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林文忠公遗著 文忠的遗著，已刊刻的，有：《林文忠公政书》、《信及录》、《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畿辅水利议》`《俄罗斯国纪要》、《滇轺纪程》、《荷戈纪程》等种。在广东禁烟时期，他译了《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等种。 《林文忠公政书》分甲、乙、丙三集：甲集为东河奏稿一卷、江苏奏稿八卷，乙集为湖广奏稿五卷、使粤奏稿八卷、两广奏稿四卷，丙集为陕甘奏稿一卷、云贵奏稿十卷，都三十七卷。这部政书是经文忠长子汝舟公与子婿沈文肃公葆桢选辑；有很多篇奏稿未经录入，其中有一部分从故宫档案里发现并经学术机关发表。文忠逝世后二十六年，这部政幸始由林家于光绪二年（1876年）刻版印出。光绪十年以后的再版中，刊有左宗棠手撰的序文（那年左文襄任闽浙总督）如次： “侯官林文忠公疏稿：三十七卷，海内士大夫争相传诵，宗棠尝取而读之，有以知公生平居官行政之大略，如景星庆云，照耀天半，郁郁然动人瞻仰，而不能已也。光绪甲申，宗棠奉命督师，重莅闽峤，距公之卒三十有六年矣。孙工部员外郎洄淑丐宗棠叙。忆道光己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略分倾按，期许良犀，忽忽四十年，久欲一摅感念，而未得一当，是书之叙，何敢以不文辞。闲尝论之，士生隆盛之世，位至疆圻，凡夫民生国计，轻重利病，罔非一心之贯注，而究其所以维国脉而示后人者，只落落数事而己足。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公之密陈僚属考语，则曰：詧吏莫先于自詧，必先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其陈漕运利弊也，则有：一本原，一补救，一本原中之本原，一补救中之补救。道光己亥、庚子之岁，西夷英吉利称乱粤东，公衔命查办海口事件，修筑虎门、横档各炮台，击英夷于尖沙嘴、潭仔洋、官涌等处，斩馘甚多，夷目义律遁澳门，公虑夷人之窜扰邻省也，疏请敕下闽浙江苏各督抚严防海口，其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即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等语，皆洞悉奸谲如烛照数计，迄今数十年，谈海防者必推公，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公之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宗棠荷三朝知遇，屡膺疆寄，自维服官临民之际，未能希踪前哲，今老矣，属以法夷构衅，海疆多事，莅公桑梓之邦，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证以是书所云，益叹公忠诚体国，独有千古。然则公之传，固不必以是书，而是书已足以传公矣。小颿迫促索叙，谨缀数言付之。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彷佛湘江夜话时也。” 另在黄彭年《陶楼文钞》卷八，载有《林文忠公政书序》一文，按这篇序文所称的年代，是比上录左文襄的序文早写了十余年，惟未列入文忠政书的刻本。黄序似较精辟透切，这里一并附录如次： “自古国家盛隆之世，上恬下嬉，谓天下已治已安，而不复远虑，如人方壮而病伏焉，树方荣而蠹滋焉，墙屋方屹立而蛇鼠窟焉。于是有识微见远之士，深察夫弊之所由生与害之所必至，又必得操柄，精诚专一，强毅而有力，乃能振拔于宴乐颓废之际，而奋然以有为。道光之中，承干嘉之后，西域底定，海宇宴然，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巵于海表。于是陶文毅公起而治其内，以为天下之财富，奠盛于东南，其大端曰河、盐、漕，河者天事居其半，盐、漕则皆人事为之，遂改票盐，议海运，而海内百余年之积弊始彰。文毅既殁，林文忠公继之，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以为财者亿兆养命之源，散在内地，藏富于民，漏向外洋，藉资寇盗，宜内树声威，外加慎重，阳示镇静，阴肃防维，必不敢耽一日之安，以贻无穷之患，而海外数千百年之大害始着。文毅之在两江也，盐、漕失业之徒，群起诟病，而上结宸眷，朝右为之主持，故谤议虽多，而遇合则极盛。文忠之在两粤也，媒孽倾轧之事日出不穷，而下得民誉，故遭际坎坷而名声则大隆。然吾观两公之心，盖深虑夫弊之日滋，害之益甚，将至于不可穷诘，忧及于国家，祸延于后世，思其患而预为之防，文毅举其易者为之倡，文忠举其难者为之继，其用心诚而致力果，殆死生以之，至于一身之荣辱毁誉，固有所不计也。文毅始卒，奏疏文集刊布流传；文忠遗集，哲嗣镜帆前辈虽经编辑，久未刊行，迄今二十余年，哲孙孝廉始赍刻本乞序于予。自文忠总督东河以迄云贵，为甲、乙、丙三编，都三十七卷，名之曰《政书》 。书中于民之情伪，地方之利病，细如毛髪，巨如邱山，无不反复周详，推究始末，而或兴或革，言之必其可行，忠纯如武乡，详密如安阳，明决如太岳，洵无愧古之立功立言者。咸丰以来，寇乱极矣，任事者稍得破除常见，竭其心思才力之所能至。而文忠与文毅，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吾知世之读其书者，必将感发兴起，思所以宏济艰难，是则国家之厚幸也夫！” 《信及录》是文忠先后以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在广东禁烟时期所发布的文告及与外人往来的原始文件，自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止，都一百二十七件，依年月先后编排，其中除少数几件曾附录于《政书》中有关的奏折之外，皆为外间所未见。直到民国十八年虎门烧烟九十年纪念，始由林家将文忠所遗的钞本原稿铅印问世，后来上海神州国光社于民国二十五年印行《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又将这部书转刊。《信及录》中所辑英、美、葡、荷等各国人的禀帖，都是有历史价值的原始资料；各篇文告及批谕，全是文忠的手笔。文忠对禁烟事件，态度的坚定和处理的严密，都在这部书中毕露无遗。 《畿辅水利议》一卷是文忠计划开垦京畿水田的建议书，内容已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它是和《政书》同时刻版印行。《闽侯县志》著录志列有文忠《直隶水田简要事宜》一卷，应即是《畿辅水利议》的别名。 《俄罗斯国纪要》又作《俄国疆界风俗志》一卷，是文忠作于遣戍伊犁时期，卷首有光绪八年吴大澄作的序文。这部书是文忠当时鉴于俄罗斯将为中国的祸患，特简述其概况，以增进国人对这国家的认识。 《云左山房文钞》及《云左山房诗钞》都与《政书》同时刻印传世。 《文钞》共四卷，依文体编辑：卷一刊《序》二十篇，《记》九篇；卷二列《疏文》二篇，《祝文》四篇，《寿序》五篇，《墓志铭》五篇，《墓表》、《传赞》各一篇；卷三刊《骈文》三十八篇；卷四刊《书牍》十一篇，《跋》二十一篇，《公牍》十六篇。文忠精于骈文，并曾将其对这文体的见解阐述如次： “文之有骈体，犹诗之有今体也，貌不同而源则一。周秦两汉以来，屈平、宋玉、李斯、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王褒之属，固已由质趋于华，嗣是体成于东京，沿流于魏晋，极盛于六朝三唐，至宋一变而格稍卑矣。 ……夫骈散者，其外焉者耳，语其精微，则必本以灵心，运以真气，干以风骨，修以雅词，用能沉博绝丽，渊懿茂真，斥远凡近，与古文殊途同归，而抽黄媲白区区悦耳目者，固未足多也。 ……”（《云左山房文钞》卷一，《张孟平骈体文序》） 《云左山房诗钞》共八卷，另诗余一卷，试帖一卷。文忠的诗宗承白香山，平易近人，而挚情洋溢，他的襟怀和品格都尽情表露于其诗，尤以晚年远窜极边后，更以不尤不怨的态度，在诗中倾吐其忧时爱国的情绪。 《滇轺纪程》是文忠从京师前往云南典试的途程记载，起自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迄同年八月初一日抵昆明省城止。《荷戈纪程》是文忠从西安走上新疆戍所途程的记载，起自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迄同年十月月初十日抵伊犁止。陈康祺《郎潜纪闻》有评述《荷戈纪程》的一则如下： “道光二十二年西夷和议成，林文忠公则徐谪戍伊犁， ……在道着《荷戈纪程》。 ……公当万里投荒，漂摇失职之际，惓惓君国如此。至今读其所著书，于山川阨塞，贤豪遗迹，与夫风土谣俗，民生疾苦，凡所目击，悉笔于书，古谊忠肝，跃然纸上。”（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页6。） 《滇轺纪程》与《荷戈纪程》两书，都是从文忠《日记》中摘录而成，与《政书》、 《文钞》、《诗钞》同时刻印，亦是文忠日记中首先付印的一部分。文忠一生的日记，从无间断，卷帙极多，《闽侯县志》卷四十八艺文志中，列有《林文忠公日记》一书。谢章铤《睹棋山庄文集》有《跋林文忠公日记》一文如下： “林文忠公日记，章铤昔曾窥见一二矣。公从子讷山太学，与予有连，为言公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所为日记不下数十百本，随时随地，皆可案稽。今观此册，益信。公身后，子姓分析为墨宝。噫，诚足宝也，虽然，文忠有政书，而未有年谱，似宜分年录要，补所未备，勒成一编，胪其生平出处进退大节，垂示后来。近阮文达雷塘庵、曾文正求阙斋两弟子记，赤皆删掇日记，遂成名作。子经为公贤孙，其有意乎?” （谢章铤、 《睹棋山庄文集》又续集卷二，页9。按子经为聪彝公第五子燕愉公的字。） 文忠所作日记之多，可从上文证明，但因后来分给各房，以致支离分割，大部分散失无存。谢章铤先生当时所见的，仅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已无法搜集齐全，以编一部翔实的文忠年谱，实是莫大憾事。现尚留存的，计有：嘉庆十七年迄二十四年翰林院时期，前后约两年又五个月；道光二、三、四、五年，各存小部分；江苏巡抚任上，存道光十四、十五两全年；道光十七、十八、十九年，湖广总督及钦差大臣任内，存三全年；两广总督迄革职及赴浙会办军务期中，仅存道光二十年八月中迄次年五月底的部分；新疆遣戍期间，仅存道光二十二年下半年及二十五年初月余日；其后迄道光三十年，全缺。计自嘉庆十七年迄道光三十年，前后三十八年中，所存日记合计不及十年，约只达原来的四分之一，因使文忠一生事迹，仅有小部分可从日记获得印证。 文忠的书牍，刊入文钞者仅十一篇，其余则分藏于各家，其中不特词翰精美，且复富有历史价值。沈瑜庆在跋文忠与沈维鐈手札中，泛言：“文忠生平持论，以为交际启事，第凭尺一以通情款，于此而不竭吾诚，乌乎用吾诚。公既擅绝词翰，复笃于师友渊源，虽羽书旁午，亲切函札，从不假手于人”。于此可见文忠函札之勤，流传书牍实不少，兹将其见于各家记载者，摘述如次： 沈瑜庆在《林文忠公手札题后》的序文中说： “子培宗兄出示外祖林文忠公与令祖侍郎公手札累册，计三十余页，自外任杭嘉湖道，以迄云贵总督，首尾毕具，可称完壁。 ……”（《涛园集》，页123） 子培名曾植，为文忠座师沈维鐈之孙，上述文忠致沈维鐈的手札中，其一是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广东革职后所作，后来沈曾植特写了如下跋文： “右林文忠公上先司空公书七纸 ……公初受事，己知入坎，既解职，益切葵忧，劳臣荩怀，字字丹赤，百代之下，见此者当无不服公先职，抑先识岂公所乐受哉！悲夫！” 黄彭年《陶楼文钞》卷十一，跋林文忠公手札说： “右林文忠公与潘功甫（曾沂）先生九札，皆抚吴时筹议赈饥事，词翰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见事之真，虑事之密，论事之细。往时读公抚吴诸疏，但言集绅劝输，奏粥送赈，及观此札，然后知精察力行之详且尽如此。贾子云，古之为天下者，至纤至悉也。纤悉之未周，而谓吾能其大且远者，固不然矣! ……”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文忠于赴戍道中从兰州寄给湖北姚椿与王柏心的长函，力持造船制炮及在荆襄连结秦蜀以与英人持久抗战之议，原函载于《溃痈流毒》，该书编者“鹤间居士”特在信末加以短评如下： “按文忠于荷戈投荒时，犹惓惓时艰，遥为画策，奚啻身在江湖，心存廊庙，可谓纯忠矣！” 文忠所作家书很多，但仅存留小部分，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广东寄住苏州的《第七号家书》，原文载于《溃痈流毒》、《平夷录》、《犀烛留观记事》、《入寇志》等书，传诵一时。坊间流行有《林文忠公家书》一种，查非林氏印行，其中大部分为伪作。在新疆三年中，文忠共寄回家书六十余号，其中一部分保全完好，可据以窥见其在塞外的情况。 在广东禁烟时期，文忠饬人翻译了《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等书。《四洲志》（原是记述五洲，因用佛经典故，名为四洲）是译自慕莱的地理全书（Murray: Cyclopedia of Geography）。当时文忠为要畅晓西洋的事物，多方搜求西洋书籍，择尤迻译，先从舆地方面着手，而译成此书，并亲加润色。据西人记载，这部书有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刊本，但后来不见。民国二十年上海书局石印的《小方壶荠舆地丛钞补编》，曾把此书刊入。初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实以《四洲志》为蓝本，魏源的自序及冯桂芬的《海国图志跋》都予证实（详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澳门新闻纸》是文忠饬人从西人报纸杂志中逐日摘译呈阅的资料，始自1839年7月23日（即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原书首列1838年7月16日一条，其所记内容为钦差行文与英国女王一事，按此事发生于1839年间，而文忠本人亦于1839年3月间始以钦差身分抵粤，显见此条误列为1838年），终于1840年1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七日）。这部书是我国翻译外国新闻纸的嚆矢，原分订钞本六册，藏于邓廷桢后人的家中，有邓的曾孙邦述（号正訚）民国六年所作的跋语。至于文忠所掌握的原本，未藏于林家，可能是由文忠交付魏源，供其编撰《海国图志》的参考。此书所依据的西人报纸，大部分现已不见，其所译述英人在澳门、印度、新加波、伦敦等地对禁烟事件的论评，均属十分重要的资料。 《澳门月报》是文忠就所译《澳门新闻纸》的资料撮要钩出，分类排列，文字亦加修饰，计分《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三类，每类各附有多条，其中四条曾经文忠附奏进呈。《澳门月报》全文列为《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华事夷言》也是文忠从《澳门新闻纸》译文中找出外人关于中国的言论，撮要辑为专册，以明暸西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当时已相当流行，例如两江总督裕谦的奏折便曾引证其中的一段（《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七，页30）。它的全文列为《海国图志》卷八十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也予列入。 在上列文忠各项遗著后，这里也应说到他的书法。文忠的楷书行书出入欧、董，在翰林院时期就以善书著称，其墨迹已为世人所重。但在他服官期中，整天忙于政事，难得为人挥毫。他的小楷多利用旅行时间写作，故名为《行舆日课》。大部分的对联、条幅等是写在两次丁忧居里、禁烟期中单职留粤及遗戍新疆的期间。在他广东解职后及西行的日记中，几乎每日都有为人写字的记载。他流戍出关时，行李中满载了当时公卿求书的绫绢宣纸；其在新疆的写字生活，具见于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的记载如下： “公在塞外， ……稍暇则以笔墨自娱。公书具体欧阳， ……求题咏者虽踵接，不暇应也。至是始得肆意，远近争宝之。伊犁为塞外大都会，不数月缣楮一空，公手迹徧冰天雪海中矣。” 最后，附带提到文忠所用的印章，在他的墨迹中，除盖上本名的印鉴外，常随时代与环境不同加盖其它印章。在从翰林院转任御史期中，他加盖了《读书东观视草西台》的印章；任江苏巡抚时期，则用《词臣开府》印。湖广总督任内，有《管理江淮河汉》很特殊的印章，则因为他曾历官淮海道、河东河道总督，现又以楚督管理江、汉的缘故。到革职以至流戍，他刻了《宠辱皆忘》的章，以见其旷达的胸怀。从新疆回来后，他借用苏东坡咏“龟山”诗中成句，刻了《身行万里半天下》的印，以见其足迹遍达域中。云贵总督任内，他于戡定变乱后，加太子太保的官街，就用了《青宫太保之章》。晚年告病还乡，他综算一生的经历，刻了《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侯官林则徐少穆书画印》，又有《历官十三省阅兵四十万侯官林则徐少穆书画印》（两者中有十四省与十三省，及统兵与阅兵之不同）。统计文忠历任：三江、两湖、两广、陕甘、云贵的五任总督统辖十一省之外，加以曾在浙江任杭嘉湖道与盐运使，在河南任布政使，在山东兖州任河东河道总督，合之共为十四省，而在京师任内官九年还不算在内。
附录二 参考文献 畿辅水利议 总 叙 窃惟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循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 勿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窃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运。傥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皆可成为上腴。谨考宋臣郏直、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亩，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费。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两，而粮船既不须起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撙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除，绝无调剂旗丁之苦。朝廷万年至计，似在于此。谨荟萃诸书，择其简明切要可备设施者，条列事宜，析为十二门，首胪水田利益国计民生，明当务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绩，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著必效之券也；次专责成，次优劝奖，齐心力，励勤能也，次轻科则，以绝顾虑，次禁扰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议阻挠，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经画可施；次以田制沟洫，而营种之事备焉；经画既施，美利务在均平，故摊拨次之；美利既昭，见小终贻远害，故禁占碍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乐利，而营田之能事毕矣。凡所钞辑，博稽约取，匪资考古，专尚宜今，冀于裕国便民至计或稍有裨补云。臣林则徐谨叙。 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 乾隆二年七月谕：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盖藏充裕，缓急有资，是以川泽、坡塘、沟渠、堤岸，凡有关于农事，预筹画于平时，斯蓄泄得宜，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溉灌之利，非可委之天时丰歉之适然，而以临时赈恤 为可塞责。朕御极以来，宵旰忧勤，惟小民之依是咨是询，前后谕旨，谆复再三。但化导自在有司，而督率则由大吏。近日直省督抚，惟甘肃巡抚德沛到任后，即以兴水利、裕仓储为请，署陕西巡抚崔纪亦有劝民凿井灌田之奏，尚能留心民食，知本计之所当先。其余能尽心于吏治、官方、命盗、钱粮诸事者，尚不乏人，而于民生衣食本源，未能切实讲求。地方守令亦惟刑名、钱粮，自顾考成，至以爱养百姓为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如古循吏所为者，盖不可得。即如直隶，今年夏初少雨，则以熯旱为忧；及连雨数日，尚不甚大，而永定河遂有涨溢之患，决口至四十余处，低洼之地多被水淹。虽因山水骤发，然水性就下，其经行之地自有定所，设预为沟渠以泄之，为塘堰以潴之，自可以分杀水势，不致汇为洪流，冲突漫衍如此之甚，是皆平日不能预先筹画所致也。各该督抚有司，务体朕恫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赖为先图，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讲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或劝导百姓自为修理，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妥协办理，兴利除害，俾旱涝不侵，仓箱有庆，以副朕惠爱黎元至意。 《明史·列传》：徐贞明著《潞水客谈》，略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几乐岁无饥，此可常持哉!水利修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 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西北，有一石之人，则东南省数石之输，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民居多没，修复水田，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平旷，游骑得以长驱，若沟浍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罹重徭之苦，田垦民聚，则徭可减，利八；沿边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 国朝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沟洫之设，旱涝有备，利一；淤泥肥田，峣确悉成膏腴，利二；沟涂纵横，戎马不能逾越，足资阻固，利三；贸迁舟载通行，车脚费省，物价可平，利四；蝗蝻间作，沟深易于捕治，利五；西北耕田，人力无所施用，俗语所谓望天收，沟洫既开，缦田悉作圳田，利六；西北地广人稀，岁人无多，家无盖藏，水利兴，将饶沃无异东南，利七；东南民奢而勤，西北民俭而惰，以西北之俭师东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由多游民，百姓皆从事于陇亩，风俗自靖，利九；东南转输，一石费至数石，故昔人谓西北有一石之收，则东南省数石之费，利十；河流涨发，时忧冲决，五省遍开沟洫，计可容涨流三万余千丈，利十一；涨流既有所容，河堤抢筑，岁费渐可裁省，利十二；军政莫善于屯田，沟洫通利，荒土悉可垦种，因此召募开屯，不费饷而兵额充足，利十三；经画一定，丘段分明，民间无争占之端，里胥无飞洒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沟共井，相救相助，联保甲，兴社仓，诸事便易，利十五。 徐越《畿辅水利疏》：臣考之太仓每岁漕粮所人，仅敷一岁所出之数。现值江浙饥凶，淮黄梗阻，已有岁运不能足额、抵通不能如期之虞，万一天灾再告，输挽难前，赈贷莫继，无论东南之凋瘵无策以拯，即京师数千百万官民军旗人等，能无米而炊乎?此时而始为区画，亦已晚矣!查漕粮原有常额，每年尚可留余，只缘岁有一百六七十万涝粮之给，遂至空仓而出。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涝，涝粮得以议省，则每年有一百六七十万之存剩，不三年即可有四五百万之积储，虽遇天时凶灾，河道阻塞，而国家有备无患，非万年根本之重计乎?冀州之域，古称燕赵，从来膏沃自给，不尽仰食于东南，特以人事未尽，遂将自然之地利废置不讲，以致水旱皆灾，岁无常获。若相其地势高卑，因势利导，大兴水田，庶几人事修而地利登，非但八旗、屯丁车篝盈祝，无借仓拨，而各府民田由此尽垦。即东南之民力可苏、近畿之盗贼可息。何也?东南漕粮，民间交兑及漕船岁修、行月诸费，以至抵通盘剥，合公私计之，大约石米到仓费银四五两不等，而领出涝粮及运军余米，在京卖价不过八九钱耳，民力徒困而国计何裨?水利兴则米谷多，将来可照改折解银，在本京收买足额，朝廷之上岁可增改折银数百万两，而办漕之民力不于此而苏乎?至于西北米多价重，生理各足，既无旷土，自无游民，谁复迫饥寒而甘为盗贼?此又不弭盗而盗自弭也。臣故曰：积漕利国，富旗安民，莫过于大兴畿辅水利者也。 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屡年以来，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赈之惠在一时，水利之泽在万世。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阔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请以次分年举行。以一时言之，虽若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叙奖励，此亦一策也。 李光地《饬兴水利牒》：北土地宜，大约病潦者十之二，苦旱者十之八，而北方苦旱，遂至于不可支者，由于水利不修。今通饬州县，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若无山无河平衍之处，则劝民凿井，亦可稍资灌溉。若一县开一万井，则可溉十万亩，约计亩获米一石，十县之人已当通直全属之仓贮矣。一沟之水又可当百井，一渠之水又可当十沟，以此推之，水利之兴，较之积谷备荒，其利不止于倍蓰而什佰也。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计口授粮，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赈，亦挂一而漏百，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水汤旱，亦可挹彼注兹，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屡廑圣怀。尽停采购，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若小民收获素裕，自然二鬴有资。臣访问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岁人不啻再倍，是谓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土气太盛，则水气受制，故明臣魏呈润、徐光启皆以兴水利为致雨之术。直隶近年以来，闵雨者屡矣!谓政事之缺失，乃圣人罪己之怀；诿气数之适然，亦术士无稽之论。但使水土均调，自然雨旸时若，是谓有验之调燮。且水性分之则利，合之则害，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张伯行亦主此论。又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 臣则徐谨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辨十二壤而知其种，树艺之事繁矣。而王畿之内，惟稻人设专官，其用水作田之法，亦较诸职特详。盖五谷所殖，稻之人最丰，又性宜水，为之沟防蓄泄之制，天时不齐，可仗人力补救，非如他种之一听命于天。故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我朝劭农重谷，列圣相承，茆檐耕织，悉被宸章，海澨雨旸，动关圣虑，稼穑惟宝，艰难周知，固已立万世不拔之基矣。而畿辅农田水利，历经奉旨兴修艺农，迄犹未广。今畿辅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愿种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乃观《潞水客谈》所述及本朝诸臣奏疏，先后指陈稻田利益，深切著明若此。是其上裨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富，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并及于化邪弭盗，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也。今诚逐条研核，确信夫营田艺稻实为根本至计，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则万年美利既不难操券以观成，俶载经营乃可与更端而图始，而土宜之辨，已事之征，可递详矣。 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 《元史·列传》：虞集进言：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 《明史·列传》：徐贞明上《水利议》曰：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今顺天、真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 《明史·河渠志》：万历三十年，保定巡抚汪应蛟言：易水可溉金台，滹水可溉恒山，唐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国，漳水可溉邺下，而瀛海当众河下流，故号河间，视江南泽国不异。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设坝建闸，通渠筑堤，用南方之水田法，六郡之内得水田数万顷，畿民从此盈饶，永无旱涝之患，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此国家无穷之利也。 明汪应蛟《海滨屯田疏》：天津可垦荒田，连壤接畛，若尽为之开渠以通蓄泄，筑堤以防旱涝，每千顷致谷三十万石，以七千顷计之，可得谷二百万石。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于河无妨。白塘以下多官地，原无粮差，白塘以上为民地，愿卖则给价，不愿则给种，于民情无拂。就中经理得宜，行之久远，可不谓国家刀世之利哉! 国朝怡贤亲王《请设营田疏》：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区，而畿辅土壤之膏腴甲于天下，东南滨海，西北负山，有流泉潮汐之滋润，无秦、晋岩阿之阻格，豫、徐、黄、淮之激荡，言水利于此地，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 又，《京东水利情形疏》：蓟州运河东南至宝坻，会白龙港，又南经玉田、丰润，合浭水达海，河身深阔，源远流长。请于下仓以南建桥、下闸，壅水而升之，注于两岸，多开沟浍，远近贯注，用之不乏矣。浭水又名还乡河，沿河一带建闸开渠，数十里内无非沃壤。玉田本属稻乡，夹河为湖，引流种稻，足资灌溉。丰润负山带水，涌地成泉，疏流导河，随取而足，县南接连大泊，平畴万顷，土膏滋润。陡河自倌山东流，绕县而南，傍河稻田数百顷，农多饶裕。若推而广之，两岸良田不可数计。滦州之别故河，若疏通，而西南负郭之田皆收浸润之利。龙溪、沂河之间，地势平衍，土冈环之，东南一望无际，皆可播流而溉，西南则游观庄，引泉可田，南则稻河、吴家龙堂等处，引河可田，西北则自沙河驿东、榛子镇西，流清而腴，地平而阔，沿岸一带建坝开沟，无处非水耕火耨之地。迁安之桃林河、泉河、三里河，夹河皆可田。黄山之麓，清泉喷涌，即还乡河所自出，两岸地与水平，播之可种稻田百余顷，且可分还乡河之势。卢龙县北燕河营，涌泉成河，及营东五泉，漫溢四出，皆可挹取为树艺之利。 又，《京西南水利情形疏》：胡良河所经，地称膏腴，沟渠圩岸，宛若江南，扩而广之，房、涿之间皆稻乡也。涞水一派，石亭赤土楼村，粳稻最盛，而河流所经之定兴、新城等县，亦沾浇灌之利。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俱挟源泉分流，疏渠其势甚便。一亩泉流为清苑河，五云、石臼二泉流为放水河，蒲水伏流，复见为五郎河。九龙泉绕庆都而人方顺河，源盛水饶，疏而引之，不可胜用也。滱水人唐县为唐河，横水会之，居民引以溉稻，直达下素，町畦相望，经曲阳而所溉尤多，南人定州，白龙泉会之，傍河诸村皆圩岸也。推而广之，所得稻田难以顷亩计矣。派水经新乐、定州，沿流多资灌溉。滋河经灵寿为慈水，沿流皆可田，伏而复见，绕无极，经深泽，疏流成渠，天然水利也。汶河至栾城，合北沙河而流始渐大，浇溉可资，但岸高难以升引，应作坝壅之，俾水与岸平，开沟二三尺，纵横俱可通流，涓滴皆为我用矣。伏秋水涨，则决坝泄之，旱涝无虞，万全之利也。圣女河源出任县，泉从地涌，引流可田。牛尾河、百泉河源出邢台，作闸节宣，沿流一带皆水田也。滏阳河源出磁州；至邯郸，会渚、沁二水，贯大泊而与滹沱水合，所经之处皆可疏渠灌稻。南北二泊，为二十余河之委汇，而水口河身均多浅隘，今应展挖宽深，导南泊之水归穆家口，北泊之水入滏阳河，积涝日消，旧岸渐复，四周涸出之地尚可以数计哉!然后作小堤以绕之，多开斗门，疏渠种稻，则沮洳之场无非乐土也。 《畿辅通志》：京东辅郡，负山控海，泉深而土泽，潮淤而壤沃，诸州邑泉从地涌，一决即通，水与田平，一引即至，具可疏凿成田。宝坻县营田，引蓟运河潮水。按，明臣袁黄为宝坻令，开疏沽道，引戽潮流，教民种稻。盖潮水性温，发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虽少雨之岁，灌溉自饶，浙闽所谓潮田也。京西诸河，汇于西淀，新安三面皆潦水汇注，岁失耕稼。贤王为开河分泄，筑堤捍御，沮洳遂为乐土，粳稻遍野，蒸蒸殷富。安州居其上游，积淀环绕，地多污莱，闻新民坐获美利，州人羡之，相率垦湾泽，引河流，自行插莳营田，收获甚丰。涞水县稻子沟，盖缘稻得名。涿州有督亢亭旧迹，亦土壤膏腴之证。文安为七十二清河汇聚之区，土人于濒河傍淀处芟茭莳稻，多获丰收。大城为子牙河所经，土性膏腴，最为宜稻之区。满城一亩泉，涌地喷珠，鸡距、红花等泉连绵相接，灌溉优渥。宛平卢沟桥西北营田，引桑乾河水。明臣徐贞明言：“桑乾水经保安境上，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今保安、怀来稻田最盛，皆于上流疏引，随高下以作沟洫，淤泥停壅，不粪而肥，苗发颖粟，所收倍于他水，是亦桑乾可田之一证也。京南西带重峦，源泉并注交流，会于大泊，形如聚扇。元臣郭守敬言，滏、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人澧河，可溉田三千余顷。大陆泽为上游之壑、下流之源，澧河源于大陆，源大流盛，夹岸汲引，其利尤溥。邢台百泉时出不穷，不惟利周本邑，兼可润及邻疆。天津营田全资潮汐，一面滨河，三面开渠，潮来渠满，则闸而留之，以供车戽，中间沟塍地埂宛转交通，四面筑围以防旱涝，皆前明汪应蛟遗制也。 又：永定河浊泥善肥苗稼，凡所淤处变瘠为沃，其收数倍。河所经由两岸，洼碱之地甚多，若相高下，开浚长渠，如怀来、保安石径山引灌之法，分道浇溉，则斥卤变为肥饶。而分水之道既多，奔腾之势自减，从高而下，由近而远，一河之润可及十余州。此亦转害为利之一奇也。 《畿辅安澜志》：浑水性肥，所过变斥卤为膏壤。昔年文、霸所属信安、胜芳等村，乃滨水荒乡，自康熙戊寅开河以后，浊流旁衍，地肥土润，今且畦塍相望，宛如江南。 又：卢沟桥以上修家庄，地居山麓，大半沙碛，乃农人自营稻田，历今数十余年不废。盖务此者皆晋人，性习勤而无畏难，故业成卒享其利。其艺稻之法，布列石渠，即于沙石之上引水留泥，复于四五月河水涓细之时，通水而上，借以插秧，水足则仍泄于本河。正定、平山引滹水植稻，亦用此法。上而宣、大间，处处可引，惟在贤有司实心劝导，示以有征之成效，课使各自营力，斯善于兴利者矣。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臣请考之于古，证之于今，直隶为《禹贡》冀州之域，厥田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东南农民家有五十亩，十口不饥；此间虽拥数顷之地，常虞不给，虽其土燥人怠，亦不应悬殊至此。汉张堪开狐奴稻田，民有麦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齐裴延隽修督亢陂，为利十倍。督亢，今之涿州也。东南二淀，为宋何承矩塘泺之遗；天津十字围，乃明汪应蛟屯田之旧。垂之竹册，非比荒唐。又查国朝李光地为巡抚，请兴河间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亩鬻钱二百尚无售者，一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上年直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众情欣悦。又闻石径山有庄头修姓，能自引浑河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旱涝不致为灾。又闻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灌田，每逢旱岁，其利益饶。又闻现任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间曾劝民开井二十余口，今颇赖之。证之近事，复确有据，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 臣则徐谨案：稻，水谷也。《禹谟》六府始水而终谷，故天下有水之地无不宜稻之田。近在内地者无论已，迪化在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禾，锡以嘉名；台湾悬闽海之中，而有潮可通，产米甲于诸郡。此皆从古天荒，开自本朝，而一经耕治，遂成乐土。况神京雄据上游，负崇山而襟沧海，来源之盛势若建瓴，归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淀泊以大其潴蓄，有潮汐以资其润泽，水脉之播流于全省，若气血之周贯于一身，奧衍之资，天造地设，是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为沃之方，恐狃于成见，必将以水土异性为疑。今且不敢远征，断自元、明建都以来敷陈诸策，固已言之凿凿，试之有效，而我朝怡贤亲王周历经度，叠次疏陈。参之诸臣奏议、三辅志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经逐段指出，则畇畇畿甸，实具天地自然之利，尤为万无可疑。今即水道之通塞分合不无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广，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兴水利者，可以考求遗迹，实力举行矣! 历代开治水田成效考 《后汉书·列传》：张堪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 《水经注》：魏将军刘靖以嘉平二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灌田二千顷。至景元三年，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经昌平，东尽渔阳、潞县，灌田万有余顷。 《魏书·列传》：裴延隽转幽州刺史，修复范阳郡督亢渠、渔阳燕郡戾陵诸堰，溉田百万余顷亩。 《隋书·食货志》：齐皇建中，开督亢旧陂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 《册府元龟》：隋开皇中，幽州都督裴方行引卢沟水，开稻田千顷，百姓赖以丰给。 《唐书·地理志》：渔阳郡三河有孤山坡，田三千顷。 《宋史·列传》：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疏请于顺安砦西开易河、蒲口，资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乃以承矩为制置屯田使，俾董其役。自顺安以东濒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悉为稻田。 又，《食货志》：咸平六年，知保州赵彬分徐河水南注运渠，置水陆屯田。天禧末，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唐县志》：金泰和六年，县尹刘弁开渠引唐河灌田数千亩，又导而东，以溉完县诸田。 又，明万历二十七年，知县杨一桂浚渠引唐河溉田一万千余亩。明年复大开浚，引唐河东注，历唐县三十五村、完县三村，溉田二百余顷，名广利渠。 《元史·本纪》：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种，岁可收百万余石。于是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明史·河渠志》：永乐八年，浚定襄故渠，引滹沱水灌田六百余顷。万历三十年，真定知府郭勉浚大小鸣泉四十余穴，溉田千顷。邢台达活、野狐二泉流为牛尾河，百泉流为澧河，建二十一闸、二堤，灌田五百余顷。天启二年，命太仆卿董应举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规画数年，开田八十万亩，积谷无算。 《明史·列传》：万历十三年九月，徐贞明领垦田使，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至明年三月，垦田三万九千余亩。 《新安县志》：万历间，邑令张延玉开王家桥下三渠，用雹水灌田一千五百余顷。 《怀安县志》：明兵备道胡思伸浚惠民渠，引洋河之水溉民田，数万顷皆成膏腴。 明来复《保安卫水田记》：万历四十六年，兵备道胡思伸疏：瀹保、安西二渠，开田十万余亩，粳稻兼利，比于江南。 汪应蛟《海滨屯田疏》：天津葛沽一带，咸谓此地从来斥卤，不耕种，间有近河种豆者，亩收不过一二斗。臣窃以为此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以闽浙治地法行之，未必不可为稻田。今春买牛、制器、开渠、筑堤，一时并兴，计葛沽、白塘二处，耕种共五千亩，内水稻二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余三千亩种萄豆、旱稻。萄豆得水灌溉、粪多者，亦亩收一二石。惟早稻以碱立槁，于是地方军民始信闽浙治地法可行于北，而臣与各官益信斥卤可尽变膏腴矣。 《畿辅通志》：天津蓝田，康熙间镇臣蓝理所开也。河渠圩岸周数十里，垦田二百顷，召浙闽农人数十家分课耕种，每田一顷用水车四部，秋收亩三四石。 又：京东局，雍正四、五、六、七、十一等年，玉田县引小泉、暖泉、孟家泉、蓝泉等河之水，营稻田三百八十四顷二十亩；丰润县引陡河、泥河、黑龙潭、杨家汫等水，营稻田四百五十顷十一亩；迁安县引徐流河、三里河、黄山泉河之水，营稻田十六顷二十七亩；滦州引沂河、暖泉、福山泉馆水，营稻田二十九顷八十二亩；平谷县引洵河及山泉，营稻田六顷十一亩；蓟州引大小海子等泉之水，营稻田五十六顷五十六亩；宝、河二县引蓟运河潮水，营稻田二百十五顷八十六亩；武清县引凤河，营稻田十八顷二亩。 又：京西局，雍正五、六、七、十一、十二等年，新安县引雹河、依城河及淀河之水，营稻田八百九十一顷五十五亩；安州引依城河及淀河之水，营稻田十六顷三十八亩；安肃县引督亢陂及雹河之水，营稻田一百七顷五十六亩；唐县引唐河水，营田八十一顷六十九亩；庆都县引湟池、北隆、坚功、涌鱼等泉之水，营稻田十二顷五十三亩；涞水县引涞河，营稻田二十二顷二十八亩；房山县引拒马河、挟河之水，营稻田二十六顷四十四亩；涿州引拒马河、胡良河之水，营稻田三十顷六亩；霸州引中亭河，营稻田一百一顷三十五亩；任丘县引白洋淀，营稻田八十五顷八十亩；文安县引会同河、子牙河之水，营稻田四百五十九顷四十亩；大城县引子牙河，营稻田三百三十二顷九十七亩；定州引小清河、马跑泉之水，营稻田六十二顷四十七亩；行唐县引莲花池及龙泉之水，营稻田十四顷十二亩；新乐县引海泉、涌泉之水，营稻田三顷三十六亩；满城县引一亩、鸡距等泉之水，营稻田二顷二十一亩；宛平县引永定河水，营稻田十六顷。 又：京南局，雍正五、六、七、八等年，磁州、永年、平乡引滏阳河水，营稻田一千二百十顷七十三亩；任县引滏阳、牛尾等河之水，营稻田一百二顷四亩；正定县引大小鸣泉、方泉、班泉之水，营稻田三十二顷七十九亩；平山县引滹沱河、冶河之水，营稻田三百四十顷十八亩；井陉县引冶河水，营稻田四十七顷二十亩；邢台县引百泉河及达活、紫金等泉之水，营稻田八十六顷九十六亩；沙河县引百泉河及小澧等泉之水，营稻田五顷六亩；南和县引百泉河水，营稻田八十五顷五十五亩。 又：天津局，雍正五年、六年，天津州、沧州、静海县及兴国、富国二场引用海河潮水，共营田四百八十七顷四十三亩。 怡贤亲王《请改磁州归广平疏》：明臣高汝行、朱泰等于滏阳所经建惠民八闸，以资灌溉，沿河州县民皆富饶，粳稻之盛甲于他郡。 刘于义《南府水利疏》：巨鹿向有碱地四万余亩，不能耕种。乾隆九年，知县详明建闸引水浇注，凡经水之地，碱气顿除，布种秋禾，收成丰稔。 《一统志》：宝带渠在怀柔县城外，县人钟其潆凿渠引水，县境咸土自后遂成水田。 《畿辅安澜志》：阜平县农民沿沙河开渠，引水营田，自乾隆十年以来，得稻田八十余顷。 臣则徐谨案：天下事创则难与虑始，因则易与图功，故治地莫善于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课稻于北，似创而实因也。时韪其言，水利大兴。邹元标尝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窃谓今日用因之法，莫如因故人之遗迹而修复之，因现在之成效而推广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讲，一旦兴举，事同创始，利益虽宏，土宜虽得，而未经试可，人将不信。宋何承矩规画塘泺，人多议其非便，发言盈廷。承矩援汉、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之，众始信服。不二年，辇穗送阙，功效大著，至今畿南粳稻犹其遗泽。承矩盖善于用因者矣。今历稽开垦成绩，著之于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图可索，信而有征。主议者既决然于说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晓然于功之有可据，或就废堰古渠之迹寻访遗规，或即羹鱼饭稻之乡讲求成法，而一切营垦事宜可举而措之矣。 责成地方官兴办毋庸另设专官 明徐贞明《潞水客谈》：得人固难，是必有经略之功而无纷更之扰则善矣。世有能任之者，不必如宋人专以劝农之名，亦不必如今制责以水利之职。盖劝农而兴水利，牧养斯民之首务也。今惟选择守令，久任而责成之，殿最系焉。兴利而民不知者，可坐致也。 国朝怡贤亲王《定考核以专责成疏》：臣等疏浚水泽，营治稻田，所有完过工程，例应交地方官收管，各处水田、沟洫，必须每年经理，令管河各道督率所属州县按时修浚。但考成未有定例，河道无凭举劾，请嗣后计典将水利营田事实逐一开注，由河道结送督抚，以定优劣。 孙嘉淦《复奏消除积水疏》：田间沟洫，盈千累万，而河道交错，兼多疑难之处，众说纷歧，臣等不能亲身阅视，即委员分勘，以一人之身查数十州县，势不能遍历村庄，则详细委折仍须责之州县。 范时纪《京南洼地种稻疏》：伏查京南霸州、文安、大城、固安、宝坻、天津、静海、沧州、青县等处，地势低洼，遇雨水稍多，或河流泛涨，动辄淹为巨浸，若不设法疏治，久之地亩恐皆废弃。请令直隶总督于所属府、厅、州县内，遴选素日留心地方民瘼之员，于此十数州县地方，详细踏勘，何处何村可以展挖沟渠，疏浚支河，添筑堤埝，作为稻田，一州一县行之有效，将该处承办官从优议叙，使他邑观效，积渐而广，自可变瘠为腴。 工部《议复御史汤世昌西北各省疏筑沟道疏》：应如所奏，行令各该督抚，严饬所属于每年农隙时亲往履勘督办，工竣后，册报道府，前往查勘。果系实心任事之员，行之有验，即备详督抚，于考课殿最时胪为一条；傥或漫不经心，甚至纵役滋累，亦即纠参示儆。 臣则徐谨案：周人重农，故农官莫详于《周礼》。汉魏而降，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农中郎将、司田参军，皆于守令而外特设专官。窃以养民裕国，本是守令之事，若设官专领，于民情之苦乐、地方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既无司牧之权，则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牵掣；若仍须会同地方官，又易起推诿歧视之渐，且多一衙门多一冗费。即乡村董劝之人，如农师、田长等名目，亦不必设，恐奉行日久，实去名存，徒滋阊阎浮费也。守令为亲民官，情形熟，呼应灵，择其勤恤民隐、实心任事者，属之经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绌，课其殿最，不烦更张而事可集。故当创行之始，相度水泉，经画地亩，以及招募农民试种，倡导章程，自宜专简大员核定办理，俟事有端绪，效可广推，则专责之地方官为便。 劝课奖励 雍正二年，谕直隶督抚等官：朕惟抚养元元之道，足用为先。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廑念民依，重农务本，业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周官》所载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间，皆为课农设也。今课农虽无专官，然自督抚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劝，并不时咨访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仍于每乡中择一二老农之勤劳作苦者，优其奖赏，以示鼓励。如此则农民知劝而惰者可化为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量度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亦为民利不小。至孳养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养如法，乳字以时，于生计不无裨益。总之，小民至愚，经营衣食非不迫切，而于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利始尽，不惟民生可厚，风俗亦可转移。尔督抚等官，各体朝廷爱民之意，实心奉行；傥视为具文，苟且涂饰，或反以扰民，则尤其不可也。 明徐贞明《潞水客谈》：设得牧养斯民者，择其势顺功敏之处，募愿就之民经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机，使民灼然知水利之可兴，则必有竞劝而争先者，庶令不烦而事自集。至若不费公帑，不烦募民。而田功自举者，边地屯田以饷军，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机，定赏功之制，广世职之法而已。内地垦田以阜民，其道有三：优复业之民，立力田之科，开赎罪之条而已。 袁黄《皇都水利书．开田赏功论》：元泰定中，虞集进言：“京师之东，听富民欲得官者，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后，视其成，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不废，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至正间，脱脱略仿集议，于江南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降空名敕牒十二道，能募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从七品，就令管领所募之人。嘉靖中，秦鳌言：“畿辅之地，水土沃饶，乞选江浙之士为之长吏，仍又仿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众垦田万亩者授其官，其千亩者亦如之，果能劝课有法，不吝超迁，则三数年后必有万仓之积矣。” 徐光启《农政全书。垦田疏》：垦荒足食，万世永利，而且不烦官帑。招徕之法，计非武功世职如虞集所言不可。惟集言世袭如军官之法，所拟不管事，不升转，不出征，空名而已。田在爵在，去其田随去其爵，即世袭又空名也。但恐空衔人未乐趋，故必以空衔为根著，而又使得人籍登进以为劝。 《大清会典》：康熙四十三年，天津附近荒弃地亩开垦一万亩以为水田，行令各省巡抚，将闽粤江南等处水耕之人，出示招徕，计口授田，给以牛种。 许承宣《西北水利议》：国家广开事例以佐军需，今次第底定，将停事例，以澄叙官方矣。何不即用现开之例于西北各省，每县增设农田官，此日之品级与他时升转皆得比县令，而以其捐纳之数募耕夫，庤钱傅、买犊储种，并偿民之弃熟田为水道者。 怡贤亲王《请设营田疏》：小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请择沿河滨海施功容易之地，设营田专官，经画疆理，召募南方老农课导耕种。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田一顷以上，分别旌赏；有能出资代人营治者，民则优旌，官则议叙，仍岁收十分之一归还原本。至各属官田约数万顷，请先举行，为农民倡，率其浚流、圩岸以及潴水、节水、引水、戽水之法，一一酌量地势，次第兴修，一年成田，二年小稔，三年粒米狼戾。小民睹水田收获之丰饶，自必鼓舞趋效，将凡可通水之处，无非多稼之乡矣。 户部议复大学士朱轼条奏：一、自营己田者，照田亩多寡给与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带，以示优旌；一、效力营田者，应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录用；一、罣误降革之员效力营田者，准其开复；一、流徒以上人犯效力营田者，准减等。 臣则徐谨案：《魏书》高允曰：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方百里则三万七千亩。若劝之则亩益三升，不劝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三万斤，况以天下之广乎?旨哉斯言，其著劝农之利可谓约而达矣。然此就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为水田，易杂粮为稻米，亩益至一石以外，则劝课之功，其益愈大而其效愈广。伏读《大清会典》载：国朝垦荒，自助牛种，宽征赋而外，有悬爵赏以励招徕之条，区画周详，务使野无旷土。惟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课之勤，故奖之至也。今营成之后，地方官既各视多寡以为考成，民间自营者，验明成熟有效，按顷亩分别等差，给予优奖，又佐之以议叙之典、赎罪之条，如此则劝率既至，鼓舞自生，数年后倍入之获，目验而身习，美利所在，民自趋之，不待劝而无不劝矣。 缓科轻则 康熙十二年，谕户部：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现行垦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以后各省开垦荒地，俱著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其该管地方官员，原有议叙定例，如新任之官自图纪叙纷更扰民者，著各该督抚严行稽察，题参处分。 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一、垦荒之宜勤也。畿辅各州县，荒田累千万顷，朝廷屡下勤垦之令，而报垦者寥寥。非民之不愿垦也；北方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报开垦，转盼六年起科，所报之粮一定而不可动，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听其荒芜而莫之顾也。窃谓此等荒地，原与额内地土不同，与其稽查太严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补荒，如有额外新垦之地复荒者，听有司查他处新垦地补之，其荒粮即与除免，不必如额内土地，必达部奉旨，始准豁除。无赔累之苦，无驳查之烦，民不畏垦之累，自无不踊跃于垦矣。其已垦成熟者，或更请宽至十年起科，使得偿其牛种工本之费，然后责其上供，亦所以劝垦也。 李绂《广西垦荒事宜疏》：臣思地不加辟之故，垦荒者出产惟谷，纳赋需银，差徭随田而起，恐贻后日之累，所以裹足不前。新奉旨，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科，宽其弓丈，薄其科则，则差徭可无累矣。 杨永斌《请轻科劝垦疏》：查得原报可垦外，各属尚有荒地，体察民情，恐硗地薄收，傥遇旱涝，粮赋无出，是以未肯尽力。臣窃思瘠田虽产谷稀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米谷，即年歉亦必稍有收获，养活多人，不致乏食为匪，于民生实有裨益，诚不可不为多方劝导，以尽地利。臣查粮额内，有斥卤轻则，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四丝，米四合二勺六杪。若令凡有难垦之地，准照轻则起科，则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广收。 臣则徐谨案：水田之兴，西北大利也。然或计其岁人之饶，而议及岁供之数，则民情惧罹重赋，必将瞻顾不前。昔徐贞明领垦田，使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事初举而烦言顿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征也。宋臣晁公武有言：“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是因垦议赋，适因赋病垦，卒至田不加辟，赋无可增，于国于民两无裨益。况我朝赋役之制，东南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用一缓二，实为立法之精心。今役既无可议减，赋又何可议增?请今自新开水田，若本系行粮地亩，照原额征收，永不加增；或系无粮荒地，亦须酌宽年限，缓其升科，轻其赋则，明定章程，遍行晓喻，俾共知圣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间有倍人之收，不计国赋有丝毫之益，庶良懦绝顾瞻之虑，豪猾息梗阻之谋，而乐事劝功，共戴皇仁矣。 禁 扰 累 雍正元年，谕户部：朕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惟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但向来开垦之弊，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往往膏腴荒弃，岂不可惜!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永为定例。其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务使野无旷土，家给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 五年，谕内阁：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鼓舞从事，方有裨益，不得绳之以法。若地方官员因关系考成，督课严急，则小民转受其扰矣。著直隶学臣转饬教职各官，切加晓谕，不时劝课，使小民踊跃兴作。若地方官员怠忽不加劝导，或有逼勒过严者，著学臣稽察奏报。三路巡察御史，亦著善于劝导，悉心稽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之处，即据实奏闻。 六年，谕：凡兴河渠等事，朕意本欲惠养斯民，为地方永赖之利，乃差往人员等奉行不善，转为闾阎之扰。前闻直隶工员内，有因营田拔去民间已种豇豆之事，因谕令怡亲王确查。今据参梁文中不行晓谕于事先，乃将已成之禾稼逼令抛弃，违理妄行，显欲阻挠政事，非无心错误可比。该巡察御史苗寿、陶正中何以不行查参?梁文中所犯既实，不必交与该督再审，著革职，于工所枷号示众。其所毁坏豇豆，著即于梁文中名下照数追赔。 李光地《饬兴水利牒》：此事原为百姓筹谋，非如钦工、上差诸务，期会征发，随以督责也。该府州县履历民间，务要减省徒从，只马单车，劳问父老，询以农事，不得骚动闾阎，费民一草。胥役有借此作一名色惊扰编氓者，立毙杖下。 臣则徐谨案：为国不患无任事之人，而患有偾事之人。任事者，方兴利以救弊；偾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故曰：利不百不兴，害不百不去，诚慎之也。今兴治水田，为西北百姓建无穷之利，民间自营之产，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赋税不增，租典由便，有利无害者也。特恐创行之始，或急于见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扰；甚或违理妄行，借以阻挠政事，如雍正六年上谕处革之梁文中其人者，将养民之政反为扰民之事。此端一开，浮议乘隙而生，必至惩羹吹齑，因噎废食。是在承办各官，毋急近功，毋执偏见，虚心咨访，善言劝导，毋令书役得以借手，庶杜渐防微之虑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 破浮议惩阻挠 《宋史·食货志》：何承矩知雄州，大作稻田以足食，于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晚稻，值霜不成，取江东早稻种之，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阻之者颇众，晚稻不成，群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 国朝怡亲王《请设营田疏》：浮议之惑民，其说有二：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种稻也。凡种植之宜，因地燥湿，未闻有南北之分，即今玉田、丰润、满城、涿州以及广平、正定所属，不乏水田，何尝不岁岁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涨则溢，旋退则涸，能为害不能为利也。夫山谷之源泉不竭，沧海之潮汐日至，长河大泽之流遇旱未尝尽涸也，况陂塘之储有备无患乎? 蓝鼎元《论北直水利书》：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无异议，惟在锐意举行，不为浮言摇惑而已矣。今所虑者，或谓南北异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甚不然。永平、蓟州、玉田、丰润，漠漠春畴，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谓北地无水，雨集则沟浍洪涛，雨过则万壑焦枯，虽有河，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闸坝、堤防蕴其势，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时启闭，使旱潦不为害者也。或谓北方无实土，水流沙溃，堤岸不能坚固，朝成河而暮淤陆，此则当费经营耳。然黄河两岸一概浮沙，以苇承泥，亦能捍御，诚不惜工力，疏浚加深，以治黄之法堆砌两岸，而渠水不类黄强，则一劳永逸，未尝不可恃也。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种稻也；土性碱，水入即渗也；挖掘民地，易起怨声也；且前朝徐贞明行之而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之经营亦垂成而坐废，可为明鉴也。臣请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现今玉田、丰润粳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可稻可禾，听从民便，不疑者一也。土性沙碱，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遍地皆沙碱乎?且即使沙碱，而多一行水之道，究比听其冲溢者犹愈，不疑者二也。若以沟渠为损地，尤非知农事者，今使十亩之地损一亩以蓄水，而九亩倍收与十亩之田皆薄收，孰利?况损者又予拨还，不疑者三也。至于前人之屡行屡罢，此亦有由。徐贞明有干济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时王之栋参劾，出于阉人、勋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耳，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开垦，即以地予之，又许占籍，左光斗之屯学亦然，是夺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营田四局，成绩具在，公论难诬。当日效力差员，不无奉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况非常之(举)原黎民所惧，所贵持久，乃可有功。秦人开郑白之渠，利及百世，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河渠数徙，田者不能偿种，至唐长孙恕复凿之，亩收十石。凡始事难，成事易，赓续以终之则是，中道而弃之则非，不疑者四也。 宜兆熊、刘师恕奏：有唐县劣生于超等，捏造将来加粮名色，恐吓愚民，将去岁已经具结、情愿营种之稻田，不许加工，以致群相观望，经知县臧珣再三开喻，而于超等反赴臣衙门具辞，执抗不遵，当即咨革严究。此等劣衿劣监造言阻挠，理合奏闻，容臣等酌量情罪，严行究拟，惩一警百，庶知所畏惧，而善政可收实效矣。奉朱批：所处甚是。案内人犯审明后，当严惩之。他处亦勤加察访，如有此类不法之徒，断不可宽纵，以长刁风。 又奏：磁州东西二闸，去年议定五日一次启闭，水利均平，实属至善。兹当启放之期，有吏员沈国连、刁民顾成法等率众阻挠，当饬该府州将首恶拿解，并宣布圣意，水利务在均平，岂容独霸。随据称，沈国连已拿监禁，顾成法畏罪脱逃，现在严缉，而村民俱各帖然，听从启放。除饬缉顾成法严究外，其附和村愚，分别省宥，以广皇仁。奉朱批：直隶此等强横之风，岂可不力为革除。沈国连当严拟具题，顾成法严缉务获，其附和村愚概予从宽发落。卿等若能如此不事姑息，大振委靡，则历年之颓风何难挽回。惟须力行不倦，毋偶为此一二事以取信于朕，随复懈弛也。朕之或褒或贬，亦只据一事论一事，就一时论一时耳。勉之! 臣则徐谨案：天下事当积重难返之后，万不得已而思变通，幸而就理，万世之利也。然北米充仓，南漕改折，国家岁省经费万万，民间岁省浮费万万，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规中芟除者，则举行之日，浮议阻挠必且百出。如前明弘治间浚大通河，漕船已达大通桥，节省金钱无算，而张鹤龄等因失车利，造黑眚之说以阻坏之。夫成功尚可坏，况未成乎?徐贞明初上水利议，格不行，迟之十年，重以苏瓒、徐待、王敬民、申时行诸人之力，仅得一试，无何蜚语潜入，王之栋一疏败之而有余。举事者何其难，挠事者又何其易也!今圣谟枢赞一德一心，询谋既定，无虑异议之滋，而小人之浮言梗阻，势亦在所不免。要之，簧鼓不足听而刁健不可长，是在卓然不惑、处之有道而已。 田制沟洫水器稻种附 明袁黄《宝坻劝农书》：井田畛涂沟浍，不必尽泥古法。纵横曲直，各随地势；浅深高下，各因水势。中间有卑洼特甚者，量疏为塘，堑出沟浍之间，旱则蓄，水则泄。围田地卑多水之处，随地形势四面各筑大岸以障水，中间又为小岸，岸下有沟以泄水；或外水高而内水不得出，则车而出之。涂田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咸草丛生，此须挑沟筑岸，或树立桩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间高、两边下，不及十数丈为小沟，百数丈为中沟，千数丈为大沟，以注雨潦，谓之甜水沟。初种水稗，斥卤既尽，乃种稻。沙田，沙淤之田也，此田大率近水，地常润泽，可保丰熟，四围宜种芦苇以护堤岸，内则普为塍岸，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种桑麻，或中贯湖沟，旱则平溉，或旁绕大港，潦则泄水，无水旱之虞，故胜他田也。 邱浚《大学衍义补》：京畿地势平衍，不必霖潦之久，辄有害稼之苦。莫若少仿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为主，又随地势各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以达于河，又各随地势开小沟，广四尺以上者，以达于大沟，又各随地势开细沟，广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达于小沟。其大沟则官府为之，小沟则合有田者共为之，细沟则人各自为于其田。每岁二月以后，官府遣人督其开挑，而又时常巡视，不使淤塞，纵有霖雨，不能为害矣。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浚沟洫而已。支流既分，全流自杀；下流既泄，上流自安。无昏垫之害，有灌溉之利，此浚川之当议也。沿河地方，惟运河不敢开泄外，其余源流潴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迹可寻，或方便可设，则疏渠之当议也。东南地高水下，车而溉之，上农不能十亩。北方地与水平，数十顷直移时耳，事半功倍，难易悬殊，则引流之当议也。河流渐下，地形转高，不能平引，其法拦河设坝以壅之，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后平而引之，水与坝平流。从上度递流而下，节节如是，盖能不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浅流，最宜用此，则设坝之当议也。蓄泄不时，秋水时至，坏禾荡舍，往往有之。惟于入水之处，设斗门，旱则开之，涝则塞之，出水之处反是，此建闸之当议也。沿山带溪，最易导引，而山水暴涨，沙石冲压，再行挑洗，劳费不偿。其法顺水设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听其下行，此设陂之当议也。而必概种粳稻，恐不骤习，随其高下，听其物宜。总之，水源一开，水田之利胜旱地一倍，价值亦增三倍，渐渐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尽泽国矣，则相地之当议也。春夏急水，秋冬无所用之，储有余以待不足。法用池塘以积之，既可储水待旱，兼可种鱼莳莲。每见南方百亩之家，率以五亩为塘，水不胜用，利亦如其亩之所人。仿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余家一塘，居然同井遗意；惟原洼下之处，不必另设，则池塘之当议也。 国朝汤世昌《请修沟道疏》：江浙之田亩收数石，以水利修而农力勤也。西北则不然，并无沟洫，全仗天时，其大道两旁，尽可开沟深广，以资蓄泄。伏祈敕谕各该督抚，饬属于秋成之后督率农民，照河工民埝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计亩出夫，贫者出力糊口，于大道 经行之所，阔则两旁开沟，狭则止开一道，帮宽四尺，底宽二尺，深一丈，因其地势，节节开通，如有积洼，量加深广，以为潴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坡岸，乘此农隙，数月可竣，行之有效，即村庄径路亦可仿行。 胡宝琅《开田沟路沟疏》：豫省地势平衍，其恃以宣泄者，沟渠之功，实与河道相表里。前浚河道，工竣，即将民田沟洫宜开、并每年加挑路沟及小沟、废渠宜复各缘由陈奏。奉旨：如所议，永远实力行之。臣钦遵率属办理，皆系民间业佃各就地头施功，虽有绵亘数十里者，而一人一户承挑无几，是以民易为力。自是每岁或于春融，或于农隙，随时查勘。总缘民间连获有收，已享其利，每岁加修，更属力少而事便，是以逐处宽深，鲜有水患。即上年被水，皆由外河冲决，并无内水弥漫之处，且节节疏通，就下甚利，田地皆得速涸，不误耕种，尤为明验也。 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沟洫之法，先视通河以为川，次视支河小水及地形低洼便于疏浚省工省力者，每距二十里为一浍，川纵则浍横，除山泽、城邑及沙砾不可耕外，每距七百里二十步为一洫，每横距八十步为一遂，纵距二百四十步为一沟，皆经画标识之，合方二十里造一册，田若干户，户若干亩，逐一注明，择其老成、众素信服者董司其事，不可假手胥吏。岁十月，农事既登，开浚洫浍深广如法，其土即堆两旁以填涂道，人工按亩科计，田率人耕三十亩，工率日挑二百尺，人十日而洫浍毕，次开沟，遂又十日而皆毕矣。如天寒冻早，沟遂明春开亦可，其田非自种者，即著佃户开浚，照佃科工，产主量给饭资，亩率谷米一升，工毕之后，丈量地亩，亩折四步均摊，以归划一。每岁春冬，各令捞取洫浍新淤以粪田亩，率三四十尺以为常例。又沟洫之制，无地不宜，而西北尤亟。西北地势平衍，河流劲而多浊，涨则劲流汹涌而冲决为患，退则浊泥滞淀而淤塞为患，古人于是作沟洫以治之。伏秋水涨，则以疏泄为灌输，河无迅流，野无熯土，此善用其决也。春冬水消，则以挑浚为粪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浅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淤也。 《畿辅安澜志》：乾隆九年，河道总督高斌请展唐县广利渠，导唐、完之水东流一百二十里，于渠身两岸，每渠五里设一涵洞，共二十有四，听民浚沟引渠分人均溉。十一年又奏，涵洞引水，大利农田，请唐、完、满三县涵洞，不拘五里，听村民自为增设。又澧河在南和、任县二境，为利甚溥，并无闸座、涵洞，民间穴堤，以空心大木横贯其内，两岸沿堤为沟，水由木心达诸沟塍，谓之桶引，水足则去桶塞穴，堤岸依然。又唐县尹杨一桂导唐河东流至南雹水村，有客水沟、横来沟下于渠三尺许，因之则渠水跌落，不能东行，填之则壅阻客水，淹害村田，乃建木腾桥，使河水腾于上，山水穿其下，上下并行而不相害，桥栏为闸，可启闭，启则水泄注沟，复人于河。 王心敬《井利说》：用水车之井，必须用砖包砌，浅者需七八金，深者十金以上，而一水车亦需十金。浅井可灌二十余亩，深井可灌三四十亩。但使粪灌及时，耘耔工勤，即此一井岁获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费二三十金而荒年收百石，所值孰多?至用辘轳之小井，不须砖砌，工匠不过数钱，器具不过一金，若地带沙石须砖砌者，工费亦只三五金。一井可及五亩，但得工勤，岁可得十四五石，更加精勤，二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费三五金而于荒年收谷十四五石，甚至二十余石，所值孰多? 蒋炳《谕民凿井疏》：农民罔知尽力耕凿。臣留心访察，凡有井之地，悉为上产，每大井可溉田二十余亩，中井亦十余亩，雨泽傥愆，足资绠汲。请令将臣详议，晓谕农民，有能凿大井者，给口粮工本，中井半之。地方官亲为相度，计及久远，庶硗瘠可变膏腴。 刘于义《庆云盐山事宜疏》：庆云、盐山两邑，虽有咸池及苦水之处，而甜水可以浇灌之地甚多，但百姓无力砌井。查每砌砖井一，需物料银八两，可灌地五亩。若广为穿井，小旱之年百姓竟可不馁。请于水利节省项下将庆云县赏给银一万两，可砌砖井一千二百五十；盐山县赏给银八千两，可砌砖井一千，再令百姓每年多开土井，以助浇灌。 元王祯《农桑通诀》：若田高而水下，则设机械用之，如翻车、筒轮、戽斗、桔槔之类，挈而上之；若地势曲折而水远，则为槽架、连筒、阴沟、浚渠、陂栅之类，引而达之。凡下灌及平浇之田为最，用车起水者次之，再车、三车之田又为次也。 王祯《灌溉图谱》：水栅，排木障水也。若溪深田高，水不能及，于上流作栅遏水，使之旁出下溉，以及田所。水闸，开闭水门也。间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则跨据津要筑坝，前立斗门以备启闭，旱则激水灌田，又可转激转硙，实水利之总揆也。水塘，即洿池，因地形坳下，用之潴蓄水潦，或修筑圳堰以备灌溉。大凡陆地平田，别无溪涧井泉以溉者，救旱之法非塘不可。 又：翻车，今龙骨车也。牛转翻车，比人踏功将倍之。水转翻车，视水势随宜用之，其水日夜不止，绝胜踏车。筒车水激转轮，众筒兜水以灌田，昼夜不息。连筒，以竹通水也。架槽木，架水槽也。戽斗，挹水器也。刮车，上水轮也。桔槔，挈水械也。转轳，缠绠械也。 明西洋熊三拔《泰西水法》：龙尾车者，河滨挈水之器也。物省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窃计人力可以半省，天灾可以半免，岁入可以倍多。玉衡车者，井、泉挈水之器也。一人用之，可当数人，高地植谷，纵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 《畿辅通志》：宛平县产稻有糯、粳二种；香河县产粳稻、糯稻、水稻、早稻；昌平州产膳米；房山县产稻红、白二种；遵化州产东方稻、双芒稻、虎皮稻之类，皆食米。糯稻有旱糯、白糯、黄糯，皆可酿酒。满城县产稻有黄须者，有乌须者，有粳稻、早稻、糯稻；涞水县产水稻；邢台县产稻有三种，红口稻、芒稻、糯稻。 臣则徐谨案：沟洫之利甚溥，非独水田宜设，前人论之详矣!而经画水田，要在尽力沟洫。陂塘之潴蓄，所以供沟洫之挹注也；闸堰涵洞之启闭，所以均沟洫之节宣也。沟洫修而田制备，田制备而地中之水无一勺不疏如血脉，水旁之地无一亩不化为膏腴。大禹之粒蒸民，举其要，不外浚川距海，浚畎浍距川，然则营田之政，亦尽力沟洫而已。直隶八郡地势，西北高，东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异。今择其近水之处，随宜经画，负山高仰之地，可导泉引溉，则为陂、为塘，以备暵旸；滨河平广之地，可疏渠引溉，则为闸、为堰，以齐旱涝；濒海近淀之地，可筑围引溉，则为圩、为堤，以防漫溢。如是，则水之为田患者寡，水之不为田用者盖亦寡已。经画既定，播种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力，辨别土性，择稻种以适气候之宜，使向之听丰歉于天时者，一视勤惰于人事。人事修举，而天时不害，地宝咸登矣。 开筑挖压田地计亩摊拨 怡贤亲王《请设营田疏》：臣等更有请者，从来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者，非局外之浮议为阻，实局中规画未周也。臣等恭聆训旨，凡民间之小屋有碍水道者，加倍赏偿。大哉王言!顺人情而溥美利，无过于是。伏念浚河、筑圩，损数夫之产利千耦之耕，甚而富家百顷俱享平成，贫人数畦偏值挖压，若概偿官价，不惟所费不赀，亦非民情所愿。计亩均摊，通融拨抵，视本田亩数加十之二三，其河淀洼地已经成熟报升必须挖掘者，将附近官地照数拨补。如此，则事无中挠，人皆乐从之。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疏河、开沟、建闸、堀塘，其中有侵及民田，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皆计亩均匀拨还，民情自无不乐从。 刘于义、高斌《水利事宜疏》：一、筑堤、开河，间有估用成熟地亩，查系旗地，就近拨补；系民地，照例给价，仍于粮册内查明，题请开除。 臣则徐谨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亩，亩折四步为沟洫。损四步以益二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为利愈广，或利周一邑，或利关数郡。而遇有估用民地之处，辄生异议者。亏一家私己之产，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恒情所乐从也。我宪皇帝洞鉴此情，爰有加倍赏偿之谕。嗣经怡贤亲王奏请均摊拨抵，部议准行，立法最为尽善。至乾隆间，旗地仍归拨补，而民地则改行给价。窃惟民间田地时值不齐，少给则舆情不洽，多给则经费不赀，并恐民心难餍，转启烦言。观徐贞明滹沱之役，以偿价不敷，致滋忌者口实，功败垂成，知给价之正多格碍也。且开筑既资公利，则地亩自应公派，所有挖压田地，仍宜于灌溉所及之地计亩均匀拨还，庶国帑不糜而民情大顺矣。 禁占垦碍水淤地 乾隆三十七年，谕：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则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蓄，非若江海沙洲东坍西涨，听民循例报垦者可比。乃濒水愚民，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非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是以屡经敕谕，冀有司实力办理。今地方官奉行不过具文塞责，且不独直隶为然，他省滨临河湖地面，类此者谅亦不少。此等占垦升科之地，一望可知，存其已往，杜其将来，无难力为防遏，何漫不经意若此!通谕各督抚，除已垦者姑免追禁外，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耕，违者治罪。若仍不实心经理，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 陈仪《后湖官地议》：玉田后湖营田，贤王措置之妙，尤在留湖心毋垦，以为潦水归宿之所。盖周围筑堰，山[水]涨固不内侵，而雨泽过多，则内水亦难外泄。留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万全。所亲者少，而所全者大也。自游民申有山借垦荒之名，冒耕湖心之地，违贤王措置之苦心，遂遗营田之害。 陈黄中《京东水利议》：欲兴水利于西北，当即规度地势，弃最下之田，蠲其常税，潴为陂泽，潦有所泄，旱有所资。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顷，而其余所垦之地，凶岁俱可无虞，是一时所蠲之数甚少，而久远之利无涯。如必洼下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耕之，水既无所归，则漫溢旁流，高原并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滥之害多，此势之必不行者。 沈联芳《邦畿水利集说》：畿辅地方乎衍，河道纵横，人海之处，惟海河一门，全赖大泽以容蓄众流。迩者淀泊淤地，为民间占种，甚或报垦升科，地方有司受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咎綦重。惟是积重难返，围圩耕种之地未能悉行除去，是不可不详查，如有实在阻塞水道之处，宜急为铲挖，永行禁止。 臣则徐谨案：天以五行生万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与水争地，而水违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明臣潘凤梧曰：若计开田，先计储水。《荒政要览》曰：泽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泽不止，二者相为体用，为上流之壑，为下流之源，全系乎泽。泽废，是无川也。畿辅之地，百川辐辏，赖淀泊以为之容蓄，而后涝不虞泛滥，旱不至焦枯。自规图小利者于附近淤地日渐占垦，以至阻碍水道，旱涝皆病，于通省水利大局关系非小。夫治地之法，将有所取必有所弃。彼第知泽内之地可为田，而不知泽外之田将胥而为水，其弊视即鹿无虞、凿空寻访者殆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亩，务须查明界址，分别划除，永禁侵垦。所谓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此正经营之始，所当早为禁绝，以杜流弊者也。 推行各省 《史记·列传》：西门豹为邺令，发民凿十二渠灌田，民以给足。 《汉书·沟洫志》：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又：郑国凿泾水为渠，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因名曰郑国渠；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 又，《列传》：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 《后汉书·列传》：邓晨为汝南太守，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 《唐书·列传》：姜师度徙同州刺史，阏河以灌通灵陂，收弃地二千顷为土[上]田。 又：韦武为绛州刺史，凿汶水，灌田万三千余顷。 又：温造为朗州刺史，开复乡渠百里，溉田二千顷，民获其利，号右史渠。太和中，节度河阳，奏复怀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济源、河内、温、武陟田五千顷。 《元史·列传》：郭守敬陈水利六事。其五，怀、孟沁河漏堰余水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其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右岸，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灌田二千余顷。 明周用《东省水利议》：治河、垦田，事相表里，田不治，则水不可治。运河以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与民间田地曾不相贯注。每年泰山、徂徕山水骤发，则漫为巨浸，一值旱暵，则又故无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齐鲁之间一望赤地，此皆沟洫不修之故。今修沟洫，各因水势地势之宜，纵横曲直，随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远，委之于海，则治河裕民之计也。 冯应京《重农考》：中州滨河之区，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曾无一沟一浍之停蓄，以故频受其患，而不获资尺寸之利。若乃邺之漳水。南阳之钳卢陂，昔人率用以灌溉，并州西南，若汾若沁，尽可引注为农田用。 国朝毕沅《陕西农田水利疏》：陕西四塞雄封，厥田称上。汉中、兴安、商州各属，延亘南山，水土饶益；西安、同州、凤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实为陆海奧区，泾阳龙洞一渠，为关内膏腴之最。大川如泾、渭、灞、滂、沣、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等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变瘠土为良田，三农自获倍收之利。况三秦为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为沟洫，蓄作陂池，则人黄之水其势并可少杀。 臣则徐谨案：西北诸省古称沃饶之地，甚多河渠沟洫，汉唐以来代有兴举，成效著于史策。自水利积久失修，膏腴之壤皆为陆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者，骤举稻田之利语之，人必不信。然粤西民俗，则又止知水田种稻，不知旱地可种杂粮，先臣李绂因地有余利，请多觅农师教导，兼植北方粱粟。易地以观，可知南北种植之殊，端由民习，不尽关土性也。今请俟畿辅倡行之后，确有明效，且共睹稻田之入倍于旱田，自必闻风兴起。乃以营种之法颁之山、陕、豫、东诸省，令各随宜相度，以渐兴举。由是推行愈广，乐利愈宏，财用阜成，家给人足，风俗纯厚，经正民兴，东南可借苏积困而西北且普庆屡丰，此亿万世无疆之福也。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录自《定盫全集》 龚自珍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陛辞，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则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中国自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地中实，地上虚，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岁岁约耗银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此决定义，更无疑义。汉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变，鸦片烟则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兵丁食宜刎脰诛。此决定义，更无疑义。诛之不可胜诛，不可绝其源，绝其源，则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无武力何以胜也?公驻岙门，距广州城远，夷荜也。公以文臣，孤入夷荜，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随，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此决定义，更无疑义。食妖宜绝矣，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桑蚕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义。宜勒限使夷人徙岙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此又一旁义。火器宜讲求，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岙门，多带巧匠以修整军器，此又一旁义。于是有儒生送难者曰：“中国食急于货”，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抵，固也，似也。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难。于是有关吏送难者曰：“不用呢、羽、钟表、燕窝、玻璃，税将绌”。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开所入，矧所损细，所益大”，此又一答鸡。乃有迂诞书生送难者，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巳”。告之曰：“刑乱邦，用重典”，周公训也。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伏波将军则近水，非褛船将军，非横海将军也。况陆路可追，此无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敶之原埜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难。以上三难，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迁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容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诗 曰：“忧心悄悄，仆失况瘁”。悄悄者，何也?虑尝试也，虑窥伺也，虑泄言也。仆夫左右亲近之人，皆大敌也。仆夫且忧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无飞扬之意，则善于奉使之至也。阁下其绎此诗。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9年3月18日)行 谕洋商知悉： 照得广东华夷互市，已历三百余年，彼岂不能自相交易?所以必设洋商者，原为杜私通而防禁物起见也。恭查嘉庆二十一年钦奉上谕：“责令洋商查明，如各夷船带有鸦片，即将货物全行驳回，不许贸易，原船逐回本国。”等因。钦此。钦遵在案。 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早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譬如人家防夜，设立更夫，乃财物已被席卷而逃，而看更者犹曰无贼，此非通盗而何?况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馆内行丁及各项工役皆该商所雇，马占等皆该商所用，附近银铺皆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立股份，其谁信之! 且闻从前夷人来馆，先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多有辞而不见，候其再来，而后答之。近年乃有托言照应过关，下澳远迎者矣。甚至东裕行竟送肩舆与大班噭乘坐，而该大班转不许该商乘轿入馆。种种悖廖，廉耻何存!此虽皆由试办之商靦颜作俑，素有身家之原商尚不至此，而薰莸同臭，实为尔等羞之!在尔等只知致富由于通商，遂尔巴结夷人为利薮。岂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倘一旦上干圣怒，绝市闭关，彼各国皆无辎铢之利可图，而何有于尔等乎?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向该商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况经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人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该商中之败类者，又何至拖欠夷债百余万之多?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更有奇者，该商借有前任粤海关阿所奏余剩洋银带回三成暂时试行之案，遂援为定例，年年影射，禀请下船，多制木箱，如同解饷。甚且代称某年夷人寄存某处银若干，今托某夷人带回，因与海关书吏串通做案，商则一面出结，银则一面出洋。言与行违，恬不为怪。曾经奉旨饬查，仅以一禀支饰了事。况如夷人查顿等，皆惯卖鸦片最为奸滑之人，前年奉旨查逐，而该商尤为力保，有“察出串卖鸦片，取银给单，情甘坐罪”之语，结犹在卷，试问此结应坐罪乎否乎?又因义士船上之鸦片，系在内河搜出，是并进口之船出结亦不足据矣。旧冬三板船七只，因该商等屡禀，甫经准行，乃漏货物者有之，带火药者有之。如曰不知，要尔何用?如曰知之，罪不容诛!今计历年中国之银耗于外洋者，不下几万万矣。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合亟谕查。谕到，该商等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 至现在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已另谕夷人将趸船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签名出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人官”。此谕即交该商等赍赴夷馆，明白谕知。必须严气正性，晓以利害，不许仍作韦脂之态，再说央恳之词。务令慷慨激昂，公同传谕。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毋谓言之不早也。特谕。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9年3月18日)行 谕各国夷人知悉： 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愿置何货，无不立办。试问天地间如此利市码头，尚有别处可觅否?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 查尔等以此物盅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定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有鸦片数万箱，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不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碇大洋，不独枉费工资，恐风火更可不测也。 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人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 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一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 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 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特谕。 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839年3月26日) 一、伦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银钱，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消殃，否则恶愈深而孽愈重。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犯内地禁令者，前任大班喇咈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唠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嗌，死于自刎。此外，凡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而伏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记载。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懔惧乎! 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住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尤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懔畏耶?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这是天朝宽大之政，故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穷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夹带甘结，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是宽既远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深厚!且无论尔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了。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真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凡尔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致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藤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租赁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卷潮翻，沉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优赏乎? 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鸦片吸食之人死罹于罪，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里闬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 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致英吉利国王照会道光十九年七月 林则徐 为照会事：洪惟我天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体，贸易之利，垂一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天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喻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犀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素、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即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利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蛤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祇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兰顿、及斯噶兰、爱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孟阿拉、曼达拉萨、孟买、八达拏、默拏、麻尔洼数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保遵宪典，将鸦片久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恶，以保又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防勿诿廷，须至照会者。
林钦差会谈记 1839年12月 希尔医生Dr．Hill 英国三桅船杉达号在1839年10月12日沉于海南岛附近。难船的生还者受到亲切的待遇，护送到广州，而会晤到林钦差。下文是生还者之一希尔医师对这次会晤的记述（原文载于英文《澳门月报》）。 1839年12月14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左右，一名通事来说：钦差大臣想在当天下午接见我们，要我们立刻到公所去。我们抵达旧中国街口时，看见公所附近聚集了一大群人，并有许多轿子台进公所。有些官员及大部分行商已先集合在所内，有几个美国人也在那里等候，都盼望能瞻仰到这位大钦差的丰采。但我们等候了将近两小时后，知道钦差不能在当天下午接见我们，大约改在下星期一再行接见。 星期日下午，通事来通知我们钦差想在次日（12月16日，即夏历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在城内接见我们，要我们在早晨八时到城里去。届期，我们提前早餐，随即前往公所。那时我们知悉行商们已经出发了，因而我们立即排成双行队伍，由通事们及一群各色随从伴送，前往公所。 我们进城不远，便看到大街两边排列着警卫，景象十分森严。我们随被引到距离城门约三百码的天宫后。这庙宇的外院已被等候着的官员及行商们的轿马挤满了。我们等了约一小时后，得到通知，钦差已到总督处同进早餐，餐毕即将接见我们。通事们这时抓着这机会，加紧说服我们在见到钦差时应行跪拜礼，但我们仍然坚决拒绝。他们非常不高兴，而且说：“今天和往日不同，今天的钦差便和皇帝一样，所有来到的官员、行商都必须向他下跪”。 约在十点钟时，藩台和臬台来到，天后宫的外门口人声大作。他们一到，行商及通事立刻下跪。在长时间等候中，我们和通事及其助手们闲谈，稍解无聊。其中有一青年好像很聪明，曾跟已故的爱芬斯顿Elphinstone先生在伦敦约住过八年，英语讲得特别好，比我在中国所见任何人都讲得好。我深以他未能在我们会晤钦差时当翻译为憾，因为阿东口吃很厉害，而且慌慌张张，我们很难懂他的话。 约在十一时左右，炮声雷鸣，锣声大作，各色随从人等呼声四起，说明钦差到了。行商立即排成一行，通事及助手们在对面一边另排一行，准备行礼接驾。官员们则进入了庙宇后面。我们这时正在庙内，可以便利的望见钦差，而不为人所见。我们看到四乘大轿次第台进院内，里面分坐着钦差、总督、巡抚、粤海关监督。钦差首先下轿，行商、通事等对他跪了一段时间。同时钦差躬身还礼，极其谦恭。其余各人下轿时的迎接仪式相同，只下跪的时间较短，后来几次，只是屈膝一跪而已。 十分钟后，钦差传见。我们被领到客厅里。这客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为同一排房子的一部分，在庙宇的左后方。厅壁的上瑞有一个小龛，其中设着两张桌，桌上陈列书籍纸张等件。墙壁周围褂着镜子和字画。两架玻璃灯从天花板下垂。大厅两边设桌子两张，椅子数把。地上铺着英国地毡。钦差坐在首席，他的右遣坐着总督及粤海关监督，左边坐着巡抚，藩台坐在大厅右侧，臬台在左侧。钦差稍胖而短，年龄约四十五岁左右，面貌可悦，眼小睛黑，日光锐利，前额文雅聪明。他的声音，雄壮、清楚而洪亮。他穿着极其朴素的衣服，而其它官员则是全副官服。 我们被领到他的面前，全体脱帽，向他恭敬地一鞠躬，他向我们还礼，于是会谈立即开始。他先表示：对我们这次不幸沉船遭难深为关切，希望在我们来求广州的路中，沿途地方官都能招待周到。随后他问我们何时离开英国，离开英国前关于中国乱事的消息是否已传到英国，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是在何时、何处，从安吉尔Angier航行到中国需要几天，来华的船舶是否经常要在那里停靠，我们的船货是什么性质及价值多少，我们的船以前是否来过中国。然后他说：对于目前中英两国之间所存在的纠纷，他深为抱憾，二百年来，中英两国一向非常和睦，事事都能顺利进行，对于两国都是有利的。他很抱憾那些愉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总望能够见到那些好日子再回来。这次纷乱是由于英国人倾销鸦片，而英国人知道鸦片是中国法律严禁输入的东西。 钦差继又用相当时间详述鸦片对于人身的损害，以及英国人向中国散播鸦片的可耻，尤其英国人明明知道中国对吸食鸦片及以任何方法贩运鸦片的人，均有严刑处罚，因而使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更为恶劣。然后他叙述了近年来烟祸已经攒展到了可怕的程度，以及他的皇帝要消灭烟祸的决心，因此皇帝派他到广东来达到这目的。他决意要在有效地贯澈这个目的之后才肯回去（他谈到这里，神情甚为激昂）。他说：他很知道我们所经营的别种货品也是利益很厚的。但为什么我们还不知足，还要来散播毒药呢？他要我们自问良心，经营鸦片生意是不是一个可怖的大罪？他确信这是天理所不容的，任何从事鸦片生意的人，一定要在良心上受谴责。随后他人举出了M某Mr.M．的悲惨命运为例，井说其它同类事件是历历可数的。 为向我们解说鸦片买卖的可耻及其最近几年来增长情形，他给我们一份地尔洼Thelwall先生作的小册子和另一本撕去了封面的有关中国的小册子（我想是德庇时Davis作的）。他要我们阅读从那两本书里摘出的几段。两书中有些部分已经译成中文，就贴在原文的页上。他还有五六张东印度公司的卡片，那上面记载了一季中售出鸦片的数量。在他递给我们的一张卡片上记着：派托拏Patna鸦片，12046箱，1939年3月，杜洛特-加龙省TROTTER（签字）。 往下，他谈到了他的同胞林维喜的被杀害，对于凶手迄未交出的事实，表示非常不满。他不能想象何以我方竟然找不出凶手，尤其是我方明明知道其中有五个人参加那场凶殴的。这五个人之中，总有一个人应交出来抵罪。随后他人谈到弯剌Warner船长将担麻士葛船Thomas Coutts开进黄埔的事情，并究问为何别人不照样做，他想象应是义律上校恐怕船上员工会被斩首，财产会被没收。其实，我们可以看清这种事情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当时我们完全处在他的权力之下，而他毫无加害于我们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对于我们深加怜恤，想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去和我们的国人相聚。他愿意所有的英船都去黄埔，但此时纵使他们已经具结，在未奉到北京的训示以前，英船不准再开进来。他对于英国人并无丝毫仇隙，只是痛恨那些贩运鸦片的英国人。如果捕获了带有鸦片的人，不分英国人或中国人，一律同罪。在此以前，对于英国人是从宽度理，今后决严惩不贷，因为他有了决心不顾一切危险来扑灭鸦片。他又提到义律上校的行为，表示对之非常不满。他认为：“义律上校在澳门时还是一个很正当的人，但在广州很不正当”。 他问我们有否在广州听到关于他个人健康的传说，因为他曾听到，在铜鼓那边，流传着他患了重病而大约不久人世的消息。谈到这里，他大笑起来，还问我们看看他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们立刻答称他体态壮健，并向他道贺。他深表高兴。随后他递给我们一封给英国女王的缄件，其中照样是惯用的夸张口气，我阅读之下，不禁失笑，他一见到这情状，立即追问是否其中有何不妥。我们说，我们所笑的只是文中少许错误。于是他嘱咐我们带信进入里房，在那里修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错误，并在那里面用茶点。原缄很长，是用毛笔写的，笔迹很清楚，主要是说鸦片贸易及其恶果的一篇长文，并希望女王陛下能加以干涉，协力阻遏烟祸。函中有些地方无法了解。 当我们读信时，船员们正在酣饮及吃烧猪等物。我们走的时候，他们也送我们四双烧猪。当我们回到客厅时，看见钦差和其它贵官们正围绕圆桌坐着。他们多半已卸去官服，正和我们的一个侍役谈笑取乐（在我们的旅途中，这侍役也常受到几名官员的特别注意），问他许多问题，诸如姓名、年岁、父母存亡、是否喜欢航海等等。他们并要他朗诵了一两页英文，而聆听之下，很表愉快。 钦差又问起各种鸦片所自来的地名，要我把那些地名给他写下，我曾即照办。提到土耳其的名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英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约需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有点惊异。以后，他一直站着向我们交谈，态度极为亲密，总督及其它人员也都站着。 他仔细地察看我们的服装，和他的朋友们就西装的各部分笑谈取乐。他似乎对我们的大副大感兴趣，关照他的秘书领着这位大副走绕一圈，一会向这方向走，一会又向那方向走，他带起眼镜仔细察看他的形状，连称“妙妙”不巳。 最后他通知我们，小船已经备妥，以便送我们到铜鼓和我们的国人相会，他希望我们在自己国人面前，对他善为称道。我们答应照办，于是他向我们说“请，请”，和我们告别了。
答叶申芗书①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40年12月22日)于广州 小庚年老前辈太亲翁大人阁下：自戊戌冬间郑州道上手泐寸缄，缴谢盛赐，由训勤四兄带呈之后，忽忽又阅两年，而未获续修片楮。非敢安于疏懒，实缘胸臆中所欲陈者不啻千头万绪，须待稍暇，一为倾吐，而力微任重，竭蹶不遑，迄无一日之暇。荏苒至今，惶歉奚可言似。乃承阁下谅其无它，不加督责，且迭荷手书存问，感刻奚如。惟所示去岁由芸卿处寄来两函，侍只收到九月一函。兹于小春由陆静轩带来一函，系二月所寄，并《词选》六卷俱领到，惟《栽花百咏》未见，不知果已封入否?又由梁楚香带来一函，系七月所寄，子月望前始到。彼时只知有浙中定海之事，而夷务之变局，尊处尚未得有传闻，至近日谅经备悉矣。 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咭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迨到粤后，又将夷情探明具奏，节蒙寄谕：“应须权变示威，断不可稍形思葸，示以柔弱。”等因。是以钦遵办理。在顽夷虚骄成性，纵之则愈滋桀骜，束之亦易就范围。侍上年发谕一次，即据禀缴烟土二万余箱，未曾折一矢镞。随即奏明，令具切结，如再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他国皆已遵依，独夷再三反复，而言路适有条陈以取结为无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无成，殆基于此矣。 嗣夷殴毙华民，抗不交凶，当经援照嘉庆十三年旧案，奏明断其接济，逐出澳门。该夷遂以兵船赴大鹏营滋扰，经我师大挫其锋，于是该国之船有情愿遵结者，业已招令进口。而该夷兵船忽来阻挠，致又与我师接仗。至十月间，将该夷船全行驱出外洋，奏奉谕旨：“若再准令通商，成何事体?饬即断其贸易，并已具结者，亦是该国之船，概不准其通商”等因。复经钦遵办理。 至夷洋与内地各省洋面，处处可通，本无厄塞。贸易既断之后，原知该夷必不甘休，粤省时刻严防，知其不能逞志，必向江、浙、直、东等处滋扰。屡次奏请敕下各督抚严密堵防，并该夷之窥伺舟山，与其拟赴天津递呈，亦皆先期探明入告。且乌敬斋于奉旨后，奏有防夷条款。孰知徒托空言，致定海城垣仅被飞炮数门，军民即皆全散，任其占取，又岂粤省所能代防耶?迨夷船北赴天津，不过数只，原无能为。而彼处之无备与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遂以蜚语归咎于粤，而和议兴矣。此后事势，歧之又歧，难以罄述。中州见闻伊迩，谅已悉在鉴中。侍不敢为一身计，而不能不为国体惜也。辰下羁滞羊城，听候查问。如可蒙恩放归田里，则养疴誓墓，正愜夙怀。倘须一出玉门，亦属无可如何之事，临时再作计较可耳。 阁下前在四明所陈之策，原同曲突徙薪，惜不能用。然近日并将造船铸炮等事，皆以经费之难，一概不准，而转以牛、羊、水、米犒师为上策，则亦何从置论哉! 去年令侄女与次儿聪彝缔姻，多惭攀附。近日已有喜信，可冀得孙，藉以告慰。前闻长公伯勤之变，怅惘殊深。然其令嗣均已长成，并且得孙，阁下已开四代，亦可以喜解悲矣。闻仲勤上年因遭鴒原之戚，未肯人闱，谊笃孔怀，洵堪起敬。今年又复受屈，然绩学必有大伸也。宣勤发解后，遽赴修文，人人惜之。闻为庸医所误，益信不服药之为中医也。亡弟之变，忽亦将及期年，其病体久入膏盲，思之尚有余恸。唇叨垂问，悲感曷胜! 大著各种词钞，皆必传之作，侍于此事实门外汉，不敢作序，容俟心绪稍清，当以题辞寄政耳。 芸卿之擢本意中事，惟楚鹾亦极难办，且常与苍鹰共处，大都事与心违。近闻星使在武昌欲翻郧阳前案，未知果否平反?惟祝芸卿早驾廉车以去，则飞腾甚速矣。张嶰山上年回粤，曾晤两次，随即回琼州。其世兄于去秋乡荐，现尚留京。大抵澥山在海南居家，亦尚可以将就过日，未必出山矣。 拉杂书此，复请升安。近状昏昏，恕无诠次。 年姻侍则徐顿首 庚子冬至 再，亡弟之讣，舍间一向隐瞒，直至本年四月敝眷将到粤时，始经得信。家运乖落，心痛难言。承慰谕殷拳，曷胜感愧。舍侄心地颇明白，惟年甫弱冠，恐家乡有匪人相诱，心切悬悬。至爱间乞为遇便照及，勿使失足，尤所感荷。现已令其弃南营屋回文藻山居住矣。李松既来，自无不留用之理，余则视其自取耳。 又顿首 ① 叶申芗，字维郁，号小庚，福建闽县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时任河南河陕汝道，其侄女嫁林则徐子聪彝。
答姚椿王柏心书②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旬(1842年)于兰州 春木、冬寿两先生师席：别已四载，思何可言。去年仲冬及岁暮在祥符河干先后奉到春翁三书、冬兄二札，并各赠谪戍一诗及附录数首，所以爱惜而诲注之者，皆从胸膈中推诚而出，岂寻常慰藉语所能仿佛一二哉!三复绎，背汗心铭，恨不能作累日面谭，以倾衷臆。又值河事孔艰之际，昕夕在畚锸间，未遑裁答。迨河上蒇工，则仍有荷戈之役矣。行至西安，痁作而伏，几濒于殆，因是迟迟无以奉报，万罪万罪。夏杪疟始渐止，秋初由长安西行。比于兰州晤唐观察，询知两先生仍馆荆州，吟著如旧。虽皆不免依人，而韩、孟云龙合并之缘为可羡也。 近者时事至此，令人焦愤填胸，贱子一身休咎，又奚足道?第爱我者既以累纸长言反复慰谕，亦姑陈其崖略，不敢贻贤者以失听也。 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避者，当造膝时，训诲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及至羊城，以一纸谕夷，宣布德威，不数日即得其缴烟之禀。禀中既缮汉文，复加夷字，画夷押，盖夷印，慎重如彼，似可谓诚心恭顺矣。原禀进呈，现存枢省。遂于虎门海口收烟，徐与夷舶连樯相对者再阅月。其时犬羊之性，一有不愿，第以半段枪加我足矣，何以后来猖獗诸状独不施诸当日?且毁烟之时，遵旨出示，令诸夷观看，彼来观者，归而勒成一书，备记其事，是明知此物之当毁，亦彰彰矣。收缴以后，并未罪其一人，惟谕以宽既往、儆将来，取其切结，以为久远通市之法度。它国皆已遵具，即英国人亦已取具数结。惟义律与积惯卖烟者十余人屡形反复，致与舟师接仗，我师迭挫其衄，彼即禀恳转圜。是冬明奉上谕，禁其贸易，且迭荷密旨：“区区税银，不足计较。”徐曾奏请彼国已具结者仍准通商，奉谕：“究系该国之人，不应允准。”钦此。此办理禁烟之原委也。 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各省奉到廷寄，率皆复奏，若浙中前抚军，则并胪列六条入告矣。定海之攻，天津之诉，皆徐所先期奏闻者。庚子春夏间，逆夷添集兵船来粤，徐已移督两广，只有添船雇勇，日在虎门操练，以资剿堵。而逆艘之赴浙，有由粤折去者，亦有未至粤而径赴浙者。是秋知有变局，徐犹自陈赴浙收复定海，而未得行。于是在羊城杜门省愆，不敢过问。迨和议不成，沙角、虎门先后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未几奉有赴浙之命，遂以离粤，彼四月间事，固徐所未与闻也。到浙兼旬，奉文遣戍，行至淮扬，蒙恩改发河工效力。自八月至今年三月，乃复西行。此三年来踪迹之大略也。 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惟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润州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逆夷以舟为窟宅，本不能离水，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故无所用其却顾耳。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况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前曾觅一炮书，铸法练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扬州有刊本，惜鱼豕尚多，未知两君曾见之否?徐前年获谴之后，尚力陈船、炮事，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为今之计，战舡制造不及，惟漳、泉、潮三郡民商之舡，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缘其平日顶凶舍命，有死无生，今以重资募其赴敌，尚有生死两途，必能效命。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亦尚可以酌用，但须善于驾驭耳。逆艘深入险地，是谓我中原无人也。若得计得法，正可殄灭无遗，不然咽喉被梗，岂堪设想耶?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概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大作未及尽知，惟谪戍五律专为徐而作，谨次韵各一章，附请削正。孝长先生作亦所深佩。张蔗泉孝廉向所未识，承摘示名句，实堪心写。龚木民已调上元令，不知履任否?渠上年在丹徒相晤。尚有到兴化后再约春翁之语，今非其时，只可事定再说。建木兄事因上年祥符工员皆不出东、南河之人，故无可图，曾与诗舲兄商明，由渠奉复，谅早鉴及矣。子寿仁兄抱道藏器，不患不传，寻常科名，奚足为君重，亦为其可传者而已。三、四两儿年已渐长，而连岁奔波，学俱不进。三儿于己亥岁乘便在里中小试，谬掇一衿。现在却携此两儿出关，缘大儿汝舟不能擅自随去，须奏明请旨，而大府均惮于代奏，是以随至关中，仍不能赴关外耳。诸叨注问，故以附陈。 此时江左军情，果能大得捷音，则如天之福。倘被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不识局中筹及否?龙沙万里，鳞羽难通，但有相思，勿劳惠答也。子方观察诚意恳挚，心甚感之，此函托其代寄，谅不浮沉。余惟为道自重，不宣。 愚弟林则徐手顿首 壬寅仲秋上浣兰州旅次 谦称心璧。顷闻荆州又被大水，万城堤有漫口，不知视前年何如？念甚，念甚。 （录自《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一手迹影印件，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① 姚椿，字春木，江苏娄县人。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两人曾在湖北荆州书院讲学。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与之结交。
唁林镜帆（汝舟）书 左宗棠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午，在黄南坡长沙寓馆，忽闻宫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何图三百余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窃维公受三朝知遇之恩，名业在霄壤，心期照古今，血气之伦，罔不爱慕，于公何所憾?中间事变叠乘，囏危丛集，群小比而惎公，天日高悬，旋蒙鉴詧，彼人之心，徒极缱绻，亦所谓唾不及天，还以自污者也，士之爱慕公者，亦何所恨?惟公扬历中外三十余年，经纬万端，巨细俱关国故，史馆列传，例只钞撮谕旨章疏，于我公盛节苦心，不能缕述百一。若非行状家传，质实陈叙，是使我公心事不尽白于天下后世，而当年国是亦将无所征信，此则海内外知公者，不能无重望于仁人孝子者也。顷读圣皇朱谕（按即咸丰皇帝朱笔罪穆彰阿的诏谕），有耳者无不同声称快，家祭之日，意冥冥中必有感激欲涕为之心恻者。呜呼公乎!其亦可以少慰矣，窀穸之事何如?丧礼废缺已久，苫块之中，惟幸加意，连遭大故，千万勉强支持，为先灵自重也。挽联一幅，敬写哀思，伏维照詧。
先妣事略 道光四年八月(1824年) 先妣姓陈氏，闽县故岁贡士时庵先生之第五女，乾隆己亥举人武平县教谕讳文华、今孝廉方正名兰泰之胞妹也。幼读书，通晓大义，勤于女红。时庵先生以宿儒讲学于乡，为都人士所宗仰。尝见家君文，异之，遂许婚焉。年十八来归，时先大父母已弃养，家无立锥，而宿逋山积。家君馆谷所人尽取偿焉，于是饔飧恒不继，先妣每忍饥饿不使家君知之。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黹，又善翦采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直以佐家计。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备传其妙。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辄正色曰：“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嘉庆二年，家君贡成均，次年不孝入学，九年甲子不孝举于乡，十六年辛未不孝叨馆选，嗣是屡忝文柄，转阶御史，而先妣于女工之事未尝一日辍也。家君掌教将乐书院垂十年，每以春往冬归，其间经营家事，黾勉有无，先妣独任其劳，心力交瘁。 庚辰夏不孝承乏杭嘉湖道，遣人迎奉二亲。家君惮于水陆之险，未肯就养，先妣至署居将一年，虽不必躬操作，而珍食必却，美衣弗御，常曰：“一身之福有几，奈何遽欲尽之?但以分赒三党之贫乏者，不尤愈乎!”是以亲族乡党缓急，无不周恤，非廉俸有余，实先妣减衣惜膳之所分及也。平日济困扶危，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即安。虽臧获辈，体恤备至，未尝有所凌淬。辛巳秋在署闻家君病，欲归视，适不孝疾作，遂辞官捧舆驰归，而家君以愈。次年命不孝复出供职，蒙恩授淮海道，旋擢江苏臬使。自是先妣以家君不欲相离，遂亦不复就养。不孝回望白云，中心摇摇，无非喜少惧多之日矣。今秋家书来，云偶感寒疾，服药已愈，命勿为念。不孝方切疑惧，谋所以归省者，乃不旋踵而讣至。呜呼痛哉! 不孝在杭嘉湖道任内恭遇覃恩，先慈诰封恭人，今例晋淑人。子二，长不孝则徐；次霈霖，出继先伯。女八，俱适人。孙四，汝舟、秋柏、聪彝，不孝则徐出；龙言，霈霖出。女孙三，不孝则徐出者二，霈霖出者一。
先考行状 道光七年(1827年) 府君讳宾日，字孟养，号畅谷，系出九牧林氏。先世由莆田徙居福清县之杞店乡，国初再徙省治，累传皆儒业。先大父赠通奉大夫、闽县学生讳万选，生四子，府君其季也。先大父随曾叔祖宦中州，伯父亦远馆于外。府君幼事先大母，躬习劳苦，以孝闻。顾贫甚，无与为延师者。比长，乃拊膺曰：“男儿当自奋发，岂甘以贫废学耶?”年十三始就外傅。未晓文义，同塾生或笑之，愈自激厉，不期月而所为文出同塾生上，塾师奇之。外大父陈时庵先生，闽之名宿也，激赏府君文，许以女字，先妣陈太夫人是也。既冠，与里中诸杰士游，所业益闳。有敦社、诚交社、绵充山堂者，皆府君与友朋讲学谭艺之所，通儒咸集焉。应府县试，皆前列。以遭先大母丧，不克终试。先大父晚自中州归，府君授徒以养，脯贽所人，甘旨必丰。洎先大父见背，丧葬皆尽礼。数年之中，心力交瘁，犹苦志读书，终夜不寝，以是得目疾。乾隆丁酉，先妣陈太夫人来归。逾年，府君县试冠军，受知于学使沈云椒先生，补弟子员。庚子，窦东皋先生典闽试，得府君卷，评曰：“理境澄澈。”已拟元矣，而第三场以病目未与，闱中觅卷不得，叹惜久之。既而朱笥河先生督学闽中，府君试第一，食廪饩。先生刊闽士之文曰《劝学编》，选府君文独多，有嗣响龙门之目。戊申、己酉文并人彀，而皆病目不能终试事。府君以科名有命，恬然处之，而孜孜于教诲子弟、成就后学之事。不孝则徐以乙巳生，于时四龄矣。府君馆于罗氏，怀之人塾，抱之膝上，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七岁教之属文。或疑太早，府君曰：“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其论诲人日：“《易》以养蒙为圣功，养之时义大矣哉。养其廉耻，使远于奇帙；养其天真，庶免于浇薄。夏楚收威，特其偶耳；若习焉，有不生玩者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正与《易》义相表里。余以孟养为字，即此义耳。”故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前后门弟子发名成业登甲乙科者凡数十辈，类能束身修行如古学者，胥是道也。嘉庆丙辰，不孝霈霖生，以三伯父孟典君无后，命为之嗣。丁巳，府君贡成均时，不孝则徐年十三，应府试第一，旋人黉序。学使陈春溆先生试贡士日，于府君文称奖至再，且备询所以教子者。府君逊谢不敏，而感其意终身不忘也。 不孝等兄弟三人、姊妹八人，皆同母生。食指既繁，宿逋又积，府君馆谷而外别无所资。当时贫窭之状，有非恒情所能堪者。或劝令不孝则徐改业，府君惟笑不应。先妣陈太夫人工针黹，又善翦采为草木之花，岁可易钱数十缗，稍佐家计。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呜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而孰知其不可再得耶?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文武童试例由廪生保送。有文童某身家不清，以重赀请。府君曰：“盍他往乎!”某曰：“所以丐先生者，为信人有素耳，苟具结，则人不吾疑也。”再三云，卒婉辞之，然亦不究其所往也。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课子，不惜厚聘。府君疾其衰行，坚却之，众以为讶。未几，其人以事败，人始服府君之先见。不孝则徐自四龄人塾，至二十举于乡，无一日离膝下。府君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其慈爱和平率类此。乙丑以后，不孝则徐以家食难给，不得已假馆于外，府君亦赴将乐，主正学书院讲席者十年。将乐人文素盛，中稍不逮，书院虽设，几为具文。府君每岁春往冬归，以朱子分年读书之法，与诸生相切劘，其贫不能赴省试者，解囊为助，由是士气奋兴，科目复盛。士皆感服，相率为府君立像；府君以其近名力止之。维时不孝沛霖随侍左右，府君一以教则徐者教之，出入顾复未尝离也。辛未，不孝则徐通籍翰林，请假归省，逾年还朝奉职，府君以不习北方水土仍里居，谕之曰：“词臣当敦品力学，求称侍从之职，勿以我为念。”丙子春，不孝霈霖人庠。是秋，不孝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踬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逐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不孝谨如命行之。戊寅，府君七十寿辰，不孝则徐在都称觞遥祝，一时公卿、名流、同年生、门弟子多制锦为寿者。己卯，不孝则徐分校礼闱，寻复典试云南。是年恭遇仁宗睿皇帝六旬万寿，府君得蒙覃恩诰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先妣诰封宜人。庚辰二月，不孝则徐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四月间，放浙江杭嘉湖道。窃念闽浙连疆，仰荷主恩，得以迎养二亲，幸莫大焉，亟遣人至闽请行。不期府君惮于水陆之艰，不欲成行，姑徐之。不孝则徐请益切，府君手谕之曰：“汝勿强余，余行不能至，恐汝转以忧去职也。”不孝捧读涕泣，欲辞官归。先妣陈太夫人俯体其志，先以板舆就养，此辛巳二月事也。由今思之，府君之言果预兆耶?抑先知之耶?何其验也!而要皆不孝孺慕之诚未至，不能于邻壤咫尺之地奉府君一至官署，此即反身不诚，不顺乎亲之明征也。呜呼，尚何以为子乎，尚何以为人乎! 是岁为上初元，府君得蒙覃恩诰封中宪大夫浙江杭嘉湖道，先妣诰封恭人。秋七月，府君在籍卧病，驰书至浙。不孝则徐仓皇惊悸，恨不能奋翼至闽，亟以归计请于先妣，先妣韪之。大府怜其情，而恐难于上达也。不孝方寸已乱，俄而疾作，遂以疾解职，即日奉先妣兼程驰归。既至，而府君之疾渐愈，家人交相庆幸。盖自旷养十年，至是始复聚首门内，晨昏定省，燕笑言语，不异为童子时，不孝则徐固不愿作出山计矣。居逾年，府君谕之曰：“余与汝母精神尚健，汝年未四十，荷蒙国恩任以监司，正当力图报效，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安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也。”复遣之出。旧例，起疾之员当坐补原缺，皇上恩逾常格，命仍发浙江以道员用。至浙未两月，蒙恩简授江南淮海道。蒞任一月，又蒙恩擢江苏按察使。府君寄谕曰：“汝叠被圣明恩遇，益宜矢诚竭力以图报称。余与汝母俱无恙，不必顾虑。余在里中有友朋之乐，不欲舍以他适，汝勿固请迎养，以顺余心也。”纸尾系以一诗，有“江湖远涉烦舟楫，菽水长留胜鼎钟”之句，观者以为达识之言。盖府君与里中之耆年硕德者为真率会，如香山洛社故事，月必数集，集必竟日，讨论文字，上下今古，有以乐其乐，垂二十年于兹矣。不孝则徐奉谕之后，虽不敢渎请，然一喜一惧之心，固无日不怦怦于胸中也。 癸未，江苏大水，田禾荡然，松江饥民聚众生事，府君寄谕曰：“今之救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则价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则劝平粜、禁囤积；次则清查贫户，按图贴榜，使不得隐匿更改；次则官赈之外，分劝各图赈其邻里；次则漂流尸棺、暴露饿殍速宜殓埋；次则收畜牛只，以备来岁春耕；次则捐设医局，以防灾后大疫。”又曰：“饥民生事，非平时之比，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凡府君之所言，皆与大府所行者相吻合。不孝则徐率循之罔敢忽。甲申，江浙大府议浚两省水利，奉请以则徐总司厥事，奉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所奏甚是。”钦此。府君谕以兹事体大，且知遇之隆，若此宜辞臬司职任，专办水利，以期垂利久远。讵不孝则徐甫卸臬事将往履勘，忽闻先妣陈太夫人闰七月十七日在籍弃养之讣，痛不欲生。以府君在堂，亟奔归里，治丧之后，旋遘大疾，反贻府君忧，不孝之罪滋重。乙酉春，疾渐愈，而江南高堰自去冬决口，湖水尽泄，至是兴举巨工。得旨，不孝则徐督其役。是时不孝则徐旁皇踯躇有不即于心之疑，府君曰：“三年之丧，定制不得服官者，谓夫章服之荣、俸养之厚，皆人子之心所不安，而情所不顺，故曰夺情。若国 家有急切劳苦之事，责以致力，非若任官授职有利禄之可图，此而不往，则是畏难诡避，不得为忠，即安得为孝?但以素服往，自合于古人墨绖从事之义，心迹不已较然矣乎?”不孝则徐以是年四月至高家堰，素服催工，凛君父之命也。是秋，江南大府议行次年海运，疏称则徐细密精详，堪任其事。奉朱批：“所见不差。”钦此。是时不孝则徐在工痁作，不克任事，呈大府转奏。寻蒙恩允回籍调理。是岁乙酉科乡试，不孝霈霖虽已期年服阕，而心丧未忘，府君望其成名，谕以例许入闱，不必矫异。不孝霈霖即以是科领乡荐。呜呼，先妣已不得亲见之矣，痛何如哉!丙戌，不孝则徐在籍病尚未愈，四月有旨以三品卿衔署两淮盐政。府君曰：“主恩高厚，非梦想所及，宜如何感激!然此乃任官授职，非前此催工比也。上以恩被，下以礼守，斯其宜耳。且汝病未愈，亦安能就道?当据实呈大府代奏。”不孝则徐遵命而行，上允之。府君仰见圣慈宽大，感刻愈深。迨先妣葬事毕，不孝则徐于十一月服阕，而疾亦痊，府君命诣阙谢恩。不孝以府君老，欲陈情，府君曰：“汝在服中，蒙恩除官未出，今既服阕，岂可不自效?若欲尽为子之心，余筋力尚健，亦不惮于就养也。”不孝则徐辗转踌躇，至丁亥二月，见府君精神气色俱尚可恃，而后北行。五月朔得旨，授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关中距闽较远，难以迎养，请训之日，窃拟沥陈下情，而圣慈已俯鉴其微，谕曰：“朕知汝于江浙熟悉，但此时西方有事，且先去。”仰绎圣训，似不久可量移近省，谨免冠谢，遂西行。甫至陕，则已续奉恩旨，擢授江宁布政使。不孝则徐望阙叩头，感激涕零。幸迎养之私，由是得遂。府君在籍闻之，则亦欢忻顶感，决意就养。尝贻手谕示以秋未必行。不孝则徐在陕权理藩务，因代者未至，不能遽去。中间有略阳勘灾及改建城垣之役，八月末返省，即遣仆从兼程南下，迎奉安舆。十月初得家书，知府君于八月二十八日挈眷属由福州就道，不孝霈霖随侍；又得浦城书，云途中眠食安健。方谓腊酒香时定可于白下瞻园洗腆称觞以承色笑，讵料十月十九日得浙省公牍，府君于九月二十七日卯时在衢州府城行馆弃养。呜呼痛哉!距浦城书来才数日耳。不孝则徐五中崩裂，辟踊哀号，伏念生不能尽孝养，疾不能侍汤药，没不能亲含敛，罪孽深重，虽死不足以赎。惟府君体魄尚在异乡，敢不匍匐扶归、经营窀穸，遂星夜自陕南奔。二十三日不孝霈霖书来，泣述府君致疾颠末，乃知九月十八日过大竿岭，颇发寒热，其状似虐，胸前觉有冷气，心烦作呕，亟服温汤，即次安卧，翌日稍愈，众请暂息，不可。十九日次峡口，尚令不孝霈霖录途中所作诗，有望《江郎山歌》一首，末云“霓旆兮云车，仙之人兮招予攀木樨。分佩茱萸，风飘飘兮吹我裾，予将逍遥兮天之衢”。维时但以江郎山上旧有仙迹，歌辞惝恍，聊以寄兴，孰知以此绝笔，竟为归真之谶。而衢字韵并为衢州之验。呜呼痛哉!二十日至江山县之清湖镇，复发潮热。杨明府绍廷延医来，府君素不喜服药，不令诊视，而促行愈急。不孝霈霖以舆夫未备为言，固请少待。逾三日觉渐愈，谕令必行。不孝霈霖恐肩舆难以偃卧，乃觅舟而下。舟过江山县，犹与孙汝舟谈及浙东景物。至夜又发热，腹微痛，仍不服药。二十六日昧爽，犹起坐食粥，惟热未解。晚至衢州城内行馆，发热尤甚，加以喘逆。不孝霈霖惶惧无措，延医诊视，力求稍进汤药。讵知气血已竭，药力罔效，延至次日卯刻，竟以不起。呜呼痛哉!身后之事赖西安县戴明府葆莹为经纪之，衢州材木难觅，而戴君代购者质甚坚美。戴君与不孝则徐为同年友，云天之谊，使人感泣。至于附身附棺之具，府君家居时已命制备，是行也庋之箧中，故不待猝办。府君易箦之后，戴君以闻于浙江抚部刘筠圃先生，即日由驿驰奏。不孝则徐在陕闻讣，护抚部徐晴圃先生亦为奏闻，且移咨至闽，给以文照，俾循例扶榇人城治丧，皆不孝等所哀感不忘者也。 府君笃于天伦，事诸兄惟谨。伯父芝岩君讳文藻，侯官学生，先未有子，府君初举一子曰鸣鹤，实先则徐生，芝岩君欲之，即嗣焉，不数月殇。芝岩君之卒也，自敛至葬，皆府君任之。抚从子逢吉若己子，携往将乐书院教之读书，月赡其家，既又为之谋衣食之地，至今如一日。不孝则徐官淮海道时，恭遇覃恩，府君命以应得封典请于朝，赠芝岩君为中宪大夫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次伯父孟昂君，性伉直，颇使酒，赖府君巽言以解。中年贫不聊生，府君时时典敝衣、鬻文字给之。不孝儿时亲见吾父怀米与兄，归而与吾母同忍朝饥，且戒不孝曰：“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盖恐以为有德色也。近年不孝则徐侍府君食，府君每述当时骨肉难言之事，思唏嘘不能下咽。呜呼，可伤也已!孟昂君之子春三，稍自成立，不幸不永其年，先府君数月卒。府君资其身后，无所不至。三伯父孟典君，目疾甚于府君，府君常扶掖之，衣食之，且为似续之；没则丧之葬之。其友于之笃如此。生平尚风气，重然诺，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而三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为屡空也。初往将乐，值建溪大水，舟侧有浮尸具，府君见之恻然，检行赀才十金，悉倾之以资埋掩，不足则典衣继之。有沉舟者，亟拯之，招与同舟。遇旅人穷困，每竭赀济之，而己转匮乏，略不介意。居平藜藿自甘，缊袍不耻。六十以外，家计粗给，岁时必赒及戚友。洎不孝则徐滥叨朝禄，府君犹食不兼味，衣不华饰，而以所积济穷乏者。吾宗自迁省治以来，未立支祠，府君舍己宅为祠，买田数亩以供时祭，下及子孙读书膏油之助，章程悉具，不孝等当守而行之。故闽浙总督赵文恪公倡举恤嫠，府君欣然竭赀，命不孝则徐与诸同志踵其事，集赀生息，以垂永久。里社岁时之事，至老犹扶杖亲之。乡党有哄争者，得府君数言立解，人谓有陈仲弓、王彦方之风。所著《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不务炫异，惟以达理适情为主。涉乐必笑，言哀已叹，盖蕴于中者，真实无伪，故发于言者称是焉。诸经中尤邃于《易》，汉宋之学皆深究之。与生徒讲《易》，辄至移晷，间或发前人所未发，而终以义蕴深微，不以一己所见遽矜述作。又尝采四部中两字相连可以反复互用者，如天地、地天之类，名曰《倒颠集》，约数卷，不孝等皆当梓以行世。府君读书之外，无他嗜好。善饮酒，不逾常度。颇喜奕棋，以目力不及渐置之。晚年于书不能自观，每令不孝等诵读，凭几听之，镇日忘倦；独坐则背诵经书及诗文，恒不遗忘。迩来犹欲亲教诸孙，不孝等恐府君劳神，婉请延师训课，然间一二日仍必稽核课程，与之讲贯，不肯自暇用逸。尝曰：“安得吾目复明，日手一卷，虽寒饥无怼也。”呜呼，以府君之学行，而天顾限之于科名，且限之于目力，俾沉郁抑塞之气蓄积已久，而不孝之梼昧庸钝，转得借荫徼福，滥窃名位，以食府君阴德之报。自问何所树立，安能无忝所生，只此区区禄养之心迟之于今，方幸吾父欣然肯出，而天忽又夺之于中道，不惟不得遂其捧舆撰杖之愿，且不若安居牖下者之或可尚延其余年。乌乎!是直不孝以迎养之举陷吾父也。前遭吾母之丧，创巨痛深，尚不知永守庭闱，弗离跬步，而乃苟禄希荣，存此幸侥万一之念，而今而后，长为孤露，虽誓墓攀树，悔何及耶!而其罪尚堪擢发数耶!而尚何心于人世也哉! 府君生于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十三日午时，终于道光七年丁亥九月二十六日卯时，享寿七十有九岁，例诰封通奉大夫江宁布政使司布政使。配陈夫人，道光四年先卒。子二：长不孝则徐，嘉庆甲子举人，辛未进士，江宁布政使，现署陕西布政使，前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南淮海、浙江杭嘉湖海防河务兵备道，江南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娶郑氏，乾隆庚戌进士前河南永城县知县讳大谟女；次不孝霈霖，出嗣三房孟典君后，道光乙酉举人，娶李氏，乾隆丙午举人讳鸿诗女。女八：长适故太学生邓学汶；次适故处士翁崇起；三适庚午举人李铭经；四适故职员陈颖钊，早卒；五适故太学生程立爱；六适福州府学生沈廷枫；七适漳平县学生陈嘉勋；八适闽县学生叶预昌。孙四：不孝则徐生汝舟、聪彝、拱枢；不孝霈霖生龙言。女孙四。 不孝等苫块昏迷，语无论次，伏乞当代立言君子赐之铭诔传志，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
林文忠公传 录自绩碑传集卷二十四 金 安 清 林则徐字少穆，侯官人。林氏自唐后即为闽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称其三世五尚书，皆以清德着。公生时，闽抚徐士林鸣驺过其门，故公父名之曰则徐，以徐公有德于闽也。公少而沈敏悫谨，事亲至孝；为帖括之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以嘉庆甲子领乡荐。百文敏由楚督左迁汀漳龙道，一见目为大器，广为廷誉。张兰渚中丞抚闽，招入幕府。张为乾隆枢直旧臣，精吏治。公相从四五年，尽职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辛未成进士。甲戍留馆，以编修用。丙子典云南乡试。己卯擢御吏。海盗张保纳款后，以副将仍官粤，公特疏请调西北边缺，以杜旧党簧鼓之渐，睿皇帝深赏之。京察一等，授浙江杭嘉湖道。下车后，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 一摄运司，从帅仙舟中丞厘革夙弊，至今守其法，以疾引退。道光初元病起，宣宗夙知其贤，奏对大称旨。授南河淮扬道，未三月擢江苏按察使，申理淹滞，搏击豪强，风采卓著。癸巳大水，松江民有聚众告灾，汹汹将变，巡抚已调兵，公力陈不可，扁舟往解，民皆悦服。是年，通省灾账事，一以委公，综理精密，活老弱无算，而帑不稍糜，且为当牛之政，冬质春赎，各截牛角单原主为验，次年春耕，无一路毙者，民颂大起。江、浙两抚议修七府水利，以继夏原吉之绩，奏公总其成，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其承异眷也如此。会丁内艰，寮属致赙，皆却之。甲申冬，南堰十三保决口，洪湖水尽涸，无以济运，急修石工蓄水，江督选举天下廉能董其役，首以公名，上特起公，以墨绖从事，数月工竣，而公积劳痁作。会户部奏行海运，自明永乐迄今已四百余年未举，旧典无征，大府交章荐公为总理，困于疾未赴，遽归闽中。丙戍两淮盐网涣散，诸臣皆获谴责，奉旨夺情，以三品卿街署理盐政，公坚请终丧。次年入都，授陕西按察使，旋擢布政使，复丁外艰，里居三年。庚寅起复，授湖北布政使，调河南，又调江宁。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史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上亦眷倚特甚，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本朝自陈恪勤、陈文恭后，长吏声誉之盛，无与公并者。卒卯秋，特授河东河道总督，公以不谙河务辞，其疏云：“臣自问不敢欺，而不能不受人欺，则与自欺奚别?”言极恳至，上温诏答之，勉赴任。河东承前人奢靡之后，闻公至，皆悚励，惧旦夕严劾。公独先以诚信许其涤旧染，勉自新，老成之士，朝夕谘访。豫东黄河多至十数厅，所储岁料数千垛，皆徒步抽验其虚实，绘全河形势于壁，孰夷孰险，一览而得，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是冬奉江苏巡抚之命，自此抚吴者五年。吴人夙感公惠，闻公再来，益大厥施，出境讴迎者数万人。时辛卯再大水，壬辰，癸巳相继患涝。河事孔棘，沿河闸坝及通仓交兑费益重，旗丁倍其数，取之州县，州县倍其数，征之小民，一运船津贴多至千金，苏漕一百六十万石，分载数百艘，征米之外，费多至数百万，惟闾阎是求，民既困灾，又困于浮勒，有弃田以逃者，漕务大坏。十三年秋杪，阴雨不止，稻已刈复败。例定秋灾不出九月，公方拟以绩被灾荒例请缓，而严旨诘责，陶文毅方督两江，亦踌躇未敢决，公乃单衔密疏，历陈江苏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反复数千言，坚请缓征，上鉴其诚，特允所请。是年，江苏微公言，官民全局几殆。其疏略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故下恤民生，所以上筹国计。若避怨沽名，不以国计为亟，则无以仰对君父，即为覆载之所不容。臣虽至愚，何忍出此?江苏向称繁富，乃在百货流通，今则权子母者，既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昔年尚患无垫买之银，今且患无可买之米。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大江南北，为各省通衢，中外仕宦甚多，一切实情，难瞒众人耳目，如捏饰，非无可以举发之人。但求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云云。疏稿争相传钞，远迩为之纸贵。小臣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公念漕政为仓督、漕督所主，运道则辖之两河臣，东南有漕者六省，督抚预其事，非苏抚一人能抗，而吴民旦夕就毙，终夜辗转不能已。乃仿周文襄酌剂公私田加耗之法。凡百亩中，有二三十亩近乎沮洳者，为之请缓，推之千亩、万亩皆然，统核其田亩之数，约七八成，余则报歉，米数则就其上则者计之，俗名曰暗减，赋且缓征，例于次年带收，惟递缓则已。民间得此惠，喘息为之稍苏。士大夫有颂公者，公辄颦蹙曰： “此非平世法，乃一时权中之权，顾我一日在吴，则自操其衔勒，吏不能欺，民可得实，若继之者，不推其济变之初意，而漫然从事，则守令必有缘以为奸，高下其手，将损上不益下矣。流弊所穷，贪凉靡止，我方负作俑之罪，千载下孰能谅之?”迨公去苏，十数载间，一一如公言，然细民究赖以存活。公在粤，奉旨饬议奏大理南漕条陈，有疏曰： “臣经理五届苏漕，但能无误正供，而实不敢云无弊”。公焦心刿肝，拯吴民于水火中，而不自为德，惟知引过自咎，且直陈于帝主之前，其事君之光明，爱民之恻怛，古之纯臣，无以过也。十六年，署江督，擒斩巨盗吴党运等数百，置之法，江北以安。驻清江浦，催空运粮艘，河员有渍防偾事者，公持纠之，不少贷。次年述职入都，即奉旨擢湖广总督。甫莅任，大阅士伍，徧历楚南北，筹江堤修防诸事宜。猺匪蓝正樽滋事，在赵金陇后，为乱兵所戕，上不之信，南抚纳尔经额坐褫职。公乃密疏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蓝正樽一日不死，则一日人心不定。设有假托啸聚，则祸将复起，乾隆末川楚之变，即由严缉刘之协所致。”朱批云：“有胆有识，不傀古大臣之风”。两淮盐务，江督主运，楚督主销，往往议论不合。公与陶文毅相契，如一时韩、范，于淮盐之入楚者为己任，裁岸费，清轮规，严饬弁役缉私，于疏销利民之策，无丝粟不详尽，淮鹾方为大畅，而禁烟之事起。鸦片烟者，产自南印度，为英人属埠。乾隆时始入中国，嘉庆稍盛，有严禁。迨至道光，而吸食徧各省，出洋银以数千万，银价一两易钱二缗，军国度支，莫不交病。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以履行禁约，定限一年六阅月，过此则置大辟。宣宗恶之深，饬疆吏月具烟犯折，以期新法必行。方条议时，公力陈其害，惬上意。有此祸不除，数十年后，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语，奉朱谕密圈。命入都计事，召见十九次，赏紫禁城骑马，给钦差大臣关防，驰赴粤，沿海水师，一体归节制。盖西洋互市，惟广东一口，为鸦片烟所从来，专责公以清其源也。公夙以天下事为己任，感上殊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公谒座师沈鼎甫侍郎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道经燕、赵、楚、越，官绅来谒者，苟有一得，皆咨询而籍之。入粤，即会同广督邓廷桢严劾历年庇私之督标副将韩某以徇。前督李鸿宾设巡船，专查烟土，委任韩弁，乃得重贿纵庇之，洋烟之横实出此。公特首纠之，籍其家，累巨万，官民大服。启粤秀书院观风，以禁烟试时务策，粤人皆交口宜禁。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义律慑公威重，与广府余保纯、洋商伍姓者密议，愿缴在海船土二万一千箱易丝茶。余乃常州绅士，为公抚吴时激赏，素以干力著；伍则与义律最昵，知使节不久留，欲弥缝其间，而阴与洋商分年偿其直。其禀牍恭甚，公据其词入告，奉旨嘉奖，有“不虑尔等孟浪，但虑尔等畏葸”语。公乃驰檄宣示英国王，词意剀壮，外国争传其文。就省城外浚大池焚毁，数月始尽。陶文毅卒，旋奉旨调两江总督，枢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请以邓调两江，而移公为粤督，命下，余、伍之初计沮。公亦知事未易竟，严饬义律具结，嗣有贩烟来粤者，货即入官，人即正法，义律诺其半，而正法一事难之，盖西洋行律，即重谴无殊死者。相持数月，无要领，照例封舱，停贸易，断水谷，驱逐出澳门。义律迁延海外，以兵船尝试，公与提督关天培，密布水师兵弁，一轰之于九龙山，再击之于尖沙嘴，凡三挫其锋。英人自通市，于嘉庆己巳吴熊光任，道光癸巳卢坤任，皆恃炮火在省河耀兵恫喝，当局迁就竣事，无敢实以兵力惩创之者，有之，自公始。西洋声教素不通中国，其贸易主于洋行，至其国之道里风土，兵民习尚，虚实强弱，人无知之者。公独设间得其新闻纸，及外洋纪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窾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酋骇为神助。水师大小兵弁，亦畏公号令严，无不致死力，无战不捷。中国机巧之士，公皆罗致之，密制火攻器具，黑夜乘潮，焚其巨舰，长风怒涛中，万众呼号，不复相救，义律窘迫甚，乃请命于英王，集同人公议。乾隆朝，平准、平回、平两金川、平缅甸、平安南，威棱震海外，知中国势盛，无敢以用兵请，惟英商咜失烟土最巨，愿罄己资千万助军。而仍慑公之在粤也，兵船过老万山，望洋瑟缩，不敢入犯。知浙江懈于防，己亥七月，径陷宁波定海县。浙抚乌尔恭额张皇入告，京师大震，訾议渐起，而英酋亦狡甚，遽赴天津海口投书直督琦，诉冤抑。琦前督两江时，公为之属，后时望出其上，深嗛之；遏公保定，议时事不合，论直隶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至是得间，遂密陈抚议，意在挤公所为，枢臣内助之，上意动，批公他折，责斥甚厉，公具相请治罪，而附片云：鸦片烟之害如洪水猛兽，虽尧舜在上，不能不为驱除，大圣人执法惩奸，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断无有以鸦片烟为不必禁之理，请褫赴定海军营効力，以必剿为期。得旨革职，以琦署两广总督，公隶麾下，备差遣。琦悉反公所为，许偿兵费二百万，以香港地畀之，要挟日甚，虎门遂失守。琦被逮，公奉命以四品卿街赴定海裕谦军营。七月，复奉旨与邓督同戍伊犁。行抵清江浦，河南祥符河溃，大学士王文恪出司塞决，奏请公赴工効力，乃改河道，至汴梁，先后六阅月，风雪中，日夜坐与士卒同畚锸，正月蒇事。奉命仍往伊犁，公乃寄拏关中，携二子出塞，凡三年。将军布彦泰深敬公，以新疆方兴屯田，无可属，计无踰公者，特疏请公总其事，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闻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计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大汉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丙午，特旨赐环，以三四品京堂署陕甘总督。青海番族叛，公督兵驱剿。甫定，移抚陕西，值大旱，公筹划灾赈，请行捐输，事赖以集。公以积劳疾作，乞退，温旨不允。丁未正月，擢云贵总督，趣赴任。滇南通省，汉回杂处，客主相忌，不通婚姻。始则汉民势盛，官恒偏袒，积久回怨深，屡报复，回性忍鸷而专一，汉民涣散，转为所屈，守令惧衅巨，又从而抑汉就回，往复之间，率不能平。道光中，有通判张景沂，谳礼拜寺前隙地纳贿，启争端，汉回仇杀千人，难由是始。丙午、丁未间，迤西罗天池信绅士之言，一夜诛城中回众逾万，老幼无不并命，至为冤滥。贺长沙为总督，处置未协，革任去，以李文恭代之，用兵数月，稍有绪，量移两江。上以公驭边精审，特以滇事属公。自丙子典试，至是逾三十年矣。昆明人士，闻公重来，距踊甚，兵事始末隐微，罔不毕达。公先以文告徧示通省曰：“今尔后，但以良莠，不分汉回。莠则虽汉必诛，良则虽回无问”，剀切明晓，闻者皆感泣。故后来虽骈诛之，徒亦甘心就戳，相谓曰：“吾曹一身固殄，而子孙戚族，从此永出覆盆，虽死犹活我也！”公临大事辄举其要，以生道杀民，多类此。保山回民滋事，公奏请亲临督剿，且阅迤西、永昌一带边务，简精锐三千人以往。滇军自阮文达内召，十数年卒伍废弛，公素号令明肃，壁垒一新，出师之日，旌钲夹道，将士皆奋厉有壮采，滇民观者，山谷填咽，佥谓雍正鄂文端后所未见。中途开弥渡亦警，乃疾趋先击之，一鼓扫荡，保山匪徒闻风震慑，公未至即呈请缚献。公素侦知首要各犯姓氏，别有杜文秀者，机警多智，曾入都控滇事，公抚而遣之，入贼巢按名就缚，无一人遁。公详列各犯罪状，五雀六燕，悉当辜，即汉民有勾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穷治之，中外詟服。定善后条约，绝后患。奏入，上大悦，加公太子太保，赏孔雀翎。公旋省后，遽遭郑夫人之丧。公少境遇艰，糟糠谊笃，至是悲不自胜，而频年积劳，旧疾疝气大作，屡请乞身。宣宗春秋高，盱衡中外，忠实可依，无出公右，将以资望用公入相，兼枢政，坚勿许。公先后疏至十余上，宣宗不得已，勉徇其请。已酉夏受代，启行，滇民焚香载酒，远尔不期而集至数万，妇孺奔走号泣，拥公马几不能前。士绅铭公德政，自迤西至黔界，大书深刻，岩壁殆徧。省城书院生徒，绘截镫图以纪其事。公濒歧，与家属论回事曰：“驭边者，公、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守令能公、勤，则小衅可弭，大吏能仁、明、威，则众心自服；经此次创艾，区区之力，不过维持十年，过此非所知矣。”迨咸丰(七、八年)滇患复炽，悉如公料。公自沅湘泛大江东归，过南昌，居百花洲，养疴月余，从容归闽。未几，宣宗崩闻至，公恸哭攀髯，病体益剧，不能入京谒梓宫。潘文恭、杜文正以公先朝耆硕，汇征之典，首荐公为文宗初政，有“具经文纬武之才，所居民乐，所去民思”语，与周文忠同被召，未赴。洋人据省城乌石山，闻督刘，百计迁就之，诸绅大哗。公家居，持论侃侃，洋人畏公，逡巡避去，而闽督大憾之，将劾其挠抚局，会广西贼起，上即家起公为钦差大臣赴桂林办贼，公开命一日即行，前事遂寝，而闽督亦被台谏藂劾，褫职矣。公力病督师，年已六十六，自许可偿马革之志。桂林土贼大小数十股，闻公将至，辄相约弃戈投诚，顾自解散。粤东壮士，旧隶公部者，争请自効。广督徐为公年家子，募骁健五千人为一队，先期致书于公，公中途方为之申约束，定规制，而疾大作。抵潮州，惫不能兴，日夜苦滞下数十次。学使许阁学为公故交，按试相值，公犹向索书籍。时淮南改票盐，公槌床曰：“奇祸自兹始矣！楚中游手以盐为活者众，一旦失生计，必大误国甚于粤匪，后寇灭必力言于上，创惩议者”，许公悚然而别。公忠诚笃棐，蹇蹇匪躬，至临危犹忧在天下。不二日，公遽薨，易箦时，以指向天，呼“星斗南”三字，无一语及私。连日大风霾，日色昏翳，海潮夜啸，惨冽哀鸣，异于平日。遗疏上闻，天子震悼，赠公太子太傅，特谥文忠，自乾隆初傅相国后，百年无此典矣。天鉴优崇，盖异数也。而粤寇无所忌畏，驯至海内大乱，迨武昌陷，盐船水手数万人，率从贼为前驱直下，东南以靡，始服公远见焉。 公身体不逾中人，端凝严重，行止如载华岳，眉目疏朗，光奕奕出数步外，神采威秀，顾盼风生，与人和易温粹，虽卑官下寮，辄与坐论终日，鲜惰容骄色，能使人尽言。而考订详审，博览强记，纤芥事数十年不忘。属僚谒公，必先毕夜温故牍，犹有不能对者，而公数其曲折，某地某人，及钱榖畸零琐屑，千端万绪，了了然如螺纹之示于掌上，闻者骇服。故人之事公，如对神明，如临师保，庸妄之念，非惟不敢腾诸口，并不能存诸心。尤慎举劾，历封圻十四省，所荐不过数十人，皆以才德致通显，为时名臣，而无一人贻物议。其所槟斥，尤少于举，数人皆没齿无怨词，虽受劾者之戚族，亦服为至公。奏牍中，论属吏优劣适如所分，从无誉之过情，而毁之过当者。于近人，推许蒋襄平，尝谓以人事君之美，我不能比蒋公十一，顾蒋进贤多而犹有徇虚声败末路之士，公则非深知其生平者不妄荐也。公以端亮敏毅上结宣宗知遇，道光一朝三十年，凡河工、海运、盐政、军事，苟遗大投艰，必专任公，始终眷倚，同列不敢望。中间遭谗小挫，汤文端、奕都护，皆以荐公膺谴责，而上意实眷之不衰，故晚节尤盛。督抚同官一省，往往多龃龉，甚至水火。公交寅寮，能推功让能，虽自守以正，而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遇政事宛转商榷，惟善是从，无隐情，无成见，各省督抚司道，皆乐与公共事，无一隔阂失欢之人，固公之局量足以容之也。爱士最挚，所至，书院绩学之士及高才生，率承敬礼，优恤勉励，多掇巍科以去。文书中有佳牍，必询其幕客姓名，籍记而揄扬之。千里之外，旧交故吏，虽历久，辄询其处境之枯菀，有不待请而拯掖者，有当困戹而远为湔雪者，皆喜过望，感之次骨。 一时文臣军吏，无智愚贤不肖，皆乐为之用，甘为之死，且有得谯让而犹以为荣者。周旋朋旧，睦敦戚党，必诚必信。于细民主情伪困敝，灾赈诸事，深思曲体，凡所设施，即其人自谋，亦不及此。江南料场素患拥挤，公为江宁藩司，厘定规条，刻时悬旗，鱼贯鳞次，法简而易，旁及水浆糕饵，及厕湢细务，皆求其为士便，各省援以为式，至于今仍遵守焉。程侍郎春海赠公楹帖曰：“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人如保赤子，体会入微”，人皆传诵，以为工于形容。公在翰林，以书名，出入欧、董，尤长小楷，为世所重。终身无嗜好，虽书画碑版，亦不甚经意，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瘼两大端而已。公盛德纯忠，丰功伟绩，他人得一已足名世，而公所树立，偻指未能尽。其尤著者，新疆屯田，江南漕赈，云南回务三事，皆以一时贻百世之利，一心布万民之泽。东束烧烟之役，虽论者谓之过当，而西人倾国之资，呈缴至二万余箱，终公任番舶不能逞志于粤。二十年来洋人纪载，于中国大臣皆直斥其名，惟公则尊之曰“林文忠”，无敢慢之者。使全局坚任公，张国威而靖外患，又岂不可必哉?且使公廷数日之命，则粤匪巳如鸟兽散，何至蹂躏至十七省?而宗社几危，劫运所关，虽公亦无如何也。公生子三：长汝舟，道光戊戍翰林；次聪彝，浙江候补道，署按察使；三拱枢，刑部郎中，皆秉公训，恪谨廉退，世其家。女一，适同邑沈中丞葆桢，公之甥也，少英儁耿介，公课之严，致不相能，而于公女伉俪甚笃。任江西广信府，贼大至，城空，公女独守井待尽，招沈同难，贼退后，曾帅以实状疏达，上为动容，沈由此不二年开府，公忠荩之教，施及子女如此，可谓难矣。公仁声洋溢，凡血气之士，皆为翕服，至寇乱后，山野鄙儒，不知时王政体，不知民生利害，但牵附一二杞宋不足征之法，訾公功烈之卑，学术之浅，始稍稍有异词。呜呼!公之功，水土稼穑之功也；公之言，布帛菽粟之言也。而其诚则感孚于异类，浃洽于众黎，非权术所能致，矫伪所能沽，固不屑与妄比唐、虞三代之王安石，虚负大名之殷深源，较尺寸之长短也。 评曰：林公之成绩茂矣！方之前修，如汤和之沿海列屯，周忱之治吴减赋，李化龙之开泇平播，其声施相上下，特公能兼之耳。葛相之才，逊于景略，后人不以彼易此者，君子所贵，在信与诚，骥不称其力，圣经固深训之矣。陈寿之赞也：“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眨，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由其用心平而劝戒明。”千载下，公其庶几焉！郑侨之猛，宁武之愚，公甚向往者欤！
郑淑卿传 闽侯县志
郑氏，总督林则徐室。则徐以粤事议戍，有门下士官陕，迎谒，徽露不平，见则徐故笑自若，不敢尽其言。退谒郑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师能，举天下大局付之，今决裂若此，得保首领，天恩厚矣!臣子自负国耳，敢惮行乎?”尝赋述怀纪事七古二章，以手稾寄则徐，有“他日归来事农圃”句。
林汝舟传 闽侯县志 林汝舟，道光戊戍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则徐遣戍，汝舟例不得随侍，故以两弟从。则徐薨于军，服阕，汝舟升侍讲。湖北巡抚胡林翼疏荐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未赴，卒。
林聪彝传 闽侯县志 聪彝字听孙，父戍伊犁，则徐旋奉命勘办开垦事宜，历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八城，皆以聪彝从。聪彝闻见日广，成《西行日记》。道光卅年，则徐卒于军，聪彝奉丧归。服阕，应召入都引见，以郡庠生赏举人，授内阁中书。假旋，道苏州，两江总督留办团练账抚事宜，擢员外郎。胡林翼疏荐人才，以聪彝名上闻。同治元年，左宗棠抚浙，奏保聪彝堪任司、道，特授衢州府知府，充闽浙总粮台提调。两浙郡县沦陷殆尽，倚衢为重镇，军资咸仰给焉。事平，以功擢道员，署浙江按察使，录囚多平反，捕治嘉湖枪匪尤力。匪首李世贤陷龙岩，左宗棠檄大军赴援，聪彝请自海道济师，不旬日至，遂以平贼。改署杭嘉湖道，督修海塘，与工役共劳苦。又委办戴镇两泛缺口石塘工程，前后凡五年，抢办险工，朝夕露处，寖以病湿移疾归。光绪三年，梅启照趣聪彝再出，适旧疾复作，因不起。子贺峒、钧泽，光绪乙酉举人，江苏知县；炜焜，光绪戊子举人；燕愉，附生，湖北通判。孙炳章，光绪甲午进士，翰林院编修，福建盐运使、闽海关监督、财政厅长。 崇墉谨案：闽侯县志“林聪彝传”，所叙聪彝公后嗣，除先父炳章公（字惠亭）较详外，余皆简略，且多遗漏，兹谨依外传标准，补志如次： 子贸峒，同治癸酉举人，署广东南韶道，高廉钦雷琼等处兵备道；庆祺，光绪丙子优贡，安徽、江苏州判；钧泽，光绪乙酉举人，江苏江浦县知县；炜焜，光绪戊子举人，安徽石埭县知县；燕愉，附生，湖北、广东通判，署广东阳江州知州。孙源焴，附生，贵州、广西、山西知县；翊，光绪甲午举人，署广东阳江州知州；炳章，光绪甲午进士，翰林院编修，二品京堂，福建、广东盐运使，闽海关监督，福建财政厅长；炳勋，日本早稻田大学，福建、江宁地方审判厅长，上海、九江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江苏兴化、南汇知事；大任，光绪壬寅举人：蔚章，附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举人，法部员外郎，福建、广东高等审判厅长；翔。日本明治大学，最高法院院长，铨叙部部长；淮深，日本士官学校，临淮司令。
林拱枢传 闽侯县志 林拱枢字心北，父丧服阕，由吏部带领引见，以县学生赏举人，补内阁中书，洊升刑部主事、员外郎、湖广司郎中，前后十余年，自主稿迄总办；秋审处传古亭疑，平反冤狱，全活甚众。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转广西道，历署兵科掌印给事中、京畿道、山西道、河南道监察御史。光绪元年，拱枢以东方隐忧端在日本，疏言：“日人步武欧西，兵竞而岛蹙，岛蹙必思辟，兵竞必思逞。台湾孤悬海外，而我国海军不足恃，日一伸脚，台非吾有也。请以重臣镇之”。时国家方中兴，天下无事，上下不甚警省。嗣以京察一等，简放山西汾州府知府。汾阳之田仰水于文峪，文峪壅，则汾田不可复治，二县民常构大讼。拱枢到官，持平决之，用父则徐遗法，条陈浚河事宜，大府韪而行之，汾田乃累岁大稔。汾民每以腴田种罂粟，严禁之。汾人谓土燥不宜桑，无治蠺者。拱枢曰：“诗云，彼汾一方，言采其黍，汾固宜桑，何弃之?”令植桑数百万本。未几以末疾告归。子毓良，附生；寿鼎，同治庚午科举人，四川候补道；岐铙，光绪乙酉科举人，陕西知县。孙焕霄，光绪癸巳科举人；灏深，光绪甲午科进士，学部参议；玉铭，光绪乙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广东知州；骏庠，附生；步随，光绪癸卯科进士，翰林院检讨，国务院秘书长，韡移，光绪癸卯科举人，广东知县，福建盐运使。
沈葆桢妻休氏传 清史稿 沈葆桢妻林，名普晴，字敬纫，侯官人，云贵总督则徐女也。则徐、葆桢皆有传。葆桢故则徐甥，林六七岁时，尝侍诸姑坐，臧否戚党诸子弟，戏以谘林，辄曰，无踰沈氏兄贤。及归葆桢，贫，董中厨，斥奁具佐馐，能得姑欢。咸丰六年，葆桢知广信府，八月出行县，洪秀全将杨辅清自吉安潜师越山谷入，戊子，破贵溪，已丑，破弋阳。吏具舟促林避寇，林勿行。庚寅，葆桢还，时遵义镇总兵饶廷选驻军玉山，乃为书乞援。而辅清兵益进，去广信八十里。辛卯，廷选报书，言水涸师不得下。仆役散走，林怀印倚井坐，誓死。乙夜，城南火，达曙，大雨火灭。林谓葆桢曰：“城中炊烟断，火何由起，此贼谍所为，以空城告也，今日贼当至，吾殉君，固其所”。解剑授葆桢曰：“雨甚，吾不可露坐，贼至，君以剑当之，使吾仓卒得入井也”。贼得谍，知城无人，易之，待霁乃发。癸已，辅清兵复进四十里，而廷选师至，葆桢徒步迎以入。甲午，辅清兵薄城，廷选军出御，其裨将毕定邦、赖高翔战甚力，林煑粥啖士卒，士卒益奋。丁酉，贼大至，围合，文吏窜伏，馈犒劳，皆林会计而出纳之。乙亥望，大战解围，辅清乃引去。自是葆桢治军日有声，擢江西巡抚，治船政，林佐治官书，一一中条理。治家尤有节度，断线残纸，必储以待用。方葆桢试礼部，鬻金条脱治行，代以蜀藤，虽贵弗易也。光绪三年卒。 附林敬纫致饶廷选血书 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海内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预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但为势已迫，招募恐无及；纵仓卒得募而返，驱市人而战之，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昨日贵溪失守，人心皇皇，吏民铺户，迁徒一空，署中僮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巳！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受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蔽，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贵、育不能为守，衢、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心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刽与并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饷归后，当再专牍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百拜，为七邑生灵请命。昔雎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固将军所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后 记 民国五十年十月，萨孟武先生著：中国社会政治史第一册出版，我读后不胜钦佩，曾以“有内容有见解的好书”为题，写了一篇书评，抒述读后的感想，登载于是年十一月二日及三日的中央日报。我于叙迷该书各项优点后，在结语中说：“我不是学习历史的人，但平日好读史书，每和青年同学共处时，也常劝他们多读史书。欲他们多识前贤往哲的嘉言懿行，以为立身的楷模；欲他们知道旧日兴衰治乱的因果关系，以充实他日报国的知识。尤欲他们知道先民奋斗之烈，国家缔造之难，以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我的历史知识有限，那篇书评的内容，固浅不足道，但我这一点重视历史著作的意思，则是很诚恳，而且与日而俱增的。
六年彼，家兄孟工著 先高祖文忠公传出版，我得书后，摒除诸务，专心攻读，阅读时兴趣之浓，与读后欣喜之心，和从前读萨先生大着的情形，实无二致。这不仅因为是书所述者，为 先人的事迹，撰述的人，为我敬爱的兄长，及我平日好读史书之故；尤因为在国步艰屯的现在，要振衰起敝，救亡图存，则民族意识的加强，旧日成败教训的记取，前贤往哲嘉言懿行的服膺，均属当前的急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对外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关键，其影响中国之深且巨，为任何史家所公认。 先高祖是身当其冲的人，纵置传主的其它事迹于不论，专从研究鸦片战争的史实说，从此时此地鉴往知来的需要说，这一本传记的重要性，应无可疑。
这本书出版后，经左舜生，陶希圣（汇曾）、张晓奉（其昀）、罗佩秋（时实）、罗万类、郑学稼、沈云龙、潘志奇诸先生．先后撰文评介；我曾恳诚征求精于史事的王岫卢（云五），钱宾四（穆），沈刚伯诸先生，对此书的意见，亦备承推许。但以后裔撰述先人的传记，求其确实去伪去饰，必信必忠，人情上实有难能者。然而，对这本传记，张晓峯先生评为“考订材料，辨析异同，言必征信，慎于阙疑”（本言序文）；陶希圣先生评为：“中国近世历史转纽之翔实的纪录，每一语必有所本，每一事必探其源”（五十六年九月三十日中央日报），即均目之为“去伪去饰”之作。此固由于 文忠公一生的事迹，皎如日月，述者无所用其掩饰或渲染；同时亦由于家兄力守信而有征之旨，对荦荦大事，无不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即纤细小节，亦据实直书，务窥全豹。盖所记者，不仅为一家一姓之私言，而所示者，多全国全民所可取则，诸先生评介文中之所谆谆揭示者，其主旨当亦在斯。我熟读家兄之书后，复历读诸先生的评语，满怀欣慰，本不必多所辞费，惟因所感甚多，仍有不能自己于书者，爰就再版之便，谨覙述于次：
l，抗战前后，家兄与我同在上海，抗战期间，同住重庆，近年又同在台北。丁兹骨肉流离的战乱时代，我们兄弟幸得相处于患难之间，每当聚首之日，陪侍之际，历聆家兄畅叙 文忠公的事迹，与各家对其在鸦片战争及其它经历中的记载，穷源究远，辨析异同之后，未尝不叹息于完整传记之犹付阙如，潜德幽光之未尽发扬，和国人对此一代伟人的盛节苦心之未尽畅识。故家兄撰写此书的动机，实远在多年以前，迨大陆沦陷，乘桴浮海，肆意搜集中外有关资料，然犹末敢轻易落笔，偶成数章，亦复屡易其稿，回国之后，仍于公馀继续从事。近年他私人可以利用的时间较多，乃得集中心力，锐意撰述，昭明事理，贯通脉络，遂成此数十万言的巨著。我兄在这本书上，费时之多，用力之勤，求好之 切，我是知之甚审的人，当此再版的时候，特予叙明。仍盼博雅君子，不吝再加指正，俾这本书的内容，能够更见完整，作者多年来所费的心力，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
二，我家子弟，现在自由地区者不少，今天大都读完这本书，它是忠实叙述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里，一位重要人物的传记，固然不只是一本《家乘》。但我家弟昆姊妹，在这本书上，可更明晰地看到先世的环境，先人一生奋斗的事迹，深悉其格物致知之勤，待人接物之诚，施政任事之勇，卫国爱民之忠。凡此等等，均可昭垂百代，为我们子子孙孙的式范。恰如做一个大国的国民，必须有学识，有风度，有作为，然后始无愧于其国家一样；做一个名贤的后人，应该格外励志笃行，格外奋发自励，纵不能继志述事，至少也要无忝所生。我兄学成之后，从政则励精奉公，不计个人成败；治学则好古敏求，惟恐不及。他的学识，可以写好这本传记，他的操守，亦可撰述 文忠公的传记于无愧，当为知交所公认。我则教学作吏，均无所成，既惭先德，尤愧元方。现在年已垂老，寡过未能，进德无望，读毕本书后，虽有高山仰止之思，禾免绠短汲深之叹!当此神州沉沦，国步艰难的时候，继志述事，奋发有为，尤有望于年方少壮的我家子弟！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纪东谨识
一萼红 喜孟工六弟著 先高祖文忠公传出版 林寄华 降名贤。信锺多间气。端为济时艰。武纬文经。攘夷安夏。独凛忠爱惓惓。死生以。邦家苟利。垂史册。长照寸心丹。珠海杨威。虎门一炬。气壮河山。 喜子能扬祖德。向陈笺搜讨。故纸钻研。体大思精。才雄笔健。蔚成宏着空前。料风行鸡林价重。德佳评文苑已名喧。掩卷自怜老拙。退笔难宣。
读纪东弟《林则徐传后记》书感 林寄华 阿兄宏构弟摛文。欣见二难述祖芬。忠孝家风终弗替。沧桑世事仕多纷。 故园松菊何堪问。白首书灯分外勤。天上精光应不泯。梦中彩笔可曾分。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