有外树声威，内加慎重，阳示镇静，阴肃防维，使之生严惮之心，而发悔惧之念，然后晓谕禁止，皆非空言。……”

另一方面，文忠深切了解此番根绝烟源的决策，实奠基于上面禁绝烟祸的决心，而禁绝烟祸的决心，首须表现在森严禁例的迅速颁行。他所秉持的最高原则，是“无诸已而后非诸人”，万一我们自己还不能痛下决心，厉行禁烟的新政，颁布森严的禁例，据以整肃纵私包庇的官吏，惩处兴贩吸食的烟犯，我们将何从堵塞外籍烟贩的借口，而使后者死心塌地终止鸦片走私，以达到澈底根绝烟源的目的呢?文忠经过排除万难，一再恳切陈词，纔确立了道光禁绝烟祸的决心，而对他颁发了根绝烟源的诏命，但到他抵粤之后，离道光发交大学士军机大臣，宗人府会同刑部议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之日，已有了五个月之久，而这关系全局的禁烟新例，竟然还未制定颁行。他所特别倚重的，是这一股来自禁烟新例的雷霆万钧力量，而竟然于他达到目的地时，还无法掌握，他所预期的有利声势显然打了折扣，对此那能不暗中着急，甚至预见到京中有人暗中在作梗了。为此，他特在上录《附奏粤省鸦片情形片》里，作如下恳切的请求：

“至广东兴贩吸食之人，固倍蓰于他省，然闻皇上特遣大臣查办，皆有惧心，屡经严拏之余，兴贩者不能不敛戢，吸食者亦不能不戒断。惟民情因见前此旋查旋止，以为官禁未必久长，不免有观望希冀之想。臣入境后，闻民间无不私探罪名轻重，与新例之曾否颁行，大抵惟生死关头，足以生其震恐。如果定论死之例，而宽一年之期，即吸食莫多于广东，而以臣察看情形，亦可保限外无人罹法：若宽而生玩，则不惟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复食，稍纵即逝，恐不可挽。伏乞圣明干断，严例早颁，庶办理得有把握。……”

虽经文忠过去那样一再呼吁，现在又如此迫切请求，奉旨会议的京中各大员，仍旧延宕，一直到了是年五月初二日（1839年6月12日），纔奏定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而于同月二十六日（公历七月六日）递到广州，恰在文忠抵粤四个月之后。就此可见文忠海口禁烟的任务是如何难得朝廷内部的配合，而这一件事实已足显示了他终归失败的不良预兆。

文忠为求弥补上述缺憾并及时壮大禁烟声势起见，就如同其两湖任内所做的一样，先从加强广东省的烟禁做起，他就在二月初，连续发出了四篇禁烟文告。第一篇是箚各学教官速查所辖文武生员有无吸食兴贩鸦片并造册互保：“如有吸食兴贩者，立即确查实据，移交地方官审究详革，按拟严办，并造花名细册，由该教官随意派拨五人，互相联保，……各贡监捐职人等，悉由该管地方官造册送学，责成该学文武生员，各保所知。……”第二篇是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凡从前误食鸦片者，速即力求断瘾，痛改前非，省城限以二月起，至三月底止，各州县以奉文之日起，勒限两月，务将家有烟斗烟枪几副，杂件烟具若干，余烟若干，一并检齐，赴所在有司呈缴。如惮于自缴，则或父兄及邻右戚友亦准代缴，但期能改即止，并不查究来历，询问姓名。……至窑口烟馆，……破获者尽法痛办，指拏者优加奖赏，其藏匿之房屋，一并入官。……若前此误买烟土，藏匿在家，速即自首到官，亦当分别量减。……”此外，另刊禁烟章程十条并各种断瘾药方颁行（按禁烟章程十条，原文未列入文忠所辑的《信及录》，但详载于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第三篇是颁发查禁水师营兵吸食鸦片规条札：文中措词特别严厉，开头先痛斥水师的积弊，除引类呼朋、吸烟成习之外，则“搜获烟土，并不全数缴官，假公济私，隐匿入己，因而煎熬吸食，甚且售卖得钱，同伍则朋比为奸，匿不举首，备弁亦通同庇纵，利其分肥，以致吸食者习为故常，售卖者视为利薮，名为健卒，而精力疲惫不堪，委以查私，而贿赂公行滋甚”。随后他颁布现定规条，随札颁发，“严定五人互保之法，……除该管将弁有犯此者，许所属营弁头目人等，据实禀揭考验特参外，……各营将弁，于文到五日内，立将该营兵目，住址籍贯，切实姓名，详造花名细册，呈送本大臣察核，以凭点派互保。其中有久惯吸食，该管将弁知之最详者，速即开除名粮，解县严办，毋得冒滥列册，……将弁中如有沾染吸食者，亦即揭参究办。……”第四篇是发给各州县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各属衿耆办理烟禁札。以上各篇文件立在广东省内掀起了严厉的禁烟气氛。

根据文忠日记的简述，他抵粤后头七天，除头一、二天曾出外答拜来访各客外，其余各日，他都深居行辕里，偶尔接见必须咨询的客人并与有关文武官员商议，他潜心研讨整个情况，查阅各种资料，冷静地筹划以后的重要步骤。当时以精通海防及“夷事”见称的梁廷枬，原住在越华书院内，因书院改充钦差的行辕而迁居隔邻，并曾因文忠门生郭桂船的谆嘱，搜集了有关洋务海防的资料转递给文忠参考，他便是文忠下车后即“先下顾，谈极畅”（《夷氛闻记》的原句）的一位。梁氏根据当时目击的情况，在他的书里记说：“则徐既抵粤，详考禁令，访悉近年情事，与夷商轻藐所由来。……”

到二月初二日（公历三月十六日），文忠已经决定了大计，是日午饭后，纔又出门拜客，并在邓廷桢处彼此议定了实施的步骤。次日，他便打破缄默而开始了历史上一番惊人的行动。

注释

①龚自珍《定盫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②同上，附录上文后面。

③《信及录》，《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

④《政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奏粤省鸦片情形片》。

⑤同书，《密拏汉奸剳稿》。

⑥《清宜宗实录》，卷三百五，页七-八。

⑦同书，卷二百九十九，页二十四-二十六。

⑧《信及录》，《密拏汉奸剳稿》。

⑨《东华录》，道光朝，卷九，页二十三。

⑩《诗钞》，卷七《又和嶰翁见怀原韵》第三句“感公海水誓”下自注：“余未至粤，公贻手书云：所不同心者有如海”。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四二。

同书，同册，页四六。

同书，同册，页四八。

《政书》，使粤奏稿卷一，《恭报只粤日期折》。

同书，同卷，《附奏粤省鸦片情形片》。

威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一三六。

《信及录》，《关防示稿》。

《政书》，使粤奏稿，卷一。《恭报抵粤日期折》。

同书，同卷，《附奏粤省鸦片情形片》。

《信及录》，《剳各学教官办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由》，《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规条稿》，《札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衿耆查照办理由》。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第十六章第一回合——缴烟销烟

尽缴口外趸船存烟——万目睽睽下的虎门烧烟

文忠以钦差大臣抵粤后第八天，开始其“查办海口事件”的行动，先从一向与外籍烟贩狼狈为奸的十三行行商下手。他命令十三行总散各商，迁住他所驻越华书院旁边，以备日夜传讯①。关于传讯的情景，宾汉书中有如下述：

“┉┉当林则徐问话的时候，他坐在黄缎围屏的前面，那上面绣着帝国的章纹，行商们则跪在前边，头垂到地。有一次，当他向他们讯问的时候，竟让他们跪了六个钟头，以后他准许伍浩官（按即行商领袖伍绍荣）坐在一张矮凳子上面，但仍和他保持着相当距离，以示尊卑，因为伍浩官年事甚高，在中国，年龄是受着尊敬的。┉┉”②

其它西人的资料，则说文忠在传讯通事及行商中，问话都“精细而澈底”，且“常因其所闻之广与所知之深，使他们都觉惊异”。有的记载则说，文忠的查究方式逈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他在进行查究中，常表现其对问题的精熟与透彻，甚至能够吸收若干外国的语汇，且常因偶然使用了英文或葡萄牙文的字眼，而使在场的人惊讶③。

从上述，可见文忠那时传讯是以其“贯彻于事之始终”的精明，折服了那些行商和通事们，先使之不能欺，再以其钦差大臣的庄严镇压了他们，再使之不敢欺，才得彻底制服他们。那些行商经政府的特许，授予承办对外贸易的专利，他们不但依靠这特权坐获厚利，而且不惜暗中勾结外籍烟贩，直接或间接地参加鸦片走私，而成为广州的豪富，其中以伍浩官和潘启官两行商为最。按美人威廉、亨德，根据其在广州目击的情形，于1882二年出版的《缔约前番鬼在广州》中说：“大家常常辩论，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但，有一次，由于提到了他在稻田、住宅、店铺、银号及在英、美船上的货物，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二千六百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一倍，以现在的钱币来算，他拥有了五千二百万元④”。若按摩尔斯H.B．Morse的意见，伍浩官可能是那时世界上最富的商人⑤。提到潘启官的财富，威廉、亨德在其1886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里于描绘潘家豪华的园宅后，复说：“当潘启官听到法国人说他因买卖鸦片发了时（原住：他没有做过别的事），他不禁大笑。但是，那法国人估计他的财产也差不多，虽则略为过甚其饲。一万万法郎，在他的眼里，是了不起的巨富。潘启官由于承继父亲的遗产，拥有了伍浩官三分之一的财富，约超遗了二千多万元⑥”。他们拥资雄厚，住宅园林豪华无比，因此外结洋人，内通官府，无往而不利，此番却碰着疾恶如仇的林钦差，不稍宽假，甚且撕破了他们的面孔，让他们长时间饱尝对簿公堂的滋味，在那种严厉的情态下，他们那能不现出原形，俯首听命。

就在那情景下，文忠将已预备好的二件“谕帖”当面颁给行商：一是给行商他们自己，谕其“责令夷人呈缴烟土”；一是给外商，由行商转交，谕其“呈缴烟土”。

在发给行商的谕帖中，文忠先历数他们多年来勾结外商欺骗改府的种种不法行为：“广东华夷互市，所以必设洋商者，原为杜私通而防禁物起见，┉┉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馆内行丁及各项工役，皆该商所雇，‘马占’等皆该商所用，附近银铺皆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仗，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台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立股份，其谁信之？┉┉尔等只知致富由于通商，遂以巴结夷人为利薮，┉┉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向该商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经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入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而对余剩洋银准予带回三成的暂时试行之案，该商“遂援为定例，年年影射，禀请下船，多制木箱，如同解饷，甚且代称某年夷人寄存某处银若干，今托某夷人带回，因与海关书吏串通做案，商则一面出结，银则一面出洋，言与行违，恬不为怪！曾经奉旨饬查，仅以一禀支饰了事”。再如“夷人查顿等，皆惯卖鸦片最为奸猾之人，前年奉旨查逐，而该商犹为力保，有察出串卖鸦片，取银给单，情甘坐罪之语，结犹在卷，试问此结，应坐罪乎?又因义士船上之鸦片，系在内河搜出，是并进口之船，出结亦不足据矣。旧冬三板船七只，因该商等屡禀，甫经准行，乃漏货物者有之，带火药者有之。如曰不知，要尔何用?如曰知之，罪不容诛!┉┉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合亟谕查，谕到该商等，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指控行商们的许多罪状并表示要依法惩处后，文忠乃给予他们一个建功赎罪的机会，即将他所颁给外商的谕帖，命令行商们携往“夷馆”，责成他们晓谕外商按照谕帖所示，缴烟具结，并“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⑦

在颁给外商的谕帖中，文忠首先严正地指出：“┉┉利已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数，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令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在指出外商积年累载贩烟牟利的罪行后，文忠继而戳穿了他们现在的行径：“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有鸦片数万箱，意欲私行售卖，┉┉”因此“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收，验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存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人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请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惩，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听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文忠并坚决表示说：“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最后，他限他们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示期收缴⑧。

行商们在钦差大臣严责下，惊慑于他们“从未见过的花样”⑨ ，明白此番再无徼幸的可能，再无替外商捏词狡赖的余地，他们祇好俯首认罪，诚惶诚恐地去向外籍烟贩们传达钦差的谕帖。可是，狡狰的他们，还始终存着随机应付的观念，以为沿用避重就轻的手段，便可敷衍了事。以下且看英人所述行商们同外籍烟贩磋商的经过。

“┉┉三月十九日（夏历二月初五日），外商代表团在公所大厅，会见了行商，商谈了交出鸦片的事情，外商代表团并未作具体答复。外商曾问中国政府，对于如要呈缴的鸦片，给什么代价。行商以为中国政府也许愿意偿付眼前很低价格的一部分。在这会上，林给行商的谕帖，也翻译出来了。┉┉”

“┉┉外商商会于二十一日开会，经过了相当的辩论，他们给了行商如下答复：‘钦差的谕命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同时他们都惑觉到，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通知递交了，以后林则徐宣称，除非将现存的鸦片呈缴，他是不会满足的，假使这个要求不赶速做到，他明天就要审讯行商，先拿两个来正法。听到了这个回答后，商会于当晚十时召开了特别会议，研究这个回答。他们不久即议决，邀请行商参加。随后，浩官（伍绍荣）、茂官（卢继光）、启官（潘绍光）都到了。当行商被询问他们和钦差之间是怎么谈的，他们说．‘外商可以轻视行商，但不能轻视林，假使不把鸦片缴出，他明早十时便要到公所大厅来，他要让他们着一看他将怎样做’。行商们以为如能缴上一千箱鸦片，林就满意了，并且相信他的命令是被奉行了。但他们不敢担保这结果，也不敢担保以后买卖不受干涉。他们并且说：‘假使外商的鸦片要呈缴，他们不敢担保已经卖妥了的鸦片，不能被准许取走’。经过一番热烈辩论之后，因为行商受到了威胁，他们必须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以便焚毁，这批烟土是由各商人捐助出来的。“⑩

从上述经过，可知当时那些华籍行商的心理，正同外籍烟商一样，以为过去已习见中国禁烟命令的起伏，只稍为应付过去，以后就照旧无事；这次他们虽知事态远比以前严重，但依然以为多费点代价，仍可敷衍得过。因此，仍在行商与外商串通下，他们决定由烟贩捐出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来应付钦差的要求。虽然实际上，这数目和外籍烟贩的存烟确数相差甚远，但他们能遵命缴出鸦片，这已是创了空前的纪录。而且，刁顽的烟贩，那时都在完全自由的处境下，自由讨论，自由决定，而竟然正式作了缴烟的表示，尽管实际的数目还有出入，但作此表示，即等同承认钦差的权威，承认钦差谕帖对他们过去私售毒物罪状的谴责是正确的。这决定一经他们会议通过并向钦差报告后，在历史上可说已构成了一个不可推翻的定案。

假使文忠当时稍存因循姑息的官僚作风，那他对这番破纪录的千余箱鸦片的呈缴，以及外商所陈不再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的诺言，应觉十分满意，适可而止了。无如他要澈底负责，抱着根绝烟祸的决心，既明知有巨量烟土藏在洋面的趸船里，预备续向我国“谋财害命”，自不会因烟贩一时的诺言，而不再向广东及沿海各口走私进来，他若不趁此机会，给他们一番严厉的惩创，予以最有效的约束，便永远不能斩除其鸦片走私的念头。为此，他就不以小成为满足，而坚决要向“根绝烟源”的大目标迈进。

而且，勒令外籍烟贩呈缴所藏烟土，绝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不消说那些烟贩都是老奸巨猾，神通广大，尽有其多方规避的巧计；而巨量鸦片是藏在洋面的趸船里，有的是停在闽粤交界的洋面，并有充分武力的保护，凭中国海上的实力，是无能出海搜获藏烟的趸船，也无能阻截其自由来去。文忠抵达广州后，明了了粤省军备的实况，就深知他所节制的水师是无法在海上发生作用的，正如以后在奏折襄所说：“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尽净，乃为杜绝病源，但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他仍须另定对策，“因思趸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住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由是，他要掌握烟贩当前开始就范的契机，进一步展开理威并用的策略，以勒令其尽数呈缴趸船所藏的鸦片。

在颁发谕帖给外商的次日，文忠另着由粤海关监督发布一个通告，暂时禁止广州外商前往澳门。到外商只作呈缴一千余箱鸦片的表示后，文忠一面拒绝接受这数目，一面向他们加施压力。二月初八日（三月二十二日），文忠据广州府县面报：“闻得米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这个颠地L.Dent也是一个久居广州的英籍烟商，他的身分及其鸦片走私贸易的地位仅次于查顿，并曾一同列入道光交下查办的烟贩名单。查顿离开广州后，颠地便俨然成了广州英国商帮的领袖，这时又有阻挠缴烟的煽动行为，便格外引了文忠对他的注意。因此，本着擒贼擒王的主旨，文忠便以他“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此次又是阻挠缴烟的“恶首”，即日传令广州府县，“即赴十三行传谕洋商暨夷人等，以本大臣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速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他并特别声明：“当分别良莠，如米利坚夷人果将烟土首先呈缴，不听颠地阻挠，定即先加奖赏；即英吉利及港脚诸夷，有先行呈缴者，亦必一体加奖，断不因颠地之愍不畏法，而连及能知改悔之人；至于安分良夷，本无夹带鸦片，本大臣尤必力为保护，不必心存疑虑”。当天，颠地原已答应次日随同行商来见钦差，但不久，却因畏罪胆怯，推翻其诺言，躲在商馆里不敢出。如此纠缠了两天，留在澳门观望风势的英国领事义律，便即赶到广州来。

其实，像颠地那种人，在外国境内公然违犯当地法令积贩毒物，无论在任何国家，都要受法理制裁的，就按大清律例所定“化外有犯，并律科断”一条，文忠是不难予以就地逮捕依律惩处的，岂因其躲在商馆不出，就不便采取断然的手段。不过，文忠那时根本无意稍开杀戒，而增华洋的纠纷；他的目标是着重洋面几万箱的烟土，而不针于如何执法以绳个别的外籍烟贩。他放出了拘拏颠地的空气，似只是姿态作用，一则使这“恶首”震慑，不敢再放胆阻挠缴烟的大针，一则向全体烟贩加施压力，促使他们在已经情愿接受了缴烟的原则后，再进一步从实报缴。而且，自义律赴澳及查顿远走后，那时商馆内只剩了资望不够的副领事参逊Alexander Johnson，因而颠地暂时成了首脑，使文忠不得不免予制服。文忠在那番动作中，原是无意于拘捕外人；颠地如稍有胆量，挺身出见钦差，他所将领略的，最多不过钦差合乎情理的责备，不但于他无损毫发，且可能在他一生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到义律自澳来至广州后，商馆的领导地位立从颠地转到义律身上，文忠也就舍了颠地，而改以义律为对象了。

这里先说义律的为人和他的作风。他生长于英国贵族家庭，祖父是贵族院议员，伯父——即懿律George Elliot之父——曾任印度总督，父亲是外交官，堂兄懿律任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像其它英国贵介子弟一样，义律也是海军军官出身，累升至上校，后来转入外交界。他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随律劳卑来中国，充当后者的秘书；四年后继律劳卑充任驻华领事，监督英国在华商务并和中国当局析冲，而与那盛极一时的鸦片贸易及大烟贩查顿、颠地等人发生了密切关系。因此，义律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以其海军军官的出身，他承袭了英国海军传统的向外扩展的精神，骨子里不忘于必要时实行舰队侵略政策；以其多年外交官的经历，他颇有权衡轻重，能屈能伸，临机应变的才干；以其同鸦片走私及烟贩的渊源，他满怀那种现实的观念，格外重视那利益优厚而又成为大英帝国侵略利器的鸦片走私，并习惯于烟贩们威胁利诱的一套，有时且因保全这既得利益而陷于反复无常。从他来华后，一段相当长久的时期中，他曾极力忍耐，甚且委曲求全，以维护鸦片走私的利益。曾有一次，当律劳卑发怒，对着中国官吏口出怒言，义律立即从旁使了眼色制止，叫他离开。因此，几年间中英两方尚能和平相处，并未发生什么冲突，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义律持重所致，但同时不要忘记，那也是鸦片走私登峰造极的时期，英人实以表面的温和博得鸦片走私的厚利。一到外籍烟贩横行无忌，走私船只竟又闯进了黄埔，引起我方的恐慌，邓廷桢迫于上面的严命，改变了作风，严惩烟犯，并图驱逐进入虎门的英国走私船只，义律那时可能基于权衡轻重的观念，也曾向我国政府表示合作，召集英商会议，警告他们注意鸦片用小船大量进入口内走私的危险，势将影响整个贸易，因此，他要通知所有英人，这些船只限三日内撤出虎门口外，跟着，他发出布告，警告英籍烟商，如他们船只，因贩烟而在虎门口内被中国当局查抄，英政府绝不能出来保护干涉，他并将他和英国政府关于鸦片的态度通知我方。可能由于义律过去有着如此表现，我方对他也颇有好感，至少认为初期在华的义律是个正当的人。那知其骨子里还是支持洋面趸船鸦片走私的政策，不愿这政策稍受闯入虎门口内的走私行为所破坏。再说，义律抵华后，特别致力于树立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他曾力求避免英籍人民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在洋面经营鸦片走私业务，英籍烟贩是不会落到中国政府的手里，但倘若在内河走私而遭中国官厅逮捕的话，那就要使其树立治外法权的企图受打击了。

一到文忠这次采取了行动，广州商馆掀起了严重的气氛，逼得义律即速从澳门上省。他突然回到广州，并特别布置了一艘英国军舰在广州港外，作为必要时诉诸武力的准备。宾汉记他抵省前发出公告说：“┉┉他要求所有停在外港的英国船只开往香港，并且准备抵抗任何侵略行为┉┉”，及抵省后，他召集了英侨会议，并在会中宣布说：“感谢上帝，我们有一只英国军舰在外边，并且由一名英国军官指挥着!”

文忠勒缴藏于趸船上的巨量鸦片，恰是打中义律的要害，这就戳穿了他的庇护鸦片走私的真面目，因而使用其全力来抗拒缴烟的命令。他一到广州，当日便住在那第一号烟贩而新被钦差发令拘捕的颠地底家里，殊不知这一动作，无异揭露了他自己同烟贩的密切关系，同时也显示了他和新到任的钦差大臣处于敌对地位。当天他就企图撤退全体英商连同他们的财产，特别是要庇护大烟贩颠地乘夜逃出广州。在他未来之前，烟贩们虽尚未报缴全数的存烟，但已表示遵从缴烟的原则，情愿呈缴千余箱，并且巳作不再贩卖鸦片的表示，那时所未圆满解决的，只是呈缴数量的多寡而已。现在义律竟以代表英国政府的身分，显然要和中国政府的禁烟立场作对，要全部推翻烟贩们自行通过的呈缴烟土的决定，而对钦差大臣的缴烟命令施以澈底打击。义律的态度与行动显已使整个局面陷于破裂，迫得文忠不能不机警地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以击破义律第一回合的对抗。

二月初十日（3月24日），文忠严谕行商伍绍荣等，略以外籍烟贩对悉数呈缴趸船存烟的谕示，逾限未据回禀，殊属违玩，应即先行封舱，著该行商等立即遵照，“将停泊黄埔贸易各国夷船先行封舱，停止买卖，一概不准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赁，如故私自交易往来及擅行雇赁者，地方官立即查拏，照私通外国例治罪。所有夷人三板，亦不准靠近各夷船，私相交结。至省城夷馆买办及雇用人等，一概撒出，毋许雇用。该商等仍遵照本大臣前谕，刻日取结禀办。倘敢违玩，本大臣、部堂、部院定即禀明请旨。永远封港，断其贸易“。此外，他据报截回了乘夜图逃的颠地等后，即采取了更严厉的部署，派兵围守洋馆，封锁其对外交通，切断其与港外军舰、趸船的联路。

关于这一段经过，文忠的日记仅平淡地简单记说：

“初十日，┉┉是日，各路调派巡船弁兵，防范夷人出入。”

梁廷枬较具体地记称：

“┉┉义律自澳入省，欲挟颠地私逃，以为匿处澳门，或下船次，皆无如我何也。则徐侦知，撤其贸办，调集巡船，围泊夷馆后，查截严密，使无从下河，而筏断猎得，防其远遁。”

在奏陈缴烟经过的折里，文忠报告那一段紧急的措施说：

“┉┉至二月初十日，义律由澳门进省，其时奸夷颠地等，希图乘夜逃脱，经臣等查知截回，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是非，并照历届夷人违抗即行封舱之案，移咨粤海关监督臣豫堃，将各夷停泊黄埔之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又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消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违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而诸夷怀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栗。自严密防守之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消息絶不相通。┉┉”

宾汉的书转录当时澳门日报所详载义律到粤后的情况如下：

“义律上校到达之后，恐怖马上传播起来。巡丁传递着堵塞每一个通到商馆路口的命令，几分钟后，公共广场已不见本地人了，各街栅栏都被关闭了，并且有人把守着每一所商行的前门。前两夜只有几名苦力把守，现在却聚着大批的苦力，手里各拿着长矛和灯笼。在商馆前面的河里，有三排木船，上面装满了武装人员；官兵则站在邻近的屋脊上面。钦差并命令所有买办和仆役都离开洋行，到了九点钟时候，所有中国人都离开了商馆，只余二、三百个外侨住在里面。广州至少在商馆的附近，事实上是戒严了。巡逻哨兵和军官，跑来跑去，鼓号之声，不絶于耳，使得黑沉沉的深夜，格外增加了混乱。假使再有一点冲突，这地便成了另一个‘黑洞’（Black Hole按即1765年，印度人将聚集一室的百余英人几尽杀害的故事），或者无区别的屠杀。”

宾汉继而转录第二天的情况说：

“二十五日，中国方面完成了他们完全看守外侨的布置，他们建造了许多木筏，下椗在浩官炮台和澳门炮台的前面河中，以防备从黄埔来的武装船只。所有到澳门的交通都被切断了。一件小包，一封书信，都不能通了。大家相信，一个船夫因替外侨送信而被处死。一点食物，一桶水，都不准运进商馆里去。所有挤牛奶、洗衣服，以及所有一切家庭工作，都要由许多不惯做这些琐事的人，自己想办法来干。┉┉”

英人喉舌的《澳门日报》，故意引用了“黑洞”的故事，以渲染当时外商处境的危险。其实，当时的英人突被意想不到的我方坚强态度所震惊，未曾想到文忠宽严得体的作风，对他们不会稍下毒手。相反地，他还极力避免任何不幸的流血事件，诚如他在上篇奏折所说，“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而且，在整个鸦片事件的过程中，除必要时采取经济封锁的手段，及在武力冲突发生后不得不予还击外，文忠从未对任何个别的英人，施以任何严厉的待遇，何至于“黑洞”故事的重演。而且，文忠二月初十日的命令，只限于封舱，停贸易，撤买办工人，断绝交通，并未断绝商馆食物饮水的接济。美人威廉、亨德是当时留居商馆的烟贩之一，在其《停止贸易期中广州目击记》 的手抄日记中，他所描述当时困于商馆里的外侨，生活仍是相当轻松，并与中国兵民和谐相处，且常经行商和通事的手，不断得到各类食物的接济，这又可看出，事实上，文忠对于他们的生活，另有适当的安排。

有人误认文忠此番先发制人的动作，不无授人以劫持外侨的口实。实则稍具国家主权意识的人士，都应先认清当时在华那些外侨所干何事，而所凭借的是什么。在江宁缔约之前，外侨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庇护，从那时西方通行的国际法惯例来看，那些外侨并不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在当时中国人的习惯观念中，对英人所提治外法权的要求，简直认为不可思议，我国对外侨行使法权，通常是以“化外有犯并律科断”的原则为依据。准此，则文忠勒缴烟土的行动，并未超出合法范围，因为他那时所面对的乃是积贩毒物的外籍烟犯。正如文忠缴烟奏折所说的：“趸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住省馆”，这是说，违禁走私的鸦片虽存于洋面，而贩烟的罪行则发生在内陆。的确，他所指住在省馆的“奸夷”，便是积年累载在华经营鸦片走私的大烟犯，写单售烟，都是他们在广州商馆里进行，再让买主凭单到洋面趸船提取鸦片，沿海鸦片走私，也是他们在广州商馆里发纵指示，商馆就成了他们的大本营。谁能说他们犯禁贩毒的罪行不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国已经迭次颁布了禁烟法令，许多华人已因贩烟而被依法严厉惩处了，那些经营鸦片走私的外商，尤其那些久居广州的鸦片积贩，如果都按中国禁烟法令，予以同华籍烟犯相等的严厉处分，无论于法于情，都不算过分的。文忠在缴烟谕示中，虽历数他们骗人财害人命的不法罪行，却不“蘧绳以法”，而祇“喻以理而怵以威”，这已是对犯法的外商法外施恩了。其次，若按曾时实况言，英国鸦片趸船逗留在中国口岸附近的洋面，显然以中因为售私的对象，若按拏贼追赃的原则，勒令住在中国境内的烟贩，交出其犯法违禁的目的物，自不是一个不合理的措施。远在道光十六年，给事中许球奏请严禁鸦片的折里，便曾提出一整套办法：“┉┉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池，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严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 ”按许球这篇奏稿，曾被英文澳门月报1837年1月号译载全文，可见扣押商馆烟贩以压迫鸦片趸船离去的办法，实早在中外人士意想之中，文忠此番缜密而坚定的执行，并非十分意外的，何况他所采取的步骤，只是“严而不恶”，较许球的原议还温和得多。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义律这次坐了军舰进入虎门，而且在会议中强调他的部署，俨然要重演其前任律劳卑炮轰中国炮台的故技，我方若仍像过去那样怯儒，徘徊顾忌，不予先机制服，则不特文忠禁烟任务全部失败，接着还须准备承受暴力压迫下的一切严重后果了。在那一发千钧之际，文忠机敏地先发制人，未尝不是采取防卫的紧要手段。

文忠采取上述行动后，义律便于十一日子刻送一禀帖到总督衙门，同日未刻续送第二个禀帖。这两封禀帖的原文都未编入“信及录”，而见于英国方面的文献。在第一禀帖里，义律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邓廷桢总督于三日内发给护照，让全体英侨和英船得于十日内离开广州，否则他就认为英侨英船都被强制扣留，而不负一切后果的责任。邓廷桢立将原禀转达文忠，一面严辞拒绝所请。就在那十几个小时中，义律改变主意，又于当天下午递进第二个禀帖，以极温和的语气，请求“委员到馆，得以详细陈明”。文忠看到这禀帖，认为“此言似尚近理”，一切照办了。可是，到第二天，出乎意外的是：“本日自辰至申，不特迭派广州珠守、候补余守、佛冈刘丞、南海刘令、番禺张令，同赴洋行会馆，待该夷人谕话，并藩臬两司亦皆至新城候信，而诸夷匿不一出，并该领事义律亦竟不到”。这段经过显示在那一两天里，义律一再变卦，最后则推翻了自己“详细陈明”的请求，而不予中国官员会面商谈，因此引起了文忠第一次对他的谴责：

“┉┉乃义律未进省以前，闻各夷人尚皆口称愿缴，不过未报实数，即颠地自知久惯贩卖，不敢遽出见官，亦尚未敢逃走。讵至二月初十晚，义律进省，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若非防范严密，几致兔脱狼奔。是义律如此作为，直同鬼蜮，尚能胜领事之任乎?且一日之间，混递两禀，于查禁鸦片谕令呈缴之事，一字不提，壹似无故留难者。┉┉此时抗遣阻挠之人，转不在颠地，而在义律。┉┉应请贵部堂姑再传谕义律，须知畏罪改悔，晓谕各夷人遵谕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

即在义律递禀两广总督之日（十一日），美国商人查理京。Charles W. King直接具禀钦差，声称他从未贩卖鸦片，并曾随时劝告各人，“以此项毒物万不应做”，他愿禀明钦差，若果后来贩卖鸦片，愿受刑罚，他并希望各商一齐禀报顺从，请求钦差放宽对他个人的货船买办等等的限制。文忠对他的批覆，先嘉奖说：“本大臣到粤，访知该京夷平日不卖鸦片，殊为出众可嘉！”但仍鼓励他劝告其它外商速缴烟土，以便恢复贸易，而此时则不便遽行开舱等等。

美商京氏正确的表现，更增强了文忠的信心，至少可相信外商中确有不赞成贩烟及服从中国法令的善良分子，他们全体的利害并非尽同，意见亦不一致，是可进一步再下说服工夫的。尤其从义律自食其言避与中国官员接触后，他更有必要再以书面向外商剖明其收缴存烟的理由。为此，有如“日记”所载，除“批夷禀”外，又即“作示谕四条”，催令外商速缴烟土。十二日，他将这篇文告交由广督传输义律，并着发各洋行实贴，译给外商周知。这示谕四条的大意如下：

一、论天理：“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银钱，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这似引用宗教爱人如己的道理，晓谕他们。

二、论国法：“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食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嗣后内池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不该死乎?现在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夹带甘结，这是宽既往而儆将来。且无论尔等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了，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处?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被死乎?”

三、论人情：“┉┉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至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马头乎?┉┉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

四、论事势：“尔等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费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致兴贩吸食之人，死罹于罪者，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里闾小民，亦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

这四条的措辞，以文忠那时的环境条件而论，可视是苦口婆心。自有鸦片贸易以来，那些外籍烟贩，只知道中国贪官污吏和他们沆瀣一气，只看到那些官样文章敷衍塞责的文告，向未听到一位负责人员，像说教似的据情据理谆谆劝导，这在一部分比较正派的商人中当然有了良好的反应，因而对当时商馆里抗缴烟土的气氖，不无发生相当的影响。

二月十三曰（3月27日），义律的态度又转变了，他通知所有英商，将其应缴中国政府的鸦片，每人开一清单，盖上图记，交他本人，再由他交给中国政府。同日，他递禀给钦差大臣，恭敬地表明遵谕缴烟的诚意，并于第二天又遵谕禀报应缴的总数。此时的义律，一反其一日前的抗拒态度，而变为十分恭顺，甚至对拜火教徒的二商馆，因报告重复，多报了五百二十三箱，也由他设法买到补足交出，又如英商已经卖给美商的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原应由美国领事呈缴的，那时也经义律列入英商名下，并也由他报缴。义律缴烟的经过，见于文忠那两天的日记如下：

“十三日，己卯，晴。早晨邓制军来，谈至移时，别去。巳刻，洋商递到英吉利国领事义律一禀，内称遵谕愿缴烟土，当与制军抚军令商批示，查其呈缴之数。┉┉”

“十四日，庚辰，晴。┉┉巳刻，洋商又代义律递禀，内称英吉利国夷人应缴鸦片共有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候示查收。遂出城，赴制军署中，约定收缴日期，分檄示谕，并先给赏夷众牛羊食物。┉┉”

义律前后两次覆禀的原文如下：

二月十三日禀：“英吉利国领事义律具禀钦差大人，为恭敬遵谕禀覆事：

转奉钧谕大皇帝特命示令远职即将本英国人等经手之鸦片悉数缴清，一俟大人派委官宪，立即呈送，如数查收也。义律一奉此谕，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认真，一体顺照。缘此恭维禀请明示，现令装载鸦片之英国各船，应赴何处缴出。至所载鸦片若干，缮写清单，求俟远职一经查明，当即呈阅也。谨此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二月十四日禀：“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呈单事：

昨奉大人钧谕，即经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英吉利人所有之鸦片，如数缴送远职也。现经远职查明，所呈共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缘此谨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在义律递上第一禀的同日，侨粤各国商人，其中以英商占最多数，包括著名的颠地及马地臣等在内，共同递上钦差一禀，声明不敢再在中国贩卖鸦片，原文如下：

“驻粤各国商人通禀钦差大人，为恭敬禀复事：兹准肃奉钧谕，业经由洋商等禀请宽限，另自禀复。窃远商等既奉大皇帝严申约禁，已知上谕剀切，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卖，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缘此出结为凭，此皆达商等重信之实情也。至钦差大臣谕内指及之事，多涉紧要最重之事，在远商极难理论，是以禀惩大人，将此各情示与远商等各国之领事、总管等自行办理，望大人恩准所求。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义律终于遵命呈缴洋面趸船的巨量烟土，各国商人，包括著名的烟贩在内，也终于联名禀陈“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这显示了海口根绝烟源的前途已露曙光，数十年荼毒中国生灵的烟祸似乎接近了澄清的阶段。当时有一位目击经过的历史家，曾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断语：“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中，祇此一次，它下的那些命令得到了对方的服从”。其实，义律这次遵命缴烟，祇是同意了前述外籍商人早巳通过的缴烟原则，不过加上了他代表英国政府的身份予以认可，并照黄埔港内及洋面趸船所存烟土的实数全部报缴而已。截到此时止，英国政府对在华鸦片走私贸易，始终采取暧味的态度，它虽然默认鸦片贸易的进行，也以军舰保护鸦片贸易的英船，但至少在表面上它仍声明不保护这冒险的——也可说是不荣誉的走私行为。义律这番遵命缴烟，原可使英国政府的态度明朗化：他可以根据其政府不保护鸦片走私的声明，听任那违法潜销的毒物由中国政府没收，他只须尽其保护正当英籍商民的任务，从而光明地切断英政府与鸦片走私的关系，并使文明世界的禁毒事业提早百来年实现，为人类尽其应有的贡献；或者他竟甘心站在走私烟贩的立场，企图为保护他们的不法利益而不惜走上极端，那他就要显然确定了英政府和鸦片走私的密切关系，而使大不列颠国旗在历史上永远蒙上鸦片烟土的污垢了。所以，义律那一次动作，是他在这两方面抉择光荣或不光荣途径的关键；无疑的，那时文忠所期待于义律的，也就是中英两国政府合力完成为人类根除烟祸的光荣使命，因为在文忠心中，英国政府也在禁烟，并曾声明不保护在华走私的烟贩，像这样文明的国家，怎会支持那摧残人类的毒物走私丑事?

然而，当时潜在的及从后来实现的一连串事实，证明了义律那次缴烟的用意，是与文忠所期待于他或于英国政府的，适得其反。以当时情况论，遵命缴烟恰是切合那些烟贩的利益，因为，前一年秋间文忠首先在两湖发动加紧烟禁并引起各省当局响应后，鸦片在华的销路巳经一落千丈，已促使烟贩走上殁落的途径。是年底，义律曾将在华鸦片滞销的情况一再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一封是写于公历1839年1月10日的信，说近四个月来鸦片在中国到处滞销，另一封写于同年2月8日，报告鸦片不景气情况依然存在。而在3月22日那天，当外商商会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林钦差的缴烟谕示时，英籍大烟贩马地臣力主在答禀中务必说明过去五个月未曾有一箱鸦片在广州卖出。而且，当时除已运抵中国沿海的二万多箱鸦片外，至少还有三万余箱在印度待运到中国市场。如此说来，巨量鸦片涌至中国口岸，一时无法潜销，那些毒物可能都变成废物，而那些烟贩也很可能一一破产。那时文忠原可静待其变，但他所忧虑的就是当时全国上下积弊已深，各地配合不力，阻遏舶来鸦片的潜销，是可暂而不可久，万一毒物来源无法根绝，而他所力主的吸烟论死的新例立即颁行，以他悲天悯人的心肠，何忍坐视吸烟者不断就戮，因此便不能不从根绝烟源方面采取积极的手段，而演成了严谕缴烟的局面。另方面，由于上述鸦片滞销的潜在原因，复使义律及烟贩们，于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立即恭顺的无条件的接受了缴烟的命令。其后，义律在一封信里，承认说：“林钦差所采取的策略，对我们简直是莫大的救助，而我确信1839年3月27日缴烟一举，其使鸦片回到一个好的价位，是任何其它情事所无能做到的”。

其次，在受困于商馆的时期，义律和烟贩们并未忧虑到他们生命及财产的安全，正如当日在场的威廉士书中所记：“老实说，外国人的生命并不处于危险状态”。其所以导使他们愿意缴烟者，既不基于困处商馆的威胁，则除了上述鸦片滞销的因素外，必另有其真正的动机。曾与查顿合伙另一大烟贩马地臣，在其写给查顿的信中，透露了这真正的动机，他赞美了义律那番动作，说是“一种远大而有经略的手段，特别是在使中国人直接对不列颠政府背上了责任当中，引导他们坠入了陷阱”。其实，所谓堕入陷阱者，可说不仅对中国而言，即对英国政府亦复如此，因为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尽量收集了各烟贩的藏烟交给政府，今后英国政府如不对烟贩负赔偿烟价之责，就得以实力向中国政府代索赔偿，像过去英国政府那样在鸦片贸易中．置身事外的应付局面，再也无法维持了。多年来，若干野心家所要酝酿的对华武力侵略的行动，现在可得到了适当的借口，因此，义律表面上突然以恭顺态度呈缴鸦片，暗地里则欲借此展开其推翻中英关系现状的大阴谋。这阴谋在当时，除义律及少数英籍大烟贩心里有数之外，商馆里的大批洋人未必都能与闻，而对盎格鲁沙逊民族的特性尚欠精确了解的我国上下，那时更何从透视到鸦片事件里还包藏了这样的祸心。

义律于禀陈情愿据实缴烟之后，跟着就请求钦差准许给还买办，并准舢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但文忠基于他起初并未表现诚意的合作，防他仍旧反复无常，未即允准，坚要他先自派人前往洋面趸船通知缴烟。二月十六日，义律禀陈：“派令本国副领事参逊即赴伶仃洋面，招致各船到彼，将所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迅速如数陆续全缴”。三日后，麦逊偕同钦差所委派的文武员弁自省赴澳，催缴烟土。同一天，文忠与义律约定：缴烟足四分之一，准许给用买办工人；缴出半数，准许舢板请牌查验往来；缴至四分之三，即可恢复贸易；全数缴清，一切照常。

缴烟的问题一定，文忠便转而加强广东省内禁烟的措施。是月十八日，他邀约了当地绅士多人，其中有他的同年好友张维屏，筹议在已官局之外，增设绅士公局，以扩展收缴烟土烟枪工作。三日后，省会绅士在大佛寺增设收缴烟土烟枪总局，并配制断瘾药料，施给烟民，以与原设官局相辅而行。在绅士公局成立之日，文忠亲作告示一道，说明增设绅士总局的意义，并劝戒烟民呈缴所藏烟土烟枪等物。

在参逊等一行赴澳门传谕趸船驶至虎门外龙穴洋面缴烟后，文忠便亲自酌定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严密规定了点验、经收、押运、看管、存贮、守护等层层手续。一到英国趸船陆续从洋面驶至虎门附近，文忠便于二月二十七日（4月10日），率同邓廷桢、豫堃及文武员弁多人登船，开赴虎门监缴，次日抵速目的地，当天即开始收缴烟土。

提到文忠一行赴虎门的一段水路行程，宾汉书中竟有如下的边露：“他们自广州沿江经过泊在黄埔的所有外国船只（一共二十四艘），可以很容易地被擒获。但因为英国人的守信，加上领事所强调的和平命令，使得被激动的指挥官们的这种行为，未得实现”。这段从一名英国军官亲自透露的话，足证当时英国军官们确曾怀有不轨的念头，想在中途劫持钦差等一行，若不是因为义律和其它英侨都还留在商馆里，一个更不幸的事件可能暴发出来了。可见文忠那时轻舟出海，未尝不冒着极大的危险。后来他于写给朋友的信里，追忆那一段经过，曾说：“虎门海口收烟，与夷舶连樯相对者再阅月，其时犬羊之性，一有不测，第以半段枪加我足矣”。他何尝不知自己深入虎穴的冒险。但果敢而坦诚的文忠，成算在胸，从容若定，他想藉此表明他的和平心愿，并宣示他的大无畏精神，他那种光明磊落的风度，益博敌人对他进一步的认识。

文忠到达虎门镇口后，将舟中亲拟的奏折于次日拜发，报告这二十余日来缴烟成功的经过，他在折中先说了此番采取特殊手段的理由：

“┉┉维时在洋趸船二十二只，已陆续起椗开行，作为欲归之势，若但以逐回夷界，即为了事，原属不难。惟臣等密计熟商，窃以此次特遣查办，务在永杜来源，不敢仅顾目前，因循塞责。查夷情本皆诡谲，而贩卖鸦片者更为奸猾之尤。此次闻有钦差到省，料知必将该夷趸船发令驱逐，故特先行开动，离却向来所泊之伶仃等洋，以明其不敢违抗。其实每船内贮存鸦片，闻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来，各海口处处严防，难于发卖，而其奸谋诡计，仍思乘闲觅售，非特不肯抛弃大洋，亦必不肯带回本国，即使逐出老万山以外，不过暂避一时，而不久复来，终非了局。且内海匪船，亦难保不潜赴外洋，勾结售卖。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尽净，乃为杜绝病源，但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因思趸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住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

之后，他据实报告谕示缴烟及其后采取停贸易、撤买办、断商馆交通、派兵防守等等手段的详细经过，以迄义律禀复情愿呈缴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及目下已在虎门开始逐船收缴的圆满结果。至于烟贩情愿缴烟后，应如何奖赏，文忠在折中先说明当时谕示缴烟，曾“许以奏恳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并酌请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现在他本此意，在折末拟具了办法：

“伏思夷人贩卖鸦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纪，若照名例所载，化外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即予以正法，亦属罪所应得。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今既遵谕全缴趸船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合应仰求皇上，覆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并求俯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赀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

三月十九日（公历5月2日），道光阅奏，先在折上批说：“所办可嘉之至!”又在文忠“附呈谕夷原稿”中“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等句下，加批“批览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日，道光诏谕内合如下：

“谕内阁：本日据林则徐等由驿驰奏，查办趸船，尽数呈缴烟土一折，所办可嘉之至!趸船私贩烟土，希图脱逃，经林则徐等截回趸船二十二只，起获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该夷畏罪自首，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该督等奏请酌赏茶叶之处，着照所议办理。至此项烟土为数甚多，俟收缴完竣，即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覆验。林则徐等查办妥协，有应量加奖励，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从优议叙，怡良、豫堃、关天培着交部议叙。”

上录道光谕旨，其关于缴烟最重要一段的经过，显与文忠原折所陈的事实不符。文忠明白奏称：“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因而不得不采取停贸易、撤买办、断商馆交通、派兵防守等手段，劝戒兼施，而后于撤退买办五日之后，始导致义律禀请情愿呈缴鸦片，将趸船驶至虎门，以凭收缴。文忠并未在事实以外，稍事夸张。而道光竟说是“经林则徐等截回趸船二十二只，起获烟土┉┉”等等，凭他语气，好似是藉了中国的实力，从洋面截回趸船起获鸦片一样，而不像文忠于形格势禁之下所须采用武力以外的特殊策略那样。这可看出道光在无意或有意之间，过分夸大了这番意想不到的缴烟成绩，而意外的成功很可能一变其过去畏事的心理，提高了自高自大的气焰，由是不免以其过份乐观的情绪影向及正在发展中的局势。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文忠的缴烟成绩是空前的，道光特著交部从优议叙，而部议拟将文忠同邓廷桢二人“各加一级纪录二次”。道光实在看不过去，才说：“此项烟土系在夷船起获，与内地逈不相同，林则徐、邓廷桢着各赏加二级┉┉”。从这小地方看，就可知朝中忌功的人，对文忠总在暗中作梗。

在收缴英商鸦片的过程中，中英双方前后来往的文件，始终未提如何偿付烟价的问题。在文忠颁给外商呈缴鸦片的谕帖中，他只认英国趸船所存的鸦片，祇是毒害华民的犯法禁物，应视同内地烟贩的烟土一样，全部缴官毁化，并按自首从宽之例，以赎那些外籍烟贩累犯罪行。所以，他从未说起如何补偿外籍烟贩损失的话，但为奖借他们遵命缴烟起见，预备酌予他们一些额外的犒赏，所以他仅轻淡地说：“酌予赏犒，奖其悔惧之心”，这显示了他并不理会他们为害华民的货本。即在义律方面，他迭次禀陈遵谕呈缴英商鸦片的禀帖里，也从无只字提到烟价。义律自身原是暗中促进洋面鸦片走私活动的中人物，那时可能要避免因烟价的争执而暴露了自己与烟贩勾结的事实，而且在英国政府表面上仍表示不保护鸦片走私贸易的态势下，他可能不敢以其堂皇的女王陛下政府代表的身份公然提出烟价的问题。

宾汉书中转录《澳门月报》的记载：三月十九日，外商代表团在公所大厅会见了行商，商谈关于缴烟的事情┉┉外商曾问：“中国政府对于所要呈缴的鸦片，要付什么代价?行商以为中国政府也许顾照现今很低的价格付出一部分” 。据此，英国人方面的报导，也只认为这只是曾经提到并无确实结论的一个问题。如果在这问题上，行商当时对外籍烟商暗中有所承诺的话，那在外籍烟商方面，必不会轻易放过这样对他们有利的根据。然而，在我国人方面，对此却有了许多传说。其中之一甚至见于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其原文如次：

“┉┉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义律慑公威重，与广府余保纯（按那时广州府知府为满人珠尔杭阿，余保纯那时还是广东南雄州知州候补知府，随文忠来省城办事，后来才补广州府知府）、洋商伍姓者密议，愿缴在海船土二万一千箱易丝茶。余乃常州绅士，为公抚吴时激赏，素以干力著。伍则与义律最昵，知使节不久留，欲弥缝其间，而阴与洋商分年偿其直，其禀牍恭甚，公据其词入告，奉旨嘉奖┉┉陶文毅卒，旋奉旨调两江总督，枢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请以邓调两江，而移公为粤督，命下，余、伍之柳计沮。┉┉”

类似的记载见于戴莲芬、《鹂砭轩质言》所记《禁烟原始》一则如下：“┉┉洋行总商伍某、广府余，皆擅心计，知文忠持议坚，而使节必不久驻，阴说义律使权缴二万箱，粉饰了事，仍分年分月偿其直，义律曲允之。奏入，上悦，枢相密言，粤事非林某勿竟，遂调文忠为粤督，洋商、广府计大阻”。这项传税，当时流行很广，显然别有作用，因为它不但可贬低了文忠缴烟的功绩，且可为后来英国索偿烟价的借口。目击当时经过的梁廷枬，在《夷氛闻记》里，曾对这项传说予以辩正，他先记说：

“外间有粤中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而激成之语，都中略闻之。”

梁廷枬随在这一段后详加批注如下：

“林公至粤，居越华书院，洋行总散各商侨寓其侧，备日夜传讯。义律呈缴禀至，夜传总商入见，责以汝为官商，倘有私许夷人以价而后设法赔偿事，慎汝脑袋。总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盖是时粤中纷纷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数日而呈缴净尽，意行商必许以事后给价，及闻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负约以自保，不暇复计夷怨，而夷已缴无及。然语皆出揣测，事秘，罔有显据也。”

据上文所说，这些私许给价的话，都是揣测之词，甚至流传至京师，成为后来媒孽文忠之捕风捉影的话柄。然而，行商的行动，历来鬼计多端，当时迫于严命，很可能耍了应付的花样。另据威廉、亨德的记述，当外商商会于三月十九日（夏历二月初七日）夜间开会讨论呈缴千余箱鸦片以应付钦差的要求，“在开会前一、二小时，精明的行商领袖，又是罗素公司Russell & Company的老朋友，伍浩官，来到了公司的办事室，要求这家公司的头子记连John C. Green在其准备承派呈缴的鸦片箱数中，另加缴一百五十箱。伍浩官承诺自己解囊偿付此项加缴所值十万零五千元之数。”。足证行商伍绍荣，在劝告外籍烟贩缴出千余箱鸦片以应付当时紧张局势时，确曾自愿承担其中一部分，以求在外商会议中顺利通过。后来当因呈缴千余箱的计划根本作罢，同时又因文忠那时已作防备，对行商严加警告，所谓私许烟价一事，结果并未实现。

在三月二十七日（夏历二月十三日）义律给英商的通告中，说明了他是代表英国政府要求广州英商将所有鸦片交他接受，以便缴予中国当局。他那时最感困难的是，如不许诺付给相当代价，烟贩们必不会干脆地将洋面趸船存烟全部交出，而事态必然僵持下去。为求迅速解除这困难，义律便不顾英政府不保护鸦片走私的表面命令，而宣布由他本人及英政府负责偿付烟价。他对每个呈缴鸦片的英商，都发给一张收据，以凭将来付款。文忠所译的《澳门月报》，当时曾记说：“方缴鸦片时，义律立意赔偿之，给与各船收单，并问各人要在印度收回鸦片，抑或要会单，在国库内收银。时鸦片客商皆愿得会单，回国收银。义律遂为会单十七章，写与国中管库官支银，并付回国中文书，限十二个月由本国库给还所缴鸦片之价。”另据李圭、《鸦片事略》说：“是年所烧之烟，英国自称破费洋银一千二百余万圆，即米利坚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万圆。义律┉┉遂将各趸船缴销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万赔偿，皆写立会单，付各趸船回国交兑”。然而，义律当时那样处理，未尝不是冒着极大的危险，以英国政府当时所宣布——固然是表面的——不保护鸦片走私的姿态来看，他未必有取得伦敦政府补偿偌大烟价的把握。他所以那样大胆地处理，自不是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他已存了祸心，想把二百余万英镑的烟价负担推到其政府头上，用既成事实求把大不列颠国家和鸦片走私的关系明朗化起来，让那些损失惨重的烟贩更费力向英国政府和国会吵闹起来，终于掀起了一场在历史上并不荣誉的战争。

文忠在英国趸船开始缴烟后，立即考虑到烟价问题，他以体恤外商的困难及遵守赏犒的诺言为辞，于二月二十九日奏折中，恳请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同时为恐道光未必同意那十余万斤茶叶的开销，特又声明由他同各官员捐办。道光对这个请求，只说一句“著照所议办理”。可见道光心中也祇认为收缴违禁毒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没想到烟价问题，甚至对给赏的十余万斤茶叶，也没想到应由国库开支，而听由竭诚宣劳的臣下解私囊捐办。

文忠不惜捐廉筹办犒赏的茶叶，原期籍此了案后，英国人方面再无索偿烟价的后患。然而，别有居心的义律，离开广州后，首即拒绝接受那一千六百四十箱茶叶的“犒赏”，以为将来索偿的借口。到第二年英将懿律率舰至白河口，便提出了偿还“货价”的要求（那时懿律还不敢公然说是鸦片烟价），而琦善到广州后，即奏称：“┉┉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犒赏，奏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计值若干，均未提出。夷人唯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此衅之所由来也。” 可是，给赏少许茶叶，最后是经道光批准的，而且十余万斤茶款，道光犹且吝惜，不由国库支付，文忠何能作进一步的安排。最不幸的，琦善后来那种措辞，恰对义律所立意鼓起的烟价赔偿问题，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

在趸船缴烟期间，文忠始终亲驻虎门镇口，严格按照他手订的"收缴趸船烟箱章程七条"，缜密安排，顺利完成了缴烟的任务。那时鸦片趸船都从洋面陆续开来，泊在虎门口外海面，每天须用驳船数十只，拢近趸船，上下盘运，遇有潮汐或风暴，工作便须停顿，因此费时很久，始能驳完。那些印度来的原装烟土，或装木箱，或用口袋，每箱斤两都在一百斤以上。每起尽一船，即将趸船各层舱底逐一查验，不使稍有遗留，做到了收缴全清的地步。驳船边收边运，从口外趸船盘运到口内镇口，再由镇口挑抬到虎门水师提督衙门附近贮存。存烟的地方，围筑外墙，添盖高棚，内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分棚看守，外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这一切严密的步骤，都由文忠亲自督导，不问水陆，无不缜密监视，因而在收缴过程中，未尝发生任何的意外。宾汉书中，根据当时外人搜集的资料，记下了收缴工作的进行情形：“┉┉有三十名中国文官，受着钦差的指挥，来验收鸦片。这些人对这任务很熟练，还有行商和通事在场。这整个制度是很巧妙地安排着，每一个人都监视了另一个人，中饱的事已不可能。虽然下层工役或士兵，也许曾设法偷窃少许，带在身上，但一经发觉，立受严厉惩处。”这在当时风气万分败坏的海口地面上，实算是奇迹，竟使这素来鄙视中国官吏的英国军官，也不能不据实报导，而表示赞佩之意了。

自二月二十八日（4月11日）开始收缴起，每天收数百箱至千余箱不等，到收缴还不及四分之一时，文忠已下令给还商馆买办工人。到三月初六日，已收缴了七千零六十二箱，又一千百九十四包，约将近一半的数量，文忠原先已准备了一篇谕示，令知广州府按照他前此酌定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惟夷人中有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十五名，仍应查照粘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 。这篇谕示还未实行，而代表义律督办缴烟的副领事参逊，便于三月初六日，禀陈钦差，以缴烟即敷四分之二有余，请求准令英国三板仍常往来。但文忠根据了下列各项不愉快的事实，批驳不准。一、“趸船二十二只，早已谕令一齐驶到沙角，乃催之再四，截至三月初五日，始到十船，其中载多者不过二、三，载少者转居六、七，甚至百余箱，数十箱，亦算一船，验其水迹，无不浮高，难保无豫行偷卸情弊”。二、他闻悉参递曾“寄信义律云：须见三板载有夷人往来，自当起烟，否则暂停等语，是尔早巳心怀叵测，阻挡来船”。三、“是日（三月初五日，即公历4月18日），巡洋舟师拏解匪贩廖电光一起，获有白土多包，据供即系二月二十七日（4月10日）在夷船买得者，似此临缴之时，尚有种种情弊，其能使人信为真心改悔乎?”基于上述理由，文忠追回了前发的谕示，并声明须俟趸船全数驶到沙角后，方准三板出入。三月初九日，参逊再禀陈钦差，否认有阻挡趸船前来的行为，并再坚请恢复英国三板往来。文忠以是日后船未到，显见参逊从中作梗，因在他禀上严批道：“通行三板之札，早经办就，尔意存挟制，阻挡来船，不知是何诡计，是以追回前札，暂缓通行。兹初九日尔竟不令已到之船缴烟，尤属抗玩，本大臣不值再收，即日回帆，另作办法矣！” 

从是月初十日（四月二十三日）起，停止收烟。随后文忠接到义律及参逊各递禀帖，声明催令各船同到虎门起卸，赶速办理，停顿了三天的收烟工作，乃于是月十三日恢复进行。到是月十九日，收烟已达一四、八七三箱，文忠下令准许外人三板恢复通行，撤去商馆围船，所有黄埔货船，悉准开舱贸易，惟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十六名，仍应暂留商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到最后几天，向泊潮州南澳及福建洋面的趸船，也陆续从东路一带开到虎门缴烟，计从南澳洋面开来三只，从福建洋面开来两只。四月初六日（五月十八曰），全部收缴完毕，一共缴了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较义律原报应缴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之数，实际溢收了一千袋有零。

尤其使中外人士更感惊奇的，是这批价值千余万银圆的烟土，竟能在这位公正廉明的钦差大臣严密安排下，当着万目睽睽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丝毫残余，更絶无不明不白的情事发生，这又是任何人所不能想象的杰作。先以义律而论，在烟土还未缴清前，他鉴于林钦差亲自出马监缴，留心鍳别每箱烟土的品级，整理包装，清点重量，严密看护，无微不至，显然要将这巨量收缴的鸦片派上用场，因于四月二十二日（夏历三月初九日），即缴烟刚到一半时，自广州商馆递信向英外相巴麦尊报告说，他预测中国政府可能将鸦片作为政府专卖，而使今后鸦片买卖变成合法化。他并认为这巨量鸦片转售之后，中国当局可能建立一偿还原主烟价的基金，于此情形，他确信中国改府有意以某种方式付出某种代价。如此不了解东方精神的现实看法，那时不仅出于义律一人。宾汉在他的书里，先说道：“大家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那呈缴的鸦片，揣测很多”。这句话确可代表当时一般外人不信任中国官吏的心理，在作种种小人心的揣测。他们何尝不密切注意，希望从中挑出毛病，作为其可能反噬的根据，如同他们一向以海口官吏的受贿纵私作为他们鸦片走私的借口一样。结果，宾汉只能失望地报导说：“┉┉将烟土烧毁，冲入大海去了！”

文忠原奏称：“夷人呈缴鸦片如此之多，事属创见，自应委派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道光起先批示：“此项烟土，为数甚多，俟收缴完竣，即查明实在箱数，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后来基于他对文忠的信任，就藉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奏陈不宜解京的理由，再于三月二十六日（五月九日）降谕说：“┉┉林则徐等经朕委任，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断不疑其稍有欺饰，且长途转运，不无借资民力，着毋庸解送来京，即交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

二三百万斤的烟土全部销毁，谈何容易!尤其要毁得干干净净，点滴不留，又是如何煞费工夫的问题。这繁难的任务自然又落到文忠身上，让他又有一次机会充分表现其缜密心思和精细的办法。他知道向来烧毁烟土的方法，是拌以桐油，用火销化，但是烧过之后，仍有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积惯煎熬的人们，便能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流弊仍是很大的，尤其此番若照旧法烧毁二三百万斤的鸦片，那残膏余沥之流毒人间，更是不堪设想的。他本着除恶务尽的本旨，想出了销化烟土的特殊方法如次：

文忠命令在虎门海滩高处，挖开两个池子，平铺石底，纵横各十五丈余，四旁栏椿钉板，不使稍有渗漏，池子前面挖一个涵洞，后面通一道水沟，池岸周围，广树栅栏。浸化的方法，是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再用人夫多名，各拿铁锄木爬，站在跳板上面，往来翻截，务使颗粒尽化；等到退潮时，启放涵洞，将池中连卤带烟灰随浪流往大洋，再用清水洗涤池底，不使涓滴留余。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销化，泡浸翻截，一如第一池所用方法。如此两池轮流替换，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以免套搭牵混，发生弊端。在夜间停工时，便将池岸四围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员弁周围巡缉。至池土工作的人夫，只许穿短裤，上身下脚都赤露，在停工放出时，他们同其它工役一样，全被搜验，不许稍有夹带。一自开始试办，每天仅销化了三四百箱烟土，几天后，手法熟悉，每天可烧毁八九百箱至千余箱不等。

在销毁烟土期间，文忠仍亲驻虎门，密切监督一切销毁工作。四月二十曰（六月一日）早晨，他“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徒，以避其毒”（二十日日记原文）。这篇他亲撰的祭文，又是骈体的杰作，其末后两句：“有汾浍以流其恶，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貊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显然他在表现其“好整以暇”之余，不忘吐露其澄清华夏的壮志。据他向道光提出的报告，四月二十二日（六月三日），开始毁化烟土，到五月十五日（六月二十五日），全部销毁完毕，除暂留八箱作为样土外，计共销化了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除去箱、袋外，实共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个二百五十斤。文忠在这段期间的日记中，每日都记载销烟的箱数，到五月十一日止，全部统计达一万九千一百十箱，又二千余袋，较奏折所报之数，几乎相等，所差百余箱袋，当是日记每日的记载不及零数的关系，或所余百多箱是在五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之间毁化，因为数无多，不复载于日记。在销烟期间，文忠督率文武员弁，逐日到场稽查，偶然也有人夫乘机图窃，但在执事员弁侦察下，当场拿获的前后十几名，都经立即严行惩处。于是价值一千余万银圆而足以戕害数百万生灵的毒物，不特随波逆流化为乌有，而且做得干净利落，涓滴不归私囊。

继大量缴烟之后，又有大规模澈底烧烟壮举，使海口乌烟瘴气顿然澄清，中外人士都一新观感。在烧烟的虎门滩边，不特“该处沿海居民，观者如堵”，即“上省下澳夷人，经过口门，率皆远观而不敢亵翫，察其情状，似有羞恶之良”。特别是那位首向钦差诚恳声明不卖鸦片的美商京，同他的朋友们，带领眷属，就近仔细参观了这空前的盛况，文忠的日记和奏折都曾说到。日记记说：

“初七日（六月十七日），┉┉昨晚有米利坚京夷等，向游击羊英科禀称，见有告示，奉旨销毁烟土，俾夷人共见共闻，伊等请求看视，当即传谕允准。今日巳刻，京夷带其女眷与卑治文（E．C．Bridgman）弁逊（Benson)等,同驾小船，由师船带至虎门，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令员弁传谕训戒，犒赏食物而去。┉┉

在奏折中，文忠报告说：．

“┉┉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端节前后，愈见其多，无不肃然懔畏。并有米利坚国之夷商经与别治文、弁逊等，携带眷口，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递禀，求许入棚瞻视。臣等先因钦奉谕旨，准令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曾经出示晓谕，是以该夷等遵谕前来。且查夷商经等平素系作正经买卖，不贩鸦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员带在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捣烂及撒盐燃灰诸法，该夷人等咸知，一一点头，且皆时时掩鼻，旋至臣等厂前，摘帽敛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诚。当令通事传谕该夷等，以现在天朝禁绝鸦片，新例极严，不但尔等素不贩卖之人．永远不可夹带，更须传谕各国夷人，从此专作正经贸易，获利无穷，万不可冒禁营私，自投法网。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随即公同赏给食物，欢欣祇领而去。”

道光于六月十八日阅了这篇奏折，不禁在折上朱批说：“可称大快人心一事!” 的确，文忠奏折所陈种种，和其日记所载，大体相似，都是依据实情，并未夸张，这可从京氏等人后来所发表的文章证实。京氏在写给新加波一个朋友的信里，描述了他所见的销烟情形，这封信的摘要曾刊载于1839年7月25日的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Press）。他并且发表其惑想说：“当崇奉耶稣教的那些政府正在生产这种毒药的时候，而这位异教的君主，竟不屑于以它出售，来为他的国库博取不下于二千万圆的收入”。别治文牧师则在1839年6月份的《澳门月报》里，作了一篇精采的报导，叙述其亲眼看到的销烟实情，并加了如下的按语：“其全部工作进行中所凭借之严谨与忠诚的程度，实远出于我们意想之外；我们无从想象世上可有比这个更见忠实执行的任何事业”。

京氏一行人等，可说是不受鸦片利益的偏见所左右的外国人士，当他们站在公正的立场，受了文忠伟大精神所感召而对他面致了最恳切的钦佩情意，自可使他感觉人类的正义是站在他这一边，同时使他对禁烟前途格外增强了信心。所以，他目覩缴烟与销烟工作大致完成，痛偿了为国除害的积年宿愿，一片光明在望，不禁在奏折中写出了“从此洗心革面，庶几咸与维新” 的快语。这两句话道出了他的双重愿望，即是：从此后，华民革除烟瘾，洋人革除售烟，华洋和协，同庆新生！

注释

①粱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②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五十一。

③参阅烕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一三七；查理、京，《鸦片危机》 Charles w. King, Opium Crisis a lctter Addressed to Charles Ehiot,页十八；查顿、马地臣公司档案，广州第五五三号。马地臣一八三九年五月一日写给查顿的信。

④威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十九。

⑤摩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 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of the Chines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页八十六。

⑥烕廉、亨德，《旧中国杂记》William G.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页七二——八一。

⑦《信及录》，《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巳亥二月初四日行）。

⑧同书，《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巳亥二月初四日行）。

⑨烕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一三八。

⑩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五一——五三。

《政书》，使粤奏稿卷二，《会奏夷人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

《信及录》《饬拏贩烟夷犯颠地稿》（巳亥二月初八日行）o

同上。

同上。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六一——六三。

《信及录》，《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巳亥二月初十日会稿）。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政书》，使粤奏稿卷一，《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六三——六四。

烕廉、亨德，《停止贸易期中广州目击记》Journal of Occurrences at Canton During the Cessation of Trade,1839手抄本。现藏美国波斯顿图书馆。

夏爕，《中西纪事》。

一八四〇年英国国会文献，《中国通讯》Parliamentary Paper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1840),页三六七——三六九。

《信及录》，《咨覆广督批示义律夷禀一案稿》（巳亥一月十二日）。

同上。

同书，《米利坚国夷商京禀该商向不贩卖鸦片由》（巳亥二月十一日到）。

同书，《批美利坚京夷禀》（巳亥二月十二日）。

同书，《示谕夷人速缴鸦片四条稿》（巳亥二月十二日）。

原文见《政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呈谕夷原稿及夷禀二件》。

同上。

《信及录》，《各国夷商禀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巳亥二月十三日到）。

威廉士，《中国》．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c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第二册，页五〇一。

一八四〇年英国国会文献。《中国通讯》，页三四三——三四五。

司雷得，《中国最近事变目击记》John Slade,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nd Events in China,页三十六。

一八四三年英国国会文献，《一八三九年缴给中国当局鸦片的实在价格的通讯》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Opium Delivered up to the Chincse Authorities in 1839(1843),第六页。

烕廉士，《中国》，第二册，页〇二——五〇三。

查顿、马地臣公司档案，广州第五五三号，一八三九年五月一日马地臣写给查顿的信。

《信及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请给还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由》（巳亥二月十五日到）。

同上，《批英吉利领事义律禀》。

《信及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派参逊赴洋示令全缴鸦片由》（巳亥二月十六日到）。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七〇——七一。

《信及录》，《谕收缴鸦片増设绅士公局示稿》（巳亥三月二十一日行）。

同书，《收缴趸船烟箱章程七条稿》（巳亥三月二十一日行）。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七八。．

无名氏，溃痈流毒，卷四，《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犂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子寿书》。

《政书》，使粤奏稿卷一，《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鸦片折》。

同上。

《东华录》，道光朝，卷九，页三十六。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六，页十六。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五二——五三。

威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一三九。

一八四〇年英国国会文献，《中国通讯》，页三七四。

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篝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八，页九——十。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七九；又威廉、亨德，《停止贸易期中广州目击记》，页二十七。

《信及录》，《会谕广州府饬知烟土已收四分之二准令三板出入由》（巳亥三月）。

同书，《英夷参逊禀现在缴烟巳敷四分之二求通三板往来由》（巳亥三月初七日到）。

同上，《钦差批语》。

同书，《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趸船进口以杜偷卸由》（巳亥三月初六日行）。

同书，《会谕义律速催趸船齐到沙角方准三板出入由》（已亥三月初七日行）。

同书，《英夷参逊禀复求通三板由》及《钦差批》（巳亥三月初九日）。

同书，《英夷义律禀遵谕札催参逊缴烟由》及《英夷参逊禀遵论接札由》（巳亥三月初十日到）。

同书，《谕准夷人通行三板仍将奸夷扣留由》（已亥三月十九日会稿）。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夷船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

一八四〇年英国国会文献，《中国通讯》，页三九〇——三九一。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八六。

同书，同册，页八七。

《政书》，使粤奏稿卷一，《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六，页十六。

同书，同卷，页二十。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销化烟土巳将及半情形折》。

《文钞》，卷三，《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

同上。

同书，同卷，《会奏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

同书，同卷，《会奏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七，页二十。

厄德蒙《中英战争之起因及其进展》W.Edmonds,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War Betweer Enghand and Cbina，页十四。

《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1839-1840,卷八，页七四。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销化烟土巳将及半情形折》。

第十七章团结内部，探究外情

厉行国内烟禁——应付内部阴谋——团结海口上下——整顿水师——嵬寻情报——探究西洋事物——编译《四洲志》、《万国公法》、新闻纸及船炮技术

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即文忠在虎门收缴英船最后一箱烟土之日，奉到省城转来的部文，得知三月初九日道光降旨调他任两江总督，接替他的老朋友陶澍的缺，未到任之前，暂由现任江苏巡抚陈銮署理。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兼圻中辖区最大的。陶澍前后任两江总督九年多，是年初，因自己年迈，且患风痹，上疏告病，特举荐文忠继任。那时离文忠以钦差大臣抵达广州不过月余日，京师刚收到他到任后头一两篇奏折，还本知海口查办鸦片事件进展如何，但道光早已立意重用文忠，就因陶澍的推荐，提前降旨调任。现在起，文忠是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更崇高地位，留在广东续办鸦片事件，他要等到这任务全了，纔能到江苏履新。

是年六月初二日，陶澍病逝，文忠挽他的联语如下：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羡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步趋靡及”说明了文忠同陶早岁订交，累载共事；而“遗章惭负替人期”一句，则道出了陶举荐文忠自代的事实。陶死后，文忠是兼圻中最杰出的大吏，也最为内外所属望。不过，陶和文忠，一向是一对配合最好的搭挡，无论是在转移当时学术风气方面，在为国求才提携后进方面，在挽救国计民生艰危方面，尤其在当前禁烟事业开展方面，他俩都是一心一德，道合志同，而互相策励，奋斗不懈，如今老成凋谢，文忠不免有弧掌难鸣之感。因而他对那时和他配合很圆满的邓廷桢，更须深与结纳，共负起扭转时艰的使命。

当文忠以雷霆万钧之势取得了缴烟和销烟的辉煌成就后，他并未藉此结束其烟案任务，以求及时脱出漩涡。相反地，他仍一本贯彻始终的精神，力求澈底消灭祸国殃民的烟害，正如他所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共始终，断无中止”。因此，在奏陈销化烟土一律完竣的折末，他写了如下两句话：“斯时荡秽涤瑕，幸免毒流于四海；此后除奸拯溺，尤期约立于三章”①。末后一句的意义是双关的，所谓“除奸”，是指消灭鸦片走私的奸贩，所谓“拯溺”，是指唤醒上瘾的烟民，都必须约法三章，勒令遵守不渝。因此，无论对外对内，他所须继续担当的任务都十分沉重，而所遭遇的困难却未减少。相反的，那些外来及内在的敌对力量，正瞄准他的身上，或明或暗，使他深深陷入鸦片事件的漩涡，而不能离粤履新。本章特叙述他那时如何应付内部各项难题及增强其与鸦片斗争的力量。

正如前述，文忠所秉持禁烟的最高原则，是“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若自己国内不厉行有效的烟禁，将何从严责外商不潜销鸦片。他此番驰赴海口根绝烟源，是起因于黄爵滋吸烟论死的建议，当时由道光将各省将军督抚对这建议所表示的意见，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妥议禁烟新例，而在新例未定之前，文忠就奉命驰往广东。他原以为抵达海口时，禁烟新例应已颁行，他将可据以加强他所要采取的步骤。那知，此时经过了五个多月审议的新例，竟如石沉大海，使他原定计划多少受了影响，这对他可说是出京以后第一严重的打击。所以，他抵粤后第三天，便在第一封奏折中，恳请“严例早颁，庶办理得有把握”（详见本书十五章）。在他严行缴烟工作期中，新例始终未见颁行，虽说凭着他的声望及其在粤首先严申烟禁的表现，还能顺利完成了缴烟大事，但他的内心总是不安。是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于虎门写下了日记如次：

“二十五日，辛酉，晴。邓制军折差回，接京信两封，知鸦片罪名，廷议从轻，特荷圣裁改重。┉┉”

虽寥寥数语，巳显见他对这问题十分牵挂，同时他从京中来信，知悉朝中确有若干权贵公然从中企图破坏，想藉减轻烟犯的罪名，以根本转移严切禁烟的气氛。幸亏道光仍能把握既定政策的基本原则，特对鸦片罪名改重，否则一边在海口雷厉风行的缴烟销烟，一边在都中却糊里胡涂的减轻鸦片罪名，这将演成了怎样的矛盾局面。

在外籍烟商遵命呈缴鸦片后，文忠于二月二十九日（四月十二日）在虎门拜发的奏折中，附呈一篇密片，里面提到檄谕英国一事，特别附陈说：“至臣林则徐面奏请颁外夷檄谕一节，原拟抵粤后与臣邓廷桢悉心商酌，┉┉嗣思英吉利国既有在粤之领事义律及住省夷人，不如就近谕知饬将鸦片悉数缴官，趸船迅速回国，现巳办理应手，则檄谕该国之处，似可暂缓颁行，俟将来奉到部颁罪名新例暨议定善后章程，一并汇同备文照会”②。四月初六日（五月十八日），即英国趸船鸦片全部缴清之日，文忠又于所发的奏折中附陈说：“┉┉俟奉到部行新例之后，即当拟具檄谕底稿，恭呈御览，照会该国，明示限期，如届时再有带来，应遵照大清律例所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与华民同照新例，一体治罪，货物没官，始可杜其尝试之念。┉┉”接着，他又说：“至内地兴贩已久，流毒甚深，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一闻夷船鸦片尽缴，正喜奇货可居，虽已力塞其源，而其流尚未有艾，总须趁此机会，严缉痛惩，首缴者许以自新，怙恶者置之重典，务在同心协力，自可禁止令行，以仰副圣主造福寰区为民除害之至意。”③他已一再提醒道光，务必赶速制定禁烟新例和厉行重典，以与海口截断烟源的措置密切相辅而行。

那知，就在是年三月中，新例尚未颁行，而道光突下一道严谕：“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④这道大欠考虑的上谕，简直可以使人认为禁止收缴民间烟土烟具，甚至使人误解为停止烟禁。在三月“邸钞”未抵达广州之前，文忠早已会同广东督抚严厉查拏烟犯。截至是年三月底止，计共获人犯一千六百名，烟土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余两，烟枪四万二千七百余枝，烟锅二百一十二口以及烟具等件。又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八日止，再据各属文武先后报获烟案一百四十起，贩卖煎熬吸食人犯共一百九十二名，烟土一万二千七百余雨，烟膏二百余两，烟枪一千二百余枝，烟锅三十六口，又陆续捞获烟泥二百六十余两，烟膏十六两，烟枪二百四十三枝，烟锅一口。又民间首缴枪烟一项，据各属禀报，收缴烟土十六万九千三百余两，烟膏四千六百余两，烟枪二万六千余枝，烟锅三百十六口等等⑤。由是文忠于五月二十五日（七月五日），会同广东督抚，仍将上列破获烟犯及首缴枪烟情形据实奏闻。文忠当年在两湖禁烟，主要是从收缴烟土烟枪着手，并且极著成效，他那时所筹议的严禁鸦片章程六条，第一条便是“烟具先宜收缴净尽，以绝馋根”，他此时在粤，收缴烟土烟具，不遗余力，比在两湖所得成绩尤佳。现在，他忽从邸钞上看到了上述上谕，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不免觉得惊异，他一向坚持的禁烟政策无形受了特重的打击，势将牵动到整个的禁烟事业。为此，他祇得于会奏续获人烟枪具的折外，同时另附专奏一片，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须继续收缴。

文忠这附片是长篇大论，充分宣达了他采取有效禁烟步骤的苦心，尤其表现了他据理抗言的勇气。开头，他先认为道光降谕的主旨，原在“杜蒙混而归核实”，但字里行间却可产生了如下的反作用：

“┉┉惟是滨海愚民，无知误会，近日纷纷传播，转谓烟禁巳弛，有枪有土，仍听存留。前此赴乡查访之绅耆，辄被乡民恃顽抗拒，谓巳奉旨免缴，何得多事?”

他继而声明他所行收缴之法，并非令罪人自行投首，官不复查；亦不敢听州县塞责邀功，假造朦混，而是基于下述实情：

“┉┉察看向来陷溺之深，与到处窝藏之密，地方辽阔，民俗凶顽，岛澳既不可胜穷，胥役又大都难恃，是即设法拿获，亦祇千百中之什一，如必扫数拿尽，窃恐遥遥无期。因思保甲之行，本系诘奸良法，每乡总有公正绅士，良善耆民，五家十家之间，耳目最为切近，兴贩吸食，断难瞒其邻人。故保甲有五家连坐之条，在官者因即藉以儆众，如一家有犯，责四家以告发，否则与之同罪。而为邻右者，既知其人有犯，恐必连累及身，又念比屋相亲，不忍遽寘于法，则必多方劝戒，悚惕而禁止之，并取其烟枪膏土汇缴于官。官则验明即收，并不诘其姓名来历，盖明以留其廉耻，而实则杜其避趋，故第收之于例应举发之族邻，而不收之于律许减轻之罪犯。犹恐不实不尽，一面购线查拿，有犯即惩，其于何人曾缴，何人未缴，拿者本不过问，犯者无可籍词，此所以不相妨而适相济也。夫有鸦片即有吸食，势所必然，在官多一分之收，即在民少一分之食，诚能减之尺减，以至于无，似亦有益无损之事。且吸食之人，其畏收缴转甚于畏查拿。盖查拿不能无漏网，况父兄溺爱，亲族碍情，虽恨子弟之吸烟，而恐其到官问罪，转必多方为之隐瞒。有收缴之一途，则凡家人骨肉戚友乡邻，平日劝之不听者，至此皆得悚以功令之严，夺其物以怯所嗜，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既立死罪以慑其心，复饬收缴以去其疾，迫之以不得不断之势，正所谓以生道杀民，而比闾族党间，变化愧厉之方备焉，保爱和亲之俗成焉。故报缴者虽见其多，并无公然免罪之犯，而报获者并行不悖，实无缴后不查之人。┉┉查大清律例内，禁止睹博，必并赌具而严禁之，盖有具则有睹，无具即无以为睹也。烟之须枪，恐或类是。臣前于邸钞中，见有被罪圈禁而仍群聚吸烟者，是因破案而不收枪之故。若不收枪，则未犯案者，固难望其自毁，即已犯案者，仍不甘于弃枪，将使在家独吸之人，合之而同吸于囹圄，并将各处散吸之人，徙之而聚吸于配所，窃恐辗转流传，其势更难于禁止矣。凡人不见可欲，则心不动，烟入于目，枪入于手，欲其口之不馋，不可得也。┉┉由此观之，收枪之法，或亦禁烟者所不废耳。┉┉”

文忠于剖析种种理由后，复在该片末段，更以剀切的语气说：

“皇上明罚勑法，因恐臣工不知振作，是以训饬加严，而无知蚩氓，相率传讹，转幸明谕之颁，冀遂深藏之术。若因此顿更大局，非独前功可惜，更虞挽救无方。且风闻外夷于呈缴之后，知内地民人烟可不缴，不无反唇相稽者，于国体尤有关系。臣仰蒙委任，专办此事，下怀实深焦急，不惴冒昧，披沥密陈。如臣言谬妄难行，应请皇上破其颛愚，示以惩儆。苟蒙俯念臣心无他，惟冀于公有济，可否特颁申谕，将前旨示为核实查办，正以从严处之，明白宣示，嗣后寓收缴于保甲，责大吏以督查。如有州县以拿作首，以假混真，不行严参者，事后以徇庇论，而总不得籍口希图免缴，俾天下臣民，憬然领悟，庶久藏之毒物，渐收获而无遗。┉┉”⑥

密奏之后，道光总算接受了他的恳求。文忠是年七月初十日（八月十八日）曾写下了日记如次：

“初十日，┉┉是晚奉到批折，系五月二十五日自粤拜发，六月十八日批回者，往来计四十五日，收缴烟土烟具，仍奉谕旨准行。”

文忠所切盼的禁烟新例，延至是年五月中，即前后经过了九个多月，终由大学士军机大臣们议定了《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并经道光批准颁行。在新例里，所有兴贩、开馆、吸食、贿纵、包庇、失察、栽种罂粟等等，无不从重治罪，刑例严峻，条文相当细密，纂入则例，永远遵行⑦。新例部文于五月二十六日，即文忠拜发力争收缴枪烟的密折后一天，行到广东。

文忠奉到部文，立即会同广东督抚发布告示，列出禁烟新例所有治罪条款共十七条，剀切晓谕全省官商士民弁兵丁役等知悉。在那篇告示里，他特别先堤到最近广东民间，籍口那篇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的上谕，竟对烟禁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以严词澄清空气后，即剀切说明禁烟新例治罪的严重：

“┉┉须知新例之严，总必永断鸦片而后已，贩卖者若不改业，主即斩枭，吸食者若不断烟，难逃缴首，犯此则死，舍此即生。人皆恶死而好生，曷不怀刑而远罪，况新例既经颁发，此后凡有获案，即皆遵照论拟。尔等更当触目惊心，如再观望迁延，以身试法，则是孽由自作，死有余辜，毋谓言之不早”⑧

从上录措词中，顕见文忠是一贯坚守其禁烟原则，尽管当时内外情势益增其困难，他始终我行我素，在权限范围内，认真执行其根绝烟祸的策略。自到粤后，他一面聚精会神和外籍烟贩搏斗，另方面则苦口婆心对内加强烟禁。他绝不视对内禁绝贩吸的措施，轻于对外根绝烟源的努力，相反的，他要以加强内部烟禁，使外籍烟贩无所借口，而外来毒物也无从潜销。他这双管齐下的政策，澈底改变了数十年来事实上外纵售私内弛烟禁的作风。在他的任何内外敌人看来，他是无懈可击的，除非另外制造更强的形势，如内外敌人相乎应下的一种特殊险恶局面，是无从把他拖下来的。

※ ※ ※

事实上，那时的内部，已经显然酝酿着破坏文忠禁烟事业的运动。就以新定的《查禁鸦片烟章程》来说，其中先露了暗中破坏的端倪。尽管新例所定的各种罪名十分严厉，可是，其中却列有极重要的一条，即第十条：“吸食鸦片之案，止准地方官弁访拏究办，不许旁人讦告，如有奸告者，概不准审理，倘系干犯名义，仍准本律治罪”。照这样规定，只有遇着像文忠那样认真禁烟的官吏，纔能认真访拏究办，援用那套严刑峻法。然而，谁都知道，那时大多数官吏是贪贼枉法之尤，绝大多数衙门本身恰是吞云吐雾之所，他们包庇烟犯——包括自身在内——之不暇，那肯稍为访拏，除非是偶然应付公事。所以，这短短四十多字的条文，简直全部抵销了所谓《禁烟新例》，甚至反而成了烟犯的护符。那时，山东道监察御史陈光亨，在读完衙门刊刻的三十九条新章程后，于六月二十日（七月三十日），上折奏请酌议修改其中他所认为不妥的各条文，并特就第十条的矛盾，提出了比较温和的修改办法如次：

"原议三十八条，十家为牌，设一牌长，如牌内之人有犯，即行举发，倘有受贿知情等弊，一经犯案，与地保邻佑，一体惩办。但臣查原议第十条云：“吸食鸦片烟之案，止准地方员弁访拏究办，不许旁人讦告”。夫里巷小民，识见迂拘，以为讦告则有干例禁，不举则大恐获惩，如此将何所适从乎？今若于第十条不许旁人讦告之上，增“牌长地保邻佑举发”八字，则下民一览了然矣。臣愚谓此二条易滋民疑，应行酌议，以归明晰。”⑨

道光在这封奏疏上批说：“原议大学士等，查核复议具奏”⑩。但存心保留此大漏洞的大臣们，始终不把这条文修改过来。到次年二月，山西巡抚杨国桢，又就这条文的弊害，上折奏称：“在官人役及官亲幕友长随人等，托足公门，势必互相容隐，巧为弥缝，请变动新例，准军民等告发”。他所揭开的事实，在过去多人所上奏折中，早经详陈，道光岂有不知之理。但此时的道光，似已开始受了大臣们的蒙混，却在扬国桢的折上固执地批说：“所请军民告发之处，格碍难行，着毋庸议”。

这内部暗中掣肘的事实，特别见于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在议定《夷人带烟入口治罪专条》中所作巧妙的排布。文忠在缴烟成功后，于四月初六日（五月十八日）在虎门拜发一封“由驿飞递”的密片，大意说，外人来华贸易，既予之以乐利，不可不齐之以政刑，因“仰求敕部，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并暂时首缴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处，奏请谕旨通行遵办，俾得谕令各国夷人，咸使懔遵，嗣后自必不敢犯法，似亦刑期无刑之意”。其用意，不外是使自己先站在完备的合法基础上，然后据以与在粤外人折冲，使之不敢再萌夹带鸦片走私潜销的念头。这个经穆彰阿等议定的“专条”，开宗明义是：“一、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表面看来，这条文好像同《禁烟新例》一样，立法严峻万分。然而，这《专条》中所安排好的漏洞，比起《禁烟新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自英国鸦片趸船从黄埔移出之后，舶来鸦片的走私主要是在口外洋面进行，而口外洋面，如零丁洋、磨刀洋一带，岛屿林立，仍属中国领域，都是法理上或习惯上中国政令所达之地，中国政府一向根据实况，以处理在那一带洋面犯法的华洋人等，最近也基于同样观点，以勒缴存于那一带趸船的巨量鸦片。现在，这《专条》却规定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的，纔予以严刑惩处，那么，仅在广州商馆里写单立约进行鸦片交易而后由买主自往口外趸船提货的，及在中国沿海口外岛屿附近公然进行鸦片走私贸易的，尽可逍遥法外了，所有我国在口外洋面久已确立的领海主权，简直都放弃了，甚至文忠那番收缴原藏于口外洋面趸船的巨量鸦片，也可被认为现行新法例所否定的行为了。他们轻轻地安上了“入口”一个字眼，实际上是暗地犯了丧权辱国的罪行，而推翻了文忠苦心孤诣所树立根绝烟源的基础。对此，文忠自然不能缄默，他于奉到刑部咨文后，立即恳切奏陈如下：

“┉┉广东中路通商，向以船进虎门，乃为入口。番舶初到之时，先于虎门外寄椗，如担杆山、铜鼓山、大屿山、伶仃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湾、石笋、九洲、沙沥、潭仔、鸡颈等洋，皆向准夷船寄泊之所。此等洋面，虽皆在老万山以内，而老万山并无口门，无从稽察。是以定例，夷船必雇引水小船，报明引入虎门口内，停泊黄埔，始得开舱验货，按则纳税，投行互市。其在虎门以外，寄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也。而私售鸦片之弊，正在于此。盖由中路而东而北，则历潮州南澳，以达闽浙北洋，凡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奉天之商船，皆所通行。由中路而西，则本省之高、廉、雷、琼、船只往来，亦络绎不绝。所有各船兴贩鸦片，多在洋面舟次与夷人交易，盘运过路，即或在口内议价，亦须赴口外运货，此内地快蟹、拖风等艇，所以乘间出没，而夷人囤贮鸦片之趸船常泊伶仃等洋，职是故也。┉┉夷人所带鸦片，每先卸于口外趸船，然后入口。今若以是为界，彼正得以借口趋避，难保不于虎门口外，再设趸船，恐办理又形棘手。┉┉此时该夷正在惮于入口，故口外之弊，比之口内，尤当严防。可否仰恳圣裁，将新例“入口”字样，酌易为“来内地”等字，稍示浑涵，俾无可以借口之处。┉┉” 

文忠收缴趸船鸦片之前，道光曾一再诏命广东负责官员堵截洋面活动的外船，现正式颁定制裁外商夹带鸦片的法令，反准以不适当的字样开脱了他们“口外”不法活动的罪名，前后可说是矛盾之至。若以与《禁烟新例》第十条对照来看，则两事如出一辙，显见在整个禁烟问题的幕后，逆流不断在滋长，朝中别有居心的大臣们，处处暗中曚混皇帝，频频设法破坏海口的禁烟任务，甚至费尽心思为洋面鸦片走私保留余池。幸经文忠切实指陈之后，道光于七月十九日（八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等说：“林则徐等┉┉又另片奏，新定章程内，夷人带烟入口图卖一条，请将例内入口字样，酌易为来内地等字等语，著照所议，即于新颁例内改易，以杜趋避”。虽然最后是照文忠的意见更改，但这段经过，传入外籍烟贩的耳中，让他们充分看到中国政府内部的混乱，显又给与他们莫大的鼓励。这就无怪乎那些英籍烟贩，当初在缴烟时，备感走私前逾黯淡，都宁愿从义律手中取得会单，向本国收银，而不愿在印度收回鸦片，那时他们似已决心洗手不干，现在于无形中得到鼓励，他们死灰复燃，便可作其重振走私旗鼓的打算。从此，内部暗中破坏，大大增重了文忠对外斗争的艰难。

※ ※ ※

然而，另一方面，广东省内的内部问题，却因文忠的精诚惑召及实心任事，无论官官或官民之间，都更见团结，使禁烟的力量也强大起来。靠着广东省内团结的加强，和战斗精神的旺盛，虽在英人优势力量的不断威胁下，文忠终能一手撑持，而且处处占了上风，直到他解职之日，未曾败事。

从文忠和在粤文武同事的关系来说，他同大小官员相处都十分融洽，处处以其谦虚和诚恳博得他们的敬爱，而且心悦诚服。头一个和他精诚合作的便是总督邓廷桢，以年龄说，邓长文忠十岁，以科名论，邓早中了三科，以做官的资历言，邓晋位封疆，也比文忠早了六年，即以才干言，邓当时也是有名的干员，也深得了道光的倚畀，可是，自从文忠来粤，身为“老前辈”的邓制军抛却过去任何成见，而唯文忠的马首是瞻。譬如，关于文忠所坚持的收缴枪烟的政策，邓在文忠未来之前是不以为然的。梁廷枬曾就这件事，将所亲历的对话记述如下：“林公在道未至，邓公为余言，少翁在两湖查缴烟具，以为民间无具可用，即为戒绝之证，殊不知具虽缴，而凡可借以为吸而食之者皆具也。时方在二堂签押房隔案坐，因指砚侧水盅曰：譬如禁茶，茶碗缴尽，犹可以此盅为饮具┉┉” 。但是，一到文忠抵粤，邓便件件依从他，即收缴烟具一事，邓也全照他的办法尽力办理，虽然中间曾奉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的上谕，他仍同文忠会衔奏报在粤积极收缴枪烟的情形，并也另片沥陈收缴枪烟政策的重要。在其它方面，他都与文忠意见相同，诚心合作，确实履践了“所不同心者有如海”的誓言。至于满人巡抚怡良和粤海关监督豫堃，都是文忠任职江苏的老同事，彼此相知有素，这次他们和文忠密切共事，更深服文忠的“正大、料事如见，故言无不听”（按据梁廷枬夷氛闻记所载，他们二人的幕府里，都有文忠的熟朋友：怡良幕中有文忠所敬礼的姚文田之子姚衡，豫堃幕中有文忠抚苏时所赏识的书院门生郭桂船）。除盐运使王笃后来逢迎琦善而构害文忠外，其它如藩司熊常錞、臬司乔用迁，以及满人将军德克金布，都统奕湘、英隆等人，都十分服从文忠的领导。

更难得的是文忠特别亲切地结合了忠勇兼备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后者原为文忠抚苏时的苏松镇总兵，和文忠共事很久，早有深切的认识，这次文忠来粤查办烟案，他更奉命维谨。文忠在驻节虎门督导缴烟和销烟约三个月的期间，几乎日夕同关天培接触。从文忠的日记里，可看出他当时与关来往的亲密，甚至不惜以钦差大臣之尊，先后代后者草拟谢恩的奏折。他如此看重关，益使之格外认真督率水师，全体都诚意地服从钦差的节制，为国效力。后来关及若干水师将领奋力战死的壮烈，益使人领会文忠结交的苦心及其认识英雄的眼力。

但是，水师本身的整个问题，曾使文忠煞费脑筋。他以钦差大臣兼节制水师，必须倚靠水师来抵御外侮，来巡缉鸦片走私。然而，粤洋水师痼疾已深，既无御侮的精神，又有受贿纵私的积弊，有如他自巳对包世臣所说：“粤营以水师为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后项百分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在当时迫切的形势下，他若不积极整顿水师，则他仅有的武力将全然不堪使用，他若澈底铲除水师败类，则牵连太多，人人自危，必将影响整个士气，又是大敌当前的紧急情势所不许的。因此，他对整顿水师的步骤是轻不得重不得的，他唯有在宽严得中的方针下，稳步达到整顿的目的。

在振作水师的精神方面，文忠是从择尤处分因循不振的将弁做起。是年四月间，他在虎门，获悉南澳镇总兵沈镇邦及署海门镇参将水师提标左锋游击谢国泰，对于英船驶到他们辖境，纵容逗留，一味因循，含糊饰禀，因即奏参谢国泰，年纪就衰，巡防渐懈，请旨勒令休致，沈镇邦难胜水师专阃之任，请旨降为游击都司，并令随船出洋，以观后效。

文忠自本年二月二十七日离省城，留驻虎门经办缴烟销烟，全部工作完竣后，于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六日）回到省城。六月间，他着手清除受贿纵私及开设窑口的水师败类，以整肃风纪。他办理这件十分棘手的事情，是从采访舆情下手，而所用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据他的日记所载，他从六月十三日至二十日，除中间一天——六月十五日——他借学院考棚观风考试诸生外，逐日提訉水师员弁梁恩升、徐广、王振高、保安泰、伦朝光及原设两广巡船的头人两名（按其中之一为中军副将韩肇庆）等多人，其中多是他年初在江西途中密札广东布、按两司予以拘捕或调查的人物。

六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文忠借学院考棚举行观风试，合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诸生，共六百四十五人，卯初点名，反正封门，关在院内考试，直至戍刻撤场。他所出的试题颇具幽然感：粤秀书院生的试题为“小人怀土（影射烟土），君子怀刑”；越华书院生的试题为“毋自欺也，如恶恶臭”；羊城书院生的试题为“能无从乎，改之为贵”（以上均见文忠是日日记）。那些试题不过使那些秀才们的脑中多些禁烟的观念，而除了这些题目外，他却另发了一个特种的试题。在前一天，他命令监院教官预先送来试卷，又于夜里传进了刻字匠，从三更起刻印那特种试题，当夜印好后，刻字匠留在他行辕里，到第三天才放出。第二天，在关了门的考棚里，各考生就座后，张开试卷，于普通试题之外，发现了夹在卷中的那张特种试题，其中开列四项题目：一是鸦片大窑口所在地，及其开设者的姓名；二是鸦片零星贩户；三是命令考生各就耳目所闻指出纳贿纵私情形，而不必将考生自己的姓名写在纸片上；四是断绝禁物的方法。兴奋的年青秀才们，都按钦差大臣的特殊命题，各以所见所闻，尽量写在纸上交卷，并将试卷直接面递在场亲自监考的钦差，而不经僚吏的手。就在短短几个时辰中，大部分大小鸦片囤户的姓名及地点，所有水师员弁贿纵报获献功欺朦大吏的种种事实，都经由本省的秀才们集体揭发出来。

自韩肇庆以下水师败类的罪状，经文忠连日亲自提訉及用上述方法采访证实之后，一切都已昭彰，按他们的严重罪款，依法处理，是都应处以极刑的。文忠素来疾恶如仇，除恶务尽，尤其对这些助长烟祸的首恶，自以依法尽情惩处而后快。但是，在这案件里面，还夹着复杂的微妙关系，逼着他不能不作通盘打算。第一，四个月以来，水师受了自己的节制，在缴烟及巡防中，已能奋发尽职，一反从前的因循苟且，此时面临大敌，外难方殷，尤须水师员弁奋力立功，若使据案尽情处理，必至立兴大狱，株连极多，势将使水师员弁人人自危，影响了他们对外的精神。第二，韩肇庆以下多人，都是邓廷桢手里所用，并曾奏保升官，力为洗刷罪状，虽然邓本人祗被他人欺朦，自己仍是清白，但信任匪人，保奏不实，他至少要负上失察渎职的重大过失，此时若把过去腐败的真相全盘托出，对韩肇度等人严施重刑，邓也不能解除干系，必将连带受严重处分。此时的邓廷桢，已成为文忠最理想的帮手，若因为这案子使他不安于位，继他的人未能像他那样推诚合作，这将大大影响了文忠的禁烟使命。为着整个大局着想，文忠就不得不从轻发落，仅奏请将韩革职，并分别肃清其余党。魏源曾就这件事简略记说：“┉┉以禁烟事宜策问书院士子，皆以水师包庇贩私对，于是奏革水师总兵韩肇庆之职，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周旋于林、邓之间的梁廷枬，当时曾为这件事情发言，并曾目击文忠处理这案情的经过，因在《夷氛闻记》里记说：“当时林公有严议至死罪之意，予从容谓欺罔者当不止此数人，后终以邓公故，轻之。然当讯诸人，邓公适至，婉卸之，直告以方讯罪弁，有所商请，先诣巡抚署相待。林公亦随至，始终无私言也”。

梁廷枬所记文忠审讯罪弁时，曾请邓廷桢回避，并约在怡良巡抚署中相晤一段，可从丈忠是日日记含蓄的记中找到证明：

“二十日，┉┉邓制军在怡抚军处，约议公事，赴之。申刻回，晚又堂訉。”

根据上述经过，具见文忠从轻处理此案，完全基于公谊，并非徒徇私情，更非私受了邓廷桢的请托。在当时微妙的情势中，他衡量轻重，以守经达权的立场，顾全了多方面的实际需要，而不固执或轻图取快于一时。水师将士，并不因这案子的从轻发落而再敢胡为，反而惑激图报，时有良好表现，在文忠任内每次同英国人接中，他们都能踊跃用命。至于邓廷桢，则更和他精诚合作，同享令名，也不惜后来和他同遭构害，同戍边陲。

文忠在粤所表现团结的工夫，是不限于官官之间，而且特别表现于官民的合作，他认识了民众力量，而且信赖这力量，他尽量实现其发动民众的一套办法，做到上下同心禁烟，敌忾御侮，以最广大的内部团结，来与内外敌人周旋。这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不经见的实情，将于本书后面另予细述。

当文忠在京衔命赴粤时，他的挚友龚自珍给他的赠言中，曾说：“┉┉绝其源，则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无武力何以胜也?”文忠抵粤后，以凌厉的手腕，勒逼英人缴出全部趸船存烟，其后眼看义律的态度逐渐倔强，英船又逗留口外洋面不走，便考虑到英方可能采取报复手段，他必须尽力加强武装力量，以防不测，为此，他在这方面，尽可能地完成了许多重要的措施。

在他未抵粤之前，邓廷桢、关天培等，鉴于中英关系渐趋紧张，曾预先部署了加强防卫的若干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在海口窄处，安设了木排铁链二道，用在必要时封锁省河，另添设炮台炮位，俯临两道排炼，以与原有各炮台联成一气。但那些设备多属有名无实的，不到一年，所有排炼，大都损坏。文忠曾奉旨查看那些设备的实情，因于驻虎门缴烟期中，偕同关天培前往视察。据他四月初四日（五月十六日）日记所载，是日他赴横档察看木排铁链，验视铁链安根地方，并到威远、靖远两炮台，分别试演五千斤大炮和参观西洋铜炮。他这一天视察的结果，曾发现了其中毛病，因于覆奏中详述排炼的作用后，据实指出；“┉┉惟排炼日被咸水泡浸，加以潮汐荡摇，即木大铁坚，亦自不能无损。若有寸铁脱扣，一木离簰，立刻即须修复，总使联成整片，百密不任一疏，设或迁就怠延，则寸节偶乖，即全局为之松动。┉┉” 因此他认为以后岁修事宜，均须由关天培立定章程，使将备弁兵皆谙成法，时常操演精熟。

在那一段时期的文忠日记中，常有他加强海口防卫措施的记载，诸如他在船上及陆上看“演放火箭”，“放排枪”，“演子母炮、台炮”等等。到林维喜案件发生及义律敌对态度更露骨表现后，文忠于七月间偕同邓廷桢先到香山视察，随即于是月二十六日（九月三日）巡阅澳门，回程改走水路，于二十九日再到虎门登岸，一直留到十一月初六日（十二月十一日》才回到省城。在第二次驻节虎门三个多月期中，文忠专心致志作防卫海口的部署，几乎每日都与各将领商议设防的措施。他这段期间的日记，除几乎每日都有议事的记载外，还留下许多有关防卫的具体资料：

“初六曰（八月）┉┉是日，虎门水军列阵操演┉┉。”

“十五日，┉┉午后制军来，即同舟赴沙角，在关提军舟中查点日来调集兵勇各船册籍，计前后排列兵船火船共八十余只，┉┉。”

“初三日（九月），┉┉奕楚江都护（按即左翼都统奕湘）来虎阅视旗营水操。┉┉”

“初五日，┉┉巳刻与嶰筠制军同舟赴沙角阅水操，各水军在水上列队击刺，复上桅顶施放枪箭，俱颇便捷。┉┉”

“初九日（十月）┉┉晨起偕邓制军赴横挡靖远炮台，┉┉提军所住炮台，乃今年新建者，靖远居中，左曰威远，右曰镇远，共有砲百数十位，势甚雄壮。┉┉”

海口防务，经文忠就近亲自部署及督导后，比从前大见巩固，士卒也更为效命。当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英国兵船两艘闯入龙穴，便曾经关天培亲率舟师抵御，那时文忠仍驻在虎门，当于接仗后查看英炮轰击的情形，并抚慰受伤的弁兵。

文忠驻节虎门期中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加紧镇压汉奸，感化莠民。在日记的记载中，前后有多次，他亲自提讯勾通外人或私卖鸦片的奸犯，择尤正法。在他未到粤之前，广东省内汉奸活动的发展，恰与鸦片走私的蔓延，成了正比，几乎到处都有奸细，使我方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逃于英人的耳目。文忠在这方面措施中所得的成就，确有如梁廷枬目击前后情况的报导如下：

“┉┉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澨，罔顾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惟无籍流民，或潜越他港，运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难之，而卒不能不就。汉奸初为所诱，互引俦类，日接踵以出。至是，感则徐诚悃，不敢自外，续往者亦少矣。”

在文忠留粤任中，有关汉奸在内部作祟的记载，可说是绝无仅有；但一到文忠去职，在继任者的松懈下，立见汉奸恢复活动，甚至有成群结队替英方打先锋、攻炮台的情事，例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琦善报告沙角、大角二炮台失守的奏折中，竟举出了汉奸数百名帮助英人进攻二炮台的事实。前后对照，就可想见文忠那时绥抚汉奸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

※ ※ ※

文忠除了团结内部，加强防务，以提高御侮力量外，又本着兵法“知己知彼”的原则，致力于发掘敌情的工作。前面叙过，他在出都之前，曾先派遣干部驰往广东，搜集关于外人及汉奸活动的情报。抵粤后，他初期工作的顺利进展，可说得力于情报帮助的很多，他常说：“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因此，他又派人时常翻译外国新闻纸和书籍。魏源、《圣武记》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文忠所译《澳门新闻纸》，有1839年12月14日的报导如次：

“┉┉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人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真与我等不知鼎麻都之王并三摩之王相同。此是骄傲自足，明明轻慢各种蛮夷，不去考究。然林行事全与上相反，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这些奸细、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在四方各处打听，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上按日期呈递，登于簿上。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俾有翻译人译出大概之事情，有如此考究，并添许多知识，于今有何应验？林系聪明好人，凡有心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记在心中。┉┉”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曾提到文忠搜集情报的工作：

“┉┉当他在穿鼻港（按即虎门镇口）时，他指挥他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效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他们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这些情报，每日都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去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册。”

文忠当时探究西洋的事物，是从情报扩展到学术，范围相当广泛，单说他留下的译品，一面有《澳门新闻纸》之类的情报资料，一面又有慕莱《地理全书》（Murray: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的学术名著。此外，更有不少关于制造船炮技术的著作。当时英人办的《澳门月报》（Chinese epository），曾有详文叙述文忠选译西书的事实，并指出，那时在文忠幕中的主要翻译家为与威廉、亨德在马剌加同学的袁德辉 。又英国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在其1852年出版的《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第一卷末，特附录《林钦差对于西洋各国的著述》一文，其中说，文忠于饬人翻译西洋史地商业书籍，以了解西洋各国的真相外，兼译了西洋枪炮制造书籍，以求改良中国战备，最后又说，文忠将各种译稿交与一位低级官员（按指魏源），而编为《海国图志》的巨著。另据瑞舍（Earl Swisher)在其《中国对美夷的处理》（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书中说：文忠曾于1839年7月间，委托留粤美籍医师帕克（DR. Peter Parker)代译瑞士籍名法家瓦特尔（Emeric de Vattel)的名著《万国公法》（La Loi des Nations)的一部份，以供当时对英交涉林维喜案的参考。

由此可知文忠当时对西洋情势及学术如何重视。他不仅翻译西洋新闻纸（如《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等）及地志（《四洲志》），最先把慕莱的地理全书与瓦特尔的万国公法介绍到中国，而且是探求西洋船炮制造等等实用技术的先觉。显然的，他孜孜于西洋新知识的追求，并不仅为适应广东禁烟的需要，而是别有其突破故步自封而迎头赶上时代的用心。可惜，他在这方面超时代的努力，虽曾在对外斗争的因应中，得到不少知已知彼的实用，但由于时势的阻格，不能在对内启发的教育上，发挥其先知先觉的贡献。

注释

①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

②同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奏夷人现缴鸦片请缓断绝茶叶大黄片》。

③同书，使粤奏稿卷二，《夷船呈缴鸦片一律清收折》。

④同书，使粤奏稿卷四，《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

⑤同书，同卷，《会奏续获人烟枪具折》。

⑥同书，同卷，《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

⑦《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七，页一——四。

⑧无名氏辑，《鸦片奏案》，《禁烟告示》。

⑨陈光亨，《养和堂遗集》，卷一，《请酌议新定严禁鸦片章程疏》。

⑩同上。

《东华录》，道光朝，卷十，页三。

《政书》，使粤奏稿卷二，《附奏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

同书，使粤奏稿卷五，《附奏新颁夷人治罪专条内请酌易字样片》。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七，页三十三。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同书，卷二。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答果勇侯书》。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奏参因循不振之镇将分别勒令休致降补折》。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龚自珍，《定盫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政书》，使粤奏稿卷二，《覆奏查察虎门排炼炮台折》。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二。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页二十二。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

林则徐译，《澳门新闻纸》。第三册。《澳门1839年12月14日新闻纸》。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八〇——八一。

《澳门月报》，卷八。页七十七：威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二六一。

德庇时，《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John Francis Davis, China During the Since the Peace卷一，页二六一。

瑞舍，《中国对美夷的处理》Earl Swisher, 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页八二一；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三，夷情备釆三，《滑达尔各国律例》，下注“米利坚医生伯驾译出”。

第十八章第二回合——“照式具结”

坚持照式具结的政策——应付义律的反抗——林维喜案件的抗争——驱逐英人出澳——九龙接仗——重开谈判——部分英商就范

完成了收缴外商趸船全部存烟之后，文忠根绝烟源的另一任务，是命令外商出具不夹带鸦片来华的甘结。这件事显然不如缴烟那样顺利，但在文忠多方安排下，纠缠多时，终使他接近了胜利的边缘。

在道光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颁给外商呈缴鸦片的谕帖中，文忠除晓谕他们尽缴存烟外，并责成他们“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本来，命令外商具结不带鸦片来华一事，原有前例可援。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奏定《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其中一条规定：“凡夷船进泊黄埔，即令夷商写立“并无夹带鸦片”字样，交洋行保商加结，复由伍受昌、卢文锦、刘东、潘绍光四商轮查无异，方准禀请开舱，如有夹带鸦片，即将该夷船禀请驱逐出口”①。这章程，除将犯禁的原船驱逐出口外，并未规定其它处分，结果等于虚文，而十年来，由于外商和行商勾通，暗中蒙混出结，官吏也不认真查核，鸦片走私进口反愈见猖獗。文忠有鉴及此，因在新具姑办法里，特于结中列入最严厉的处分，以严儆外来烟贩。其实，当时京中正在奉旨会议严厉的禁烟新例，凡内地兴贩及吸食鸦片的，都将处以死刑，而对外来走私烟贩，何能独予法外施仁，不加严处。所以，“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惩处，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也不过中外一例而已，绝非像一年后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政府的照会所说，“徇緃百姓犯法而姑宽，但外人同犯则治罪”②，那样毫无根据的指摘。

在义律覆禀遵谕缴烟的同日，二月十三日（公历3月27日），在粤外商联名签字禀复钦差说：“远商等既奉大皇帝严申约禁，已知上谕剀切，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卖，永不敢以匪鸦片带来中国，缘此出结为凭┉┉”③ 。虽然他们那种出结的方式，没有提到夹带鸦片应受的处分，还不能满足文忠的要求，但当他们联合递上这篇结语时，未尝不具相当的诚意，而且他们那番动作，确是他们来华互市以来所仅见的，可说是他们正式向中国法令开始低头了。

这该是文忠适可而止的一个难得机会!不到旬日之间，不发一矢，不罪一人，便获得了二万余箱鸦片的呈缴，和不卖鸦片结语的呈递，钦差到此尽可罢手，准备返京复命了。然而，无论是主观或客观的理由，都不容文忠不贯澈其“照式具结”的政策。在主观方面说，文忠的信念是：刑例愈严，犯禁愈少，这才是“辟以止辟”或“刑期无刑”的真谛，所以他对内力主吸烟论死的禁烟新例，对外则坚持“人即正法”的照式具结，这乃是他整套根绝烟祸的正本清源办法，必须不偏不倚内外齐头并进的。另一方面，在他的心坎里，他非但没有歧视外人而故立严例，且更没有鄙视外人而不予信任，相反地，他的照式具结政策，恰是导源于他对西人守信的认识。他曾说：“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而愈不能不向其饬取”④。因此，照式具结之成为根绝烟源的必要条件，构成了文忠主观上不可动摇的信念。从容观方面说，数十年来，鸦片走私不断发展，官吏受贿纵私事实俱在，大海茫茫，中国绝无法制止舶来鸦片的潜销，颓风靡靡，政府绝无能取缔贪污官吏的营私，只有在严刑的压制下，外商自动地不贩烟来华，才可一劳永逸，断绝烟源，禁烟的使命始得告一段落。否则私枭卷土重来，毒氛再起，不特前功尽废，即文忠本身也难辞查办不力的责任。事实上，文忠对外争取切结时，外间已有不顾实情的言论在从旁挑剔，譬如御史步际桐便以取具切结为“开一含混之路”，有失为除害拔本塞源之意，道光便据以批示文忠，命他“悉心筹划，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方为不负委任”⑤。文忠力求取具严厉的切结，尚且被视为“含混”，若使他更退一步祇要像十年前那样有名无实的结文，那将更无以塞悠悠之口了。基于这些因素，照式具结便成为客观形势上不可少的步骤。

可是，在这问题上，义律正与文忠对立。他自接任驻华领事以来，从未放弃其取得在华治外法权的念头，其决心是不下于前任各人。他的基本立场如此，则其抗拒照式具结的办法，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这问题又是产生于勒缴烟土之后。因此，文忠当时认为较易实行的办法，却遇了莫大的阻力。

在义律禀陈遵谕缴烟后九日，即二月二十二日（四月五日），文忠派遣行商伍绍荣等人，携同甘结式样，前往商馆，劝导义律及各外商照式填具。在发给义律的谕帖里，文忠指出：此次虽趸船烟土全数呈缴，“难保嗣后不再夹带，在该领事自必禀知该国主，严行禁止，而夷商欲作长久生意，应先各具永不再贩鸦片切结，呈候转奏立案，乃可昭示将来。┉┉该领事速即转谕在粤夷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结式，分写汉字夷字各一分，凡在夷馆之人，均须签名画押，毋许一人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⑥。

当外商商会开会讨论这问题，虽然绝大多数的烟贩不同意签字，但据英国人自己指证，至少已有两名英国人当场表示愿意照签⑦。另据文忠是年八月二十一日（九月二十八日）致澳门同知札，述及这事在过去一段时期变化的经过说：“查本年二月谕令缴烟之时，即区队并令出结，┉┉彼时即巳访知义律与参逊及各商人，业经拟具结稿，所叙颇为妥当，其稿尾载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四月四日字样，本大臣、部堂均已知之。若使当时即将此结送出，岂不十分体面。乃义律忽然转念，匿结不交┉┉。”⑧不料，这在中国看来容易照办的具结问题，交涉终无进展。到文忠前往虎门收烟前一日，即二月二十六日（四月九日），又派广州知府等前往公所劝谕，也仍无结果。

三月初三日（四月十六日），文忠在虎门同时收到美国驻粤领事士那、荷兰总管番巴臣的来禀，都声明他们的商人同船只，嗣后不将鸦片运入内地，但关于甘结一事，他们无权出具等等⑨。另一方面，义律也曾禀陈钦差：“本国在天朝贸易，历有二百余年，仰望先教，以禁令森严，惟本国地方较远，或可姑宽期限，自开舱后，凡有印度之港脚属地者，给予五月为限，英国本国者，给予十月为限，然后即以新例遵行，则各人无不悉知其有此例，倘有来粤者，自必遵行也”⑩。（按义律这篇原禀，不载于《信及录》，而见于《政书》使粤奏稿之《附奏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内，其呈递与文忠的日期为公历是年四月十日）。后经文忠再催促出结，义律的答复是：“倘不能不取结，则英国人船无奈只得回国” 。那时义律不仅改变了起初较为妥协的态度，而且透露了他下一步的对抗手段。

义律拒绝照式具结，固然有其所处地位上的困难，且也确为事实所不许。当初经他手里呈缴的鸦片，是根据商馆各家烟商帐上已有的存货计算，这一关是勉强应付过了，但英国船不会立即停止运烟来华，他有何办法避免不再发生严重问题。梁廷枬在《夷氛闻记》中说：“其不敢具结也，实稔知南洋息辣、新加波诸市埠，积顿鸦片尚多，运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絶，┉┉倘一遵中国结状，则来者货没人杀，皆出其手，┉┉用是筹之愈决，持之愈坚”。魏源《海国图志》，根据《澳门月报》的资料，记说：“义律缴烟之时，印度各埠存烟甚多，计麻尔洼存旧鸦片一万八千箱，新鸦片二万三千箱；孟阿腊存旧鸦片八个箱，新鸦片二万二千箱”。不消说这巨量存烟必以中国为尾闾，不久将陆续运到中国海口。事实上，即在英国趸船已驶到虎门缴烟，英船还在口外潜销鸦片，例如三月初五日，“巡洋舟师拏解匪贩廖电光一起，获有白土多包，据供即系二月二十七日在夷船买得者”。在开始缴烟时，尚且仍旧偷卖，以后自更难想象了。英军官宾汉便曾坦率承认鸦片继续走私的事实，他的书供认说：“鸦片交易还一直继续进行，运到了香港，运到了中国东部海口。假使这些船只，一旦被钦差捉获，他一定重演似前所欲做的事，又要拘留无辜的人员，没收他们的货物了”。当然，如果都按新甘结的字样来处理，义律将何从应付?如此看来，英商于二月十三日（三月二十七日）向钦差递呈“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的书面保证，所具的诚意实在有限，后来发生一连串贩烟的事实，只能证明他们那诺言不过是一时的词令。在这种情况下，义律和那些烟贩们，自己心虚，何敢轻易出结，而况义律那时已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力图取得在华的治外法权，并为大英帝国奠立在华的新地位，岂甘接受我方更多的约束，而使这次缴烟的余波平静下去。有了这些潜在的原因，照式具结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

当文忠第一次移驻虎门期中，他日日忙于缴烟销烟，具结一事暂时按下不提。这可能部分由于他认为“取结一事，比缴烟更为容易”，不妨稍缓催促；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文忠感觉这件事还缺乏充分的合法根据，势难对外籍烟贩多施压力。为此，他于四月初六日密片奏请“勅部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并暂时首缴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他准备在议定这专条颁行后，再据以勒令外商照式具结。他那时虽暂停进行取结的工作，心中却念念不忘，因于销化烟土完竣之日，又奏说：“此后除奸拯溺，尤期约立于三章”。他已完成了前一部分的工作——缴烟销烟，此后他决心要使后一部分的工作——照式具结，一样圆满达成。

※ ※ ※

三月十九日（五月二日），文忠以趸船鸦片收缴过半，特通知义律，准许经过查验的三板往来省澳，井将商馆撤围，兼准开舱贸易。除积惯贩烟有案的颠地等十六名须暂留商馆外，其余外侨，包括义律在内，准许照常往来。四天后，就有五十名外商乘船离开广州。义律本人，则声明继续留在省城，他的表面理由是要等到他所答应钦差的条件完成后再走，实际上却因颠地等十几人暂被禁止离去，而他那次仓促自澳上省，主要目的恰是为着大烟贩颠地们的安全。

三月二十三日，文忠以广州商馆前后门，四通八达，其附近各街的店铺，以售卖各项货物为名，实则如窑口及写字快蟹等馆都在其中，与外籍烟贩密切串通，因与督抚会衔，自虎门札饬广州府县，将所有外国商馆后门全行堵闭，附近商馆各街巷也予堵断，只留一路，以通往来；商馆附近各街巷所设铺户，限期勒令迁移。数十年鸦片交易的大本营，现在是澈底肃清了。

从三月二十四日起，文忠连续谕行商伍绍荣等，限期驱逐暂命留粤的十六名烟贩回国。就中，除美籍记连（John C. Green)一名外，其余全属英籍，以颠地为首，次有查顿合伙的三个马地臣等人，他们被驱逐出境的理由是在华积贩鸦片，他们并须于离境前出具永不来华的甘结。从这一项处理来看，像颠地那种烟贩，当初以为文忠将按其贩烟罪名严予惩处，故躲在商馆不敢出，现在却可见其未免过虑了。实则文忠只求肃清海口烟氛，并无向烟贩清算旧帐之意，他对他们所持“严而不恶”的原则，便是如此。

一到四月十日（五月二十二日），二万余箱鸦片都在虎门水面缴清，义律便通告留粤英侨，准备办理离开广州的手续，并将他们遭受的损失，开列清单，各盖钤记，递交给他。两天后，义律同剩余的英人离开了广州商馆，前往澳门。而且，在行前五日，他巳发出通告，不许英籍船只开进黄埔。

义律回到澳门后，他数年来忍耐求全的政策，立随二万余箱鸦片一起销失了，他目覩多年来洋面趸船顺利倾售的鸦片，整船整堆的被没收而销毁了；多年来通行无阻的贿赂政策，在铁面无私的钦差面前全部失效了；多年来为鸦片走私建功立业的伙伴们，一一被驱逐出去了；在广州根深蒂固的鸦片交易巢穴，被澈底铲平了。鸦片走私的前途，好像毁灭了，可是，他从此可以恢复其本来面目：他不再为着这不甚光彩的走私勾当而迁就环境，无须再做一个专为鸦片贸易服务的领事，他现在要抛去一切和平的外衣，而重新披上海军军官的战袍，他要发挥英国海军传统的向外发展精神，以实现多年来活跃于中国水域的英国海军军官们的好梦。

但是，义律手里的力量毕竟不够，他需要后面的增援，而大规模的增援，必有待于伦敦的最后决策及国会的赞同。因此，他还须等候相当时间，也须暂时多方肆应，更须尽可能的制造紧张。在这段期间，他的活动大体可分为如下三方面：

第一，是向其本国政府活动。他期待伦敦政府于获悉缴烟的经过后，决计采取报复行动，并乘机贯彻打开中国门户的政策。在他的国内，有一个强有力的贩烟集团，尤其是先期回国的好朋友查顿，以及跟着回去的马地臣那班人，他们必定全力向各方活动，以促成英国政府和国会对侵华政策的决定。可是，鸦片毒物的走私毕竟是不荣誉的。尽管英籍烟贩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英国本土民众大部分还蒙在鼓里，像地尔洼当时著书抨击贩烟的罪恶，还说，在最近以前，他根本不知有对中国输出鸦片这回事，到他明了真相之后，他立即认为这项贸易是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耻辱。问题既在英国大众面前揭穿了，要英国政府为这不荣誉的事件大举出兵，似乎还不易得到多数人的同情。而况，那些回国的大烟贩，虽然腰缠万贯，毕竟是沐猴而冠，是否能挤进英伦的绅士社会，受人尊重，受人赞赏，使其言论发生重大作用，这都不是义律当时所能预期的。因此，除靠那烟贩集团在英国本土加紧活动外，还须靠义律本人在中国酝酿风潮，甚至制造出某种既成的严重局势，迫使伦敦政府不得不出兵，且授予英国以更有理由的借口。这可说是在那段时期中义律活动的首要目标。

第二，是应付本国来华的商人。鸦片走私固是英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环节，但英国正当货品的对华输出和若干重要物产自单输入，也占了相当的分量，从英国整个对华贸易说，彼此都有关连，但从个别的利益看，则彼此利害并非一致。由鸦片走私的纠纷，竟然导致全部对华贸易的毁灭，将是若干正当商人所不能容忍的。虽然义律可用苦肉计方式，诱导正当商人寄望于对华贸易将来的远景，而使之同情于改变现状，并忍受当前的损害，但在期待的阶段里，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他仍不能不设法满足一部分商人的迫切要求，以维持内部的一致。此外，印度运华的鸦片仍源源而来，如何在中国加强烟禁的局面下，继续潜销禁物，也需要义律特加安排。

第三，是如何继续应付这位刚强的中国钦差。在伦敦政府决策揭晓之前，义律既不能向中国政府屈服，又不能同它完全破裂，他必须用不即不离的态度，维持若断若续的关系，来拖延时间，并尽量解决眼前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一面，是他需要不断扩大中英之间的紧张局面，为英国对华武力侵略铺好道路。

明了了义律那时期活动的方针，就不难领会他回到澳门后各种动作的意义，和他翻翻覆覆对中国纠缠不清的缘由。他一回到澳门，立即加紧制止英船开进黄埔贸易。同时空载的鸦片趸船仍旧抛泊九洲一带，预备再派用场。但另一面，他禀陈钦差说：“违禁犯卖一弊，误及正经贸易，贻累人之家业，其害甚重，亟须设法早除此弊于常久，如准委员来澳，会同妥议章程，其违禁犯卖之弊，可冀常远除绝”。文忠以为义律还有合作的诚意，因札知佛山同知刘开域前往澳门“复议”，且将奏准颁赏的茶叶一千六百四十箱发往“给赏”，并着令空趸即日驶回本国，或驶进黄埔，载货出口，毋任逗留洋面。刘开城还未到澳，义律却于四月二十四日（六月五日）续遽一禀说：“本国船只进埔，须候奉到国王批谕，方可明白转饬，或蒙格外施恩，令在澳门装货，感激靡既” 等语。文忠认为义律这要求，无非企图重演过去将鸦片贸易自黄埔改囤澳门的故技，立即坚决予以批驳。及刘开域到澳，义律竟不予理会。刘开域问他要定何章程，他却回答：不准在澳装货，便无章程可议，即颁给茶叶，也不领受。这时，不但双方谈判陷入僵局，而英籍烟贩则乘机再肆活动，装载鸦片的船只继续到来，勾引蛋艇渔船驶近，乘隙出卖零星烟土，英船甚至私放三板，装载鸦片偷往偏僻口门，以木片做招帖，写明鸦片一个，洋银几圆的字样，随潮流入海口，以贱价诱人来买

如上述情形，义律已展开他的报复手段：他以继续在海上售卖鸦片，来抵销文忠的禁烟措施；以制止英船进埔贸易，来回击文忠的封舱办法，并造成了中英之间的僵局。但另一方面，义律也已受了很大的压力，那时英国货船，陆续来华，已达到三十二只之多，由于义律禁止他们进口，只得暂泊于尖沙嘴一带，其中除运有鸦片外，也载有洋米、洋布、棉花等货，广东天气炎热，各类货物久停海面，难免潮湿霉烂，经不起继续躭搁，他们只好不断向义律诉苦。为着维护他们以免内部纷歧起见，义律于是别开生面，要求中国准许他们改在澳门卸货，以为如此既不影响其制止英船进口的命令，而来货又可经由澳门转运口内销售，或从澳门装运中国物产回去。义律这如意算盘一经文忠拒绝，他就不择手段偏在口外兜售鸦片，企图藉此迫使文忠接受其在澳装货的要求。

洋面鸦片买卖再起，顕示义律已不遵守前此所作不卖鸦片的诺言，立意和钦差对抗。文忠的对策是派出水师船巡弋英船所泊的洋面，以镇压烟贩的活动。义律随于五月初九日（六月十九曰），写信给刘开域等抗议说：“尖沙嘴洋面有师船三四十只，在彼湾泊，使本国船只极难得以接济食物，维思饥饿之人，正恐有冒险求食者，如其师船久泊该处，酿出不幸，自不能仍责义律，保以各事平安也。┉┉”针对义律的恐吓，文忠先驳斥他说：“┉┉查巡洋师船，常年往来海面，时合时分，并无一定只数，凡夷人载货出入，师船为之弹压护送，正所以保其安全。┉┉现在并无禁绝该夷接济，何至难得食物。┉┉乃各夷船甘受人愚，观望迁延，逗留多日，或因停泊之久，以至食物不继，是饥饿本由自取，何能归怨于师船之多?且师船本为缉拏售私而设，若夷船带有鸦片，师船自应查缉，不肯稍任偷售，或奸夷无可藉词，因而捏为难得食物之说。┉┉”然后，文忠稍退一步，表示说：“外海水师巡洋，是其专责，此时虽暂泊海口，亦不难五日为期。应即传谕义律，令将空趸船只，定须趁此五日之内，全数开行，其余来去货船，亦皆限此五日内，非报验进口，即速回该国，断不准再作逗留，┉┉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发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结果，五日限满，英船依然不进口，不开行，义律未对中国水师船有所动作，文忠也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按尖沙嘴一带那时是中国领域，英船不进口，又不经许可长期逗留那里，甚至勾诱奸民偷售鸦片，原是中国政府可以行使权力加以制裁的。但文忠与道光，早都有了避免启衅的用心，而且历来为避免启衅起见，道光曾特旨通令不准对外船擅用火器，这就不许师船采取武力行动。此时方以不流血的步骤获得了缴烟的胜利，所望中外从此相安无事，在恪遵烟禁下，恢复正常贸易，所以文忠尤不顾增加纠纷而使彼此各走极端。但他查悉了若干英国走私船，越过广东中路，直趋东路各处海面潜销鸦片，认为对这些偷渡的船只，不宜空言驱逐，惟有严行惩办，应打破过去驱逐夷船不用火器的限制，予以剿除，于四月间密片奏陈用火器逐击的办法。在这步骤未经道光批准之前，他决不先向逗留广东洋面的英船采取积极的行动。

正当中英关系陷入低潮，突又发生了林维喜案件，促使双方更接近破裂的边缘。五月二十七日（七月七日），一群英国水手，到尖沙嘴村买酒，向当地民众行凶泄忿，棍殴老幼，重伤了村民林维喜，次日毙命。钦差大臣及督抚得报，以案情发生在中国地面，当然照例提审，因即派员赴澳责成义律交出凶犯。按照过去成例，义律必须查出凶犯何人，提交中国审理，但他那时已存心与我方对抗，有意打破往例，拒绝交出凶犯。他于出事三日后，曾悬赏调查凶犯及详情，出款抚恤尸亲，准备自行审判。延至七月初四日（八月十二日），义律自行开庭审判，只讯五名帮凶水手，各处轻微的罚金和短期监禁。初七日，他寄信给澳门厅同知，强词藉称遵从本国律例，不交凶犯，且凶犯亦未发现，他已秉公审判等等。那时，义律竟不顾一切，自创了行使“治外法权”的先例；而且，凡是我方照例给他的谕帖，他一概不收，似乎表示已与中国当局断绝关系了。

文忠阅到义律七月初七日来信，并知其“给谕数次，竟敢抗不收阅”的情状后，因于七月初九日，从香山县严正地札知澳门厅同知说：“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因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  他于驳斥义律违例的理由后，仍饬澳门厅严向义律追交凶犯。按本书上章提到瑞舍的《中国对美夷的处理》书中，记文忠于1839年7月间延请美籍医师帕克代译瓦特尔的《万国公法》，帕克曾将这位瑞士籍名法家的名著选译一部分送给文忠，供其参考如何处理林维喜的案件。关于这一类案件，瓦特尔明确的指示如下的规则：“外侨犯罪，应照所在国律例论断”（“Les étrangers qui tombent en faute doivent être punis suivantles lois du pays”）。这与《大清律例》所定“化外有犯并依律科断”的原则，精神上可说一致。文忠这次说出：“ 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即是依据瓦特尔的万国公法而言，其立场是绝对正确的。

当文忠知悉义律抗不交凶，自行审判，不特有违国法，且亦有背万国公法，已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认为唯有加施压力，才可使其就范。义律自离开广州商馆后，即率领英侨移居澳门，不啻以澳门为其抗命的巢穴。由是文忠于七月初七日偕同邓廷桢离开省城，次日抵达香山县，发号施令，一面发出上录七月初九日文件，严词斥责义律“狂悖妄为”，“庇匿罪人”，另一面出示澳门，禁止接济英人柴木食物，撤去买办工人。十四日，他以义律仍不理会，再发谕帖宣布义律下澳以后的种种罪状，包括抗不交凶，驱回本国的烟贩尚有多人匿澳不走，空载趸船尚有一半未离开，尖沙嘴新来英船带来更多鸦片，英船沿海多处售烟，甚至拏捕汉奸的中国官吏竟被英船拘禁种种情节，他仍敦促义律改悔，送出凶手，并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否则采取严厉手段；最后他并说，如义律仍不接阅，就要把这篇谕帖实贴澳门大街，俾中外共见共闻 。义律仍坚拒不收谕帖，并于次日离澳上船，两日后开往香港。文忠闻悉，随于七月十六日命令澳门葡官驱逐留澳英人出境，两日后，全体英人退出澳门，移居于香港附近洋面的船上。同时，文忠命令香山县发出布告，规定此后通商标准，主要为：一、不带鸦片的船只准许进口，开舱贸易，不入口的船只，必须一律退回。二、对包庇杀害林维喜罪犯的人们，应断绝往来。之后，文忠与邓廷桢于七月二十五日（九月二日）从香山起程，次日进入澳门巡视，并特别安抚了葡人，以免他们同英人暗中勾结。

文忠巡视澳门的第二天，义律因中国方面断绝英船接济，驱逐英人离澳，并因从印度新来了一艘窝拉疑（Volage）兵船，信心提高，乃亲自率领船只，向中国方面第一次作了武力的尝试。以下先引述英方对这次动作的记载：

“在香港的船只，因驻九龙的中国官兵监视日严，食物供应愈感困难，乃决定向他们攻击。九月四日，将路易沙（Louisa)快艇，配合窝拉疑舰的那些小船，及那些商船，实行进攻。一番猛烈接触之后，并未发生结果，虽然中国方面有数名死亡，而两方面受伤的都不少。┉┉“

我方，据文忠奏报：

”┉┉据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禀称：该将带领师船三只，在九龙山口岸查禁接济，防护炮台，该处距尖沙嘴二十余里。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只赴彼，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火炮对敌，击翻双桅飞船一只，在旋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纷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勇对击，瞭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击夷人多名，一时看不清楚，但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捞救。┉┉殆至戍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嘴。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蓬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刺士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

根据上列中英文件的记载，在这次冲突中，炮火是首先发自英国船上，英国人在这事件的历史中，负了首先开火射击的责任；其次，因为我方的抵抗，义律开火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这初次接仗的结果，双方损失都不重：文忠折中所报我方的损失是和英方所报的很接近，而其所报英方的损失，则除得忌刺士（Douglas) 船长伤腕的事实彼此相同外，其它不免铺张（按英国方面宣称只伤了四个人）。这可能是前方军官有意夸大战果，而文忠身在后方，只能根据前方的报告具折奏陈。不过，水师在这次接仗中，能奋力迎击，还能经得起考验，不像过去那样畏惧洋船，已可说是难能可贵了。

九龙初次接仗是发生于文忠从澳门赴虎门的途中，据文忠日记所载，他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抵达虎门镇口，而于二十九日中午，接到前两天九龙开火的报告。当日的“日记”所载如下：

“二十九日，壬戍，晴。清晨关提军来舟，晤谈片刻，即舆制军登岸，予仍住提标中军参将署中，制军住游击署中，相距数武。制军、提军俱来议事，留早饭，上午别去。少顷，接大鹏营禀报洋面情形，又与提军同至制军寓中筹议，晡时始散。”

文忠随即再度留驻虎门，直到十一月初五日（十二月十日）才回广州省垣。从那时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文忠工作的紧张，自七月二十九日以后，他在虎门，几乎每天都同邓廷桢、关天培及其它将领商议“洋务”，同时阳江、碣石两缜的舟师都经调到虎门附近增防，排日分合操练，一切都似乎在准备应付义律下一次的武力行动。到八月初九日（九月十六日）以后，局面又稍形松弛。

文忠于八月十一日发出两折一片，其中一折是和邓廷桢《会奏九龙洋面轰击英夷情形折》，这篇折稿是他亲于初十日起草的，即是他接到九龙接仗报告的第十一天及接到义律挽请葡萄牙头目转圜报告的第二天。按文忠于初九日接到澳门同知蒋立昂等禀称，初七日义律潜至澳门，托葡萄牙头目代递说帖，内写：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现在驾驶本国巡船到澳，有紧要事件，意愿与贵宪论之。惟思义律在粤有年，每奉本省大宪札行办事，无不认真办理，而此次岂有别心乎?盖义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温和而已，谨此奉知，并候福禧靡既。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

同时葡萄牙头目等以义律恳求他们代为转圜，请求澳门厅同知约期和他们商议，明定章程等等。文忠接到这报告后，立于次日草拟折稿，并报告九龙洋面冲突的经过。从他延迟报告九龙洋面冲突的情况来看，可想到文忠对于当时形势演变的判断，是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自义律启衅之后，双方从此是否只能以兵戎相见，而致兵连祸结呢？抑或义律祇是偶然蠢动，经过不逞后，还较易就范，而彼此仍可和平解决呢?勿宁说，文忠内衷所薪求的，乃是避免武力冲突的扩大，而导使英人回到光荣的合作禁烟及彼此和平相处的局面，并符合了道光历来制止“边衅”的愿望。这应可解释文忠何以延迟报告那么重要的九龙接仗经过，及为何于接到义律请求重开谈判后，立即草拟奏稿，并在折中将九龙接仗同义律请和两事连结一起。当时文忠日记对于九龙接仗事件的缄默，正说明了他暗存不扩大边衅的苦心。

可是，九龙一仗，规模虽小，双方伤亡很轻，但所发生的意义却很大，而其影响今后的全局也相当深重。在义律方面，有此一次的开端，以后就不把开火一事看得那么严重，有此番对仗的经验，就明白这局面不是靠二三只兵船所能打开的，因此，对其政府出兵侵华的决策，颇发生了影响。在中国方面，那是以炮火对抗海上洋船的新纪录，经此一仗，似乎减少了恐惧洋船炮火的心理，且激发了敌忾同仇的情绪。由是，我方也采取了主动的攻击。八月初五日（九月十二曰），即尖沙嘴小接触后一个星期，西班牙的米巴音奴（Bilbaino）船停泊潭仔洋面，中国水师，在守备黄琮率领下，误认为惯带鸦片的英船丹时那（Virginia）号，放出火船围攻，把它整个烧掉。从这误烧的事件里，可以看出我国那时异常旺盛的士气，和使用比较有效的进攻工具，因而提高了自己对防卫海口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这一小仗转移了中国最高层一向潜伏的“恐夷”心理，而使之站定了对外采取强硬政策的立场。文忠将九龙接仗与义律请和的二件事并为一谈，并作了如下的结语：“此后义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范围，自当宣布皇仁，宽其既往，若万不得已，仍须制以天威”。他原欲重开谈判之门，恢复到彼此相安无事的局面，不愿因为这次小冲突而致各走极端，并希望皇帝体会此意而赞同他和义律继续谈判。然而，道光特在他那后面两句旁边，朱批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诚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同日，复以更夸张的口气，降谕说：“┉┉我兵先后奋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惟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虽据该夷领事义律浼西洋夷目恳求转圜，但该夷等诡诈性成，外示恐惧，内存叵测，不可不防。着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划，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傥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巳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林则徐等经朕谆谕，谅必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敢轻率偾事，亦不致畏葸无能也。┉┉”从“朱批”及诏谕的语气中，显见一向深怕启衅而受过许多气恼的道光，此时顿觉扬眉吐气，竟一反过去慎重容忍的态度，而以“挞伐”示威为得计。从此，道光对英的态度日形强硬，而文忠在对付义律的立场上，便不得稍为迁就而致引起“畏葸无能”的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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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下半年，文忠仍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留驻海口，那时他接奉调任的新命，已好几个月了，事实上他是不能久留广东的。是年七月初四日（八月十二日），道光以御吏金应麟奏请将漕运事宜，量为变通，特降旨着陈銮（江苏巡抚，文忠未到任前，署两江总督）、裕谦（江苏布政使署江苏巡抚）“即将原奏内所指各情节，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仍俟林则徐到任后再行会商，务臻妥善，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当时漕务情况确实严重万分，而两江总督对于漕政，所负责任特大，文忠原是此中熟手，今后又是职责所在，自须悉心筹议，因于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月十四日），上折奏覆有关漕务事宜（见是日“日记”）。在这封奏折中，他附呈“筹议漕务四条”：一、正本清源；二、补偏救弊；三、补救外之补救；四、本源中之本源。一、二两条是针对当时漕务现象，分别采取临时的及永久的整顿办法；第三条所谓补救外之补救，是以改行海运为主；第四条本源中之本源，则为兴办畿辅水利，改种水稻，以求京畿自足，而根本废除漕运。后面这一项是文忠一贯的主张，其详情已见于本书第十一章所叙述的“畿辅水利议”。这洋洋数千言的条陈，本末兼顾，具体亦复精密，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而正当禁烟问题日趋紧张之际，文忠还能分心及此，显见他那时原准备于烟案结束后，前往金陵履新，而展开另一棘手的工作。

在道光方面，对于文忠，也作同样的安排。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九日），道光在批他勒令外船出具切结的奏折中，曾特别表示：“林则徐已放两江总督，现虽专办此事，岂能常川在粤”。这显见道光那时的心意，是不想使文忠驻粤太久，只要具结办法办妥，英人不再违抗，文忠在粤的使命便可结束。无如英人不特继续抗拒，而且不断动武，兵连祸结，遂使鸦片事件逆转，他只好留在广东，而与义律续作翻翻覆覆的谈判。

义律在九龙袭击中国师船的行动，并未得到预期的成功，中国方面的斗志反见高昂，钦差对加强防卫的工作更见积极，而逗留洋面的英国商船，在钦差多方劝导下，态度也开始动摇。于是，是年八月初七日（九月十四日），义律潜至澳门，托由葡人兵头转向中国澳门同知递了说帖，请求谈论“重要事件”。中英之间的和平谈判，先因义律拒绝不谈而陷停顿状态，并经二十余日己趋决裂的局面后，现又重新开始。这时，中英关系进了一个新阶段，即可能结束纠纷而恢复常态的重要阶段。假若在这阶段的谈判中，双方都有同样诚意，并能互为迁就，便可能很快地恢复贸易，回到和平相处的局面，而英国政府也将失去侵华的借口了。历史的文件指出，文忠在重开谈判的进行中，确具高度的诚意，并曾表现了某种程度的迁就，以求融洽。然而，一方面由于义律的反复，频频制造不愉快的事端，另方面由于我国内部的意见不一，常常横施不合理的牵掣，因使谈判终无进展，双方各走极端，终陷于完全决裂的境地。

以文忠那时的奏稿来看，似乎他对当前的局面，相当乐观，认为只待英国人方面，能同美国人及其他国人一样，确实遵从中国禁烟新例，进行正常贸易，他就可完成他的使命。美国人曾同样的缴出了烟土，开走了他们的鸦片趸船，被赶走了一名烟贩，现在他们遵从法令，经营正当交易，比从前更为得手；英国人虽然缴烟较多，损失较巨，今后所受影响也较大，但原则是一样的，美国人所能做到的，何至单独英国人做不到？因此，文忠对于导引英国人就范的努力，是很有信心的。

不过，以他公忠体国的精神，和除恶务尽的意志，他绝不肯过于敷衍迁就，以求早日了事。而且，他在抵粤之初，便奉到道光二月二十日的诏命说：“该大臣系特简前往查办人员，务须悉心筹议，从容办理，不必急于藏事，要期除恶净尽，方为不负委任。┉┉”一个月后，道光又降谕说：“┉┉著林、邓悉心筹划，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方为不负委任。┉┉”在那样严切的诏命下，文忠更不能不澈底实施根绝烟源的有效办法。所以，他对照式具结的规定，认为约束外商——尤其义律和英商——的最可靠办法，绝不能在这基本原则上有所迁就，虽义律千万百计力加抗拒，迁延多时不决，他总是坚守这不变的立场。正如他奏覆御史步际桐反对取具切结的意见中，他据实说：“┉┉臣等窃思夷人，正不敢出结，如可免取，最为省事。继又反复筹商，若竟任其抗结，则夷人夹带之念，断不能一日忘。┉┉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文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臣等不敢因有人条奏，正可藉以自便，遂存趋易避难之见，致负委任”。这是文忠在与义律重开谈判中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此外，关于林椎喜命案，义律不交凶犯一事，文忠业已激昂地奏称：“窃思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驭他国，更何以治华民，义律肆意抗违，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安可听其狂悖，而置命案于不办，任奸宄以营私，坏法养廱，臣等实所不敢！” 因此，在谈判中，文忠又须坚持交出凶犯的要求。

在义律方面，他之请求重开谈判，并非出于解决纠纷的诚意。他于是年四月十七日，即他离广州后四日，已将缴烟经过及撤退英侨停止英船进口等情，详细报告伦敦，并请求援助，他的同路人重要烟贩们同时在英国尽力进行出兵来华的活动，但最后的结果还无确实把握，至少要等到年底才知道英京方面的最后决策，他一定要把自己一手造成的半破裂局面拖到那时。眼前所藉助的英舰为数有限，未必能当中国火船的威胁，他很需要维持一个短期的和平。尤其那时到达中国洋面的英国商船已增至三十八艘，运来货物不能卸落，损失日重，商人们不免时出怨言，虽经义律邀集各船主开会，约定不使一船私下具结进口，但他显无控制全体船主的把握，只好暂时低头替他们觅取销货的办法。在一时进退两难下义律请求重开谈判，不过为应付难题而巳。

在谈判期间，文忠驻节虎门，先派署澳门同知蒋立昂和义律在澳门会谈，后来加派候补知府余保纯参加，他们必须遵照文忠的训令转知义律，并将义律的禀帖送回请示。如此书面往返，自然也拖延了时间。

八月初九日（九月十六日），文忠接到义律初七日递与澳门同知的说帖后，一面具折，连同九龙洋面接仗经过，奏报道光，一面指示蒋立昂转知义律遵办下列各事：一、呈缴新来鸦片，二、交出殴毙林维喜的凶犯，三、未去的空趸和姻贩即速回国；四、前三条逐一遵办后，再酌定正经货物交易办法。八月十五日，义律送给蒋立昂回信内称：“┉┉接到军民府大老爷八月十三日来文，与转发钦差、总督大人传谕条款一本，皆悉矣。本领事极欲遵圣旨，将违禁之鸦片全行绝除，自应即赴澳门叙论各款，以凭贵宪禀复。┉┉”十七日，义律到澳门和葡国兵头同见蒋立昂，表情甚为恭谨，并将预备好的答复说帖交蒋转呈。经蒋指驳若干点后，义律又添写一纸，一并交蒋先行请示。义律的答复说帖条列要点如下：一、现泊尖沙嘴洋面的船只，不应再有鸦片，如中国官宪欲加查验，他当派令属官同行搜检，倘若查出鸦片，即将货物尽行没官，他不敢辩驳相阻，盖大皇帝所禁之货，英吉利官断不敢保护。嗣后在澳买卖的英商，务当各令伙计逐一签名，自行出结：“实心实意，不肯与贩卖鸦片稍有相干，并不肯准雇佣者夹带，不敢知其有而纵容之，倘有失信，一级官宪及本领事明白访出，自知严例，随即驱逐”等意。此结先送本领事盖印连签，转呈大宪察核。如未出结，不准其在澳贸易。嗣后每遇英人来到，都照此办理。二、殴毙林维喜的凶手，尚未查出，若查出果系英人，定必认真照英国律例审办，恭请中国官宪在场看视；他并请求“公议立法，嗣后互为查察案件，俾得天朝法例及本国章程，各得相全，则以后每遇似此之案，即可循照定例办理”。三、趸船及见逐英商，均应扬帆回去，一俟北风起后开行；至被驱回国的十六人中，请求准许未贩鸦片的三孖地臣和轩拿厘二名姑容居留。四、在十二月奉到本国回批之前，断不能准英船进口。此外，义律另附陈一纸，原文如下：

“请贵员无庸怀疑，远职自必仍勉力察究殴毙林维喜之凶乎，实系何人，一俟回至尖沙嘴洋面之日，即当示知各人等，如能报知何人殴伤致毙，实有凭据果系英国人民，即将二千大圆赏给报情之人，倘能发觉，即当咨会官宪代禀也。至见逐之商人，望大宪示谕，准予回澳，致能办理事件清楚，则到澳后六日内，不难令其驾驶趸船，如数扬帆而去也。”

义律那封说帖，措饲甚恭，对文忠若干指示，诚意遵办，颇使文忠满意；但他对几个基本问题，如照式具结，进埔贸易及交出凶犯等等，实际上却都无切实表示。而他俨然要在中国境内行使“治外法权”自行审判凶媒，这对中国方面来说，更是绝不可想象的事。由是，文忠于八月二十一日（九月二十八日）再箚蒋立昂传谕义律分别准驳各点：一、即照所请派员逐船搜查有无夹带鸦片，果无丝毫夹带，则正经贸易的货物准量予通融，除澳门永不许进货外，余由该领事自行酌量禀候示遵，总不使各货主躭延受累。至出结加结章程，仍须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字样。二、林维喜案的凶手，准予限十日，查出送官审办。三、驱逐回国各人，暂准回澳，以六日为限；至不在驱逐之内的英人，应俟事竣另行示期，再作搬回长住。此外，文忠并加饬义律交出存匿英船内的汉奸若干名，按名查出，交与中国官府。又文忠并通知义律，将遵办缘由直接向他禀复，不可稍有含混。

拖到八月二十八日（十月五日），义律仍请蒋立昂代为禀复，表示已经管束本国船只，不得交带鸦片，愿派属官会同中国官宪上船查验，设使查获，应将全货入官，并将该人驱逐；至遵式具结，却须等候国主可能于十二月间到达的命令；驱逐回国的十六人中尚未去的，数日内即可报明开行日期，仍恳准许未贩鸦片的轩拿厘二人留下；未去的趸船陆续开行，或出售，或因枯坏拆卖；凶手尚未查出，仍在加紧查察，至于英船存匿汉人，非他所知，可能早已逃走等等。

义律第二次答复还不如第一次的切实，所有遵式具结及交出凶犯、汉奸等要点，都设辞推诿，文忠因认为他对紧要各条，“含糊搪塞，希冀拖延”，深致不满。在义律第二次答复说帖未到前七天，文忠曾将行商译呈英船士林加沙尔号船主比地里于八月初十日（九月十七日）直接来禀，内称：他自孟买装载棉花，于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二十八日）到澳门洋面，因正在缴烟不能进口，原想缴烟完毕，便可进口径到黄埔，但被义律阻挡，以致始终湾泊尖沙嘴，亏折不堪，前奉钦差谕示，准许正经买卖的货船进口贸易，因此现在恳求准照花旗船只进口办法开入黄埔卸货。文忠以当时正向义律坚持所有英船都须遵式具结进口，当即批示该船主照式办理具结手续入口贸易。另一方面，比地里船主撇开义律，直接递禀请求进口，这使文忠看到英国商人已不守义律的约束，他更可利用商人重利的观念压迫义律就范。为此他于九月初二日（十月八日）直接谕示义律，限三日内切实自行答复下列各条款：一、准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通融办理：来华躭搁已久的各船，其情愿照式具结的，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未具结者，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而搜检的方法，是将原船货物全部盘到驳船，连同原船空舱和驳船货物逐一搜验；如有夹带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入官，果无鸦片，仍准贸易，倘不愿意进埔，亦须照例丈量完纳船钞；不照式具结或不听候搜检的英船，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嗣后再来货船，统须逐次照式出结。二、林维喜案内凶手，准再展限十日交出。三、未去的趸船，即速开回，再将开行日期切实声明。四、未去的奉逐回国各人，即日回国，三孖地臣是查顿的外甥，仍应驱逐回国，轩拿厘准予暂免驱逐 。同日，钦差和总督会衔发出告示，贴在高脚木牌上，在尖沙嘴一带分段竖插，晓谕英国商船，从速按照他通知义律的新办法，照式具结进口，或驶至沙角听候盘驳搜验。

义律的策略是在坚持不照式具结和不进埔贸易的条件下，为英船另谋销货的临时办法，这样，他一方可以维持对立的局面，以静候伦敦政府的决策，另一方可以解决到华英商的迫切困难，以减少内部商人对他的不满。所以，他于初七日（十月十三日）接到文忠初二日的谕帖后，立即禀复，禀中除对林维喜案内凶手仍以“加心搜缉”继续推诿外，其余如空趸及被逐英商都遵命即速启行，对文忠提出具结搜查合而为一的通融办法，特别表示“不难循照，即行善妥办明，并声称即于初九日赴澳与中国官宪逐条会议” 。先一日，义律在未奉文忠初二日谕帖之前，另有一篇说帖给澳门同知，其中除声明早令空趸和被逐商人从速离去之外，并表示希望能使正经贸易的英商得到销售货物的办法；末了，他曾说，如使各散商私自分别禀请，“不免混沌无常” 。从后面这句话里，他实已透露了英商内部不稳，将要撇开他而直接向中国请求贸易。他一接到文忠的谕帖，除立即禀覆如上外，并通告英商，说是英船可暂在穿鼻附近贸易，不须照式具结进口，只须在那边听受中国官员搜验。此外他并通知澳门同知说，“尚未奉国主批谕，总不敢准令照式具结，现应遵照大宪谕示，使令各船前往听候查搜，极为善妥”。他在八月初七日的说帖里，原已答应通知英商出具只须少写“人即正法”四字的甘结，现在他却藉此机会，根本否定任何出结办法。

当文忠提出具结搜查合而为一的通融办法，他明知搜验一事，实际很难做到，因为按他所规定的盘验手续来办，“货船一只，您须小船五六十只，万能盘空，其逐件货物，或打铁钎，或须解捆”，那是何等费事，又若“抛撒狼藉，风浪漂失”，损耗又何等重大，而且，“约计搜清一船，即需五日，以四十船为断，须二百日始能搜完”，那是何等费时。这些费事费时的手续，岂是重利而亟于销货的英商所愿，就使一部份英船愿意照办，但大部分迫不及待，将直截了当的具结进埔，照常开舱了。所以文忠提出并行办法的用意，是在导引英船走入直截之途，从而实施照式具结的章程。现在义律只单方面遵行列于后面的搜验办法，而完全抹煞前面的具结进口规定，这不特与文忠同时并行之原意完全相反，且将前此他自己所答应的具结方式也予一笔勾销，当然不能得到文忠的同意了。恰好在义律覆禀到达前一日，文忠接到澳门同知译呈英国船主弯剌（Warner）请牌进埔说帖，表示其船中并无鸦片，愿意依式具结：

“孟买港脚船名葛，船主弯剌，装有棉花、纱、藤、胡椒等货外，船上水手一百名，大炮八口，于八月初五日（即夏历六月二十六日）自孟买开行，于十月十一日（即九月初五日）到大澳。今求牌进黄埔卸货，并买货物回去。除此货物之外，船中并无鸦片及违禁货物。”

第二天，文忠随即收到行商译呈弯剌遵式所具甘结如下：

“具甘结夷人弯剌，乃担麻士葛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纱、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凛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顾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人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城服大宪。此结是实。”

这只英船担麻士葛（Thomas C0utts)号，随于具结第二天进埔贸易，成为奉行遵式具结的第一艘外船。由此一只新来的英船，愿意直截了当的具结进口交易，可知那些久泊尖沙嘴一带的英船何尝不可照办。这样更增加了文忠的信心，他因加派候补知府余保纯赴澳，转知义律依照弯剌的榜样，尽先遵行，以免无谓的麻烦。他一见义律的说帖，声称不肯准令各船照式具结，而只令他们前往听候搜查后，他明明看穿了义律有意从中播弄，因在批示中，指出搜查办法的费时费事，并说；“在义律本无货物在船，或仍执其偏见，而各夷商有关血本，利害切身，如果并无夹带鸦片，又何惮而不照式具结，免此盘搜之苦?况明有弯剌式样，其船主货主，平日系何等人，众夷岂不知悉，伊既首先遵式具结，断无众夷转有不愿为之理。┉┉”

在以后对余保纯等几封批示，及直接对义律的一篇谕示中，文忠始终坚持照式具结办法。他剀切告诉余保纯等说：“此后定以取结为事，不结不己” 。他并因余保纯等人不明他的策略，竟先替英船请照候查，而痛责他们的“松劲”。最后，他更剖析单纯搜查何以和他原定具结搜查并行办法的精神不符：“┉┉即谓具结与搜查两条，均为示内所有，而发端归宿，宾主早已分明；果使半请具结，半请搜查，或尚并行不悸，乃全然抹煞正意，专辟旁门，喧夺嚣凌，尚得谓其遵奉告示乎?”

在双方争执下，拖延了月余日的谈判，终无结果。那时，美国领事士那已经正式禀覆结式传谕美商照办，美船随即照式具结进口，其它国家的船只也开始照样办理。由是影响所及，继担麻士葛之后，第二艘英船当郎（Daniell,船主的名字，即罗压尔逊号 Royal Saxon）也正式禀请照式具结进口。事实证明了义律无法继续控制全部英商，还要眼看他们逐一走上林钦差所指定的途径；那时全局的趋势，显示文忠照式具结政策逐步走上成功之路，而义律的反复抗拒，则又临到了失败的边缘。

注释

①《清代外交史料》《李鸿宾等奏遵旨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并会议章程七条折》。

②《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二，页三十一。

③《信及录》，《各国夷商禀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巳亥二月十三日到）。

④《政书》，使粤奏稿卷六，《覆奏责令夷人出结甫经遵依片》。

⑤《篝办夷务始末》，卷之六，页二十一——二。

⑥《信及录》，《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巳亥二月二十三日行）。

⑦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七二。

⑧《信及录》，《札致澳门同知传论义律准驳条款由》（巳亥八月二十一日）。

⑨同书，《美利坚夷士那禀以后来船遵谕不带鸦片由》；《荷兰夷番巴臣禀遵谕永远不贩鸦片由》。

⑩《政书》，使粤奏稿卷二，《附奏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

同上。

《信及录》，《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趸船进口以杜偷卸由》（巳亥三月初六日行）。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九一。

《信及录》，《谕义律催取不带鸦片甘结帖》（二月二十三日行）。

《政书》，使粤奏稿卷二，《附奏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

《信及录》，《准夷人通行三板仍将奸夷扣留谕》（巳亥三月十九日会稿）。

《信及录》，《夷馆附近设栅筑墙札》（巳亥三月二十三日衔会稿）。

地尔洼，《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页一。

《政书》，使粤奏稿卷五，《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

同上。

同上。

同上。

《信及录》，《委员刘丞等抄来义律致该丞夷信》（巳亥五月初十日到）。

同书，《会札刘蒋二承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开行由》（巳亥五月初十日）。

《清宜宗实录》，卷二百五十，页三十三。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

《信及录》，《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说帖由，附录澳门厅抄来义律夷禀》。

同书，《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说帖由》。

瓦特尔，《万国公法》Emeric de Vatter, Law of Nations,1775 Amsterdam fdition,卷一，页一八五。

《信及录》，《会谕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巳亥七月初九日）。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一〇四。

《政书》，使粤奏稿卷五，《会奏九龙洋面轰击夷船情形折》。

《信及录》，《澳门厅抄录禀送义律说帖》（巳亥八月初九日到）。

《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同上。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十七。

同书，同卷，页十七——十八。

《政书》，使粤奏稿卷八，《覆奏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折》。

同上。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二十三。

同书，卷之六，页十一。

同书，同卷，页二十一。

《政书》，使粤奏稿卷六，《覆奏责令夷人出结甫经遵依片》。

同书。使粤奏稿卷五，《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

《信及录》，《札澳门厅传谕英夷条款由》（巳亥八月十三日会行）。

同书，《义律禀复说帖》（八月十五日到）。

同书，《澳同知抄呈义律遵奉条款说帖》（已亥八月二十一日到）。

同书，《札澳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稿》（巳亥八月二十一日）。

同书，《澳同知抄呈义律遵谕查办说帖》（巳亥九月初二日到）。

同书．《洋商译呈英夷船主比地里禀》（巳亥八月二十四日）。

同书，《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由》（巳亥九月初二日）。

同书，《会谕尖沙嘴英夷各货船具结进埔告示稿》（巳亥九月初二日）。

同书，《英夷义律遵谕禀》（巳亥九月初八日到）。

同书，《澳同知抄呈义律遵办各缘由说帖》（已亥九月初八日到）。

同书，九月十四日到的《附录义律递澳丞说帖》。

同书，《澳同知译呈英夷船主弯刺请牌进埔说帖》（巳亥九月初七日到）。

同书，《洋商译呈英夷弯刺船遵例不敢夹带鸦片结》（巳亥九月初八日）。

同书，《批余守到澳会饬洋商转谕义律遵式具结禀》（巳亥九月十四日）。

同书，《批余牧等会禀奉驳饬令英夷照式具结由》（巳亥九月二十一日）。

同书，《批余牧等禀呈洋商劝夷人节略并义律说帖由》（巳亥九月二十二日）。

同书，《会谕广州府转饬士哪查覆买受空趸并遵式具结由》（巳亥九月二十日），及《附录士哪禀》。

第十九章从武力冲突到断绝贸易

虎门炮战，官涌连续接触——遵旨断英吉利贸易

前面说过，义律要求继续谈判，原是缓兵之计，那时他最忧虑的是英商内部发生问题，如听任当郎船继担麻士葛船之后具结进口贸易，其它急于交易的英船势必纷纷照办，那将促成中英贸易恢复常态，永断了对华鸦片贸易的途径，即使大队英舰到来，亦将师出无名了。为欲保持着不妥协的局面，义律不惜使用强力，从中阻遏那些商人的正常行为。公历十月二十五日（即九月十九日），他一听到当郎船具结进口的消息，立即通知窝拉疑号兵舰舰长士密采取行动，以制止英船再进黄埔，因而引起中英之间另一次武力冲突。

自从尖沙嘴接仗后，文忠更加强部署海口防务，亲自驻节虎门，来调度一切，攻守的工具已较从前进步很多，官兵们也能提高警觉。就在谈判期间，中国方面仍严防英船逞凶滋事，譬如，八月十二日（九月十九日），英舰舰长士密突坐三板到九龙湾窥探，那边中国炮台便曾开炮驱逐，而文忠在驳斥义律推诿的谕帖中，也曾多次提到，如后者仍不交凶及将船只开离中国水域，他将督率师船进行火攻，并围拏凶犯烟犯和藏匿英船的汉奸。到了谈判情形恶化，义律鉴于中国方面的强硬态度，也于九月十四日（十月二十日）通令所有英国船只驶离尖沙嘴，改泊于铜鼓湾，以防中国火船的袭击。这时双方暗中都已临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九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日），义律同士密率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Hyacinth）（中国称为华伦）两兵舰来到穿鼻洋面的龙穴地方，那是离沙角炮台不远，缴烟时期英国趸船便曾从洋面先驶到那里呈缴烟土。他们这一趟又到了中国海口边上，第二天就发生了双方的炮战。

关于这一仗的经过，文忠奏报如下：“┉┉英国货船中，首先遵结者，曰当郎，于九月二十八日，正报入口，讵有该国兵船二只，于午刻驶至穿鼻，其一即七月内向九龙滋扰之士密，其一则近来新到之华伦，硬将已具结之当郎货船，追令折回，不得进口。提臣关天培闻而诧异，正在追究间，士密一船辄先开放大炮，前来攻击，关天培亟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士密船头。是日士密船头，拨鼻拉索者，约有数十夷人，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又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轰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华伦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创。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士密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华伦亦随同遁去。┉┉”①

另据文忠日记所记开战的原因，则较他奏相所报告的多了一段“递禀未收”的经过。

据义律向英国政府的报告，说这次接仗是起于中国水师的强索凶犯，义律、士密拒绝，因此有了开火的事情。英人宾汉的报导，同时证实了文忠奏折和日记所说的两个原因。他先说，义律请求士密上校，设法防止英国船只驶入中国的掌握②。随后他又说：“一只名做罗压尔沙逊的商船，也企图仿效担麻士葛船的例子，要开入虎门和中国通商，但窝拉疑舰向它放了一炮，使它停了锚，不许它开往黄埔。”③但另一方面，他又记说：义律率两舰停泊穿鼻，由士密出面向中国水师提督发了一信，中附一封致钦差的信，要求他不要放火烧英船，并听任英侨居留澳门，原信第二天原封不动退回了。关天培只回答说，除非将凶犯交出，依法惩办，无其它条件可谈。而那时中国船师拔锚面向英舰，英舰也拔锚预备作战，以后看到挂黑旗的中国战船驶出，英舰就开炮了④。上述英人的记载，至少证实了如下几点：一、英舰闯入中国水域，开炮干涉英船的自由行动；二、英舰以逞强姿态，闯入中国水战，强递信件；三、这次首先开炮的又是英国方面。

至于这次交战的结果，中国方面，据文忠于十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奏称：击伤敌舰一艘，“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外，有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落在火药舱中，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继亦扑灭。┉┉”⑤

这段接仗的经过，见于文忠的日记如下：

“二十八日（九月，公历11月3日），┉┉下午闻英夷兵船在龙穴向关提军递禀未收，开炮来攻，经提军抵御，击坏夷船前后桅，夷人被轰落水，始行遁去。”

“二十九日┉┉饭后赴沙角与提军晤谈，并查看被炮处所，酌商修整，受伤弁兵赏恤有差。有渔舟捞送夷帽四顶及夷鞋等物，皆夷人落海漂流者也。”

“初二日（十月，公历11月7日），┉┉又龙穴渔艇复捞夷帽，连前共十一顶。┉┉”

文忠日记所载的事实，与其奏折报告的经过，两相比较，可说大体无甚差异。只是所获“夷帽”的数目，在日记里祇共十一顶，而奏相中则増为二十一顶，似乎颇有出入。这很可能基于中国的传统，在战报上总须加重敌方的损害，以期在事的员弁获膺懋赏，藉此来维持士气。至于英国方面的报导，可参证宾汉书中所转録窝拉疑号一名军官的记述如下：“中国师船每只都于放一两炮后，就急速离开，唯有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只船，仍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从他们所站的距离看来，中国师船的炮和火药是很好的，只不能随意上升下降，炮弹打得太高，多无效果，只有少数落于船桅或上层甲板上面。窝拉疑号的船帆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的船桅上层甲板也中炮弹很重，一个十二磅的炮弹，击中了他的船桅，又一弹击中了主要横桅，帆桁需要修理。┉┉”⑥在船炮方面，虽然中国攻守的力量较英舰大见悬殊，但他们英勇作战及创伤敌人的实情，即在场对敌的英人也未加以否认。本书卷首所刊穿鼻击创英舰图，系英人根据当时交战实情而绘的，可为此役创伤英舰的明证。

穿鼻海战之后，英舰退回尖沙嘴洋面的据点，那是群山环抱，浪静风恬的地方，大部份英船都聚泊那里，成为一个负嵎的巢穴。文忠自严断英人的接济后，就已开始在那一带加强部署，派兵驻营，布置攻守的基地，其后发生了几次接触，而见于文忠奏报如下：尖沙嘴有一座山梁，名叫官涌，恰恰俯临英船聚泊的水域，特别成为压制英船的强有力据点。英人慑于来自这方面高地的威胁，曾多次放出三板驶近，持械上坡，来窥探山上的动作，立经驻防的中国军队截击，打伤英人二名，夺枪一杆，余众滚崖逃走。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四日），即穿鼻海战后一天，英船排列海面，乘夜开炮，向官涌高地仰攻数次，炮弹空落山坡，中国官兵从高坡放炮回击，迫得英船退走。

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八日），英国大兵船在正面开炮，另派小船抄到侧面，乘潮扑岸，有百余人抢上山岗，放枪袭击，把总刘明辉等率兵迎截，双方短兵相接，英兵败退，据说第二天官涌方面，望见沙滩地上掩埋了多具英兵尸首。

十月初四日，英船驶至官涌稍东的胡椒角，开炮试探，经驻防官兵开炮轰击后逃走。

十月初六日，中国方面，为制止英船的挑衅，准备分兵五路，齐向英船轰击；英人在船桅上窥见中国营盘安炮，赶紧装炮弹，从起更时分，先开炮向中国方面打来。这方面布置好的五路大炮，重迭回击，英船初犹开炮抵拒，经过一两时辰后，英船炮声沉寂。第二天清早向海面瞭望，约有半数的英船已经驶走不见，有双桅三板一只，在洋面半沉半浮，余船十余只都退泊较远的地方，所有篷扇桅樯绳索杠具，大都狼狈不堪。

十月初八日，前扰九龙的得忌刺士船，及林维喜命案内逞凶水手所匿存的多利船，潜移向内，渐近官涌，后船十余只相随行驶，中国军队一经瞭见，仍分赶往五路山梁，齐放大炮，对准头船攻击，两炮连打中多利船舱，其在旁探水的英划一只，也被击翻，后船望见，立先折退，多利船跟着逃走。

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初八日，前后十天中，在官涌附近，大小接仗六次，迫得英船驶离尖沙嘴水面，所有窝拉疑，海阿新两兵舰和义律座船以及未进口的大小各英船，四散寄泊于龙鼓、筲洲、赤沥角、长沙湾等处外洋⑦。

按文忠奏折所报，官涌方面的先后六次接触，其见于他的日记的，则有：三次记载于下：一、“初二日（十月），┉┉据报官涌岸上驻箚防兵之处，连日有奸夷潜来窥伺，经官军追捕，夷人被伤，坠崖而逸，遗其鎗械。┉┉”二、“初九日┉┉晓得大鹏营来禀，知初六夜官涌大获胜仗”。三、“十一日┉┉得大鹏营新安县来禀，知初八夜又大获胜仗，尖沙嘴所泊夷船俱逃往龙鼓、筲洲、长沙湾、赤沥角等处散泊。┉┉”虽然英国方面的报导，只说在穿鼻战役后几天中，在官涌方面，有若干次零星小接触，但证以文忠私人不公开的日记所载，则他在奏折所陈报种种，并非毫无根据。

穿鼻海战到一连串官涌附近接仗的连续武力冲突，造成了中英完全决裂的局面，而澳门重开谈判的一线和平希望，都被一连串的炮火轰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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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事件中，文忠的宗旨是：“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轻启”⑧；所以他对英人的策略，始终是“以静制动，不恶而严”八个字，就是说，他一面严守立场，导引英人就范，另一面则不轻举狂动，而尽力避免决裂。他的宗旨和策略，对于道光一向不欲启衅的心理，及当时积弱已成的国情，是十分适应的，也可说是他在京召见时经同道光当面商定的。事实证明，除缴烟开头一段他不得不用勒迫的手段外，在以后的演变中，他始终守着既定策略的范围。

当时人士对于洋务的意见，有着两派相反的看法：一派是对烟祸主张“拔本塞源”说中之最积极的，他们认为华洋互市只为中国带来烟害和奢侈品，有害无益，不如根本断绝通商；另一派认为“英国志在通商，通商必不启衅"，因此，通商可以成为羁縻英人的工具。文忠的见解是和后面的意见接近，他极不愿意对英人切断通商的关系，只想使他们放弃鸦片走私；他极想为他们保留一个正常互市的前途，以求改善当前的中英关系。换言之，他是仰藉通商以维挣中外和平共处，而不因禁绝鸦片走私而连带禁绝正经贸易。

文忠到粤后不久，就奉到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交议“茶素大黄，是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他密片奏复：“┉┉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之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⑨这是他到粤后第一次挡过了断绝通商的议题。

在他谕示外商呈缴鸦片的文告里，他一再强调放弃鸦片偷售而专营正经贸易的重要。如说：“┉┉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⑩又说：“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除缴烟时期暂时封舱停止贸易外，一自烟土呈缴后，文忠立准开舱恢复互市，虽然义律已经正式禁止英船再驶入黄埔交易，而对那时已进黄埔的英船十五只，文忠丝毫不予留难，让他们顺利地卸货，并满载内地货物出口。呈缴了一千余箱鸦片的美国人，立即享受到正经贸易的好处：原已进埔的美船八只满载出口货走后，立即跟着又进来九只，做了正经买卖，以后跟着来的更多。事实证明文忠确是诚心推展正常的国际贸易，若使义律不是不忘情于鸦片走私，或企图在华建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优越地位，则对于文忠发展正经贸易的苦心，必不至不予同情的考虑。

即以文忠坚持“照式具结”的办法而论，固然他想藉严厉的甘结，迫使外商死心塌地不敢再输入鸦片，而后才可结束他的任务，实践他当初所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誓言，但在另方面说，由于一纸甘结的约束，消弭了鸦片带来的一切纠纷和弊端，而纳华洋通商于正轨，这也是促进正常贸易的最好办法。事实上，那时他国遵照具结进口的船已达六十二只，他们既不携带鸦片，亦无一只遭遇意外情事，更不发生那些行贿纵私的丑行，岂不成了华洋贸易开始步入正轨的现象?

西人方面，有的认为当时中国行使的贸易制度，过分约束了外商，使他们有理由提出改善的要求，鸦片事件恰成为实现这要求的导火线。然而，站在中国方面说，当时的华洋贸易关系，乃由外商到华要求互市而来，所以中国上下向以准许通商是出于皇帝的恩典，这就何能喧宾夺主，反听外人的支配，何况自从这贸易转变而以鸦片为主体后，对中国是害日多而利日少，方求堵塞漏巵之不暇，更何能改善制度以便利这畸形贸易的发展。所以鸦片走私的盛行，恰成为改善当时华洋贸易制度的障碍。如果文忠根绝烟源的政策澈底成功，外商再不以毒物来华“谋财害命” ，从此中外互市的货品，彼此都是“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变卖”的利人之物（文忠《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的用语），不但正当的外商将多获利益，中国也将受惠无穷。由是，中国经济之倚赖对外贸易将与日俱增，其需要改善华洋贸易制度，也将日见殷切，而在备受诅呪的烟贩等不法之徒绝迹不来后，华人对外商的观感一新，不特过去畛域之见容易消除，即在彼此都以善意相接触而加深了相互的认识之下，行见像徐光启那样人物将在中国辈出，而毫无顾虑的作沟通中西文化的工作了。那时，凡造成中外之间的隔阂，都不难基于双方互利的要求，一一迎刃而解，正常的华洋贸易将臻兴盛，中西文化的交流更将迅速进展，其造福整个人类必非浅鲜。从文忠遗留的各种文件看，显示他确实了解此中的因果，所以决心以化戾气为慈祥，来改善中西的关系，其立意之光明，宅心之仁厚，眼光之远大，不特非当时中国人物所可比，且亦远超同时代的西洋政治家之上。像英国的巴麦尊之俦，只囿于狭窄的眼光，自私的心意，不知人类真正文明为何物，一味本其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企图，不恤藉毒物走私的卑劣行为以损人利已，且终不惜一再凭借武力以肆其凶焰，他虽逞志于一时，而从此使中西民族的仇恨绵绵半世纪以上，也就是中西文化由彼此亲善而展开的交流也稽迟了数十年，其何能辞对全人类所种下恶果的贵任！

文忠基于看清了上述中西关系，乃悉力维护正经的华洋贸易，以排除畸形的鸦片走私。同时，在其与义律长期争持中，他也不断利用正当的通商关系，作为怀柔他国商人及分化英人内部，以制服义律的有效武器。他曾说：“英夷来粤贸易，实系利市三倍┉┉即使不卖鸦片，专作正经贸易，而其所谓三倍之利者自在，以此度之，其断不肯舍却广东马头，系属实情。┉┉”接着他又说：“论者或恐各夷商因之裹足（按指具结进口），殊不思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提到英商内部的问题，他曾说：“彼贸易断不肯歇手，象夷正不得齐心，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论到英美商人间的贸易利害关系，他说：“至贸易之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英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美利坚等国之人所祷祠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文忠深知通商的作用，他便充分利用这武器，一使英籍以外的其它外商遵从约束，再使义律于决裂之后不得不要求谈判，又使英商内部动摇，若干英船情愿具结进口，造成了逐步有利的局势。虽然在和义律激烈争论中，他曾多次使用了威吓的词句，但他无论如何总不关闭通商之门，总不放下这有效的武器。

到义律于七月二十七日率船向九龙进攻后，局面已经破裂了，文忠仍容忍持重，接受了他的澳门重开会议的请求，商谈贸易的问题。文忠在奏报那次战役折中，仍向道光陈说：“此后义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范围，自当宣布皇仁，宽其既往┉┉”。到九月二十八日义律率舰闯入穿鼻逞凶，及其后六次骚扰官涌防地，显然双方已进入了交战状态，而文忠在奏报折中’开头仍说：“┉┉臣等仍饬严行堵御，一面绥抚良夷，以示恩威，而安贸易”。接着并说：“┉┉此次剿办之余，于澳门既不能陆居，于尖沙又不能水处，苟知悔悟，尽许回头”。最后他针对英船贸易的事情说：“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粤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英吉利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又如英国弯刺之船，已在口内，闻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臣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谆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堃亲至黄埔验货，持传弯刺，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流涕。惟当郎一船，被士密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饬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倘士密兵船复敢阻挡，仍须示以兵威，总期悉就范围，仰副圣主绥靖华夷之至意。”

上录文忠奏折原文，充分证明其维护通商的苦心，即在中英双方已经进入交战的状态，他仍期待英方回头，并加意保护守法的英商，留给对方改变的余地。然而，形势比人强，一边有着义律的一再逞凶，另一边则是道光的态度日趋强硬，两方牵制，迫得文忠终于放弃其苦心撑持的通商政策。

正常澳门谈判拖延时，文忠于九月初九日（十月十五日）奉到上谕：“著林（则徐）等趁此警动之际，力除弊窦，所有该国大小船只，游奕洋面迹有可疑者，均着驱逐出境”。这道严厉的上谕，带来了采取武力行动的命令，已使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失掉后方政府的支持。但文忠一本持重的宗旨，耐心和义律继续谈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三日）上午拜折奏陈其进展情形，如空趸及被逐回国的烟贩，都经驱逐净尽，被义律阻留于口外的英国商船，已有弯刺、当郎等船陆续遵式具结进口交易，林维喜案内凶犯，亦严饬交出正凶等等，最后则说：义律居心叵测，反复无常，“臣等仍与提臣关，鼓励水陆官兵，静则严防，动则追剿，总不稍示柔弱，务俾悉就范围，以冀弊绝害除。┉┉”另一方面，他于奉到上述严令后，对义律拖延谈判的态度，更不能不表示强硬；同时，他闻义律唆使尖沙嘴停留中的英国货船，集议签名，不令一船私自具结，来同他抗拒，他因于九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给谈判委员余保纯等的批示中，写了他从来没有那么严重的词句：“┉┉本大臣肃将天威而来，若号令所出，伊等皆可集议抗违，本大臣只得待罪阙廷，尚复何颜驻此!设使伊等议定必要再卖鸦片，亦遂莫可如何乎?先前无此集议，尚可格外通融，今既据禀前情，万勿游移两可。此等奸夷聚抗，意欲任其所为，速须严行驱逐，不许逗留。我天朝四夷咸宾，并不少此英吉利一国，与其仍留鸠毒，何如断绝通商。若本大臣不能令其具结，竟听贸易，则直夷人之不如，不敢再言国事，┉┉此后定以取结为事，不结不已。┉┉” 这时内外形势，已迫使文忠开始绝望，而准备在更恶劣的条件下，走向断绝通商的途径。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文忠才用快驿发出了上述奏折，随即接到了驿递关于九龙战报的回折，上面经道光朱批，诫他不可畏葸示弱，同时又奉上谕，着他相度机宜，悉心筹划，并且说：“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鹜，或徉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林（则徐）等经朕谆谕，谅必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敢轻率偾事，亦不致畏葸无能。┉┉” 

同日下午，义律竟率舰闯到穿鼻，向关天培水师开火，接着又连续十天进攻官涌一带防地，这种武力动作，远已超过了道光上谕所说，“倘仍形桀骛，或徉为畏惧而暗布戈矛”的假定，这时文忠除遵命“大张挞伐”外，断不得“稍形畏葸，示以柔弱”了。然而，文忠沉着气，在十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奏报穿鼻尖沙嘴接仗情形折中，仍然说出“一面绥抚良夷，以示恩威而安贸易”等语，有如上述。但是，在发出上述奏折两天前，他已于是月十四夜幕，奉到道光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九日）更严厉的上谕如下：“至所出切结，如果可靠，自必渐就肃清；倘该夷迫于势蹙，暂作缓兵之计，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现据该大臣等奏称，该夷出结及各船回国情形，掠无讳饰，┉┉仍当通盘筹划，办理结实，俾日后净絶根株，方称一劳永逸也。┉┉” 

现在单说具结问题，义律显已不肯遵办，有心具结进口的英船又受英舰的遏阻，显已无“可靠”可言，这已够构成了“不准交易”的条件，何况义律他们不但不“暂作缓兵之计”，而竟敢一再动兵用武，文忠此时对着接二连三的严峻上谕，那能还有和英人保持通商的余地。因此，经过了多日考虑后，他只好遵从谕旨，于十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停止英国贸易。我们不难想象到文忠那时沉重的心情，而这段时期的文忠日记，反而对这重大演变，几乎保持着缄默，例如，十月十四日他接到道光那道很严厉的上谕，他的日记只记说：“┉┉是夜由驿递回八月二十九日拜发之折，奉有九月二十三日谕旨一道。”十四日以后，日记中并无只字提及断绝英国贸易的事，直至三十日，始有如下的记载：

“三十日，┉┉早晨往邓制军处，即回寓。此间定于十一月初一日封港，断英吉利贸易，数日前已出示矣。计自五月至今，各国夷商货船遵式具结进口者五十六只，内英吉利船一只；其英国未具结之船不许进口者三十二只，已具结而被该国兵船阻挡未进口者一只。”

在正式宣布停止英国贸易后，文忠延至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月十四日），始奏陈如下：

“奏为察看英夷反复情形，仍为图卖鸦片起见，遵旨不准交易，俾知儆惧，并以折服各国夷情，恭折奏祈圣鉴事┉┉臣等前已传谕诸夷，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英夷既不遵约束，与其开门而揖盗，何如去莠而安良。兹蒙训谕严明，尤当恪遵办理。当即函商粤海关监督豫堃，会同出示晓谕，自十一月初一日（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吉利国贸易，除未经停止以前，英夷有将货物转卖与别国夷商者，既据遵式具结，查无鸦片，即系正经贸易，业已移步换形，尚可不追既往，曾与弯刺等一体准令进口外，其余责成洋商，认明英国来船，一概停其交易。┉┉其先已具结之当郎一船，虽系英国夷人，而早知遵循法度，现被义律等扣留口外，日后若求入口，仍当带至黄埔，不宜与观望营私之他船一律办理，以示区别。┉┉”

根据上录奏折原文，可知断绝英国贸易一事，在文忠确是被动，并且十分勉强，他在无可如何下作此宣布，仍不忘区别良莠，对于已经转卖而具结进口的英货，不加以刁难，甚至对一只已经具结而被阻进口的英船，仍念念不忘而特为保留余地。凡此小动作都足以证明，他对善良的英商总是不怀任何敌意，对任何人都是公正无私的。

离文忠发出报告停止英国通商的奏折二十天后，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四〇年一月三日），他奉到十月十六日报告穿鼻尖沙嘴战役奏折的回批，道光对他在那折中所陈分别良莠的意见，却全加批驳，这位可能因迭次小胜仗而提高了气焰的皇帝，现在要不分皂白地对付一切英国人，同时给了文忠一道谕旨如下：

“┉┉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剀谕，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创，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士密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时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国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当郎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著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各夷，俾知英夷自绝天朝，与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并距夷埠不远之各海岛，均着林则徐等相度机宜，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疏懈。……

文忠奉到这谕旨后，经于十二月初三（1840年1月7 日）拜折奏报已经停止英国互市，而义律随又递信要求恢复正经贸易，他只好予以严切拒绝。在这篇奏折里，他曾委婉地指出断绝贸易后的困难问题：

“……该国货船停泊外洋，本未进口，兹闻天恩震怒，自当警懔回帆，惟奸夷之夹私者，固仍冀售私，即良夷之载货者，亦未肯弃货，裵裒观望，势所必然，谅非空言所能谕遣。臣等再三计议，惟有严查影射，以绝其销货之心，废缉奸徒，以断其售私之路，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兵威，使其计无复之，必将穷而思返，若再始终留恋，即何惜捣穴焚巢。惟外洋辽阔异常，仍不得不审度机宜，加以慎重。……抑臣等更有请者，当粤东准通贸易之时，载烟夷船，尚且游弋外洋，分头图卖，兹粤港既经禁止，该夷无可希图，而其售私牟利之心，未必即能尽泯，窃恐改装舺板，由黑水洋越赴各路，潜图销售。除粤省东西两路，业经饬行沿海镇协营寨，并力巡查，州县文员严防口岸以杜偷运外，其沿海各省，以福建为最近，浙江、江苏次之，应请敕下各省督抚一体严行防堵，以绝去路。……”

文忠上面一段话，实际上是指点给道光知道，断绝贸易后，问题絶不是那样简单，英船继续出没于辽阔的洋面，中国水师是无法追踪的，更可虑的是他们势必改向沿海各省活动，那更非他个人所能为力了。以后他人陆续奉到了道光坚决断绝英国贸易的谕旨。文忠十一月初九日停止英人交易的奏折到都后，道光于二月初一日批谕说：

“┉┉该夷反复无常，早已洞见，现当严禁鸦片，岂容该奸夷阳奉阴违，希图影射，著林则徐仍遵前旨，凡系英吉利夷船，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著林则徐即将种种弊窦，筹划堵塞。其当郎一船，毋须招令进口，以归画一。┉┉”

等到文忠十二月初三日断绝英夷折到后，道光又于十二月二十六日（1840年1月30日）降谕说：

“┉┉该奸夷反复无常，早已洞见，曾经降旨，饬令绝其贸易，一概驱逐出口。现据奏称，该夷具禀乞恩，业经严行批驳，所办甚是。┉┉该夷智穷力竭，难保不将违禁货物，分寄各国夷商，转为洒带，是名为禁绝，流弊愈滋。著林则徐等派委文武各员，仍遵前旨，散布各隘口，严查影射，缉拿奸徒，绝其销货之心，断其售私之路，是为至要。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按是月初已降旨调文忠为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惟林则徐是问。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抚，已降旨饬令严密防堵，不留去路矣。┉┉”

综合道光前后谕旨来看，停止英国贸易一件事，完全出于他本人的旨意。从此加重了中英之间的敌对局势，不特文忠一再努力避免的，从此已无挽救的余地，就是道光对文忠本人从其最后那篇上谕所用“惟林是问”的字句来看，似乎已嫌文忠不够强硬，而露其不满的语气了。

至对义律方面，文忠现和他再无话可谈了。他不谅文忠维护正经贸易的苦心，而一意造成了决裂的局面，但到正式宣布对英封港之后，他感觉事态更趋严重，而又想把它缓和下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十五日），义律又向关天培递进转呈钦差、总督的禀帖如下：

“┉┉窃远职实心欲求承平，而无不肃敬天朝律例，为本省大宪所共知，而现因事务紊乱，远职不免忧虑。是以谨请钦差、总督大人洞明施布，以俾各务再得安宁，英国商人家眷等，复得回澳居住，俟奉到国主恩命，才可循例正理办明各事善妥。至英国已与天朝通交，历有二百年来，兹时所求，惟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俾可两为同存也。┉┉”

然而，义律这表情，已经太晚了，文忠那能违旨重开谈判，第二天晚上他接到义律的禀帖，当夜就给予批示，并藉这机会，将一年来和他争执的经过，做了一个清算，现在姑把这篇很有历史性的文章附录如下：

“查该国来粤通商，历二百年，我天朝一视同仁，原不忍忽然拒绝。无如该夷夹带鸦片，利己害人，流毒无穷，以致上千圣怒。本大臣部堂宣示新例，令具切结，亦惟永断此毒，并非责以所难。若该夷于缴清烟土之时，即能遵谕具结，专作正经买卖，则不独来船早已售完出口，并去船亦可载货重来，所谓平安善妥者，无过于此。乃始则货船欲行进口，被尔阻留在外，不得开舱，且坏许多货物，此是尔之自误，尚得云实心欲求承平耶?且货船若不阻留，则并无殴毙林维喜之案，又何至事务紊乱乎?既有命案，即须交凶，此是古今中外通例，岂能因尔而废法律？至澳门暂住夷商，原为料理贸易之事，尔既不许货船进口，即不应仍住澳门，乃尔于出澳之后，在九龙穿鼻等处，皆尔先行开炮，欲求承平者，顾如是乎?今已钦遵天皇帝谕旨，奏明封港，不许尔国交易，此皆由于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尔不悔悟于前，至此时始云忧虑，不已晚乎？至求家眷回澳居住，以俟该国之命，试问阻挡进口货船，以及庇匿凶夷，迭次开炮寻衅，此果遵该国之命而行，抑独不必俟该国之命耶?且该国有遵示出结之当郎一船，家眷在澳亦尚押令下船，而玩法违抗之人，转准住澳，试问有此是非倒置之理乎?尔禀内称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此语尚无不合，但须知尔国制度，亦不能出天朝律例之外，盖尔国制度原以贸易为生，若违天朝律例，即永远不许贸易，是尔国制度皆因尔而坏，尔能当此童咎否?现在业已封港，本可不必多言，因尔具禀恳求，姑将此理明白宣示，并使尔国众人咸知所以封港之故，可也。”

就在对英贸易宣布停止之后，仍然另有一个名叫孖沙英商，直接去禀请求准许进省办事，采办茶叶各货出口，但根据已经遵旨停止贸易的事实，他的请求自然不能邀准。事实证明英商里面确有许多合法的做正经买卖，若不是义律从中制造花样，绝不会演成决裂的局面。后来文忠与义律之间，除因记里布（Gilibbe）事件再动一两次公文外，再无其它和平商谈的接触。英人记里布是于铜鼓洋面被中国巡船捕获，解至广州，文忠訉知这英人到粤不久，尚非有心作歹，命令行商妥为安顿，并已谕饬行商传唤进埔的英船船主弯刺把他领走；正在预定领走那一天，接到义律同士密递禀请求释放，文忠以其“语多不伦”，而“不得不将即日交回之记里布，仍令暂为留候”。因此这名英人须在广州多住六天，才被放回。

在请求释放记里布的禀中，义律又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远职及本国船上之仍留者，因有大清官宪与官设商人该银数千万元，须请还账，而尚未议明清还之前，理不能令其回去”。他这句话如果不是暗指呈缴二万余箱的烟土而言，那简直是无赖捏造，就使英商与行商之间还有未清的账目，何至达数千万元之多，这难怪被文忠斥为“更属荒唐”。

当正经贸易在广州港内步步展开时，另一万面，义律眼看英商失掉了贸易利益，却仍寄望于鸦片在广州海口以外另开走私途径。1839年7月间，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说，在福建沿海好几个地方，好些土著私贩的庞大组织正在活跃，而在广州以东约二百浬的若干地点，非常活泼的鸦片交易正在进行。他预测中国市场上鸦片的高价，迅将诱致印度大量存货到来。可是，义律的预测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不符：从是年冬季算起，广东和福建当局厉行烟禁，结来是鸦片价格一落千丈，到第二年夏天，愈落愈低。截到那时为止，义律所行使的种种手法，可说都被文忠制服下来。自从鸦片贸易旺盛以来，二十多年中，英国人在华处处得心应手，却未料在面对林钦差之下，竟然一时束手无策。

注释

①《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②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一〇八。

③同书，同册，页一一四。

④同书，同册，页一〇九——一一一。

⑤《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⑥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一二二。

⑦《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⑧《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六。

⑨《政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奏夷人现缴鸦片请暂缓断绝茶叶大黄片》。

⑩《信及录》，《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同书，《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

《政书》，使粤奏稿卷二，《附奏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

同书，使粤奏稿卷五，《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

同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同书。使粤奏稿卷五。《会奏九龙洋面轰击夷船情形折》。

同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同上。、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十。

《政书》，使粤奏稿卷六，《英国趸船现巳驱逐并饬取切结情形折》。

《信及录》，《批余牧等会禀奉驳饬令英夷照式具结稿》。（已亥九月二十一日）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十七。

同书，同卷。页二十三。

《政书》，使粤奏稿卷七，《察看英夷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三十六——三十七。

《政书》，使粤奏稿卷八，《断绝英夷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九，页四。

同书．同卷，页十八。

《信及录》，《英夷义律于封港后求诚禀》。（道光十九年初十日禀）。

同上．己亥十一月十一日《钦差、总督会批》。

同书，《督咨批驳英夷孖沙求买物禀》（已亥十一月十五日）。

同书，《义律再求释放记里布禀》（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禀），《钦差会同总督批札提中军传谕》（巳亥十二月初三日批）。

同上。

同上。

 1840年《英国蓝皮书》，《中国通讯》，页四三一。

第二十章第三回合——“以夷制夷”

厚待美商——分化英人内部——“谕英吉利国王檄”

——优待英籍难人——反对封关禁海——控制澳门葡人

在应付义律的对抗中，文忠除加紧防备以制止其武力行动外，并曾使用多种和平的手腕以克服他的破坏阴谋。这和平手腕，是多方面对外的，也可说是文忠外交手段的运用。他在中国外交史上，首先创立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并机动地分向主要两方面运用：一是利用各国商人间的利害冲突，一是专对英人内部进行分化。以下可看到他运用这双重“以夷制夷”的技术，及他从这策略上得到显著的功效。

在对外的关系上，文忠首先把握了对澳门葡人的控制。澳门是当时外人在中国海岸上唯一的基地，也是外来经济和宗教力量向中国渗透的据点，过去一段时间，英商对华潜销鸦片，也有一部分利用澳门做货栈和交易中心；由于英葡传统的友好关系，和英国在东方的优越地位，葡人对英人在澳门的活动，一向是取放任态度，且是同流合污的。文忠于勒令英人缴出鸦片后，跟着就堵塞了澳门这漏洞。是年三月间，他谕知澳门同知转告葡国兵头委黎多（Vereador），立即查明澳门界内所贮烟土，开单呈缴，以备他不日亲临澳门监督验收①。委黎多当时确奉命惟谨，他查获了英国烟贩因义士（James Innes）从趸船上偷运入澳的鸦片八箱，将原土押交英国副领事参逊一体呈缴，又自行拿获了葡籍烟贩亚思时的零烟，并将鸦片在马头烧毁，将亚思时收监。四月二十四日（六月五日），文忠以委黎多覆称澳门实无存贮烟土，并经向葡籍各商取具切结，他本人也愿加结呈缴，欢迎钦差亲临查办等等，特批示对他表示信任，但责成他即速编查澳门界内华洋户口，造册呈核。此外，文忠还示意：“力加保护，断不使其被人欺凌”②。这时距义律率领英人离省下澳仅约十天，文忠已用适当的调令，预防葡国兵头受义律的胁制而彼此暗中勾结。义律下澳后，一面不许英船进埔贸易，一面要求钦差准许英船在澳装货，而奉命驱逐回国的若干英籍烟贩，仍跟随义律逗留澳门。当时澳门户口情形是：华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户，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葡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十二丁口，在澳居留的英人也有五十七户③。而华民之中，不少是惯吃洋饭惯做汉奸的。义律原想在那边经营一个新巢穴，一面与钦差对抗，一面等候伦敦的决策。到文忠严驳在澳装货的要求后，义律的决裂态度日见显明，由是文忠的对策是立将义律及英人赶出新巢穴。他自己亲自出马，先移驻香山多日，就地强化防务，加调水陆官兵，分布澳外要隘，然后进入澳门巡视。他的步骤坚定了葡人的心意，切断了他们同义律可能的合作，并使他们接受了驱逐义律及不保护英人的命令，逼得义律于钦差驾临澳门之前，就同全体英人先后离开这马头。此后，文忠更加紧控制葡人，使他们不与英人汇流，因而在鸦片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义律始终无法达到利用澳门的目的。文忠权宜驾驭葡人的手段，及其从中取得的效果，具见于他的《密陈驾驭澳夷情形片》及其附录英葡来往的密信里（详见下面）。

同样显著的收获，具见于文忠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和办法上。本来，当时在粤的美商，也做了鸦片走私的生意，起初他们专卖土耳其产的鸦片，后来兼贩印度烟土，虽然他们贩烟的程度，在比例上远不及英籍积贩，但名义上仅次于英人而居第二位。在当时抛泊口外洋面的二十五只趸船中，至少有名为活庇力的美国趸船一只；在当时收缴二万余箱鸦片中，美商名下事实上占了一千五百四十箱；在被驱逐回国的十六名烟贩名单中，列有美籍烟贩记连一名。若使一例呆板处理的话，那么，根据上述情形，文忠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将和英人无甚轩轾了。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在当时美国对华贸易中，鸦片只占很小部分，正规贸易远过于烟土走私，正当商人也多于走私烟贩，这与大部分建立在鸦片私售基础上的英国对华贸易相比，自然大不相同。再说，在广州互市贸易中，无论输入或输出方面，都以英国人占绝对多数，美国人地位仅次于英国人，但渐次有迎头赶上之势，因而彼此间已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据摩尔斯“中西公行”说：“┉┉不久，在拥挤的广州商馆里，美国人渐渐获得了领导地位，竞争的结果，因而引起了那些企业性极强的，在不列颠旗帜下的英印商人的愤怒。┉┉”④英籍商人所以能在广东凌驾了各国商人，不仅基于英国输华物产的丰富，或英印来华的船只最多，主要乃基于他们掌握了特殊货品——印度专利的鸦片。中国厉行烟禁的结果，就要打垮了英国在华贸易的优越地位，此后无论英人就范与否，他们对华输出将一落千丈，其结果必将大量减少了英国自华输入的货量，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部分的依赖于华洋互市，而那时的例禁不许中国人出外营商，只能等待外商来华交易，因此，我们须有他国商人继英人而来维持华洋贸易，而承担这任务的，自以美国人最为适当。所以，无论为利用在华的英、美商人间的矛盾以制服英人起见，或为保持中外友好关系，及维护华洋互市的前途而不致脱节着想，对美国商人特予联系，都是十分必要的。

当文忠谕示商馆外商呈缴存烟时，在英籍烟贩叫嚣反对下，独美商京氏和记连先后赞成照缴。这种情况早已为文忠所探悉。在商馆封锁期间，美商京氏曾首先禀称他从未贩卖鸦片，请求对他的货船买办事件，勿加阻难。文忠虽已查明京氏确是正派商人，但说明碍于当时通盘措施，不便对他单独放松，并要他“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烟”。文忠当时不准京氏请求的用意，并非良莠不明，也要留难不贩鸦片的外商，而是要利用正当外商，站在道义及利害的立场，去说服那些刁顽的烟贩。京氏果然在这方面有良好的表现，不负文忠对他的期待。这可说文忠在第一阶段行使的“以夷制夷”策略。

到英人尽缴存烟而全体下澳后，全部美商仍继续留在广州商馆，他们乘势取代英商的地位。他们那时确实下了不再经营鸦片的决心，在他们递给美国国会的请求书里，诚恳地说；“无论我们从道德和慈善的眼光看这问题，或祇从商业的眼光看这问题，我们都万分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断绝输入及吸食鸦片”⑤。美商善良合作的态度，更引起了文忠的好感。前面叙到，在虎门烧烟时，文忠曾和三个来参观的美国人，京、别治文、弁逊，有过一度愉快的接触；也提到文忠曾于同年七月间委托美籍医师派克代译瓦特尔的《万国公法》，不久后，文忠还曾托人请教这位派克医师，如何治疗他的疝气毛病，派克医师制了绷带送给他使用⑥。中美两民族的友好和合作，可说在文忠手里奠立了初基。

趸船鸦片收缴了过半，文忠即宣布恢复贸易，不久义律率同英人赴澳，并制止英船进埔，而美国船只却首先遵令进口贸易。那时，文忠虽坚决责成义律接受照式具结的条件，但对正在入口的美船却从宽办理，他趁禁烟新例尚未颁行到粤的机会，对首先进口美船所具的甘结，并不严限写明“货即入官，人即正法”的字样。从是年三月底宣布开舱，到五月中，前后不及两个月，美国船就进来了九只，“贩运洋米、棉花、洋布、黑铅等货，均于量明水志之后（按那时文忠为防洋船夹带鸦片，在口外私卸后再进口起见，特先于口外量明船身水迹，以凭进口后覆验），进口查验，俱无夹带鸦片，并有带来买货洋钱十五万数千圆，据通事等称，夷船携带洋钱，近年颇为罕见，尤可为不卖鸦片之明证”⑦。由是，广东对外贸易，并不因英商的撤退及英船的停止进口，而受到窒息，相反地，且逐渐恢复了常态。尤其美国商船，生意特别兴隆，甚且还能替不得入口的英船转运来货。文忠早已看清了各国竞争的关系，曾肯定地说；“┉┉论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知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义律以截断英船进埔的手段，来向钦差报复收缴鸦片，并抗拒“照式具结”的进口规程，文忠则利用各国间的利害矛盾，来回击义律的苦肉计办法，事实证明了文忠所行策略的正确，而紧随义律躲在船上的英人，只好望洋典叹，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利益都落到别国人的手里。下录宾汉书里的一段，很可说明当时英国人忿恚而无可奈何的心理：“不久后运输的生意兴旺了，要威胁着外侨之间的团结，每个船户，都要为顾客尽量服务。在这时候，美国人得到了不少收获，他们的船只，被雇自香港与广州之间转运英国人的货物，按照每吨十二元半的‘克己’运费，他们就这样来‘照顾’他们英国的朋友”⑧。在利害关系不一致的条件下，英国人凭什么来“团结”美国人，其中祇有一事可言，即义律对华不友好的行动着实“照顾”了美国人。

后来禁烟新例已经颁行，英船也开始照式具结进口，然后文忠才统一实施照式具结的规定，传谕美国领事士那，转知美船停止使用过去“稍近浑涵”的具结方式，一律用同样的结式，以昭公平，此外，他并传谕禁止美船代运英货入口，以提高其施于英国人的压力⑨ 。士那立即禀复将发来结式传谕各美商照办，美船随即照式具结陆续进口，且更见活跃。截至是年十一月止，外船陆续遵式具结入埔的达六十二只，其中美船占四十五只，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将近二百万的银圆。美商一跃而执华洋贸易的牛耳，这对现实的英国商人，是何等辛辣的刺激，不由不导引他们对义律表示不满了。

关于文忠对美国的感想，则可见于为其喉舌的《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如下：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发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馕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扣者降兰西，而英夷横夺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全银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中国，不某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

上文首二条颂扬美国坚壁清野及结合与国以制英人，证明文忠抗英策略的正确；中二条赞美美国政制，显示其对民主政治的倾倒；后二条宣扬中美当时的友好，实可作今日中美关系的写照。在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文忠指出中国的敌人，俄罗斯；这里，他则透过《海国图志》指出了中国的朋友，美利坚。

※ ※ ※

另一方面，文忠也曾运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来分化英国人内部。他从所译外国报章中，看到一部分英国人反对鸦片走私的论调。譬如，他所译1839年8月间《澳门新闻纸》转载的新加坡7月4日的新闻中，有一则赞扬钦差大臣销毁二万余箱鸦片⑩，又新加坡同月18日论评一则，指斥鸦片贸易并承认钦差禁烟立场的正当。另同日一则为从中国寄往新加坡的长篇通讯，叙述广州商馆缴烟的经过，而最后结论则承认鸦片走私为“无耻而犯天朝律例” 。凡此英人笔下的论调，可使他确信善良的英国人还能同情其禁烟措施。此外，他也看出烟贩与正当英商之间的矛盾：中国财力有限，年年付出巨额烟价，自不能同时多买正当的商品，鸦片贸易因而成为发展正常贸易的障碍。加以缴烟之后，被义律阻止进口的英船，陆续来了三十二只，都迫得暂泊尖沙嘴一带，船上米、布、棉花等货，既无从卸落出售，人经不起海上潮湿霉烂，其中部分或托美船转运入口，或连船带货卖给美商，英国正当商人因此大受损失，它们对义律措施的不满，更不难想象。

文忠冷眼察觉英商内部利害的不一致，便一面命令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在澳门发布告示，劝导那些急于开舱交易的英船即速进埔，另一面派遣行商通事多人，持谕分赴各船，对他们直接剀切劝导，催使进口交易。文忠这些动作对于进退两难的英国正当商人，果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可从下录英国人的语气中看出：“┉┉这二位先生（按指刘、蒋二人），虽然称他们自己国人和外人有往来的为汉奸，却不惜煽动英国臣民与中国当局及行商联合，来向他们自己的领事对抗”。事实上，义律那时所受内部的压力日重，终于迫他作了暂时转变态度的打算。而另一方面，英船担麻士葛号及罗压尔沙逊号，则不理义律的命令，先后径向中国政府申请照式具结进口。

文忠那样“以夷制夷”，是基于一个开明的原则，即：对于外人，尤其顽抗的英人，必须从中区分良莠，分别待遇，宽待好人，严绝坏人，并藉好人的力量来制服坏人，一到坏人肯回头归正，立可网开一面，招入正途。他这种大公无私是非分明的精神，演成了化敌为友，变莠为良的开明政策，实大大超出了当时一般的理解，不尽为愚昧短见而又一味自大的人们所接受，因而使他不能贯彻他的策略。例如，他曾向道光报告他对英船的态度说：“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而道光却对此朱批说：“不应如是，恐失体制”。他续说：“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粤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英吉利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而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道光不明白这逻辑的见解，反在那一段上驳说：“所见甚是，而所办则未免自相矛盾矣”。文忠在同一折里陈述其如何抚慰已经具结入口的英船，道光却对此批说：“恭敬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 。就此可见文忠持重而正确的政策，不能充分得到上面的支持，终未发挥更大的作用。

※ ※ ※

文忠向英人内部进行的另一有效工作，是向他们最高层统治者直接指陈鸦片贸易的是非，以道德的制裁力量促使他们自行制止这项贸易。他上年底京升见时，曾“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容俟到粤与邓廷桢等酌商，奏请训示”。到他抵达广东，不过先从谕示当地外人缴烟做起，还未直接发文到外国去。他缓办这件事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当时禁烟新例未定，他须等到新例颁行后，再把中国禁烟的决心和律例，切实通知外国。另一方面，道光对这件事特别慎重，一再有所指示。如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降谕：“┉┉至林则徐前此面奏，请颁发檄谕晓示外夷，着与邓廷桢酌商是否可行，倘必须颁发，着即妥拟底稿具奏，经朕彼览，再行檄发”。正月二十七日又降谕说：“┉┉林则徐面奏请颁发各国檄谕，着仍遵前旨，与邓廷桢商酌，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颁发”。三月十九日，道光于赞同文忠请候禁烟新例颁行再据以颁发檄文的意见后，又批说；“┉┉统俟议定兴贩吸食各罪名颁行新例时，于善后章程内，另行详细筹议，仍遵前旨，拟稿进呈，再行颁发”。他似乎深怕“檄文”的措辞不合体制，一再谕知，非经他看过底稿核准后，不得发出。

文忠抵粤后，察看英人贩烟的实况，先认为“所来贸易之人，不过该国之一贩户，并非贵戚达官，即鸦片亦皆私带而来，更非受命于其国主。且自道光十四年公司散后（按指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撤销），一切买卖，均与其国主无干”。他又根据英国也知鸦片害人而严禁国人吸食的事实，认为他们“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因而他推论英人来华贩卖鸦片，也违犯了他们自巳的国法。他另从外国新闻纸中，知悉英国商船来华，均由该国立限不许携带禁物，而他们仍违例偷贩，连身为领事的义律，也沆瀣一气，他若把这不法实情直诉诸英王，当可取得后者的合作，共同制止鸦片输华。由是，文忠于是年六月间，奉到部颁禁烟新例后，立即拟出“谕英吉利国王檄”稿，先送呈道光核定，经于七月十九日（八月二十七）道光下谕：“┉┉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

关于文忠发予英王的照会，外间流传的计有先后两篇，其中一篇说是当年二月间发出。《澳门月报》及夏爕《中西纪事》都说文忠曾前后两次照会英王；梁廷枬《夷氛闻记》及李圭《鸦片事略》所录的照会原文，则以所传二月间发出的那一篇为据，其发出的日期也记明是在二月，但在《林文忠公政书》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都仅载有七月间奉旨批准的“檄文”。核对那先后两篇照会的原文，彼此的语气大有不同：先前一篇措词较强，含有过份威吓的语调，后面一篇措词较为温和，颇能表达彼此合作禁烟的诚意，所以《澳门月报》认为第二篇比第一篇进步。实则只有后面一篇是真确的，且是同年九月以后才正式发出。原来，道光为此事曾一再严谕文忠，须先拟稿呈阅，经批准后再颁发，他于是年三月间还谆谆叮嘱，文忠那能于二月间擅发未奉准的照会。按清华大学所编《原藏故宫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录有文忠《奏审拟刊卖假揑照会外国公文之翁亚漋》一折，中述查获六经堂书铺铺主翁亚漋，从一陈姓士人手里得到《钦差与本省督抚会行英吉利国禁造鸦片文稿》，误信为真，便印刷成本，公然发卖的经过情形。据此，则所谓二月间先发的一篇照会，可能便是与翁亚漋刊刻的假揑文件同一来源，并且因其打印出卖，流通较广，所以使当时中外人士都误信以为真，予以抄录，甚至最近在美国出版已故张歆保先生着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也以所谓二月间发出的那篇照会为真的文件。郭廷以先生认为《夷氛闻记》所录，大约“系初次拟稿，虽已外露，而不曾正式颁发”，似较接近事实。

文忠于六月间草拟的对英照会，因照过去粤省成案，“凡钦奉谕旨事涉外夷者，大都由督抚臣联衔照会该国王”，所以由他同广东督抚会名发出。其次，这篇先经皇帝核定的照会，更不能不严守当时的体制，所有“天朝”、“恭顺”、“柔远绥怀”等等字眼自然不能不沿用。可是，文忠在这篇文件里，尽量使用情理兼顾的说服语气，避免过去惯用的威吓口吻，而经道光批为“得体周到”后，才予发出。

在这篇照会里，文忠先说明为何收缴趸船鸦片及予以全部毁化的原因后，曾作几个近情近理的发问，如：“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定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他继而将鸦片私贩与英国政府分开，留下彼此两国和平洽商的余地，以求双方合作共除烟祸，因说：“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已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祇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贵国王诚能于所辖印度地方栽种鸦片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诚兴利除害之大仁政。┉┉”最后一段，文忠阐明现在中国严刑禁烟，对华洋人民同等处理：“┉┉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诚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进行等语。今本人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天朝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人欲图长久贸易，必当凛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

这照会底稿，经道光批准后，再发回广东颁发，已拖到了是年夏历八月初。那时，文忠先把这照会慎重的译成英文，他对于袁德辉的译稿不大放心，先后曾想籍助两个美国人来改正：其一是戚廉、亨德，文忠要他就袁德辉的英文译稿，用中文译回来，以明其是否精确 ；其二是帕克医师，文忠曾要求他将照会译成英文，后者认为其中所提理由是无可非议，但他觉得于事无补。确实，那时正值义律态度转强，拒受我方任何来文，文忠料想义律必不肯将这照会转寄英国，于是缮写数十份，分交所有开往英国的商船带去，其中不免躭搁多时。因此，这件或可发生作用的照令，须延至一八四〇年春天，方能到达伦敦，但英国政府已于是年二月派遣海军提督懿律率领所谓东方远征军来华，而英国议会则于三月间，经过三天激烈辩论，以九票的微小多数，通过了对华出兵的议案。假使文忠的照会提早些时到达，将中国的禁烟立场和理由，及其维持和平与正当中英贸易的愿望，宣示英国朝野，增加了伦敦人士对鸦片问题真相的认识，或可影响了主战派的微小多数，那也可能避免后来这一场对中国固属不幸，而对英国历史也不见得光荣的鸦片战争!

虽然如此，但这对于当时逗留广东口外的义律，未尝不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他比谁都清楚英国政府对于鸦片的态度：尽管多年来实际上放任毒物走私，英国政府表面上仍然尽量避免公开的支持，而让那些冒险的私贩自己应付，自己负责，现在要为毒物贸易和走私行为，而采取公开行动，岂不撕破了绅士国家的假面具?再则英国国内若干开明人士，已开始作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吁，这也多少可以影响国会的态度。现在中国方面预备将这件事直接诉诸伦敦政府，林钦差辞严义正的照会立刻要颁发了，一到整个鸦片事件在英国暴露后，岂不增加了英国政府采取武力行动的困难?因此，这一切似乎增重了义律所承受的压力，使他不能不设法缓和自己的强硬态度。这可说是当时导引义律潜返澳门请求重开谈判的原因之一，也可说是文忠多方面向英人内部运用“以夷制夷”而取得的效果。

※ ※ ※

文忠和义律决裂后，仍加紧运用其“以夷制夷”策略，以取得其它外国人的合作，来维持海口互市的局面，甚至也对英国人方面，表现其宽大与公正，以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敌视与偏见。

即对英国人的态度来说，文忠从到粤以来，除谕缴鸦片当中曾短期封锁商馆逼使烟贩就范外，始终未对留在中国地面的英侨予以不良的待遇，即就罪恶照彰的著名烟贩们，包括“恶首”颠地在内，也只予以驱逐回国的处分，未曾加以任何迫害，以清算他们过去的罪行。

当义律叠次开火侵犯而演成断绝交易的敌对局面中，文忠仍然不把落在他手里的英国人稍加虐待，如被捕获的记里布，仍于受到宽待后，才送回英国船上，便是一个显著例子，当时还发生了下述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是年九月英国三桅船杉达（Sunda）号在海南岛附近遇风沉没，生还者十五人在文昌县境凫水登岸，他们随即被送往省城，文忠特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六日），在天后宫传见他们，同他们尽情长谈后，把他们送走。文忠的日记里曾记载如下：

“十一月十一日，癸卯，晴。英吉利有一货船，在洋遭风，飘至琼州之文昌县，淹毙蜜化神等十七名，尚有十五名凫水登岸，递送至省，今拟传其谕话。是日早晨赴邓制军度，中丞、榷使俱在座，即同饭。饭后赴天后宫，传难夷加力臣等十五人，面谕约逾一时之久（按是在二小时以上），并赏食物，各免冠谢，即遣员弁具船，解往虎门，归其舟次。┉┉”

文忠这短短的记载，写得很平淡，但其中英国难人之一，希尔（Hill)医生，生还到澳门后，却写了一篇有声有色的长文，来追述他和钦差叙谈的经过。这篇长文曾刊于当时的《澳门月报》，对中国官吏屡次恶意侮蔑的英军官宾汉，却也将希尔医生的全篇原文，列为他所著《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的附录，并引据以为颂扬文忠人格和作风的一个证件。

希尔文中叙述他们一行十五个难人如何被引导到钦差面前，向他行礼，他也答礼，于是谈话立即开始。他首先说：对于他们这次不幸沉船遇难，深为关怀，希望在他们来到广州的途中，一路上地方官吏能够招待周到。接着还询问他们一路来华的情形，然后谈到了重要的话题：

“他说：对于目前中英两国之间所存在的纠纷，他深为抱憾。二百年来，中英两国一向非常和睦，事事都能顺利进行，对于两国都是有利的。他很抱憾那些愉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希望能够见到那些好日子再回来。这次纷乱是由于英国人倾销鸦片，而英国人知道鸦片是中国法律严禁输入的东西。”

“钦差继又用了相当时间详述鸦片对于人身的损害，以及英国人向中国散播鸦片的可耻，尤其是英国人明明知道，中国对于吸食鸦片及以任何方法贩运鸦片的人，均有严刑处罚，因而使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更为恶劣。然后他叙述了近年来烟祸已经扩展到了可怕的程度，以及他的皇帝要消灭烟祸的决心，因此皇帝派他到广东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决意要在有效地贯彻这个目的之后才肯回去。他说：他很知道我们所经营的别种货品也是利益很厚的，但为什么我们不知足，还要来散播毒药呢?他要我们自问良心，经营鸦片生意是不是一个可怕的大罪行。他确信这是天理所不容的，任何从事鸦片生意的人，一定要在良心上受谴责。┉┉”

当文忠谈到弯剌船长乘坐担麻士葛船开进黄埔的一件事，他就问那些难人们，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做，是否由于义律害怕船上人员会被斩首，财产会被没收?叙述到这里，希尔医生写出了自己答案如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清这种事情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当时我们完全处在他的权力之下，而他毫无加害于我们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深加怜恤，想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去和我们的国人相聚。他愿意所有的英船都去黄埔，但此时纵使他们已经具结，在未奉到北京的训示以前，英船不准再开进来。他对于英国人并无丝毫仇隙，只是痛恨那些贩运鸦片的英国人。如果捕获了带有鸦片的人，不分英国人或中国人，一律同罪。在此以前，对于英国人是从宽处理，今后决严惩不贷，因为他有了决心不顾一切危险来扑灭鸦片。┉┉”

希尔叙述双方谈话的经过后，说到文忠以酒席款待他们全体，还描写了文忠当时轻松的表情说：

“以后他一直站着和我们交谈，态度极为亲密，总督及其它大员也都站着。他仔细的察看了我们的服装，和他们朋友们就西装的各部分笑谈取乐┉┉。”

希尔所写最后的一小段是：

“最后他通知我们，小船已经备妥，以便送我们到铜鼓和我们的国人相会，他希望我们在自己国人面前，对他善为称道。我们答应照办，于是他向我们说‘请，请’，和我们告别了。”

希尔医生这篇报导，充分写出了文忠的宽厚、慈祥而又非常讲理的面目；以这样公正的人物和他正大光明的作风来做敌视的对象，未必是个个善良的英国人所能赞同罢!若使希尔这篇文章早日到达伦敦，那些一味主张派兵以保护鸦片贸易的绅士们，看到之后，不知当作何感想！

海上捕获的记里布释放回去，被难的英人也整批的好好送走，对那首先遵式具结进口的英藉船主弯剌，文忠更给他周密的保护。在弯剌驶船回国之前，文忠还特地将发与英王的照会，交一份给他带回英国，弯刺也写下收据，并说明他必诚心照办。

文忠宽待他国来船以抵制英船的政策，这时已逐步收效，统计自是年缴烟后，于五月间开舱，至八月初，共进口外船二十五只；自八月初至十一月初，又进口三十七只。在前后约半年中，遵照具结的外船，共达六十二只，其中美船占四十五只，已超出过去美船全年进口之数，其它各国，每年不过偶来一二船，本年来者特多，皆有欣欣向荣的趋势。在此以前，每年粤海进口的外船，平均也不过一百几十只，其中以英船占最多数；现在其船不进口，六个月中来船只数，也不比从前逊色。

※ ※※

其后，文忠的政策几乎被顺天府尹曾望颜所破坏，后者于是年十二月奏言：“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道光将原折发交文忠悉心妥议。文忠据理力争说：

“┉┉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逈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英吉利国所辖地方，从前例禁宽时，原不止英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且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级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式具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英吉利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违抗者槟之，恭顺者亦槟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制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传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我天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

文忠于分析当前情况及驳斥概绝通商的建议后，进而扼要说出自己的外交改策如下：

“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薫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英夷，则有如踣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

文忠的正确意见，幸亏得到道光的采纳，才不将对英的纠纷扩大到其它国家。就上述那段经过来看，在文忠和他同时的人物之中，彼此不同的见解，距离是如何之大，而文忠之要遂行其独到的政策，事实上又是如何艰难。其实，像曾望颜那种盲目的议论，在当时并非创见，他也不过承袭了前些时候直隶总督琦善的主张而已。当琦善奏覆反对黄爵滋吸烟死罪的建议中，曾写出他的对外政策如下：“┉┉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乃反受其欺而不善用其权，为大可惜者，则大黄茶叶是也。┉┉夷人心思才力虽优，独于此二物，即欲购种移植，而物土异宜，竟不能如其愿，此实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大权也。臣愚以为鸦片流毒，暂且大张晓谕，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一俟鸦片断绝，数年之久，彼所储蓄渐将告匮，不能不衷恳，待其至再至三，乃开一面之网，施格外之恩，乃准通商。┉┉此实以智御外夷，以法绳奸宄之良策也”。（按琦善这篇反对严刑禁烟的奏折，很多英人的著作都加以征引，因而流传很广；但原折不见于《筹办夷务始末》，而全篇原文见于抄本无名氏辑《溃痈流毒》卷一，《琦善遵旨覆奏禁烟折》。）

近代有极少数的史家，认为后来一意主和的琦善，在对外关系的认识上，比较文忠清楚。关于这，我们当在后面叙述琦善议和的经过里，再加以分析比较，这里将他们二人对于通商问题的不同议论，引如上述，让读者去判断谁在这问题上较有开明的见解，或较知运用外交的策略。

※ ※ ※

文忠这段时期在外交上的另一个收获，是在于笼络澳门葡人的成功。前面说过，他曾巡视澳门，加强其内外的驻防部署，严令葡人驱逐英人离澳。在澳门重开谈判期间，原已迁居船上的英人，乘机又溜回澳门居住。一到谈判破裂，文忠预计到英人对于澳门的阴谋，因即在那一带水陆各方面，加倍严防，并奏请将南澳镇总兵惠昌耀，留任香山协的职务，将高廉道易中孚调驻澳门，以提高镇压的力量。而义律、士密等人，恃有英国强有力的兵艇做护符，时常出没澳内水域，中间曾向葡人威胁，次第提出在澳存贮英人货物，派遣英国兵船进泊澳门港口的要求。文忠针对这不稳的情况，便向葡人加施压力，限期勒令葡人将英人驱逐净尽，若过期仍有英人在澳，便将暂停澳人的贸易。后来发现了二名英人逾期未走，立即宣告暂停葡人贸易，一到英人都离去后，他就宣告恢复通商。文忠采取这措施的理由是：“缘西洋夷人在澳内者，有天朝声威可恃，而其出洋之船，一至夷界，则畏英夷之强，顾后瞻前，势所难免。臣等责其容留英夷，停其澳中贸易，则西夷有词可谢，而英夷遂无地可容。迫其逐去而贸易复开，仍无损西夷生计。但系驾驭权宜之术，不敢明宣，惟有据实密陈。┉┉”

文忠的策略果然见效，澳门葡人始终不敢同英人汇合，并且据理据事一一拒绝义律士密等人的请求。兹将文忠上折附呈所访获葡人兵头回复英人的书信，撮要引录如下：

1840年1月16日葡人兵头乌威拉宾多回复义律的信：“┉┉付来之信，欲将英吉利船上之货物搬到澳门┉┉，我等心中虽欲应承，惟因中国官府禁止我等，不准与首领事有来往，我等虽欲将就首领事，惟因例禁，不能如我等所愿，故不得已，推辞首领事所请。┉┉首领事曾在澳门居住数年，谅已知道在澳西洋人与中国官府之交情，尚望忠厚之英吉利国王，保护澳门，以免我等受从来所未受过之艰难危险。┉┉”

同年二月四日乌威拉宾多回复士密的信：“来信云，要遣兵船一只进澳门港口之事，似是与我等国中对敌。盖兵船进口，乃历来禁止之事，即尔贵人之国家，亦未必令尔攻敌我等之道理。┉┉今尔贵人之非，我特讲明，如果欲遣兵船到澳门港口，乃是不公义之事。现在尔贵人所行之事，与尔贵人去年所见，甚是不同，尔贵人若如此言行相违，我必将尔贵人之事，声明与英国及我等国家知道矣。┉┉”

同日威拉宾多再覆士密的信：“┉┉我今明白回答与尔，此处地方，与我国王所管之别处地方不同，┉┉若此处与别国人居住，此处地方之居民即不得安静。┉┉现在此处之事情，已比从前不同，中国一封禁伙食，所有各样贸易事务，皆已败坏矣。┉┉请尔出令吩咐海阿新兵船离去此处港口，俾我可尽心保护我国家之人民，在此地方得以平安。英吉利人不要想我留他们在此处居住，我亦必守与中国人所定之章程，定不肯违背之。┉┉尔若不念我对尔说之事，我即将近来九个月内所有之事，宣布与通天下知道，求各国依公义判断。我之对尔说知，尔所行之事，不独犯我国法律，乃亦有犯于英吉利国家之法律。┉┉”

看葡人兵头以上的信札，措词愈来愈严厉，且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就可想到文忠外交政策之成功，终使在整个鸦片事件中，英人无法利用澳门这重要的据点。设使文忠当时不受背后不同意见的牵掣，或者后来他若始终站稳在他的岗位上，并能随意扩大运用他的“以夷制夷”策略，对英人内部加紧施行分化手段，对英国以外的各国家扩大进行宣传工作，那很可能对英国出兵侵华的行动给与很大的牵制，即在大批英船来华之后，也未尝不可一面抗战，一面利用各国的矛盾，引起第三者的干涉或调停，以减轻中国所受的英国重大压力。

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忠接奉谕旨，与邓廷桢对调，即他从两江调任两广总督，而邓廷桢则由两广调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因为管辖三省缘故，通常地位较他省总督高，但因当前两广形势续呈紧张只好留着文忠在广东应付。其后不久，邓廷桢因原藉金陵，例须回避，同时又因福建沿海时有英船潜销鸦片情事，遂改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由于这种人事的配合，林、邓继续合作，使今后的广东、福建成了联防的局面。

注释

①《信及录》，《谕澳门同知传论澳夷将夷楼鸦片呈缴稿》。

②同书，《批澳门同知禀西洋夷呈明实无鸦片情愿具结稿》。

③《政书》，使粤奏稿卷六，《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

④摩尔斯，《中西公行》 H．B．Morse, The Gilds of China, Shanghai, 1909, 页九二。

⑤丹湼特，《美国人在东亚》，页一二三。

⑥《澳门月报》第八卷，页六二四。

⑦ 《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夷船互市情形并空趸开行只数折》。

⑧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九一。

⑨《信及录》，《会谕广州府转饬士邢查覆买受空趸并遵式具结稿》。

⑩林则徐译，《澳门新闻纸》，第一册。

同上。

同上。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九二。

《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及《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三十五。

《政书》，使粤奏稿卷四，《会奏拟具檄谕英吉利国王底稿恭候钦定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五，页二十二。

同书，同卷，页二十五。

同书，卷之六，页十八。

《政书》，使粤奏稿卷二，《附奏夷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

《信及录》，《示谕夷人速缴鸦片四条稿》。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七，页三十三。

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一三七。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二册，页一六七。

《政书》，使粤奏稿卷四，《拟谕荚吉利国王檄》；《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七，页三十三——三十六。

威廉、亨德，《缔约前番鬼在广州》，页二六一。

华南美国宜教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Souih China,一八三八——一八四四年通信与文献，卷一三〇，一二三款，《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彼得、帕克自广州来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下册，页三八二——三八九。

《信及录》，《英夷弯刺收领照会文书夷据》（己亥十二月初十日）。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九，页五——九。

《政书》，两广奏稿卷一，《覆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

同书，两广奏稿卷一。《密陈驾驭澳夷情形片》。

第二十一章决裂

强化海口防卫——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火攻英船

断绝接济——吁请沿海各省筹防——敌情的分析——

英国终为鸦片而出兵

道光二十年，文忠五十六岁，卸去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名义。改任两广总督，元旦履新，到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历1840年10月20日）奉到部文，着来京听候议处，即日卸任为止。他这一年的日记，缺了从元旦到八月十四日的记载，这使我们对他那一段重要时期的事迹，不能从其亲笔日记得到可靠的印证。

前一年十二月初，顺天府尹曾望颜在奏请封关禁海的折里，曾说：“臣闻英吉利夷目义律，于本年各国新来之船，拦截外洋，有烟土者，不令呈缴，且时以兵船入内洋游奕，敢与官兵接仗，是……其意实希图掩饰一时，俟钦差大臣离粤之后，仍载烟土来与内地奸民售卖，其诡诈已可概见。……”①他这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言外之意是说，钦差大臣一旦离粤，鸦片贸易立将死灰复燃，那么，鸦片一日不彻底根绝来源，文忠便一日不能离粤了。这还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看法，而另一方面，却有基于人事因素的说法，例如戴莲芬《鹂砭轩质言》记《禁烟原始》中，有“枢相密言，粤事非林某勿竟，遂调文忠为粤督”等语，就是说大学士穆彰阿之流，暗中摆布将广东难局套在文忠头上。在两个多月以前，道光还说：“林则徐已放两江总督，……岂能常川在粤”，而到是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他突然下谕：“邓廷桢着调补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着林则徐调补”②。同日又降谕说：“……林则徐已简调两广总督，责无旁贷，务当趁此警动之机，为一劳永逸之策……”③。由是，文忠短期的禁烟差使变为长期留驻，又因对外关系的演变而担负封疆的重责，只好和他的对手义律周旋到底了。

在两广总督任上，文忠除严密应付英人外，一意加强内部禁烟的措施。从他上年来粤查办，到第二年三月，先后起获民间烟土五十余万两，都经陆续毁化。那时广东各属府县城厢，耳目昭著的地方，烟毒大都渐就肃清，但因省内积毒太深，一时还不易在穷乡僻壤消灭净尽，而烟贩巧避的技俩更层出不穷。文忠对于破获案犯，曾多次捐银给奖，或筹款劝捐，以充破案的奖赏。但这不是经常可靠的办法，为此，他特奏请在烟犯定谳后，除烟土烟膏烟具悉数缴官毁化外，所有烟犯船货产业，概准分别给赏，使查拏首报的人，有所图而不相隐庇，而提高了破案的效率④。

文忠实授两广总督后，守土有责，文武皆所统属，他更积极布置广东海口的防务。他认为粤洋要口，以虎门为最重要，次为澳门及尖沙嘴一带，他就集中力量，増加这些要口的防务。他的部署大致如下：“所有虎门各炮台，先已添建增修，与海面所设两层排链，相为表里，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现在该处各炮台，计有大炮三百余位，其在船在岸兵勇，随时分拨，共有三千余名。至澳门地方，自奏委高廉道易中孚，与奏留升任之香山协惠昌耀，会同防范，先后派驻兵勇，亦有一千三百余名”⑤。至于尖沙嘴一带，东北背负冈陵，西则有急水门、鸡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环山，风恬浪静，义律原率领兵船盘据那里，前经文忠五路剿击后，英船才离开这巢穴。现在文忠更在那一带扼要设防，以资控制，特别选出尖沙嘴山麓一段直对洋船向来聚泊的所在，和官涌偏南一山正对洋船南洋来路，各添建炮台一座，安设大炮五十余门；又将管辖尖沙嘴洋面的大鹏营改协，添驻副将一员统带督率，增添原设左右两营的兵额及巡海船只。此外，各小口及内河水陆要隘，也都添兵多名，恊同防堵。凡此加强防务的措置，都不免増加经费负担，论理应当另外增拨，但文忠却因默审国库拨款的困难，祇得说：“官兵俸饷，岁需支应，国家经费有常，未敢遽议増添，惟有就通省各营设法抽拨，并于水师各缺酌量改抵”。至尖沙嘴官涌增建炮台，添置快船，以及加建兵房等等，经费都无着落，文忠祇得无中生有，奏请动用前此行商捐出前山营本银的积存生息五万余两，来将就应付⑥。

虽然口内的防务逐渐加强，但对逍遥口外的英船的伺隙活动，仍不能主动的予以制服。文忠深知脆弱的水师船，不足抵挡海上船坚炮利的敌人，且知英人轻视中国水师，而比较畏惧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由是，他用另一种方式训练原有的水师，命令他们不必在外洋和英船正式接仗，而只备火船，趁月黑潮退，出敌人的不意，分批潜出，乘上风攻击敌船的首尾，从桅上向他们抛掷火器，使他们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他招募了渔蛋丁壮五千名，劝导行商盐商及潮帮客商捐出了丁壮的月费和赡家费。这批水上壮丁经训练后，分派在火船上，由官兵率领，分赴各岛屿潜伏，乘机出动攻敌，将火船钉在英船四围，使英船燃烧而一时不能脱开。他又雇用了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六十余只，改装做战船，并配备了百余只火船小船。此外，他买到了一艘甘米力治（Cambridge）号洋船，以供水师实地演习跃攻首尾，跃中舱等等进攻外船的方法。他所手订的攻击敌船约法七章⑦，都经兵勇训练娴熟，人人踊跃效命，他由是握有相机出击的力量。

文忠除在所掌握财力人力的范围内，尽量将中国固有的工具改良运用外，同时也究心于仿效西法，以改进中国武装力量，所有西洋造船制炮的技术，这时已成为他所研讨的对象，并就地觅得比较内行的人开始仿制。他可说是中国在这方面首先提倡的人；他购买了甘米力治洋船，这在中国也是一件创举。据当时澳门月报的记载，文忠除购买了甘米力治号之外，并曾洽购三只丹麦船，终因费绌而罢。这装了三十四门英制大炮的甘米力治号，于文忠革职后，落入英人手中，曾使敌人为其保持整洁及装备良好，而感觉万分惊奇，而他手里所仿制西式战船，也同样受到了对方的赞美⑧。

※ ※ ※

文忠以上的措施，虽比一年前的设防和进攻力量大有进步，但以之应付义律少数兵船的骚扰固属有余，若以抵挡更雄厚的英国舰队的侵犯，显然仍处下风。然而，文忠心里却把握着另一种更坚强的武器，即：“民心可用”。在这方面，他的信念是始终一贯的。在他抵粤之初颁给外商呈缴烟土的谕帖里，便已特别指出中国民众可做他的后盾，他说：“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复在《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的文中，他又说：“尔等售费鸦片，胎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死罹于罪者，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他一开始便看上了民众的力量，后来事实证明，他也多方运用了这力量。为调查兴贩吸食鸦片，他不要多经吏胥的手，而愿交由地方绅耆负责办理：“兹本大臣明定章程，悉由地方官敦请邑中公正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士公举各乡公正衿耆，分理本乡事宜，如有隐匿遗漏，惟分理是问”。如探访贩烟奸民以及水师贿纵败类，他曾想出办法，让年青书生们尽情举发，他便据以查拏和定罪。再如招募丁壮，购买及仿造洋船、洋炮，他曾号召行商盐商及潮帮客商捐助经费。他那些措施都符合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从这里很可看出他有发动民众的精神和适当办法。因为他深信民众的真正力量强于一切，所以他一向不赞同调动内地的军队，从不奏请皇帝派兵増援广东，也不恳求国库多拨迫切需要的经费。他明了那些落伍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而劳师糜饷的结果，只有降低了皇帝的禁烟信心，而増加了自己处境的困难。他宁愿以发动民众的方式，就地募兵筹饷，以旺盛的民气，加上适当的训练组织，作为长期应付外敌的可靠力量。像他生长于那样孤陋的保守时代，处在非常顽固的官僚社会，竟有如此开明的思想，且不断扩展这种新作风，而从此在两广奠立了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基础，我们称他为一位超时代的人物，当非过言。

与义律决裂后，文忠估计英国兵船必将藉端骚扰粤洋，因奏陈：“严防各海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但要实施这坚壁清野的办法，必需先将沿海民众组织起来。所以他续奏说：“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彼见处处有备，自必不敢停留，而鸦片来源非如此严重坚持，不能永远断绝”⑨。自此以后，他极力进行组织民众的工作，陆上则组织乡勇、团练，水上则招募水勇、蛋民、渔民、引水、及素谙夷语的线民。他发出了英夷鸱张安民告示，内称：“英吉利夷人本多狡诈，且以鸦片害我民人性命，骗我内地资财，当亦吾民所共仇共愤；本部堂今与汝等约，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凡杀白头鬼一名，赏洋银一百元，杀死黑鬼子一名，赏洋银五十元”。对于增加水上的进攻力量，他用平时所设大小火船，装配渔蛋各户，作为火攻的武力。英船在内海活动，必须雇引水领路，经他训练的引水便将英船行动随时探报官府。受他训练的线民，则“假装济夷办艇，作为内应，配合各队水勇火船，出其不意，纵火焚烧夷船”。文忠这种发动水上民众力量以配合火攻的策略，曾迫得英船不敢停泊在一处，“每日东飘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弋不停，深恐我兵复用火船前往烧毁”⑩。

发动民众不仅使文忠平添了退守和进攻的力量，而且制裁了汉奸的活动，甚至引起了敌人对汉奸的不信任，以根本摧毁英人“以华攻华”的狠毒策略。文忠对招募渔民蛋民的作用，曾说出了另一理由如下：“盖粤洋渔船蛋艇之多，几不可以数计，其人贪利亡命，无不远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徕，啖以倍获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值，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利愈重则命愈轻。故夷船寄掟虽遥，而冒险犯法以趋之者，闻已渐相环集，此又断其贸易之后，更出一种私弊，不可不亟亟剿除者。臣等再四思维，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天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蛋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用此等民人，以为水勇。……”部分的渔民蛋民既受招募，济敌的汉奸便无形减少了。而且，悬赏鼓励人民杀敌的办法，也曾引起了英人对汉奸的顾虑，因此，“洋船上之汉奸，皆为英人所疑忌，尽遣去” 。后来文忠在著名的《第七号家书》里，曾追述其行使上述政策的结果说：“七、八月间，一面拏汉奸，一面出示，令其杀夷领赏，汉奸密谋动手，鬼子心悸，不敢留汉奸在船，一时几于尽除羽翼”。文忠这套策略，实不仅如他自己所说，以奸治奸，以毒攻毒，而且是化莠为良，化敌为友。后来他革职后，我们看到汉奸鲍鹏出头活动，及英人恶毒的实行“以华攻华”的策略，在各战役中大量使用汉奸打先锋，当格外明了他当时“以奸治奸”的苦心与远见。

文忠对发动民众的信心，始终不渝，到获谴革职之后，一切设施尽被琦善撤销，他仍于广州城危急之日，以革员的身份，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以与英人抗争到底。他的精诚确实感动了广东民众，而广东民众果然也不负文忠号召他们的苦心：到广州战役失败及和议成立之后，三元里义民万余人树起“平英团”旗帜，截杀英军，三山村的民众也拦攻英军，佛山镇民兵进攻龟冈炮台的英军，并击退了来扰的英军舢板。他们那些热烈的表现，足向中外宣示了中国民众力量的伟大，证明了文忠政策的正确。试想文忠那时如果仍然在位，以那样民众力量，加上了他诚恳而热切的号召，并在他统一领导下，展开大规模的行动，那进入内陆的英军，岂不到处有泥足深陷之感!

这里附带提到一件微妙的事实。文忠当时幕中，曾网罗各类人才，其中不少忠义之士。幕友里面有浙人何大庚，很得文忠的信任，此人素来极恨各衙署幕友常与市侩往来及辄向洋人泄漏消息。到文忠去职离粤后，英人在粤得意，何大庚激于义愤，曾同他的好友钱江写了那篇著名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文中对文忠特别恭维，对议和的官吏尤多斥责，并倡议捐资招勇，办理团练，以与英人对抗。何钱二人虽因此被广东大吏揑造罪名加以惩处，但他们的檄文遍传民间，很发生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后，文忠在新疆，曾于道光二十五年正月的日记中，记述其与流戍新疆的钱江盘桓数日，《日记》特注说：“钱在广东领乡勇，欲与夷战，当局罪之，发遣伊犂”。

又后来在答两广总督徐广缙问驭夷书中，文忠强调了“民心可用”四个字。广缙得其启示，因于道光二十九年英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役中，发动民间丁勇十余万人向之示威，终于遏阻了他们的企图。

从鸦片事件发生后，广东一省的民众运动迅速进展，民族思潮日见发扬，被琦善目为“民情不坚”的地方（详第二十三章），却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伟大的革命行动，一变而成为革命的发源地，究其原因，似不能抹煞文忠当初切志抵抗外侮及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的一段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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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英国通商之后，义律仍率艇盘据铜鼓洋一带，文忠曾密片奏陈：“英夷逗留外洋，常防火船潜往焚烧，……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等情”……。道光在那奏片上批说：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当时海上传来不少谣言，有说英国召集各埠兵船，将所有逗留在那边的商船通通改装兵船的，也有说贸易断绝后，英人转无顾忌，将货物运走，而仍将鸦片运来潜卖的。无论实情如何，我方都须设法消除这种威胁或祸害，但将中国师船开往洋面和船坚炮利的敌人正面接触，把握是很少的。同时，英船停泊海面，部分要靠汉奸匪船的接济，而更须设法剿除。为此，文忠开始使用封锁策略，从截断英船的接济下手，除凡淡水泉脉，皆守以兵，或下毒物，以断砍水的来源外，另方面则施行火攻，使用他所训练的火船，以烧毁敌船及资敌的汉奸船艇。

五月二十七日（1840年2月29日），马辰，卢大钺、黄琮等官弁，率领水勇，深夜分路前进，驶近英船寄椗的地方，出其不意，一齐放火，复将喷筒火罐，乘风抛掷，一共烧去汉奸买运烟土和济敌的船大小二十三只，并连带延烧了一只英国三板，又烧毁了海中沙滩所搭蓬寮六处，除击毙若干汉奸外，另生擒济敌匪犯十人。

经过那次焚烧后，英船严密戒备，一时不容易再下手，同时继窝拉疑、海阿新两舰上年开到中国水面后，英国现又増派了都鲁壹，谷巴士两兵舰来支持义律，后者有恃无恐，更加强行使破坏烟禁的手段：“日则暗放三板，分运烟土，引诱奸民，零星贱卖；夜则抛锚寄椗，并招集办艇环护，支更瞭望，以防我兵火攻。……且诡计百出，竟不惮亏本以诱愚民，‘公班’大土一个，仅卖洋银五、六圆，较之前年秋冬，价减十分之七，并讯据先后获利烟犯供称，有以鹅鸭十只换得‘公班’土一个者，并有买过一二次，即可向夷人赊烟者，在彼总欲愚弄沿海之汉奸，以阻挠当官之禁令。……”针对英人上述行动，文忠不得不继续设法进攻。

四月初七日（五月九日），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会同营弁，在小濠海边，续烧汉奸办艇四只，蓬寮五间，捕获在英船上供役的汉奸六名。

五月初九日（六月八日）经文忠和关天培密商后，派出副将李贤和都司马辰、守备黄琮、卢大钺等人，分带兵勇四百余名，暗伏岛澳，并多雇素习洋话的线民，假装济敌办艇，作为内应，乘夜半月落时候，各队火船移近磨刀外洋英船聚泊的水面，占住上风，出其不意，火船闯入夹烧，各线民也在假办艇内，同时放火。据文忠奏报：是役计焚毁英船二只，另一英船桅帆着火，弃椗逃走，杀毙英兵多名，又烧毁汉奸大小办艇十一只，近岸蓬寮九座，捕获罟船一只，汉奸十三名。道光阅奏，很愉快地批说：“所办可嘉之至！”

文忠以上几次派兵出动，主要目的是在剿除资敌的汉奸船艇，在这一方面可算十分成功，虽然对英国的船只，还未予以重创，但所加于英人的压力已不算小。英人方面对这几次中国火船行动的记载，虽和我方的报告不尽相同，但其痛感火船威胁的语气，确已无可掩饰。1840年3月7日《澳门新闻纸》曾就中国火船第一次的活动，作了如下报导：

“在二月二十八礼拜五日十点钟时，有中国师船两只，及有许多小船，满装引火之物，燃烧向着金星门之船只吹来，幸得被风及流水淌近岸边，以致岸边有许多中国小艇，被火烧毁数只；至外国各船，只有底威尔大三板一只，被烧着头桅，不久即已救息，又有哥洼支麻里船，因为避火，被拦在浅水上，不久亦已驶脱，并未有损伤。时窝拉疑兵船上，当遣三板将火船拨至岸上，离去各船，以免于危险。闻说各火船土装有竹筒，而竹筒又载有火药、玻璃、碎石片等物，并不见有开炮。是日晚上，又有火船到来，皆不得顺遂，所喜的是晚潮水甚小，风色亦甚好。中国人若放得各火船得法，各船定必大受其害。此系算是第一次，后来恐怕中国人若一练熟，驶火船有准头，即更有危险之事，惟我等切当小心提防之。”

《澳门新闻纸》记载后一次的中国火船活动说：

“在礼拜二日早上两点钟时，有十只火船乘着猛流向金星门之船冲来，时在金星湾着有许多船只，尽皆起椗，以避其害。……当火船冲求之时，有许多中国官艇拢来，欲望有着火之船，即将该船之水手杀死，后因见火船不能成功，遂即驶回，并未为大害，只不过跳过两桅之特威尔船上，杀死一两个人，其余船上之人，见此，即跳下水去。”接着另一则记说：“……火船之样子皆系甚好，满载引火之物，一对一对用链链起。”

英军官宾汉的书里，除作了简单的类似报导之外，还说起那时中国师船进攻英国兵船的事实：

“五月二十二日（按即中国四月二十一日），几个沙船来攻打英舰希腊号，……双方战斗，颇为激烈，终于将进攻的中国人击退，但是英国方面，舰长蒋西和二十五个水手都负了伤。”

自从中国宣告对英封港，直至大队英舰来华，前后漫长的七、八个月中，英人漂泊海上，进退失据；义律面对中国这位强人，除盼望大队英舰挟其精良武器早日到来之外，未曾在其广东防线上，采取任何行动。其实，义律那时所掌握的武力，除了先后抵达四艘兵舰外，还有十余艘武装船只，数千人员，比起五六年前律劳卑所控制的实力远见雄厚，但他再也没有步武他的前任闯入虎门炫耀其坚利的船炮，这显示那时的广东海口，已大非昔比，不是小丑所可跳梁的了。文忠方面，则始终维持着旺盛的精神，以应付英人的威胁，到是年五、六月间，英国大批军舰抵达中国水域后，宣布封锁广东海口，掳去海运盐船，伤毙民船水手，威吓进犯内港，他仍未被敌人的优势所慑服，反而加强防御，甚且准备出击。他于七月十九日（八月十六日），先上折奏陈英船在粤猖獗情形，并因最近在洋面拏获士担顿一名及黑人两名，英人强欲索回，声称如不释放，即要进澳滋扰，藉端恫喝，情实难容，而他们兵船商船都在活动，难保不串谋生事，亟应痛予剿除，他并奏说：“臣林则徐拟于本月二十日带印登舟，赴离省八十里狮子洋，将所练各兵勇，亲加校阅，如技艺精熟，即择日整队，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剿办。臣林则徐亦赴虎门驻箚，与提臣就近筹商，随时调度。……”次日，他带印上船，前往狮子洋，将本年所派各备弁豫练壮勇技艺，逐一亲加校阅，如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喷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与水师官兵一体演习。他于校阅满意后，随即转至虎门，同关天培熟商出洋剿办事宜。文忠那番动作，显示他决心牺牲一切，捍卫疆土，绝不因强敌当前，而稍萌退缩之意。假若英国舰队当时集中力量进犯广东，文忠必率所属将士英勇抗战，虽然强弱不等，文忠可能壮烈殉国，但他总要全面抵抗，寸土必争，务使英国侵略者付出重大的代价，中华民族表现伟大的爱国精神，而使浩然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明乎此，就可领会为何英国舰队那时不发作于缴烟销烟的广东水域，而乃远去攻占定海，以至示威于大沽口外，其理由究竟何在了。

据文忠奏折的报告，七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九日），即他亲赴狮子洋校阅的第三日，未刻，英人果向澳门附近骚扰，他们潜放三板十余只及火轮船一只，乘潮由九洲外洋驶至靠近澳门以北的关闸一带，突向中国防地开炮。陆上中国防兵立即开炮还击，海上师船也驶至青洲海面夹击，接仗达三四时辰之久，将英船前后桅柁打伤，并击沉三板数只，击毙英兵多名，至戌刻英舰终向九洲大洋窜去，岸上检获敌人炮弹大小二百余个，重十余斤至三十斤不等。

关闸接仗后，文忠据水师探报，英国兵船统由九洲驶至迤东之磨刀洋面，间有驶至零丁洋以北，及矾石、赤湾等处游奕，他即和关天培在沙角海口，鼓励各船兵勇，整队出洋，探踪迎击。以下是他奏报在洋面接仗的情形：“据禀报，八月初五日卯刻，在冷水角瞭见火轮船一只驶至龙鼓洋面，即令快艇及原雇拖风各船，先往追蹑，各放炮火击其船腰，该火轮船即刻逃去。随探得龙穴西南，有夷兵船一只，其东首又有夷兵船四只，三板五只，我师追至申刻，候选都司马辰与护提标右营游击王鹏年，同坐一船，首先拢近架历之船，奋勇接仗，……连用三千斤铜炮两门，将其前面头鼻打坏，其船上拉绳之人，纷纷喊嚷，滚跌落海，该船先犹用炮回拒，弹如星飞，……迨被我师攻败伤毙多人，夷众手忙脚乱，仅放空咆，……是时有他船赶护前来，又经师船开炮轰击，断其绳缆，不能驶进。惟于我师回击他船之际，架历船即乘隙随潮南窜，……当将各船收回，于亥刻仍抵沙角，查点弁兵，受微伤者仅止数名，即被炮各船，间有损坏，亦皆易于修整。次日，据渔船捞获夷帽五顶，夷鞋二只，及夷船上打落油缆三节，长二丈余，帆杠一根，长九尺余，又转轴二个，系夷船起椗推柁所用，均经缴到师船请赏。并据称：初五日晚，见有夷尸数十具，随潮漂去。又据引水探报，夷人捞获尸具，在磨刀山根瘗理，内有伙长一名，炮手三名，夷兵十一名；并据新安县禀同前情。”

英人方面的资料，对于矾石洋面的接触，几乎没有提到，而对关闸地方的双方炮击，都说是英万获胜，驻防的中国军队被击溃，伤亡人数很多。但我方的资料，除上录文忠原奏外，还有当时留居广州关心洋务的粤人梁廷枬所作的记载如下：

“留澳夷船，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前山营都司实守此，挈兵出，且拒且扑灭余火，炮伤其夷目及夷兵数十，沉其小舟。十八日（按当是八月初五日之误），则徐侦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将陈连升率马辰挈五兵舶，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与遇，乘风破其头鼻，夷多溺，铅弹亦尽，小夷船十亟驶来救，围辰船，仰攻炮及木排，辰开子母炮，断其绳缆，不能进，士密船乘战酣遁，以捷闻。”

同时代的魏源，在其《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关于关闸地方及磨刀洋面的接触，所记多与《夷氛闻记》、相似，而与文忠奏报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可见文忠的战报自有其适当的依据，所惜他那时期的日记不复存在，否则我们将可从中得到更可靠的佐证。

矾石洋面的接仗，是中国水师白昼在外洋和英国兵船对击的一仗，是他们主动的向敌人进攻的一仗，是以落后的装备带着旺盛的精神和船坚炮利的敌人角逐的一仗，同时也是文忠和英人实力对抗的最后一仗。在这以前，道光曾多次谕告文忠，要对敌人“示以兵威”，文忠这次可算大胆地轨行命令了，然而，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文忠这番动作，却遭受了道光的严厉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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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自收缴英商烟土后，对于海口的防卫设施，从未稍懈，有如前述，他对英舰之将借口鸦片事件而骚扰沿海不是没有预计的，而且他除积极强化广东海口的军备外，并曾时常吁请政府留意沿海其它各省的防务。他后来致座师沈鼎甫的信里，曾对此回溯说：“……其窜往沿海各省，本在意中，则徐奏请勅下筹防，计已五次，……而浙省乌尔恭额中丞并议有防夷五事覆奏，大抵议而未行”。他又在遣戍途中致姚春木、王子寿的信里说：“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不论，即到粤后，请勅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各省奉到廷寄，率皆覆奏，若浙中前抚军，则并列六条入告矣。……”根据文忠上述信札的申诉，可证明其在都觐见迄至来粤以后，他始终期待沿海各省防务的加强，以配合自己在粤进行根绝烟祸的进展。历史文件也证明了道光确曾接纳文忠的吁请，通饬沿海各省加意防务；在他处分失守定海的浙江巡抚乌尔泰额的谕旨里，他也回溯说：“英夷售烟图利，经广东省奏明，断其贸易，早料其分窜各路，肆行扰害，是以屡降谕旨，饬令有海口各省督抚严密防维，有备无患”。

依上述资料，具见当时无论在京都或广东方面，都曾考虑到英舰可能侵犯沿海各地，也曾讲求强化沿海的防务，但事实上，除了文忠在广东及邓廷桢在福建确曾留意防范，尚可作相当的抵抗外，沿海其他各省督抚，除动了官样文章粉饰一番之外，根本就没认真理会过。事情不是偶然的，当时沿海各督抚，除文忠和邓廷桢二人外，他如盛京将军耆英，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抚托浑布，两江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无一不是满人，无一不是彼此暗中另有结合的反对派，在禁烟问题的根本立场上，他们都与文忠做对头，并视粤局的演变犹同隔岸观火，甚至只怕火势不大，不足以摧毁文忠的禁烟事业和显赫声望，他们连自己辖区内的防务，也视同儿戏，不曾稍为注意。沿海如此空虚无备的实情，在消息灵通的英人眼中，已是了如指掌了。

在缴烟之后，文忠曾密切注意英国增派兵船来华的消息，据目击实恃的梁廷枬在《夷氛闻记》追述说，他所识驰誉于越南的顺德人周彦才，素与前在中国沿海散发《通商事略说》而被中国当局到处驱逐的英籍船主礼士（即胡夏米）有交情，能从英人内部探听出兵船调动的消息，文忠便曾透过梁廷枬委托周彦才留心探听，后者经探明英方的动态后，断定英船必继续来华骚扰，并计算了从印度开来的英国兵船到华时期，预先报告文忠。从梁廷枬所记那段亲历的故事里，具见文忠当时对于前途的演变，确实特别提高了警觉。可是，根据梁廷枬所记的时期，那段故事应是发生于缴烟那一年，周彦才所报告的应只是那年秋间以后自印度陆续开来支持义律的几只兵船，而第二年夏天英国大批舰队包括最新式军舰和精锐陆军来华，实还未在当时计算之内。

可能当时基于少数英艇来华的情报，文忠起先判断敌情，还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当他和邓廷桢于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1839年9月1日），即巡视澳门前一天，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里，说明他们采取严厉步骤以应付义律一再违抗的理由，他们曾肯定地说：“义律肆意抗违，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安可听其狂悖，而置命案于不办，任奸宄以营私。……”显然的，在文忠的判断中义律从一向包庇鸦片走私到缴烟后的顽强违抗，都非秉承本国国王的命令，这当然不会得到后者的支持的。根据这一前提，文忠因于同日发出另一附片里，再进一步奏陈他对于敌情的如下判断。他先认为英人“专以贸易求赢，而贸易全在中国畀以马头，乃得藉为牟利之薮；设使闭关封港，不但不能购中国之货，以赚他国之财，即彼国之洋布棉花等物，亦皆别无售处。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马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断之势。……”其次，他认为英人“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胠箧奸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接着，他说：同广东文武各大员“仔细熟商，成知该夷别无伎俩，即使私约雅埠一二兵船，如前次律劳卑、马他伦之类，并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亦惟严防海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该夷大艘断不能行，而三板小船，应须防其阑入。臣等察看民情，……俱恨其强梁，……彼见处处有备，自必不敢停留，而鸦片来源，非如此严重坚持，不能永远断绝。是以臣等同操定力，意见均属相符，但该夷义律在粤多年，狡黠素着，时常购觅邸报，探听揣摩，并习闻有‘边衅’二字，藉此暗为恫喝，实则毫无影响，只因该国相距太远，转得影射欺人，且密嘱汉奸播散谣言，皆其惯技，凡此诡诈百出，无非希冀鸦片复行。┉┉” （上片未列入《政书》，而见于《筹办夷务始末》）

根据上文，文忠那时对敌情的判断，约可分析如下：一、维持对华贸易，是英国的国策，英人断不会放弃；二、英国除以鸦片为害中国外，不会以武力侵犯中国，纵使义律存心继续对抗，也不过私下调动少数兵船来骚扰，重演律劳卑等人的故技而已，这也不难予以应付；三、义律以启衅来威吓，只是一种姿态作用，目的仍在维持鸦片贸易。因此，文忠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站稳立场，“严重坚持”，而后才能使英人于技穷之后，俯首就范，而永远断绝了鸦片的来源。很明顕的，文忠奏陈以上意见的作用，主要在于坚定道光根绝烟源的信念。那时海口禁烟的措施，已接近胜利的边缘，祇要打破义律的抗拒，便可全部完成任务；在这最后一关，如果他自己或者后面的朝廷，经不起义律的威吓，稍为“松劲”，可能全功尽废；而正当他对义律采取坚强步骤的关头，如果后面有人摭拾“遗衅”之说，以动摇道光的意志，那很可能就中了义律的圈套。文忠瞻前顾后，力陈乐观的判断，未尝不是别具苦心的。

就在上折发出后五天，义律便挟其新到的一只兵船，再配上原有的力量，向九龙尖沙嘴一带开火滋扰，以后又陆续发生几次接仗，都经文忠顺利的打退，显然不曾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从是年七月到次年三月，果然仅从印度陆续开来二三只兵船为义律助威，那七、八月中经过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文忠当初的判断还相当准确。但是，到次年三月间，新的演变已在酝酿，文忠开始接到严重的情报，因此，在是月初七日（四月八日）一篇奏折裹，他作了如下的报告：

“┉┉该夷贪狡性成，带私者因思乘间觅售，即载货者亦岂甘心弃地，而义律虚憍素着，未曾受此折磨，今断其贸易，布其罪状，伊既全无颜面，势必别蓄诡谋。于是海上传闻，谣言不一，有谓英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者，有谓来船一二只，满载炮火，将逗留之货船尽扮兵船者，有谓该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将新烟载回夷埠，今贸易既断，转无顾忌，奸夷载去别货，仍将鸦片换来，设计诱人玩法者。臣等窃思前两说本系恫喝，固不足信，而自去年责令缴烟之后，各处海口早已戒备不虞，况此时既绝其通商，岂可不防其叵测。……”

文忠发出上折时，是离英国政府实行派遣“东方远征军”后的一个多月，离英国大舰队到达广东水域前约三个多月，可能在英国政府内部决策之前，消息已先遗露，而传至广东，因此文忠得到了“英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的情报。这消息和文忠七个月前所想象的“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及“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等等，显然大大不同了。接着他在另一篇密片中奏说：“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等情”，道光则在上面批说：“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勉之！”上述文件证明文忠曾一再报告这类消息，显见他对此已经深具戒心；而另一方面，道光却未被那些情报所震慑，从他所批“总当不事张皇”和“以逸待劳……彼何能为”等语来看，他却对前途抱着向所未有的乐观。

在奉到道光的批语后，文忠自然更不“张皇”，而那时陆续增派来粤的英国兵船，前后已有四只，显然已临剧变的前夕，但他除“严密防范”外，也无从有其它作为。再过不久，大队英舰便出现在广东口外，从此掀起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总括地说，中国方面对敌情的判断，从开始筹办海口鸦片事件到英国舰队东来，约莫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开始办理烟案到第一年七月和英船开始小接触之前，在这期中，道光同文忠一样，都估量到英人可能藉端启衅，而极力维持禁烟而不启衅的方针，所以文忠历次动作中都保持这原则，如在缴烟时，“密嘱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夷人趸船尽数呈缴鸦片折）；缴烟之后，“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附奏夷人现缴鸦片请暂缓断绝茶叶大黄片）；即在义律抗交林维喜案凶手而予以严断接济之日，仍是“不敢冒昧以偾事，亦不敢示弱以长骄”（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第二时期是从海口逐次小接仗而顺利击退英船骚扰到第二年五月中旬英国舰队东来之前，在这期中，道光屡被小胜仗所鼓励，而冲淡了一向恐惧启衅的观念，因此，他给文忠的诏谕迭有：“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示以柔弱，……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批九龙洋面轰击夷船情形折）；“倘该夷迫于势蹙，暂作缓兵之计，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批谕办英夷情形折）；“……倘有一事不遵，即当权变示威，为一劳永逸之计”（批英国趸船奸夷现巳驱逐并饬取切结情形折）；“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批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后来对文忠烧毁匪船以断接济及焚剿夷船擒获汉奸各折，道光的朱批则是“甚好”！“所办好”!“所办可嘉之至”!最后对文忠奏陈英国大号兵船将至的情报，更是乐观地批下了“以逸待劳，彼何能为”等语。这时期中的道光，显然已无肇衅的顾虑了。在文忠方面，他始终企求早日结束烟案，恢复常态，同时，他也很同意前此流行的“英国志在通商，通商必不启衅”的观点，总想维持着贸易关系，以促使义律就范，但是，道光逐步强硬的诏语，如“不可畏葸”，“不可示以柔弱”，“停止贸易”等等坚决的训令，使文忠不能对英人稍为退让，甚至他所极力维持的通商关系，也不能不遵旨断绝，到这时，他在避免启衅的原则上已无从更加努力。而且，前后经过了一年又三个多月的漫长时间，增援义律而继续骚扰的也不过几只英舰，事实以及皇帝的诏褕，都指示他“不要张皇”，由是，他对大队英舰来华侵犯的可能性，也就没有特别再予强调。

事实上，在广东海口展开根绝烟祸的惊人措施以后，禁烟派和反对派都寂然无声，文忠的同志都静静地欣赏他的建树，而反对派的人物也默不出声，静待以后的演变。朝士中偶有发言的，也不过推波助澜而已，如御史步际桐奏称，查办夷船鸦片取具切结不足，永断根株，顺天府尹曾望颜奏封关禁海，尽断各国贸易，那些毫不顾虑肇衅的主张，比起当事人的做法，只有更为积极，甚至近于胡闹。除此以外，就不曾有人公然说到如何引起外祸的话。当时举国上下大都处于愚昧状态，根本不明外洋的情势，虽然部分人士晓得英国的凶恶，但数十年来，也只见过极少数的英船在海口骚扰，并未构成了不起的祸害。从古以来，中国只遇过邻族的侵凌，只晓得陆上游牧民族的厉害，那知海上还有比前明倭寇更恶的民族呢?谁会想到远隔重洋数万里外的英吉利，竟能调遣数十只大兵船，并装载配备精良武器的海陆军来华大举侵犯呢?

然而，比较熟识外情而与众不同的文忠，是否应负上他的坚强作风终致启衅的责任，或没有料定英国大举使华而引起巨祸的责任?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文忠在整个鸦片事件中，是尽力保持其宽猛得中的改策：他始终表示只与鸦片为敌，而仍愿和不贩烟的英人为友；他尽量采用和平手段，不肯轻用武力，除非是出于应战或自卫；他始终开放着对英正当贸易的门户，但这正当的贸易，虽已为全部外商及一部分英商所接受，却为烟贩及其支持者所阻桡，另方面也终被道光所断绝。文忠的处事认真，是他执行禁烟使命上所必需的；而他的作风坚强，又是他环境上所不得不然的。若果我们以其认真和坚强为失策，那何异于承认前此的苟且和怯懦为得计了。

至于文忠没有切实断定英国竟然大举出兵报复一点，除了或因情报不够确实，或因他处境不便多说之外，主要却基于他比当时任何人富于对英国的认识。他虽然碍于体制，对英国仍袭用“英夷”的称呼，但他内心里却很看重他们，有时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其衷心钦佩之意。他从所得关于英人的认识，深佩他们重然诺，守信用，认为非内地所可企及；他知道英国禁吸鸦片，法令严明，又远过于中国；他知道英国政府，对“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不许携带禁物”，显是不与走私烟贩们同流合污的；他看到英国国王可能禁止贩运鸦片到中国的消息；他看到英国名士地尔珪严斥鸦片走私的言论，哲付里士等人发出停止鸦片贸易的呼声，并组织禁烟会的消息。在文忠的认识中，英国确不愧为一个文明国家，既是文明国家，自不难接受他的要求，同中国合作来根绝为害人类的毒物，更何至为了不道德的鸦片走私和不名誉的鸦片问题，而派遣大军来侵犯中国呢?果然，经过了缴烟后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未见英国政府的动静，文忠更有理由相信英国的国旗是不和鸦片连在一起的，所以那些关于英国兵船的传说也不曾过分动摇了他对英国的期待。

到英国舰队大举入寇之日，文忠愤慨地指斥说：“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这个话指出了鸦片既是同英国政府联在一起，既已充当英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则中国早在被侵略之中，既不是禁烟才引起侵略，更不是不禁烟就可免受侵略。明乎此，那我们对缴烟启衅的那类说法，根本就无须特加辞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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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缴烟期中，困于广州商馆的义律，已立意要趁这机会，运用武力，压迫中国接受英国所提不平等的条约，包括治外法权，割让岛屿，成立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议等等；对于鸦片问题，他不仅希望索偿烟价，且要压迫中国开放烟禁，使鸦片贸卖合法化。由是，他一面遵令缴烟，另一面进行他的计划。四月六日（夏历二月二十三日），即义律禀覆钦差遵谕愿缴二万余箱烟土后十日，他于写给英外相巴麦尊的信里，吁请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最迅速而有力的干涉行动，他甚至很牵强的说，此举将使中国沿海免陷于混战和变乱的状态，无论为中国政府利益或英国自身的利益着想，这干涉行动都是英图义不容辞的。四月十三日（夏历二月三十日），他又缄告巴麦尊说：他认为中国鸦片弛禁政策的实际主持人是大学士阮元，一个谦虚而聪慧的人物，其晓畅外交和通商的问题，可能为当朝任何达官所不及，若使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强烈的手段，立可使弛禁派人物回复到宰辅的地位 。他并预言说，林钦差最近在广州的作为，必不免在英国政府迅速、强硬而适当的干涉行动下，或在中国沿海不逞之徒的叛变行动下，全部垮台。四月二十二日义律写给巴麦尊的信中又说，对华和平贸易的无限远景，只能在迅速而坚强的手段下达到，而眼前所遇到的，恰是向所未有的采取行动之最正当、必需而有利的时机，英国政府如果错通这机会，便无异于牺牲对华贸易，而且，他相信每一个英侨所受的损失都可由中国政府予以适当的赔偿。五月十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即在他离开广州商馆前六天，义律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竟放胆要求对华作战，他并建议以女王的名义，向广州发出通告，译成中文，说明英军的远征目的，在使中国皇帝明了其官吏的诈伪、强暴与贪婪，及使中英之间和平相处与正当贸易奠立于一永久基础之上。及回到澳门后，他于五月三十日立即写信给贝克荷斯（Backhouse）次官，再三呼吁采取对华迅速而坚强的行动。

另一方面，义律又就近吁请和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印度总督派兵船支援。由于他的伯父曾任印度总督，而现任总督奥克兰爵士（Lord Auckland)是他的亲戚，他的请求立即得到印度当局的同意，不久，印方陆续派来了几只兵舰。虽然来自印度的增援力量，还不能尽如义律所期待的，能够任意闯进虎门，开了几炮就可把对方慑伏，但却能使义律撑持下去，并造成了几度武力小冲突，使伦敦政府更有了派军远征的借口。

按义律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曰（1839年9月24日）递给澳门同知的说帖里，曾说：“本领事于四月十七日，曾将紧要各事，据实详细疏明，待至十二月内，望可奉到批回”。以当时船只从广东开往英国一趟约费时四个月计算，义律的报告应于八、九月之间达到伦敦。另据1839年12月21日（夏历十一月十六日）的《澳门新闻纸》载称，据八月二日（夏历六月二十三日）从伦敦开出的衣厘沙士地挖船的来人说，广东查禁烟土及缴烟二万余箱的事件，伦敦于七月十三日（夏历六月二十日）便已知道，英国政府同上下两院都巳纷纷注视这件事的真相，而义律的正式报告，是交给十月间才能到达伦敦的呵厘尔船带去，因此，要比私人寄去的消息，迟到二三个月。英国政府接到广东最初的消息后并未立即表示态度，至少在头一段二三个月的时间里，它很感踟蹰，不能立时决策；它虽痛感缴烟事件重创了大英帝国公私的利益，又不能不顾到毒物走私污辱了“文明国家”的尊严，它一面等待印度开去增援的几只兵船能否圆满解决事件，另一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各方的反应，以及另寻更大的目标，更有力的借口，来推行决定性的步骤。但在初步的表现上，它仍暂时袭用过去不公然袒护鸦片走私的态度。义律在缴烟后所接伦敦的训令，仍是说，女皇陛下的政府，不能援助不道德的商人，若中国政府实行国法，致英国商人受损害，原系商人自孽自得，须自负责任。这训令和义律是年秋间向中国政府请求重开谈判，实不无联带关系。

文忠所特别重视的地尔洼名著——《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是出版于1839年初。这部书的全名是：《对华鸦片贸易的罪过；大不列颠商人被槟绝于那个大帝国之无限通商利益的主要原因之发展》（The 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 Being a Developement of the main Causes whichExclude the Merchants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Advantages of an Unrestricte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vast Empire)单看这书名，读者就可明了鸦片贸易是对华正当贸易的障碍，应为正人君子所唾弃的。这位作者特别在本书的开头先指出了英国一般人士所受烟贩的蒙蔽，他说：读者一看本书书名，必定大为诧异说：“什么叫做对华鸦片贸易的罪行，我根本不知有着对华输出鸦片这回事，更不用说他的罪行了”。由是作者说出他自己对这件事一向也是毫无所知的，只在几个星期前，才晓得这样严重的问题，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耻辱。他从东印度公司的几个朋友手里，得到一些有关的文件，加以研究后，他立即认为这是英国上下都应密切注意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国家的荣誉，社会的幸福，宗教和人道的利益，都与这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他由是发出正义的呼声，以公正的态度写出了这部书，向英国各社会阶层呼吁。

地尔洼这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四段陈述事实，下编依据事实提出要求。上编第一段说明鸦片的毒害，其结论是：鸦片不仅戕害人的健康，并且麻痹人的意志。第二段说明鸦片对华输出情形，其结论是：东印度公司在印种制鸦片，专为输往中国，至少有三百万人直接受它的毒害。第三段说明鸦片如何走私偷运中国，其结论是：“四十三年来，所有我们输入中国的鸦片，都是抗拒中国政府的法令而偷运到中国”。第四段说明鸦片对中英关系的影响，其结论是：一部分英国人做了贩烟坏事，因使全体英国人民挨骂，受了中国人的轻视。原书下编根据上编所述各事实，下了确切的总结论，并提出公正的呼吁：要求（一）国会对鸦片贸易的真相，进行公开的调查，（二）严禁鸦片贸易，同中国合力制止，以挽回英国的荣誉，及实现英国真正的利益。

地尔洼的著作，向英国人士公开揭穿了一种大规模毒物走私的秘密，使他们知道了一些英国走私冒险家，在东方一个最古老的帝国里，无限的作了许多不道德的污辱英国荣誉的贩毒行为。他发挥了宗教的精神，站在维护英国真正利益的立场，向英国各社会阶层发出痛切的呼吁，这对那些真正文明的英国人必然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及时出版，恰与那时传到英国的一件大消息：……中国政府向英国烟贩勒缴了二万余箱的鸦片，先后进入英国人民的视听，顿然使那些深受烟贩蒙蔽的英国人士，可从另一角度去估量这样严重的问题。而且，不久，部分英国人士便发起组织了一个会，鼓吹禁止鸦片贸易，以维护英国的荣誉和正当贸易的利益。

另一方面，大烟贩查顿等人极力游说英国政府，不特迫其实践义律当初赔偿烟价的诺言，且多方鼓吹对华采取军事行动。在商馆缴烟之后，英籍烟贩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包括查顿、亚历山大、马地臣、林赛(H. H. Lindsay)、英记利士（Robert Inglis) 及马额克、士密公司 (Magniac Smith & Co)和颠地公司的代表各一人，以推动争取赔偿烟价的工作；全体烟商集资贰万元，按每家所缴箱数以每箱壹元摊派，寄予是年一月底离粤返国的查顿作为活动费。查顿的伙伴马地臣自粤通知查顿说：在进行影响政府对华政策的活动中，他不必局限于那笔活动费，由于活动的标的那么重大，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数目，甚至还须打算于必要时，不妨付出高代价，以使若干大报纸从事鼓吹。实则查顿离华返国之前，早已经由他的伦敦代理人约翰、士密（John Abel Smith)对外交部行使他的影响力，为的是巴麦尊几乎全靠约翰、士密为他提供广州的情报。是年九月底，查顿曾晋见巴麦尊，力陈出兵侵华的意见；十月二十六日，他向巴麦尊呈递侵华计划书，建议封锁中国沿海重要港口，以逼使中国接受下列四个条件；⑴向在粤受辱的英侨道歉；⑵赔偿烟价；⑶签订公平的商约，以防止类似情事的重演；⑷增开福州、宁波、上海、胶州四口通商；为实现上述要求起见，远征军得暂时占领舟山、厦门、金门等岛；占有邻近广州的香港——一个安全而辽阔的停泊所。第二天，查顿又向巴麦尊递上一封备忘录，表示自己愿意效劳，且条陈所要使用的兵力。

正当查顿力促巴麦尊决定对华出兵的前后，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各地商人也纷向巴麦尊作类似的呼吁。1840年8月英国政府出版的蓝皮书，共刊载了九件英国各地商人的呈文，其中七件是递在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之前，二件是在实行出兵之后。从183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不过五天之间，曼撤斯特Manchester三十九家、伦敦九十八家、利滋Leeds七十二家、利物浦Liverpool五十四家、卜赖克卜恩Biackburn三十四家的对华贸易有关商人，都联名上书给巴麦尊。在这五处的文书里，显然都有若干共同点：他们各以工商业者出面，而代替鸦片烟贩作发言人；他们都攻击中国政府侵害英人在华的财产，而都极力避免说明被侵害的只是违禁的毒物；他们指诉对华贸易停顿的损害，而不归咎于本国代表义律制止英船进口贸易的行为；他们都尽量撇开鸦片问题，而极力为维护英国正经贸易的利益发言。我们细读各篇的措辞，并注意他们五处都在很接近的日期先后上书，就不难想象那些商人是受了幕后烟贩的操纵，尤其伦敦和利物浦商人的呈文，都明白说出了他们同烟贩集团的东印度中国协会有了密切联系。因此，这五篇文书都先成了制造空气转移目标的第一批工具，正与查顿的活动相呼应，它们企图冲淡鸦片事件本身的丑恶，而将社会目标移向整个对华贸易问题上，作为要求英国政府断然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借口。除上述五篇以外，稍晚几天，另有布利斯特市一家茶商，也上一篇呈文，他虽然痛切指斥鸦片私贩在华的无法无天，和对正当茶叶贸易的危害，但也要求英国政府继续予以保护。

约莫又过了一个月，即十一月二日，烟贩集团的“东印度中国协会”公然出面说话了，它以长篇的公函，并附有对华出兵的计划书及另一烟贩安德鲁、安德森的意见书，寄与外相巴麦尊，具体陈述派兵侵华的理由和步骤。这篇列为1840年8月英国蓝皮书第七件的公函，首先拆穿了英国政府的假面具，指出了对华鸦片贸易是经过政府及国会准许的，那无非要迫使英国政府不得在这次缴烟事件中置身事外，跟着更夸扬鸦片贸易是如何有利于英国，好像藉此来洗刷那种违法走私的罪行；他并认为纵使英国政府今后不便再保护鸦片贸易，但仍须保护极有发展希望的对华正当商品贸易，惟有使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才能将这种贸易置于安定的永久的基础之上。它甚至威胁说，如英国不对华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今后对华贸易势必沦为走私，甚至变成海盗行为；英商必以走私来应付中国方面的排斥，以沿海抢掠对付中国方面的没收资产：这种话是恰与义律那时率舰在中国洋面的行动遥遥配合的。最后，它力言须向中国表现充分的武力，以便向中国提出若干要求，它干脆说出第一项要求是中国赔偿没收鸦片的损失，其次是迫使中国同英国签订通商条约，包括开放海口，签订非双方同意不得更改的关税税率，割让岛屿以便英人定居等项，以奠定英国在华最有利的地位。它根据了烟贩们对中国的充分认识，提出对华出兵的计划，包括派遣舰队和军队的数目，封锁中国海口，劫夺中国盐船及其它公私财产，占领厦门、台湾、舟山等海岛或据点，舰队驶至北京附近以直接威胁中国皇帝等等。此外，它另附二十年中曾去中国十六次的安德森致东印度中国协会主席的长篇意见书，那里面更坦白的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按指缴烟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使我们得乘战胜的威力，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他再强调说：“对于中国，和对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因此，他建议英国政府派遣相当强大的舰队和陆军，封锁中国海口，立即占领虎门炮台，以虎门为司令部，以封锁广东海口，并占领香港岛湾，另分兵滋扰宁波、镇海、上海及扬子江口，再派舰队驶往北京的海口塘沽：另一方面，准备一篇宣言，叙述英人在华所受的侮辱和虐待，要求赔偿过去的损失（按指被缴的烟土）及本来的安全，除非中国人答应了各项要求，便要以武力解决，迫使中国政府最后承认英国所提的任何条件。

东印度中国协会的公函和附件，其递与巴麦尊的日期是与查顿先后两封信极相近，其三名签署人中之一便是查顿派驻伦敦的代理人约翰、士密，其出兵计划的内容大致与查顿的条陈相符，可以说查顿与他们之间密切安排的步骤，共同商定的计划，事实上就成了英国政府以后对华政策的指导方案，所有其后英国出兵的借口，和在华活动的方式，大都不出这方案所筹划的范围。巴麦尊本人原是站在烟贩集团的立场，对华出兵又是和他一贯的侵略政策相吻合，很快地，他便完全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其实，早在1839年10月18日，在和查顿会谈后不久，巴麦尊便已寄给义律一定快信，通知他说英国政府已决定将中英关系置于一种适当的基础上，封锁广州及白河的远征军将于来年三月间抵达中国水城。》

从1839年底到1840年之间，在伦敦出现了无数的小册子，诉说，在中国，大不列颠的国旗被侮辱，女王陛下的官员及一批英籍商人被禁烟，断绝食物饮水，甚至受了处死的威胁。它们甚至诬蔑说，中国人只为着自私的理由要停止鸦片进口，林则徐及其它官员各拥有数千亩土地种植罂粟，要为保护自巳的生产，乃排除外来鸦片的输入。有一篇小册子，甚至把预期的条约若干条款揭露出来：“你拿走了我的鸦片；我就拿走了你的岛屿，我们彼此抵消。……” 。我们可从中看出烟贩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转移英国社会的视听，并制造严重的气氛，为英国对华武力侵略铺好了道路。

1839年11月4日，即查顿及东印度中国协会的文件递到后不久，巴麦尊通知海军部说，英国政府已决定派遣海陆军前往中国，为被迫害的大不列颠臣民索取赔偿，他并在信里条列远征的计划，其中都不出查顿及约翰、士密等人所提供的要点。英国政府就在几名烟贩头子的导演下，掀起了为鸦片毒物而发动的战争。次年二月间加治，懿律率领所谓东方远征军来华，下隶海军统帅伯麦（Brumer)和陆军统帅布尔利（Burrell)，并委任懿律和义律为全权公使，携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要求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等，否则“结衅相战”，直至满足英国的意图为止。在造成了上述行动的事实后，英国政府才向国会提出赞助出兵的议案，不少下院议员曾热烈发言，抨击政府以鸦片问题对华出兵，经通三天激烈的辩论，在五百八十三名议员中，值以九票的多数通过。而且，那个议案的措词是很含混的，它说：“只为对付中国人的侵害行为，及基于取得满足与赔偿的必要，为此目的而捕获中国的船只及其货儎，自属正当。除非中国政府拒绝赔偿与实行让步，则本政府立意采取的行动，将是报复而不是战争。”明明是兴兵动武，而且攻城占地，而偏说“不是战争”，英政府也煞费苦心，以避免公开说明这番不甚光荣的动作。而且，尽管事实上，中国人所“侵害”的，乃是毒物走私行为和烟贩利益，英政府所要取得赔偿的是对于走私烟贩的损失，所要报复的是中国勒缴戕害人类的毒物之行为，但在英议会所通过的议案文字上，为着避免污辱了大不列颠国旗的荣誉，为着避免抵触了英政府前此所发不援助不道德商人的训令，只得避免标明导致这次侵略战争的一个最不光荣的祸源——鸦片。

巴麦尊传的作者，在叙述发动鸦片战争的经过里，只好坦率的作如下说明：“当中国的贸易向外人开放的时候，种种不规情事便开始发生，最显著的便是违犯中国法律的鸦片走私行为。英国原派有号称监督的官吏一员来华，管理一切通商事件，他应当可以负责办理的；但他却没有这个能力，因而下列问题始终无法避免，即他应保护国人的不合法行为呢？或应听其受镇压与惩罚呢?英国政府也曾宣言不再保护违犯中国法律的不列颠人民，但为时已晚了。义律已经请求印度总督派遣战船来华；战船到了，战事已经开始。在这种情形下，中止战争行动而不引起后来的战争，在当时是认为很困难的。因此，在政治机宜指使之下，虽则在道德上极可怀疑，我们终于听任战争继续下去。……”作了如上十分勉强的解释后，原书的作者，却于录引几段巴麦尊的演讲中，揭发了后者真正的企图，他说；“1842年8月10日，巴麦尊在下议院的演讲里，曾表示说：这次是他对华政策的例外行动；但他又说：在这件事里，他要在贵族院向威灵吞公爵单独说明这一点，即如这件事的结果，可同二万万人民的国家成立了圆满的商务协议，对于不列颠工业恐怕没有更大的利益了”。

过了三十几年后，英国史家麦加塞，写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对英国政府当时发动那次战争的借口，公正地申斥说：“这些借口都不能掩饰这次战争的起因是由于英国的无理”。他又说：“我们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作战的原则，明白地说，就是英国有权强迫某一种民族接受一种贸易，而不顾对方国民的一致舆论”。而他的最后结论是：“英国虽然得了胜利，但这是可耻的胜利”。

另一位德国历史家，斯脱伊，也对鸦片战争下了同样的断语：“这一次是英国殖民史上特别可耻的一页，为着这次特别是奖助鸦片的贸易”。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九，页五。

②同书，同卷，页一。

③同书，同卷，页四——五。

④《政书》，两广奏稿卷二，《请将烟犯财产充赏片》。

⑤同书，两广奏稿卷三，《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

⑥同书，两广奏稿卷二《气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请改大鹏营制折》。

⑦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

⑧伯纳特，《尼米西斯号航行作战记》W．D．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页九七，一六一及一九六。

⑨《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八，页九。

⑩《政书》，两广奏稿卷三，《英夷兵船移泊交椅沙情形片》。

 同书，两广奏稿卷一，《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页十四。

同书，同卷，页十四——十五。

《政书》，两广奏稿卷一，《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

同上。

 同书，两广奏稿卷三，《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

同上。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一，页七。

林则徐译《澳门新闻纸》。第四册，《三月七日澳门新闻纸》。

同书，第五册，《六月十三日澳门新闻纸》。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一三二。

《政书》，两广奏稿卷四，《英逆兵船续筹划堵折》。

同书，同卷，《关闸地方矾石洋面迭将逆夷击退折》。

同上。

同上。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四〇一—— 四〇二；左瑟林，《征华六月从军记》Lord Jocelin,Six Months with Chinese Expeditions,页五九。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二。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一，页十。

同书，卷之八，页九。

文忠责备余保纯等人所用的字眼，《信及录》，《批余牧等会禀奉驳饬令英夷照式具结由》。

《政书》，两广奏稿卷一，《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页十四。

同书，同卷。页十四——十五。

按阮元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817——1826年）任两广总督九年之久，在他任内，英国鸦片趸船从黄埔改泊零丁洋，而更形猖獗，他仅密奏请“暂事羁糜，徐图驱逐”，于是因循日甚，而鸦片潜销数量逐年剧增，阮元因而得到英籍烟贩的好感，彼此相安无事，且被目为弛禁派的领袖。道光十八年五月，即黄爵滋奏上吸烟论死的名折后一个月，阮元以老病请求致仕，乃罢体仁阁大学士，退休回籍，死于道光二十九年。

以上义律各缄，见《英国蓝皮书》，一八四〇年中国通讯，页三八七、三八九、三九〇、三九一、四〇五、四一〇。

柯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W．C．Costio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页五九。

查顿、马地臣公司档案，广州通讯五五三号，一八三九年五月一日马地臣写给查顿的信。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通讯》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 pondence,China, 17/35,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查顿给巴麦尊的信。

同上，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查顿给巴麦尊的信。

以上各呈文均见于一八四〇年八月英国蓝皮书，《不列颠对华贸易有关商人上女王陛下政府的呈文》。

柯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页五九——六〇。

张歆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一九二。

《英国外交部档案》17／36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给海军部的密缄。

摩尔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第一册，页二四三。

亚士尼，《巴麦尊传》Evelin Ashley,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卷一，页三九七——三九八。

麦加塞，《英国现代史略》 J. Mc Carthy, Short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卷一，页一一六。

斯脱伊，《英国与世界》 Johannes Stoye, L'Angleterre dans le Monde, 页二八八。

第二十二章革职留粤

报告英国舰队行踪——定海陷落——建议“怀柔”、

以身任咎——天津谈判——枢臣构害——革职——密

陈“夷务不可歇手”与制炮造船——“汉奸鲍鹏”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840年6月21日），部分英国舰队出现于广东口外，第二天续到一批，文忠当于二十五日飞折奏说：“该夷自贸易断后，每扬言兵船多只即日到粤┉┉除上年所到之士密、华伦两船与近时续到之都鲁壹、谷已士两船，在外洋游奕情形，先已查明具奏外，兹据澳门文武禀，据引水探报，五月二十二日，望见九洲外洋来有兵船二只，一系大船，有炮三层，约七八十门，其一较小，有炮一层。二十三日，陆续又来兵船七只┉┉又先后来有车轮船三只，┉┉或泊九洲，或赴磨刀，或赴三角外洋，东停西窜，皆未敢驶近口门。┉┉”他并奏称，现在重要各口都已增加炮位兵勇，处处皆有准备，不致疏虞，“第恐在粤无可乘之隙，该夷船趁此南风盛发，辄由深水外洋，扬帆窜越。臣等现又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①

上折指出文忠一接到英国舰队来华的消息，立即判断他们将舍广东而北上。果然，稍过几天，又陆续到来英国兵船一批，一面宣布封锁广东海口，而另一面一个强大的舰队向北开动。文忠因于六月初再飞折奏说：“┉┉兹查近日该英夷又先后到有大小兵船十只，车轮船二只，仍止散泊外洋，别无动静，并扬言不先寻衅，谅欲懈我军心，旋于海滩上插一木牌，写有汉字说帖，妄称内地船只，不准出入粤省门口，俟英国通商，再行无阻；又称渔船日间出入，不为拦截，各邑乡里商船，可赴英国泊船之处贸易等语。┉┉揣其鬼蜮伎俩，一则希图挟制通商，一则招引奸徒兴贩，与其所称不先寻衅之言，又大相剌谬。当经函嘱提臣关天培，如果该英夷胆敌拦阻行舟，即当示以兵威，不容滋扰。又查访夷说帖内，有国主命伊前往中国海境，据实奏明之语。而先来之谷巴士一船，及后到之布尔麻等船八只，车轮船三只，又据引水禀报，于五月底及六月初间，先后驶出老万山东向扬帆而去，瞭笙无踪。饬据洋行总商伍绍荣等，转呈美利坚夷禀，译出汉字，内称听说英夷兵船，系赴浙江江苏，又有人说往天津等情。臣等复查夷情诡谲，凡事矫饰虚张，固难凭准，而现值南风盛发，外洋茫无界限，亦无从遏止前行。┉┉”②在这封密片里，文忠并录呈英国水师将帅所出汉字说帖，其中大意约如上片节述之外，另对文忠个人特施攻击，如说：“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辄将住省英国领事商人等，诡谲强逼，捏词诓骗，表奏无忌，故此大英国主钦命官宪着伊前往中国海境，俾得据实奏明御览，致使太平永承，妥务正经贸易。┉┉大宪林、邓揑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之谕，以致中外千万良人，吃亏甚重。┉┉”这英国水师将帅，东印度舰队司令伯麦，后来在定海写给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战书”，其中除指摘林、邓二人骗取鸦片及侮辱英人外，并说：“仰各省督抚部院保奏天朝，将林、邓二人立送出洋，┉┉神明鉴察，别无他意，决不遗害乡城官宦工商农民，倘若不从，徒招兵灾，加害于百姓。┉┉”③

按上录英国统帅两篇文件的措辞，既首先以文忠为攻击的目标，甚至以他为拿捕的对象，而整个鸦片事件却发生在其所镇守的广东海口，那么，英国舰队应当首向广东下手了。而且，原定英国在华行动所依据而刊载于上录《蓝皮书》里的意见书，其中便有英国舰队立即占领虎门炮台以为根据地的计划，这时该当按照这计划行事了。但事实上却不如此：伯麦率舰抵粤后，除发布告指摘“粤东大宪林邓”并宣告封锁广州海口外，大部份英舰却扬帆北上，去侵犯和鸦片事件无关的浙江定海。一个很有理由的解释是，广东在文忠严密部署下，防卫力量较强，因使英人不得不免避实就虚。所以，后来“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曾讥诮英人说：“尔既枉称利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内攻打广东，窜去浙江，残害定海百姓，”（这檄文当时曾经江苏巡抚梁章巨钞录入奏，称为“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④

六月初四日（七月二日），北上的英舰驶入定海洋面：三日后，便攻陷定海县城。据无名氏《犀烛留观记事》所载定海县令姚怀祥的幕友王庆庄写定海被陷纪略说：六月二日，县役报有两夷船至沈家门，县令姚怀祥急告总兵张朝发，张还认为“夷船被风吹来，恒有之事，无足惊讶”。王庆庄并记当时定海兵备情形如下：“定镇额兵踰万，后减至二仟余，承平日久，隶兵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是时军民习玩，佥谓夷船来售货物耳”。又高延第《涌翠山房文集》有“记定海王邑丞语后”一则说：“定海四面距海，为洋艘停泊之所，每一艘至，自总兵令丞迄舆台皂隶，莫不有贿，贿既足，然后许开市，┉┉舰多贿亦厚，故官吏望其来，又恐其来而或少也。及烧烟事起，中外已不叶，夷人积怨将用兵，而疆吏上下漠然不之省。一日，津吏报洋艘抵岸，官吏方色喜，俄报来船益多，过于常时，官吏稍疑怪，既而冁然曰：是不得市于粤，故举集于此，此将成大马头，吾徒常例钱且日增矣。次早译者来云：夷酋召邑令面话。┉┉”定海要地就在这样不可想象的腐败状态下，瞬息陷落。前此道光曾下了“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的谕旨，而其所发生的效果，却是如此！

英军攻陷这一无防备的定海县城，并不是经过了如何光荣的步骤。六月初六日，率领舰队驶入定海洋面的伯麦、布尔利，致书定海知县姚怀祥，要这位“县主老爷”投降，“必须即将定海所属各海岛，与其堡台，一切均投降。┉┉且递书委员，准备半个时辰俟咨覆。此时完了，而老爷不肯投降，并不咨覆，本将帅统领即行开炮轰岛地，与其堡台，及率兵登岸”。这样一个最后通牒的方式，在欧洲的“文明国家”的战争惯例中，怕是很少见的，就在对方未及设防的状态下，英舰开炮轰击，立即攻占了县城，死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及兵民数十人。

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日），道光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第一折，报告英兵巳经上岸，围攻定海城池，他立即批说：“浙江水陆营伍之废弛不问可知，区区小丑，胆敢如此披猖。彼文武大吏，即张皇失措，平日岂仅知养尊处优邪?”同时，他降谕内阁说：“乌尔恭额奏英夷船只，驶入浙江定海县，登岸滋事情形一折。前因查禁鸦片烟，广东省已断絶英夷贸易，迭经降旨，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何竟毫无准备，形同木偶，致令登岸滋事。乌尔恭额，祝廷彪（按即浙江提督）均着先行交部严加议处”⑤。二十六日，他跟着接到了乌尔恭额报告定海陷落的奏折⑥。

定海失守的消息，确实重重打击了道光的心理。一则使他知道英国竟能大举侵华，他前此所怀“边衅”的隐忧，现在又涌上了心头。再则浙江营伍废弛的情形已不问可知，浙江如是，他省何尝不如是，以此散漫无备的防务，配以陈旧落伍的军械，何能与拥有大量坚甲重炮的英国舰队对敌。眼看天朝的藩篱，经此严重的考验后，显已摇摇欲坠，而他在禁烟期中所持“不怕孟浪”的态度，自然跟方面动摇了。这时他虽严谕盛京将军耆英，直辕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等，“分饬将弁，认真操练巡察，加意防堵，总当先事豫筹，毋致临事掣肘┉┉“⑦，但已临强敌压境的关头，这还不是一片官腔。就以捍卫京畿的天津海口来说，据琦喜奏报，天洋存兵共只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只六百余兵，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只数十名不等⑧，似此，更有何防务可言，眼看北京城也将蹈定海的覆辙了。这时的道光，不特丧失了信心，且似陷入了彷徨无措的境地。

※ ※※

从来谈论鸦片战争历史的人，常把当时中国的当事人分为两派，即主战派与议和派，或所谓强硬派与妥协派，而以文忠代表主战派或强硬派，以琦善代表议和派或妥协派。事实上，在那前后各阶段里，或战或和，或强硬或妥协，主要是系于道光皇帝个人意念的转变，内外大臣只能于委婉进言中发生少许影响力量，而在最前线的负责大员，虽然身负重任，手里却没有全权，事事必须奉承意旨或随时请示，文忠当事的时期不过如是，即后来琦喜接手也何尝不如是。不过，若使负责的大员，确具公忠谋国惟善是从的气度，不计个人的荣辱祸福，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纵是禀令行事，也不会全失其应有的贡献。文忠所以有异于人者，主要就在这一点上。

从上述禁烟过程中，文忠无论在主张或行动上，无不留下避免启衅的余地，所有前后几次和英人接仗，他都处于被动应战的地位，随后他采取经济封锁及火攻手段，也只是基于自卫的需要。他始终期待一个彼此可以圆满相处的机会来临，但事势的演变迫他无法接近他的愿望，甚至演出了他所要极力避免的悲剧。他对禁烟的态度是坚强的，而其对外的步骤决不是鲁莽的。其次，世人只知琦善自审中国力量不敌英人，因力主和议，很少人注意在琦善议和之前，已先有人进陈“怀柔之议”，首进此议的，却是被人称作主战派首脑的林文忠。

当文忠于六月初探知了新来英国舰队陆续北上，他料知英舰若径赴天津，北方兵备空虚，势将酿成巨变，为此，他立即想出一套应急的策略，为道光皇帝留下一个退步，而于必要时，他自愿以负责到底的精神，来承受任何不幸的遭遇。在六月初三日的折里文忠除奏陈英舰驶往江浙及可能赴津的情报并录呈英人攻讦他个人的说帖外，特密陈应急对策如下：

“┉┉若其径赴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绝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夷官罗耳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爪牙，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事关控制外夷，臣等管窥所及，谨合词附片密陈。┉┉”⑨

文忠这密奏的用意，甚为明显：他一面提醒道光必须撇开“剿办”的观念，而采驭“怀柔”的策略，避免彼此武力接触，一切循着谈判的途径解决，并将谈判移到广东举行，以解除京畿海口所受的威胁。另一面他料定英人必对他特施攻击，以为要挟的借口，他便将计就计，表示自愿以身受过，只要不动干戈，不损国权，尽可将一切责任推到他身上，立准派员来粤查办，以便打开谈判之门。而且，来粤查办一举，不仅可解除京畿所受的威胁，而在谈判期中，我方将可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加强各海口防务，以改善像定海、天津那样无备的状态，而后纔能以武力应付谈判破裂后的变化。文忠这篇密奏立即成了道光对付北上英舰的蓝图，当时果然消弭了天津海口可能的祸变，在鸦片战争历史上，它本身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而在文忠个人历史上说，这篇文件充分发扬了他公忠谋国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深谋远虑与临机应变的方略。

道光获悉定海陷落后八日，即七月初四日（八月一日），接到文忠报告英舰继续来华及广东海口加强防备的奏折，他对广东方面的防务情形，可以放心，但仍批说：“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⑩。七月初六日，他随着接到文忠报告英舰可能赴津并首进怀柔之议的密片，在开始感觉危机下，他就认此时有修改其强硬政策的必要，如今看到文忠以其一向站在坚强的立场，却奉其持重应付的要旨，密陈“优予怀柔之礼”及具体的策略，他更有所领会，随即设法转圜，以便走上“改剿为抚”的路。就在这一天，他对军机大臣下了如下诏谕：

“据林则徐等奏，英夷船只，散泊外洋，于海滩插立木牌，写有汉字说帖，并查有船只扬帆东向，传系驶赴浙江、江苏及天津等语。该夷船现在浙洋滋扰，定海失守，业已调兵剿办。江苏等省，亦经妥为防没。其天津海口，另有旨谕令琦善相机妥办矣。粤省海口最关紧要，该夷诡计百出，尤当加意防范，着林则徐等严密周防，于水陆各要隘，处处准备，并严拏汉奸，毋使勾通接济，该督等仍当示以镇静，不宜张皇，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在这篇诏谕中，有特可注意的两点：其一，道光虽巳看到英人攻讦文忠的说帖，但那时还绝无将禁烟肇衅的责任放在文忠身上，或吐露对他任何不满的口气，且照旧责成他镇静应付，和严密布置广东防务。其二，“其天津海口另有旨谕令琦善相机妥办”一语，很明瓯的表示道光已经接纳了文忠密陈的意见，要用另一种妥当的方式去应付天津口外可能开来的英舰。同日，他降谕直隶总督琦善说：

“本日据林则徐等奏，粤海英夷兵船传言有往天津之说，如系恳求贸易，恳恩优礼等语。天津通海各口，前据该督具奏，严密防范，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惟夷船叵测，诡计多端，傥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傥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

从这篇诏谕，可以看出道光的态度已比过去软化了许多，实际上他那时已经接受了文忠的怀柔政策及移粤商办的方略，但因为他还信赖琦善对于天津各口防务已有严密部署，以为还可以“恩威并济”，导致英人就范。过了六天，七月十二日（八月九日），道光接到琦善的覆奏，纔知天津通海各口现有的存兵，可用的还不及一千名，当时分往各处调动来的也不过二千名，如此单簿的力量，是否足当海上的强敌，他心里自然有数，由是他加速转变了他的政策，当日谕知琦善说：

“┉┉着该督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鷔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傥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

上述诏谕显示道光已经趋向于“改剿为抚”的政策，准备开辟谈判的途径，同时，另一面，他需要找个借口，替自己安排下台的办法，由是，同日他谕知伊里布说：

“此次英吉利沿海内犯，攻陷定海，现已调兵云集，自可即日翦除。惟致寇根由，传闻各异，有云绝其贸易，有云烧其鸦片，究竟启衅实情，未能确切。着伊里布于到浙后，密行查访，或拏获夷匪，讯取生供，或侦探贼情，得其实据。该大臣以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调任两江，今后授以钦差大臣关防，卑办浙江军务，受恩深重，且于从前办理夷务，并未涉手，无所用其回护，着悉心访察，务得确实，据实具奏。”

这篇诏谕要追究“启衅实情”，可是，无论绝其贸易也好，烧其鸦片也好，文忠当初都是禀命而行，道光自无不明白之理，现在却特旨命令调查，且以亲信旗员主办，并要以敌人的供词为准，可见是故意做作，以备诿过于人，便利自己下台，藉此缓和敌方的意气，以求谈判成功，彼此相安无事。事实证明，在英国舰队还未抵达大沽口外之前，道光已采取了文忠的“怀柔”建议，准备和谈，其后他所训令琦善同英人谈判的方针，如劝导英方代表率舰赴粤商议，将过去决裂责任诿罪于文忠，以及另派大员赴粤查办等等，实都不出文忠那密折建议的范围。

文忠既劝告道光采驭“怀柔”策略，似应在广东方面改变他的坚强作风，以与今后可能的和平谈判配合而行。可是，他的新策略是要让道光改处于比较超然的地位，以便皇帝可以相机改变态度，来消弭密迩京畿的一场不测祸变，而他自身既准备承受一切责任，以抵塞英人借口，他就不应退缩，祗有更站定他的坚强立场了。而且，文忠那时的目标，是针对着英人避实就虚而舍粤北上的策略，要导引他们离开津沽而依旧回到广东来，那他就须在粤洋制造更严重的气氛来转移英人的趋向。再者，文忠既建议“怀柔”，自是希望以和谈来解决争端，但能战然后能和，若无武力做后盾，那和谈的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他就格外需要在粤洋整军经武，提高实力的表现，以抑低敌人的气焰，而后和谈才能在不丧权辱国的条件下达到协议。明白了此中的微妙关系，就可见文忠其后所采取主动而更坚强的步骤，不但和他的像柔建议没有矛盾，而且是和他整个的策略暗中配合，以求尽速扭转当前的危局，并尽量减少未来可能的损害。

在密陈怀柔的建议后，文忠立即加强军事部署，争取主动。六月中旬，他在报告英国兵船继绩活动情形的折襄，曾奏说：“此时水陆各要隘，悉已周防，一切制胜机宜，均与水师提臣关天培密为商定，因现值南风盛发，师船出口，系向南行，尚须加意慎重，一得可乘之隙，即当整队放出外洋，大张挞。┉┉”到七月间，他一面接到英舰攻占定海的消息，另一方面又看到英舰在广东口外掳去大批海运盐船并死侨民船水手的暴行，认为立须出洋剿办，以制止敌人的凶焰。他因于七月十九日（八月十六日）奏陈进驻虎门，发动进攻，随后就有七月二十二日击退进犯关闸一带的英船，八月初五日（八月三十一日）师船整队出洋在矾石洋面进攻英船等役（详情已见上章），恰与那时在白河口进行的谈判遥相颉颃。但不久后，文忠奉到五百里廷寄，内开：“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钦奉上谕，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俟该大臣到粤后，自然办理妥协，但恐沿海各督抚不知现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飞示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浑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一体遵照，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其应布置严密之度，仍不可稍形松懈，是为至要”。文忠奉到上开廷寄后，祇好停止一切积极的活动，而静候新钦差大臣来粤查办了。

※ ※ ※

北上的英国舰队载了两个全权代表，统帅懿律和义律，于六月初五日（七月三日）在厦门企图投递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信件不成，再于六月二十九日在浙江镇海企图投递同样文书又被拒绝接受，而于七月十四日（八月十一日）抵达白河口时，直隶总督琦善已经奉旨赶到塘沽等候他们多天了。

在白河上，游击罗应鳌收下了懿律致琦善的信件，随即带回了琦善的覆信给英方来人，声明必须先把英国舰队来到的消息报告北京朝廷，并要求等候六天再议。

七月十六曰，道光于接到琦善第一次报告后，立即批说：

“本日据琦善由驿驰奏，英吉利国人投递字据，声称诉屈，尚无桀骜情形，现仍饬令在拦江沙外停泊，听候奏奉谕旨遵行等语，办理甚为妥协。所有英人呈递该督字据，并给游击罗应鳌刊刻洋书一本，览奏均悉。惟既据称，尚有别项公文应须呈递，着琦善委员查问接收，一并进呈，仍饬该洋船不得妄越进口，俟奏奉谕旨，再行遵办。┉┉”。

琦善奉旨后，便于七月十九日差遣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接受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信件，并和英人打下了十天的期限，好让中国朝廷考虑这信件的内容，再送来中国方面的答复。在英舰上，白含章极力称道他的总督琦善对英人的好感，并举出琦善曾劝阻皇帝出动一支满兵去收复定海，作为这位北方总督倾向和平的证明；其实，琦善一向对禁烟的态度和过去所上有关的奏折，早就得到了英人的赞美。

在英舰上，英人尽量让这白含章千总观察他们军舰的威力，尤其他所登上的那只新发明而专靠机器转动的火轮船马打加斯卡号（Mpdagascar)，更使他有了见所未见的感觉。同时，懿律还露出口气要将船只驶往渤海湾其它水域；不久他们果然分赴毫无防备的山海关和盛京港口一带游弋，而格外提高了他们对满清皇室根据地的直接威胁。

七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九日），道光接到琦善的奏折及转呈的英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公文。这公文于控诉广束勒缴鸦片威胁英人之后，提出赔偿烟价，以对等礼相待英国驻华官员，割让英方所要求的海岛，偿还洋行旧欠等等要求，并威胁说，如“大清国未善妥定事，仍必相战不息”；此外，又要求特派钦命大臣，与英国全权公使商议。

在奏折里，琦善除报告接受英方公文的经过外，特别描述了经白含章留心察看的英舰情形。他说：“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其次则中分二层，吃水较浅，炮亦不多；又其次据称为火焰船，┉┉舟中所载，均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轮盘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系引导兵船，投递文书等项所用”。除后面所述的火轮船，当时还无强大作战能力外，其它到达白河口的各舰，据英人宾汉书中的记载，计有威里士尼号（Welleseny)旗舰，有炮七十四门，布朗底号（Blonde)有炮四十二门，窝拉疑号(Volage)有炮二十六门，摩特士底号（Modeste)有炮十八门，披拉底士号（Pylades)有炮十六门，都没有像琦善所描写“逐层有炮百余位”那样多。似乎琦善有夸大英舰的威力，以配合英人的威胁策略。此外，他又奏称懿律率人在拦江沙口测量水深，并说他们要暂往其它港口游弋等情。这些报告到了道光的眼里，必然益发増加了严重的气氛。

最后，琦善又奏呈了所拟札覆懿律的文稿，其中除驳斥了割让海岛等款外，其关于广东鸦片事件，作了如下的答复：“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辨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如烟价一节，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烧毁，如所称凌辱抑勒各情，均系钦差大臣林等所为，现在既须查明该大臣受人欺朦、措置失当缘由，重治其罪，则前项烟价，又将着落何人赔缴?譬如贵国率领多兵，前赴定海，占据城池，戕害职官兵丁，其被害之人，贵统帅又岂能起死者于九原，而各偿其本身生命乎?”

琦善的覆稿，未曾辩驳英方对鸦片事件所持的片面而无法理根据的理由，那时他心中只求达到诿罪于文忠而消弭战祸的目的，自然不把缴烟的法理立场看得那么重。除此以外，他的初步措辞还未抵触道光那时的心意，因而立得后者的赞同。第二天，道光便降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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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据琦善将英连所递照会公文等件，由驿驰奏，朕巳阅悉。着该督谕以该夷所递公文，巳经代为陈奏，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巳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该督接奉此旨，即着明白晓谕知之。至将来钦差至广东查办，即派琦善前往，俟此间办有头绪，该督奉到谕旨，即驰驿来京请训。”

这篇谕旨确定了文忠的罪名，所有“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等句，都完全照录琦善所拟的字眼，道光并从中加上“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两句，好像他早已判定了文忠的罪状了，其实他纔于十一天前着伊里布访察广东方面启衅的实情，而这时谕旨还未到达伊里布手里呢。关于文忠遭受构陷的经过，各家的记载多认为琦善、穆彰阿那时乘机进谗，转移了道光对文忠的信赖。如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记述琦善对文忠的民怨（已见前）后，因说：“至是得间，遂密陈抚议，意在挤公所为，枢臣（按指穆彰阿）内助之，上意动”。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虽未指出进谗者的姓名，而也明显的说：“┉┉沿海骚动，在事者莫能折冲御侮，争归咎公，因中伤之，事垂成而败。┉┉王相国鼎，汤协揆金钊，至以死生去就争之，卒为忌者所持，不能得。┉┉”又说：“公前后所陈，皆称旨，为忌者所中伤，卒不安其位┉┉”。汤金钊孙纪尚，在记王鼎袒文忠劾穆彰阿不遂而自缢于军机处的经过中，也说：“┉┉枢相穆影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已上，乃巧构机牙，媒孽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撤防，海氛益炽┉┉”。其它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而其正式见于官文书的，则以咸丰朱笔罪穆彰阿的诏谕最为切实有征，那里面曾说：“┉┉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根据上述种种，那时穆彰阿和琦善，里应外合，乘机进谗，将禁烟启衅的责任完全卸在文忠身上，应是确实不移的事实。道光本人已因文忠先进怀柔及诿罪于自己的建议，早就存意牺牲文忠以求解除战祸，现在更可根据穆彰阿等人的谗言，而说出了“大皇帝早有所闻”的话，接着便以皇皇的文告来实行这策略。

在发给琦善上录诏谕后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一日），道光接到文忠一篇奏折，报告英船仍在广东口外减价倾售鸦片，引诱奸民乘夜出洋潜买，“从偏僻小港，乘潮往返，遮掩混藏，变幻百出，屡经侦拏搜获，始破其奸，而吸食之藏于密室深房者，亦复不胜枚举，广东流毒之久，陷溺之深，实不啻什佰于他省；┉┉计维乘此尚未满限之时，并力严拏，有犯必获，有获必办，庶几辟以止辟，渐断根株”。按英船凭借兵舰保护，有意贱价倾销鸦片，来同中国当局对杭，中国水师无力出洋剿办，祇好认真搜拏出海潜买的奸民，而道光却藉此写出了如下申斥的批语：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这是自从查办鸦片事件以来道光对文忠第一次的指摘，也是文忠自为道光服务二十年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申斥。这可能是浸润之谮动摇了道光一向对文忠的信赖，腹心之患激动了道光的反常心理，因而对文忠表示不满；也可能是道光感觉到英人所提的条款，无一可以接受，唯有归罪文忠，“重治其罪”，以“代伸冤抑”，可望英人退兵，因而开始虚构了文忠的启衅罪状。

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四日），道光又据琦善奏称：“连日查探英船，全行起碇，┉┉自系前往永平、山海关、暨奉天省等处窥探。┉┉节次派员前往，接受洋书，暨送给食物，屡与该夷晤面，渐近习熟，┉┉设法诱探，旋据通事私相吐露，据称自广东省封港后，所带货物资本赔累难支，是以各处寻觅马头，铤而走险。┉┉窥其词色，似有愧悔之心。┉┉至义律则据直承认久居广束，即前被该省侮辱之人，连次差弁前往，皆义律答话之时居多，是该夷之前来各省滋扰，且知内地之事甚详，其为汉奸指示导引，固不待言，而义律在粤已久，诸事熟悉，一切主谋，自皆由其所出。此时似先须折服义律之心，其次则渐可疏通。且夷情最为犹豫，若遽令其旋回，尚恐其怀疑不从。惟现在既由臣接其字据代奏，即由臣传旨晓谕，或尚可冀其取信。臣惟待其回至天津后，遵旨随机应变，详细开导，令其返棹南旋。”

英舰驶往山海关、奉天等处窥探，正是为着提高他们侵略的气焰，以压迫清廷屈服；琦善据以入奏，必然更促成了道光求和的决心。而且经过和英人几次接触之后，琦善自以为可以“取信”于英人，益发增加了他对和谈前途的乐观，因而他明白请求由他“传旨晓谕”，以“令其追棹南旋”。道光随即下谕说：

“本日据琦善奏，┉┉披览俱悉。英人狡狰异常，此时起碇他往，难保不赴山海关及奉天省等处，昨已降旨，饬令耆英、裕泰等严密防范，并谕令设法堵御，不准与之接仗，谅无他虞。惟该国意图贸易，又恐货物霉变，难以回国，正可乘其贪恋之私，藉用覊縻之法。着琦善照旧严密防范，毋稍疎懈。一俟该船回棹，仍遵前旨，随机应变，详细开导，总须折服其心，办理方可得手也。”

从七月十九日（八月十六日）以后，白河口外的英舰分别散往渤海湾各地，其中布朗底号，摩特士底号等到辽东半岛东西两岸，窝拉疑号也到奉天省海岸，旗舰威里士尼号和披拉底士号到过山东蓬莱海面的鼍矶岛，他们任意上岸劫取食物，但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披拉底士号驶至鼍矶岛时，还与潜伏山东的汉奸鲍鹏取得联络。他们在八月初一日（八月二十七日）又到白河口集合，次日，懿律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说，巳派琦善为全权大臣来与英方代表谈判。八月初四日，英方派出副全权代表义律和琦善在大沽口岸旁的临时帐篷会谈。在会谈中，琦善坦白承认英国人是在广州受虐待了，他力将一切过失推于文忠身上，保证必当逐条查明，重治其罪，替英人伸冤。这样自先低头认罪，不惜推翻了执行国法严申烟禁的立场，而把中国势蹙求和的情态和盘托出。而且，未经详查根由，便先替敌人拔去他们的眼中钉，保证替他们收拾那些强硬派领袖，使他们达到了初步的目的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策略。琦善先说过，“先须折服义律之心，其次渐可疏通”，现在他的交涉对手恰是这个屡在文忠手里遭遇挫折的义律，他就以严惩文忠为义律复仇雪耻而博其欢心。经过六小时的会谈，义律在满意之下，答应给琦善十二天的期限，去同朝廷联络，以便继续商讨其它条款。在谈判停顿期间，懿律特又乘舰到山海关附近窥探虚实。

琦善奏报大沽口同义律会谈经过后，道光续降谕旨，着他再向英人明白晓谕。接着琦善续报山海关洋面发现英舰踪迹，道光就谕知琦善说：“如该夷船复行驶至，仍遵前旨，明白宣谕。傥敢进口登岸，肄行强横，即开鎗抱痛剿，随机应变，妥为办理” 。阙于这，琦善曾覆奏说：“┉┉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符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巳蒸洗备用。当复飞行永平各委员，并饬径禀山海关副都统于各城楼，一体派员详细检查，有无存留大炮，以备守御┉┉”。这种空虚无备的情形，早经懿律实地窥探明白，并毫不客气的拆穿了说：“该处止有弓箭，井未见有炮位”。而现在才明了了北方要塞的军情实情之后，道光更只有忍气吞声求和了事了。这里，我们要附带的问，琦善任直隶总督，前后达十年之久，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势中，他对京畿门户的防务，一向腐败如此，到底他所司何事?

在同一篇奏折里，琦善附呈发与懿律的两件照会底稿。第一篇简短的照会正式说明：“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上意，以致办理不善，现已恩准查办，定当重治其罪，冤抑无难立伸。至烟土本系违禁之物，业经烧毁，断无赔偿之殖。且贵国往来贸易，原在图利，┉┉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贵统帅即行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在第二篇照会里，琦善除反复说明和平解决事端的彼此利益外，曾作了如下似暗示又似含糊的许诺：“┉┉烟价一节，物本违禁，又已烧毁，大皇帝断不能允准偿还，惟就本爵阁督部堂之意思之，从前缴烟之时，其中必另有情节，将来钦派大臣到粤，自必将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办理之处，细加访查。而烟土入于内地，所值无多，其在贵国，更系极贱之物，私相贸易，本非正项货物可比，人所共知。且据贵统帅回文内声称，意本不在求财，则一经秉公查办之后，处处得实，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覆贵国王，即据称贵领事前被屈抑之处，于此亦可昭雪。且自我朝二百年来，历蒙恩施格外，准与贵国通商，从无衅隙，今因钦差大臣林则徐，未能仰体大皇帝上意，操持过急，致使领事称屈，现经仰蒙圣恩，准予查办，即为至公无私。┉┉”末了，琦善又郑重地说：“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亦使贵统帅有以登覆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仲雪前抑。缘恐空言见疑，为此再行照会贵统帅。┉┉”

那时琦善历接道光“相机办理”的谕旨，自以为皇上“指示机先，臣等藉获领悟”，而认为道光既已一反过去自尊的常态而降志求和，他就可一心一意专做妥协的工夫。而且，他已经把握了求和的两个条件：一是诿罪于文忠，再三声称重治其罪，以讨好英人；其次，他风闻广东行商前曾私许给偿烟价的传说，以为不难将来向那些富裕的行商勒索代价，不动国帑，而可赔偿烟价了事。此外，英人对他说了：“中堂若赴广东，我等即可，永远和好”，对方既有如此亲切的默契，他更可放心进行议和的任务了。当啼，关于议和的条款，已经有人提出了比较具体应付办法，如天津道陆建瀛议请以废止鸦片贸易为先决条件，如果英人允诺，则许以免税代替偿还烟价，开放澳门代替开放内地商埠，海关监督与其国耻华代表行平等礼代替两国交际用平等礼，其余各项仍令回广东和文忠商议。还有贵州道御吏万启心上奏，请移檄英人六条：一、粤省封港，英人总疑钦差大臣蒙蔽朝廷，绝其贸易，投书申诉，应谕以封港系该大臣因英人不肯缴烟，奉旨办理，并无欺诱，以免借口。二、英人缴烟，又以洋商从前私许给价，嗣因钦差大臣不许，未曾得价，不甘亏本为辞；试思数万箱烟架火烧毁，共见共闻，安有用价买来烧毁之理。中国以逸代劳，坚壁清野，英人纵有利器，如何用之，必知求息。三、鸦片烟新例，应谕知英人，必不开禁，无得意存希冀。四、英人以汉奸为耳目，应谕以此等汉奸，有何可信。五、英人上年缴烟，尚属听命可嘉，宜奖其既往，以劝将来。六、茶叶大黄，洋人所重，应谕以贸易既绝，此物必不出洋，俟英人屈服后，照价赏赐，以为操纵之具。像陆建瀛，万启心等人所陈意见，多少总有几点可供作谈判的根据，但琦善以为自有打算，一概不理。

英人方面，虽然在和琦善初步谈判中未曾解决他们全部的要求，但他们已经顺利得到了初步的胜利，并已把握了全部胜利的基础。他们的策略是迫使中国屈服求和，并摧毁中国抵抗的根基。那时中国抵抗的根基是树立在林文忠的坚强意志和严密措施，尤其在他号召民众的力量上，现在中国方面却一再郑重声明要重治其罪，眼看他即将以罪人身份离开了他所树立的堡垒，而代替他的是一意求和的琦善，眼看那唯一的堡垒将不战而毁了。在直隶省内，以及毗邻的奉天或山东省内，他们看清了那种毫无军备的实情，他们既巳认识这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的琦善，是根本不懂军事、漠视国防的，到了广东后，他必不会慿藉武力做谈判的后盾，他们拥有强大舰队在手，那时何怕琦善不完全就范。这时在白河口，他们需要促成琦善南下查办命令的早日实现，便需要先给他一个象样的面子，因此，他们不待琦善承诺全部要求，便欣然“返棹南还”。另一个理由，乃是节候巳过，不适于那时在华北口岸展开军事行动。当时躬预其役的摩特士底号舰长宾汉，对英国那次的退兵，曾坦白承认说：“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季节已经太晚，湾申不能进行有充分而有适当效果的攻势，所以这个步骤并未耽误任何秘密行动”。

现在琦善可先向道光报功了，他在前述奏折中，陈述谈判成功的经过如下：

“┉┉恪遵谕旨，示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在大皇帝断无准令赔偿之理，后经该夷曾向委员有祗求可以复命之说，故臣仰体密谕，作为出自臣意，以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总必使该夷有以登覆该国王，另给公文，隐约其词，并又将利害得失，反复开导。于十八日，仍派千总白含章持往，兹于二十日，收到该夷回文。并据该千总回禀：此次该夷接阅公文，其始颇似不遂所欲，迨经开导，据该夷声称，烟价一节，原非敢向大皇帝求偿，祗求可以登覆国王，并称定海之兵，亦可先行撤回一半。及至次早，备具回欠，则又更易前说，覆经就千总向彼诘询，令其改写回文，据称业巳缮就，不及另书，即以所言为定，俟到粤再行商议。惟称所求各条，未奉允准明文，既须俟回粤听候查办，则定海各处兵船，未能即撤，该夷一面称说，一面即行起碇，据称先赴定海，躭延数日，即回粤东。当经白含章告知，此时岂可先赴定海，据称如沿海各处不开鎗炮，该夷亦不滋生事端，傥被攻击，势难已于回手；此去粤东，仍在澳门，自盖房屋居住等语。现在天津各夷船，已据该千总目击，全数起碇开行。┉┉”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七日），道光得报，顿觉宽怀，立在琦善附呈的照会底稿上批说：“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 他益觉琦善应付妥善，足以继续担承对英交涉的责任，因立即下命：“琦善著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 同日，道光又降谕军机大臣等说：

“前因英人在天津海口投递呈词，甚觉恭顺，吁恳恩施，当饬令琦善剀切晓谕，不准滋扰，祗许赴粤叩关，如果出于至诚．该大臣等自能代为转奏乞恩。兹据琦善奏称，英人听受训谕，业经全行起碇南旋，并禀称，沿海各处如不开枪炮，亦不敢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等语。英人前此猖獗，殊堪发指，必应痛剿示威，现在福建之泉州府，浙江之乍浦，江苏之宝山、崇明各洋面，均经先后轰击洋船，大挫其锋，现在既肯赴粤乞恩，自不值穷于所往。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俟该大臣到粤后，自能办理妥恊。但恐沿海各督抚，不知现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飞示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浑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一体遵照，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英国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其应布置严密之处，仍不可稍形松懈，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现在京畿解除了威胁，和局已成，新钦差也将走马到任，道光面对着另一问题，即如何处分这一二年中特别为国尽瘁的文忠，以履行其对英人的诺言，并便利广东和谈的进展。恰巧在他发出上述韶谕的次日，他接到了文忠前于七月十九日（八月十六日）发出的《英逆兵船续筹剿办折》。那时文忠以英舰已经攻陷定海城池，又在粤肄行猖獗，更虑其骚扰京畿，必须挫其锋焰，才能挽回危局，因此奏称自赴前方，督率将领，择日整队，出洋剿办。在上篇诏谕里，道光不惜捏词夸张泉州、乍浦等处轰击英船，大挫其锋，以自壮声势，而掩饰其屈服求和的耻辱；现在文忠能在粤洋主动出击，这应可挽回国家的声威，削减英人的气焰，而促成了一个无损国权的和局。但是，道光却不曾想到能战然后能和的道理，相反地，或许由于忧虑文忠坚强的动作足以抵触其不许先向英人攻击的命令，而破坏了和谈，或许为了决心要牺牲文忠，正须藉端来作处分的依据，因此，他对文忠这篇奏折立即写出了批语如下：

“据林则徐等奏，因在粤夷船渐形猖獗，择日出洋剿办等语。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显因夷滋扰福建、浙江，又北驶至天津，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皋，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偾兵也。且即欲举动，亦应由驿驰奏，听候谕旨，乃折差直至本日方行递到，殊属不晓事体。着传旨严行申饬。现在如已出兵攻剿，着即将接仗情形，迅速驰奏。该督仍当持以慎重，毋涉轻躁。至海口防御，不可不加严密，并着密饬在澳各员，不动声色，加意防范，是为至要！”

英舰离开白河口后，琦善在南下前，先遵旨入都觐见请训。就在琦善面陈机宜的期间，道光不待查衅的结果，先定下了文忠的罪状，交部严加议处，随即革去他的两广总督职务，闽浙总督邓廷桢也受同样处分。九月初三日（九月二十八日），即在琦善出都，南下前六天，道光降谕如下：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着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着怡良暂行护理。此次英夷各处投递禀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际，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加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递予严议也。”

这样一个罪案，措词可说十分牵强，尤其后面加上一个解释，表示非受外力的压迫，显是欲盖弥彰的了！原旨是命文忠“即行来京听候部议”，用意可能是为琦善排除一个议和的障碍，然而，过了五天，旨意又变了一些，命将文忠和邓廷桢革职，“并折回广东，以备查问差委”：

“谕内阁：前派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查办鸦片，乃时逾两年，不但未绝根株，转致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成何事体?已将该督等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据吏部遵旨将该督等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林则徐、邓廷桢均着照部议革职，林则徐着即折回，邓廷桢亦着迅速前赴广东，以备查问差委。”

在降谕处分文忠和邓廷桢的第二天，九月初四（九日二十九日），道光接刭山东巡抚托潭布奏称，八月二十二、三日，英船自北折回，经过山东长山岛洋面，派杉杖小船驶至登州口岸，呈递字条，求买食物，词甚恭顺，当经他饬县购买牛、羊、莱蔬等物，酌量赏给，“瞭见驶近内洋口岸各船，徧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丈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成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同声欣忭，欢惬非常。查前准直隶总督臣咨会，天津共有夷船八只，与现在南驶船数相符。 ”托浑布又奏称：义律等声言，“伊等初来时，曾纠约孟雅喇国兵船四十只，以为后援，嗣蒙恩旨，恐孟雅喇兵船续来，不知情由，误行侵犯，更属负大皇帝厚恩，故由天津起碇后，先拨船三只，由大洋迅速回国，阻止前项兵船等语。查夷性诡谲，其言固不足尽信，然察其情词，似未尝不知感戴深仁”。道光阅奏后，立即降谕说：“据托浑布奏，┉┉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所办俱合机宜。英夷船只俱起碇南旋，既据该抚查明与天津夷船数目相符，着托浑布等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麋费” 。同日，道光又降谕说：“据托浑布奏，英夷船只，前由东省外洋北赴天津，其三只亦由外洋先回，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等语。英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特此飞示耆英、裕谦、怡良知悉，并着详加酌覆，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折、片着钞给阅看”

根据托潭布的“该夷情形极为恭顺”的报告，道光便认为一场大风波业已过去，或许为此而更改了“着文忠即来京听候部议”的命令，祗将他革职了事，不必再多追究或“严加议处了”。其实，文忠如果来京听候部议，一查他过去办理烟案的实情，那大部分却是遵旨而行，这就将很难据以诿罪于他，而道光自己也将感觉不便了。另一方面，过分的乐观竟使道光抢先下令撤防，这就使琦善有了借口，一到广东，即把文忠一手建立的防务也撤除殆尽。

不久，文忠革职的消息到了浙江，和琦善密切呼应的伊里布，正以钦差大臣驻浙江，便把这“好消息”通知占领定海的英人。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说：“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林、邓革职之事，洋酋伯麦摇首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断鸦片可，断一切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岂仇林总督而来耶?”另据传话的张喜，在其《探夷说帖》里，记有伊里布和自白河口南下的义律会于镇海，马礼逊（Morrison）任翻译，伊里布说："林大人办理不善，已经革职。彼（马礼逊）达云：不敢，不敢。此是贵国之事，似不与我们相干”。英人已经达到了排斥文忠的目的，尽管口头不肯卖这个帐，但他们内心里何尝不钦敬中国这位坚强的人物。素来鄙视中国官吏的宾汉，在写到了文忠革职一段，也不禁赞说：

“虽然林公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治下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巳。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

的确，爱戴他的广东各界民众，听到他被革职的消息，争前恐后到总督衙门攀辕，并纷纷送他许多靴、伞、香炉、明镜等物，一共制送五十二面颂牌。对一个被革职官员，很难见到民众如此爱戴的表现，他们是以热烈的表情，来对清廷政府的不公允处分，作了无言的抗议。在送给他的许多颂牌里，特别以广州乡绅翰林孔继勋、同知张维屏、举人陈澧等公送的八面，写得格外妥贴，那是

公忠体国清正宜民韬铃根武教育兴文

烟销瘴海风靖炎洲德敷五岭威慑重洋

※ ※※

文忠革职的经过，简略见于他自己的日记，其中虽只是简短的记袁，却可看出他的高度修养。以下摘录日记的有关各则：

“八月十九日（道光二十年），┉┉接阅邸抄，知┉┉伊莘农恊揆奉旨颂给钦差大臣关防查办浙江夷务┉┉英吉利夷船于七月十六日至天津递呈，琦候奏入，奉旨准其呈诉，并将公文等件进呈。┉┉

初六日（九月），┉┉承准八月二十二日五百里廷寄一道，知英夷前赴天津递呈，经直督琦代为转奏，已准其赴粤叩关，并奉旨以琦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事件。┉┉午后悦亭（怡良）、厚庵（豫堃）均来留饭，上灯时散。

十二日，┉┉午后承准八月二十三日廷寄一道（按即斥责舟师出洋剿办的谕旨）。

十六日，┉┉早晨拜发三折一片。┉┉

十八日，┉┉早晨┉┉抚军来，知渠接到九月初四日五百里廷寄一道，外封写“护两广总督怡开拆”字样，知此缺已有更动，惟吏部文尚未递到。是午邀宋芸皋（劭谷）、王柳溪（云锦）、杨砚芬（希铨）饭，申刻散，诣箭道考官。

二十五日，┉┉晡时接吏部文，知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以直督琦署广督，其未到以前，以巡抚怡护理等因。酉刻封总督盐政两篆，送交抚军接受，抚军以下均来晤。

二十八日，早晨郭提军由惠州来接晤，遂往各处答拜，并辞行。诸同人俱在抚署公饯，赴之。亥刻回署，抚军处送来部文，邓嶰筠制军亦奉旨来京听候部议。┉┉

二十九日，早晨对客，饭后出署辞行，哺时回。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衢巷，皆慰遣之，其所制靴、伞、及香炉、明镜等物，俱发还，惟颂牌数十对，寘于天后宫。

十月朔日（十月二十五日），理行装，┉┉本已定于明日卯刻起身，是夜阅部文，知九月初八日吏部议上，奉旨革职，并折回广束，以备查问差委，当即筹赁寓所，拟于明日移居。”

在以上记载中，似乎未见有情感的激动，对琦喜之来接替，也无一句褒贬，但字里行间，似巳将这番演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在迭奉朱批严责之后，文忠已想见了自身今后的遭遇，上面派了自己的政敌并早有芥蒂的琦善来接任，更使他预见了整个国事前途的黯淡。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从政二十余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对事业来说，他惨淡树立的禁烟基础将全部推翻，苦心支撑的御侮藩篱要根本崩溃；尤是国事前途，若使目前应付失策，立将动摇国本，招致无穷的祸害。他在这大转变的关头，虽然以高度的修养，竭力抑制自己情绪，表面好像行所无事，但其内心十分沉痛，是默默可以想见的。因此，在另一方面，他仍想尽力量，作最后的挽救，而趁着还未丧失说话地位之前，利用逭最后的机会，不顾一切，尽情直陈他的意见。

上录文忠那段日记里，有“十六日┉┉拜发三折一片”的记载，奏折之一可能是遵旨．议覆团练水勇清形折，第二篇则是覆奏道光对其出洋剿办的斥责。在那里面，文忠说明了前此英船虽在外洋迁延未去，尚无猖獗情形，所以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海上交锋，欲令穷而自返，及至英舰攻占定海县城，“逆情显着，凡有血气，靡不愤切同仇”，而且他所添雇的拖风、红单等船，炮械军火都已齐备，而所训练的水勇，技艺亦浙纯熟，足以增进水师的声势，所以酌遣兵勇出洋剿办。因为前后情势不同，所以他措施有异，并非“前后自相矛盾”。第三篇是他以既奉道光谴责，自己情甘认罪，奏请皇帝从重处分。

最重要的却是他的那篇密片，即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他前此密陈像柔之议，乃为解救京畿战祸的应急之策，并非赞同无限度的让步，使鸦片的祸害复萌，外来的侵略更厉，赔款割地，尽撤藩篱，而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他叠奉道光批语严厉谴责，心知是诿罪于他，以换取英人退兵之针，他既恳陈以身任咎于前，求仁得仁，必不计自己荣辱于后。然而，他现在知道了英国照会，除关于鸦片事件之外，却乘机提出许多无理的要求，而负责谈判的又是昏瞶的琦善，他深怕道先经不起外敌的压迫和内部的蒙蔽，万一过于迁就，全部答应下来，为祸国家将不堪设想。固然他的去职可以换得英舰南下，消除了京畿所受的威胁，但今后如何应付英人的无厌之欲，实关国家安危的百年大计。为此，他不敢缄默，不计触犯皇帝的意旨，尽其忠诚，进陈他的最后意见。他一面低头认罪，情愿牺牲一己终能扭转危局，另一面直陈大义，苦劝道光不惜牺牲以抗拒英人过份的要求。这篇《夷务不能歇手片》，是文忠禁烟事业中最后的文件，是一篇犯颜苦谏的奏折，实已充分表现了他的立场和精神，这里因有抄录全文的必要：

”再臣渥受厚恩，天良难昧，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不敢不以见闻所及，敬为圣主陈之。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虽变动若出于意外，其穷蹙正在于意中，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圆，是即在该国孟阿拉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亏折，急于觅销者，或云以给雇资，或云以充食用，并闻其在夷洋各埠，赁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着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而各国夷商之在粤省者，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亦各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是该夷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惟其虚憍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骛，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行皆不得，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次屡经体验，故悉其情。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夫自古顽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可以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如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脓渍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痈矣。溯自查禁鸦片以来，幸赖干断严明，天威震迭，趸船二万余箱之缴，系英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现有汉夷宇原禀可查，并有夷纸印封可验。继而在虎门毁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观看，维时来观之夷人，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谓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书中具载其文，谅外域尽能传诵。迨后各国来船，遵具切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亦以汉夷字合为一纸。自具结之后，查验他国夷船，皆已绝无鸦片，惟英夷不遵法度，且肆鸱张，是以前次特奉谕旨，断其贸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恳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闻，非惟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覊縻，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慑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有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豫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臣节次伏读谕旨，以税银何足计较，仰见圣主内本外末，不言有无，诚足昭垂奕禩。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稗益实非浅鲜矣。

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奏请治罪，何敢更献刍荛，然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傥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至粤省各处口隘，防堵加严，察看现在情形，逆夷似无可乘之隙，藉堪仰慰宸怀。谨缮片密陈，伏祈圣鉴。”

如把文忠这篇奏折加以分析，更可看清其中所包涵的意义。在头一段里他强调了英人的不足畏，认为他们劳师远征，费用繁重，接济困难，不惯气候，不服水土，势必不能久持，我们应付的策略应是：“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这是说，固守内陆，长期抵抗，以坐困敌人，使他们一切皆不得行，并陷于进退两难之地，而后他们势愈穷而力愈蹙，始能放弃侵略，俯首媾和，而无损于我们的国权。按距离那时六十几年前，北美洲人民以劣势的设备，宣告独立，和绝对侵势的英国海陆军抗斗，每战都败，但他们始终不屈，持久抗战，经过了七年的斗争，终使英人势穷力蹙，放弃了美洲的统治。若把那时美洲的情况和这时中国对比，中国的力量显比那新告独立的美洲合众国强大，而英国在美洲多年统治所树立的基础显比其在中国靠鸦片贸易所树立的巩固，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利益显比中国贸易马头对英国的利益重要，而英国对中国出兵却显比其对美洲出兵困难。如果中国澈底采取了当年美洲人民对英的策略——也就是文忠所坚持的主张，坚决和英人长期抗战，也如我们后来八年对日抗战一样，那可能只消二三年工夫，便可迫使英人掉头不干，而东西两半球先后对英的斗争，一个导源于茶叶，一个种因于鸦片，将在历史上写下同样辉煌的一页了。

在第二段里，文忠分析了禁烟和所谓“启衅”的关系。他认为英人以巨量鸦片流毒中国，早已包藏祸心，肆行侵略，无论禁烟与否，这祸根已经存在，迟早总要发作，而发作愈迟，祸根愈深；现在因禁烟而使敌人图穷匕现，提早发作，所发生的祸害还比较轻些，就不应过于惊惶，讳疾忌医，造成养痈贻患的后果。此时一面应有忍痛治疗的勇气，另一面须有根本治疗的办法，才能使多年恶疾澈底消除。所谓忍痛根本治疗，即他所主张的“固守藩篱”，忍受抗斗的痛苦，终使敌人“坐困”，而后才能“上崇固体，下慑夷情”。若自己慑于敌人的船坚炮利，惮于“旷日持久”，而只图“设法羁縻”，那不特英人所欲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而其它各国群起效尤，后患将不堪设想。

在第三段里，文忠认为不但眼前抗拒英人，即为国家百年大计着想，非制炮造船，建立现代化国防不可，并且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然后才能防止外人的侵略。他是第一个提出国防现代化的主张，在他那墨守旧章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建议。但制炮造船必须动用庞大经费，他前此在粤布置防务，就苦于道光过分惜费，无法使他放手添置更多的新式军备，现在特请指拨广东关税的一部分充当制炮造船的经费。那知这点建议更触犯了道光的忌讳。当时粤海关的税收可说是内廷的禁脔，或分别解与户部造办处和内务府广储司，或供采办特种贡品，而历任监督多以亲信的满人充任，更可看出其中的微妙。文忠那时竟想从粤海关税收中打主意，自更引起惜财的道光皇帝底反感了。

在最后一段里，文忠除另折请罪外，并请准其戴罪赴浙，随营效力。他认为广东防务，经他严密部署后，不至有虞，现在浙江先遭受侵略，他就愿赶到那边和英人周旋，这里更表现了他的牺牲到底的精神。当时在翰林院的曾国藩，见到此折，深为感动，特手录全文，并于扼要处圈点（《湘乡曾氏文献》）。

文忠在粤这最后的奏折，可说肝胆毕见，应当促使道光有所感动，但这奏折于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四日）到京，他已于二十几天前被道光革职了；这时已倾心于“抚局”的道光，不但不激赏他的至理名言，反而在那奏折上痛加无情的斥责。如在文忠所说“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的警句下，道光竟批说：“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欲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在文忠请拨粤海关关税制炮造船的句下，又批锐：“一片胡言”，此外，道光又就那篇奏折的第一段里，自“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至“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俯伏”一节，及第二段里，自“趸船二万余箱之缴”至“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一节各用朱笔点出，并谕：“林则徐奏请治罪一折，并另片密陈夷务情形，箸将原折、片、寄交琦善阅着，朱笔点出之处，据实查明具奏”  。这似乎表示道光对于文忠二十多年的信任根本动摇，而要把他所报告的各种实情另派人进行调查；这必然鼓励了和文忠对立的琦善，乘机去罗织他更多的罪状了。

文忠最后恳切陈词，当时对道光未曾发生任何影响，甚至引起了他的反感，主要是基于当时道光心理的转变。在批文忠上篇奏折的前一天，道光已以同样的口气批了和文忠一气的闽浙总督邓廷桢的一篇奏折。邓因英舰曾向厦门滋扰，福建防务紧张，奏请准于闽省藩库暨盐道库筹拨正款银十五万两，以应军需，也立受了申斥。在邓的奏折里“因逆夷攻陷定海，闽洋已觉腹背受敌”句下，道光批说：“未知所受何敌”?在“当兹逆夷猖獗之际”句下，大批说：“未知在何处猖獗”?这时，道光简直忘记了英人攻占城池，戕害官民，忘记了定海要地仍被英人占领，强大英国舰队仍活跃于中国水域，忘记了英人已经向他提出了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丧权辱国的条件。这时他似乎以为和局已成，一二官员的处分已昭雪了英人的“冤抑”，博到了他们对大皇帝的恭顺，南下的琦善自有妙计完成“查办”的任务，而立将恢复和平相处的局面。他似乎只怕一些疆吏再出岔子，触怒英人，再启衅端，而破坏了他的抚局。他那时的基本政策，具见于九月十八日（十月十三日）他对派往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折的朱批如下：“┉┉朕立意如此覊縻，想卿亦以为然。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耶?┉┉”若把道光这段批语和文忠那篇指文两相对照，便可明显看出道光及其亲贵是以确保满族皇室的江山为前提，文忠则以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为依归，一经事实的考验，两者之间必然呈现了愈来愈远的距离。

然而，一到英人倚仗优势兵力，坚持他们的条件，暴露其侵略的面目，虽主“抚”的琦善仍然一再为他们奏请“乞恩”，即倾心于“抚局”的道光，也终觉无法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时，道光可能会想到文忠所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的预言，领悟了非“片言片纸”所能达成他理想中的“覊縻”；再到英人动兵攻陷广东海口要塞之后，他也不得不调兵遣将，转“抚”为“剿”了。可是，那时海口藩篱已被琦善一手拆毁，自己的士气愈衰，敌人的凶焰愈高，终于演成了文忠所忧虑的“威不能克，患无已时”的局面。

※ ※※

新钦差大臣琦善是年重阳日出都，除带一名千总白含章外，又于经过山东时另加一名鲍鹏。这个鲍鹏随他到广州后，俨然在和谈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其情况见于有关记载如下：

文忠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七号家书》里说：

“议和之事，静老（琦善字静庵）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备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

目击当时实情的梁廷枬，在《夷氛闻记》里说：

“鲍鹏者，香山人，幼习夷语，投身为颠地幸童，义律已见而轻之，待如奴仆，而寄之耳目。烟禁既严，畏廷桢拘惩，则逃之京，依其同乡，因转依南海作令山东之招子庸。适琦善觅通夷语者，鹏由是被荐。琦喜其与夷狎，较衙门官倍得力也，一切往来文牍口传皆倚任焉，因而内地情形意见悉为所泄，所裁去之船桩丁勇，亦皆归述夷意，谓非是必乖和议，不得已强从之。┉┉”

上列记载都指出琦善信任汉奸，任其导误，但那时的官文书却极力掩饰鲍鹏的汉奸身份。例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经睿亲王仁寿等人奉旨审讯鲍鹏后，由刑部奏陈其过去经历中，承认其曾经钦差大臣林则徐饬拿未获，但说其充当颠地的买办，则只是采办伙食的杂务，每年只赚二三百元；说其贩卖烟土，只是十来洋钱零星细数的偶尔经手；说其畏罪潜逃山东，只是为着贩烟而受人讹诈一万元的威胁 。然而，鲍鹏能成为敲诈一万元的对象，他的身分却只是年赚二三百元或偶尔买卖零星烟土的吗?在文忠来粤前，广州贩烟的不知多少，何独鲍鹏为着一二笔小买卖便怕人举发，被人敲诈多金，成为钦差访拏的对象，乃至逃往数千里外的山东省?

另一方面，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七日，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七月二十四、五等日，见有英船一只，自北折回，在东省鼍矶岛外洋游奕，因派水师把总赵得禄驰往探护，在其未到前，该岛居民因英人上岸并未滋扰，当已应他们的请求，赠给淡水百余担，黄牛十余只，该英人等向众致谢后，将船驶返天津等情。核对英方的记载，这只第一次到鼍矶岛的船为披拉底士号，是于夏历七月十九日以后从白河口驶往山东，与潜伏其地的买办鲍鹏取得联络。托浑布又于是年八月底奏称，自白河口南下的英船多只，于八月二十二、三日驶至鼍矶岛外洋长山岛以北游奕，并驾小船一只驶入登州府内洋，送信要求“准民人卖给食物，倍极恭顺，臣欲体察该夷动静，而文武员弁俱不能夷语，查调防来登之潍县知县招子庸，籍隶广东，伊戚鲍鹏先曾在粤省洋行贸易，粗晓夷语，现同招子庸在登，臣假以抚驭为名，委员带同鲍鹏赴该夷大船探询情形，该夷义律、马礼逊等接见时，甚为恭敬。┉┉”这是鲍鹏的名字第一次见于奏折。次年四月，道光谕军机大臣等：“上年琦善赴广东查办事件，随带鲍鹏一名，系由山东携往，鲍鹏系广东人，因何事至山东，何人留住，琦善何由得知其人，著托浑布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托浑布在奏覆中，除重述上年八月底奏折所陈八月二十二、三日的经过外，另说：“其时琦善在天津，不知夷船是否安静南旋，有无在东滋扰，来信探问，臣即将实情详晰回覆，及琦善奉命赴粤，路过东省复与臣信，据称随行之人皆不通夷语，欲带鲍鹏前往作通事，臣以事实因公，转谕招予庸将鲍鹏送省，由臣派员监送至琦善途次面交┉┉。” 托浑布前后报告至少隐瞒了几个要点：其一，他第二及第三奏折都说于八月二十二、三日委员带同鲍鹏上英船探询情形，其实鲍鹏同招子庸七月间早已登上英舰披拉底士号打交道，托的第一篇奏折只说那一次是派把总赵得禄前往探听，而絶未说派了招、鲍登上那只英船；其次，照托的解释，琦善要索鲍鹏是在其奏报八月二十三日英舰离开登州以后（该折于九月初三日到京），事实上，那次登上摩特士底号的鲍鹏，早以琦善随员的身份出现了。然而，会审鲍鹏的亲王及大学士等，似乎意存回护琦善，都不曾认真追究这些问题，以发掘鲍鹏的汉奸身分，反而避重就轻，仅按其贩烟情节从轻判处了案。

按在文忠抵粤前，大烟贩查顿返英，颠地成为英籍烟贩的巨擎。前面叙过，颠地一再阻挠缴烟，因成为文忠所要逮捕而义律所要庇护的对象。颠地的买办鲍鹏，可能因其汉奸活动引起了文忠的注意，要予拏究，乃于缴烟紧张期中，即道光十九年二月间，闻风逃出广州；文忠只拏到了他的族叔鲍人琼，予以杖责后，返回原籍看管，而另饬访拏这在逃的汉奸。他的汉奸活动是有前科的，所以文忠后来在《第七号家书》中直称他为”汉奸鲍鹏“。至于鲍鹏在山东出面活动的经过，则详见于怡云轩主人编的《平夷录》中《山东省信》一则如下：

”节录山东省信：有鲍姓者，广东人，号望山，未问其名，因案经林制军严拿，潜至山东，避匿于同乡潍县招子庸署内。据称，曾揑为杨姓，在英吉利国管帐十二年，该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夷人之有体面者，无不熟识；每一回家，众通事因其管帐发财，诱使在洋行贸易之夷人向其借贷，始则应付，继因无厌之求，不肯应付，该通事即诬以贩卖鸦片，遂致严拿。自述如此，真假则无从辨也。二十年七月内，中丞带兵赴登州防御，闻知其人，邀令同往，适有夷船游奕洋面，中丞命招令同鲍姓往探来意。招令装一买卖人，与鲍姓乘一小船前往，招令嘱鲍姓向夷船投刺，夷人见刺，咸称杨先生到此，即接上夷船。┉┉问其来意，则曰要讲和通商，追取烟价。招令送给牛四只，该夷报以千里镜一个，玻璃盏一个，酒四小瓶，招令等即作别而回。嗣于八月二十一日又有大船五只到洋，鲍姓只身前往。次日回云：此次来者，气势甚大，统领义律即在其内，盖因定海绝粮，欲打破登州，磨面接济定海，经伊再三劝阻，始出单一纸，嘱代买牛若干只，羊若干只，米若干，面若干。┉┉因赶办牛一百五十只，羊米面称是，不记确数。┉┉，次日，┉┉鲍姓又至夷船，住宿两日而回。┉┉九月十八日，琦中堂住宿荏平，于十五日至荏平候接，招、鲍已先期至，彼询知系琦相面致中丞，谕招令将鲍姓送往荏平，以便带往广东。琦相一见鲍姓，如获至宝，鲍姓即于初见之时，将千万之需预为筹划，大抵派令洋行之类。次日，即载以后车而去。琦相未到之前，连日与招令畅谈，是以得知大概，又曾与鲍姓晤面，其人面白而瘦，年纪不过三十内外。┉┉”

上录经过各节，大部分是根据庇匿鲍鹏的知县招子庸的面谈，可从当时目击鲍鹏那次在英舰动作的英军官宾汉的报导，予以证实，以下是宾汉的记载：

“┉┉九月十五日（夏历八月二十日）舰队启程驶返舟山，┉┉十六晚下锚，泊于鼍矶岛的一个小村外，我们预期在这里会晤以前广州一个买办，前次披拉底士号来时，已和他联络过（按宾汉在原书前面说过，披拉底士号和旗舰威厘士尼号于公历八月十六日以后，暂离白河口，到过山东登州口外的鼍矶岛，得到了水和阉牛，其时为夏历七月下旬，即《山东省信》所述招子庸和鲍鹏第一次同上英船送牛四只的时候）。但我们发现他已被琦善雇用，刻下在登州府。┉┉

”十七日，义律上校和翻译马礼逊先生登船后，我们乘摩持士底号出发，驶往登州府。┉┉马礼逊先生以送信人名义登岸，请求供给粮食。他正在商洽时，大划船载着鲍鹏回来了，此人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买办，后来在广州，又是琦善和英国全权代表之间的媒介。这人原在颠地先生的广州公司里当买办，及林到来，他觉得还是离开当地为妙。┉┉谈起目前的争端和琦善的南下时，他用其广州英语说道：“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及他自以为可用其新主子的威风吓住我们时，我们就把这饶舌的朋友送走了。┉┉

“十九日，我们再次和义律上校及一队人员张帆驶向登州。八时，义律上校和马礼逊先生在城的西边登岸。┉┉义律上校逗留片刻后，返回大船，鲍鹏陪着他回来。小船（按即送义律和鲍鹏回大船的小船）即回去接一位官员及其仆人，他们很急于陪伴义律上校，无疑是来侦探这买办的，他们对他很嫉妬，但因义律上校想和这人私下谈话，小船的狭小就成为拒绝他们相陪的一个现成的借口。……

“白顶戴（按即要陪义律和鲍鹏上船的中国官员）已被引入船长的舱中，┉┉鲍鹏和义律上校就有关粮食等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这地方供给了我们一百五十只阉牛，二十只羊，许多家禽，还有面粉等等。阉牛是专为舟山军队用的，而证明是当地最适合需要的食料。┉┉

“鲍鹏一直在运输船上（接他留在英船前后达三天）收集不同的东西，他想拿来．作为送官员们的礼物。他从一只运输船上买到了一具望远镜。爱尔斯（Eyres，按即宾汉所乘摩特斯底号的船长）送给他几只大酒杯和玻璃酒杯。┉┉他向义律上校提议，我们去向官员们致敬，他们将感觉高兴。因为他们在同我们交往中，始终确很有礼貌，大船照例悬旗（按这即是托浑布所据以奏报“徧插五色旌旗，┉┉向岸罗拜”等等）。但这事所发生的效果，恰与我们的用意相反，因为官员们立命小船及沙船全都归岸，并派一只小船来接回买办鲍鹏。┉┉”

宾汉所报导的目击实情，与《山东省信》根据耳闻的叙述，彼此大抵符合，即小如赠送望逢镜、玻璃杯的小节目，亦复相同，这中英两篇记载，都指证了下列事实：

一、在夏历七月下半月中，北上的义律，经与琦善初步接触，已有了中国屈服求和的把握后，立先派了披拉底士号到登州口外，与潜伏其地的买辩鲍鹏联络。

二、七月底披拉底士号突从白河口驶到登州口外，只逗留很短时间，便找到了所要联络的鲍鹏。按上录《山东省信》记鲍鹏第一次上英船的情形说：“鲍姓向夷人投刺，夷人见刺，咸称杨先生到此，即接上夷船”；并按上录宾汉所记：“我们预期在这里会晤以前广州一个买办，前次披底士号来时，已和他联络过”，又说：“大划船载着鲍鹏回来了，此人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买办”，后来又说：“义律上校想和这人（指鲍鹏）私下谈话”等等，这些记载都够证明鲍鹏和英人早有了秘密勾结和周密安排。

三、夏历八月二十一日，同英国舰队下椗在鼍矶岛的宾汉，原期在那里会到鲍鹏，可是那天宾汉记说："我们发现他已被琦善雇用，刻下在登州府"。第二天，宾汉记鲍鹏在英国兵船的种种情形后，又说：“他自以为可用其新主子的威风吓住我们”。明显的，那时英人早就认定鲍鹏已经充当了琦善的随员，因此，鲍鹏当时和义律的密谈，及留在英国船上三天，都是以琦善随员的身分自处，而所谈的必然是他今后如何充当琦善与义律间的媒介，如何为英人作更重要的报效，以达到英人和战两便的目的。

后来琦善、托浑布、招子庸乃至鲍鹏自己所作关于鲍鹏与琦善勾结经过的供词，一律隐瞒了那年夏历七月间鲍鹏登上英舰披拉底士号的重要事实，同时并揑称琦善向托浑布要索鲍鹏是在接到八月底英舰离开登州的报告之后。但从上录中、英两篇记载看，显然在夏历八月二十一日以前，即英国舰队离开白河口南下前，琦善早已知道山东省内有着这样一个鲍鹏，并已决定携其前往广东从事谈判，并曾将这决定通知了义律，我们还可由此推想鲍鹏在山东露面活动，可能是琦善暗中先指示托浑布安排的（按托浑布做过琦善的属员，由直隶布政使升山东巡抚），否则，不要说招子庸无举荐买办鲍鹏的胆量，即托浑布也何敢任意派来历不明的人和英人私下接触（在七月底的奏折中托还不敢提起鲍鹏）。那么，谁先向琦善推荐鲍鹏呢?最可能的角色，便是英国代表义律。鲍鹏既是义律的密切合作人颠地的买办，披拉底士号先到山东鼍矶岛又是为着同他取得联络，由此可知鲍鹏乃是义律所布置的内奸。当义律和琦善在大沽口岸谈判时，他以进兵威胁了琦善，再以和平姿态诱导琦善南下谈判，并进而企图切实加以控制，因而乘机举荐鲍鹏来做自己与琦善之间的媒介，然后才能安心率舰南下。琦善那时一意讨好义律，也乐得利用鲍鹏来做自己与义律之间的桥梁，因而也暗中接受了义律的要求。英军官宾汉于预行报导买办鲍鹏充当琦善随员的消息时，实无意中透露了这段秘密的结合。

这里不惜详细指证鲍鹏的身分及其出头活动的经过，主要为着判明如下两点；其一、英人如何利用汉奸以顺利完成其对华侵略；其二、琦善如何落入敌人的圈套，引汉奸为腹心，顺从其诱导，而澈底推翻了文忠的防卫基础。前面说过，文忠曾尽力抚循汉奸，拆散其与英人勾结，现在英人抓住了琦善求和的弱点，首图打破文忠驾驭汉奸的措施，先以文忠所缉捕的汉奸渗入琦善的左右，反而尽量实行其利用汉奸的政策。在琦善方面说，自引鲍鹏为心腹后，以为藉此桥梁可与义律攀交情，顺利达到讲和的目的，那知从此任其摆布，处处替英人造成有利的局势，落到不能和不能战的误国辱身的结局。在英人方面说，自鲍鹏顺利出头活动后，他们利用汉奸的政策，扩展而创出“以华攻华”的恶毒先例，跟着英人所到的地方，都广收汉奸为羽翼，成为他们侵华的有力工具：在香港一带有卢亚景，在定海、宁波有布定邦、闻吉祥、虞国珍、郁秀明等人做爪牙；他们攻沙角、大角，攻定海，攻京口，都驱使大量汉奸打先锋，大量减少了自身的损失。因为大量利用了汉奸，英人不能不予以周密庇护，因而后来在江宁条约中，特专为汉奸订立了一修，规定中国皇帝降旨普赦出卖民族国家的各形各色汉奸（江宁条约第九条）。可以说，所有后来那些汉奸活动，主要是导源于鲍鹏之渗入琦善左右，而文忠辛苦撑持的海口禁烟御侮之局，便于琦善奉命南下之初，因汉奸鲍鹏的出头，立即遭受澈底的破坏。

注释

①《政书》，两广奏稿卷三，《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

② 同书，同卷，《英夷兵船情形片》。

③ 全文见无名氏辑《英夷入浙事务奏稿》，《英将伯麦致浙抚乌尔恭额书》。

④《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三十一，页十六——十七。

⑤ 同书，卷之十一，页九。

⑥ 同书，同卷，页十二——十六。

⑦ 同书．同卷，页十一。

⑧ 同书，卷之十二，页七。

⑨《政书》，两广奏稿卷三，《英夷兵船情形片》。

⑩《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一，页十九。

同书，同卷，页二十五。

同书，同卷，页二十五。

同书，卷之十二，页八。

同书，同卷。页十一。

同书，卷之十四，页四十。

同书，卷之十二，页十七——十八。

同书，同卷，页三十——三十八。

同书，同卷，页二十八——二十九。

同书，同卷，页三十八——三十九。

同书，卷之十三，页三——四。

汤纪尚，《盘薖斋文钞》，卷甲中，《书蒲城王文恪遗事》。

《清史》，卷三百六十四，列传一百五十，《穆彰阿传》。

此篇奏稿未刊入《政书》，而见于《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三，页四。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三，页四。

同书，同卷，页十五——十七。

同书，同卷，页十七。

同书，卷之十四，页十三——十四。

同书，同卷，页三十二——三十三。

同书，同卷，页三十四——三十五。

同书，同卷，页三十五——三十九。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二。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三，页二十八——三十二。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二四二。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四，页三十三——三十四。

同书，同卷，页三十九。

同书，同卷，页三十九。

同书，同卷，页三十九——四〇。

同书，同卷，页四十四——四十五。

同书，卷之十五，页十一——十二。

同书，同卷，页十九。

同书。同卷，页十三——十五。

同书，同卷。页十五。

同书，同卷，页十五。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四〇三。

《篝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六。页三十九——四十一。

同书，同卷，页十七——十八。

《政书》，两广奏稿卷三，《夷务不能歇手片》。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六，页十八——二十二。

同书。同卷，页二——三。

怡云轩主人辑，《平夷录》，《刑部奏审拟鲍鹏奏折》。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三，页三十二——二十五。

同书，卷之十五，页五。

同书，卷之二十八，页三十六。

同书，卷之二十九，页十四。

同书，同卷，页二十三——二十四。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二四三——二七〇。

第二十三章绝望中的努力

琦善蓄意诬害——海口防务瓦解——《第七号家书》

——协办军务

文忠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卸两广总督任，即于十月初一日起，以革员的身份，奉旨留在广州，直至次年闰三月十三日遵旨离粤赴浙。这可谓其一生遭遇最痛苦的时期，倒不是因为他的宦途挫折，成为代罪的羔羊，而是由于他眼看一生奋斗不懈的禁烟大业，立遭摧毁，一手部署而上下恊力的海口防线顿被破坏，亲自领导的水陆将领相继殉难，念念不释的国事正濒临不堪设想的危机。处此难堪的苦况中，他一面发扬其高度的修养，另一方面仍尽其爱国的热诚，续作最大的努力。

文忠这时期的生活，可分为两段：其一，起自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卸两广总督任，迄同年十二月底广东当局奉到同月十四日六百里廷寄止；其二，起自道光二十一年初，迄同年闰三月十三日离粤止。在头一段里，文忠度其消极而悲愤的生活；在第二段里，他再度从事积极但已无望的活动。本章专叙琦善在粤期中的文忠生活情况。

革职后，为了留居粤垣，“以备查问差委”，他借寓于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按其日记，他那时深居简出，每天写字、作信，偶和旧幕僚、朋友小饮、下棋，但广东文武人员，如巡抚怡良、将军阿精阿、都统奕湘等人，时常前往探望，依旧向他请教；同遭革职的闽浙总督邓廷桢，也于十月二十八日遵旨自闽来粤听候查问差委，他和文忠更时常晤谈。其间，护总督怡良遵照道光九月初四日的谕旨，酌撤沿海防守官兵，因将驻防虎门口外的水师船只撤入内港，其中有撤回阳江中米艇三只，于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日）黎明，在龙穴洋面的归途中，竟被英船不顾双方在天津所立不开炮不滋扰的约言，突然开砲轰击，掳去阳江右营六号米艇一只，并死伤俘虏兵丁各若干人，怡良等人虽非常愤懑，却因“迭奉谕旨，不敢轻遽率尔”，乃静候钦差大臣到粤役，相机办理，同时奏称，“若该夷等凶心未已，敢来窥伺生事，┉┉亦惟有尽力轰击，以固口隘“①。但到十月二十八日英人”差火轮船，插褂白旗，前赴虎门，欲行投递咨文，被该处守口弁兵开炮攻击“②，英轮随用六十八磅炮弹回打中国炮台。这场误会可能一面由于十几天前英人掳夺中国师船，以为此次又来窥伺生事，另一面可能由于中国兵弁不明白旗的用意，一样开炮轰击。这种情况说明广东海口仍在严密戒备中，专候新钦差大臣琦善到任后，展开对英的新猷。在琦善抵粤的初期，文忠日记曾简述自己的动态如下：

“初六日（十一月）┉┉琦静庵节相到粤，遣人迓之，渠以重阳日出都，计两月到此。┉┉”

“初七日，┉┉琦节相来拜，未晤。”

“初十日，┉┉作字。汇送英夷原禀二十五件与琦节相。”

“十一日，┉┉作字。琦节相是日始接督篆，┉┉余冰怀（按即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奉委赴虎门，料理夷务。”

“十四日，┉┉司道数人同来，未晤。”

“十五日，┉┉琦节相咨取旧案，检齐送去。冰怀自虎门归，据言英夷愿还前所掳去各船。”

“十九日，┉┉怡中丞来，未晤。”

“二十九日，┉┉午后奕楚江（按即都统奕湘）来，排闼而入，晤谈少顷别去。”

这月余日间的日记，特别简略而含蓄，虽寥寥几则，但我们仍可看出文忠那时的生活情况，较琦善未到粤前有些同，他不特杜门谢客，避免酬应，且除“作字”、“作信”外，并未记有其它动作，即刚卸任后与僚友“小饮”、“下棋”等等，也都不复见。他虽只流露那种消沉缄默的态度，但其内心的沉痛，是不难想象的。那时他眼看琦善到粤后的作风，恰恰和自己相反，不特改变了他两年来苦心撑持的策略，扫除了海口敌忾同仇的气氛，甚且站在敌人的观点，对他猛施攻奸，似乎不如是不足以博英人的欢心。他的日记所述“汇送英夷原禀二十五件与琦节相”及“琦节相咨取旧案，检齐送去”等等，便是指出琦善要从过去文件中，做出翻案文章，以罗织他的罪状。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覆河南河陕汝道叶申芗的信中，他曾痛陈自己经手粤事的经过，说到革职后的心境，预料将受遣戍新疆的处分，且说：“此后事势，歧之又歧，难以罄述，不敢为一身计，而不能不为国家惜也”。那几句话是泛指琦善到粤二十余日来的措施，大有不忍卒述之概（按叶申芗字小庚，为文忠的亲家，交谊深厚，文忠给他的原信仍存于他的后人，其影印本见于陶湘辑《昭代名人尺牍续集》第八卷。）

关于琦善罗织的企图，在梁廷枬《夷氛闻记》里，有如下的揭发：

“┉┉中于夷言，谓英王尝投书求通商，为则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诬成于怡良，怡良以事属于虚，为正言而止。盖两年来，怡良深服则徐正大，料事如见，故言无不听；又尝为姚文僖公（文田）旧堂属，其于衡方在幕，为则徐所礼，亦力争之，琦善终无以夺。义律初请缴烟，再开实数，夷禀俱在，节次批发，并揭示于外，绅民皆知；至役守夷馆，又惩义律携商逃出之故，层递办理皆正，无所指摘。┉┉”

相似的记载，也略见于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最初稿本《夷艘入寇记》如下：

“琦善至广东，查上年义律缴烟印文，欲求林则徐罪不可得，又诬林则徐不收英吉利国王通商之书，欲怡良证实其事，怡良不从。┉┉”

其它各家类似的记载，和文忠日记一再记有“汇送英夷原禀┉┉与琦节相”等事实相证，显见琦善抵粤后的第一件工作，是欲吹求文忠的过失，终因找不到可以借口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诬陷的目的。可是，道光曾在文忠《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上，朱笔点出了若干问题，著琦善将他点出的地方“俱当据赏查明具奏”③ ，由是给与琦善一个进谗的机会，他便不顾事理如何，将文忠原奏逐点严厉驳斥。以下是他覆奏各段的论断④

“一、┉┉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檬，而其所赏何物，计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须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至奉朱笔点出前督臣林则徐片奏内，趸船二万余箱之缴，系英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等语。查上年呈缴鸦片，原有义律夷禀，然其递禀之期，即前督臣林则徐自奏缴烟折内，亦据陈明，距撤退买办业有五日，似可见其窘迫而然，并非甚出情愿。维时义律仅止于孤身在粤，以视目前之率领兵船，枪炮满载，得以逞志负嵎者，形势逈然不同，犹且不肯一奉示谕，即行遵缴，必待撤其买办，断其往来，始不得已而勉从，其敢于抗官之情可见，其不甘舍利之情亦可见，设使彼时或有党援，恐尚未必降心俯首┉┉”

琦善这一段报告，显然抄袭了巴麦尊照会所用以问罪中国的论据。他不曾稍顾中国履行烟禁的合法立场和英籍烟贩毒物走私的显著罪行，而故意抹煞了若干要点，即文忠缴烟的措施并未越出当时道光指示的范围，尤其在义律未及阻挠及文忠未撤退买办以前，英藉烟贩已接受了大部分外商的意见，表示遵谕缴出鸦片，虽然那时他们还不舍按照实数呈缴，但至少已情愿接受了缴烟的原则，并已经正式呈禀钦差，写出了，永不敢再卖鸦片的结文，这更确定了文忠进一步全缴鸦片及勒具切结的合法根据。而且自颁行“照式具结”的办法后，各国来事商船一律遵办，即英籍商船至少也已有两艘愿意同样照式具结进口，事实足以证明了具结进口办法的成功。

次如：“一、奉朱谕：‘本年夏间，朕风闻有英吉利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伊业经销毁，一并查明覆奏等因，钦此’。奴才前在京在途，亦窃闻有此传言，嗣到粤后，访无其事。惟查上年，前督臣林则徐具奏烧毁丹时那趸船，拏获伙长二名案内，讯据该伙长等供称吕宋国人，所烧之船，业经吕宋国船户米巴音奴向英夷承买，因船价尚未交清，是以未换旗号，并据吕宋国夷人哥耶拿节决遽禀，求请赔偿，均经前督臣林则徐驳斥。旋又有吕宋国王差遣总兵前来投递夷书之事，经前督臣林则徐扎委高廉道易中孚将该夷官传案译讯，取具亲供结案，将前获伙长等交其带回。奴才查该趸船既已缴清烟土，本可勿庸再烧，即因其屡逐不去，仍卖鸦片，亦须人烟并获，方可折服其心。现在该夷官虽据画供回国，而词意颇觉含混，将来有无异说，亦正未可逆料。所有谕查英吉利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或即因吕宋国王曾给林则徐文书，以致误有传闻。”

这一段显因琦善无法以英王文书一事诬陷文忠之后，另想从丹时那事件中挖掘罪名，断为文忠不应做了那番无理烧船的举动。他有意抹煞了那件事情当初如何发生的因素：说环境，那件事情是发生在英船首先向尖沙嘴开炮轰击之后，那时中英双方已经进入交战状态，丹时那船驶入交战的水域，应当自负冒险的责任；论事实，丹时那原是贩烟的英船，虽已由吕宋人承买，但仍悬挂英旗，中国水师认旗进攻，更不负误烧的责任。琦善不能据此立论，实是由于他的胡涂无知，抑或有意构陷。

又如：“一、奉朱笔点出，前督臣林则徐片奏内，称夷信回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甚多等语。奴才以事之真伪，耳闻不如目击，若就粤省查询，仍不过传述之词，安见前说不足凭，而迩言遽可尽信。惟钦差两江总督臣伊里布，在浙江办理此事，身历其境，灼见真知，奴才随备文咨询。兹据查得该夷谷米尚充，牲畜亦频频购买，不至乏绝，前因疫疠大作，病毙数百余人，多系兵丁舵水，头目死者不及数人，现已安然无恙，并未穷蹙；该夷招贩鸦片，其价虽属轻减，然亦并不过贱，且无前往贩卖之人各等因，咨覆前来。奴才正在覆奏间，于十一月十四日，续准廷寄，奉上谕：‘御史曾履泰奏：粤东澳门传有夷人私信，著琦善派员妥密查探等因，钦此’。奴才伏查该御史具奏情形，与前督臣林则徐片奏，大略相同。盖缘从前夷书，祇系商人寓目，多言贸易之事，官员向不过问，自前督臣林则徐到粤，欲悉夷情，多方购求之。夷人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等语，奴才自抵粤后，面询同城司道，咸称不知其说，迨访之首府（按即广州知府余保纯），据谓事诚有之，但其词中含讥刺，并非心服，因其时尚欲查拏播造之人，故即不敢传诵，今已无复存留。奴才伏查既非倾心颂扬之词，业经销毁，似即难以恨究。”

在这一段，琦善特别恶意地否定了文忠最确实的报告，而极力掩饰了英军确曾遭遇的困难。以下且从英人自己的报导，来证明文忠前此情报的正确。据宾汉所述，懿律乘麦尔威厘号（Melville)旗舰率队北上时，在舟山港外，这艘装炮七十四门的旗舰撞上暗礁，受损很重，以致必须将船倾倒，进行修理，曾长时期不能参加战争，这与文忠《密探定海夷情片》所报告的完全相符。关于英军的给养和健康情形，宾汉说：“军中及船中都非常缺乏新鲜食物，因为随远征军从广州来的一个中国买办（按指汉奸布定邦）已被中国人擒获，当做俘虏解往宁波。┉┉在他被擒之前，靠着他，粮食供给是很充裕的。我们所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带黑。因为这种水是取自一条水渠，而水渠闸门已多年失修，海水流进了渠里。后来在北直隶湾中，在舰队中所流行的一切疾病，我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且认为这是惟一的原因。曾有一个时期，摩特士底号上一百三十名船员中，半数患了严重的痢疾，而海军少校和船长都列在病者名单之中”。随后他又说：“摩特士底号离开舟山的期间，在军队中流行疫病。三、四百人已被安葬，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在医院里。英勇的苏格兰来福鎗联队完全消瘦到像骷髅一样，勇敢的第四十七团的情况并不见得好些。无疑的，这种现象应该归咎于缺乏新鲜而有益的食物，致使士兵的体质容易染受了这里所流行的疟疾和热病，因为我们发觉军官里面病情较轻，而他们的食物是比较丰富的。┉┉在山上或高地上驻营的军队最受罪了。瘴气似乎是从低地升上来的，而停留在山上。┉┉存在于舟山的不活动性，不少须归咎于军中所流行的疾病，因为没有其它理由来说明强有力的军队为何没有到岛的内地去，籍此可能得到最大量的食物┉┉。赴白河的舰队所带来的适合需要的牛，受到了最愉快的欢迎。┉┉”⑤稍远，宾汉续说：“我们的海军少校康威（J．w．Conway）因气候不适而逝世。相当时日以来，他患着严重的痢疾。┉┉几天以来，爱尔斯舰长也病得凶，托天保佑，天生的强健身体使他渡过去了。┉┉”⑥ 最后，他又说：“窝拉疑号开往马尼拉和澳门。他的船长将要在马尼拉进行磋商，请求当地收容许多患病将愈的员兵。大家希望换换空气能使他们恢复健康。这种疾病败坏了精神，使病者颤抖六小时或八小时后，意懒心灰，甚至消失了对生命的爱好，一般说来，也就立刻攒入坟墓了。但是痢疾甚至比热病更难治，它一抓着了患者，就难得放过他。最出众的青年，我们的兵团之花，就死于这恶毒而凶狠的敌人底手下了。”⑦ 试想那占据舟山的英兵数千众，竟然一下子就病死了三、四百人，病倒医院里一千五百人，迫得他们不能不暂停军事活动，这情势还不够严重吗?文忠当时探明真相，一一从实奏报，何曾稍加渲染。上述英军到定海后的遭遇，格外证明了文忠在粤当初力施断绝英船接济的效果，若使中国那时贯彻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对远征的英国孤军，加上那时代的运输以及医疗设备还未进步的条件来看，必然会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至若琦善所奏他们“现已安然无恙，并未穷蹙”等情，则实应首先归功于琦善、托浑布等在白河口和山东分送英船大批牛羊食物，及伊里布在浙江便利了英军采办给养，只由于这些人的资敌，才改善了英军的给养问题，排除了他们在华作战的困难。

至于外人撰述文忠在粤禁烟的政绩，在当时刊行的《澳门月报》里，确曾有过几篇比较公正的报导或评论，又如美人京氏的报导，英人希尔医生的记述，都是最著之例。琦善根本不愿参考外人的资料，何从得知真相，单凭当初立场不坚定而受文忠斥责的余保纯知府奉承的报告，不特抹煞事实，反说是“其词中含讥刺，并非心服”，且以“业经销毁，难以根究”的含混语气结案，其有意淆乱是非，确实昭然若揭。琦善这种不分皂白的武断措词，更可见于他覆奏的最后一段如下：

“一、奉朱笔点出，前督臣林则徐所奏，自具结之后，查验他国来船，皆已绝无鸦片等语。奴才伏查此事如指上年而言，则事属已往，船货无凭，其原验委官，已复无可查讯，即讯之亦不足为确实；若指本年而言，来船均未进口，尚未盘查，既不能知其有，亦安能信其无。”

按自文忠缴烟销烟之后，海口烟氛澈底澄清，各国货船具结进口，谁敢夹带鸦片。直到次年七月间英国舰队东来宣布封锁广东海口后，各国船只才中止进口，这距琦善抵粤，前后不过五个多月，岂有五个多月前的事情便无从确查之理?琦善如此盲目搪塞，除立意构害文忠之外，实无从另加解释。

※ ※ ※

在全篇覆奏里，琦善措词过于偏颇，用意甚明，而结果并未达到构害文忠的目的；道光对他媒孽文忠各节，并未加可否，且于十余日后反而降谕着文忠协助琦善办理军务。然而，那时最使文忠痛心的，不是琦善对他个人的诋毁，而是对他事业的摧残。琦善到粤后，只求对好英人，以为要促成和议，必须按照鲍鹏所传达义律的意见，首先裁撤自己的兵备，以示求和的诚意，竟将文忠所装备的兵船裁减三分之二，将文忠所募集训练的五千水勇全部遣散，将文忠所部署的虎门口内外要隘防务，任其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将文忠一向注意的情报工作澈底废除，而完全不理汉奸暗中的活动。这些情形见于如下各家记载：

《夷氛闻记》说：

“琦善至粤城，因伯麦之在天津，语近乞怜肤诉，误以夷性尚易驯伏，未度岭，蓄先趋虎门定约，而后入城惩办积弊意，以为不过稍给烟值，仍许贸易，夷必俯首听指挥，所事易了。或语以监督署规岁余之数，极为充裕，可劝监督筹出六百万圆，举其二三年所入偿夷应公，徐代请奖叙留榷资其弥补者，及抵粤途次，始病夷恃有查办恩命，求索无厌，转多窒碍，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贪，而慰其望，兼释其怨也。偶以所闻粤关盈余质之怡良，至是乃知津贴酬应外，余存无几，然后叹事棘手。既又有以专办海口，无与他人，一切不复商诸巡抚，即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谒。时夷船候于粤，诸省海防兵皆撤归伍，粤兵船还至半途，出不意，为夷掳，怡良以闻，琦善虑妨和议，不欲深究，首诘问开炮肇衅者，将罪副将以谢夷，兵心由是解体。┉┉散遣旧雇丁勇数千，横档前后备拒夷船之水底暗桩，悉如夷意裁之，将欲促其早就范围，衅卒消弭也。┉┉则徐之募勇也，择海滨渔蛋斗狠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险隘，向为夷所惮者，一旦裁使失业，相与彷徨口岸，夷专倚奸目二人，转相煽引，尽出而应夷招。内外海口，水道深浅避就，夷非引水无从谙悉者，至是亦为所泄。义律知内防既懈，复投书，有多增兵勇来敌即和不成语，以挟之，与鹏所口述符，计无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复可招而集，诸营兵亦缘是不复再调。┉┉天培密请添兵守虎门，琦善虑夷知而有词也，峻拒不许。┉┉义律日夜赶制三板，增集贩烟快船数百，多备火箭，喷筒，竹梯，为攻台计。┉┉”

《道光洋艘征抚记》说：

“琦善至广东┉┉首诘劫船之役，究何人先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而兵心解体矣。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变为汉奸，英人抚而用之，翻为戎首矣。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洋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矣。┉┉义律与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来敌，即不准和’，于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调。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探刺外洋情事’。一切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而敌人则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贩烟之蜈蚣艇、蟹艇数百，此外火箭、喷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数计。水师提督关天培密请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议，固拒不许。┉┉”

义律既透过汉奸鲍鹏而控制了琦善，并导使他削弱了粤海防卫力量及抗敌的气氛后，便悍然向他提出“前请各款，欲求照会办理”，其中仍是包括赔偿烟价，偿付军费，割让岛屿，开放马头等等，绝不稍为退让。琦善初以为只要惩处林、邓，恢复贸易，酌量筹款偿付烟价，便可满足英人的要求，因而对和谈过分乐观，不惜种种迁就，一心一意讨好敌人。不料英人于初步得势后，更顕露其原来面目，提出了道光决不肯接受即琦善本人亦不便承诺的种种要求，此时已入英人彀中的琦善，守不能守，和不能和，立陷于进退维谷，步步走上了误国辱身的命运。

于是，琦善只好将义律（那时懿律已告病返国，暂由义律独任英方全权代表）所提出议和各条款奏报道光，在其中一篇奏折里，他报称义律次第提出了给予兵饷，偿还洋商欠项，偿还两年来所损船只什物，偿还烟价，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给一处，移文平行等等要求，并对所求各款，“一一坚执不回”，且谓已经添兵前来，乐于打仗云云。琦善估量烟价还可酌办，至割让地方，他也知道不能邀准，因奏陈：“烟价一节，求索本非无因，断难空言解释，┉┉先允以五百万圆，该夷能否允从，再行与之辩论，惟其银仍须出自洋商┉┉。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久之渐成占据，贻怠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最后他奏称：“奴才惟有殚竭血诚，不惜颖脱唇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己，断不敢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轻为然诺”⑧ 。实则琦善已在义律武力恫吓下，重作许诺，除措给银款外，并允准照前请，于广东之外，再行奏恳准给贸易马头一处，移文不用禀谕等等，他还未承诺的，只是割让岛屿而已。

然而，英人那时已完成了破坏海口防务的策略及其进攻的准备，并绝对操了胜算，他们立意要取得全部的要求，便不再许琦善在谈判上拖延，要立刻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义律得到琦善上述表示之后，立于十二月十三日（公历一月五日），送出一封极强硬的照会，他先用揶揄的口气说：前任督部堂林、邓褫职，是和他们无关，如果承平了结，还要求请奏恳恩宥，随即威胁说，如再不答应他们的条款，就要“照依兵法办行，相战以后，再行商议”⑨ ，并声明如于十五日（一月七日）八时以前还不送来圆满答复，立即开火。琦善于十四日接到这封最后通牒后，并未在军事上作何部署，以应付变局，只有一面仍照会义律，作其“加意覊縻”的工夫，一面飞报朝廷，请对各条款让步，而当他缮写那篇折稿时，据他报告，却巳接水师提督关天培来函称，“瞭见该夷船只，张褂红旗，系其举兵号令，其意果否止在恫喝，殊难逆料”⑩。

十二月十五日，大批英舰，连同陆军和汉奸队伍，以炽烈的火力和优势的人力，向沙角、大角炮台进攻，当天就一一攻陷了。这两个炮台，在文忠手里，都有严密的布置，据英人的记载，也说那是很坚强而可怕的阵地。假若不因琦善削弱了防御的设备，瘫痪了整个军心，这两炮台可能会有持久抵抗的力量，假若不因琦善将汉奸送入了敌人的怀抱，任其尽量利用，则英人的进攻力量很可能大大减少。沙角、大角两炮台的陷落，更鼓舞了英人的野心，同时更败坏了中国的士气。这首次战役，不但压迫琦善接受英人的全部条款，而且从此决定了广东防线的整个崩溃。有些记载特将这一仗的惨败完全归咎于琦善，无名氏所辑《英夷入粤纪录》 前后记有两则，可以为例，其第一则记说：

“┉┉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英逆攻沙角、大角炮台，三江协陈连升与子鹏举俱阵亡，此我粤英逆倡乱之始也。初沙角、大角炮台，督宪林公原拨兵八百名屯驻炮台后山，又暗藏钉桶于炮台后路，约十余丈，以防逆兵后袭。八月林公革职，十一月钦差琦侯善到粤，旋授两广总督，于是将炮台后驻兵与钉桶尽行撤去，故逆兵得取道，从炮台后夹击，以致失守。闻琦善语逆夷义律云“打得快，和得快”，今粤人无不知其语，无不切齿。┉┉广东险隘尽失，都为英逆所据，逆船直造羊城，皆琦善撤去各处兵备，掣肘将官，有以致也，所谓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何矣。”

第二则记说：

“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英逆大小兵船二十余只，分攻沙角、大角炮台。其攻大角炮台也，自辰至申，大角炮台前面灰沙墙被逆打倒数段，火药局亦被逆打穿，火药轰发，并延烧兵房十余间。逆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守台千总黎志安，身受重伤，恐炮位被抢，即督兵将好炮十四位推落海内，然后负伤打出，遂攻陷炮台，逆夷一无所得。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前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又无外援，遂致不支。三江恊陈连升与子鹏举皆死之，守台千总张千龄亦阵亡，兵丁死伤过牛，沙角遂为义律所夺。初，沙角炮台后路，林公则徐莅粤时，原设兵八百名以防后袭，琦侯善刭粤，尽行撤去，故逆兵得从附近登岸绕出炮台之后，前后夹攻，炮台失守，职是故也。”（按琦善十二月十八日奏折、文忠《第七号家书》、《夷氛闻记》及《道光洋艘征抚记》，都与上则所记一样，说英人于此役中先利用大量汉奸攻我后路，此实创下“以华攻华”的恶毒先例，而在英国文献里，则对此为万国公法所不容的行为，讳莫如深。由此可知在鸦片战争各役，英国官兵伤亡的轻微，实与利用汉奸有关。）

沙角、大角炮台陷落后，英舰驶近虎门窥伺，琦善因而有了急速求和的借口，立即和义律约期会谈，准备接受他的全部条款。然而，另一面，道光的心意却逐日转变了。十二月初二日（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接到琦善抵粤后第一篇报告，知悉英人不易就范的情形，立即降谕说：“英夷此次自浙旋回，词气既形傲慢，难保不别怀诡计，夷情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著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务须得力，船只必堪驶驾，妥为布置，勿少疏虞。如故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傥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着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总之，夷情不可信，事机不可失，该大臣受国厚恩，必当为久远之计。┉┉” 第二天，道光又特谕军机大臣等说：“┉┉兹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利是图，不值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覊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英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此后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受机宜，现在自仍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事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枪炮火药等件，均当豫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缘有准。前调各兵，虽已有撤回归伍者，而本地防兵，为数亦复不少，尤当分布要隘，有备无患。┉┉大吏责在守土，经此次训谕之后，自必倍加兢惕，毋稍疏懈，傥有如定海失守者，则乌尔恭额前鉴俱在，朕必不稍为宽贷也。”

十二月初七日，道光同时接到琦善两篇奏折：其一查覆文忠前此密片所陈各节，其二报告义律以威胁的语气提出议和各条款。当天，他谕知琦善说：“┉┉该夷反复请张，难以理喻，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今该夷挟定海为要求之具，种种鸱张，殊为可恶，若不乘机痛剿，何以示国戚而除后患?琦善现署总督，两广陆路水师皆其统辖，均可随时调拨。第念该省陆路兵丁，未必尽能得力，现已降旨，饬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备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备兵二千名，听候调遣。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覊绊，一面妥为豫备，如该夷集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着琦喜督饬阖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傥事有变更，即备勇攻击，以慑其胆，并飞咨伊里布一体准备剿办。” 同日道光所下的诏谕，除分别着湘、川、黔等省准备选调军队及着沿海各督抚加紧防备外，另有一道谕旨说：“┉┉该夷肆求无厌，难以理谕，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今绝其冀幸，必生觊觎，定海夷船未退，该夷即藉为负嵎，或竟扰及宁波一带地方，不可不急为防范。箸伊里布严饬将弁，加意防堵。傥竟怙恶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剿，无稍示弱，特不可与之在洋接仗，致有疏虞。┉┉”  因此，琦善所已许诺英人的赔偿烟款，增辟贸易马头等节，现在都被道光全盘否决了。

十二月十四日（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即琦善接到义律因尚欠割让岛屿一款而发出的最后通牒之日，道光又得琦善报告英人坚持过分要求的奏折后，立即降谕说：“本日据琦善驰奏筹办英夷情形一折，览奏愤恨之至，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偿银两，均不准行。彼方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彼方理喻。现已飞调湖南、西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得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彼船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同日，道光另下一道诏旨：“著伊里布确探情形，傥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定可乘之隙，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至逆夷在粤情形，既多桀骜，如在浙投递夷书，箸即行拒绝，毋许收受。┉┉”

同一期间，京城里的皇帝和广东口外的英军都决心走向极端，双方的压力一齐加到琦善身上。而琦善面临不能战不得和的两头绝路，他不是眼看自己一手撤防的广州城很快的沦陷，而要身受丧失城池的大罪，便是俯首向敌人纳款请和，而一手构成了重违严旨丧权辱国的更大罪行。但他觉得近在眼前的敌人炮火更可怕，终于走上了后一条乞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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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文忠前此所作“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的预言，现在得到了显著的证明。道光这时似乎领悟了有限度的“覊縻”是不可能的，在他决心改变政策下，又想了立场坚定而冷落已久的文忠，因此把他及邓廷桢的革员身份，改为协同琦善“妥为办理”。琦善到粤以来，对于文忠，除了媒孽其短之外，未尝稍予理会，现于沙角、大角炮台陷落后，又奉到道光的新诏命，乃不得不转向文忠作些不诚意的周旋，而文忠也不得不结束其幽居的生活，再出而过问已濒破碎的粤局。在他的日记里，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到是月底的演变情形，有如下的记载：

“十五日，┉┉英夷攻沙角、大角炮台，三江恊副将陈连升及其子力战死，三江营兵死者百余人，惠州兵死者亦将百人，抚标及水师兵死者转少，惟水师千总张清龄、抚标外委翟长龄死之。”

“十八日，┉┉闻英夷兵船围镇远、威远、靖远等炮台。”

“二十三日，┉┉连日省河戒严，今日闻虎门夷兵稍退。”

“二十八日，┉┉早间督抚署俱接到本月十四日六百里廷寄。琦节相刻即来寓，排闼而入，晤谈少顷，别去，随往答之，到门而回。┉┉”

“二十九日，┉┉琦节相书来，邀至将军处会商夷务，因病未赴。闻夷兵船今日俱退出外洋，沙角、大角炮台亦已交还。是晚封第七号家书，明日托怡中丞封寄苏。”

从上录简短记载里，还看不出文忠当时如何愤慨的情绪，但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前后，他写下了一封长信给他的长子，即二十九日日记所称寄苏的《第七号家书》，他似在最激动中，痛叙时局演变的真相，以及自己的遭遇和感慨。这封家书，较上述写给叶申芗的信更具有历史价值，不妨照录原文如次：

“┉┉广东夷务，大不可问，议和之事，静老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令直隶守备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闻烟价已许七百万，尚要一千万，且要现银，闻已付一百万，尚且不肯，其马头除广东外，闻又许以福建省城及厦门两处，而彼尚要苏州、上海、宁波等处，并定海亦不肯还，其骄恣如此。看来和议不成，仍须动干戈，彼时欲收已懈之军心，与已散之壮勇，又何可得哉?譬如治血气大亏之症，正在用药扶持中间，忽被医用了泻药剂，几乎气脱，如何保全，此真可为痛哭者也!逆夷与静老照会，动云：”限以三日，若不许，即攻打虎门“，如是者已数次，且其照会内云：“若添兵勇来故，则不准和”。静老一意要和，竟不敢添兵，文武等再四禀求，密派三百名至五百名为止，夜间偷载渡船，散插各处，毫无济事。本月十五日，逆夷突乘多船，来攻沙角炮台，后面有二千人，用竹梯爬上后山，副将陈连升，久历川陕军营，最为老练，曾于后山埋有地雷，将机发动，击死百余人，然不能再发，后队逆夷并汉奸后拥而上，打至申刻，我兵只有六百名，彼有五倍，而火药已竭，彼又用火轮船、三板船、并汉奸船数十只，绕赴三门口，将师船十只放火烧毁，其船上官兵，或阵亡，或逃命，人心已乱，炮台上已来不及矣。其横档、靖海、靖远、威远各台，俱在附近，而各保自己，不能相救，且即欲添兵协济火药，亦须用船，而夷船已横截之矣。沙角、大角两炮台均被夺去，可怜陈连升并其子鹏举被圥剉数十刀，且刳破肚腹，言之可痛！守备张清龄，外委翟长龄均阵亡，三江营兵死者最多，惠州次之，抚标殊少。大抵死者死，伤者伤，而逃者亦复不少矣。关滋圃（水师堤督关天培）尚守镇远，李润堂（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守威远，马辰、多隆武守定远，皆不过数百兵，藩篱全不足恃。向来广东门户之紧，总因内河水浅，夷船重笨，不能进来。自今议和以来，兵勇撤去，九月底卸事后，更无人管了。静老到后，更纵汉奸之所为，新造三板小船，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筒，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从前七八月间一面拏汉奸，一面出示令其杀夷领赏，汉奸密谋动手，鬼子心悸，不敢留汉奸在船，一时几于尽除羽翼。及静老来后，有人拏鸦片烟，即碰其钉子，有人说汉奸，则曰：“汝即汉奸”，故此辈全无忌惮，酿成今日之事。沙角、大角两口既已被占，伊即于山上造屋矣。其小船若闻进三门，则镇口唾乎可得，关提、李镇虽在威远等处，而兵单难以拒守。且镇口一失，尽可直逼省城，徒守此三、四炮台，又复何益?众文武佥请大添兵力，而静老到此田地，尚且恐添兵而阻和议，各官再四恳求，乃准暗添兵数百，于夜始渡，官兵均极愤愤。此次失事之后，懈老（邓廷桢字嶰筠）作字，谓再难坐视，且云嗣后当无议和之理，因各备一柬，遣人赴督署，禀称：“闻有此事，心甚焦急，持遣人来请安，并请中堂吩咐”。据其答云：“无话商量” 。盖其讳疾忌医，尚不欲人知道乃事也。闻两日连赶数信与义律，皆不与人知，而逆夷声称：“事事全依，乃能歇手，不然限至十九日止，二十日又要动手”。关、李专弁请兵，仅许密添二百，其差官来寓哭诉，据云：“提、镇两位在炮台，相向而泣，恐无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毙？”予谓：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以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后亦有申冤之日，即一时不能申冤，后世亦有记载，未知滋圃亦见及此否?今恐无别法，只须着伊和议成否。如和议成，原不过暂解一时，而大事已去，三年后不堪设想矣！若和议不成，则镇口先受其亏，倘镇口一失，省城便危，到此水尽山穷，亦何所逃也。十五日打仗之后，义律却用文书与提督，并寄静老信，限三日回信，否则再攻，闻静老业已全许矣。伊全不信广东官员，凡奉到廷寄，以至发递奏折及夷书往来，从不以一字示人，即见司道时，偶然说及，亦不过云夷人求几件事而已，所求何事，则又秘而不宣。已过三日之限，闻挂了白旗，似是和了，乃顷间人闻挂红白双旗，传言要得新安县，不知果否。李总戎跑回，向静老嚎咷痛哭，不肯再去，伊亦云，若去，只有一死，是亦知和之不得成矣。而尚讳疾忌医，犹可问乎?此次攻占炮台，在和议数日以后，必不能遥接上文，仍谓缴烟有激而成也，乃嶰老总以此为虑，殊不知逆夷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众志成城，解散汉奸，故不敢狡焉思逞也。自奉旨不开枪炮，即被抢去师船。静老到此，先要究问何人放炮，并说：“莫得放炮，听炮台上放一号炮，以致夷人生气，将师船抢去”。似此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鶏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连日探知和议已定，尖沙嘴一带，许其盖屋居住，作为贸易之所，所赔之银，勒令伍怡和先垫出一百万，约于新正给付，夷船已允正月退出，并先退还舟山，或可希冀目前无事，然其情伪虚实，不可知也。本日早晨，静老接到廷寄，即刻来拜，排闼而入，始知和议忽又不准，然此时局势全散，何从收复?静老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仗之故，名为来此面商，实则封箝其口，亦无庸与之细说，即使极力与辨，伊必恨我阻其和议，倘以阻挠军情密劾，又安敢尝试乎?现在廷寄内云：“当大伸张挞伐”；又云：“朕志已定，断无游移”。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计算上元之内，尚有五个折批回，若一直生怒，则静老亦是覆辙。但恐无人下药，又来抓住旧医，此时万无措手之处，较之从前一气作下，难易逈殊霄壤，奈何奈何!此次廷寄，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倘再一蛮来，则虎门各炮台全无预备，火药兵丁均无接援，省垣殊觉可危。静老现与义律约定。新正四日在狮子洋边之莲花城相会，无人敢阻之，想彼此别有心交，不致相害也。此次川楚调兵，虽瞒汉奸耳目，况烟价已许伊先解一百万，此时夷人穷极，必先索讨，此项系令伍怡和垫出，亦迫于有旨，不得不然耳。若知有不准给还之旨，伍商岂肯出钱?夷人正在要钱，静老无钱给付，逆夷又必攻打，此时虎门各处兵力恐单，兵心全散，再若狼奔豕突，即使省城保住，而新安、香山二县及虎门炮台，均恐唾手而去，祸患真不可测，新正三日，静老赴狮子洋，与义律约于初四日见面，顷知初四日义律又不肯见，改在初五日辰刻，究尚未知情形何如也?┉┉”（此信原文见于鹤间居士辑《溃痈流毒》卷三，《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同时也摘载于其它各书，或详或简，而命名各异。除无名氏辑《入寇志》第三册亦作为文忠《家书》外，怡云轩主人辑《平夷录》作为《林制军寄东书》，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二，《林公书》，则作为寄给江督的，无名氏辑《犀烛留观记事》卷上，作为《致吴下友人书》。按这封信后面一段有“本日早晨静老接到廷寄，即刻来拜，排闼而入”等句，查文忠日记，这段经过是发生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可见这封信的后面一段是这一天写的，但其中听叙事实有多处重复，而篇幅很长，很可能前面几段是二十八日以前断断续续写的。再以其中文辞不加修饰的情形看，应属家书无疑；又查文忠是月二十九日（除夕）的日记载：“是晚封第七号家书，明日托怡中丞封寄苏”，这封信可断言就是《第七号家书》了。再按文忠的眷属那时都在广东，仅他的长子汝舟编修刚自翰林院请假南下省亲，路过苏州稍留，文忠这封家书便是寄给他的。文忠在江南服官多年，那边知交很多，且对他异常关切，这封家书一到苏州后，不胫而走，立即传播很广，许多人辗转抄录，由是或详或略，分别辑入多家笔记里。）

文忠这封家书措辞十分激烈，其谴责琦善所用严厉的词句，可说是他毕生所未有的，于此可见他那时心中的忧愤，似有一吐为快之感。从其中不计词藻而前很多处重复的情形看，他这封信只是将实情说给儿子知道，原无意对外公开。唯其如是，信中所说种种，都不失为在粤目击或耳闻的信史，而其中特堪注意的，有数点如下：

第一，琦善在进行和谈中，力求保密，除信任守备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外，不令外人知情，也不同任何人商量，结果，他只落得独断独行，而议和的秘密，则人人皆知，如承诺赔偿烟价，开辟马头，尖沙嘴一带，许其盖屋居住，作为贸易之所，以及义律迭次来信恫吓，并预定在莲花城双方会谈等等，文忠《家书》中无不据实说到，琦喜所目为“秘计”，事实上都无法保密，只能作为他拒绝别人参预的一个借口而已。

第二，《家书》指出广东防务，首受松懈军心及遣散壮勇的影响，再经琦善放縦汉奸之所为，使敌人深得他们的助力，例如爬沙角后山的大半是汉奸，用竹梯牵引而上。而沙角的守兵只有六百名，我们以无备对有备，以寡敌众，两炮台安得免于陷落。琦善慑于义律的威胁，始终不敢添兵以加强要隘的防卫，沙角、大角炮台既先以兵力单薄相继被占，其横档虎门各台，面临强敌的侵犯，仍不敢添兵增援，使关天培、李廷钰等人，相向而泣，坐而待毙。其中描述关，李的“差官来寓哭诉”，及李廷钰“跑回向琦善嚎咷痛哭，不肯再去”等情，具见他所指摘琦善“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等，都绝不是虚构的事实，可以印证本章前面所录《夷氛闻记》等书的有关记载。

第三，尽管琦善对文忠任意构陷，不予理会，而文忠鉴于两炮台失守后，局面严重，不容坐视，仍同邓廷桢“各备一柬，遣人赴督署，禀称闻有此事，心甚焦急，特遣人来请安，并请中堂吩咐”，他们以那样谦卑，迁就琦善，所望大家和衷共济，集思广益，对当前局势共同检讨一番，可是琦善的答复，却是“无话商量”。如此者又十几天，直到琦善奉了道光同月十四日诏谕，说已飞调湘黔军队驰赴广东，并署琦善督同林、邓妥为办理，他才立即拜访文忠，“排闼而入”，作他到粤以来第一次同文忠叙谈。在谈话中，琦善“仍一意主和”，文忠自无置啄余地。但是，文忠已看到道光“一直生怒”，议和有困难，琦善将无法下台，另一面“则虎门各炮台，全无准备，火药兵丁，均无接援”，英人“又必攻打，此时虎门各处兵力恐单，兵心全散，再若狼奔豕突，即使省城保住，而新安、香山二县及虎门炮台，均恐唾手而去，祸患真不可测”。到此不可和、不能战的地步，文忠既深叹“此时万无措手之处”，他也只好徒唤“奈何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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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午，文忠五十七岁，因于旧年底得知道光新近诏谕，著他帮同琦善办理广东军务，他虽明知局势已到无可措手的地步，却不得不结束将近两个月杜门幽居的生活，出而尽其最后的努力。《夷氛闻记》简叙他“复出”的情景说：

“则徐自受代，别居馆舍，病疝，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尝过问。及仲冬（应作季冬），与廷桢奉命协理夷务，始复出，询知前所备舟勇已尽撤，欷歔无如何!”

自新正复出问事后，文忠便有了较积极的活动，但那时全局仍为琦善所主制，日在恶化显然他已无法从中发生作用，可是，他虽明知大事已无可为，而仍要鞠躬尽瘁。他这段时期的日记，所记较多，兹先将他从道光二十一年新正迄二月二十日琦善被押解入京止的动态，综述如次：

他在这段时期中与琦善相处的情形，较琦善在粤头半段时期中的，至少在表面上大不相同。在前一年年底五十余天中，根据《日记》所载，他只同琦善叙谈一次，也就是琦善奉到十二月十四日诏谕后，“排闼而入”，同他“晤谈少顷”的一次；而在这一年年初五十多天中，他同琦善商谈有十余次之多，大部分是同邓廷桢、怡良等人一起议事，商讨挽救当前危局的办法。

然而，一味主和的琦善，自沙角、大角炮台陷落后，精神更趋崩溃，到他同义律聚会于狮子洋边的莲花城，并经义律作耀武扬威的表演后，他更认为除屈膝求和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其情景经文忠简短的日记描述如次：

“初五日（正月），┉┉闻是日琦爵相在狮子洋边之莲花城，大宴英逆，┉┉食毕，该逆夷等俱至爵相帐前称谢，乃忽大演枪炮，继以鼓吹，始登船去。义律与马礼逊至爵相舟中私语移时，有明日再议之约。”

“初七日，┉┉闻昨日爵相又与逆夷相晤移时。”

“初九日，┉┉琦爵相来晤，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言毕而去。┉┉”

虽然远在京城的皇帝，三令五申，调兵遣将，要采取强硬对策，其奈前方的主师，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老早就不作抗战的打算，临时更无法鼓起敌忾同仇的热情，以执行上面的命令。由是，在敌人武力压迫下，琦善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历1841年1月21日）通知义律，同意下列初步恊议：

一、割让香港；

二、赔偿烟价六百万圆；

三、两国公文平等往来；

四、广州港口于中国旧历年后十日内恢复贸易。

过了六天，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琦善和义律在狮子洋边的莲花城会谈，次日继续商议，决定将双方最后议定的条款，送到广州，加盖关防，双方并同意解除九龙各炮台的武装。琦善一面几乎全部承诺了英人的要求，另一面飞折奏陈道光，重申其历次所持求和的意见，并举地势无险可阨，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等等，作为议和的重大理由，恳求道光“恩施逾格，┉┉暂示覊縻”。虽然上折之日，他已同义律商定了议和的条款，但在奏折里，他只举出不得不议和的情由，却未说明所付议和的代价若何，可见琦善此时也明知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绝不会取得道光同意的。尽管这篇奏折里掩饰了议和条款的真相，其结果不但未得道光原则上的批准，甚且更引起了他的反感。他于正月二十五日在这奏折上严厉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反，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笑万年之举，令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 同时并因琦善奏称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均经会商，“何以折内阿精阿、怡良等并不会衔，所奏显有不实，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

在这严厉的朱批到粤之前，琦善已连奉道光批回其以前各折，即文忠《第七号家书》中所预言的，“计算上元之内，尚有五个折批回，若一直生怒，则静老亦是覆辙”云云。果然，在这紧要关头，琦善所奉到的朱批，已显示道光“改抚为剿”的态度日见坚强，如说：“惟有大加惩创，方可以褫夷魄而絶后患，著琦喜仍遵前旨，厚集兵力，用张天讨”（十二月二十日上谕） ；“该夷所求无厌，日肆猖獗，若非痛剿示威，恐贻后患，┉┉著琦善即相机进剿，各处紧要口隘，仍须分兵防守，毋稍疏虞┉┉“（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 ；“逆夷日肆猖獗，必应痛加剿洗，┉┉著遵照前旨，奋力剿办┉┉”（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上谕）。到正月初五日，道光接到琦喜报告沙角、大角炮台被英人攻陷的奏折，当日降谕，以琦善等”于堵御各事宜，全未豫行筹备，琦善著交部严加议处，仍督率调到各官兵奋勇堵剿，关天培┉┉著先行革去顶带，仍令戴罪立功“，此外，他另旨传谕中外，宣布英人侵略的罪状，“著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著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著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同月初八日，道光接到琦善报告英人攻陷沙角、大角炮台所使用炮火的威力，尽管琦善强调我方“实有攻守两难之势”、“祗可暂先覊縻，未能遽事攻剿” ，并于另片密陈中，再三说明“实有难拒守之势”，“该夷┉┉傥仍执迷不悟，再事狡逞，奴才祗得不避重罪，从权办理” ，道光并不稍改其“剿办”的决心，且当日降谕，“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驰驿前赴广东，剿擒逆夷”，并著琦善等“和衷共济，协力进剿，克复海隅，以伸天讨，而建殊勋，万不可稍有畏葸，致失机宜”。

当琦善连奉上列严旨的时期中，他早已“从权办理”，承诺了义律所开列的议和条款，并于正月十九日（二月二日）再赴虎门，与义律相见于镇远山后的倪头湾，那时只是议定的条款明文未经加盖关防的手续而已，在严旨驳斥之下，琦善最后不敢擅自加盖关防，但仍希望或者义律不再用武力相迫，或者皇帝终于同意“改剿为抚”，只要一边愿意缓和，便可渡过当前难关，因此，他尽力以延宕的手段，两面应付。然而，就是这样的应付却使琦善遭受了两面无情的打击。在英人方面，虽然握有琦喜所给的文书，可据以正式宣布占有香港，但一因琦善迟迟未在正式协定上加盖关防，再因闻悉中国当局加派将军、参赞及自各省调兵来粤的消息，知道议和已有变卦，便不许广东方面有重新加强部署的机会，立时决定再用武力，召集舰队和运输船进攻广州。二月初三日（二月二十三日），英人开始攻击虎门炮台的前哨，初六日，攻陷虎门镇远、靖远、威远各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游击麦廷章阵亡，初七日攻破乌涌，署湖南提督祥福、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阵亡，初十日（三月二日）闯入猎德炮台，继续进入省河，威胁省城。

在上述演变中，以关天培的英勇殉职最博得中外的钦敬。参加这战役的英国尼美西斯号火轮战舰Nemesis舰长荷尔Hall说：“许多中国军官英勇地，高贵地赴死。┉┉其中最特出而最可哀的，莫过于关老提督，他的死节引起了我们全军的同情；他是在‘亚娘鞋’炮台门口抵抗敌人时，而在前胸受刺刀创伤而死。┉┉第二天，他的亲属来认尸，要求把他运走，我们立刻允许他们照办。白兰汉Blenheim号鸣放了礼炮，向致他敬。” 这一战役的经过，也经文忠的日记简述如次：

“初三日（二月），┉┉闻英逆火轮船二只，带同三板数只，直闯虎门之太平墟，放火烧毁民房数间，盐关一座。”

“初六日，┉┉辰刻抵大黄滘，察看水陆防堵路径，午刻回省，即赴督署，申刻回。夜开虎门横档炮台被英逆围攻，当与嶰翁同赴督署，子刻闻横档、永安、巩固三台失守，彻夜未寝。”

“初七日，┉┉闻虎门镇远、靖远、威远炮台失守，关提军、麦游击廷章均被难，英逆兵船已直闯内河之乌涌矣。┉┉”

文忠在他的《第七号家书》中，早已料定关天培必以死报国，他果然殉难了，文忠内心万心悲愤，乃罔顾忌讳，撰了沉痛的挽联如下：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璨，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双忠指游击麦廷章，与关同时殉难）

其实，文忠自己也抱定了临危授命的决心，他在《第七号家书》中，一面说明“此时万无措手之处”，表示全局已无挽救的希望；另一面指出“倘镇口（即虎门）一失，省城便危，到此水尽山穷，亦何所逃也!”这是说到那时，他也只有一死报国而已。然而，尽管时局如此绝望，在他有生之日总应尽其心力，图补于万一，因为道光既著他协办广东军务，又于正月十五日诏谕中，以剿办英人之事通告中外，他只得于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力尽一点人事，再做一些防卫的工作，有如“日记”所载：

“十八日（正月），┉┉哺时同嶰翁赴悦亭处议事，应琦爵相之约也，阿将军、英都统俱在座。恭阅正月初五日上谕，知以剿办英逆之事通谕中外，其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琦交部严议，关摘顶，责令立功。”

“二十日，┉┉早晨同嶰翁赴猎德、二沙尾察看河道形势，申刻回。”

“二十二日，┉┉琦爵相自虎门回，未晤。余与嶰翁同赴白泥涌一带看河道，二鼓回。闻有旨，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来粤剿夷。”

“二十四日，┉┉晡时，怡中丞，英都统自白泥涌看河道回，来晤。”

“初四日（二月），┉┉午后约同爵相、将军、中丞、嶰翁，登舟察看内河防堵要隘，夜泊猎德。”

“初五日，┉┉丑刻解缆，辰刻抵乌涌登岸，观军垒，仍登舟，爵相先分路回省。酉刻抵白泥涌，又登山看炮墩，即登舟，夜长行。”

“初六日，┉┉辰刻抵大黄滘，察看水陆防堵路径，午刻回省，即赴督署，申刻回。┉┉予刻闻横档、永安、巩固三台失守┉┉。”

“初九日，┉┉至二沙尾覆看河道，午后回，往南岸福潮会馆，议募泉、漳乡勇，夜三鼓回，知琦爵相因擅许逆夷要求，奉旨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是晚邓嶰翁移至余寓中同住。”

“初十日，闻英逆兵船已闯入猎德炮台。早晨赴大佛寺总局议事，二鼓后回。”

“十一日，┉┉早赴总局，又往南岸福潮会馆雇募壮勇，未刻赴总局，二鼓回。”

“十二日，┉┉仍赴福潮会馆督催壮勇，共得五百六十人，即在永清门内之东西列队。”

因为他那时仍是“革员”身份，并无任何正式名义，应邀列席会议则可，而发号施令则无其权，所有唤起民众，加强团练，以进行全面抗战的非常措施，原为他过去防卫海口的方略，而现在都无从下手了。由是，他不得不退而谋其次，做了他的地位与力量所许可的一些工作，如察看河道，巡视防务等等。其中较有意义的一事，是在关天培殉难、虎门各炮台失守后，他亲往福潮会馆招募泉、漳壮勇。从这件不平凡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想文忠那时不会不提议发动当地民众，团结御侮，使处处有备，人人作战，补救我们兵力之不足，军械之不及，以与闯入省河后的英国孤军周旋到底。然而，像琦善先有“民情不坚”的成见，不特完全不信任广东民众，且几乎视个个为汉奸，如何能够接受这发动民众的方略。可能由于此路不通，文忠祗好向自己的福建同乡方面想办法，因此一再漏夜往返福潮会馆发动，凭着个人的关系，终于募到了五百六十名壮勇，以与参加大佛寺总局的当地绅士密切结合，领导他们在各乡进行同样的工作，以备万一之需。不消说他所招募的泉、漳壮勇，是预备在保卫广州城的战争中，随他共同效命，期为中国历史保留一些浩然的正气。

在这期中，他曾于雨水节气前后寄给他的座师沈维鐈一封信，叙述当时广东情况如次：

“┉┉目前之事，却未计及犬羊之欲无厌，即目前亦不得了也。今自沙角挫衂之后，夷性益骄，军情益怯，如防已溃，修复綦难。侧闻简帅诘戎，足扬我武，群情引领，如望云霓。然南仲虽奉简书，而魏绛欲谐金石，文武既因而观望，恐鬼蜮即梼其空虚。自顾手无斧柯，偏使身同覊紲，刍献则疑于触讳，葵忧莫解于濒危。┉┉”（文忠此书，末记“雨水节日”，按文忠道光辛丑年日记，正月二十七日记说：“作京信数封，拟明日交督署本差带京”，而次日，二十八日，为雨水节日，此书应是正月二十七日所“作京信数封”中之一。）

文忠那封信写在派遣奕山、隆文、杨芳前来剿办的诏谕抵粤后五日，在虎门各炮台失守前八日，把当时广东形势，用寥寥数语，概括无遗，亦复如响斯应。所谓“魏绛欲谐金石”，就是指诉琦善志在“和戎”，以致文武观望，无有斗志，虽“简帅诘戎”，亦莫解于濒危，而敌人立将梼其空虚，祸且未艾，他自己赤手空拳，且献替无从，祗有坐视全局崩溃而已。不久，英人便侵入虎门，以后连续发生的演变，大都不出此信估计之外。

在英军步步进逼声中，琦善先于二月初九日，因擅许英人要求，奉道光正月二十五日谕旨，严厉斥责，并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同月二十日，他续奉二月初六日翰旨，因巡抚怡良奏称英人借口琦善许诺让给香港，已给有文据，竟出示宣告该处土地人民归为已有等情，“琦善著即革职锁拏，派副都统英隆，并着怡良拣派同知知州一员，一同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再琦善现在带往广东之鲍鹏，着怡良密委员弁锁拏，同琦善一并解京审办” 。次日，在英军攻破省河大黄滘炮台声中，琦善连同他听信任的汉奸鲍鹏，都离开广州，押解入京。

关于琦善革职拏解的经过，梁廷枬记述如下：

“先是正月，义律、伯麦合出新伪示，张于新安赤柱，晓其居民，称尔总督琦善将香港地方让给英国，存有文据，是居香港者，为英国子民，事须禀英官治理，复以此照会大鹏营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谓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尚徘徊。东莞邓淳集郡绅于学，具词以请，谓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并诣制府陈焉。入见者数十辈，琦善谓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可自为计，仍举所陈四事为言。驻防进士朱介石者笃实君子也，与辩至日昃而出。”

怡良那篇奏折，说是根据署大鹏协副将赖恩爵禀称，英人递来照会，要接收香港地方，令内地撤回营汛，并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且说已有文据等情，他自己则谓：“前闻民间传说，英夷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逼令该处民人归顺彼国等语，方谓传闻未确，故惑人心，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已有┉┉”云云。这一段经过与梁廷枬所记完全相符。怡良并于折内声称：“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未经知会到臣”，“一切驾驭机宜，无从悉其颠末”，这表示琦善专断用事，擅自割让海疆要地，截至他具折之日，真相已经大白，而琦善还讳莫如深。至于梁廷枬所说“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入奏┉┉”一节，在文忠当时日记中，未有任何迹象，足资参证。若据梁氏所述当时情况，则粤中士绅都已明了真相，群情沸腾，纷纷以书面与口头向广东当道抗争，他们所施压力，已足促使怡良赶速奏报，以免自身遭受牵连。

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840年11月29日）抵粤，次年二月二十一日（1841年3月13日）离广州，前后在粤仅三个半月，时间虽不很长，而其任内局势的突动却非常的大，丢在他后面的是一个不能战不能和的残局。当时道光以琦善“与逆夷翻如莫逆”，疑其有卖国的私情，乃令押解来京，严行讯问。经京中亲王大臣等会同刑部审讯后，琦善虽开脱了卖国及勾结汉奸鲍鹏的罪名，但自认种种办理不善，经睿亲王仁寿等于是年七月十八日奉准，“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秋后处决”。九月初六日，道光降谕：“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但五日后，又降谕：“琦善着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

在琦善离粤后五旬，文忠奉旨以四品卿衔，驰赴浙江听旨，也离开了广州城。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七，页十五——十八；又卷之十八，页七——八。

②同书，卷之十八，页一，琦善的奏折，其中只说中国方面开炮攻击插挂白旗的英船，而不提英船用巨炮回打中国炮台。

③同书，卷之十六，页二十二。

④同书，卷之十八，页九——十六。

⑤宾汉，《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上册，页三一二——三一四。

⑥同霄，同册，页三四九——三五〇。

⑦同书，同册，页三五二。

⑧《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八，页十三——十六。

⑨同书，卷之二十，页三——六。

⑩同书，同卷，页三。

《英夷入粤纪略》的作者，粤人，名松，不着其姓，此书大约作于道光二十四、五年，详记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英人攻击广州的经过，其中或根据作者的目击，或摭拾当时的传闻，大都翔实可信。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十八，页五。

同书，同卷，页六——七。

同书，同卷，页十六。

同书，同卷，页十七。

同书，同卷，页三十。

同书，同卷，页三十一。

同书，卷之二十二。页十一——十七。

同书，同卷，页十七。

同书，同卷，页十八。

同书，卷之十九，页十四。

同书，同卷。页四十六。

同书，卷之二十,页九。

同书，同卷，页二十四——二十五。

同书，同卷，页二十七——三十一。

同书，同卷，页三十一——三十二。

同书。同卷，页三十二——三十三。

伯纳特，《尼美西斯号航行作战记》，页一二一。

丁晏，《颐志齐文钞》，卷一，《诰授振成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二。页十七——十八。

同书，卷之二十三，页二——四。

同书，同卷，页五。

同书，同卷，页六。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二。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三，页十四。

同书，卷之三十，页三十九——四十一。

同书，卷之三十四，页二十七。

同书，卷之三十五，页十一。

第二十四章浙东会办军务—河工—遣戍

促成广东暂时停战——四品卿衔赴浙会办——镇海防

务的努力——奉旨遣戍——《四洲志》与《海国图

志》——河工“效力赎罪”——工成仍戍伊犁

琦善离粤前几天，杨芳已以参赞大臣的名义先到了广州，及至三月下旬，同时又到了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及新任两广总督祁，而且陆续增调来了川、黔、湘、鄂等省的官兵。虽说人事更动，兵员增多，但粤局已陷于一蹶不振的地步，大势无法挽回，文忠在其继续留粤的五十余天中，仍然一意竭尽他的心力，尽管实际上裨益无多。据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公知事不可为，具遗疏以待”，这是说，文忠已作了一死殉国的准备。

根据文忠的日记，杨芳自二月十三日抵粤后，与文忠几乎无日不晤谈，大都是杨芳先来就教；在广州城防最吃紧时，杨并曾步随邓廷桢的后尘，一度暂移至他的寓所同住。在这时期，他们三人及怡良等似乎遇事都密切商议，尽量想法应付当前的危机。

琦善获罪离粤的消息迅即传到英人方面，更引起他们加紧向广州城进攻。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十三日），即琦善离粤之日，他们攻破了大黄滘炮台，其后继续闯入省河，炮轰广州城，杨芳便在危急中与英人讲和，暂时恢复通商，英舰乃陆续退出省河。这段经过，见于中国文献的，有如下述：

《夷氛闻记》说：

“时琦善先已革职，至是上疑其私，命派副都统英隆拏解赴京，┉┉义律知圣怒不测，外军云集，势必用在粤，永绝和议，┉┉而诸国商船续至者四十余，虽未尝一律禁绝，先以虎门严守，阻诸外洋，虎门破，而后得联以抵黄埔，而会城内外，居民店铺迁移十之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货益滞销，咸怨英夷。┉┉二十四日，船遽由西南扑入，为守凤凰冈江西参将谭恩、都司伍定青、守备周荣升、湖南守备王金国奋击急退。越日，米利坚领事多利那赴凤凰冈营，请见兵帅，称英夷自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顺称兵止其国兵头之过，其货船原未尝附会助逆，请准与诸国一体开市，则货船在埔，兵船即顾忌，不敢滋扰矣。议未决而出。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风越凤凰冈，且前且拒，冒险闯入省河，飞炮向城，随退泊白鹤滩，月尽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约，有不讨别情，惟求通商，私货查出，甘愿入官语。┉┉”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说：

“┉┉上益震怒，籍琦善家产，锁远来京，英人见朝廷赫怒，局势大变，恐和议永绝，且洋船兵费浩大，急欲通商以济饷，各国商船罢市久，亦皆咎之，乃于二十六日，托弥利坚国头目与洋商伍怡和调停，递书言欲承平，不讨别情，但求照旧通商，如有私夹鸦片者，船货入官，盖并琦善所许之烟价、香港，皆不敢求矣。杨芳谕令退出虎门，义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杨芳、怡良奏闻。是时门户已失，贼入堂奥，兵溃民散，炮械俱乏，舍暂款无一退敌缓兵之策，而烟价、埠地皆不索，亦足申朝廷析冲樽俎之威，与琦善未逮以前，情形逈异，是粤事第六转机。”②

上述两书所记情节，一部分散见于杨芳、怡良二月二十五日、三十日及三月初九日，十二日所上各奏折③，现将文忠那时期日记摘录如下，以资参证：

“二十四日（二月），┉┉是日逆夷欲进省河，经凤凰冈官兵击沉三板二只，又击断兵船大桅一枝，随即退出。”

“二十六日┉┉早往晤参赞。已刻英逆兵船火轮船闯入省河，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并无一处失火。余点验福省壮勇，分布各路，并赴各城上下看视，嘱其严防。┉┉”

“二十七日，┉┉参赞、中丞均来，竟日议事，参赞移至余寓中同住。是日英逆致书参赞，乞通商。”

“二十八日，┉┉参赞委余守保纯赴夷船，给回文。”

“三十日，┉┉英逆兵船陆续退出。┉┉”

日记指出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十八日）英军逼临广州城下，飞炮、火箭向城中轰击，广州城危在旦夕，文忠且亲率所募闽籍壮勇参加防卫工作，自己则赴各城上下看视，显然已作了巷战的准备。第二天，英人“致书参赞，乞通商”，而参赞大臣杨芳、中丞怡良同到他的寓所，“竟日议事”，杨芳并留住他的寓中。这情况显示文忠事实上又成为当时决策的中心，而他同杨、怡等整天商议的事，必然就是所谓英人请求恢复通商的来文。商议的结果，则是二十八日杨芳委派余保纯知府到英人船上给回文，成立了停战的协议，而英船便于三十日退出了广州的河面。停战协议成立后的情况，《夷氛闻记》等书及文忠日记均略而未详，根据英人的记载，大略如次：英军于二十六日攻下了沙面炮台，重占了商馆，而于二十八日同杨芳订立了停战协议。这协议规定广州贸易应照旧进行，商船应到黄埔装货，中国照常征收港口税及贸易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于没收。中国方面声称泊在英国商馆附近的大船惊扰了居民，且阻碍市民返回城内，因此英国兵舰陆续退出，停在大黄滘附近。

由是，处于敌人炮火下的广州城，以最短的时间和较为合理的条件，得免于一场浩劫。这停战的决策是在文忠寓中，经过竟日商讨而议定的，我们可从这情况中推想文忠当站在赞同的方面，否则一向主“抚”的杨芳不会当日迁移至文忠寓中同住，或者至少文忠在其日记中不免要稍露其不满之意，也不会被文忠的代言人魏源将此举视为“粤事第六转机”了。英船退出后，威胁解除，一切恢复了常态，据文忠日记载，邓廷桢于三月初二日从文忠寓所移回他的旧寓，杨芳也于初四日移寓贡院，文忠自己则于初八日，“下午赴广协箭道点验前雇之福勇五百余名，拟先遣散”。

这一次停战协议足以说明，在整个鸦片事件中，文忠并非倾向极端的死硬派，或战或和，他无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害为前提，而据以决定方略。假若在这次停战谈判中，英人所提出的仍旧是过去对琦善要挟的一套，而将导使丧权辱国的严重后果，我们相信文忠在会议中公据理力争，必不会同意订立“城下之盟” 。现在我们看到这次停战条款尚不失为公平，并未对中国有所损害，且由第三者居中调停，自不是城下之盟所可比了。而且，这次停战，在文忠心目中，并非将敌人蹂躏我们的海疆，强占我们的岛屿，这一切未了的帐一笔勾销，而只是策略上的作用，先导敌人退出省城河面，解除广州遭受炮火的威胁，而后另图匡复的大计。他这个用意，可从不久后他递给靖逆将军奕山的“条陈”第一条中明顕看出。这一条是说：水道要口宜堵塞严防，此时英船既破虎门，深入堂奥，若前此将省河要隘猎德、大黄滘两处认真堵塞，驻以重兵，则英船万难闯进，省垣何须戒严。今英船正在此两处要隘横互堵截，使我转不能自扼其要，几如骨鲠之在咽喉。惟有密饬近日往来说事之员，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诱令英船退离此两处，而在我则密速备运巨石，雇齐人夫，一见其船稍退，即须乘机多集兵夫，累日连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两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驻精兵千余，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后再图进剿④。从那里，可以看出文忠当时的抗英计划，第一步是藉恢复贸易，双方停战，导使英船退出广州水域，第二步再导之离开省河要隘猎德、大黄滘两处，立即在那边填河设防，强化琦善手里所忽视的重点防务，使英船不能再闯入省河威胁广州，然后再进行第三步，第四步┉┉驱逐敌人远离中国水域的办法。所以，他这次赞同杨芳同意停战、恢复贸易，也如同当日英舰北上天津，他立即进陈“怀柔之议”，导使英舰南下谈判一样，是在紧急情况中扭转危机的策略，殊非琦善一味求和不顾其它的单纯怯懦无谋所可比了。

停战后二十余日，在平静的气氛中，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新任两广总督祁靖，同时到达广东。文忠曾应奕、隆二人的先期邀约，前往途中面商事件，其经过见于“日记”如下：

“十九日（三月），┉┉杨参赞、阿将军、怡中丞、邓嶰翁，先后来。参赞、将军先别去，嶰翁、悦亭在寓晚饭。接奕将军、隆参赞来书，约赴前途面商事件，拟廿一日前往，先作一函覆之。”

“二十一日，┉┉五鼓大雷雨，黎明雨稍微，邓嶰翁来寓，约同赴佛山，即偕行。出太平门至柳波冲，乘小艇放至花地，移上河头船，即开行。┉┉酉刻抵佛山，泊海关前。┉┉闻靖逆将军今午已过三水县矣。”

“二十二日，┉┉早晨移舟赴黄鼎。闻奕将军、隆参赞两船均过三水县五十里，在沙口搁浅候潮。

新制军祁竹轩已于巳刻在三水接篆，亦放船至彼候潮。至申酉间、将军、参赞、制军俱换小舟至黄鼎相晤，即坐余舟同至佛山验新铸炮位，并在舟中晚饭，更余各回舟去，泊瓜埠口，三更后，余与嶰翁舟先开行。”

据《夷氛闻记》载，文忠于晤见祁时，曾面交“其任内所办夷务层折，缮厚折，开诚以告”。其后奕山向文忠请教当前军事的意见，文忠送给他一篇条陈，一共六条。其中第一条是堵塞要口，设法诱英人离开猎德、大黄滘，已详录如上；第二条是洋面大小船只，应查明备用；第三条，大小炮位，应演验拨用；第四条，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第五条，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第六条，敌情叵测，宜周密探报⑤。以上各项，都是琦善在任三个半月中所忽略的，因而促成了英船闯入省河，直薄广州城下的危急局面，文忠认为此时亟须分别从头做起，充实力量，计出万全，而后始可作反攻的计划，而在未有充分部署之前，文忠自不会赞同轻举妄动的。

因此，这段停战时期，是我方重振军备的最好机会，万不宜稍加破坏而影响全局。可是，京中的皇帝并不知广州已是危险万状，而在积极命将出师之下，一心希望澈底剿灭外寇，根本不以议和为是。尽管杨芳在奏折中尽力掩饰已成的双方停战恢复通商的局面，只奏请准恢复各国贸易，包括港脚（即印度）在内，而结果仍不免重遭道光的斥责。文忠三月二十九日日记载：“闻二月三十日杨参赞奏通商之折，本日奉到批谕，尚无不合”；可是闰三月十二日日记则说：“见批回三月十二日杨参赞、怡抚军会奏通商之折，批谕甚严，杨、怡俱交部严议矣”。在杨芳二月三十日折上，道光于三月十五日批说：“据奏米利坚领事禀称，到粤经年，被英夷牵累，不能开舱，并英国带货商船，请准一体贸易；并据洋商呈出义律笔据，代恳通商等情。此系该逆奸谋，懈我军心。惟现在大兵未集，不敷调遣，著杨芳设法覊縻，俾不得远遁外洋，致将来攻剿费手。其现在如何从权制驭之处，朕亦不为遥制。弈山、隆文计已抵粤，著即妥筹密商，一俟续调官兵炮位足敷剿办，水勇快艇足资遣用，着仍遵前旨，断其后路，四面兜拴，克复香港”⑥。及至三月二十七日，道光看到杨芳、怡良三月十二日上的奏折，请准令港脚货船一并开舱贸易，又言“以目前局势而论，似宜先准贸易暂作覊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当即批示：“┉┉此时不应理论，朕惟知一剿字┉┉”，又批说：“览奏愤懑之至”，“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所见甚差”。同日谕内阁说：“┉┉杨芳等奏，各省调兵到粤，已有八千余名之多，尚不及时进剿，迁延观望，甚至仍请准令英夷所属之港脚商船在粤贸易，是有意阻挠，怠慢军心，殊出情理之外，杨芳、怡良着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又谕军机大臣说：“┉┉逆夷情状诡谲，反复无常，早经窥破，非大加惩创，何以扬国威而除后患？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余，陆续到粤，扬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覆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殊不可解。前经奏请各国通商，朕因俯顺舆情，勉从所请，今则以港脚船只尚无助逆情事，敢于尝试，若如此了结，又何必命将出师，纷纷征调官兵?┉┉此时更无他议，惟有进剿一法。奕山、隆文，经朕面谕一切，必能仰体朕意，现已到粤，兵多粮足，自当与杨芳、齐慎协力同心，为国宣劳，以膺懋赏，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奕山等接奉此旨，著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懔之!”⑦

此时的道光，似乎完全忘了上年英舰开到白河口的威胁，也未尝考虑到广东海口迭次损兵折将的实情，只望歼灭来寇，使之片帆不返。在如此严谕之下，文忠最后在广东所策划的步骤，不免受到影响。新到广东的奕山等人，因而急于表功，不计敌我力量的悬殊，不及掌握全盘的战略，便于文忠离粤后十余日，并事先瞒着当初与英人订立停战协议的杨芳，贸然于四月初一日（五月二十一日）夜半，三路突攻江中的英船，结果次日引起了英人的反击，广州城外各炮台一一失守，再次兵临城下，炮击城中，前后七日，终于迫使城上树上白旗，纳款求和。

在杨芳、怡良因奏请恢复通商而奉到严旨谴责的前夕，闰三月十一日，文忠奉旨，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他即于十三日离开广州。自他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抵粤，迄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离去，计前后在粤约两年零三个月。

※ ※ ※

文忠离粤赴浙的经过，见于他的日记如下：

“十一日（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仍延医服药。午后两院遣官送廷寄来，知三月二十五日奉旨，”林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钦此。“祁竹翁、邓嶰翁、怡悦亭俱来晤，即托祁、怡二公代奏谢恩，嶰翁代拟呈稿。┉┉”

“十二日，┉┉早晨奕将军、隆、杨两参赞俱来晤，随往祁竹翁处，余亦续至。见批回三月十二日杨参赞，怡抚军会奏通商之折，批谕甚严，杨、怡俱交部严议矣。是日答拜省中诸同人，并辞别，二鼓回寓。┉┉”

“十三日，┉┉早晨发行李，午刻出永清门，至天字马头登舟，督、抚、将军、都统、司、道俱在官厅相送，外省带兵各镇亦送，┉┉即开行，送者络绎。过花地，张南山（维屏）来，遂同至其所居潘氏东园┉┉广西左江镇文哲珲领弁兵二千驻鹰嘴沙，来见，原任四川提督张必禄亦来此，共谈移时而别。二鼓到佛山马头，冯虞阶（赞勋）、孔炽庭（继勋）、梁章冉（廷枬）、邓初树（悳齐）俱来见。章冉以团扇诗画为赠，初树赠序一篇。又接见云南景蒙营游击伊克坦布，与谈定海事，颇明晰。┉┉”

文忠这次奉旨赴浙的原因，据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说：

“是月林则徐复奉驰赴浙江军营之命，盖去冬浙闽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署两江总督裕谦先后密疏，陈林则徐、琦善守粤功罪，至是裕谦奉命赴浙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故命林则徐以四品京堂驰往会办，以防英人败窜赴浙。┉┉”

按文忠获谴革职后，京内外舆情多惑不平，那时大批英舰压境，情势严重，无人敢犯颜进言。到道光于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知琦善，著文忠同邓廷桢襄办军务后，情形显见缓和，不久各方面交章辨明文忠的功过，吁请起用。同月十五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首先奏称，“夷人所诉林、邓各情，┉┉皆非实情，其为反间之计明甚。林、邓办理粤事，已经两载┉┉臣访问粤人及士大夫有识者，皆谓两人在粤，熟悉夷情，加以屡次防守夷船，颇弹智虑，幸免疏虞，深为该夷所指畏，其恭顺各夷，亦能驱遣效命。林则徐任事实心，两年以来，须发尽白，粤人闻其去任，或至恸哭。臣谓两人若蒙赦过，必可图功，若乘该夷反复傲慢，明降谕旨，大彰天讨，起复两人，令其专办战守，┉┉万一必须用兵，两人驾轻就熟，似非中外诸臣所及。┉┉”⑧ 同月十七日，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则根据他新从广东典试返京，一路所见所闻，上奏极力揭发琦善信任“无赖”之千总白含章及“作奸犯科”之鲍鹏，甚为可虑，他“以为必先去此二人，而后耳目不为所蔽，庶可化恇怯而生奋勉，彼逆夷桀骜之情，亦必渐可慑伏”⑨ 。同月二十日，太常寺卿唐鉴也上奏谴责琦善，说他“中心疑怯，把握全无，既已气馁于平时，安能决胜于一日”，又说“粤东主将，关系綦重，窃惟粤省地面，逆夷之所素习，洋商厮役，汉奸之所潜藏，必得素著严明，为贼所惮者，整饬纪纲，声罪致讨，方足以扫逆夷之焰，方足以收沿海之功”⑩。他末段所说，显然是暗指文忠而言。

可是，道光的心意，那时还未完全转变，而仍信赖琦善能一依他的心意办理。他于次年正月十六日阅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会奏说：“查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已革闽浙总督邓廷桢，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且又为该夷所畏忌，而屡欲中伤者。该臣等虽前此办理未协，第既蒙严谴，更难置身事外。臣等再四熟商，用功不如用过，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准予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林则徐驻扎镇海，邓廷桢驻扎宁波，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并乞逾格鸿慈，一体假以事权，令得陈奏，乃为有裨。如该二臣不知奋勉图功，即请治臣等以妄举之罪”。道光却立在折上批说：“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増愤懑也”。然而，自那时起，他从陆续接到琦善的奏折中，知悉英人在粤所求无厌，日形猖獗，而琦善则重违他的意旨，节节退让，丧权辱国，至在浙江督师的伊里布，亦惟琦善之言是听，观望迁延，畏葸不堪，使他更为愤恚。同时，他所认为忠直可恃的署两江总督裕谦，也疏劾琦善“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将就苟且”、“失体招衅”等五罪，并谓“琦善已为英人藐玩，各国轻视，不宜久于其任”。道光于是先后将伊里布严加议处，派裕谦接充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督师，及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后，也将琦善革职锁拏，押解来京，履行訉问。裕谦接任钦差大臣赴浙调度后，所上奏折常称道广东过去抗拒英人，未闻败辱，办理无误，显然都在为文忠伸雪，其时英人虽已缴还定海，船舰南下，但时常仍有船只来往游奕，且裕谦又将所诱擒的英人处死，以壮声威，种种迹象都显示英船将再来浙骚扰。由是，道光突于三月二十五日，“谕军机大臣等，著祁、怡良传知林则徐，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省，听候谕旨”。

在粤局重入严重状态的酝酿中，文忠怀着沉重而慨感万千的心情离开了广州，循他两年前自赣来粤的路线北上。在启行后三日，他抵达清远县的禺峡，顺便一游其上有飞瀑的飞来寺，即当年吴子野等人追饯北还的苏东坡之处，与一位七十二岁高龄而颇晓海洋事情的退院僧闲话，因将他心中无限的感慨写在下录留在寺中的联语里：

“孤舟转峡惊前梦，

绝磴飞泉鉴此心”。

他的长于汝舟编修，从京中翰林院请假南下省视，先经苏州小留，于接到他的《第七号家书》后不久，继续南行赴粤，和他在韶关下面的乌石汛江中相会，以后便随侍赴浙。那时郑夫人率二、三两子寄居南雄，文忠于抵南雄后，留三日，携家眷北行。四月初七日深夜，文忠全家舟抵南昌滕王阁下，按“日记”载，江西巡抚钱宝琛及司道府县都上船迎候，当地知名之士，如包世臣等，都来见，“澈夜对客，将晓始寝”。次日他续行赴浙，昼夜兼程前进，是月十三日于江西广信府之河口同长子轻装先行，眷属仍原舟赴杭。十八日抵达杭州对岸附近，原定先到杭州省城，但因闻钦差大臣裕谦已于月初由镇海回苏，接两江总督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则由杭赴镇海驻节，他便改由钱塘江南岸的义桥坝直趋镇海，而于二十一到达，刘韵珂率同文武各员开舟中途来迎，当日下午到镇登岸。

文忠自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抵达镇海，迄五月二十六日离去，前后留在镇海仅三十五日，实无日不为筹划防卫这海口要地而致力。俞樾所篡《镇海县志》说：

“四月，四品卿衔林则徐来参军务，乡人无智愚，争一识面为快。日乘竹兜，渡大浃，登高陟险，指画守御之方。未几谪戍去，所谋画不尽用。”

文忠日记所载，可充分证实上文所说他为防务而辛劳的情形。他抵镇海之次日（二十二日），午前先后接见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及各员弁，午后便登招宝山，观山海形势，察看新旧炮位，复至余步云寓中详谈。以后，几乎每日都与文武各员晤谈，尤其积极进行强化防卫武器的工作，如二十三日，“抚军，提军同至寓中，并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二十六日，“赴炮厂观铸四千斤铜炮”；二十七日，“过江登金鸡山，与抚军、提军同观演放．铜炮，并相度炮台地利”；二十八日，“往炮厂观括磨炮膛”；五月初一日，“抚军、提军约往总持寺公局中议事，遂往东岳宫前安炮，又过江至金鸡山观排列沙袋把靶，复至山上观修理炮垛”；初二日，“至北城上观演炮二十余位，又至东岳宫观演夷炮，对岸山上安靶取准”；初四日，“与余提军同赴招宝山观演炮”；初十日，“与鹿春如、汪少海同乘钓船，赴海口望金鸡山形势，拟再添建炮台”；十一日，“渡江再赴金鸡山上，相度炮台地势，┉┉定议作两层炮台”；十二日，“抚军、提军俱来，即同赴炮局”；十三日，“抚军来，同赴文昌宫观炮架”；十七日，“赴东岳宫观演炮”；二十日，“渡江至金鸡山观新开土炮台，并运铜铁大炮”；二十四日，“偕李镇军登北城上观放炮，又赴铸炮局观新铸铜铁各炮”。当时镇海炮局主持铸炮者为文忠旧识汪仲洋（字少海）及旧属黄冕（字南波），文忠在赠汪的诗句中，称其所铸大炮百余，分运各台足见当时镇海加紧铸炮设防的一斑。

当文忠为镇海防务而奔波时，钦差大臣裕谦回到江苏，至文忠离镇前一日，后者始到镇海。虽然他们俩前后只有两日相聚，但也有畅谈的机会。据文忠日记载，裕谦于五月二十五日早晨到镇，他亲往东岳宫楼晤，裕谦随即来寓谈，至申刻去。依这时间计算，他们应有六、七小时以上的交谈，文忠当可将其月余日来在镇海所见所为尽情告知裕谦，供其作此后防卫这海口要地的参考。可惜，此次长谈后，他们便彼此分手，这对面临艰巨的裕谦，不无重大打击。《夷氛闻记》说：“裕谦素重则徐为人，既代来浙，意中将倚为左右手，定海初收复，安内防外，改修建置，事出草创，┉┉未几而则徐遣戍，旋改赴河工，谦失谋主，已怀惆帐，┉┉”。《道光洋艘征抚记》也说：“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与颜伯焘同，前此倾心于林则徐，而林则徐又旋有遗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林则徐去浙，浙事益无所倚”。

按裕谦奉命驰往镇海接任钦差大臣后，英人已经缴还定海，他认为“定海之设守，为目前之要务”，因派令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择要安营，互为犄角，固守城池，计戍守定海的兵力共达四千八百余人，并由镇海拨出一二千斤及数百斤炮五十位，火药、铁弹各数万斤。到是年：一月间，陆续调兵前往，统计定海兵力共有五千六百余名，大小新旧炮七十位 。可是，据若干文献的记载，文忠很不赞同这样的部署。汪绚纂的《定海直隶厅志》说：“裕谦既受事，锐意立功，留王、郑二镇同守定海，征兵四集，力主战议。┉┉闰三月，前广督林则徐奉旨以四品卿衔驰驿赴浙，屡言定海孤悬，先朝弃地，重兵良将守此绝岛，非策，请移三镇于内地，用固门户，裕谦不从”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董沛所纂《鄞县志》及《明州系年录》。文忠文集中虽未见类似的记述，但若从其当时的日记中观察，似乎可以看出他对定海方面的消极态度。因为，在他逗留镇海三十余日中，“日记”载明镇海附近差不多都曾去视察，但始终没有去对海的定海岛一行；其间，如按察使用开麟于四月二十三日赴定海，巡抚刘韵珂于五月初六日也前往，初九日回镇海，文忠都没有同去一看情况，而“日记”中也无一句提到定海的防务，而祇见其忙于镇海防务的部署，他对定海如此不甚积极的态度，以与上录《定海厅志》等书相证，可知所记种种当属不虚。后来英军于是年八月再犯浙江，先集中兵力攻陷定海，三镇阵亡，九日后进军攻陷镇海，可能由于我方兵力过于分散，使英军得以轻易地收到各个击破的效果。定海、镇海次第陷落后，英人都掳获了很多中国新铸的大炮，在场的英国军官曾一再称赞新炮铸得很好，且发现了仿造精良的加仑炮，摹仿外国很成功的炮车及铸造技街。这说明了我国的军械那时颇有进步，把过去的绝对劣势已能做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又可看出文忠在镇海逐日忙于铸炮演炮的工作，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成呆。假若当时镇海的防卫，领导得人，部署正确，何至到了一击即破的地步。

当道光于是年四月初七日接到祁、怡良会奏文忠已于闰三月十三日由粤起程赴浙后，即谕军机大臣等说：“前谕令祁、怡良转知林则徐，赏给四品卿衔，迅赴浙江候旨，本日据祁等奏称，林则徐业于上月十三日由粤驰驿赴浙等语，署裕谦于林则徐到浙后，酌量相当差使，奏明请旨，特此密谕知之”  。同年二十六日，道光接到裕谦覆奏，除声叙自己拟驻嘉兴以调度江、浙两省军务的理由外，其对文忠的安排，则奏说：“┉┉林则徐仰蒙皇上天恩，弃其瑕疵，赏给卿衔，饬赴浙江，约计程期，四月内总可到浙。该员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奴才素所深知。如蒙圣慈饬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督率镇将，妥为筹办，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该员必能激发天良，仰副委任。┉┉奴才仍遵旨折回镇海，将防剿事宜与林则徐、余步云面加商定，再回嘉兴驻扎，居中调度策应，庶江、浙二省首尾相顾，彼此可以互相关照。┉┉” 道光当日批说：“┉┉其镇海军营事务，著派刘韵珂办理，并着林则徐暂行协同筹办，傥浙江省垣有应办公事，刘韵珂回至省城，即着林则徐与余步云、周开麟会商妥办，如有招奏，林则徐毋庸列衔，总当和衷共济，严密防堵江，浙两省，声势联络，逆夷自不敢妄生觊觎。┉┉。

照这篇诏谕的安排，到必要时，镇海军务将交与文忠会同各员妥办，显见道光那时已有重新起用文忠的心意；至于著他在奏折中勿庸列衔一节，那可能为着他祗具四品卿衔的名义而排列不便的缘故，事实上应是无关宏旨的。以上往来文件，都经文忠在镇海看到，似乎各方面反应很良好。文忠抵镇的第四天，即四月二十五日，“日记”曾说：“┉┉午后刘抚军来，以裕鲁珊奏稿相示，知鲁珊欲驻嘉兴调度江浙两省军务也。谈至薄暮，抚军始去”。五月十二日又记说：“得裕鲁珊书，并录寄四月二十六日廷寄一道，晨赴刘抚军、余提军处，午抚军、提军俱来，即同赴炮局。┉┉”日记中虽未明白说出他自己又挑上了军务的重担，而于明了往来文件的内容后，他与当地文武大员更多接谈，对于防卫工作加紧进行，显见他自知又责无旁贷了。那知才过了十几天，对于他，也可视对镇海的运命，整个情况又变了。

※※ ※

五月初十日，即离四月二十六日诏谕不及半个月，道光突谕知内阁如下：

“国家设立兵丁，勤加训缘，所以严武备而戒不虞。总督有统辖之责，必应于平时认真督率将备，加意练习，使之有勇知方，一旦猝遇外侮，何患不破敌榷坚，立功奏凯。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提督刘荣庆，因办军务，临事不能得力，平素毫无整顿，曾经遣戍。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炼，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至该省兵丁柔懦无能，诸多畏葸，虎门之役，竟有为夷匪买通者，思之殊堪痛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管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着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以为废弛营务者戒。”

前后十余日间，文忠的遭遇演变如此，自有其潜在的因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解释说：“盖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于召见时，力党琦而排林”；同书前面并说琦善抵粤后，“听盐运使王笃之言，尽屏广东文武”，而王笃后来擢升山东按察使，他的顶头上司恰是琦善的党羽托浑布，其依附琦善而中伤文忠，自属可能。那时琦善已押入京，正受王公大臣的审讯，而与琦善密切呼应的伊里布，也奉命来都，听候审问，可能都要判处极刑，这对于满洲权贵，是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兔死狐悲，他们没有不暗中营救之理。而另一方面，文忠在各方翘企中开始复出，其后若有相当表现，不难扶摇直上，文忠愈得势，则琦、伊等人等误国情状愈著，救援愈难，此中关系，可从下章录述《软尘私议》十八则所谓“抑此仲彼”的做法中，知其内情。因此，正在起用的文忠，可能又经过满族权贵们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使道光认为粤局演变至此，过去的负贵人都应受处分，由是文忠与邓廷桢再度成为代罪的羔羊，而被遣戍伊犁。

在镇海，五月二十五日，文忠与裕谦作到镇以来第一次晤谈并整天议事之后，当天夜里，看到兵部的咨文，知道遣戍伊犁，他当夜收拾行装，次日便登船前往戍所。那两天的经过见于他的日记如下：

“二十五日（道光二十一年五月），┉┉早晨裕鲁珊星使到镇，往东岳宫接晤，鲁珊随即来寓，谈至申刻去。狼山谢镇朝恩、黄守南坡亦俱来，南坡在寓晚饭，少海亦在，更余散去。刘抚军处接兵部五月十三日咨文，亲往询之，知奉上谕，以则徐前在粤省，所办营务夷务均未能妥协，与前督邓俱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是夜即收检行李。

”

“二十六日，┉┉早晨裕、刘以下络绎来寓，至午对客始罢。即移行李出南城外马头登舟，大小文武皆送于郊。未刻开行┉┉宁波府城，未泊舟，黄、邓两守、周竹庵（缙）、颜小淓（其庶）、叶大令堃、汪少海（仲洋）俱放船至此，晤谈而别。┉┉”

文忠从革职到遣戍，未尝不在京中引起了剧烈的争议。刘长华所辑《鸦片战争史料》就当时所得传闻记说：“大学士汤金钊在御前疏救奏留林则徐，冀得复用，圣上怒叱退之”。《清史》《汤金钊传》也说：“林则徐既罢，琦善主抚，复不得要领，金钊素不附和议，与穆彰阿等意龃龉。一日召对，上从容问，广东事可付诸何人，金刽以林则徐对，上不悦。至二十一年，事且益棘，诏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亦未采用之”。又怡云轩主人辑《平夷录》，记有“李湘棻谈片”一则，中有：“┉┉军机现在议论不合，潘世恩、穆彰阿两中堂主和已定，惟祁寯藻议不相投，然潘犹可驳，穆不可也。近日廷臣无敢言鬼子事者，间有一二人道及之，即被申斥，以不主和故也。僧王曾荐林少穆，几被诘责”。按僧格林沁为道光亲加选拔而“最被恩眷”的蒙古郡王，与文忠原无渊源，也仗义执言如此，更见舆情的一斑；祁寯藻时为户部尚书，不久入军机，史称其“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 ，自亦是站在文忠方面的人物。至于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因为默默不敢抗争，当时几为清议所不容，南通刘长华所辑《鸦片战争史料》及淮安宋默所藏《鸦片战争新史料》中，都载有“吴门秀士鲁孄仙上潘相国书” ，责潘氏失职多端，其中一端是说：“封疆大臣，能固结民心，通晓兵法者，莫如林（则徐），能搏击豪强，震慑奸盗者，莫如邓（廷桢），与周（天爵）皆所谓贤者也，当镌职遣戍之时，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漠然也。林、邓镌职，逆夷酾酒相贺矣。┉┉琦侯贪鄙傲慢，阁下当亦深悉其为人，是岂堪视师东粤，作三军之司令耶?┉┉使命下之日，阁下谏止其行，当不至今日。┉┉今为国家计，亦即为阁下计，┉┉欲逆夷之不入寇。莫如复林、邓、周之职，东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刻期，毋掣肘，毋信馋间┉┉。阁下试为上剀切敷陈，幸而听，杜稷苍生之福也；即不听，而全骸骨归田里，优游林下，以乐余年，不亦光昭史乘哉?┉┉”

以上只就有关京中大臣的表现而言，再就都外各方面来看，或形诸文记，或播为诗歌，几无不视文忠落职遣戍为莫大憾事。例如广东按察使王廷兰致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历数当时在粤目击的可为痛哭各情，其中说：“夷船之至省河也，固汉奸所引进，实为我无所备。琦相来粤，先存一不敢战之心，畏之如虎，使早未雨绸缪，断不至此，┉┉开门揖盗，百喙奚辞，迨至卧榻之前，已被他人鼾睡，乃归咎于始事之人，不亦寃乎!” 曾望颜接信后，抄送闽浙总督颜伯焘，后者据以入奏，并另折奏陈：“广东事关重大，特简自必有人，傥一时乏人简用，裕谦似可当广东之任，惟其气太锐，敢乞皇上密敕暂示羁縻，事备而后动，庶几万全无患。四品卿衔臣林则徐，前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知其能得人心，亦有威望，┉┉如以之为裕谦之副，常能得力”。颜伯焘的奏折于六月间到京，而文忠已于前月奉旨遣戍伊犁。不久，奉旨报告广东实情的前广西巡抚梁章钜，也于奏中证实颜伯焘所陈种切，力称“开门揖盗，咎在琦善”。他又于另折奏称，广东百姓“现已众志成城，与英夷誓不两立，┉┉祗须责成祁、怡良认真团练乡勇，┉┉力守前人坚壁清野之老谋，使之自溃”，他并将《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录呈 ，以资左证。他这里所称“前人坚壁清野之老谋”，显系指过去文忠所采的策略而言；至在《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中，首段便严词诘说：“尔既妄称利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内攻打广东。┉┉”。虽然各方面袒护文忠的舆情一一上达，但那时道光处分文忠的心意已定，终于无可挽回。

其实，文忠当时出处的问题，多少与粤局的演变有着连带关系。在文忠离粤后不久，新到的靖逆将军奕山等，于四月初一日夜中，破坏了杨芳手中所缔立的停战协议后，英人反击，兵临广州，在炮大轰击之下，奕山、祁等于是月初七日被逼作城下之盟，承诺于五日内付英人军饷六百万圆，并靖逆将军等及外省军队于六日内撤离广州城六十里，然后再度停战，英舰退出虎门。三日后，乃有三元里抗英事迹的发生。据当时王廷兰与曾望颜信中说，这件事是因英兵轮奸一年老妇人，愤激而起，他说：“初十日，贼退出四方炮台，将取路泥城，三元里民众因其淫掠，愤极鸣锣，一时揭竿而起，连络一百零三乡男妇数万人，围之数重，夷众仅千余，冒死突围，死者八九十人，又杀兵头二人，受伤无数，百姓亦有伤者，然人众可恃，念击愈众，┉┉义律将余守请出，嘱其弹压，余守私出城外（据《夷氖闻记》载，余保纯是奉总督祁的命令，出城向三元里绅民揖劝），向众人解和，┉┉随渐渐散去，而夷众乃得遁回舟中“。据王廷兰判断说，这是英人“自进虎门以来，未有如此受创”的一役；梁廷枬也说：“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 。文忠当时在粤发动唤起民众的工作，此次显呈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四月二十九日，道光接到奕山暨广东文武各大员的会奏，报称大批英船进攻广州，炮火不绝，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城民命，同时“据众洋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他们祗好“姑如商民所谓，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先苏民困” 。文忠那时在镇海，他的四月二十八日日记载：“早晨接粤省怡抚军四月十一日来书，知初二以后，逆夷复肆猖獗，继仍乞和，尚不知如何陈奏也”。在文忠以为是年二月底杨芳、怡良等人与英人订立了停战协议，许其恢复通商，结果闰三月中，奉到道光的严厉批谕，“杨、怡俱交部严议”，现在除恢复贸易外，还要付出军饷六百万圆，这将如何向上面陈奏，如何能邀准呢?那曾料到奕山、祁等人，除在折中强调广州城备受敌人炽烈炮火的威胁，民心惶惶及省内匪徒可能乘机蜂起外，对所付英人军饷六百万圆，竟混称是清还商欠，对割让香港一事，亦复只字不提。道光览奏后，明知他们已作城下之盟，再看清了现实情况，便不复坚持“剿办”的立场，而降谕说：“┉┉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至“清还商欠”项下，亦准借拨库贮银二百八十万两“，以资清偿 。五月初十日，道光续接奕山、祁等人会奏，“现在夷船已陆续退去，大黄滘、猎德各炮台已派兵防守，省垣城门一律开通，商民照旧生理，安堵如常” 。他可能觉得攘扰将近一年的“夷务”，现在可告一段落，此后不必多担忧了，也可能同时觉得余恨未消，要清算旧帐，而就在同一天，他下谕着将文忠和邓廷桢遣戍伊犁。同月十八日，又接到奕山等奏称，“夷船现在全行退出虎门，已将虎门横档各炮台缴还，夷船驶放外洋者二十余只，尚有十余只抛泊零丁洋迤东香港背面之裙带路地方┉┉” 。六月初八日，道光于接到奕山等奏称“粤省夷务大定”，拟将各省调来官兵分起撤归原伍后，降谕说：“前因英吉利夷船在沿海各省口岸游奕滋扰，屡经降旨着该将军督抚等，调集官兵，防堵剿办，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迭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体察情形，如何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 。照那时内外动作情形看，似乎上下都认为雨过天青，从此又太平无事了。

文忠前此剀切说过，英人以鸦片入内地，早已包存祸心，他且曾作进一步的判断说，“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己时”。随后，义律正在踌躇满志时，1841年7月24日，突从《广州新闻报》Canton Press中，看到自己被巴麦尊免职的消息，而正式公文则于约一星期后到达。他被免职的理由是其所执行的侵华政策还不合英国政府的理想，因为他在广州所得到的收获仍较英国上年在天津所要索的为少。此后接替他的是更积极侵略的亨利、璞鼎查爵士SirHenry Pottinger。正当道光通谕各省将军督抚酌撤调防官兵时，英国却加派海军少将威廉、帕克爵士Rcar-admiral Sir William Parker为总司令，增调陆海军加紧侵华。公历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同帕克都到了广东，不久，他们就率舰北上，而于是月二十五日抵达厦门岛外，次日攻陷厦门，九月五日驶向舟山，而于十月一日重占定海，井继续在江南展开他们的军事行动，等于明白揭开了英人蓄意侵略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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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忠就在全局再度恶化的前夕，离开了浙江海口，前往遥远的戍所。他的日记又缺了是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后迄次年六月底的部分，以致这期中的事迹只能求证于其它有关文献。夏历是年六月，他路经杭州，很多故旧纷纷前来聚会，并为他不平凡的远戍，赋诗赠别，他也从容和韵回答，下面选录他所作两律，题为“同庄（张珍臬）赠诗六章次余题萝月图韵复迭前韵答之并谢武林诸君赠行诗册”，以见文忠当时的情绪：

“唱彻阳关万里秋，借书还为说三州（自注：同庄以和泰庵尚书琳在伊犁着《三州辑略》稿本借余出关）。几人绝域逢青眼（自注：同庄诗有‘不图绝域逢青眼，得放覊臣出一头’之句），前度归程羡白头。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临歧极目仍南望，蜃气连云正结楼。

惜别群公各感秋，酒痕襟上话杭州。传书犬欲寻黄耳，瞻屋乌难换白头。相送莫贻临贺累，有心都寄夜郎愁。追谈往事还西笑，多少羁臣出节楼！”

是年六月，河南祥符上泛三十一堡河决，豫省的开封、归德、陈州三府及皖省的凤阳、颖州、泗州三府都被水浸淹，情况万分严重，道光着将河东河道总督文冲革职留任，河南巡抚牛鉴下部严议，旋命大学士王鼎偕同兵部左侍郎慧成前往办理河务。王鼎以文忠熟悉河工，奏请留他改赴工次襄办。那时文忠行抵扬州，奉旨折回东河“效力赎罪”。江南故旧闻讯，欢欣鼓舞，寄诗志喜，文忠曾赋诗回答，其答张仲甫（名应昌，张师诚的儿子）及答桂超万的诗，均引用李白放流夜郎半道赦回的故事，以况自己此日扬州得旨的相同情景 。

在扬州，文忠遇其挚友魏源，下榻其“洁园”中，晤对终日，纵谈天下事，因触发后者作《海国图志》的编纂。这有魏源当时为文忠作如下两首诗为证：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聚散凭今昔，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频。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照轮囷。”

第一首后四句指出了《四洲志》等书与《海国图志》的关系。按《四洲志》一书，为文忠在粤时为要晓畅西洋的事务及明白世界情势而饬人迻译的，并由文忠亲加润色。据西人的记载，此书曾有1841年的版本。民国二十年上海书局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中，曾刊入此书。文忠获谴后，已无过问国事的地位，而自从在粤最后一篇奏折吁请造船制炮而被道光斥为“一片胡言”后，又无公开发言的余地。他心知从此洋务日见棘手，国势愈趋危殆，若国人不知放大眼光明了外情，不效法外人所长以求自强，则此后演变将不堪设想。由是，在扬州洁园与其挚友魏源晤对之时，他倾吐这心绪，并将所译《四洲志》、《澳门月报》、《华事夷言》等书，并所搜集轮船机器各图说，通交与这位通儒朋友，由后者费番功夫整理发表，以发国人的深省。因此，一向潜心于经、史、诸子的魏源，乃转而在舆地学上下工夫，编成了《海国图志》的巨著。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版完成，共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扩充为六十卷，咸丰二年再补成一百卷。据魏源第二版的自序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之西夷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冯桂芬因在其《海国图志跋》中批评说：“是书以林文忠公四洲志为蓝本，不宜转取从前之《职方外纪》、《万国全图》等书以补其所无” 。就此可见《四洲志》与《海国图志》的密切关系。所以，部份的记载曾在《海国图志》书上将文忠与魏源的名字列在一起，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七经籍考第十一《著录》内载：“海国图志一百卷、魏源撰，林则徐重订”，又《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十五经籍门《著录》内载：“海国图志一百卷，林则徐译，魏源撰”。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海国图志和四洲志彼此不可分离的关系。事实上，魏源在该书序中所云，“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及“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等语，都道出了文忠的心意。其它如录文忠所译《澳门月报》全文为《海国图志》卷八十一，《华事夷言》全文为卷八十三；又书中《述战舰条议》，《述火器火攻条议》及《述器蓻货币》等卷，无一不是代文忠发言。可以说，魏源是做了文忠的喉舌，而《海国图志》则是《四洲志》等等的翻版。这部《海国图志》曾对当时的思潮发生很大影响，及传入日本后，在那边影响更大。

※ ※ ※

文忠自扬州折往河南工次，那时原任河督文冲褫职，枷号河干，复遣戍伊犁，而由王鼎以大学士暂署河东河道总督，督办工务。文忠襄助办理，不遗余力，金安清在其传中据实记说：“先后六阅月，风雪中，日夜坐与士卒同畚锸”。是年十一月，河工将次完成，王鼎奏报道光，并持另折奏称：“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道光仅批说：“鉴奏均悉”（宣宗圣训）。

襄办河工期中，文忠曾做两件有意义的事。其一，当他抵达开封时，城垣已被黄水所围，数年前赞颂文忠江苏巡抚德政的无锡邹鸣鹤，那时任开封府知府兼护开归陈许道，露宿城上七十昼夜，竭力修防，赖以保存。当时河道总督文冲以省城卑湿，奏请另择善地，早为迁徙，并己获准拨库银为迁徙赈恤之用。鸣鹤采舆论，提出六不可迁的理由，由钦差大臣王鼎等据以奏闻，由是迁移省垣之议作罢。文忠《诗钞》中有“题邹锺泉观察鸣鹤开封守城记略后”长歌一首，除对他辛劳御水备致赞扬外，特对其阻止迁移省城的建议尤为倾倒。具见文忠当时对于鸣鹤的意见曾极力支持，促使开封的省会地位至今得以保持。

其二，是文忠在从事河工中赏识了铜山张亮基。清史《张亮基传》说：“出为云南临安知府，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知其才，密荐可大用”。这段事迹的经过详情见于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如次：

“铜山张督部亮基，初以中书从王文恪公治河工，适林文忠谪襄河务，独契公。时公尝却河弁馈金三千，文忠密识诸简，未以告人也。逮公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赐环，授滇督，公道谒焉，文忠欢甚，出手藉记却金日月，公愯然异之，盖不复省记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贤若渴，殆未易于今人中求之。（原注，按文忠尝疏荐公云，其才胜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识公，实基于却金一事。）”

道光二十二年，文忠年五十八岁，二月，东河工竣。按上年谕旨，着他免戍，折回东河效力赎罪，半载辛劳，大功告成，似乎已符“赎罪”的条件，伊犁之行照理应可作罢了。据林家传述，合龙之日，王鼎设宴庆功，文忠以功居上座，举座除欣庆河工完成外，兼以文忠此番丰功懋绩，纵不膺上赏，至少可免遣戍之行，特别向他预贺。正当觥筹交错，大家兴致洋洋之际，忽诏谕递到，文忠仍著“往伊犁效力赎罪”，满座闻旨失色，文忠则谈笑自若，毫无不平的表示。第二天，他便收拾行囊，从河干西往戍所。这段传说与邹弢《三借卢笔谈》所记“林文忠”一则，大体相符，照録如下，以供参证：

“林文忠公戍伊犁时，王定九先生（鼎）特请留办河工，以其详知水利，遂往行在筹悉险要，始得合龙。一日，王定九先生大开宴会，林居首座，忽传谕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明日启旨，曰：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定九大骇，文忠自若，即日放行至伊犁。┉┉”

当时最感难过的，莫甚于白发皤皤的相国王鼎，他到河边送行，不禁老泪纵横，悲无可抑，文忠感于他的挚情，吟了二首诗安慰他。这二首诗，题为“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载于文忠《诗钞》卷六，虽作于造次颠沛之际，仍备露其温和敦厚之情，特予照录如次：

“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怅荷戈!精卫原知填海悮，蚊蝱早愧负山多。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这诗中“塞马未堪论得失”及“余生岂惜投豺虎”等句，和他上午答谢杭州故旧赠行诗中的“不信玉门成畏道”句，都表示他对雪窖冰天的一行，绝无畏避之意，只是群策难“制犬羊”，外患方殷，他则荷戈远去，能无伥然。而他所望于老相国者，不仅加意保重，且愿其获赐尚方宝剑，其有感于佞臣误国，实慨乎明言之了。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的奏折说：“林则徐任事实心，两年以来，须发尽白”。现在文忠自己的诗句说，“吾衰亦感发苍苍”，具见他为国事劳心焦思，三四年来，遽形衰老。加以他素患疟疾和疝气，时常发作，健康情况并不甚佳。这时跋涉万里，冒风雪而往极边，确非他体力所能胜的。消息到了江南，群议沸腾，好些人出来募款为他赎锾，免其边戍，他闻讯后，不顾自身的困苦，毅然致函谢绝，坚决成行。在其致同年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的信中，他自认“获咎异常，即窜逐终身，亦罪所应得，赎之一字，不敢言亦不忍言，此事必须中止，不可渎呈”，因将所集之资，连潘锡恩所赠在内，都沥忱辞谢，分别归赵 。黄钧宰、《金壶七墨》就此记说：“林公┉┉奉命削职戍伊犁，论者追咎公督两粤缴烟激变故也。南中诸君子有赎锾之请，公致函婉谢，怡然而行”。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也记说：“林文忠戍西域时，南中绅民有赎锾之举，不期而会，集白银至巨万，公闻之，邮书婉谢，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在这段记载下，陈康祺并添注说：“按宗侍御稷辰《躬耻斋文钞》，倡是举者唐梦蝶、金眉生，而远近应之。公既命子苦辞，遂以金还诸其人” 。按宗稷辰也是禁烟运动的一位志士，且为文忠挚友之一，文忠从西安就戍时，宗曾赋诗赠行，文忠亦次韵相答 ，彼此情意殷切，宗所记当时群议赎锾之举，自是其所目击的情事，于此可见当时舆情爱护文忠的深切。至于金眉生，则是后来撰《林文忠公传》的金安清。

可是，文忠那时确有一个金钱问题的困扰，即因他三十年来居官清正，宦囊依然羞涩，现在远谪极荒，资斧都成问题，诚有如他的座师沈维鐈当时给他的信中所说“屝屦糗粮，一无储偫”。为此，他曾于上年奉旨遣戍后，派人赶到家乡，预备变卖他过去为奉养父母在里中所置的薄产，事闻于一位苏姓富产，当时被称为“苏百万”的，立时送了一万两银子给他，他起初还不肯收，后因苏百万答应收下他的房契作押，纔予收纳。他有了这笔最得力的现银后，纔能做了适当的安排，后来除以供作塞外用度外，且将其中一部分捐修伊犁附近的渠工。那时文忠的全部眷属，从郑夫人以降，三子两媳及未嫁的女儿，都随他到了西安。到西安后，他的眷属留住那里，长子编修汝舟留在西安奉母，而他自己则带了二、三两子同往戍所，那时他的次子仅十八岁，三子十六岁。同时伴行的还有二十箱的书籍，以及公卿求书之绫绢宣纸，他还把载书之意写在下録诗里：

“荷戈绝徼路迢遥，故纸差堪伴寂寥。纵许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疗饥字学神仙煑，下酒胸同块垒浇。不改啸歌出金石，毡庐风雪夜萧萧”。

他不但怀抱着心安理得的胸襟和大无畏的精神，且维持着轻松的情绪和学人的本色，踏上遥远的征途，而要以自己的万丈光芒照向那荒凉的边塞。

注释

①粱廷枬，《夷氛闻记》，卷三。

②魏源，《神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

③《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五，页二十五——二十七，页三十九——四十二；卷之二十六，页十八——十九，页三十六——三十八。

④全文见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三。

⑤同上。

⑥《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五，页四十二——四十三。

⑦同书，卷之二十六，页三十六——三十九。

⑧同书，卷之十八，页四十——四十一。

⑨同书，卷之十九，页一——二。

⑩同书，同卷，页十九——二十。

同书，卷之二十一，页二十八。

《清史》，卷三百七十三，列传一百五十九，《裕谦传》。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六，页二十二。

文忠辛丑年闰三月十六日《日记》。

俞樾，《镇海县志》，卷三十七，《杂志纪事篇》。

《诗钞》，卷五，《赠汪少海》。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四，页二十七。

同书，卷之二十七，页一——二。

汪绚，《定海直隶厅志》，卷二十八，《大事志》；董沛，《鄞县志》，卷七十五，《大事记下》，及其《明州系年录》，卷七。．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八，页二十七——二十八。

 同书，卷之二十九。页六——八。

 同书，同卷，页八。

 同书，同卷，页二十二。

 刘长华字椒泉，江苏南通人，生于鸦片战争时代，当时在其原籍南通，目击英军蹂躏江、浙，本其所见所闻，辑为是书。

 《清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一百五十一，《汤金剑传》。

 同书，卷四百五，列传一百九十一，《僧格林沁传》。

 同书，卷三百八十六，列传一百七十二，《祁寯藻传》。

原名《鸦片战争文献》，为淮安宋默的先人所辑，未有刊本，民国二十二年，天津国闻周报社选录其中六十三件，辑为《鸦片战争新史料》，分载于该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卷各期。

 鲁孄仙名颂，吴县秀才，与潘世恩同里，书中自称与潘的长子“有杯酒之雅”。按潘世恩长子会沂，字功甫，为文忠的挚友。

 王廷兰致曾望颜的信，当时各处传诵，并录入《犀烛留观记事》卷下，《溃痈流毒》卷三，《平夷论》卷三，《入寇志》第四册，夏燮《中西纪事》卷六。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三十，页十五。

同书，同卷，页二十。

同书，卷之三十一，页十四。

同书，同卷，页十五——二十。

《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又作《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除录入《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三十一外，又见于《平夷录》卷七，《入寇志》第三册及《鸦片战争新史料》等书。

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三。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二十九，页九——十一。

同书，同卷，页十三。

同书，同卷，页二十三。

同书，同卷，页二十六。

同书，卷之三十，页七。

《政书》，两广奏稿卷四，《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诗钞》，卷六，《张仲甫舍人闻余改役东河以诗志喜因迭寄谢武林诸君韵答之》，《喜桂丹盟擢保定同知寄贺以诗并答来书所询近况即次见示和杨雪茉原韵》。

魏源《古微堂诗集》，《晤林少穆制府》。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二，《海国图志跋》：陈其田，《林则徐》Gideon Chen, Lin Tse-Hsu,页二三——三〇。

《清史》，卷四百，列传一百八十六，《邹鸣鹤传》：参卷三百七十二，列传一百五十八，《牛鉴传》。

同书，卷四百二十五，列传二百十一，《张亮基传》。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三，页七。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二，页九。

锺毓龙、朱用宾辑《古今尺牍大观》，下编二，第十一册，页十五，《清林则徐致潘芸阁河帅书》。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二。页二十四；又见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附录，《鲁一同书手札后》。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三，页八。

《诗钞》卷六。《次韵答宗涤楼赠行》。

《古今尺牍大观》，下编二，第十四册，页十三。《清沈维鐈与林少穆书》。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记说：《行李中有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箧，每箧标名目：〈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其余则皆公卿求书之绫绢宣纸也》。

《诗钞》，卷六，《载书出关》。

第二十五章新疆三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天其重要荒，吾岂惮行旅”——将军的礼遇——

“软尘私议”，王相国尸谏——撰《俄罗斯国纪要》

——南北疆开垦——“坎井”——奉召入关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文忠行抵洛阳，其亲家河陕汝道叶申芗，延入衙内，盘桓数日，他曾步韵赋诗多首① ；又同游龙门等胜，《文钞》中留有《同游龙门香山寺记》②。四月初旬，抵华阴，县令姜申璠邀其于浴佛节日同游华山，《诗钞》中留有《同游华山归途奉柬》长歌一首③ 。

是月文忠抵西安，据其《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子寿书》中说：是时他“痁作而伏，几濒于殆，┉┉夏抄疟疾始渐止，秋初由长安西行┉┉”④ ，可知他到西安后曾患严重的疟疾，几乎不治，缠绵多时，才告康复，因而稍为躭搁了赴戍的行程。再据其日记载，他本拟七月初一日登程，因自上月二十六日以后，阴雨连绵，咸阳河涨，交通梗阻，是以未得成行，初五日午后放晴，初六日携同三个儿子再踏上征途。当时陕西巡抚为他所赏识的李星沅，门生方仲鸿、刘鉴泉二人也在陕西当道台，留居西安的眷属就托由上述数人照料。启行之日，阖城将军、巡抚以下文武官员三十余人都送到郊外，而门生等人则又跟随远送二十余里，才依依话别。就在登程之前，他口占了两首律诗给家人，将他的浩荡襟怀写出：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自注：见《归田录》）。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自注：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酖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波顾谓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笑，坡乃出）。”⑤

抛离家室，垂老投荒，这是常人难堪的遭遇，何况忠而获谴，正不胜邪，含冤远窜，自坏长城，无论为公为私着想，那能无一句不平之鸣。而他不特无任何怨言，且于生离死别的俄顷，作了“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那么轻松而幽默的诗句。而同时则庄严地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话足够宣示了中华民族浩然的传统，足够与文文山的长篇正气歌后先辉映于每一爱国志士的胸怀。

七月初六日，文忠离开西安，三个儿子都同行，大儿是翰林院编修，非经特旨许可不得出关，只得留在西安，但他仍要陪同老父上路，一站又一站，不忍遽别。同行了五天，到干州，文忠命其回往西安侍奉母亲，并写给他如下一首诗：

“三男两从行，家事独赖汝，汝亦欲我从，奈为例所阻（原注：词臣例不准请假出关）。兹来已数程，再远亦何补，忍泪临交衢，执手为汝语：汝父虽衰龄，余勇或可贾，平生一念愚，艰危辄身许，过涉占灭顶，坎壈乃自取，斧锧犹可甘，况仅魑魅御。朝廷宽大恩，荷戈赴边圉，天其重要荒，吾岂惮行旅!行矣勿欷歔，汝归保门户，汝母久尩赢，护持慎寒暑。知汝素性恬，无心恋圭组，仕止随所遭，修为力须努，语言讷鲜失，人事忍为主，我其归首邱，汝勿忘在莒。虽有今日离，犹期他日聚，岂学谢几卿，枉赴新亭渚!”⑥

这首缠绵悱恻而又大义凛然的诗，备道为父尽忠、为子尽孝的真情实况，也顕示了中国伦理的最高轨范，千载之下，凡读到这首诗的人们，能不对这忠臣孝子备致崇高的敬意?这诗还有可引我们注意的，即文忠已将自己此后的动向显明地告知其子，那四句：“朝廷宽大恩，荷戈赴边圉，天其重要荒，吾岂惮行旅”，已显示了他的壮怀。在他服官一生中，所到之地，必为国立功，为民造福，现在天遣他到那重要的边疆，岂不一样地在那边施展他的猷为，替国家奠立不朽的事业。他心中已抱定这么伟大的志愿，由是很自然的“出门一笑”，“怡然而行”。

在他离开粤、浙海口而步步走向边陲的期中，英人的侵略更变本加厉。道光二十一年镇海附近各城失陷裕谦等人殉难后，九月道光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驰赴浙江办理军务，同月将失陷城塞的琦善和乌尔恭额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次年正月，奕经、文蔚、特依顺等抵浙江，进驻绍兴，是月底，三路出师进攻镇海、宁波、定海的英军，结果三路都失败而退。二月，英军从宁波进攻，击败大宝山、长溪岭等地守军，奕经、文蔚等全军皆溃，弃绍兴逃回杭州。三月底，英军于勒索了宁波绅士犒军银二十万圆后，离城登舟；四月初，退出镇海，而于初九日攻陷乍浦，数日后自行撤去。五月初英舰驶入长江口，初三日占吴淞，初八日攻陷宝山，死提督陈化成等人，三日后侵入上海，以后就以上海为据点，向长江上驶，一路攻下福山、江阴等要塞，而于六月十四日陷镇江。六月二十八日以后，英舰陆续开抵下关，准备进攻南京城。是时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已奉到道光命令，著其便宜行事，与英人议和。七月初三日，先由伊里布的家人张喜上英舰开始和谈，经过五次接头后，就由英人拟订和约草稿，再经钦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牛鉴等，于七月十五日登英舰拜会全权英使璞鼎查等后，双方续作细节上的商谈，终于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Cornwallis上，几乎全按英人所勒迫的条件，签订了包括一十三条的“江宁条约”。英人达到了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偿还烟价、商欠、水陆军费共二千一百万元，废除行商制度，自由贸易，赦免汉奸等项要求，而导成战争的鸦片毒物，则在条约中一字不提，默认其继续输入。外迫于强敌的侵凌，内怵于各地盗匪的蠢动，道光终于“徒增忿恨”之下，“念生民之涂炭，抑过勉从” 了。另一面，英人乘战胜的威力，更明日张胆在华销售鸦片，烟祸继续蔓延，又历八十余年，始于国民政府时代禁绝。

是年三月大学士王鼎自河东返京复命，据若干记载说：他还都后，力荐文忠之贤，吁请起用，道光不听，四月底，他草具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而荐文忠可大用，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后被穆彰阿的党羽毁灭了他的遗疏，竟不得上达（关于这事件的详情，另见本章下文）。王鼎死后，大学士出缺，当时曾流行一种传说，载于刘长华所辑《鸦片战争史料》如次：

“是月（按是道光二十二年五月），闻京师大学士出缺，上因逆夷在江苏滋扰，当事者未得其人，爰请乩仙降坛，上默祷叩首，乩连判：‘臣不敢当者’数次。上问大仙名姓，乩判：‘原任大学士臣朱珪’。上拈香虔请指示，乩但判：‘臣不敢言’数次。上再三虔望指示，乩判云：‘外则周天爵，内则林则徐’。判毕即去，上默然。”

上述传说虽近于迷信，但总可看出当时人心的趋向。《溃廱流毒》录有“常熟吴嵰诗”，其中《金陵感事》诗六首，作于江宁签约时期，其第一首下注：“有讹传林少穆制府后起督师者”；其末首最后两句为：“坐问频问种师道，犹是中原一将星”，下注：“席间，夷酋璞鼎查询及林少穆制府，现在何处，答以远戍伊犁，璞称叹久之”。在和谈中，还有一段关于文忠的小插曲。据张喜《抚夷日记》称：正当英人得意洋洋言语不顺之际，他向璞鼎查、郭士立、罗伯聃、马礼训等英人说，皇帝如果发怒，下令沿海民间，各自制造兵器御敌，你们到处可受攻击，虽有数百万众，亦不足虑；况此时天旱水浅，若将下游塞断，从上游用起火攻，恐你们一人不归，片板不返。“马礼训等沉思良久曰：‘我们璞大人说，此计虽好，皇帝不能信用，又奈我何，即如琦中堂、林大人，俱是才智有余之人，皇帝不用，亦不能济事’。┉┉马夷曰：‘林大人亦最恨我们，林大人说，罗伯聃还好，是马礼训最坏，林大人虽恨，今日何在?’喜曰：‘林大人虽则获咎，焉知将来不复起用呢?’彼等均各默默。郭士立┉┉谓喜曰：‘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人才不少，可惜皇帝不会用，而皇帝任用者，又非其人’。┉┉”从张喜所述那段经过看，足见英人还是怕中国动员民众和他们作全面战，还顾虑到善于号召民众的林文忠再起。

江宁条约是缔结在文忠离开中原之后，他西行愈远，国中消息也愈隔膜。七月二十九日，他行抵兰州，从那里回答姚椿及王柏心的信⑧，其中曾说：“润州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久复何如，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具见他当时只知六月十四日镇江陷落的消息，而在其作信之时，白门已缔约多日了。他在那封信里，仍认为：“逆艘深入险地，是谓我中原无人也，若得计得法，正可殄灭无遗，不然咽喉被梗，岂堪设想耶?”至于剿灭之法，他提出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质言之，不外制造船炮，并求其良且熟，即军械与训练并重，斗志与军心同扬，如果拥有劲旅若此，何至束手待毙。这封信中更精采的是最后一段：“此时江左军情，果能大得捷音，则如天之福。倘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达结秦蜀以为之，不知局中筹及否?”寥寥数言，备道出长期抗战的基本策略，而为九十余年后的抗日战争画出了蓝图。

文忠行抵兰州时，据《日记》载：“自制军以下皆迎于外城之蓝山书院，在城之大小文职无不来迎者，武员则于千里外排队，亟辞之”。对于一个谪戍的废员，举城文武如此敬礼，足见公道自在人心，而文忠洋溢的声望，绝不因官途坎坷而有损其毫厘。当时陕甘总督富呢扬阿、藩司程德润、道台唐树义等，与他都有深交，大家不但尊敬他，还要留他多盘桓数日，因此，连日宴会赋诗⑨ ，使他逗留九日才继续西行。八月十二日，抵达古浪县，县令陈世镕是安徽名士，工诗古文，离县三十余里迎接，文忠赞赏他的诗文，与之流连一日，索其题咏，因使陈世镕的《求志居诗集》中留下了好几首关于文忠的诗⑩。同月十四日，抵凉州，其同乡后辈郭柏荫任甘凉道，接入道署中小住，度中秋佳节后，又盘桓多日，而于二十二日复行。九月．初五日，文忠抵肃州，那是出关前最后一个大站；安肃道为进士出身的蒙古人明谊，与其同族裕谦一样，对他十分景仰，率同文武各员远道出迎，邀入城内小住两日。在那里，文忠接到先一年就戍的邓廷桢自伊犁来信，说为他在伊城寻觅寓所，他仍以其旷达胸襟与忧国情绪寄邓两首律诗如次：

“与公踪迹靳从骖，絶塞仍期促膝谈。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今弥勒笑同龛。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公比鲰生长十年，鬓须犹喜未皤然!细书想见眸双炯（原注：公年垂七十，作小字不用叆叇，昨枉来教，细书愈为精妙），故纸难抛手一编（原注：来书云然）。僦屋先教烦次道（原注：来示许为觅屋），携儿也许学斜川（原注：昔坡公以三子叔党随至谪所，今公与余各携少子出关）。中原果得销兵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九月初七日文忠续行，当日抵嘉峪关，次晨策马出关，步向塞外。《日记》述关外情景说“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外皆蒙古及番地”。对此景物全非，人生到此，谁能遣怀，即旷达如文忠，也不觉潜然泪下。他即景作了“出嘉峪关感赋”四首，下面録了最后一首，以见他那时的感慨：

“一骑纔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潜！弃繻人去谁能识，投笔功成老亦还。夺得胭脂颜色澹，唱残杨柳鬓毛斑。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出关以后，行旅艰难，所历困顿的情状，见于他亲笔《日记》的，不一而足，类如路旁作饭，车中过宿，偶有行馆可栖，则父子三人共寝一榻，有时大雪缤纷，寒不可耐，或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迫得舍车徒步，与两儿牵裾连袂下岭。这样艰辛的旅况，自不是他们毕生所曾经歴的，而文忠依然保持浩荡胸怀，一路即景赋诗，不改其轻松而真挚的情绪，这里选録其路上所作杂咏八首中之四首：

“稗海环成大九州，平生欲策六鳌游。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

雄关楼堞倚云开，驻马边墙首重回。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真笑逐臣来!

携将两个阿孩儿，走马穿林似衮师，不及青莲夜郎去，拙妻龙剑许相随。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九月二十三日，文忠抵哈密，当地办事大臣德全，协办大臣恒毓“俱来拜”，德全送席，恒毓送马，殷勤招待，留两日复行。十月初七日抵古城，后来同他一路在新疆垦荒的全庆，那时任古城领队大臣，先一天派员在中途来接，次日续行，全庆远送数里，复畅谈数刻而别。十三日抵乌鲁木齐，都统惠吉卧病不能出门，特遣弁丁驾其座丰出城来迎，并由堤督中福在前站相迓，接入满城行馆，留住四日，与当地文武及若干遣戍废员尽情接谈。十一月初四日抵伊犁辖境之四台，《日记》载称：“伊犁将军布彦泰、参赞庆昌遣戈什哈来迎，即遣其先回，闻此举前所未有也”。又四日，抵伊犁前站之绥定城，总兵福珠洪阿“率将备郊迎，即邀至署内东偏住”，邓廷桢则遣丁驾其坐车来迎。次日，伊犁城中文武皆遣人迎接，途次，来迓的除若干官员外，复有其患难朋友邓廷桢，进城后，即与布将军、庆参赞相见，随即入居南街鼓楼前东边第二条巷的新寓。

在鸦片事件中，文忠显然与满洲权贵，如穆彰阿、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处于对立的地位，并遭他们的构害。然而，从他离开西安就戍后，所过要街，无不归满族大员主管，而他们对于文忠，却无不仰望丰采，竭诚优待。如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哈密办事大臣德全、协办大臣恒毓、古城领队大臣全庆、乌鲁木齐都统惠吉、提督中福、绥定城总兵福珠洪阿等，对他无不优礼相加，殷勤招待，从没有人把他看作一名流戍的“罪员”。就此可证公道所在，足以泯除畛域之见，这对于颠沛造次中的文忠，未始不是很大的慰藉。尤其伊犁将军满人布彦泰，据其密奏中自陈，与文忠“素不相识” ，而对他的礼遇更是无微不至。文忠《日记》载，抵伊犁之次日，将军即为发折报告到戍，并派掌粮饷处事，当日复馈米、麫、羊、豕、鸡、鸭等物，参赞大臣送席，各领队大臣或以肴馔，或以羊豕，将军以次随后馈赠不绝，且时来存问或邀宴。有人说，这都是出于道光的特殊安排，其说似不为无因。

文忠在新疆三年的日记，仅存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迄二月初三日的很少部分，无从考证其在新疆的全部经过情形。据壬寅年十一、十二两个月的日记载，他时常与将军布彦泰、参赞大臣庆昌，总兵福珠洪阿，五领队及邓廷桢与遣戍的前河督文冲等人来往，或赋诗、或下棋，并曾于苏东坡生日同以上各人聚于邓寓填词赋诗，创伊犁未有之盛举。特别同邓廷桢，患难朋友，此时更见亲密，两家父子频频过往，每逢佳节，更是形影不离。文忠在寄陕家书中，提到与邓相处的情形说：“此番同在伊犁大半年，比在广东又密得多，几于无日不见，其次嗣子期并其戚严吟仙，亦晨夕过从无间”；又说：“此翁今夏大病，几于不起，我日日视之┉┉。”文忠遣戍期间，吟咏篇什益富，其《云左山房诗钞》同邓廷桢的《双砚斋诗钞》都刊有多篇他俩在塞外彼此唱和的作品。

那时另与文忠以莫大慰解的，乃是迁居西安的郑夫人及全部眷属，时常得到陕西巡抚李星沅及门人方仲鸿、刘鉴泉两道台的照料。经过他们不断的安排，每次趁驿递之便，西安的家信按期尽速传到他手里，其中常常附上各地友好寄来的书信，使他虽身处极边，同时获悉家事与国情。在初抵伊犁时，文忠曾接到郑夫人将所作《述怀纪事》七古二章亲笔缮寄，那时她患有风湿病，行动不便，这次竟能亲手宣毫，显见健康好转，而且“述怀纪事无雕饰，肺腑倾来字字真”，使他万分喜慰，因即写成四律寄回。下面选录其中三、四两首，以见当时他的家庭情况：

“闻向帷堂课女徒，一庭弦诵足清娱。但倾旧酿樽频注，便许行吟杖不扶（原注：室人向患骽疾，近服药酒可试步）。索和妇能谐竞病，弄娇孙亦识之无。有时对奕楸枰展，瓜葛休嫌一着输（原注：常与子妇女儿对奕，故戏及之）。

白头岂复望还童，却病仍资摄卫功。老我难辞身集蓼，忆卿如见首飞蓬。近闻词伯多迁秩，且与儿郎作寓公（原注：时京中大考翰詹，舟儿未与）。农圃耦耕他日愿（原注：来诗有‘他日归来事农圃’之句），不妨庑下赁梁鸿。”

今人高拜石先生着《南湖录忆》中，根据林家的传说，记有“郑淑卿课媳敦母教”一则，说“淑卿生子女各三，皆躬与乳哺，免怀即督教之读书。晚年课子媳尤严，如塾师之于弟子，每背诵有遗脱则夏楚随之。则徐笑谓之曰：‘稽之古，祗有贤母教子，若威姑课媳，则未之前闻也！’淑卿曰：‘吾岂老悸虐媳者?顾子媳为子孙家教所系，妇人相夫教子，所承滋重，不读书明理，将何以立?’然其诸媳虽惮其严，而亲之如母，姑嫂妯娌间亦无闲言。┉┉”

这段故事恰是发生于文忠西戍期间，亦即上录第三首诗句“闻道惟堂课女徒，一庭弦诵足清娱”所指的事实。按文忠那时大、二女已嫁，大、二儿已娶，西安寓中，郑夫人及大儿外，则为大、二两媳，第三女及孙男女等。次媳及三女均年少，郑夫人内堂课读之余，则与子妇女儿对奕消遣，一门融融之乐，诚有如文忠那首诗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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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戍所，文忠常接到京中友好来信，缕述都门所见所闻，他特录成钞本一卷，卷面署为《软麈私议》，下注“子方、芋邨、蔼山、仙圃述软尘之意”。所提各人中，子方为唐树义，芋邨姓李，余二人无可考。全卷共十九则，零篇琐语，多属当时白门议和前后的不经见史料。兹选录其中与文忠有关各则并各加考证如后

第五则：“牛拏问前，发出朱谕，原有靖逆在内，又行圈去，隔了许多日，始将三帅交部治罪，然未尝有革职字样，小军机以问潘，潘曰：‘既是治罪，自然应革职了’。又以问穆，穆曰：‘主上未云革职，叫我革他们职，我则不敢’。是以旨内竟无革职之语。迨刑部议上，始行逮问两将军、一参赞之罪，旨内原有等差，刑部司员颇难位置。大司寇云：‘不管他好歹，总是斩监候’。众颇服锡民之风力，然蘅翁亦与有力焉。”

按上则，“牛”为两江总督牛鉴，“靖逆”为靖逆将军奕山，“三帅”为满人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潘”为大学士潘世恩，“穆”为大学士穆彰阿，“锡民”及“大司寇”为刑部尚书李振祜，“蘅翁”为礼部尚书祝庆蕃。江宁订约后，道光以午鉴失守城池咎有应得，乃将其革职治罪，后照部议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奕山、奕经、文蔚等人，亦经追问其失律之罪，都由刑部定为斩监候，但不久都经道光予以开释，并于降谕起用琦善为热河都统后，继而起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御史陈庆镛上疏力陈刑赏失措，乃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 ，而陈的疏稿，据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所记，则为张际亮所撰。陈、张两人皆为禁烟运动人物，力阻琦善等人的起用于后，而李振祜为邓廷桢的会试同年，祝庆蕃为文忠的会试同年，公谊私情都厚，则促成他们的罪谳于前，就中可看出朝中满汉的分野。上则所述满大学士穆彰阿排除汉大学士潘世恩的意见，巧词袒护满籍罪将一节，格外证明当时满汉分歧的实情。

第六则：“吴人刊芝相行乐图，售于市，中绘一大锁锁其口，又绘数铁钉钉其手足，盖讥其伴食默然也。功甫怀此纸入都，呈于乃翁，讽之引退，芝翁不能从，星斋兄弟又从而泥之。功甫命题：‘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三句，课其子侄，怏怏而归。阅官抄知芝相亦曾请假两次，仍复销假，殆有欲罢不能之势欤?”

按本则，“芝相”为汉大学士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功甫”为其长子曾沂，与文忠交最密，“星斋”为其次子曾莹。文忠官江南，寓苏州最久，极得吴人爱戴。鸦片事件逆转，文忠迭受革职遣戍的处分，吴人备感不平，因切望其里人潘世恩以大学士地位仗义执言，以明是非，而潘世恩屈于满相穆彰阿等人，遇事不能力争，重使吴人失望，因而备予讥刺。本书上章所录吴门秀才鲁颂“上潘相国书”，沥陈大义，责难备至，可概其余。兹据本则所记，则文字之外，吴人又以谑而虐的绘画猛加讽刺，益可见当时民间反感之深。曾沂与文忠二十余年交谊，过从密而相知深，当文忠从河干赴戍时，曾沂赋诗相赠，勉其“要作千秋不坏身”，文忠次韵相答，情意绵密。曾沂遂携画北上，讽父勿再伴食默然，使之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乃有一再请假销假的情事。后来世恩暗中翊护文忠，亦不遗余力，大有补赎前愆之意。

第八则：“文正仍寓都中，见容则扶杖佝偻，颇有尉迟诈风之意。”

本则“文正”系指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因康熙朝的汤斌谥文正，故以之影射金钊。按本书上章所引《清史》《汤金钊传》，说他在鸦片事件中，素不附和议，当琦善主抚无成时，曾向道光面荐文忠可付粤事，引起道光不悦。不久，金钊因案降级调用，次年，以衰老吁请开缺，并声明家无住屋，仍寓京中，得旨俞允。本则所云“仍寓都中”，应是开缺后不久，且因无法进言，乃不得不力表其衰老之状。

第九则：“竹轩光景不稳，白简亦多，大抵有莘氏代之，兼圻中将无汉人矣!┉┉”

本则“竹轩”系两广总督祁之字，“有莘氏”则指伊里布，“兼圻”是指总督的职位。按在道光二十二、三年间，全国八名总督中，仅余两广总督祁一名为汉人，其余悉为满人。伊里布初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革职，遣戍军台，次年二月复出，随奉命偕耆英赴江宁议和，和议成后，授广州将军、钦差大臣，至粤不久便病死。当时伊若不死，可能代祁为两广总督，将造成“兼圻中无汉人”的局面。本则寥寥数言，备道当时如何用满抑汉而引起汉人反感的实情。

第十则：“文恪之死，即缢于军机处之别院，昨斋庭也。先一日召对，力保数人，嶰翁在内，上顾而言他，复谓：‘尔病未愈，可再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文恪犹刺刺不休，上怒拂衣而起，文恪执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大干批鳞之怒。次日复赴直庐，欲俟枢臣退直而说，怀中取一红封套，置案上，子鹤数人咸见之。适是日事多，退直甚晓，小军机迎谓云：‘中堂相候已久’。穆、潘询之，则已不知何往，觅之，乃于茶房别院缢焉，红封套犹在怀中，亟令舆夫舁归救治不效。苦心孤诣，如此文字，不谓小厓受人危言恐吓，乃付之一炬也。文恪七日回煞之夕，灵几前磁器祭物，抛掷韲粉，无一完者。棺前所布灰砂，画一人字甚大，又于前后左右画无数人字，又极小，其测寓意。或云：文恪阴灵时于海淀往来，短后行装，日昃辄见。”

上则“文恪”为大学士王鼎死后谥号，“子鹤”为军机章京陈孚恩，“穆”为满大学士穆彰阿，“潘”为汉大学士潘世恩，“小厓”为王鼎之子沆，即是薛福成《庸盫笔记》所称“编修某”。按王鼎尸谏一事，分见于多家笔记，如汤纪尚《盘薖斋文钞》，曾寅光《逸事识余》，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盫笔记》等，各篇详简不一，所记王鼎缢死的地方亦颇有不同。本则根据当时直接的听闻，最为可信。近人魏应麒氏编《林文忠公年谱》，独据《东华録》等官文书的记载，说“王鼎死前数日，均在假中”，因认“诸家所言┉┉颇不足置信”云云。殊不知当时王鼎尸谏一事，当朝既以“暴疾”上闻，官文书何从说为自缢。下面特录汤纪尚及薛福成的记载，以与本则相印证。汤纪尚为史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之孙，金钊面荐文忠一事已详第八则的考证，他死时年逾八十，可能将其当时所见所闻面授其孙，而汤纪尚以娴于掌故称，无疑出于祖父的传授，其《盘薖斋文钞》记王鼎尸谏经过如下：

“┉┉时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蘗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撤防，海氛益炽。迨公（指王鼎）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镫火青荧，遽自磬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夫枢臣之百计沮伤，必欲置公死地，而公果罹其厄，归命君父，精白一心，恣摩荡而无回互，惜乎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抑而不彰也。┉┉”

薛福成《庸盫笔记》则说：

“┉┉及大工合龙，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王鼎陕西蒲城人）还朝，力荐林公之贤，上不听。是时蒲城与穆相同为军机大臣，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相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复于上前盛意责之，斥为秦桧严嵩，穆相默然不与辩。上笑视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其夕自缢死。是时新城陈孚恩为军机章京，性机警，最为穆相所宠任。方早朝，军机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驾而出，急诣蒲城之宅：其家方抢攘无措，尸犹未解下，盖凡大臣自杀，例必奏闻验视，然后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检衣带中得其遗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也。孚恩谓公子编修某曰：‘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子而犹欲仕于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子其图之’。会张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亲厚之门生，而亦蒲城同乡且门生也，相与共劝编修，编修从之。孚恩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枢垣，呈穆相，穆相大喜，于是推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张公亦于数年间由翰林跻卿贰。惟编修以不能成父志，为蒲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亦自愧恨，遂终身不复出。┉┉”

根据以上记载，足征本则所云王鼎尸谏一节，确属实情，其见义勇为不惜牺牲一己之精神，实足炳耀千古，表现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忠在塞外得到噩耗并悉经过实情后，曾赋诗两首以哭：

“纔释元圭告禹功，公归遵渚咏飞鸿。休休岂屑争他技，蹇蹇俄惊失匪躬!下马有坟悲董相，只鸡无路奠桥公。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艰屯谁是舟同济，献替其如突不黔。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黄扉闻道犹虚席，一鉴云亡未易任。”

文忠诗中“卫史遗言”及“晋卿祈死”一对，正道出了王鼎为他而尸谏的真相，益使其在平沙大幕中，洒尽伤心知已的千行热泪。

第十八则：“近堂为子方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可有转机否?近曰：‘可矣，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讷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鹤翁告我以意，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时难以邀恩矣’。讷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翻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以伸彼也’。子方曰：‘近翁此言乃内造第一真切之信也。”

上则“近堂”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即于文忠任湖广总督时任湖南巡抚，并以蓝正樽事件牵连到文忠，故于他尚有交情。“子方”为唐树义，即《软尘私议》所录作信者之一；“琦侯”即琦善，“鹤翁”为穆彰阿号鹤舫，“忠邸”则为道光第六子恭亲王。本则连其它各则观之，从知文忠所以不免于遣戍，实有人事问题介乎其间。满人大员乃至天潢贵冑，皆党于琦善，琦既获罪，如文忠得直，则其罪更著，益不易开释，故必兼罪文忠而为琦善谋余地，这乃所谓“抑此伸彼”的意义所在。而穆彰阿等人的援琦陷林的杰作，都可于本则中看到实情。后来文忠果于琦善起复之后，才开释入关，并再起用，益证本则所言之不虚。

第十九则：“春浦为物望所归，时思援手，无由启齿，盖班列第四，不能建言也。晤子方，询陕甘人才及边强情势甚悉，不愧大臣风度。赛鹤汀知时事多艰，徒唤奈何，而才不逮潘、穆，惟询门生故吏，语不及公，盖与潘、何，皆别具肺肝者也。”上则“春浦”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祁寯藻，在军机位居第四：“赛鹤汀”为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赛尚阿，“何”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之户部侍郎何汝霖。王鼎死后，军机中依次为穆彰阿、潘世恩、祁寯藻、赛尚阿、何汝霖等五人，史称祁寯藻不主和议，与穆彰阿论洋务不合，证以此则，便知其为一士谔谔，独在军机中支持文忠，但因势孤，终无实济，其余各人则均慑于穆彰阿的权势，不敢抗争，而依违取容而已。其实，军机之外，举朝莫不如是，《清史》称，“时九卿会议，一二王公枢相主之，余率占位画诺” ，可为当时全局写照。

从上录《软尘私议》各则中，可知鸦片事件逆转之后，由于和战立场的不同，使过去弛禁与禁烟两派的歧见愈形深刻，满汉之间，划若鸿沟，抹煞是非，而一以人事问题为对象，由是文忠远谪极边，而且一时不得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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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文忠年五十九岁，仍居伊犁，而日记不存，末由考证是年的事迹。《诗钞》中，留有是时与邓廷桢唱和多篇，如人日赏雪，上元步月，七夕乞巧，中秋感怀（系和邓上年“伊江中秋”一诗），都曾步韵赋诗，抚今追昔，互叙幽情。此外，他又有“调鹤”、“笼鹅”、“放鱼”等作，亦不乏谪居的逸致。但与邓相聚不及一年，邓接到七月初八日发来部文，奉旨准予释回，因于闰七月十七日自伊犁起身东归。当年同案遣戍，而今邓先入关，原因一在于邓较文忠提前一年就戍，可以早释，再则邓年事已高，不宜久戍之故。底下录送廷桢东归的二首诗中，文忠不免写出自己的感慨：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

据文忠家书，廷桢行后，文忠应将军等人之请，于闰七月二十五日移居邓的旧寓，因为那寓所与将军、参赞皆在一条街上，他们觉得往来较为方便。文忠次年正月的家书中说：“布将军、维都统非来寓中，即欲招往”，而且他的旧属黄冕那时也在伊犁，亦晨夕过从，因使他那时颇有应接不暇之感。

自邓廷桢东归后，文忠诗钞篇什顿减，显示那时他的精力是别有所注，就在这段期间，他留下了两件不朽的事迹：一是对俄罗斯的研究；二是新疆开垦的事业。

《清史》艺文志地理类，列有《俄罗斯国纪要一卷，林则徐撰》 。他撰写这本书应在道光二十三、四年间，即约当其抵伊犁一年后。在广东禁烟时期，他和英国人接触，即多方搜集资料，译成四洲志、华事夷言、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等书，以增进国人对那海上强敌的认识：现在来到伊犁，与日就强盛且力求东渐的俄罗斯接触，对这陆上强敌，他显已洞烛机先，就搜集资料，写成《俄罗斯国纪要》一书，以增进国人对这方面的认识。按俄国那时已由黑海沿里海南侵游牧各回部，与中国壤地相接，尤以西部边陲，如塔城、伊犁、喀什噶尔等地，开始承受西来的压力，而且回族叛徒常以俄境为逋逃薮，已有多次纠纷发生。然而，边陲历任人员仍然漠视那种情况，迄无一人认清实情或揭开真相。直到文忠流戍伊犁后，经其有心深刻观察，立知潜伏危机所在，因而一面著书揭示这国家的真貌，另方面则大声疾呼唤起国人注意。到他入关后，英人于割据香港，五口通商之下，气焰日张，有些后辈慑于西洋的侵略，向他请教对策，他却说：“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正当我中华民族遭遇滔天赤祸之日，吾人痛定思痛，莫不痛心疾首于导演赤祸的俄罗斯，而回想百余年前一位先知先觉早对我们作了这肯定的指示，而今如响斯应，能不格外钦佩他的远见！试问当时人物有此远见者几人，其远见之影响于当局者几何，而有此远见之人能行其道者又若何？兴思及此，能不掩卷长叹！

文忠既认清隔邻俄罗斯终将为患于中国，自必进一步预筹应付对策。新疆边陲，地广人稀，戍力单薄，粮产不丰，一至有事之秋，调兵转饷，千里赴援，不特劳费倍蓰，且恐缓不济急，因此，开垦殖边乃为基本的要图。而开垦事业恰是文忠擅长的本事，在本书第十一章所述《畿辅水利议》中，备见其如何向往于浚水源、辟稻田的农田水利事业，现在将其受扼不能行之于畿辅的事业，改行之于边荒，在他个人仍不失为如愿以偿的快事，因此，他便在新疆尽瘁于开垦的工作。

关于文忠新疆开垦事业的经过，各传记都只作简括的叙述，如《清史列传》《林则徐传》说：“二十四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奏请饬则徐勘办开垦事宜，则徐亲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及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处，请酌给回人耕种，并请改屯兵为操防，均如议行。”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奉命仍往伊犁，┉┉凡三年，将军布彦泰深敬公，以新疆方兴屯田，无可属，计无踰公者，特疏请公总其事，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计开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所记更简：

．

“公在塞外，奉命勘办开垦事宜，亲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及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城，纵横三万余里，水利大兴。┉┉”

按以上记载，都嫌过于简略，不足以觇文忠新疆开垦事业的具体情况。实则文忠这项事业，历时约两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垦伊犁附近阿赛乌苏荒地，第二阶段为勘办西南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城的垦务，接着续勘吐鲁番、哈密两处的垦务。这两阶段的经过，都可从《清史》<布彦泰传>及<全庆传>中探究其详情。据<布彦泰传>的记载，布的开垦工作，始于道光二十二年，恰是文忠抵达伊犁的时期，《清史》并指出：“时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戍所，布彦泰于垦事一以谘之”。另据文忠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各日的日记，一再有“是日将军发折”，“为将军商拟稿件”等记载，其属有关垦务上奏，而由文忠代为策划和拟稿，似可想象得到。以下分别叙述各阶段开垦工作的详情。

《清史》<布彦泰传>说：“二十二年，疏陈开垦事宜，略言惠远城三棵树地方，可垦田三万余亩，请就本地民户承种输粮；阿勒卜斯地方，可垦十七万余亩，请责成阿奇木伯克等筹计户口，酌量匀拨。至二十四年，疏报塔什图毕等处开垦，迭著成效。诏嘉其忠诚为国，督率有方，┉┉又命会勘乌鲁木齐未垦之地，及各城旷池，一律兴办。寻疏言惠远城东阿赛乌苏废地，前任将军松筠奏搔八旗余丁耕种，因乏水，不久废弃，今欲垦复，必逐渐开渠极东，且须引哈什河水，方可用之不竭。经营浩大，较前次各案不啻数倍┉┉” 。

按以上各案，以阿齐乌苏废地的工程最大，这工程不但由文忠经办，且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并由他捐办。工竣后，布彦泰曾密折奏陈经过实情，并藉此恳请起用文忠。因为这篇密片留中不发，史家未曾录引，兹特照录全文如下，以见文忠致力新疆垦务及与布彦泰相处情形：

“再此次开垦阿齐乌苏荒地，一切应办工程，俱系捐资人员分段承修，龙口首段系原任两广总督林则徐承修。查龙口地势，北岸系碎石堤坡，南二三丈至八九丈不等，水傍坡流，须刨穵石坡；南岸坐在河流之中，必须建坝筑堤，钉桩抛石，方免冲刷之虞。应修要工，渠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长六里有奇。先经奴才指明紧要处所，嘱令认真妥修，务期坚固，以垂永久。兹奴才周历履勘，其所办要工六里有奇，一律完竣，委系十分坚固，自五月兴工，至今计期四月有余，除料物不计外，实用工十万有零。据林则徐原呈内称，“林则徐受恩深重，获咎遣戍，遇此开垦要务，尤宜踊跃急公，情愿认修龙口要工，藉图报效，将来工竣。断不敢希冀乞恩”等语。查林则徐到戍已及两年，深知愧奋。奴才每于接见时，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鉴。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窃谓人才难得，如林则徐之遣戍伊犁，实为应得之罪，然以有用之材，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顶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奴才与林则徐素不相识，断不敢自蹈欺饰之愆，实为人才难得起见，不惴冒昧，手缮密陈，伏乞圣鉴。”

上折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间，距文忠到戍恰达两年。同案遣戍伊犁的邓廷桢，就戍一年零六个月后，于二十三年七月奉旨释回，入京召见，十二月赏三品顶带，授甘肃布政使，那时正在甘省查办垦荒事宜以彼例此，文忠到戍已历两年，现在又有捐办水利要工的成绩，且经当事的将军恳切保奏，而当邓廷桢养心殿召见时，道光曾说，“朕看林某才具似胜于汝” ，所谓特达之知，迄无变化，论理文忠可以开释入关，及时起用。然而，布彦泰原折留中不发，道光另命他传谕文忠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勘可垦荒地，并选派明白晓事之协领一员随往勘视，布彦泰乃疏留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暂缓更换，与文忠会同履勘 。此中演变原因，不外是道光重视回疆垦务，认为非文忠莫胜其任，或是朝中权贵从旁播弄，借端阻梗，使他不能早日东归。文忠奉命后，立于道光二十四年底，携同次子从伊犁前往垦荒各地，以后行踪，部分可从仅存月余的日记及若干封家信看到。

道光二十五年，文忠年六十一岁，据其是年日记载，元旦在绥来县、患呕逆，初三日复行，初六日抵迪化（乌鲁木齐）。当地都统惟勤等人，以其病体未复，坚留过灯节再行。十一日，接到布彦泰将军从伊犁转来“上谕，知喀什噶尔奏开地亩，亦蒙续交查勘”，因此，他的查勘范围遍及西南疆各地。十六日离乌鲁木齐，十九日抵吐鲁番城，留六日，二十五晚抵托克逊，因过乌鲁木齐时求书纸幅甚多，许以到此写就分致，乃在此小停，穷两日之力写完（文忠自从西行后，据日记所载，每到一地，必费很多时间为人写字，所以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其“手迹徧冰天雪海中”）。二月初四日抵喀喇沙尔，与会同查勘之全庆相会，随即同向库车等地进发。

以下根据若干家信的记载，指出一部分文忠所到各地。二月初七日，他在喀喇沙尔的开都河军台，二月二十日在库车。三月初八日他在阿克苏之浑巴什台寄出六十一号家信后，将历三月，始于返抵库车后再寄家信（过去平均每月寄回家信两封）。在六月初一日由库车寄回六十二号家信中，他说：“自三月间过阿克苏之后，愈行愈西，距嘉峪关已及万里，┉┉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所以许久未及寄信。端节以后所行乃回头路，已将六城地亩全行勘完，陆续呈请将军具奏。┉┉途次又有谕旨，令与小汀（全庆字）同勘喀喇沙霸之地，则路过彼处，不能不再躭搁。”（原文见本书卷首图片道光二十五年家书）可知他在那三五个月中，昼夜奔波，尽瘁垦务，甚至无暇写寄家信，有如上述。

以下是从《全庆传》中参证文忠在这阶段里经办垦务的实绩。《清史》《全庆传》说：“┉┉偕林则徐往勘，二十五年至叶尔羌，疏言和尔罕地膏腴，哈拉木札什水可资灌溉，又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道光十二年，已奏开垦屯田，未种者尚多，应先尽安插民户，俾成重镇。诏如所议行。┉┉”全庆所提以上报告，其为商承文忠的意见，应无疑问。至于他以后所奏各情，评见《清史列传》《全庆传》，大要如次：

“┉┉先是全庆疏陈喀喇沙尔环城荒地及库尔勒北山根等处，可垦田一万数千亩，交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宗室常清履勘兴办，上以开渠引水招徕户口各事宜，必应详慎办理，谕常清暂停筹办，仍俟全庆各城事竣，会同林则徐详加覆勘妥议具奏。至是全庆既还喀喇沙尔，与林则徐疏言，库尔勒距喀喇沙尔二百余里，查环城一带所用之水，应于前年开浚北大渠南岸，接穵中渠一道，引入新垦地内，又于地内分穵支渠两道。其库尔勒北山根地亩，须用开都河之水，该河南岸山根，旧有龙口一处，为回庄引水之渠，今新垦民田，未便引用回渠之水，应展宽龙口，加工修筑，并别穵大渠一道，即与回渠并排，并于新垦之地，分穵支渠四道，地尾别穵退水渠一道。┉┉六月命赴伊拉里克履勘开垦地亩，寻奏言，伊拉里克系在吐鲁番所辖托克逊军台之西，该处旷地一区，形势平坦，土脉腴润，土人谓之板土戈壁，即此次所垦之官荒也。再行而西为沙石戈壁，约二百余里，始至山口出泉处，有大阿拉浑两水汇成一河，从前渠道未开，水无收束，一至沙石戈壁，任其散漫，潜入沙中，而东边之板土戈壁，水流不到，转成一片荒滩。此次办理开垦，始将极西之水导引而东，即在沙石戈壁内凿成大渠，复于板土戈壁多穵支渠，以资灌溉，而龙口之束水石坝与下游之泄水长渠，一切巨工均经办竣，启坝放水，溜势輰行，此详细覆勘之情形也。又查伊拉里克西南北三面俱系大山，沿山一带，留为蒙古出入经由之路，本不开垦，其北山之麓，有汉兵卡伦一座，今所垦地均在满卡以南及附近东西两面，除鹻滩外，所在实有可种之地，以人寿年丰四字，按其地势区形，匀配编号，每号各设正户长一名、副户长二名、乡约四名，公择诚实农民充当承领，凡该号内钱粮水利等事责成经理，此大地分田之情形也。又查吐鲁番为新疆南北两路适中枢纽，必应安置内地户民耕种，方为妥协。据各工员分股招集，由吐鲁番同知取具保结造册呈送前来，每户领地五十亩，此内有父子兄弟分名承领二三户者，俱系力能耕作之人，即不妨听其兼领，分散执照，给地试种，惟科则宜先拟定，应照各城征收银课，从其较多之数，为亩征银一分五厘，计十一万一千亩，每年共应征银八千三百余两，除抵吐鲁番采买经费，即于新赋款内动支毋庸别行请拨外，尚有盈余银两抵充经费，以减调拨之数，此招民安户之情形也。窃思农田以水利为首务，此次所开大渠，地势约分三大段，自龙口至黑山头一段，系由西南折向东北，以顺向来水势，自属得宜，而黑山头至拦河坝一段，北高南下，水势偏趋于南，拦河坝至分水岭一段，南高北低，水又偏趋于北。询之土人，据称未开渠以前，水南北漫开，不能一气东注者，皆由地形互有高低，今有大堤以资容纳，即遇大汛，水有所归，但地底系碎石夹沙，而水性又横冲侧击，若两岸冲刷，恐渠身难免淤平，是岁修保护之功断不可少。谨酌定经久章程四条：一、渠道应备岁修也。┉┉一、卡井应准酌开也。┉┉一、户民既众应责成户长约束稽查也。┉┉一、山内蒙古仍分别界址以免交涉也。┉┉均如所议行。于是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伊拉里克、喀喇沙尔，凡垦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十八亩。”

据上文，道光特谕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常清停止筹办那地方的开垦事宜，一定要等全庆回到其地，会同文忠详加覆勘妥议办理，盖深知那些水利工程与营垦规划均非文忠莫胜其任。果然其后所办各地渠工，丈地分田，招民安户，以及厘定经久章程等等，无不严密精细，事事得体，若不靠着文忠在水利与营垦上丰富的学识与经验，如何能在那短短期中备着成效。但文忠那时仍是遣戍的罪员身份，例不能向皇帝直接奏事，故虽由他实心任事，而一一须经全庆奏报。文忠各传的作者仍将此番开垦功绩归美于文忠，确是根据当时实情，绝不是有所偏袒的。

凡到过新疆的人，莫不为当地两件事物所吸引：一为“左公柳”，即后来左宗棠沿甘新大道所种的柳树，一是“林公井”，即文忠当时在新疆所开辟的“坎井”。已故林竞（字烈敷、温州人）先生，久居西北，在所箸《西北丛编》中，叙述坎井如次：

“坎井创于林文忠公则徐。文忠以严禁英人鸦片入口获谴，流戍新疆伊犁，其后又奉命办理新疆水利。公察吐鲁番地苦热、缺水、又不雨，乃熟勘地形，发明坎井之法，今吐鲁番棉花葡萄生产最多，富甲各处，皆公之赐也。现各县亦有仿行之者，皆因地理关系，不能用，惟哈密及库车二县有已经营成功者。开井之法，先择雪山之下，察其地为立土，而其下有伏流，便可试于低度开掘，深则数十丈，浅则数丈，如得水，则向前距离丈许，再掘同样之井，愈前而掘愈浅，至地面为止，向后亦距离丈许，掘法如前，愈后而掘愈深，然后复于井底通阴沟，使各井相通，则水不需人力，自从最浅之井流出地面，其旁另筑淖池以贮水，设闸以司启闭。附近田亩轮流灌溉，有井者酌收其租，吐鲁番一带，人民有专经营坎井以为业者，其利甚溥也。”

原著继而分析坎井的构造如下（坎井构造图见本书卷首图片）：

“例如第一井掘六丈，见水，向后再掘七丈，再后八丈、九丈，掘愈多，则水愈旺；向前则掘五丈，再前四丈，直至平于地面为止。亦有于第一井向后斜分两道掘井，如人字形者。使两道之水均集中于第一井，则水愈大，用费亦愈多。┉┉按水能自行斜流出于地面，自以水源在高处经空气压力所致（天山积雪，四季不消，而吐鲁番气候四时炎热，积雪之一部，随时融化，伏流入地，遂为坎井之源）。然又必须有立土者，以水能归来，不至四散也。┉┉”

今人高拜石先生记《新疆之林公井》说：

“┉┉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奏，准饬则徐综办开垦，遂周历天山南北，以坎井法，浚水源，大漠广野，顿成沃衍，疆人称为‘林公井’。┉┉

新疆多沙漠，雨量绝少┉┉其惟一之水源，厥为高山之积雪。┉┉则徐既奉办理开垦之命，认水利为第一要着，躬赴南疆之托克逊（按即伊拉克里垦区），审察形势，研究土质，以托克逊居天山之麓，群峰周匝，左环右抱，境内虽经常不雪不雨，气候奇燥，惟四周重山，积雪甚厚，山麓地多沙质，每当冰雪溶化，出口不远，即潜入地为伏泉，故地下蕴藏水量极富，如掘地成井，随处可获水源。乃倡凿井之议，并授以凿井之法，使托克逊人，于山阳之麓，雪水流湛之处，穿地成泉，径五尺许，深十余丈，以凿至见水为度，铺以羊毡，以止渗漏。每隔五六丈，又如法开一井，井井相连，中通之以渠，其在山麓之井，称第一井，井位较深，其它各井，则依次递减，俾第一井之水可流入第二井，第二井之水再顺流其它各井。顺泉开掘，或数十井，或百余井，直至低地可耕之处，资灌溉焉。疆人名之曰“坎拉井”，又以此种凿法为林公所自倡，并称为“林公井”。并成，以数十井或百余并相连为一道，每道之井可资以灌溉者，为二三百亩至四五百亩不等，取之不竭，农民沾其利，农作物赖以丰收，计垦田三万七千余顷，又给予种耔，疆人仰其遗泽，称道弗衰。

自托克逊境内之林公井开凿成功，于是吐鲁番、哈密、鄯善各地亦相率景从，纷纷凿井，灌溉田亩。各地富人更有凿井供水以牟利者，田亩需水，视其所灌溉田地多寡，以定其租值，获利甚丰，因之新疆各地凿井业乃风靡一时。”

以上记载均认坎井为文忠所发明，并予推广，使新疆大漠广野，顿成沃衍。然而，根据文忠日记所载，坎井乃吐鲁番一带固有的水利设施，并非他的发明，但其功能则为他所发现。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他从乌木鲁齐前往吐鲁番，在迪化州与吐鲁番交界附近，看到了这项水利设施，格外引起他的注意，因在《日记》写出如下：

“十九日（正月），┉┉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南，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又十里为雅尔湖，乃迪化州与土鲁番交界处，又三十里至土鲁番城┉┉。”

如上所记，文忠对这项水利设施，首先因其设计奇妙而惊异，认为“不可思议之事”，再为其功能所吸引，认为那一农产丰富所由来。他一生致力于水利事业，拥有渊博的水资源利用的知识与经验，那时又负有兴修水利开垦边荒的使命，对这富有灌溉功能的新奇事物，自不等闲视之。他在吐鲁番停留了六天之久，同行的还有过去在江南襄赞他兴修水利工程，在镇海协助他制炮，而那时为他督垦伊拉里克地区的黄冕 ，因而有机会研究这“卡井”特殊构造的道理，及如何予以改善及推广的办法，由是这奇妙的灌溉手段乃闻于世，且在新疆发展。以推广言，上录《全庆传》中所陈伊拉里克垦务之经久章程四条中，第二条是“卡井应准酌开”，其下条文如次：

“查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掘井取泉，以资浇灌，名曰卡井，每隔丈余，淘穵一口，连环导引，水由井内流通，其利甚溥，其法颇奇，为关内关外所仅见。此次垦地，不无高阜之田，难令渠水逆流而上，应听该户民于盐鹻空闲之处，自行出夫穵井，冬春山水微时，可补不足。”

上文指示这灌溉设施已从吐鲁番境内推广到伊拉里克垦地，由此可想见在文忠那时开垦所到各地，只要其地形许可，他必力为推广，因而新疆其它地方也纷纷开凿坎井，垦田随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坎井的名称，初见于文忠《日记》及全庆奏折（事实上可说是文忠写的奏折）的，均为“卡井”，稍后见于继任伊犁将军萨迎阿奏折的，是“闸井” ，后来却都以“坎井”著称，按易经“坎”卦，其象为水，为沟渎，为隐伏，恰与卡井的构造形态相符，可能由文忠据以更名为“坎井”。又坎井的构造，初见于文忠《日记》的，较为简略，后人所记的，则较为繁复，可能文忠于予以推广时，曾加以改良，以求水源旺盛，乃成为今日所见之形态。可能经文忠更名为坎井，井加改良、推广，由是在新办之区，遂相传其出自文忠的发明，且称之为“林公井”。自是年正月他发现“卡井”，迄十一月他入关，前后仅十个月，而“林公井”遍开于新垦之区，此益见其致力之果，工作效率之高，对新疆贡献之大。

※※※

文忠经约一年时间，次第勘完南疆八城及吐鲁番、哈密两城的垦务后，伊犁将军布彦泰因于道光二十五年九月“疏报查勘新疆开垦事务完竣，得旨嘉奖，十一月升陕甘总督”；其恊同文忠周历履勘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也“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宣劳最着的文忠乃于同年九月奉旨“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这篇诏谕的全文如下：

“谕内阁：布彦泰奏查勘开垦事务，将次完竣等语。前据该将军奏称，林则徐于伊犁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案内，捐办要工；嗣因新疆南北各城开垦事务，迭经降旨派令林则徐同全庆前往履勘，兹据布彦泰奏，各城开垦，九十月间即可全局完竣，林则徐自饬派查勘以来，自备资斧，效力奔驰，将近一载，着有微劳，着饬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是年十一月初六日，文忠在哈密旅次，奉旨以“着有微劳”释回，他百感交集，赋诗四首道其衷怀，于公于私，都倾吐了他的真情，兹照录如后：

“飘泊天涯未死身，君恩曲贷荷戈人!放归已是余生幸，起废难酬再造仁。一唱刀环悲白发，重来辇毂恋红尘。枯根也遇阳回候，会见金门浩荡春。

浃岁锋车徧十城（原注：旧冬奉命履勘回疆八城，开垦地亩，近复续勘吐鲁番、哈密两城、甫经毕事），花门剺面马前迎。羁臣几见膺星使，清秩频惭附月卿（原注：道光丙戍在籍居忧，蒙恩以三品卿视鹾两淮，恳辞未赴，辛丑罢粤督任，复蒙以四品卿赴浙东，至是凡畀京堂者三，益滋感悚）。雨露雷霆皆圣泽，关山冰雪此归程。衔恩正对轮台月，照见征袍老泪倾。

大树营门礼数宽，将军揖客有南冠！非徒范叔绨袍赠，不待冯驩剑铗弹。夙世因缘成缔合，一心推挽愧衰残。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按此首系感谢伊犁将军布彦泰相遇之厚）。

寓公家室问苍茫，笑指新丰似故乡（原注：眷属寓西安三载余矣）。频附音书烦北海（原注：李石梧中丞），曾同忧患忆南阳（原注：邓嶰筠前辈）。门墙沈瀣云情重（原注：眷属在陕，多承及门方仲鸿、刘鉴泉两观察解推之谊），儿女糟糠絮语长。准备椒盘谋饯岁，屠苏偏合老先尝。”

在哈密，文忠将查勘地亩事务办理完竣后，才遵旨启行东归，结束其三年多新疆流戍而到处奔波的生涯，而于是年十一月间进入嘉峪关。闻悉文忠内召的消息，各方人士无不欢欣鼓舞，故旧中，如邓廷桢、宗稷辰、姚莹等，都赋诗志庆，这里只录下姚莹的一首，诗题为“闻少穆先生以九卿内召感而有作”，以见当时舆情的一斑：

“白发丹心出玉关。清风皓月满天山。五年中外同翘首，一夕乌孙报赐环！明诏应收父老泪，花砖仍冠上卿班。三吴故吏如存问，新探江源雪岭还”。

注释

①《诗钞》，卷六，《西行过洛叶小庚招入衙斋并赠两诗次韵奉答》，《小庚邀集千祥庵迭僚字韵奉谢》，《连日对饮怡园读天籁轩词复次身字韵》。

②《文钞》，卷一，《同游龙门香山寺记》。

③《诗钞》，卷六，《华阴令姜海珊招余与陈赓堂、刘闻石同游华山归途赋诗奉柬》。

④《溃痈流毒》，卷四，《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子寿书》。

⑤《诗钞》，卷六，《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⑥同书，同卷，《舟儿送过数程犹不忍别诗以示之》。

⑦《筹办夷务始末》，卷之五十九，页三十四。

⑧《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子寿书》。

⑨《诗钞》卷六，中有《题富海颿督部韬光蜡屐图》，《题海颿松阴补读图》，《留别海颿》，《程玉樵方伯饯予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奉谢》，《题唐子方观察梦砚图》等首，皆文忠当时在兰州所作。

⑩陈世镕，《求志居诗集》卷十二及卷二十中，《题林少穆制军关陇访碑图》，《题林少穆制军边城伴月图》，《和林、邓两制府长律一百韵》，《林制府文忠公》等首。

《诗钞》，卷六，《将出玉关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

同书，卷七，《出嘉峪关感赋》。

同书，同卷，《塞外杂咏》。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道光朝留中密奏》，《布彦泰片三》，原载史料旬刊三十七期，三六九——三七〇页。

本书卷首照片，《林文忠公自新强伊犁寄陕家书（道光二十三年）》。

 《诗钞》，卷七，《室人赋述怀纪事七古二章以手稾寄余喜成四律即寄青门》。

 高拜石，《南湖录忆》，页八〇——八一。

 《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六十六，页八——十；梁章巨，《浪迹丛谈》，《陈庆镛劾琦善奕山奕经疏》。

《清史列传》，卷四十一，《汤金钊传》。

 《清史》，卷三百七十一，列传一百五十七，《伊里布传》。

 《诗钞》，卷七，《哭故相王文恪公》。

 《清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一百五十二，《卓秉恬传》。

《诗钞》，卷七，《送嶰筠赐环东归》。

 《清史》，卷一百四十七，艺文志二，页一七八六。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林文忠公事略》。

 《清史》，卷三百八十三，列传一百六十九，《布彦泰传》。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道光朝留中密奏》，《布彦泰片三》。原载史科旬刊三十七期地三六九——三七〇页。

《清史列传》，卷三十八，《邓廷桢传》。

邓廷桢、《双砚斋诗钞》。“七十生辰，少穆寄诗志庆，公今年亦六十矣，为倚声四阕，奉酬为寿”。末阕数句：“宣室还闻念逐臣。曾造膝。谓公才胜我，天语如春”。下注：“去冬引对养心殿，蒙谕：朕看林某才具似胜于汝”。

《清史列传》，卷五十四。《布彦泰传》。

同书，卷五十二，《全庆传》。

林竞，《西北丛编》，页二四一——二四三。

高拜石，《南湖录忆》，《新疆之林公井》，民国五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中央日报。

《清史》，卷三百八十五，列传一百七十一，《黄冕传》说：“裕谦死难，冕牵连遣戍伊犁，既而林则徐亦至戍，议兴屯田，冕佐治水利有功，赦还”。

《清史》卷三百八十三，列传一百六十九，《萨迎阿传》。

《清史列传》，卷五十四，《布彦泰传》。

同书，卷五十二，《全庆传》。

《清宜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页二十一——二。

《诗钞》，卷八，《乙巳子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同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纪恩述怀》。

《文钞》，卷四，《查勘回疆地亩奉旨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谢恩呈》。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五，页二十五，《闻林制军内召》。

第二十六章从甘肃到陕西

署陕甘总督——平定“野番”——陕西巡抚——对货

币问题的意见——赈恤灾民——清操垂范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文忠方从新疆进入甘肃省界，突奉旨：以伊犁将军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赏候补四五品京堂林则徐三品顶带，署陕甘总督①。到次年三月，布彦泰自伊犁抵甘履新，文忠卸署督任，但仍遵朝旨留甘会办番务，迄六月底始离甘肃。

那时陕甘人事频有更动，原期在甘迎接文忠入关的邓廷桢②，于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从甘肃布政使擢陕西巡抚，同年四月，原任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死，以原任陕西巡抚惠吉代，未到前，由邓廷桢署，但在文忠入关前三个多月，廷桢已离甘肃，回陕西巡抚任。惠吉旋于十一月初死，朝命以布彦泰继任陕甘总督，未到前，由文忠署。正当人事频繁更动中，甘青边区叠生乱事，其情形如下：

“┉┉青海番匪连年肆扰，自道光二十三年总督富呢扬阿奏报，进剿驱回河南，实仅邀各僧赉抚，约不北犯。次年复扰河北，掠凉州营马匹，戕守备。富呢扬阿诿称匪乃四川果克黑番，大雪封山，难剿。而西宁镇总兵庆和出口会哨，又遇贼被戕。惠吉继任总督，檄提督胡超进剿，肃州兵不听调，哗噪，胡超不能制。惠吉筹办未有绪，殁于任。乃以布彦泰代之，本至，命林则徐先署总督，并授达洪阿西宁办事大臣，同治其事。┉┉”③

文忠刚刚遇赦入关，立即复拥节钺，这种逈异寻常的遭遇，要因陇上风云密布，如不及早澄清，便将演成大祸，而点数当时人物，他是最出色的戡乱能手，这番绥靖重责自非他莫属。同时，从布彦泰历次奏保文忠中，显示他俩相处极好，由是以布彦泰任其名，文忠任其实，并以曾在台湾抗英现任伊犁参赞大臣的达洪阿同治其事，可说是最理想的人事配合。在文忠方面，自广东禁烟失败而遭谴责后，他的官味更淡，当时已与邓廷桢同下归隐的决心④ ，并刻有一个题为“宠辱皆忘”的印章以见志，而在塞外寄与郑夫人诗中，有“农圃耦耕他日愿”之句，类似的诗句叠见于其它诗篇，其退隐的心意实已坚决。那知一入玉关，便复膺重寄，在他再作冯妇，重与愿违，而在势则形同骑虎，无从逃避，遂不得不攘臂下车，这种矛盾心理，备见于他那时寄与陕西巡抚邓廷桢的诗中：

“暂膺假节又随君，左右居然两陕分。攘臂应嗤老冯妇，弃繻或识旧终军。清阴最喜秦中树，幻态刚愁陇上云。何日初衣俱释负，沧江双桨逐鸥群。”⑤

文忠陕甘的事迹，无日记以供考据，仅《政书》及《文钞》中，各存数篇文件，可资参证。至署陕甘总督任内的行状，除见于《清宣宗实录》及简略载于传记外，《政书》中祇有“番务完竣赴任日期”的一篇奏折，兹分录如后：

《清史列传》《林则徐传》说：

“┉┉十一月，赏三品顶带，署陕甘总督。十二月，行抵甘州，会野番肆劫，饬镇防护马厂，并仿洋炮法改制大炮，推轮运放，士气争奋。二十六年三月，授陕西巡抚，仍暂留甘肃，偕陕甘总督布彦泰等办理番案。六月，剿番族僧于黑错寺，后追埽果岔匪巢，歼擒殆尽，得旨，调度有方，下部优叙。┉┉”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丙午，持旨赐环，以三四品京堂署陕甘总督。青海番族叛，公督兵驱剿，甫定，移抚陕西┉┉。”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十一月，命署陕甘总督，会野番肆劫，先饬镇防护马厂。时承平久，营政弛，公出按边，命演巨炮，举营无知之，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气争奋。寻剿捕番族及汉奸殆尽。┉┉”

文忠抵甘接任后的进展情形，先后具载于《清宣宗实录》。他的第一篇奏折到京后，道光于十二月廿三日批谕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林则徐奏：据报番贼情形，先饬镇将防堵马厂一折，览奏均悉。前此番贼祇以抢劫为生，此次竟敢扑攻城垣，猖獗已极。现经该署督檄饬总兵站住，酌带弁兵，亲往大通策应，并于各要隘处所，添兵防护马厂，布置尚为周妥。┉┉至需用大炮及抬炮抬枪，拟仿照洋炮之法，推轮运放，著即设法制备应用。┉┉”⑥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谕内阁：“林则徐奏参护理副将一折，甘肃护理永固协副将陕西汉凤营游击马希贤，于番务吃紧之际，经该署督等责成策应，辄敢藉词推诿，实属畏葸巧猾，著即革职。┉┉┉┉”⑦ 同日又谕军机大臣等：“林则徐奏，核明东西路堵剿番贼情形，分别劝惩一折。┉┉署永昌协都司事红水营守备惠奇、署千总事世袭云骑尉鞠兆祥，均署革职，仍留署任，以观后效。护永昌协副将隆盛友，着先行摘去顶带，责令杀贼立功。傥该将弁等仍前玩泄，即着从严参办。┉┉”除按照文忠的意见分别惩处如上外，道光还于这篇诏旨中申谕如下：

“该署督仍当随时查察，如有畏葸怠玩，不能得力者，立即严惩示儆，以除痼疾而振军威。现在渐届春融，一切剿辨机宜，着该署督妥速筹划，悉心布置，┉┉。”⑧

同月二十九日，道光于批西宁办事大臣达洪阿折中，谕军机大臣等说：

“┉┉现在林则徐驻札凉州，查办一切，不日即抵西宁，着会同达洪阿将应办各事宜，和衷商量，妥为筹办。将来布彦泰到任后，林则徐仍着暂留西宁，与布彦泰、达洪阿公同会办，期于集思广益，以靖边陲，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⑨

二月十二日，道光谕说：

“林则徐奏，搜捕番贼情形，并设法添制炮弹一折，览奏俱悉。甘、凉等属沿山隘口，现在查无番贼踪迹，┉┉该署督现已移驻西宁，着即与达洪阿详细熟商，将一切堵剿机宜，通盘筹划，妥为布置┉┉该署督现铸炸弹，试放得力，所办甚好。着即设法多制，以资应用。┉┉⑩

三月十三日，道光谕说：

“林则徐等奏，查明番贼勾结情形派兵出卡一折。┉┉据称此次滋事贼番，查系玉舒所属之雍希叶布番族，勾结果洛克贼番，屡在沿边抢掠滋扰，并拏获汉奸韩茂才讯出各情，现在派委站住等先往查拏，并密咨胡超出卡会剿等语。┉┉又另片奏请将黄冕暂留西宁审办番案，着准其暂留差遣。┉┉”

同月二十三日，道光于批布彦泰奏请先赴西宁会筹番务折上说：

“┉┉前有旨令林则徐暂留西宁，与该督等公同会办番务，嗣据林则徐奏拏获汉奸訉出各情，已有旨令其悉力筹划相机妥办矣。┉┉该督即先行驰赴西宁接印，与林则徐、达洪阿等熟商妥办，总期净尽奸匪，永固边圉┉┉。”

次日，三月二十四日，道光另在文忠的折上批说：“……布彦泰计此时已抵西宁，着即与林则徐等会商妥办。至林则徐另片奏旧疾复发，恳请给假等语。林则徐着准其暂行给假，即在西宁安心调理，遇有紧要事宜，仍与布彦泰、达洪阿筹商妥办”。

同月三十日，道光降谕：“以三品顶带署陕甘总督林则徐为陕西巡抚，命筹办番务事竣，再赴新任。……”而在四月九日的诏谕中，仍称：“林则徐着将西宁经手事务，与达洪阿会同清厘后，亦即赴省与布彦泰商办一切。……”

从上录道光各篇诏谕中，显见甘肃当时变乱局面，经前任贻误后，军风纪荡然，因使叛徒日见猖獗，且呈燎原之势，道光虽已派布彦泰为总督，而事实上一切则藉重文忠，一直要等”番务“全部办竣后，才准让他离甘。文忠本人的情绪，据其在家书中透露的，似乎希望及早结束任务，回到中原。下面是他当时从凉州寄回家书的一段：

“南坡（即黄冕，也从新疆入关）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凉州，现尚在此，因我欲铸炮，伊力任自赴江苏，劝同寅捐办解来，议尚未定，大约初十外始能前进耳。┉┉此时番务如此之闹，我不能回兰，家眷自不便迁来。至于交卸后能否不被羁留，殊难豫揣。今我且将此情写与谦帅（布彦泰字子谦），伊若肯放我去，则三月初谅可卸事，即勿庸前来；若伊不肯放我，二月间亦当有回信来，彼时可定主见。┉┉”

上述家书发出不久，文忠即进驻西宁，黄冕亦中止江苏之行，随往西宁襄助。文忠就在当地按西法铸炮，振奋军威，迅速敉平乱事。在后来他从陕西致福建巡抚郑祖琛的信中．曾追述其在甘、青宣劳的情况说：

“┉┉忽被假节之恩，剿番孔亟，周历甘、凉、西、湟诸郡，虽未躬冒矢石，而无日不风餐雪卧，刀淅剑炊，如是三阅月，遂为寒瘴所侵，一病几殆，奏蒙温旨给假医治，而于番务似不得脱离。┉┉秋间黑错寺凯撤之后，始得履任青门。┉┉”

至于这次办理“番案”的全部经过情形，则大略见于文忠《番案完竣赴任日期折》如次：

“┉┉查本年沿边各卡隘防守綦严，并无野番窜入，惟上冬循化厅卡外之黑错寺番贼劫杀洮州土司一案，官兵赴彼缉凶，胆敢抗拒戕害，不得不慑以军威，是以数月以来臣未敢遽离甘省，当与督臣布彦泰等迭次奏明，添兵易将，恪遵历奉谕旨，攻其要害，歼厥渠魁，务使番族等知威知惧。兹经达洪阿带兵剿办，将主令抗官之僧寺及恃众济恶之番庄悉行焚毁，贼番巢穴为之一空，其逃至果岔地方，希图负嵎为固者，复经痛加剿击，斩获甚多，余众乞命投诚，随经收抚，将田地招良承种，大兵凯撤回营。计此案先后解刭番犯共有六十三名，除西宁镇总兵站住所获内，有訉系株连之人，业经随时释放外，其余均已分别勘办另行会折具奏。又本年以来，拏获番贼汉奸多起，亦就其情节轻重，会覆罪名，分别奏咨完结。达洪阿于撤兵后经过省城，与督臣布彦泰及臣面述一切，遂回青海本任。布彦泰以奏准亲巡边隘，亦在料理起程。臣前由西宁回至兰州，已阅四个月，现与布彦泰、达洪阿访询舆论，咸谓向来番匪出没靡定，虽不敢保其久违无事，而此时野番之慑伏，边隘之安恬，实与去岁情形判若霄壤。臣思近年番匪鸱张原因，弁兵怯懦所致，卡隘几同虚设，既不能堵贼于未来之先，入山视为畏途，又不能击贼于失事之后，卡内则有汉奸熟番为之引路通信，卡外则有番僧巨寺为之匿犯窝贼，是以来去自如，肆无忌惮，不独民间迭遭劫掠，即戕官亦若泛常，不独草肥始出逞凶，即寒冬亦多肆扰。经此次大加惩创之后，番众知喇嘛寺院不足恃为护符，我兵知大炮抬枪实能远攻克敌，军威既振，贼胆自寒。加以督臣带兵亲往各卡周历巡阅，新任提臣台涌不日即可到甘，亦能力加整顿，臣现在别无应行会办之事，而陕省文闱伊迩，巡抚例应监临，所有科场事宜，亦须先期督办，免致临事周章，是以臣谨遵前奉朱批可赴任时即赴新任，于六月二十四日由兰州起程。┉┉”

综合上述各项文献，文忠在甘的事迹可归纳如次：甘省番案起自青海循化厅卡外之黑错寺番劫杀洮州土司，嗣渡河掠凉州，戕守备，又找西宁镇总兵，甘省防兵哗噪不听调，统兵官不能制，大有燎原的趋势。文忠于严重事态中奉命署陕甘总督，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抵甘州，旋至省令部署，勒兵防护马厂，随即出镇凉州，严申纪律，重振军威，并奏明添兵易将，督师进剿，继而进驻西宁，扫荡叛徒巢穴，而在短短期中，完成了绥靖任务。在他办理甘肃番案中，有两点特可称述：其一，这次他是靠大炮以制胜“野番”，上录他的家书里说“要制炮”，《清史列传》称他“仿洋炮法改制大炮，推轮运放”，显示其曾仿铸大炮，并曾仿制活动轮子以运转炮位。此外，在一篇奏折中，他陈述如何亲自督制爆炸的炮弹 ，亦即《清宣宗实录》所纪道光二月十二日诏谕中说，“该署督现铸炸弹，试放得力”等等。这说明其运用所知制造新式器的技术，以更大的炮火威力制服敌人，同时实践其在粤去职时所提造船制炮以固国防的主张，以事实证明前言之正确。其二，这次他是于军威之外兼施宽大来处置叛徒。清代向用严刑重罚以镇压内乱，遇有叛变事件，往往以斩草除根的手段，诛戳无辜株连之人。文忠此次则将解到番犯之中，讯明确系株连妄枉之人，都经随时释放，所有本年来拏获番贼汉奸多起，都按其情节轻重核定罪名，绝不妄杀一人。具见他是宽猛兼施，威德并济，使变乱之后，边民心悦诚服，边隘长保安恬。与文忠先后起用的琦善，后于道光末年陕甘总督任内，剿雍沙番及黑城撤拉回匪，却以妄杀为言官所劾，鞫讯确系将雍沙番族妄加诛戮并妄拿刑求逼供等等，乃又被革职，一度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文忠与琦善，先后又在同一地区，经办同一事件，而彼此作风仍然相去不啻霄壤。于此可知君子小人立身行径之不同，一到紧要关头，立即判然分明。至对“一心推挽”的布彦泰，文忠既先以南北疆开垦助其成功，现又助其戡定甘肃的匪患，可谓公谊私情，两俱无亏。于此益见琦善当时在粤不与文忠推诚合作，实是自贻伊戚了。

※※※

当文忠奉命自新疆召回，诏旨是着他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回京后，犹同邓廷桢两年前释回一样，他应可觐见睽违已达八年的皇帝。从邓廷桢所述道光口说“林某才具似胜于汝”一言，足觇眷注犹殷，在召对之下，他似可将七、八年来在外所见所闻，详尽上陈。尤其自身迭经接触海上与陆上的强敌之后，他深知国势阽危，此时若不及早适应现实情况，“师夷人之长技”，奋力图强，后患将不堪设想。四年前，他因自己避嫌，乃将筹海、造船、制炮等事，托魏源写于《海国图志》，以求唤起国人的注意，而魏书刊行后，立招当事者之忌 ，此时他从关外归来，自更不便随意发表此种议论。这只有在召见时，他才能尽情陈述，吁请皇帝鉴纳，以决定扭转国运的大计。不意他一祗玉门，便奉命署督，紧急处理野番案件。到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又奉命补授陕西巡抚，仍留甘肃，会同布彦泰、达洪阿筹办番务。按例封疆大吏被命后，应先入觐请训，而后就任。文忠因于谢恩折中，陈请在会办番务事竣后，于任之前，先行进京陛见。孰知他奉到道光批示：“毋庸来京，可赴任时，即赴新任” 。这似乎表示皇帝不给他见面的机会，也就是说，他无法倾吐蕴蓄胸中多年的政见，更无从扭转危机日深的国运，很明显的，朝中显要仍在继续其浮云蔽日的工夫。经此一番考验，他不能不觉前途黯淡，因而退隐之心更于此时打定了。

道光二十六年（1826年）七月，文忠行抵西安，继其亡友邓廷桢就陕西巡抚任，迄次午四月自陕赴云贵总督任止，前后实任陕抚计九个月。尽管任职时间不很长，他仍在三泰留下了去思的政绩，到他逝世后，陕省士民经由巡抚张祥河具折奏准在西安为他建立专祠

。

文忠陕西政绩见于《政书》陕甘奏稿的，计有四篇：一、请将渭南县余炳焘量加鼓励折。二、筹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三、酌筹平粜量抚极贫片。四、覆奏部议陕甘捐输经费再行详覆折。其中以二、三、两项意义较大，特分述如次：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烟入中国，银漏外洋，银贵钱贱的现象逐年增剧，已叙述如前。江宁缔约后，鸦片更明目张胆畅销各地，银荒更甚，各省复盛行私铸铜钱，因而钱法愈乱，钱价变动幅度愈大，而人民所受影响也愈烈。那时议者未从根本改革钱法着想，或议鼓铸大钱，或议重钱以杀银，其结果不是议格不行，便是治丝益棼。当道光二十三年底文忠在伊犁时，曾两接陕西巡抚李星沅来信，向他请教“钞法”的意见，在其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家书里，（见本含卷首图片）他有如下的透露：

“石梧中丞来书，以钞法有交议之请，两次来询办法，既是朝议欲行，则必须立出善法方好。石梧于万里外谆谆质问，我率性条列事宜覆之。如渠以为合宜，则只管作伊意思条列覆奏（旁注：断不可提及我之所议），倘谓不然，即作罢论。所有条款，由覆石梧信中附去矣。┉┉”

那时文忠替李星沅草拟的钞法意见究是如何，家书中不曾说到，而《清史列传》《李星沅传》里则有下述一段，足资参证：

“二十四年四月，议覆改铸当五当十普尔钱碍难行使，疏言：陕省概以制钱交易，有自回疆携归普尔钱者，或遂传为珍异，盖商民所不习见也。以不习见之钱，遽令试行，其信从必不坚，而流转必不速，虽明立章程，究恐阳奉阴违，终无实济。又奏言：查当十钱，如以制钱七八文为之，庶作伪者无所谋利，然私铸虽可少戢，改铸又觉徒劳，若卑主惜费，意存苟简，势必奸伪丛生，此铸之难也。川楚河南相接壤，若大钱只行于陕，则贸易穷于所往，甚至预昂物价，如唐代虚钱之弊，小民日谋升合，恐较多嫌少，致趋争端，此销之难也。大钱之行，官库必兼收放，陕省若照回疆交官之例，以当五钱二百二十文、当十钱一百十文，各作制钱一串，抵纹银一两，钱盈则银绌，正支拨解，诸非所宜，此例价折收之难也。若照市价收放，各属随时长落，上司无从考核，即定以大钱若干作银一两，亦不能与市价侔，势必银价贱时，纳者不肯纳，贵时，领者不肯领，此市价折收之难也。至搭放各项，兵饷为巨款，兵丁月领几何，骤令按成折给，钱虽重而用轻，生计顿绌，此又搭放之难也。报闻。”

李星沅的覆奏是明白反对鼓铸大钱并分区定价行使的办法，他所分析的流弊，实与货币学的原理符合，而按前后经过的情形看，显是遵从文忠的意见。因为文忠自身不在其位，且所论与朝旨相反，所以坚嘱李星沅断勿提及是他所拟议的。

过了两年，文忠接任陕西巡抚，自己也遇到同一问题。他那时奉到诏谕说：“穆彰阿等奏遵旨会议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章程一折。银、钱并重，本系利用常经，果能随时酌核，不使轻重相悬，裕国便民，两有裨益，未可辄称窒碍，不思设法变通。着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悉心妥议具奏，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听属员巧为推诿，稍存畏难苟安之见，仅以一奏塞责。”同时，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覆内阁侍读学士朱嶟条奏贵钱济银一折，奉旨依议，也交各督抚核议。刘良驹及朱嶟所陈银钱画一的意见，可从下录《朱嶟传》中，知其梗概。

“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嶟疏言：泉布之实，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于下，而不转于上，于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于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搀杂堵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挽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镕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征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征收，向来征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有耗羡，平余仍行提出解司。而本营同城之官俸，本州岛县之书工役食、祭祀、驿站、本地方分讯之兵饷，俱准坐支，余则视道路之远近，解存道、府、藩各库，以放兵饷。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征前十日为定，由藩司通饬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千七百，少不过千二百，取为定则，不得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可坐支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收钱者，皆发银如故，官局钱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则虽变而实因，不至纷纷室碍。至如百姓出粟米麻丝易钱输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柜者，不遽改折，是于民无扰也。兵丁领银仍须易钱，然后适用，每至兵领饷时，不准铺户抑价，今照定价放给满钱，此于兵无亏也。先时银多，则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则官以易钱赔累。多用钱则少解银，即累亦因而减，迨银价平时，又复可获羡余，此于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廛市一空，恐致钱荒。不知兵役领钱，仍行于市，地方官除存库外，尚有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行于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莫利于收钱，尤莫利于停铸。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以工本之银发出易钱，实收上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铸难行，而官钱日多，钱价可平，而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铸者，用钱之转关；平价者，绝私之微权也。特欲平价，非使银钱相埒不可。为平价而暂停铸，迨价平而后开炉，所谓欲赢先缩，一张一弛之道也。夫损上必期益下，今钱值日贱，物价日贵，泉府费两钱而成一钱，官兵领一钱则仅当半钱，无益于民，有损于国，孰得孰失，必有能办之者。总之可用钱则用钱，必须用银则仍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利，补偏救弊，无踰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从货币学观点说，当时所发生银、钱不能画一的现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江宁缔约后，除分期四年偿付英人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外，加以鸦片继续进口所导致的贸易逆差，使二十余年来日形严重的银荒问题变本加厉。银愈少，其价愈昂，另方面则制钱鼓铸加多，钱愈多，购买力愈低，由是银、钱的比重不特无法维持，且愈去愈远。再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银愈罕则愈被珍藏，钱愈贱则愈充斥市面，而后者的流通速度且随而剧增。钱的鼓铸数量多，流通速度高，便形成了通货膨胀现象，遂致物价腾涨，上下交受其困。自鸦片进口剧增以来，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鸦片战争前，议者以根绝烟源来制止银漏，扭转贸易逆差以补救银荒，当时无论禁烟派弛禁派，实都以此为目标。到鸦片战争失败，上下绝口不谈禁烟，也就无从再向这方面寻求根本解决办法，乃转而专向钱法上谋改善。那时，我国不仅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早已破坏，而外洋银币流通遍于东南，安南等国铜钱杂行于闽广，币制实紊乱已极，照理在五口通商之后，应当审时度势，迎合时代潮流，变更旧制，实行货币改革。然而，文忠在十多年前，已经建议鼓铸半两重的银币，既便携带与流通，复可抵制外洋银圆，结果却被道光斥为“太变成法，不成事体”。在这墨守旧章的观念下，货币变法是根本谈不到了，由是议者只在现行钱法的范围里兜圈子，想以硬性的规定及人为的手段来导致银、钱的画一，而刘家驹和朱嶟的建议，都莫非如此，充其量不过所谓“补偏救弊”而已。但是，以当时官吏的因循苟且，相习成风，要责成他们把不可能画一的银、钱比价，用管理的力量使之画一，其实行之难，是可想象的，若使不肖者再从中运用，上下其手，则流弊更无底止。而且，我国幅员辽廓，当时各地交通运输，除水路可通行的外，都十分不便，笨重的铜钱往来搬运，既感困难，钱价往来报讯，更不灵活，事实所难办，亦即流弊所由生。再说，当时货币流通情形，因地而异，例如东南有互市之便，早已通行外洋银币，黄河以北，以纹银与制钱并行。云南产银，商贾习于用银而不用钱，西北贫瘠，陕甘则以用钱为主，各因其习，在势亦难通盘定制。因此，部议银钱画一章程，对若干省分，简直无法实行。

文忠对当时钱法的意见，正与上述观点相符，在其三年后写给邵懿辰的覆书中，他慨乎言之如次：

“┉┉执事所深嫉者，在于剜肉疗饥，吮血止渴，此诚碻论。然上下皆明知之，而故蹈之，亦曰计无所出云耳。夫以担囊胠箧负匮之盗，而无如之何，且相率而讳匿之，将顺之，竭江海而取偿于沟渎，其涸有不立待者耶?大疾不治，而药其轻者小者，即效亦奚以为?况药施于此，而疾且发于彼。即如大教所论圜法，停铸减铸非不可行，然停减者已七八省矣。即以闽省言之，停炉已三十年，不独银、钱皆有票，即洋银亦用票，而银之贵且日甚一日。执事见京局铸出之钱，而讶为过重，要知其重者砂也，非铜也，故掷地易碎，果其纯铜，则甫铸成而毁之者众矣，亦常不给之势也。外省所用之钱，轻而小者十之七八，其用重钱者仅一二耳。银之所以贵者无他，岁去五千万，有数可稽，其以洋银入者，不及一也。譬如人之精血日耗于外，而惟于五官六腑，自求运气之术，能敌其外出者乎?┉┉”

据上文，文忠实已看清当时货币问题的基本症结所在：银漏外洋如此之多，犹同人之精血日耗，今无根本治疗之方，徒药其轻者小者，不特于事无济，且将施药于此而疾发于彼，益滋纠纷而已。因此，他于奉旨筹议银、钱画一章程后，当即覆陈陕省大部分地方重峦迭嶂，车辙不通，其平原之地，亦无内河可达省垣，行旅往来，多靠驮载，间须雇夫背负，制钱运送，脚费太大，无论官民，都难负担，又因交通困难，各县银钱比价，无法视省垣时价为准，至于变通用钱之议，则陕省养廉等项，早已按每两银搭钱，所办已在他省之先。基于上述各情，他以“陕局情形，实有难以改易者，亦有业已变通者，应请仍循旧章，庶免转生窒碍” 。那时，李星沅已调升云贵总督，也奏覆“滇省跬步皆山，不通舟楫，商贾用银而不用钱，┉┉放给兵饷，实因营汎区分，运费繁重，未能搭放钱文，应请仍循其旧”。

※※※

是年，陕西大旱，灾荒很重，文忠筹划赈务，不遗余力，其事迹略见于金安清、李元度两传。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

“┉┉移抚陕西，值大旱，公筹划灾赈，请行捐输，事赖以集。┉┉”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

“┉┉捷陕西巡抚，关中旱，民不能耕，争杀牛以食，公曰：‘如此则来岁又饥也’。饬官为收牛，偿其值，劝民质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

其它筹赈的事迹，另见于一篇奏折如次：当时西安等四府州属存常平仓粮共一百一十余万石，向因久贮在仓，恐致霉烂，故有推陈易新，存七出三之例，每年冬春酌量出借，秋后收纳还仓，兼具现代所行“农贷”的作用。是年遭遇荒歉，民间食粮无着，各属乃禀请推广章程，勿限存七出三之数，多予贷借，以期民食有资，用意未尝不善。但是，陕省历年出借食粮，为保证其春借秋还，必择信用较佳素有恒产之户秋后有粮收入者为对象，若随时买食的贫民，则恐其力不能还，不肯轻为贷借。因此，周转之利一向归于富农，而不及于贫民；现因岁歉粮荒，扩大出借食粮，势仍按成规办理，结果仍将徒利害户，于贫民无补。基于上述情形，文忠认为“兹值岁歉价昂，此等买食贫民，正虞食贵，亟须为之调剂，不应将仓贮粮食借与素有恒产之人，然竟借给贫民，又恐有借无还，徒致积为民欠。故与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粜之为宜”。因为平粜可使人民得到廉价粮食的供应，以度过灾荒。但平粜也会发生奸商牙蠹捏名零买囤积牟利之弊，为此，文忠责令地方官趁那时编查保甲之便，“统将户口确切查明，分晰注册，凡应准平粜之贫户，核其大小几口，填给印单一纸，令其凭单买粮，每一次准将五日之粮一并粜回，随于单内盖戳，仍交该户收执，为下次买粮之据，仍分别各乡排日匀粜，周而复始，如此办理，可免拥挤之虞，而囤积射利之徒亦不能希图冒混”。他又体念“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粜，彼亦无力买食，其为颠连困苦，尤可矜怜，惟有官为收养，俾免饿殍在途”。仅西安省城，他收养了三四千人，并饬各属一体酌办，所需经费，他照例不取给于国库，而自己捐廉倡导，谆告官绅捐输，“并劝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邨，使其受者知情，予者见德，恤贫即所以保富，而地方亦藉获安恬”。从这平粜恤贫的救济办法，具见文忠宅心之仁，处事之周，历数十年，始终如一，其所全活及救济的，为数不少，即此一事，已足使陕人长怀德政，而建祠纪念他的遗爱了。

是年十一月，文忠以病奏请开缺，道光不允，给假三月调治。《清史列传》就此记说：“十一月，因病奏请开缺，得旨赏假三月”。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记说：“┉┉公以积劳，疾作乞退，温旨不允”。文忠素患疟疾与疝气，时常发作，加以两三年来，关外垦荒，长途奔驰，陕甘从政，夙夜奉公，其因过分辛劳而影响健康，自在想象中，但另一主要原因，则在于他审度情况，自觉以引退为宜，乃下归田的决心，至以称病乞退，未尝不是一种内衷极不得已的借口。他的退休决心，可更于下述分产一事获得证明。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文忠自以年老，决计退休，三子均已成业，乃于西安巡抚署内，自写分书，将其三十余年服官所得的俸余，暨父母晚年及自己所添置的田屋产业，匀作三份分给三子。兹录分书全文如下：

“父谕吾儿汝舟、聪彝、拱枢知悉：余服官中外已三十余年，并无继续营田宅之暇，惟祖父母在时，每岁于俸廉中酌留甘旨之奉，祖父母不肯享用，略置家乡产业，除分给汝四叔外，有留归余名下者，载在道光丙戍年分书，汝等亦已共见。嗣于庚寅年再出，至今未得回闽，惟汝母中间回家一次，添买零产几处。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廿三所，原不值再为分析。而吾儿三人，长已成名，少亦举业，尔等各图远大，当不藉此区区。但余年已六十有三，汝母亦届六旬，且有废疾，安能更为汝等劳神照管。汝辈既已长成，自应酌量分给，俾其各管各业。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勿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每股各值一万两有零，其中即有多寡伸缩，亦不过一二百之间，相去不远。合将应分契卷检付尔等分别收执，其应行收租者各自收取，如因中外服官不能自行经营，亦各交付妥人代理，将来去留咸听尔等自便，我亦无庸过问。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皆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矣。再目下无现银可分，将来如有分时，亦照三股均匀，书籍衣服并皆准此可也。兹将所分三股产业开列于左。此谕共录三纸，尔等各执一纸为照。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孟陬吉日，竢村老人亲笔书于西安节署之小方壶。”

服官三十余年，所遗产业不过如此，而且大部分还是他父亲手里将积年累载的甘旨之奉节储下来的，其清德过人，在当时已为人所传颂，且奉为榘范，这可见于下录陈康祺的述评：

“曾文正公（国藩）致其弟威毅伯（国荃）书云：‘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廿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读此，见文忠之清操，亦见文正兄弟之志趣。”

同年二月，道光迁两江总督壁昌为内大臣，调云贵总督李星沅继任，而以文忠为云贵总督。这项人事调动，在文忠方面看，未尝不有微妙的意义。当时度支告匮，亟须整顿盐、漕、河各政，以资调剂，两江的地位更显重要。以文忠当年久官江南，熟于各政的利弊，此时两江总督更动，按理应以他调任，以速事功，结果乃以就任云贵总督仅仅数月并且戡平回乱方告得手的李星沅继任，而以文忠来接替李的原任，且不命他入觐请训，而径经四川赴任。由是，文忠自伊犁入关后，始终留于边远地区，且有愈调愈远之势，不能不使人想象此中调遣实具特殊意义的安排。

文忠于三月奉旨，默审滇中回乱方萌，不得不为国家尽力，乃于四月间自西安经由成都赴任。

注释

①《清宣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三，页六。在奉命署陕甘总督前后，文忠会于甘肃边境留下一段佳话。当他进入甘境玉门县，与来迎的长手相会，因一路辛劳感觉不适，只得就地暂息，并因旅店肮脏，乃派人与知县商借行馆小住。知县看这远戍归来的谪宦，现有官街不过四五品京堂候补，竟托辞拒绝。才过两天。县里奉到急递沿途探投给署任陕甘总督的廷寄，知县才晓得这些日子屈居旅店的官员，此后便是省内最高上司。当他赶到旅店向这新大员父子道喜叩安。而看到那湫隘情状时，他不由不禀请署督大人移往其前两天想住的行馆。文忠当以身体已康复，一二日内便赶程上省，不必多一番移动。满怀不宁的知县，经他的师爷教其如此如此安排，便于次日清早再到旅店，恭请署督出来参观本地风光。在他导引之下，一行人经过行馆的门口，只见大门两旁贴上新写红纸联一对，那是：

鹤呜九皋其子迎，

鸿飞遵渚我公归。

正当文忠点头说：这样僻县也有懂文墨的雅人，他不自觉地被请进了行馆；刚坐下，就看到一批夫役把他的行李都搬进来，他转眼望那诚惶诚恐的知县，掀髯和颜说：也好，也好。我们就在这里住住两天。

②邓廷桢，《双砚斋诗钞》，题为《寄怀少穆》诗中。有“旧蜡拜恩命，宅藩来兰州．西望嘉峪关，兹地为咽喉，造物如有意，置我于道周，旦晚迎公归，慰我輖饥輖”等句。

③《清史》，卷三百八十三，列传一百六十九。《布彦泰传》。

④邓廷桢，《双砚斋诗钞》，《和钱心壶给谏生春诗十二首》，其中怀林少穆一首的末两句，“记曾盟息壤，招隐小山丛”，下注：“庚子岁暮，少穆与余同滞羊城，余制春帖子云：敢道在山为远志，记曾发箧有当归。少穆为余书之，并跋云：他日归山，毋忘此息壤也”。

⑤《诗钞》，卷八，《次韵嶰筠喜余入关见寄》第二首。

⑥《清宣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四，页十九——二〇。

⑦同书，卷四百二十五，页十一。

⑧同书，同卷，页十二——三。

⑨同书，同卷，页十七——八。

⑩同书，卷四百二十六，页十三。

同书，卷四百二十七，页七——八。

同书，同卷，页十一——二。

同书，同卷，页十三——四。

同书，同卷，页十八——九。

同书，卷四百二十八，页八。、

本书卷首图片，《林文忠公自甘肃凉州寄陕家书（道光二十六年）》。按此封家书未载日期，察其语气，应在是年一月初写于凉州。

《古今尺牍大观》，下编，第十六册，页九——十，《清林则徐致闽抚郑梦白中丞书》。

《政书》，陕甘奏稿卷一，《番务完竣赴任日期折》。

魏源、《海国图志》，第八十七卷，页六。

《清史》，卷三百七十一，列传一百五十七，《琦善传》，参同书，卷三百八十三，列传一百六十九，《萨迎阿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页二〇，《与余小坡言西事书》中说：“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顾不知忌讳耶？”

《政书》陕甘奏稿卷一。《番务完竣赴任日期折》。

 《清史列传》，卷四十二，《李星沅传》。

《政书》，陕甘奏稿卷一，《筹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

《清史》，卷四百二十二，列传二百八，《朱嶟传》。

《文钞》，卷四，《复邵蕙西中翰懿辰书》。．

《政书》，陕甘奏稿卷一，《筹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

《清史列传》，卷四十二，《李星沅传》。

《政书》，陕甘奏稿卷一，《酌筹平粜量抚极贫片》。

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三，页五。

第二十七章云贵总督——“只分良莠，不问汉回”

“莠则虽汉必诛，良则虽回无问”——消泯斗争——

安置回胞——革新边政，整肃官箴——开发矿产，藏

富于民——告病引退

道光二十七年，文忠六十三岁，六月抵昆明就云贵总督任。二十八年前，他曾以云南乡试正考官身分到昆明，此番旧地重来，就地自有许多门生故旧，并有其会试同年程矞采任云南巡抚，做了他的助手，人事上倒很和谐，但在事业上，他所面临的又是变乱局面，其严重性则远在陕甘任内之上。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概括的说：

“二十七年，迁云贵总督，滇中汉回构衅垂数十年，焚杀无虚日，议者各有所袒，莫能决┉┉。”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扼要叙述当时情况如次：

“丁未正月，擢云贵总督，趣赴任。滇南通省，汉回杂处，客主相忌，不通婚。始则汉民势盛，官恒偏袒，积久回怨深，屡报复。回性忍鸷而专一，汉民涣散，转为所屈，守令惧衅巨，又从而抑汉就回，往复之间，率不能平。道光中，有通判张景沂，谳礼拜寺隙地纳贿，启争端，汉回仇杀千人，难由是始。丙午丁未间，迤西道罗天池信绅士之言，一夜诛城中回众逾万，老幼无不并命，至为冤滥。贺长沙（按即贺长龄）为总督，处置未恊，革任去，以李文恭（按即李星沅）代之，用兵数月，稍有绪，量移两江。上以公驭边精审，特以滇事属公。┉┉”

按滇省汉回构衅仇杀，由来已久，道光元年、十三年、十九年常有双方械斗焚杀的命案多起，但都没有二十五年的案情那么严重。是年四月间，回人马大等在保山县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因而起衅，汉民打毁清真寺，其后虽经调处赔银了事，而汉回互相纠众仇杀焚掠，经永昌府文武官员带兵往拏，回人率众拒敌，戕害大小营员及兵练多人，各处汉邨、回寨，彼此互烧，那时该管迤西道罗天池、署邓川州知州恒文先后奉札前往查办，回人愈聚愈多，屡有攻扑营盘的行动，汉民喧传回人蓄意进袭保山城，要将汉人杀尽，密约城内回民作为内应，并将送信的回人盘获，由是九月初二日金鸡、板桥各哨练头，藉有官方防匪的手谕，纷纷带练丁进城，声称援救城内汉民，遂将城内回民，无分老幼男女，滥行杀戳，以致同时歼毙的约有四千余人。事起仓猝，全城文武官员弹压不住，而知州恒文的家丁黄溃与回民本有仇隙，竟乘机持刀到回民杜文秀的未婚妻马小有姑之家，杀死其父，并将马小有姑带回寓处窝藏，又与其它汉人各带练丁，名为防变，实则横行抢杀。另有外出回民白廷赞及其兄白廷飏的家属，全被练丁杀尽，同日丁灿廷、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家属，亦同遭惨杀①。当时云贵总督贺长龄于十一月奏称：“回匪偪近永昌郡，先经迤西道罗天池将城中内应回民歼除净尽，匪等扑绕金鸡村营盘，经腾越镇中军游击朱曰恭带兵迎敌，将放枪之贼击毙，张必禄等分路进攻，轰毙匪犯数十名，匪等棄栅逃走，查明回寨并无匪徒藏匿，见将未到官兵截回归伍，有旨嘉之。二十六年五月，奏永昌逃散回匪，经外来奸回煽惑，纠众复出，提督张必禄，总兵音德布等奋勇迎击，将贼首歼毙。谕曰：此次回匪滋闹，见据生擒之马良一犯供称，上年九月搜戮内应，杀人过多，是以群起报复，是罗天池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所有议叙着撤销，贺长龄着交部议处”②。八月，道光以贺长龄不胜总督之任，着降补河南布政使，命李星沅继任云贵总督。二十七年三月李星沅奏称：“┉┉永昌之变，迤西道罗天池仓卒掩捕，未能区分良莠，以致众回寒心，大局遂多丛脞，┉┉应请褫罗天池职，永不叙用；至贺长龄办理回案，未审受病之源，即蹈欲速之戒，虑事终失于疏，┉┉罗天池搜杀过多，自应从严参办，仅请撤销议叙，曷足以昭平允。得旨所奏甚详，贺长龄先已降调，至是夺职。时缅宁首匪被剿，亡走，复潜结云州回马登霄，海连升等劫囚作乱，迤西大震，星沅檄诸将迅击，而纵闲散诸回之被胁者，遂歼灭首恶，余匪渐就肃清”③。就在这时，李星沅调任两江总督，而由文忠继任。

文总自西安赴任，在四川途次奉到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上谕，着其详加体察回务情形，悉心筹办。他因于抵任后奏陈其所秉持的基本政策如次：

“┉┉伏思汉回构衅，不过民与民雠，迨至纠众抗官，则兵不得不用，然巳迭经剿办，尤须永冀安恬。前此永昌之后，缅宁又起，缅宁之后，云州又起，惩创非不痛切，而仍反复无常，总由人人以报复为心，即处处之猜疑易起。加以游匪造言挑衅，汉回多为所愚，意欲藉以复仇，而不知适以自害，彼则利其焚夺，人已陷于败亡，此种匪徒最为可恶。┉┉故外匪一日不除，即祸根一日不断。┉┉窃思汉回虽气类各分，而自朝廷视之，皆为赤子，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果能各择其良，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协力同心，共驱外来游匪，则所谓同体者非复虚言，而所谓攻心者，毋烦劲旅。┉┉”④

文忠本此“不问汉回、只分良莠”的攻心策略，先用以审办捕获云州等处的汉回各匪。按云州等处汉回纠众互相劫杀，始于道光二十六年十月，迄是年十二月底，其中有回人董老官等迭次纠众抢掠汉人殴杀练丁，汉人范小黑等迭次纠众劫杀回民多名，都经前任捕获各案的主犯而由文忠亲自鞫讯。他一一秉公审理，无枉无纵，不偏不倚，分别将回人董老官等二名判处死刑，马庭汶等二名发配新疆，汉人郭望年等四名处死刑，吕会原一名发配新疆⑤。

接着，文忠奉到七月初二日上谕，着其审办回民丁灿庭等京控香匪串谋灭杀无辜一案，并说：“此案控关奸匪挟雠寻衅串谋倡乱，被害至一万余命之多，如果属实，必须澈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难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着即平心研鞫，毋枉毋纵，务将棍徒会匪严行查禁，首恶各犯从重惩办，以纾积忿，而快人心。傥系从前办理不善，亦应据实平反，奏明办理，不得因案已将就了结，颟顸塞责，遂将万余人之冤抑郁而不伸。┉┉“文忠先奏陈该案内情的复杂说：

“┉┉就赴诉之一事而言，则原告无非理直，被告无非理曲，割断似极不难，而统全案之原委而言，则此造直中有曲，彼造曲中有直，纠缠实为不了。盖一雠即有一报，而所报偏非所雠，昆冈之玉石俱焚，城门之池鱼殃及，凶顽煽毒，而良善受灾，事之不平，固莫有甚于此者。然欲按名伸理，而法亦有时而穷。缘汉回彼此报复，皆起于仓猝之间，往往因游匪外来，遂成乌合之势，回匪合则汉村倏为灰烬，汉匪合则回寨．立见摧残，人多势乱之时，被杀被烧者，先已魂惊魄散，即起死者而问其孰杀，亦复不能指明，又何从为之搜捕。惟访有匪类即拏，拏有匪类即办，则凶手自在其中，然欲讯其所杀何人，彼亦诿之不识姓名而不能指实，此办法所以綦难也。查前此节次用兵，皆称“剿办回匪”，而未尝及汉民者，缘回众先有掳禁官弁戕害将备，劫放重囚，抗拒官兵等事，是以向其攻剿，而汉民中之匪类，虽于回民混杀乱抢，尚不敢抗拒官兵。彼回民见官兵剿回，则以为助汉，而汉民见官吏杀回不尽，又以为助回，无非只顾私雠，而不知官法，前蒙发下李星沅密片，亦云回汉无不怨官者，职是故耳。”

他继而剖析永昌回民被残杀的情形说：

“丁灿庭等现在京控词中所诉之冤，与臣等衙门所接回呈，大意亦略相似，其最称冤抑者，系指前年九月初二夜永昌七哨汉民将城内回民男妇老幼概行擅杀之事，虽其所呈八千余丁口之数，核与贺长龄原奏永昌城内本有住家回民四千余人之语不符，即道府厅县及委员前后所禀，亦均无八千余人之多，除由臣等细查以期核明实数外，即就四千余人而言，亦几于全无遗类，是该处七哨汉民之凶横惨毒，实属骇人听闻。┉┉当回汉互争之际，无不豕突狼奔，地方官惟激变是虞，一时力难禁止，由于威约之渐，以致太阿倒持，言之实深愤懑。自有永昌擅杀之事，而雠衅愈结愈深，遂致不可收拾。┉┉在回民仍以此等匪类惩办尚少，难令甘心，每以纵匪杀良归咎于官，此诚无辞以解。然谓官有助汉灭回之见，则是已甚其辞，观于焚杀汉民之回匪，官亦未尝一一究办，是谓之无能则可，谓之偏护则未必。然回民一面之辞，本不免于失实，况其所切齿者，在九月初二之事，亦思初二以前与初二以后回众之凶横，何尝在情理之中。┉┉在滇省汉人绅庶咸云，回民之杀汉民，前后统算，实数倍于汉之杀回。臣等本未目覩情形，无从烛照数计，惟节次蔓延之大概，不敢不详细访查，故曰，就赴诉之一事而言，割断似极不难，而统全案之原委而言，纠缠实为不了也。┉┉”

汉回历年互相仇杀的情况既如上述，政府亟应本至公无偏的精神，审慎处理，尤其立须扭转历任所采取之不当的措施，以迅遏乱萌，文忠因以坚定的态度披陈其拨乱反正的政策如下：

“┉┉此时断不可再行用兵，致滥杀而转滋借口，即缉拏匪类，亦须先除外匪，而内匪始可渐清。所谓外匪者，本系无籍游民，自称为回而未必真回，自称为汉而未必真汉，何处抢杀，即随何处助凶。此等匪徒，现在拏到即办，并处处严查保甲，务使无地容身。其所谓内匪者，如汉回同壤而居，安分者即为良，生事者即为匪，若必一时穷治，追溯搜查，则查汉而汉人即目为护回，查回而回人又目为护汉，汉回各执一说，分辨不清，治丝而棼，终非了局。臣等窃谓目前所最亟者，在弹压之使不妄动，化导之使不互疑。是以首饬文武将永昌、顺宁等处，无论绝产逃产，官为悉数清厘，无论汉民回民，官为设法招复。汉回中各有绅衿耆宿以及掌教头人，责令于本处同类之中，自相约束，又令各具互结，以回保汉，以汉保回，永禁侵陵，务敦和睦。现有数处善良绅士已自议立章程，交相保护，臣等即先给予奖赏，以树风声┉┉一面将以上办法剀切示谕，与汉回相见以心，未知成效果否能臻，惟有勉竭愚诚，冀相感动。至于棍徒首恶，允在不动声色，严密兜擒，断不敢姑息畏难，致令养痈成患。除控案容臣等确讯别奏外，所有现办情形，谨先附片密陈。┉┉”⑥

在提讯永昌残杀回民案件前，文忠先处理了另一起汉回互相残杀的案件。其一为道光二十七年正月间东川府属汤丹厂汉回纠众斗杀案。当时汉人幸坤发等，因回人阻止汉人使用清真寺后面的公用泉水及殴打汉人等衅，纠众八十余人，与聚于清真寺回人五十余名互斗，汉人仅死为首幸坤发等两人，回人死三十余人，汉人复将回人尸身移放清真寺内，放火烧毁，并延及附近回民房屋多间。经文忠提讯双方人犯二十八名后，将斗杀回民多人的汉人任连甲等七犯斩决，张彩等二人绞决，李万等五人发边远充军，胡中溃等较轻人犯十名或徒或杖，回民桂小苏等四名发云贵两广极边充军，至避害回民及其被延烧房屋，饬地方官妥为招抚，给资修缮，不使失所⑦

文忠抵滇仅仅两月，姚州境内白盐井相连之白塔街等村，又发生汉回寻衅烧杀的惨案，此次汉民被烧房屋共三千一百三十一间，被害死伤共八百五十口（最初仅报称被烧房屋二千六百八十余间，伤毙(男女三百二十七丁口），回民被烧房屋二百六十余间，伤毙男女六十五口，文忠一面饬将现获各犯审讯确供，并加紧严缉逸犯归案⑧，另一面感觉地方官吏顕顸无能，以致酿成巨变，认为必须立予澈底整顿，为此，他会同云南巡抚程矞采奏陈：“立政之道，察吏为先，如其措置乖方，识见适形其闇汶，聪明误用，心术每中于回邪，又或相率因循，则公务必多废弛。臣等于接见属员时，无不留心考察。臣林则徐前于校阅营伍之便，并于到处访闻，据该管府州密禀前来，臣等督同司道详加体访”，因将甄别昏庸谬妄及难胜民社各员，请旨分别革职、勒休、改教，以饬官方。尤其是此次面临姚州白塔街等村汉回互相残杀之白盐井提举李承基，平时不理民事，遇有井民受回匪恐吓诈财，控告到官，往往下令以原告执被告，遂至纵使他们倚官势而报私仇，一到回民益肆嚣陵，即径指为谋逆重情，请兵救护，但在军队前往弹压后，他却想将回民剿杀净尽，而且私雇外来无业游民作为练丁，几至激成巨变，文忠见其如此荒谬，奏请将其先行革职。此外，如嵩明州知州黄际昌，平时嗜酒，专恃官亲办事，故人皆得分肥，予以勒令休致。准补丽江县知县现署邱北县进士出身黎崇基，才属中平，缉盗未能得力，性情疏懒，难期振刷精神，又拔贡出身现署师宗县知县陈溶，听断不勤，捕务亦欠起色，因该二员年力强壮，文理尚优，均撤去县缺，以教职改补。直隶州州判山毓柏，向多嗜好，心地不醇，举动尤为躁妄，不洽舆情，声名狼籍，应即行革职。文忠除奏参上述各员外，并奏称：“此外查有庸劣之员，再行纠劾，断不敢自甘徇隐，见好属员，有负边圻委任”⑨。

文忠于奉到是年七月初二日上谕命其“谳云南回民控诉香匪杀无辜一万余人之狱”后，又奉到是月十八日上谕，命其“谳云南回民杜文秀控诉被诬从逆之狱”⑩ ，是年十月十七日第一起京控原告回民丁灿廷等由部咨解到滇，第二起京控原告回民杜文秀等亦于十一月初三日咨到，应即饬提被告人证解省，以凭质讯。查原呈所列被证，自百余名至二百余名不等，人数太多，势难尽行提解，当经文忠札饬该道府等，分别首要次要，其于控案情节无甚关系者，只须就地取供汇送核办，惟被回民呈内指系香匪串谋灭杀无辜者，不能不提至省城与原告对质虚实。但稽延多日，还未解到，查是该处汉民已经纠聚匪徒，意图抗匿应解人证，借口本年正月里该处有问拟军罪人犯二名，由官起解，被回匪拦路杀死，此次若再起解赴省，亦必在途被害，故不敢起身，虽经该官员开导再三，而哨民总不愿解。不久据探报“十一月二十九日永昌府县会营带兵押解京控案内被证至离城四十里之官坡，被保山哨民劫去，次日又拥入城内焚烧保山县署，监犯尽行放出，先经招复之回民现被搜杀无存，沿途哨民聚集，阻塞道路，搜检公文，凡有关系之文件均不能递送，江桥板片已被拆去”各等情。上述消息旋经由保山逃出的脚夫数人证实，原来该处七哨匪徒累万，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拦劫京控人证，打伤护送官员，抢夺军械马匹后，复于十二月初一日越城拥入保山，搜杀回民，内有新近由官招复的回民百余人，逃到县署声喊救命，却被哨匪放火将县署全行烧毁，回民尽行杀毙，即腾越厅来府应试的回籍士子及各衙门、公馆所匿回民亦都被搜杀，而且放出监犯，围困镇道府县各官员，并捏造情词，逼令书吏缮写，勒迫官员用印会禀省垣，混称解京人证因闻前途有回匪聚众图抢，哭求缓解，复有众多街民纷纷跪求，以致于拥挤中走失，旋闻城内回民放火，延烧县署、监狱，汉民救火，并格杀回民多人，监犯亦乘间逸出等等。文忠明察实情，认为如此抗拒勒逼，屠杀回民，已属不法之极，并查知回民亦四处纠党，各图报复，若再任其互相残杀，祸患更必蔓延，须即调派重兵弹压，方能及时敉平。由是他迅从东西两路调兵前往，自己准备亲赴大理，就近调度。在出发之前，他先行剀切告示，遍贴晓谕，“以附近各村汉民，如不随同附和，定概不予株连，即先已被胁勉从者，但能悔罪输诚，亦可量邀末减，其心存畏惧不敢始终怙恶，须将首要各犯迅速自行缚献，以正刑诛，所有江桥板片，亟须照旧铺平，各处隘口，不许阻拦行旅，往来文报，毋得截留撕毁，军械作速照数缴还，以上各事如果逐一遵行，或可网开一面，免致尽数歼除，若仍冥顽不灵，罔知利害，则大兵一临，惟有痛加剿洗。┉┉”他认为“如此大加晓谕，庶党羽可渐解散，元恶易就歼擒”。

文忠从昆明出师西进的经过，见于金安清的记载如下：

“保山回民滋事，公奏请亲临督剿，且阅迤西永昌一带边务，简精锐三千人以往（按文忠原奏：东路调兵六千人，西路二千人）。滇中自阮文达内召，十数年卒伍废弛，公素号令明肃，壁垒一新，出师之日，旌钲交道，将士皆奋厉有壮釆，滇民观者，出谷填咽，佥谓雍正鄂文瑞（鄂尔泰）后所未见。中途闻弥渡亦警，乃疾趋先击之，一鼓扫荡。┉┉”

保山的变乱与残杀，加重了滇省汉回之间的仇衅，也提高了匪徒们的凶焰。正当文忠督师西进，行次楚雄，弥渡客回勾结川、陕、贵州及越州、永北、姚州各处汉回，于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底纠众结盟，四出焚抢，围攻衙署，杀毙多人，被害达十七村庄，复在弥渡城添造木栅，安排枪炮，并力抗拒。文忠中途闻警，当以“保山正恃负嵎之势，谓可抗拒官兵，设使弥渡地方，剿办不能得手，则哨匪更必无所忌惮，办理愈费周章，故必力振军威，方可挽回积习”。他乃从楚雄赶到距弥渡四十里的云南县，催集各路兵勇，于二月初二日，竭一昼夜之力，攻破栅栏，除当场斩杀的外，生擒各犯一百余名。经他讯明其中三十五名确未随同焚杀抢劫，饬今分别取保省释及递解本籍看管外，其余情罪重大的六十二名处死，十八名发极边充军。其后续获首从各犯二十二名，其中十九名处死、三名充军。

弥渡回匪一经严予惩创，声威所被，保山哨匪万分震慑，立思悔罪输诚。那时文忠已自大理移驻永平，督师前进。原被匪徒劫持的保山城中文武各员均已恢复自由，先后向文忠报称：保山城乡绅耆先因哨匪人众势凶，一时难以理谕，所以不敢出头，及接奉省城发出告示，知征剿匪类之中，仍寓绥辑平民之意，亟与各哨逐加解释，各哨均知畏威怀德，只求遵示办理，所有案内匪犯，责令各处里甲约长，均即确查传送；桥板铺平之后，不特行人与文报全无稽留，大兵到时，亦必迎进，不敢稍阻；又放出县监囚犯，自行遍处觅获，仍送回监，现查仅少一犯，当再购线找寻；其在官坡抢去军械，亦已缴还十之七八，仍在各哨查追呈缴。上述报告经文忠查明属实后，当今将弁率军分路入城，一路男女老幼焚香夹道欢迎。所有应行缚献各犯，截至是年三月初五日，已及一百三十余名，讯系确属此次纠人抗官、打夺入城、焚毁官署、杀人、放囚的人犯。文忠因以“该地方既于兵到时即先投诚献犯，自未便遽加剿击，致使玉石俱焚。惟竟以所献为凭，则袒庇即在意中，藏匿亦复不免，且愈是首要之犯，愈恐徇隐者多”，除仍勒催续献真犯外，并多遣员弁确探未获匪踪，以绝后患。保山变乱事件，在文忠德威并济下，不发一矢，迅速敉平，但在文忠离滇数年后，回乱大作，历十八年，始告平定。

在这次保山事件中，曾夹有一件类似“义和团”活动的情事，经文忠奏陈如下：

“臣思该处（保山七哨）民风固属强悍，然果何所倚恃，而竟敢于打夺人证之后，又公然进城焚署、杀人、劫囚，恐另有荒诞不经之徒从中煽惑，以致不顾性命，不畏兵刑，狂悖凶残，至于此极，当经密派精细谙练之委员数人改妆暗访，知哨匪所恃为护符者，有一种紧皮药，若与人战斗，先服此药，可以倍加勇力，凶狠直前，即刀枪亦能抵挡。其造传此药之人，混名铁帽子，历在邉地往来。此案滋事为首之人与之潜相勾结属实。随获到倡谋聚众之已革文武生沈振达、张时重、张汶儒，详细讯究来历。据沈振达等佥供，铁帽子实名金混秋，系大理府属摆夷，因游方卖药常戴铁盔，乡人呼为铁帽子。沈振达之义父沈聚成，原籍湖南，在保山之金鸡村寄居，早年赴铜厂营生，被砖硐坍塌，压伤头项，经金混秋用草药医痊，遂拜金混秋为师，传其紧皮方药。┉┉道光二十五年五月间，保山汉回构衅，回众攻打金鸡村，该村咸推沈聚成为练头，率带练丁堵御，沈聚成将金混秋所传紧皮方药配给众练丁服食，并称其药曾经念咒画符，食后皮肉缩聚，刀砍不进，枪打不透，以壮众人之胆。嗣后果杀退回众，将最著名之回匪九坎毛戕毙，众皆归功于沈聚成，恳其长为地方保护。沈振达┉┉思及金混秋既有术咒法符，自不止制造紧皮药一端，因潜往土司地面寻见金混秋，要传各种邪术，金混秋告以有铜赢子一个，念咒骑上，能驾云雾飞行，又有天印一颗，印在纸上，佩带身边，刀枪不入，并能招调阴兵，可敌千军万马，其它打仗防身之物尚有多种。沈振达闻其法术，以为可恃，益加崇信。二十七年十月内，闻回民京控，要提人证解省审办，沈振达知伊义父沈聚成被控有名，恐其解省吃亏，与张时重、张汶儒等商谋阻解，找寻金混秋请其卜卦，金混秋用竹片火炭打卦，称系上吉，可以拦阻，不必解省，沈聚成遂往山里藏匿，沈振达等倡言官府如果要解，只得拚出大闹一场。维时金混秋潜往保山之睡佛寺内，沈振达等密与往来，经该府县风闻，将金混秋驱逐出境，沈振达等人遣万铎、傅赞赶往途次截留金混秋到金鸡村同住，商用各种邪法，并盖造阴兵台一座，至本年二月大兵将到，始行躲散等情。┉┉”

金混秋被捕后，供认了上述一切情事，特别是当哨匪图谋劫夺京控人证时，他面许“以若要阴兵，我能调集数万”，并向他们说：“即使官兵前来，总不能敌我阴兵，我一念诵符咒，破之易如吹灰，众皆深信不疑，索取紧皮药而去”；在哨匪决定进城杀尽回人的前夕，他供说，“又乘机催令速盖阴兵台一座，各邨俱派布施，我每月拈香一次，男妇老幼都来行礼，并与我磕头，到腊月底，我对众人说，已调到阴兵二万六百名了，我又教李恛们做压胜之物，用腊捻成各种兽形，托以木板，配以鸡蛋等物，于三更后暗埋各城外七处大路，说是能挡兵马┉┉”。说句实话，如果没有金混秋那样妖言惑众，鼓励叛乱行为，何至酿成巨变，推原祸始，他自是首恶，文忠遂处以极刑，以昭炯戒。

保山自行缚献及其后查拏到案的人犯，前后共达三百二十九名。上章说过，清代对谋叛案件，处刑极严，类皆不分首从，一律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而这次滋事人犯，大多数即是道光二十五年以来汉回构衅屠杀数千人命案内的凶手，其被回民控诉有名的，有过半数已被拿获，似此怙恶不悛的顽民，加以所积民族之间的血债仇恨，是不能因其悔罪输诚而予以法外施仁的。文忠则仍本其慈祥恺悌之心，审慎处理这案件，在这三百二十九名人犯中，除四名在监病亡及二十九名归于回民京控案内议结外，计处死者九十七名，其余或遣发新疆，或杖徒，或杖。不久，各地又绩获保山滋事的余匪一百七名，其中讯有夺犯劫狱，抢夺财物，杀毙回民，奸污妇女等严重罪行，除其中一名在监病故外，计处死者四十三名，其余分发新疆、两广充军，或杖徒，或杖。

云南迤西一带，自道光二十五年汉回构衅历次用兵后，匪徒分股窜逃，而仍怙恶不悛，视焚杀为常事，以劫掠为生计，凡其经过之处，掳抢勒索，无恶不作，官兵闻讯追拿，匪踪又已他窜，形成流贼，为害无已。文忠亲至迤西督师时，查患此类窜扰情形，并历据被害人民纷纷控诉，因于驻扎永平时，在曲硐等处先派兵密往掩捕，旬日间拏获焚杀掳劫各犯一百余名，并救出被掳妇女数口。那时又访知余匪因拏捕严紧，分窜蒙化厅及越州等处，乃派兵会同地方官兜拿，先后捕获多名，其中有历次戕杀官员及各曾杀人一二名至二十余名不等的积犯七十六名依律处死。至在曲硐等处追缉积年的累犯，后复续获一百六十七名，其中汉回不一，分隶保山、永平、顺宁、云州、蒙化、越州、鹤庆、宾川、剑川等厅州县，亦有由川、黔前来，久暂不等，犯案本不同在一处，其中不乏明火执杖、纠抢勒索、搜劫焚杀、轮奸妇女等等不法的累犯，文忠除将情节最重的六十三名处死外，其余分别军、徒、杖责有差。

至于回民丁灿廷、杜文秀等京控被屠杀万余人的案件，在保山哨匪劫夺人证的变乱平定后，始可进行审结。文忠核明回民京控两呈所控的人，除相同者不计外，合共指控二百七人，经与保山滋事案中已办人犯互相校对，其中已处死者二十九名，绞监候者二名，遣配者三名，拟军者二十六名，拟流者三名，拟徒者三名，统计京控单内已经办罪者六十六名。他于保山校对后，折回大理，当即提到原告丁灿廷等四人亲写遵断甘结，共印手摹送呈备案，然后于返抵省垣，提原被告及人证卷宗研审。讯系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保山各哨汉民进城残杀回民约有四千余人之多，邓川州知州恒文的家丁黄溃掠劫杜文秀未婚妻，并杀死其父，及丁灿廷、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家属均被惨杀多命，各节均属实情，但回民呈内亦多渲染过甚不实不尽之处，例如：（一）先称城内回民被杀八千余人，而文尾又称被害一万余命，核之历次府县报告均仅列四千余人，经文忠亲在保山调阅道光二十四年保山县造报编查户口底册，回民男女丁口统共三千有零，断不至于一年后骤添至八千余人之多，原呈所称被杀人数显见不实。（二）原呈将回民烧抢枯柯河汉民并戕伤兵弁的事移在九月初二日以后，谓因被汉民惨杀不得已而复仇，又谓乡练饰以号衣，乡首假以顶戴，官私莫分，以致误戕兵弁等语。查那时回人自道光二十五年七月间，即聚于猛庭寨，进攻思母、车烧、枯柯河及陶家寨、大田街，又攻丙麻，其戕杀营员、掳禁都司，皆系九月初二日以前的事，而原呈挪前作后，足见瞒情掩饰。（三）所控聚众烧香一节，除指名为首之刘书、周曰庠二名，均系确实并于质对后因保山滋事案件先行绞决外，余则有实有虚，且当堂对所控之人提与原告质对，多不相识，并有其人早巳亡故，及外出多年者，亦混列在内。（四）原呈控称文武官员视回如仇，放匪掩杀，纵丁抢掳等情，均经文忠根据事实，认为在历年汉回互相焚杀中，地方官对双方弹压均不力则有之，若谓其有所袒助实无其事。（五）原呈控称招抚难回百余名解往大理，半路被杀三十六名一节，查是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安插回民行至右甸，途遇乡团冲散，致被追杀三人，其汉团亦被回民杀毙一人，嗣饬附近地方官招徕，仍送至大理安置，所控固有其事，尚无杀死三十余人之多。文忠根据各项情节的虚实，不稍偏抑，便断言如下：

“总之，数年来永昌之案，汉回各有曲直，汉人之逞忿于回者，莫甚于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之事，而回人之逞忿于汉者，前后并计，实亦厥罪惟均。此次将哨匪办至四百余名，回民皆已心服，而回匪之流毒各处，先前拒敌官兵，近时劫杀商旅，掳掠妇女者，亦经拏获惩办，不但汉民心服，即各处回教中之良民，亦谓匪类既除，伊等免累，咸知感激，是此番但分良莠不论汉回之办法，似有明效大验。┉┉”

审讯结果，文忠续将拏获之有关人犯十二名，按情分处斩、绞、遣军等刑。其中黄溃一犯查系知州恒文的家丁，该犯挟仇妄杀，并纵令练丁滋事，即使恒文并未纵容，亦属昏不职，特奏请将恒文革职，永不叙用，以肃官箴。

文忠在处理上述各案件中，将滇西历年滋事的汉回匪徒各予明正典刑，固是刑乱国用重典所不得不尔，而其基本原则乃是汉回一视同仁，绝无偏袒，所以能使他们一样心服。金安清特就此评述如后：

“公先以文告徧示通省曰：今尔后，但以良莠，不分汉回，莠则虽汉必诛，良则虽回无问。剀切明晓，闻者皆感泣。故后来虽骈诛之，徒亦甘心就戮，相谓曰：吾曹一身固殄，而子孙戚族，从此永出覆盆，虽死犹活我也。公临大事辄举其要，以生道杀民，多类此。┉┉”

保山事件平定后，文忠仍然多方面策划善后办法，以求多乱的滇西从此长保安宁，其中第一件是如何安置劫后的回胞。经过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及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两度残杀，保山回民受害惨重，文忠于督师查办亲履其地时，原拟招抚逃亡回众仍返旧居，但查他们的房屋被焚，早成灰烬，若令自行建盖，实属不可能，且与滇民界址毗达，清厘不易，一时既虑其互相寻衅，日久更难以彼此相安，因于军务将竣时，即另筹安置保山回民的地方。其事实是：“嗣据地方文武暨各委员觅得保山所辖距城二百余里之官乃山一座，周围约十余里，外狭中宽，前隔怒江，后依雪山，雪山之巅，石崖陡险，虽有橥夷窝居其上，向不与人民相通，其自半山中腰下至临江，间有平旷地土堪以垦种。┉┉随访得有杨育春、白奉礼等，均愿将自垦成熟之地暨果树寮房悉行折价迁让，或以城乡产业与之掉换”。文忠当以“该处山场既有田亩树株按年可收花息，并已种将熟之杂粮果实均愿折价卖给，则回民到彼即无枵腹之虞，若渐垦渐多，更可长资养赡，因询保回头人童俊、刘耀宗等，以保山之清真寺旧有零星公产，其各乡亦有故绝回户遗产，如愿公同估价与官乃山产业房屋互相掉换，便可官为经理，伊等当即允从，其价值除互抵外，尚有不敷由官凑捐给付。遂将官乃山一座全作保回聚居之所，除有他处亲戚可依不愿前往者听其自便外，凡愿移之回户皆按大小人口，官给盘费”。随后共有二百余户回民前往，并由官给予三个月口粮，俾得从容治产，又添拨把总一员，带兵八十名驻箚，就近巡防。回民知悉官方保护，可以安居乐业，随后陆续前往的又有数起。到第二年，他们在官乃山垦种的田地更见增多，与山巅的民族及江外的土著汉民都相安无事，而户口繁滋，可为久远之计，文忠因将经过情形具折上奏。

同时，文忠以回民祖先的坟墓向来都在保山，皆道光二十五年互斗时，回人焚烧汉人房屋甚多，而汉人挖掘回人坟墓尤多，尸髌堆积，使人目不忍睹，因而面嘱保山府督属妥为修掩。后因永昌府知府张亮基等捐发廉银，选择公正绅耆，分赴各山，将被挖回坟逐一修砌，悉还其旧，不独尸骨全无遗弃，并棺柩都显呈更新，统计自夏至冬共修回坟九千余冢。到那地区平定后，遇有回民赴保山祭扫时，府县必派差照料，以防再起衅端，而回民见其坟冢新修，大改旧观，亦皆同声感激，消释前嫌。由是保山汉回各得其所，不再起釁衅。

文忠办理善后的第二件，是健全滇西各地的人事。他认为“该处接壤夷疆，汉回杂处，械斗焚掠，久已相习成风，且上冬哨匪抗官，近日甫经惩创，此后弹压抚绥，较常时尤关紧要，非严明干练之员不足以资整饬”。因此他先为甄别，凡不称职及衰庸有疾的知府、同知、知州，一概奏请分别降补勒休以肃吏治。他说明自己此次亲至迤西一带督办军务，对所有永昌、顺宁、丽江等属官员，得于就近访询及因公接见时，觇其才识长短与精力盛衰。结果，他以为此次因拏获永昌滋事首要回匪出力而奉旨赏加道衔、赏戴花翎并准升任永昌府知府的李恒谦，虽于边务尚无贻误，但想他在永昌接见数次，听其议论固甚熟悉情形，而实则性近优柔，临事未能果决，难胜整顿该地方的任务，应请撤销道衔，降为同知，留滇候补，以观后果。又署丽江府知府龙陵同知陈钊镗近患目疾，多日未痊，视事临民，诸多不便；鹤庆州知州姚光熹，察其精力已渐就衰颓，办公殊形竭蹶，未便任其恋栈。以上二员，均经文忠奏请勒令休致。

在奏请降现任永昌府知府李恒谦为同知并留滇候补后，文忠以永昌府为极边要缺，必须严明的干员，始能胜任愉快，因奏请调现任云南临安府知府张亮基接任该府知府，并称其“才识明干，勤奋有为，在临安半载有余，缉匪惩奸，不遗余力，以之调补永昌府知府，可期胜任”。永昌连年滋事，民几不知有官，实由吏治因循，以致犷悍成风，积重难返。张调任该府知府后，励精图治确不遗余力，仅及年余，成绩卓著，文忠因又于密折中奏称他“于地方之利弊，无不访察周知，于风俗之浇漓，无不革除务尽，如昔日牛丛香把，拜会结盟，敛费赛神，信妖惑众诸恶习，皆能令行禁止，杜绝根株，一有勾结潜滋，即被查拏惩办；又将各邨寨枪炮火药全行搜缴入官，产硝各硐全封，军火无从私制。至该处向有教演奉棒聚唱小说之所，今则改为义学；又有纠诈大户引诱游女之风，今则属其乡禁。徭役之累民者，设法裁革之；道路之险巇者，捐赀平治之。合诸臣等正折所陈安置回户，修护回坟、劝售回产等事，无非任劳任怨，期以永杜衅端。访查彼处民情，于该府怀畏兼深，汉回如一，且不独永昌一郡如是，即附近之顺宁、蒙化等属亦莫不然。是张亮基调任年余，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根据张亮基如此卓越的政绩，文忠更于密折中保举说：“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臣等为边疆需才起见，不揣冒昧”。按文忠与张原无私人关系，祇因于道光二十二年襄助河工时，闻其不受河弁馈金（详情已见第二十四章），颇知其清操，此番试以永昌繁缺，又立见其效，似此有守有为的人物，他乃一秉为国求才的深意，竟破格保他可当“统辖滇省”的大任。清制，方面大员的保举，朝廷大都准予照办，若是所举的人不胜其任，则保举者将依情节的轻重连带受处分。张在文忠那样保举下，便立于是年七月由知府超擢云南按察使，次年三月升布政使，八月迁云南巡抚，十二月兼署云贵总督，前后仅年余，竟由郡守而晋任封圻，并亦成为清代一位名臣。

文忠善后办法的第三件，是加强滇西的警备力量。他自永平移节至保山城时，沿途查看城哨情形，随即校阅永昌及其它各地的官兵，斥革其中老弱及不可靠的员弁，并将澜沧江、潞江两处江桥及各路隘口，驻兵防卫，且酌照四川甘肃换防的往例，添派别营客兵择要驻防，按年交换，不使与各乡哨渐相熟习，联为一气。到他是年回抵省城后，“滇省之永昌、顺宁、大理三府暨蒙化一厅并楚雄府所辖之姚州，皆处迤西边界，山深箐密，道阻且长，杂处汉回，易藏奸宄。┉┉各营泛相距既遥，即有鞭长莫及之势，迨闻焚抢劫杀，兵至而贼已远扬。┉┉惟各处情形不一，有须互相钤制者，自宜以客兵换防，有须永固藩篱者，又宜以土兵驻守，为久远计，不得不相度要隘，移汛添兵，以期巡察周详，互相犄角”。他将永昌、顺宁、大理、蒙化、各地的驻防官兵大加调动，并分别添募兵丁，以充实防卫力量。滇西一带经过这一番整顿，闾阎始能安谧，商旅亦得通行无阻。

※※※

自滇西积匪肃清及汉回息争后，云南从多年动荡状态中恢复安定，文忠遂着意于发展生产事业，以求充裕国计民生。那时全国财用匮乏，府藏空虚，金银日绌，钱法愈乱，而云南独富于金银矿，如能积极开采，当可资以利用厚生。尤其为解决云南人民生计及安定社会秩序着想，采矿更是要图，其理由见于文忠给与邵懿辰的覆书所述如次：

“┉┉至于云南铜政败坏极矣。往时鄙论亦主不运铜之议，谓一年可省百万铜本也。及来滇，而始知其不可，若铜本一岁不发，则滇必乱，乱弭而所费且浮于铜本矣。终亦不能不发也，是势之无如何者也。”

文忠基于上述要旨，即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奏称：“滇省所应办者，首在开采一事，敢不详慎筹维。复思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因使之藏于民，果能经理得宜，自可推行无弊端。┉┉当饬藩司遴择晓事委员，分路访觅，谕以金银皆可采取，不必拘定一格，即或有人互争之地，前因滋事而未准开者，今不妨由官督办，抑或草皮单簿之矿，前恐未成而不敢禀者，今不妨据实报闻。┉┉查滇省课金，或以床计，或以票计，例定课额甚微，其课银章程，本系一五抽收，民间采得十万两之银，纳课者仅一万五千两，可谓敛从其薄，于民诚有大益。将此明白开导，似民间皆已踊跃倍常。当据委员会同临安、普洱文武禀称，查得他郎通判所辖坤勇箐地方，距城数十里，有土山数重，┉┉前因土内产有金砂，遂有外来游民私挖淘洗，致相争斗，禀经前督臣委员会同他郎，元江厅州前往查逐，该游民各自逃散，遂将该山封闭，但金砂仍不时涌现，挖淘较易。┉┉又离该山数里，有名为三股樯及小凹于二处，勘有草皮银矿，微夹金砂，现亦有人偷挖，但未进山成硐等情。臣等当即批准将此三处试行开采，但先前既因私挖致酿斗争，此次官为督办，亟应选择殷实良善者作为头人，责令招募砂丁，逐层约束，前此偷挖滋事驱逐复来者，亦当访拏究办，以示惩儆，且必须先派员弁多带兵丁，始足以资弹压。┉┉又据镇沅直隶同知暨文山、广通二县先后禀称，前因奉文广觅铜厂，叠经示谕民人访寻子厂呈报，嗣有镇沅厅民罗鹏报有距城百余里之兴隆山麓，获银矿引苗，当令招丁试采┉┉又文山县民万云陇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矿苗，该民等已各出备油米呈县开采。┉┉又广通县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矿可采，报经该县准令试办。┉┉臣等查该三厂开采虽尚未见成效，然总须该地方官激励厂民奋勉从事，不可任其半途而废，现已札令速将矿砂煎样解验，应抽银课先许尽收尽解，俟试办一年察定情形，再将抽解数目入额清拨。至此外更令广为觅采，有苗即力求获矿，有矿即务使成堂，如能采办数多，应先遵照朝议，商给优奖，官请议叙，以期率作兴事，感奋争先。至旧额老厂，虽据逐细查访，实系衰歇者多，然习于厂事者，必能明其消长之机，以筹修复之法，或拉龙扯水，或路旁抄尖，或配石分计，如锤手、背夫炉、下罩之人，所见既多，谅亦能知补救。┉┉不得因广采新山，而转置旧厂于不问。┉┉”

至于开矿应用何种制度：官办、民办、抑或商办?文忠的意见却与现代所谓自由经济的要旨相符，他说：

“查办厂先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甚巨，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开。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亏空，参办则有所借口，筹补则益启效尤。况地方官经管事多，安能亲驻厂中，胼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幕丁、胥役，弊窦愈多。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着赔之累，似可常行无弊。”

根据上文，文忠以明朗的态度反对开矿官办，或个人独办，而主张由商民“朋资伙办”，亦即类似现代股份公司的制度。他这种藏富于民的开通想法，已萌于百数十年前，不能不说其有独到之处。此外，他并认为要认真整顿云南开矿事业，应先订立如下四项章程：

（一）宽铅禁按滇省习见的银矿，名为大花银矿，细花银矿，其实都属铅矿。“铅矿百斤煎铅得半，即为好矿，而好铅十斤入炉架罩，其上者得银六七钱，次者仅二三钱，除抽课，工费之外，只敷半本，其裹出铅汁名为销团，铅浸灰内名曰底母，皆溜成黑铅，以此售卖方获微利。滇省向因黑铅攸关军火，曾有比照私卖硝磺办罪之案，故炉户所余底销皆为弃物，亏本愈多。查黑铅一项，或锤造锡箔，或炒炼黄丹颜料，所用亦广，原非仅为制造铅弹之需，律例内并无黑铅不准通商之文。┉┉如准将底销出售，以补厂民成本之亏，庶不至于退歇。┉┉”

（二）减浮费“查云南各属，无论五金之厂，皆有厂规，其头人分为七长，每开一厂，则七长相议立规，名目愈多，剥削愈甚。查迤东各厂，硐户卖矿，按所得矿价，每百两官抽银十五两，谓之生课；迄西各厂，硐户卖矿，不纳课，惟按煎成银数每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谓之熟课。皆批解造报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谓撒撒者，则头人、书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马；有所谓火耗、马脚、硐主、硐分、水分，以及西岳庙功德，合厂公费等名目，皆头人所逐渐增添者，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现在出示晓谕，务令痛删无益之规银，以办必须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

（三）严法令“查向来厂上之人殷实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诡谲者什之九。又厂中极兴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厂。其分也争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而抗官藐法。是以有厂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皆懔然防范。今兴利必先除害，非严不可。即如所用铁器，除锤錾锅铲菜刀准带外，一切鸟枪刀械全应搜净，方许入厂。┉┉若厂匪胆敢结党仇杀多命，闹成巨案，或恃众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县会同营员，立即兜拏务获，审明详定之后，照现办迤西匪类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俾得触目惊心，庶可惩一儆百。”

（四）杜诈伪“查矿厂向系朋开，其股份多寡不一，有领头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见有好矿而后合伙。滇省有一种诈伪之徒，惯以哄骗油米为伎俩，于矿砂堆中，择其极好净块，如俗名墨绿及朱砂荞麫之类，作为样矿示人，啖以重利，怂慂出赀，承揽既多，身先逃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诈财，良民不敢开采，多以此故。又厂上卖矿买矿之时，复有一种积蠹插身说合，往往私抽厘头为之装盖底面，颠倒好丑，为贻害厂务之尤。嗣后访护此等匪徒，皆即加重惩办，庶可除弊棍而示劝惩。”

在上折发出后，他郎厅的坤勇菁金银两矿已由文忠令选殷实良善之户作为头人，招募砂丁，逐层约束，并由地方官议定章程十余条，将在厂各项人丁名册，查明籍贯年貌详细开报。其逐层管束的办法，则是每砂丁二十五人设有丁目一名，每丁目十人复设丁长一名，积至砂丁一千名另设总头一名，而仍选立客长五名总司稽核，又责成镶头报挖新矿，炉头请票扯火，课长掌秤抽收，彼此互相稽查，随时示以赏罚，后以课书练役分段梭巡，虽事务甚繁，而约束尚无松懈。在官方督办之下，金砂生产虽甚有限，而银厂却颇有起色。文忠为保持矿地安宁，进一步又奏请在普洱府属的他郎厅矿区驻兵防卫，并酌更营制，将游击大员移驻其地以资弹压 。此外，复饬认真拏捕外来滋事的匪徒，计先后拏护各帮匪徒共一百余名，起获枪械多件，然后厂地顿形安静 。

上述文忠云贵总督任上的政绩，具见其辛劳备至，而这任内成就的可观，概括说来，实足以上答朝廷的倚畀，下慰舆情的仰望，在他自己亦复心安理得。那时，道光眷念他备着勋劳，特加给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文忠对这项殊荣，不特本其“宠辱皆忘”的衷情，泰然处之，且于下录其酬答友人见贺的诗中宣示其退休的心意：

“舞羽顽难格，张弧檄始传，蛮天开壁垒，瘴雨洗戈。恩宠惭加秩，衰退合避贤。白头孔翠，笑倒晚花嫣。

澜沧江外路，战骨积年寒。此日锄非种，吾民侮异端。敢夸新冕服，曾褫旧钩澜搫。陈迹鸡虫似，凭君白眼看。”

正当文忠心中滋长着功成身退的观念时，突然遭受悼亡的悲痛，使其十年来备尝忧患的心情又受了严重的打击。郑夫人淑卿原患废疾，身体很赢弱，而对入阙后的文忠，则悉心调护，并随往云南任所。相传在昆明总督署中，“有小园，广庭长廊，结构悉仿闽式，中秋之夕，设席园中，夫妇相酌，则徐谓之曰：此间风物，佳则佳矣，若更得宫灯十盏沿廊悬挂，素心兰十盆罗列其间，庶几尽美矣！不逾月，则宫灯摇幌风檐，而阶除名卉触鼻清芬，淑卿搴帘谓则徐曰：此灯此花固惬人意，献花则间关而至，灯亦所费不赀，吾辈居人上，察言观色者近在肘腋而不觉，偶有所好，辄坠其术，谨于事而慎于言，不可不勉。则徐颔之憬然，命尽撤而还之。”于此可见郑夫人对文忠的内助，老而愈力，唱随之情，弥深弥挚。文忠自滇西返昆明后不久，郑夫人便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曰病卒，享寿六十岁。她的死，使文忠悲不自胜，不特更打击了他的情绪，而且影响了他的健康。

道光二十九年，文忠六十五岁，正当其在滇勋业日隆，备受人民爱戴之际，乃因旧疾疝气复作，于六月间上折告假一个月。七月，复以病体未痊，奏请开缺回籍调理。道光两次降旨，都命其“安心调理” ，终因文忠辞意坚决，不得不勉从其请，准其告病还乡。金安清记文忠引疾离任的情景如次：

“公旋省后，遽遭郑夫人之丧。公少境遇艰，糟糠谊笃，至是悲不自胜，而频年积劳，旧疾疝气大作，屡请乞身。宣宗春秋高，盱衡中外，忠实可依无出公右，将以资望用公入相，兼枢政，坚勿许。公先后疏至十余上，宣宗不得已，勉徇其请。巳酉夏受代，启行，滇民焚香载酒，远迩不期而集至数万，妇孺奔走号泣，拥公马几不能前。士绅铭公德政，自迤西至黔界，大书深刻，岩壁殆徧，省城书院生徒绘‘截镫图’以纪其事。公濒歧，与寮属论回事曰：‘驭边者，公、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守令能公、勤，则小衅可弭，大吏能仁、明、威，则众心自服。经此次创艾，区区之力不过维持十年，过此非所知矣’。迨咸丰七、八年，滇患复炽，悉如公料。┉┉”

文忠是年九月离滇，途中曾赋诗四首以答谢滇人的攀送惜别，其中提到滇人临歧踵接，马足不前，铸金奉祀，勒石铭勋，自己则忍涕登程，轻装就道，这许多实情都足以证明金传所述的一切。此外，他也道出乞身引退的不得已苦衷，及其眷注滇省的安宁，以至忧时而仍恫瘝在抱等等，兹全录如下，以见此一代伟人的耿耿丹心：

“恩叨再造愧兼圻，敢道抽簪学息机。壮志不随华发改，孱躯偏与素心违。霜侵病树怜秋叶，风劲边城澹夕晖。重镇岂宜容卧理，乞身泪满老臣衣。

五华山接点苍秋，卅载鸿泥两度留。昔喜龙门腾士气（自注：谓已卯典试事），今劳虎旅破边愁（自注：迤西督师）。济艰幸仗同舟力，定远还资曲突谋。莫恃征西烽火息，从来未雨合绸缪。

此邦父老共忘形，高会曾夸六百龄（自注：今春与晴峰同年邀滇中耆旧修禊，会者八人，合六百有二岁）。赠句韵联新旧雨，临歧踵接短长亭。铸金敢听炉香奉，勒石休磨盾墨铭。但祝彩云常现处，文昌星映老人星。

黄金时节别苴兰，为感舆情忍泪难！程缓不劳催马足，装轻未肯累猪肝。膏盲或起生犹幸，宠辱皆忘卧亦安。犹有恫瘝仍在抱，忧时长结寸心丹。”

注释

①《政书》，云贵奏稿卷七，《审明了灿廷等两次京控折》：参同书，云贵奏稿卷一，《附审办回民丁灿廷京控案片》。

②《清史列传》，卷三十八，《贺长龄传》。

③同书，卷四十二，《李星沅传》。

④《政书》云贵奏稿卷一，《覆奏汉回情形片》。

⑤同书，同卷，《审办云州等处汉回各匪折》。

⑥同书，同卷，《附审办回民丁灿廷京控案片》。

⑦同书，云贵奏稿卷二，《审拟汤丹厂汉回互斗各犯折》。

⑧同书，同卷，《姚州白井汉回互斗大概情形折》。

⑨同书，同卷，《甄别盐提举州县各员折》。

⑩《清史》，卷十九，《宜宗本纪三》，页二六三。

《政书》，云贵奏稿卷三，《饬提永昌京控人证未据报解情形片》。

 同书，同卷。《筹办永昌哨匪起程日期折》。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政书》，云贵奏稿卷八，《弥渡出力员弁请奖折》。

同书，云贲奏稿卷三，《生擒弥渡匪犯审办折》。

同书，同卷，《续获弥渡匪犯审办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四，《保山哨匪翰诚献犯仍饬严拏折》。

同书，同卷，《审办倡乱妖匪金混秋折》。

同上。

同书，云贵奏稿卷五，《审办保山哨匪并酌撤官兵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六，《续获保山哨匪审办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四，《覆奏永昌汉回情形片》：同书．云贵奏稿卷六。《拏获历年拒敌官兵匪犯审办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六，《拏获历年拒敌官兵匪犯审辫折》。

同书，同卷，《拏获迭次抢劫焚掳各匪犯惩办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七，《审明丁灿廷等两次京控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十，《保山县城内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折》。

同上。

同书，云贵奏稿卷五，《甄别知府各员折》。

同书，同卷。《调补永昌知府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十，《密保永昌府张亮基片》。

《清史》，卷四百二十五，列传二百十一。《张亮基传》：参《清史列传》，卷四十九，《张亮基传》。

《政书》，云贵奏稿卷五，《顺途校阅营伍并酌改营制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九。《迤西够改协营添设汛兵折》。

《文钞》，卷四，《复邵蕙西中翰懿辰书》。

《政书》，云贵奏稿卷九，《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

同书，云贵奏稿卷十，《他郎厅新矿酌更营汛折》。

同书，同卷，《访获他郎厅厂匪黄应倡等大概供情折》。

《诗钞》，《和吴清如主致嘉淦见贺五律二首》。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一集。页八〇。

《诗钞》，卷八，《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第二首《安心屡愧承温诏》句下，原注：《两奉恩旨。皆令安心调理》。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诗钞》，卷八，《巳酉九月自滇归闽同人赠言惜别途中赋此答之》。

第二十八章“郊原雨足云归岫”

引退的衷情——培植后起人才：胡林翼，左宗棠——

优游林下——抗争英人强占胜地——钦差大臣星夜赴

粤——大星殒落

文忠终于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告病退休，不特滇民数万攀辕恳留，妇孺奔走号泣，即中原那些有心人士亦纷纷投书寄诗，殷切劝阻，他对这各方面喁喁之望，怎能无动于中?

自鸦片流毒演变而签订了江宁不平等条约后，国势日戚，民生日困，由外祸而加重的内患，毕露端倪，处处酝酿着危机，随时可爆发巨变，凡有识之士无不焉担忧。而点数当时人物，能膺拨乱扶危的重任的，舍文忠外，几无更理想的人选，因之，海内对他的寄望，显然与日俱增。这种情绪备见于那时各方人士庆贺他从新疆内召的诗文，如邓廷桢的诗有“宣室忽闻新涣汗，霸陵真起故将军”①两句，姚莹除于志喜的诗中有“五年中外同翘首”及“明诏应收父老泪”等句（全诗见第二十四章）外，复于后来通候的信中直说，“还抚关中，洵慰天下之望”②等语，的确都是由衷之言。文忠入关复起，历经陕、甘到云、贵，忽忽三年有余，所到之处，戡平内乱，造福人民，都使其主管的省份从动荡中迅速恢复了安定，果然不负各方的属望。然而，当时的国事，亟须配合时代的演变，单说庶政咸新，上维国本，下顾民生，这就需要将文忠那样吸收新知洞悉民隐的人物位于中枢，翊赞朝廷，励精图治，而后可期扭转危局，一新国运。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所说，“宣宗春秋高，盱衡中外，忠实可依，无出公右，将以资望用公入相，兼枢政”，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当时的需要，也宣达了当时的舆情。

可是，文忠对自己的遭遇，心中是有数的。将近三十年中，他始终得到道光皇帝特达之知，倚畀之深，非同寻常可比，而其尽瘁国事，几无一不奏肤功，也是道光所洞悉无遗的。在这杌陧的国势中，道光岂不欲重用自己所赏拔的人才，寄以腹心，有如金安清所称用其入相，兼枢政等等。但道光是相当英明的皇帝，心中了了，并未是非不明，对于禁烟一事的前后经过里，谁曾尽职，谁曾贻误，他是十分了然的，尤其对自己先后决策所应负的责任，也一尝不十分清楚。他为此而内疚神明，抱憾终身，甚至临终时遗韶，“毋庸升配升”③，其内衷之沉痛可知。唯其如是，他对这奉行惟谨宣劳有加的荩臣，当时不惜用为代罪的羔羊，频予申斥之后，又非遣戍极边不可。事后追忆，更何以自解。因此，一种矛盾的心理横互在道光与文忠之间，使他俩终于不能彼此相见。文忠入关后，原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入觐：第一次是于关外奉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本可同邓廷桢一样在京陛见，乃因刚入甘境即奉命署陕甘总督而罢；第二次在补授陕西巡抚后，他奏请先行进京陛见，乃奉批“毋庸来京，可赴任时即赴新任”；第三次在他鲁任云贵总督时，诏趣其径由西安赴任，即在滇疆平定一年后，仍未奉召入觐。在这反常的清况下，文忠那能不明了自己的处境，虽然自己忧国忧时，耿耿赤心，其奈形格势禁，莫遂初衷。他中夜徘徊，情不自禁，曾将那种忧时的情绪流露在下录一首诗里：

“除害频忝姓名标，自入关来未入朝，谬向蛮荒开节镇，犹闻洋舶逞天骄。澜沧昨岁鸮音革，珠海何年蜃气消?病塌呻吟忧未了，残灯孤枕警中宵。”④

“自入关来本入朝”一句道出了他无从觐见皇帝的实情，而对洋舶天骄、珠海蜃气的外患正炽，又吐露其无限的隐忧。他若依然恋栈，此后无非长在边远地区宣力，于大局所补有限，而因此使道光对他的安排更感为难，又是他内心所不安。他自己总以为“辜负君恩三十载”⑤，此时惟有乞病引退，减少皇帝的困难，而自身也真做到了“宠辱皆忘卧亦安”⑥。这可说是文忠引退的基本原因。

当文忠称病引退的消息传到京师，那时与曾国藩等人交游甚密而后来名列清史儒林传的邵懿辰，原与文忠无一面之交，却写了洋洋数千言的长信，谆劝其勿以年衰引退，文忠也写了长函答复，其中有下录关于人才问题的一段，虽属就题泛论，但亦可看出文忠当时的感慨：

“┉┉惟于不佞奖借逾量，殊令人面赤舌挢，不敢自信，岂退之所谓诱之使进于道者邪?至殷殷然属勿以年衰引身而退，则爱之愈挚，而望之亦愈深。虽然，不佞之于执事，非有握手觌面之交也，间以一书相酬答，亦未及倾吐心曲也。而执事之肫切如是者，岂有私于庸鄙哉?┉┉夫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此扼要之谈也。然人之才地各异，亦因用之者为转移：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且当其未用之先，犹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尽其才，或且以文法绳之，猜忌谴之，则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闻之，亦多自阻，自古劳臣志士之不能竟其用者此也。以王伯安（按即王守仁）之才，国家所祷祀以求者也，然非本兵有人，则震濠之役，亦必为宵人所挠，而不足以有成。然则培养之，扶植之，使天下之才皆足以为我用，是所望于执事所谓虚公而好善之人矣。今日之人才，诚不知其何如，而试得虚公好善之人求之，则以类聚，以类征，因其所长而分任之，虽艰巨纷投，未有不立办者。否则内忧外患交集于一时，安能以有数人才分给之耶?况天下事，势合则易为功，势分则难为力。姚、宋、韩、范，皆同心合意，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故功成而不甚劳。若武乡侯三代下一人耳，而独任之而无为助，故终其身无一日暇，而成败不敢逆睹。非才分之有优绌，乃时之难易、势之分合为之也。今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即得大有为者以振作之，尚恐其难以程效，况相率而入于因循粉饰之途，其何以济耶?狂澜东下，诚有心者所欷觑而不能已耳!┉┉不佞尠学寡闻，自释褐至今三十余稔矣，驰驱中外，虽不敢妄自菲薄，而荷两朝知遇，无以仰答高深，又未尝不时萦惭恧。前者岛夷弗靖，自傀以壮往招尤，及生入玉关，惟以得归为幸，乃荷圣慈再造，重忝封圻之任，报称愈难。年来盗匪之恣纵，汉回之纠纷，竭其蠢愚，勉为措置，幸不至覆贻诮，然筋力则已颓然矣。筹边重任非一官一邑之比，而衰惫之躯厕其间，使擘尽未周，则贻患非细，将如国事何，将如民事何?所以反复筹计而不敢苟禄者此耳。┉┉” ⑦

上论人才一段，显然含义数端：其一、人才贵在得用，若无培养、扶植的人，则往往不能竟其用，即才如王阳明，亦将被小人构害，不足以有成。其次，人才必须辈出，以分任艰巨，且复同心合意，彼此恊力，乃能功成而不甚劳。再次，当时的局面已形成少数人所把持，猜忌人才，使相率而入因循粉饰之途。文忠既慨乎言之如此，则其翻然引退，岂真基于自己筋力衰惫的理由?

※ ※ ※

文忠虽于不得已中洁身引退，而其惓惓时艰，实犹溢于言表，他那时诗中如“独有恫瘝仍在抱，忧时长结寸心丹”，及“病榻呻吟忧未了，残灯孤枕警中宵”等句，都指示蜩螗的国事何能许其长此息肩。事实告诉我们，就在最后这一年里，他依然鞠躬尽瘁，到死方休。其中特有意义的一事，便是他所覆邵懿辰的信中所说，扶植人才。即以在滇而论，他乃于为国家物色了适当的替手——张亮基——之后，才好放心离开云南。在云贵，他还培养了另一位大才，胡林翼。按胡林翼任翰林院编修时，于道光二十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以失察正考官文庆携带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降一级调用⑧，次年丁父忧返里，此后闲居四年，杜门不出，流连于山水之间。文忠与其岳父陶澍深交，备知胡的才干，那时从关外回来不久，探知情形，因寄信勖其才堪济世，不宜自甘暇逸，胡始决计出山。道光二十六年，文忠于陕西巡抚任上，专折奏准由陕西捐输案内为林翼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⑨。就在文忠任云贵总督期中，林翼历任安顺府、镇远府知府，备著治绩，而奠定了其后来事业的基础。

当胡林翼在文忠属下任知府时，曾推荐其知交左宗棠佐文忠幕府，文忠早从其知友陶澍方面得悉左的行藏，因托林翼敦函聘请。可惜宗棠那时因为教育他的女婿——陶澍的儿子，同时也为应付陶家族人告其霸占财产的讼事，不能就聘。而在下录其回答林翼信中，备致其对文忠的敬慕：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暴宫保。仆久蛰狡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有数十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泊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容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着容籍之一士哉？来书谓官保爱君心赤，忧国形癯，巨细一手，勤瘁备至，谓仆有以分其劳，陈义至大，所以敦勉而迫促之者甚切。仆之才之学固未足以堪此。虽然加仆本怀，岂不亟思稍出所长以佐万一者哉?欧阳公辞范文正记室之辟，有曰：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维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仆诚无似，然得府主如宫保者，从容陪侍，日观其设施措注之迹，与夫莅官御事之心，当有深于昔之所闻所见者，纵不能有当于公之意，然其有益于仆则决可知矣，尚何所疑而待执事之敦促也。顾事固有未能如吾意者┉┉。坐此羁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耿耿此心，云何能已。”

宗棠那时也知文忠有退休之意，亦期期以为不可，因在这封信内继续说：

“愿我公益坚晚节，善保体素，留佐天予活百姓，毋遽言归。文书笺奏，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尚以时侵游斋阁，节劳简思，永保终吉，天下之幸，亦吾侪小人爱慕公者之幸也。未敢冒昧致词，藉通款曲，寸衷惓惓，末由自释，执事傥能为鲰生一达此乎?┉┉”⑩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文忠挈三子，并扶郑夫人柩，自滇经贵州与陶廷杰相聚后，泛沅、湘而下，十月，舟抵长沙。那里，故旧很多，而在短暂的滞留中，他独拜访了从乡间上省相候的左宗棠。后来左在《林文忠公政书序》中回想说：“宗棠忆道光已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迁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又在《祭沈丹林先生文》中说：“林公文忠，国之良也，公其女弟，为之倩者。文忠解组，式我于闾，时于谈次，悉公起居”。而他与文忠聚晤的更精彩一段乃在后面：

据林家相传，左宗棠到舟次晋见文忠，时湖南文武官员皆在候见，左的“湖南举人左宗棠”大红帖递上，文忠立谢各官员，单独延左入见。左在登船时，不慎落水，左右亟予扶起，沐浴更衣，然后主客畅叙，并将官船下驶至幽静地点，设宴款待，三子陪侍，夜以继日，至次日天晓，进左上岸，官船开行。在此一日夜中，国家大事无所不谈，而特别以西北边疆为主题。文忠在新疆三年，足迹遍南北疆，深知当地情势及强邻窥伺的危机，明知俄罗斯必将为祸中国，必须未雨绸缪，以应付未来变化。但入关后，自西北而西南，始终僻处边陲，而未与中原人士多接触，迄无从宣达其意。而其挚友中之精于舆地学者，龚自珍早死，魏源、姚莹都长于文事，而未能大用，独左宗棠那时已以“究心舆地兵法”驰名于世，文忠久知其才，再经此次日夜畅谈，“期许良厚”，因将所知关于西陲情形悉情相告，并授予自己就地所搜集资料，因而为左奠立了后来经略西北的根基。

左宗棠的遗著中，也有数处叙述其与文忠愉快的晤叙。在这次聚会后，他立于致友人一封信里，叙说：“林宫保所书各联，别时曾属寄交夏憩亭、李仲云处，想不至误。宫保固天人，乃其嗣君三人者，亦未易及也。江中谈达曙，无所不及。┉┉” 次年，他突闻文忠逝世的噩耗，又于致唁文忠长子信中，以生动的笔调追述当时盛会如次：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午，在黄南坡（按即先后佐文忠在江南及新疆办水利的黄冕）长沙寓馆，忽闻宫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是晓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仲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何图三百余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

过二十余年后，宗棠经略回疆，很多地方仍守文忠成法，其在下录信中所言继续开辟“坎井”，可为一例：

“┉┉吐鲁番地土肥沃，尚惜渠工失修，沾润不徧。林文忠戍边时，曾修伊拉里克河渠，考其遗法，亦止于渠中凿井（土人呼为坎井），上得水流，下通泉脉，故引灌不穷。拟饬宋得禄、刘凤清相地为之。如泾水上源亦照凿坎井，则永不愁旱矣。┉┉”

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离文忠逝世三十五年，宗棠总督闽浙，适文忠的政书三十七卷刻版印出，宗棠被邀撰写序文，他除叙到当年文忠与其晤谈时，“略分倾按，期许良厚”外，还于序末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从知那番“湘江夜话”对于左宗棠影响之深，使他毕生不忘。事实上，当时经过文忠那样器重，那样揄扬，左宗棠便如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了。

综合上述，文忠在退休前后，仍为国家尽其扶植后进人才的责任。除培养张亮基以继承其安定滇省的工作外，另为后来的中兴事业预先扶植了两位贤才，胡林翼与左宗棠，此外他还赏识沈葆桢的干才，且招为女婿。于此益见其知人之明与谋国之忠，殊非寻常所可企及。经他一番苦心安排，后起有人共济时艰，他了却一件心事，怡然优游于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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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岁暮，文忠行至南昌，身体不适，遂留居百花洲过年。连月面对优美的环境，好似置身画中，洲前春行，湖波滟滟，凭斓对客，意态悠闲，其轻松的情状，备见于两首诗中 ，确是他生平所少见的。

道光三十年，文忠六十六岁，三月初返抵福州，就听到道光晏驾的噩耗，他设灵拜奠，感怀三十年知遇的恩谊，从此相见无期，不禁黯然恸哭。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宣宗崩闻至，公恸哭攀髯，病体益剧，不能入京谒梓宫”。

文忠回到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后，又逢其一生感怀知遇的君王突然辞世，益发使他下了终老林泉的决心。他在城内文藻山的宅中，悬挂自己撰写的如下联语：

郊原雨足云归岫

台阁风清月在天

的确，在前后四十多年中，他的足迹几遍国内，从东南到西陲，从北方到南徼。全国共有八个总督的缺，他除直隶，四川、闽浙三缺外，其余五缺先后都担任过。从他自己刻下的“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及“身行万里半天下”两图章中，可充分看出其一生鹿鹿奔波的辛劳。更显著的是他无论任何职，在何地，无不上顾国计，下恤民生，对国家，对领袖，对人民，对社会，无不竭其忠诚，尽其心力，他这霖雨几乎洒遍了每个角落，而对自己，则只是皓首归来，清风两袖，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皎然如明月在天，光被四表。从此，他尽可心安理得，乐其余年了。

在里中，他周旋故旧，款接细民，殷勤和蔼，必信必诚，而到处受人敬爱。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就当时目击情形，记他每外出，“乡邻视名帖知为公，每数百人集过道候瞻仰焉，挑担者亦息肩以待，其为乡闾所钦仰者如此!”

在家里，他的三个儿子，那时仍在母亲丧服守制中，随他从云南回到家乡，绕膝承欢，一门弦诵，在书房门上，他写了"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的联语，父子、祖孙、兄弟融融地平淡地过其书香家庭的生活。此外则时常聚集族戚中的子弟参加他所发起的“亲社”，约期治膳，课他们做文章，循循善诱，提高他们读书的兴趣。当年叱咤风云而驰名中外的大人物，现在一般眼中，却是一位最和善的老公公。

然而，表面尽管退隐，他还是身在江湖，心存君国，而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感，又使他依然勇往直前，义不反顾。恰值那时福州正笼罩着一种空前严重的气氛，即会城胜地的乌石山积翠寺、神光寺，竟被战胜者英国人占住，群情愤愤，而莫可如何。这座建造于半山的积翠寺，屹立城中，古松夹道，四山环青，朝岚夕霭，萦映万千，春秋佳日，里人集于此，鼓乐于此，吟咏于此。三十年前，文忠曾因其重加修缮，作文以记 ，今则被英人逞强占用，自是我国民所不能容忍的事。当江宁条约开辟五口通商时，福建可能基于茶叶出产地的关系，除开厦门为通商口岸外，又增开福州一口。那时文忠已遣戍新疆，他的挚友梁章钜，从江苏巡抚解任返闽，行抵浦城，闻如此情，即函致福建巡抚刘鸿翱据理力争，邀其会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绅士计议，极力陈奏，以求挽回。后来据梁另述，他的建议“迄不能见诸施行，顷闻英夷竟相挈入省城，与大小官吏相通谒，且占住乌石山上之积翠寺，设牙旗鼓角，民间惊扰，官吏不知所为。┉┉” 再据谢章铤记说，“┉┉是时闽中大吏方启关延夷，惟恐拂其意，夷遂踞城内乌石山建夷馆，大吏入告，且谓乌石山去城十里也” 。文忠回到福州后，认为英人依约只能在城外居留，何得住居城内，霸占胜地，而对这鹊巢鸠占的局面，不是那颟顸怕事的大吏所能挽回，祇有发扬国民正气来抗衡，他因而出面率领当地绅士力向英人抗争，英人终于屈服，退出城外。这件事见于金安清的记述如下：

“洋人据省城乌石山，闽督刘百计迁就之，诸绅大哗，公家居，持论侃侃，洋人畏公，逡巡去。┉┉”

文忠一举将英人驱出城外后，仍虑其再来开炮以肄恫吓，因又数度乘扁舟至虎门，闽安各海口察看形势，以告当地大吏 。左宗棠在文忠政书的序文中说：“宗棠┉┉自维服官临民之际，未能希踪前哲，今老矣，属以法夷构衅，海疆多事，莅公桑梓之邦，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证以是书所云，益叹公忠诚体国，独有千古”。据此，可知当时福州附近各海口所建炮台，大部份是出于文忠的规划。

金传又说，当时闽浙总督刘韵坷“大憾之，将劾其挠抚局┉┉”，乃因咸丰皇帝有旨起用文忠而止。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也说：”家居倡驱夷议，大忤当事，外夷方为敛迹，而当事思中伤之，会玺书召用，谗者乃止“。可知文忠当时因切志攘外之故，几乎又遭了不负责官吏的毒手。

在京城，新皇帝咸丰登极后，立下诏求贤，命保举在任在籍人员，告病中的大学士潘世恩，于三月中，”首以告病在籍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历任封疆，有体有用，所居民乐，所去民思，奏请征召来京，以备简用”。另据《清史》《潘世恩传》说：“海疆事起，林则徐所论奏，廷议多赞之，及穆彰阿主抚，世恩心以为非，不能显与立异。迨咸丰初，诏举人才，世恩已在告，疏言林则徐历任封疆，有体有用，请征召来京备用”。那时潘世恩年逾八十，至此纔把积压心中多年的话明朗说出；同时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杜受田、户部尚书孙瑞珍都疏荐文忠。可是，向与文忠对立的大学士穆彰阿仍想从中阻挠，见到潘世恩等人的保举，他还在“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但不受“伪言荧惑”的咸丰，终于是年五月初三日降谕如下：

“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经大学士潘世恩等先后保奏，已有旨令刘韵坷等查明，该员是否在籍?能否来京?该督等务即传旨，饬令该员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如病体实未复元，谕令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行来京，将此谕令知之。”

谕旨到福州，因闽浙总督刘韵坷出省巡阅队伍，乃由福建巡抚徐继畲奏覆如次：

“┉┉遵查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于本年三月初间回籍医病，即住居福州城内，臣当将钦奉谕旨，恭录咨行，随亲至该员宅内看视。该员力疾晤面，据称：仰蒙恩旨宣召，亟思驰赴阙廷，求赏差使，唯所患喘嗽脾泄各症虽已渐痊，而疝气之症总未痊可，略经劳顿，立即举发，医家谓之奔豚，此气一经下注，两腿疼胀异常，不特不能拜跪，甚至偃卧床榻，不能起立。现在遍觅良医，上紧调治。一俟稍可支持，立即束装就道，断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等语。并据遣丁呈请代奏前来。臣查该员林则徐，面貌虽形减瘦，言语精神尚觉健爽，惟所称疝气未痊，委系实情，臣当谆嘱该员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应遵旨进京，切勿延缓。┉┉” 。

按上件所示，文忠当时所患病症，主要是疝气，就病理论，并非严重，不至影响过甚，徐继畲察其言语精神都觉健爽，可为明证。至来京起用的诏命，既出于新皇帝迫切的征召，使其顿生三朝知遇义不容辞之感，他自当应召前往。但新朝的人事是否将有澈底更动，过去妨贤嫉能的权要是否失势，起复之后是否果有作为，那时还未十分明朗，而且，自己仅于数月前告病引退，形式上似不宜使人指为故意藉词作态，故不能不留些继续调理的余地。因此，原则上他已决定应诏北上，仅在时间上稍有拖延而已。

是年六月，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事，乱事迅速蔓延全省。报到京都，朝中震动。九月，粤人通政使罗惇衍奏言：

“┉┉窃维粤西盗匪猖獗，日甚一日。┉┉臣闻前任总督林则徐谋勇兼全，屡经盘根错节，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勇敢任事，剿捕亦其所长。┉┉林则徐虽患疝气，近闻已就痊愈，精神悉能照旧。可否于此二员中简派一员，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迅速驰往接办。┉┉诚择一员而畀以破贼之任，则┉┉风声所树，草木皆惊，丑类跳梁，自可渐决扫荡。┉┉”。

疏上，咸丰即诏命文忠为钦差大臣，驰驿迅赴广西剿办，十月，命他兼署广西巡抚。可是，穆彰阿仍想从旁破坏，而咸丰洞察其立意不良之下，立以朱笔揭发穆彰阿、耆英的罪状说：“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本年正月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伎俩，如英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见，然胎害国家，厥罪惟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穆彰阿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于是，“妨贤病国”的奸臣们，终不免自食其果了。

隐居福州的文忠，十月初闻知粤西变乱发生，便断言这事态不是寻常，并对他的一位朋友说：“粤匪之乱，延蔓未戢，主上能择一素有声威之将帅，使消弭兵戎，则海内之福” 。这话纔说了两天，皇帝的诏谕递到，说：

“┉┉朕睠怀南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释。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先经宣召，尚未来京，著即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驿迅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张必禄，督率藩司劳崇光悉心剿抚。┉┉林则徐受皇考简任重恩，前在云南办理汉回军务，迅速藏事，朕所夙知，著即星驰就道，荡平群丑，绥靖岩疆，毋违朕命！”。

文忠奉命后，鉴于事态严重，也深知以自己的声望和作风，必定于抵达其地后立予绥靖，使国家免于一场浩劫。因此，他虽在病中，第二天便力疾启程，驰往广东。以后的情况分述于各家的记载如决：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公开命一日即行┉┉力疾督师，年已六十六，自许可偿马革之志。桂林土贼大小数股，闻公将至，辄相约弃戈投诚，愿自解散。粤东壮士旧隶公部者，争请自效。广督徐为公年家子，募骁健五千人为一队，先期致书于公，公中途方为之申约束，定规制，而疾大作。抵潮州，惫不能兴，日夜苦滞下数十次。学使许阁学为公故交，按试相值，公犹向索书籍，时淮南改票盐，公槌床曰：”奇祸自兹始矣!楚中游手以盐为活者众，一旦失生计，必大误国甚于粤匪，后寇灭必力言于上，创惩议者“。．许公悚然而别。公忠诚笃棐，蹇蹇匪躬，至临危犹忧在天下。不二日，公遽薨，易箦时，以指向天呼”星斗南“三字，无一语及私。连日大风霾，日色昏翳，海潮夜啸，惨冽哀鸣，异于平日。┉┉而粤寇无所忌畏，驯至海内大乱，迨武昌陷，盐船水手数万人，率从贼为前驱直下，东南以靡，始服公远见焉。┉┉使公延数日之命，则粤匪已如鸟兽散，何至蹂躏至十七省。┉┉”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说：“九月，┉┉特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剿，寻命署广西巡抚，公故尝督粤，威惠著闻，中外想望丰釆，至是力疾出，粤民额手相庆，贼党散大半，洪秀全惧，谋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薨。┉┉自公薨后，军民失所倚，贼寝不可制，未几逾岭涉湘，绝长江，踞金陵为窟穴，蹂躏遍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内全力，廑乃克之。论者谓生灵多扼，致天不憋遗，使得假公数年，贼不足平矣!┉┉”

陈康祺《郎潜纪闻》说：“粤贼初起，首陷平乐府城，时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赐环，文宗特诏起之田间，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剧，公子编修汝舟随侍，劝以节劳暂息。公慨然曰：二万里冰天雪窖，只身荷戈，未尝言苦，此时反惮劳乎?口占一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患难避趋之。乃舁疾亟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初贼震公威名，成胆裂，思解散，猝闻溘逝，毒焰益张。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忆武乡侯出师未捷，宗忠简三呼渡河，千古贞臣同此遗憾耳。”

至于当时闽人记述中叙文忠逝世情形的，有施鸿保《闽杂记》及林树梅《移情集》各一篇，可资参证。施鸿保说：“公患痔漏久，体已赢，至是力疾起行。十一月抵潮州，复患痢，潮守刘晋请暂留养疾，不可。次日遂薨于普宁行馆”。林树梅说：“十九日（十月）辰刻，公卒于普宁行馆，┉┉讣至，潮民皆罢市巷哭，迎枢回郡，通城缟素，奔丧行馆者日数千人，挽留月余而后返闽”。

综合以上的记载，并据林家所传的情形，文忠是于星夜奔驰中，感染剧烈的痢疾，仍扶病前行，遂致不起，死于普宁行馆，年六十有六。他的死是为了急急于挽救国家的浩劫，是为了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也是为了始终实践其忧国忧民的崇高理想，其时为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即公元1850年11月22日。对于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死，海内外早有崇高的定评，而十分贴切的该算是左宗棠手挽他的长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清史称左宗棠“尝以诸葛亮自比”，相传他从未轻以诸葛许人，这里仅对文忠破例引用“出师未捷”及“大星殒落”的典故。同样地，金安清也以葛相比文忠，他的《林文忠公传》后的评语末段是：

“评曰；┉┉陈寿之赞也：‘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眨，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由于用心平而劝戒明。’千载之下，公其庶几焉。郑侨之猛，宁武之愚，公甚向往者欤!”。

文忠逝世后，清廷饰终之典甚为隆厚，赠太子太傅，特谥文忠，御赐祭葬及碑文，并准在籍建专祠，云南、江苏先后奏准入祀名宦祠，陕西奏准建专祠，此外地方人士崇德报功而立祠馨祀者所在多有，远至云南保山城内都有他的专祠。中华民国政府特以他虎门烧烟的第一日——六月三日为禁烟纪念日，并在虎门树立他的铜像，永垂不朽。

注释

①邓廷桢，《双砚斋诗钞》，《少穆被命以诗二章迎之》第二首如下：“夔蚊心事最怜君，燕羽差池惜暂分。宣室忽闻新涣汗，霸陵真起故将军，春风远渡天山雪，卿月重依帝阙云。往岁诗篇盟息壤，道周相侯慰离羣”。

②姚莹，《东溟文后集》，《候林制军书》。

③《清史》，卷二十，《文宗本纪》，页二六七。

④《诗钞》，卷八《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第二首。

⑤见前诗第一首。

⑥《诗钞》，卷八，《巳酉九月自滇归闽同人赠言惜别途中赋此答之》第四首。

⑦《文钞》卷四，《复邵蕙西中翰懿辰书》。

⑧《清史列传》，卷四十二，《胡林翼传》。

⑨《胡文忠公集》，《年谱》。

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答胡润之》，页四十九——五十。

同书，文集卷五，《祭沈丹林先生文》，页五。

《清史》，卷一百九十九，列传四百十三，《左宗棠传》。

林家的传说部分见于高拜石《南湖录忆》，第一集，《林则徐左宗棠湘江夜话索秘》，页七十四——七十七。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与贺仲肃》，页五十二。

同书，书牍卷一，《唁林镜帆》，页五十三。

同书，书牍卷十九，《与刘克庵》，页六十九。

《诗钞》，卷八，《百花洲春行追和钱文端原韵》。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沈瑜庆，《涛园集》，页六十二。

《文钞》，卷一。《重修积翠寺记》。

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二，《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

谢章铤，《睹棋山庄笔记》，卷二，页九。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清史馆本传》。

《清史列传》，卷四十，《潘世恩传》。

《清史》，卷三百六十四，《列传一百五十》，《潘世恩传》。

《清史列传》，卷四十，《穆彰阿传》。

徐继畲，《退密斋文集》，《覆查林则徐病体疏》。

同上。

罗惇衍，《罗文恪公遗集》，卷上。

《清史列传》，卷四十，《穆彰阿传》及《耆英传》。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页十九。

《东华续录》，咸丰五，页二。

文忠于非常情势中，忽告薨逝，当时会盛传其死于谋害。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七，页一，记有如下一则：“文忠由新疆释回，行至半路而卒，或云有鸩之者。迄不知其何法。某君得诸道路。谓涂毒巢于轿中扶手板，时值盛夏，其气直入口鼻，故事后并无形迹之可查也”。．

《左文襄公全集》，联语，《挽林文忠公》，页八。又李岳瑞《春冰室野史》载《文宗挽林文忠联》说：林文忠之薨也，文宗御制联语挽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清史》，《左宗棠传》。

第一章 家世与家庭

第二章 慈父兼良师

第三章 一个奇遇——恩师张师诚

第四章 诚与孝、谦与勤——为学与治事

第五章 九年翰林院——典试：爱士与抡才——监察御史

第六章 浙江杭嘉湖道——署浙江盐运使

第八章 两年五迁官

第九章 五年江苏巡抚（一）

第十章 五年江苏巡抚（二）

第十一章 《畿辅水利议》

第十二章 湖广总督

第十三章 禁烟运动的领导

第十四章 入京陛见——钦差大臣

第十五章 钦差大臣南下

第十六章第一回合——缴烟销烟

第十八章第二回合——“照式具结”

第十九章 从武力冲突到断绝贸易

第二十章 第三回合——“以夷制夷”

第二十四章 浙东会办军务—河工—遣戍

第二十五章 新疆三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第二十七章 云贵总督——“只分良莠，不问汉回”

第二十八章“郊原雨足云归岫”

第一章家世与家庭

第二章慈父兼良师

第三章一个奇遇——恩师张师诚

第四章诚与孝、谦与勤——为学与治事

第五章九年翰林院——典试：爱士与抡才——监察御史

第六章浙江杭嘉湖道——署浙江盐运使

第八章两年五迁官

第九章五年江苏巡抚（一）

第十章五年江苏巡抚（二）

第十一章《畿辅水利议》

第十二章湖广总督

第十三章禁烟运动的领导

第十四章入京陛见——钦差大臣

第十五章钦差大臣南下

第十九章从武力冲突到断绝贸易

第二十章第三回合——“以夷制夷”

第二十四章浙东会办军务—河工—遣戍

第二十五章新疆三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第二十七章云贵总督——“只分良莠，不问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