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美德育英才

1785年是清朝乾隆五十年。这一年的8月3O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侯官一条名叫左营司的巷子里，在一间低矮破落的房屋(现福州市中山路19号)中，有位名叫陈帙的妇女临产了。远处是台湾海峡愤怒的涛声，近处是闽江低沉的呜咽。这涛声和呜咽伴着产妇的呻吟，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或反响。在夜色沉沉、蚊蝇肆虐的小屋中，陈帙生下了一个男孩。

每当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刻，就是一部个人历史的开端。这部历史可能长，也可能短；可能平庸，也可能非凡；可能鲜花铺路，也可能荆棘丛生；可能传颂千古，也可能遗臭万年。人类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历史组成的，不是个人被历史所掩没，就是历史因个人的建树而格外生辉。个人的历史不过几十年，而后人的评说、颂扬或唾弃，却可能延续几百年、几千年……   

    林则徐的祖籍是福建省莆田县，清代初期迁居侯官，就是现在的福州市。七年前，我为了搜集林则徐的史料，从新疆第一次来到这个人杰地灵的名城。时值隆冬，新疆已是大雪满天山，福州依然一派葱茏翠绿，显然是一个生命力十分旺盛的好地方。福州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历代福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弟子曾到这里讲学论道，影响很深。以儒学为至尊的文化气氛浓厚，佛家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种传统，至今依稀可见。

由于福州濒临台湾海峡，又是闽江人海的必经之处，因此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较早。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名人严复、林琴南、林语堂、冰心……都是在福建沿海一带出生的人。林则徐严禁鸦片，扶植商业，主张与洋人发展正当贸易，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把目光射出国门之外的开拓者，这与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福建沿海有一定的关系。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一位穷秀才的第四个儿子。他热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因此日夜苦读经书，以至患了严重的眼疾。但是，林宾日在考场上连连失意，29岁才中了秀才，此后再没有长进，到41岁彻底灰心，不再进考场。由于穷困，他到30岁时才娶妻成家。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晚婚了。林宾日婚后得一子，夭折，到37岁才有了第二个儿子，他就是54年后以虎门销烟的壮举震惊世界的林则徐。

林则徐的母亲陈帙，又名文华，是当地有些名气的儒生陈时庵的第五个女儿。她是一位勤劳而又智慧的妇女，尤其善于裁剪手工艺品，并以此换取一点收入，以维持贫困的家庭生活。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门第观念是十分严重的。一般庸人总是喜欢吹嘘自己出身于名门望族，家世如何富贵显赫，甚至攀龙附凤，把根本不搭界，或无从考证的名人官宦说成是自家的先祖。然而，林则徐全然不理会这种虚伪的陋习。他在身居高位之后，念念不忘家世的贫寒，并以此来警策自己，教育后人。林则徐的母亲去世后，他写过纪念文章；父亲去世后他也写了纪念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把他对父母亲的孝敬与怀念，从肺腑中一一流出，也把家世的贫寒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不忘本，不苟安，勤勉自励的情操洋溢于字里行间。

林则徐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已是江宁布政史(官位仅次于巡抚，巡抚是一省的最高长官)。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他回忆了童年时在贫困中日夜苦读的情景，其中写到：

先妣陈太夫人工针黹，又善剪綵为草木之花，岁可易钱数十缗，稍佐家计。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呜呼，此情此景，宛如昨日……

这段文言文的大意是：我的母亲很会做针线活，又善于剪制纸花，干这种手工活，每年只可换来很少一点钱，贴补一下家里的日常生活。(缗，是古代串铜钱用的绳子，“数十缗”，就是数十串铜钱的意思。)每到寒冷的冬夜，外面寒风吼叫，家里只有一盏油灯挂在墙上，我们一家人按年龄的长幼排坐成一列，有的读书，有的做手工活。因为天寒，冻得皮肤起粟，手背破裂，直到深夜。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林则徐幼年时代，家境清贫但苦苦读书的情形。据林则徐的后人林崇墉在台湾出版的《林则徐传》中说，林家有两个传家宝，一个是双芯油灯，一个是素炒豆腐。每到过年的时候，长辈便用这两个传家宝教育后代。因为家境贫寒，林家平时只用一个芯的油灯，为的是节省一点油。到了春节的时候，为了增加一点节日的气氛，才用两个芯的油灯。有一年除夕，邻居听到林家欢声笑语地吃年夜饭，隔壁一望，只见林家老小，正在津津有味地吃一盘素炒豆腐。当时林家生活的清贫困窘，由此可见一斑了。艰苦的环境以痛苦的方式造就人才，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优裕的环境以舒服的方式弄出庸才，则几乎是另外一条规律。这是家长和孩子都要明白的道理。现在多数人的生活好了，更应当注意后一种可能性。

        在父亲的教育下，林则徐4岁开始识字读书，7岁时开始练习写文章。不可否认，林则徐是有天赋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智商。在不满十岁的时候，他已不同于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时时表现出善于独立思考，吞吐文字，驾驭语言的才能。中国的汉字，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创造。这种方块字，学起来比较难，但它有拼音文字不可比拟的优点。一是可以对仗，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对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学艺术形式。二是除楷体外，还有行书、草书、篆书、隶书，形成千姿百态、妙不可言的书法艺术。林则徐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书法大家。他的诗作现存653首之多，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但因诗中运用典故较多，今人读来，不易看懂，这是林则徐诗作的一个特点；林则徐的书法较之他的诗作有更大的成就。他在年轻时抄录的楷体“三经”，已由上海书店出版，共143页。我第一次见到这本字贴的时候，不禁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一万多字，每字每笔都一丝不苟，极其端庄肃穆，俊秀脱俗。正是因为林则徐的楷书功力深厚，所以他的行书才能写得更好，颇有书圣王羲之的遗韵，可谓珍品。天赋加勤奋，缺一不可林则徐兼而有之。林则徐少年时，在家乡已小有名气，因此常有长者出些难题，意在验证那名气的虚实。对这些善意的考验，林则徐对应之迅速，构思之巧妙，屡战屡胜。比如，有人考验林则徐，出了个上联：

  鸭母无鞋空洗脚

林则徐迅即对出下联：

鸡公有髻不梳头

真是妙极了!

又一次，他的老师偶然见到城隍庙外张灯结彩，因此出上联：

点几盏灯为乾坤作福

林则徐应声对出下联：

打一声鼓代天地行威

有一天，老师带领学生们游福州城外的鼓山，鼓山顶上可以远眺大海，老师见景生情，便要求学生们以“海”和“山”两个字开头，说出一副七言对联来。林则徐出口不凡，说出的对联是：

    海到无边天做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这副对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幼年的林则徐已胸怀开阔，气度不凡。小心眼儿的人，爱耍小聪明的人，喜欢斤斤计较的人，胸无大志的人，很难写出海“无边”山“绝顶”的诗句。这副对联与王安石的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无因袭套引的痕迹，而当时的林则徐还是个少年，与王安石相比，后来者居上。

    林则徐最初受到的教育，主要来自他的父母亲。

    林宾日虽然家境贫寒，考场失意，但学养深厚，为人刚正不阿，处世清高自洁。他活了79岁，其中有近5O年是教书育人。在他的学生中，有数十人后来成了举人、进士，而他最杰出的学生正是他的儿子林则徐。在《闽侯县志》中有林宾日的传记，其中说：“子则徐四岁入塾，至二十举于乡，皆宾日讲授书史，并示以身体力行。”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林宾日对儿子长年地言传身教。林宾日不仅教育儿子刻苦读书，更重视道德的培养。他要求林则徐“不妄与一事”，就是做事要有责任感，认真负责；“不妄取一钱”，就是洁身自爱，坚决拒绝一切不该得到的金钱；要“视他人之急犹己”，就是如同关心自己一样，关心他人，先人后己。这种父教，对林则徐为官后的清正廉洁，关心民间疾苦，时时事事都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绝不苟且偷安的品德和作风，都有直接的关系、重大的影响。道光三年(1823)，林则徐任江苏按察史(相当于现在的省检察长或法院院长)，已74岁高龄的林宾日，听说江苏发生了水灾，便急忙给林则徐写信，教他治理水灾的种种要诀，如禁囤积，平粮价，设医局，清查贫户等等。林则徐为官后多次主理救灾的政务，为老百姓办了许多的好事，与他父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一位卓越杰出的人物，必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林则徐正是这样的幸运者。母亲对林则徐的教育，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行为，也没有多么高深的学问，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林则徐从母亲那里接受了勤勉、节俭、仁义、待人诚实、对己严格的品德，使他一生受用不尽。林则徐37岁时在杭州当官(任杭嘉湖道)，思子心切的母亲曾到杭州生活了一年，已经63岁的“陈太夫人”，完全可以尽情享乐，颐养天年，但她“珍食必却，美衣弗御”，就是饮食拒绝山珍海味，只吃粗茶淡饭；不穿高贵华美的衣服，坚持朴素的家风。她对儿子说：“一个人享受有什么意思呢?有钱的话，多周济些穷苦的人不更好吗!”这种仁慈克己的情操，以母爱的方式表现出来，对林则徐一生始终如一的高尚品德，有着重大的影响。

    清贫美德育英才。林则徐12岁的时候，因品学兼优、面目俊秀“充佾生”’(被选人孔庙唱歌舞蹈)，14岁考中了秀才，20岁考中了举人，这在当时已经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了。

鳌峰书院的岁月

    1798年，林则徐中秀才后，进入鳌峰书院求学(现在福州师范的校址，就是当年的鳌峰书院院址)。当时还没有近代教育，鳌峰书院建于1709年，当时已有百年的历史，算是福建的最高学府了。林则徐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学习生活。在这漫长的7年中，林则徐博览群书，并且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这7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林则徐走向成熟的奠基时期。

    林则徐一生手不释卷，酷爱读书。到了55岁，官至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开始学习英语，由此可见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好学。在鳌峰书院，林则徐认真地阅读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其读书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作、名篇，甚至研读了医书和佛经。30多年后，林则徐蒙冤流放新疆，伊犁将军布彦泰在给皇上的“密陈”中说，林则徐“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所谓“不浮”，就是踏踏实实；所谓“不泥”，就是不僵化保守。林则徐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善于独立思考，善于联系实际。1837年林则徐担任湖广总督时，为了解救吸食鸦片成瘾的人，亲自配制多种戒毒药物，在武汉开办日夜营业的药店，挽救了许多陷入毒品之苦的人。从林则徐力主禁毒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林则徐深通中医医理，这正是他在鳌峰书院时，认真研读医书的结果。

    鳌峰书院的山长(讲学并总领院务的人，也称为院长，即现在的校长)名叫郑光策，进士出身。他热心教育，学问渊博，不畏权贵，而又思想活跃。1784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把浙江、福建的一些书生集中到杭州会试，负责监试的和珅，故意于“御座脚下”收卷，捉弄考生必须在交卷时弯腰屈膝。郑光策是这次会试的考生之一，他对这种有损人格的捉弄十分反感，一般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或对权贵巴结讨好，或一忍了之。而郑光策怒目而视，并和福建考生数人拂袖而去，退出了考场。由此可见，郑光策是一位刚正不阿，敢做敢为的“性情中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活出个人样儿来了”。郑光策主持鳌峰书院时，倡导“经世之学”，也称为“经世致用”。

    什么是经世致用呢?说来话长。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不能全盘否定。学而优则仕，比买官卖官好得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确实选拔了一些人才，比如唐朝的韩愈，宋朝的王安石，也包括林则徐，都是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但是，这种制度相当僵化，特别是明朝以后，写“八股文”，成了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所谓“八股”，就是写文章不准采取自由的形式，必须按照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个定死的模式去写文章，美其名为“代圣人立言”。如果不按这个模式办，你的文章写得再好，不管见解多么新颖，思想多么深刻，文采多么突出，只要是违反了“八股”的规则，也只能名落孙山，一辈子休想有出息。所以，科举制度弄出来了大量的“腐儒”。在腐儒的脑袋里，除了教条，别无长物。他们言必“子曰………”，文必“诗云……”这些人思想贫乏，脱离实际，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又自命不凡。对于独立思考产生的新见解，则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中国古代冥顽不灵的教条主义者，就是这类“宝贝”。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正是腐儒中的一个品种。“笔下纵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就是这类废物。这种人当了官，如果不干坏事，也只能充当“尸官”。我这样说是否言过其实了呢?八股这玩艺儿在中国是很顽固的东西，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又经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冲击，八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它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一有条件就会死灰复燃，改头换面地出现，甚至在共产党内出现了新八股，又叫“党八股”。毛泽东在1942年2月8日写了一篇不朽的文章，题目是《反对党八股》，他结合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给党八股列了八条“罪状”：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是言之无味，像个瘪三；五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我在少年时期曾自学过这篇文章。当时对毛泽东所列的这八条罪状的前六条是读懂了的，对第七、第八两条不能理解，尤其是说党八股会“祸国殃民”，我不太相信。心里想，不就是写文章的事吗?怎么会达到祸国殃民的地步呢?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铺天盖地、没完没了的大字报、大批判文章，都是党八股的货色，这时我才明白，毛泽东说的非常正确，党八股的确是祸国殃民呀!反对党八股，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这在中国是一盏长明灯。每当套话、空话、废话、假话泛滥的时候，社会上必定存在着隐藏的疾病，存在着需要套话、空话、废话和假话的不健康势力。党八股是否盛行，是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一块试金石。我希望少年朋友们都读一读《反对党八股》这篇经典文献，按照这篇文章中说的去想、去做，对于提高和改善学习方法、思想方法、写作方法，以至怎样做人，都是很有好处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八股”盛行的社会，但是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各种危机此起彼伏，有知识有抱负的有识之士，一反陈陈相因的八股之风，产生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这种进步思想的源头，产生于明朝的末年。清朝初年社会比较稳定，人们陶醉于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中。到了嘉庆年间，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甚至出现了直接危及清朝政权的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才被镇压了下去。因此经世致用的思想再度出现。

    “经世”一词，出自唐朝诗人温庭筠的两句诗：

    谁言有策堪经世，自是无钱可买山。

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呢?诗是一种很奇妙的艺术，有的诗句一看就懂，明白如话；有的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神通不可语达。我对温庭筠这两句诗的理解是：治理国家如有好的策略，即使没有金钱也可以取得重大的收获。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明确的，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要“兴利除弊”，读书、做学问、搞研究都要联系实际，目的是解决人世间存在的种种难题。在文风上要言之有物，反对迂腐、贫乏、空洞、保守、僵化的恶习。现在我们常说，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以致用，其实就是经世致用的继承和发展。清朝的文字狱是很凶的，在当时提出和宣传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有风险的，但先进的思潮又是不可阻挡的，你压它一下，它会反弹两下，有人甚至甘愿舍身取义，死都不怕。这也是个规律。

  鳌峰书院的主持人郑光策，是位坚定的经世致用派，林则徐在鳌峰书院读书7年之久，必然深受这种先进思潮的积极影响。与林则徐同时代的文人龚自珍、魏源；官员陶澍等人都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林则徐从政为官之后就把经世致用的思想付诸实践了。

 在林则徐的青少年时期，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林希五老先生。此公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因揭发福建按察史钱士椿办案谋私，反遭迫害，蒙冤入狱。钱士椿逼迫林希五“认罪”，他回答说：“利害吾不敢知，所知者道义而已。”这种只论是非不计利害的品德，实在难能可贵。然而在当时正不压邪的社会环境中，林希五遭到了更大的不幸，被流放到新疆，林则徐曾参加了对林希五悲壮的送别。林希五释返家乡后已形销骨立，但他依然愤世嫉俗，正气凛然。林宾日和林则徐都很敬佩林希五老先生，经常和他在一起聚会交谈。由于林希五的影响，在林则徐的心灵中，已经埋下了痛恨贪官污吏和刚正不阿的种子。后来，林则徐以十分钦敬的心情阅读了《林希五文集》，并为这本文集写了后记，对林希五的人格、品德和学识都表示了极大的敬佩，并愿以他为榜样立身处世。当时的林则徐，不可能预想到，多年后他自己因严禁鸦片，也步林希五的足迹流放新疆三年之久。所不同的是，林希五得罪的是一个地方的权贵，他影响的只有身边的少数人；而林则徐得罪了英国强盗，得罪了皇上，得罪了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后代是公正的。林则徐辉煌的业绩，爱国胜爱家，爱民胜爱己的高尚品德，堂堂伟丈夫的气度，民族英雄的卓越形象，传遍了环宇。其影响所及，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全世界的禁毒事业！

难得伯乐张师诚

    1804年的秋天，20岁的林则徐考中了举人，可谓一帆风顺。按照传统的礼仪，在乡试发榜的第二天，当地的负责官员要举行“鹿鸣宴”，宴请考中的举人饮酒，并跳“魁星舞”，吟咏《诗经》中的“鹿鸣”诗，表示庆贺。在举行鹿鸣宴的当天，林则徐从父母之命成婚，以示双喜临门。女方姓郑，16岁，她就是后来林则徐身处逆境时给他以莫大支持与安慰的夫人郑淑卿。她的父亲郑大谟在外地当过知县，家境比林家富裕得多，但他欣赏林则徐的才华与品德，宁可女儿出嫁后受穷，也在所不惜。

    在科举的道路上，林则徐已经走到了举人这一步，但他要获取更高的功名，新婚不久就离开了福建，到北京参加会试。从福州到北京，现在乘火车要30多小时，乘飞机只要3个小时，但在林则徐所处的那个时代要走多久呢?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从北京发，日夜兼程，走了62天才到达广州。作为一个穷书生从福州进京赶考，至少要2个月的行程。除了必须乘船的路段之外，只能背着行李，徒步而行。如果不遇雨雪还算幸运，如果在风霜雨雪中，那艰辛的情景，今天的人是难于设想的。

    科举可能选拔出人才来，也可能埋没人才。林则徐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结果落榜，经历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同年6月林则徐离开北京，11月才回到家乡，在路途中走了5个月。但是林则徐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他认为自己没有经历“寒彻骨”的磨练，所以把自己教书的小屋取名为“补梅书屋”。屋中的对联写道：

    屋小朋侪容膝久

    家贫著作等身多

    这幅对联说明他的同辈朋友很多，经常在一起交流和切磋学问。虽然物质上过着清贫的日子，但有书为伴，精神生活丰富而又有所追求。这正是林则徐高人一筹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精神追求，那就成了一台只能在饮食上每天吐故纳新的皮肉机器，因此倒退到动物世界去了。人与人的差别，不仅是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占有的财产不同，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不同。我们都知道，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但精神一旦产生，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久远的生命力，就会对物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不是物质，而是理论，是思想，是精神，是物质发展的统帅。古今中外一切杰出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精神强大的人。

    1806年，林则徐应厦门同知房永清的聘请，到厦门当了文书(同知是清代知府的佐官，与“通判”分掌粮盐、缉捕、江海防务、水利等事)。这段经历，使林则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

    厦门是福建南部沿海的一个岛屿，直到1956年修筑了5千米的跨海长堤，才与大陆连成一体。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厦门先于内地与外界有商贸往来。因此洋人由此捷足先登。明朝末年，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据《厦门志》记载，嘉庆元年(1796)时厦门已有大小商行30多家，商船千余只，是“通洋的正口”。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厦门是一个大大区别于内地的，向外省、外国打开了门户的商业贸易集散地。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必然造成社会面貌的畸形状态。在一派繁华的景象中，各种腐败麇集一团，为患作乱。此时，鸦片已走私到厦门，成为一大祸患。林则徐在厦门的官府中充当文书，一方面看到了商业社会带来的繁荣，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种种消极有害的现象。在厦门这一年，林则徐积累了正反两面的阅历，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个小青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厦门的生活实践，在他的经验积累中，是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是，下一步怎么办?林则徐还处在彷徨的路途中。对于成就事业的人来说，客观上要有时代的需要，主观上要有良好的素质，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此外，偶然的机遇，有时也发挥重大的作用。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人很多，林则徐是幸运的，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他遇上伯乐。这位伯乐就是张师诚。

    张师诚(1762—1830)是浙江归安人，乾隆年间中进士(在科举制度中，最高级别的考试叫“殿试”，就是对会试中录取的人，由皇上亲自策问的考试，每年农历四月进行。过了这一关，就是中进士了。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张师诚是一位资深的官员，又是熟悉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的专家。嘉庆皇帝即位后，张师诚离开北京到各地当官，先后在山西、河南、江苏、江西担任过知府、道台、按察史、布政史。1806年，由江西巡抚的官位上调任福建巡抚，使他有机会发现了林则徐这位出类拔萃的人才。

    嘉庆十一年(1806)除夕的前一天，就任福建巡抚不久的张师诚，认真地翻阅了本省各地送来的春节贺禀，发现其中有一份写得极富文采，令人爱不释手。他反复看了好几遍，决定派人去请这位执笔人前来面晤，并嘱咐差人只打听一下此人的家世，不要多说话，但要仔细观察这个人的神情。这个被请的人，正是林则徐。

    张师诚是一省之长，林则徐是一个默默无闻的、22岁的书生。两者的地位是非常悬殊的，有如现在经常坐在主席台上的省长和一个待业的小青年。张师诚见林则徐如此年轻，心中暗暗吃惊。张师诚先令差人招待林则徐吃了晚饭，然后和林则徐随便交谈了一会儿。此后，张师诚拿出了一束很厚的案卷，对林则徐说：“我这里有一件很复杂的重要案件，需要立刻拟出解决的办法，上奏皇帝。我想足下(对朋友的敬称)定是能手，所以急忙把你请到这里，现在就请足下在此连夜替我拟出一篇奏稿，缮写清楚。到五更时分，我往万寿宫贺年之前，务请足下全部办妥。”张师诚说完，离座而去。

    这是除夕之夜，室外爆竹声不断。林则徐是很有自持能力的人，他迅速静下心来，细读案卷，凝思构想，很快起草出奏折，又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

    五更时分，张师诚来到书房，一眼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篇长长的奏折。他来不及和林则徐打招呼，就在灯下细读了起来，面呈喜色。忽然，张师诚又沉下脸来，在奏折上改动了几个字后说：“这几个字需要改动，你再重写一次，我此刻便去万寿宫，返回后再看奏折。”

    个把时辰后，天色已亮，张师诚回来后立即来到书房，只见林则徐一夜未眠仍神采奕奕，端坐在桌旁。张师诚来不及入座，一口气读完奏折，连说“了不起，了不起”。这位封疆大吏竞不顾身份和年龄的差别，给林则徐打躬作揖，并说：“可喜了，可喜之至!老夫何幸，为朝廷物色到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大才!足下将来的功业定在老夫之上。请恕老夫无礼，过分唐突。”至此，张师诚拉着林则徐的手双双入座。

    张师诚全然没有高官大吏的盛气，以轻松、和蔼、诚恳的态度与林则徐侃侃而谈。他说：“老夫(注：当时的张师诚还不到5O岁)看到某县的贺启，写得十分出色，爱得不忍释手，心想这么小小的县衙门里，竟然有这么好的手笔，不知是何等大才屈处在此，这对他岂不是太糟蹋、太埋没了吗!老夫急欲知道究竟，急于见到这位人才，但又想发现人才应从各方面考察，这就不能不使用另一套办法了。所以我不说情由，连夜派人邀请足下来此，利用过年的机会来观察观察究竟。随后，据报足下只是一位弱冠之年的举人，格外令老夫感到惊奇。但又一想，才华早露的少年多华而不实，且让老夫多考验足下几番，看看足下的才学和修养配合到什么程度。足下昨天在路上毫无烦躁不安的表现，踏进本府之后，神态始终镇静，好像行所无事。昨晚初次见面，老夫先来端视仪表一番，足下神采清秀，英光四射，而又是一派安详凝重。老夫一望而知，足下绝非等闲少年文士可比。”

    张师诚指着桌上的奏折继续说：“老夫因此要进一步考察足下的真才实学：这件案子并不寻常，即使是很有经验的人也得费几天工夫，而且不容易办得恰到好处。足下仅以一夜之功夫，又在整夜爆竹和锣鼓声中，能安下心来，写出妥帖高明的奏稿，书法圆润整齐，足下如此英年，便怀有真才实学和难得的修养，使老夫佩服之至!”

    接着，张师诚又以一种歉疚的口气说：“那时老夫已是心满意足了，正欲请足下休息休息，并让老夫表达一点心意，但忽又想到担当国家大事的人物，必须具备一种特别充沛的精神，才能胜任繁重的政务，如若足下也有这种超人的精力，岂不可以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大器?为考验足下的精力如何，老夫无奈把那不必修改的字故意涂改几个，委屈足下再写一遍。足下昨天整日奔波，在常人必是疲惫不堪了，而足下却行若无事，竟把第二篇奏折一气呵成，写得愈见精彩，足下精力过人也不在话下了。有此修养，又有充沛的精力，他年为国建功立业，必将使老夫望尘莫及。老夫何幸为国发现了如此稀世的人才，真是毕生一件最大的快事!”

    最后，张师诚讲出了他的打算，他说：“足下前程远大，区区功名必无问题。然而，真正的学问是无止境的，尤其是那种经世大学问，更不是凭空可以学到的。非对国家章典痛下功夫不可，这更不是寻常人可以入门的。足下根基甚好，正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若要苦做一番经世大学问，那就万万不可再屈居小衙门里限制了前程。老朽无能，原不敢屈尊足下，但老夫曾参与先皇帝枢要，幸而涉猎了本朝的章典，以及兵刑吏治等等大政，足下如不见弃，请就此屈参敝幕(注：到我的官府中来工作)，与老夫朝夕相处，老夫将尽其所知，为足下指述种种掌故，所望能赞助足下切切实实地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大学问，他年足下为国家建立不世的功勋，老夫也将分些光彩。”张师诚还差人给林则徐的家中送去了一百两银子济贫。

    在会试落榜之后，屈居文书的林则徐，突然得到福建最高长官如此罕见、如此真挚的厚爱与提携，自然喜出望外，充满感激之情。林则徐在张师诚的身边学习、锻炼了4年之久，并随从张师诚第二次到厦门，进一步增长了阅历和才干，为他以后从政为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师诚求贤若渴，没有门阀观念，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他能识才、爱才，倾全力提携人才的思想和行动，并不是每一个封建官吏都能做到的。与大量摧残人才的社会势力和嫉贤妒能的人相比，重才惜才，任人唯贤的思想作风，特别是用心良苦地发现、考察、培植了林则徐这样的俊杰，实在是为中华民族立了一功。林则徐后来成为民族英雄，更应念及张师诚当年的一片苦心。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在任何时代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是中华民族一个优秀的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将来也是如此。

    林则徐是一位品德很高尚的人。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泉涌而报。”林则徐对张师诚的知遇之恩是念念不忘的。张师诚六十寿辰的时候，林则徐写祝贺文章，其中说：“我夫子爱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峻如济舟行，引后进如培弟子。”盛赞张师诚爱才和乐于助人的美德。林则徐在从政为官的30年中，自始至终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与张师诚的影响和自己的亲身感受是密切相关的。

都小吏的生涯

    1808年深秋，林则徐再次离开福州，年底到了北京，准备参加会试。这一回，林则徐再次落榜了，但他仍不灰心，张师诚也不因此而动摇对这个人才的信心。林则徐的这种经历和心态，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现在，有的人没有考上重点中学，或没有考上大学，要么心灰意懒，要么怨天尤人，还有少数人寻死觅活，这都是精神上不够强大的表现。失败是成功之母，孙中山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一个真理。

    1810年10月，张师诚进京去见皇上，26岁的林则徐随他第三次进京，准备参加第二年春天的会试。这一次，林则徐成功了，获殿试二甲第四名，中了进士，并进入了令无数人羡慕的翰林院。在这三次会试中，有许多人比林则徐考得好、名位高，但在后来的事业上，没有一个人能和林则徐相比，甚至相差很远。因此，考试的结果，并不能绝对地决定人生成就的大小。如果高分低能，是干不成大事的。

    翰林院是储存人才的地方。新中进士的人，状元授“修撰”；第二、三名授“编修”，林则徐不够格，只授了个“庶吉士”，学习满文，三年后再考试，合格者升为“编修”，真是繁琐透顶!

    林则徐在北京名为翰林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实为不能施展抱负的京都小吏。此时清朝已走下坡路，北京官场的风气已很不健康。大大小小的官员，不是吃喝玩乐、奢靡成风，就是吟风弄月、粉饰太平。经过一段观察，他在给友人郭远堂的信中说：“京官中实在好学，百不得一。”“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林则徐在北京无所事事，除了读书外，还是读书。有时也代人写写折子、书信之类的东西。

    一个边远省份的穷困书生，一下子踏入了京都的翰林院，不仅可以结交许多名士高官，还有机会见到皇上。从表面上看，他应该算是春风得意的骄子了。但林则徐是一位深受经世思想影响的人，对京都中的官场恶习，采取了“道不同不与谋”的态度。日子愈久，林则徐愈反感。他所看到的是京都大华，皇宫巍峨；豪门显贵，冠盖如云；出将入相，奴仆成群。凡夫俗子之流，对这些东西求之不得，趋之若鹜；在林则徐看来不过是一堆粪土。然而，黄钟无声，瓦釜雷鸣。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林则徐纵有满腹经纶，也不过是个小小的文官。仰俯之间，人格被地位的高低所左右，因此，林则徐时常会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压抑感、苦闷感和不平感。他在给张师诚的信中说：“则徐滞迹都中，诚有不能奋飞之憾。”又说：“弱鸟高巢，恐非终据。”弱鸟，是形容自己；高巢，是指京都的官场；恐非终据，是说京都不是他这种人的归宿。林则徐在京9年，经济上的困窘不可怕，穷日子他过惯了，而精神上的苦闷使他处在新的彷徨之中。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此时的林则徐，是多么寂寞啊!然而，寂寞孕育着突破。苦闷与彷徨也是一种磨练，它暴露了经世思想和社会腐朽局面之间千奇百怪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使林则徐思考了更多的问题，增长了更多的见识。

  1813年华北地区先旱后涝，灾情严重，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民间的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于同年中秋节在北京郊区、河南滑县同时起义。林清率200余人曾一度打进北京，攻占紫禁城，当时嘉庆皇帝在热河打猎，才没有丢掉性命。这次席卷中原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天理教起义是一个信号，它说明清王朝已危机四伏。这件大事，对林则徐和经世派的其他人，自然触动很大。他们自幼接受封建文化的教育，正统的忠君思想是牢固的，不可能赞同农民起义，但为解决社会矛盾，他们力图找到兴利除弊的心情是迫切的。

    远在1804年，吴椿、陶澍等人就组织过“消寒诗社”，表面上是诗酒唱和，借此消寒，实际上是以诗咏志，弦外有音。这个诗社活动了不到10次就不解自散了。天理教起义事件发生后，林则徐的好朋友陶澍、董国华等人，在1814年又发起恢复这个文人的小团体。因为他们大都居住在宣武坊以南，所以更名为“宣南诗社”。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多是敏感而又多疑的，加上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暗中拨弄是非，从中渔利，往往造成冤案。陶澍等人搞这样的诗社，议论时政，各抒己见，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后来，林则徐应董国华的邀请，也参加了宣南诗社的活动，结交了几位相伴终生的莫逆之交。

    1816年秋，32岁的林则徐被派到江西南昌，担任乡试副主考官。受父亲和张师诚的影响，他工作得十分认真、出色。在林则徐的主持下，杜绝舞弊，精心阅卷，一丝不苟，负责到底。这次乡试共取中94人，副榜(有候补的意思，又称为副贡)18人。发榜后，林则徐“出门拜客，访询舆论”，大家都说这次录取的人，清贫而优秀者很多，可谓“清榜”。这个赞扬，与营私舞弊的污泥浊水相比，是一条难得的清流，是老百姓对林则徐办事公道的表彰。林则徐一生办事“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这只是个开头。

    1819年，林则徐担任云南乡试的正考官。五月初八日从北京动身，八月初一日才到昆明，仅在路途中就走了近三个月。一路上，林则徐有意地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并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在河南突遇水灾，被老百姓搭救，更加深了他对黎民百姓的感情。

    有了第一次在江西当考官的经验，这次他干得更加认真，更加出色。林则徐的父亲一辈子考场失意，他自己在科举考试中也受到过两次大的挫折，因此深深地体会到主考官“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这两句的意思是：考生的命运，操在考官的手里，一瞬间就可能决定你的弃或取，升或沉。)的权力。这权力用得好，才能真正择优录取，不埋没人才；用得不好，则弃了人才取了庸才，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有害无利的。现在轮到他当主考官，一定要格外认真。林则徐和副主考官吴慈鹤一起，对考生的试卷，逐人、逐篇、逐句、逐字地认真审阅，比较，最后取正榜54名，副榜1O名。林则徐在谈到文风的时候说，对那些以文辞华丽但空洞浮泛、言之无物的文章“概斥勿录”，就是非但不取，还要给予批评。言之无物是写文章的大忌；用华丽的词句装点门面，或故意短话长说，也是写文章很不成熟的表现。言简意赅，才见真功夫。鲁迅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一位文豪，他一生的创作丰富多彩，但没有一个长篇。尤其是他的杂文，大多数是几百字，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但却针针见血，击中要害。少年朋友们习作文章，要记住：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要一字空。”

    两次出任考官，是林则徐从政为官前的两个插曲，紧接着还有一个从政为官的序幕——

    1819年底，林则徐从昆明回到了北京。1820年初，他被指派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就是朝廷派出的考察地方官的官员。这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苦差，也是一个可以捞到好处的美差。如果办事认真、刚正不阿，必定得罪人。如果得罪一般人或少数人，问题不大；如果触动了关系网，得罪了有靠山有势力的人，只能自讨苦吃。这时的林则徐似乎忘记了他的个人前程，他断然采取了认真负责、刚正不阿的立场。他忠于职守，雷厉风行，敢于触及权贵，敢摸老虎屁股。他任监察御史时间不长，就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林则徐触动了一下广东握有兵权的地头蛇张保。此人原是一个海盗头目，横行华南洋面，抢劫商船，洗劫村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后来，张保被招安(就是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归顺了朝廷)，授予武职，官至副将，并有提拔为总兵(高级武官)的可能。林则徐经过认真考察，上奏皇帝，弹劾张保，主张“严纪律，择将帅”，不能由根子不正的人握兵权、守要地，建议将张保调出广东，以避免他的党羽兴妖作怪。朝廷采纳了林则徐的建议，道光二年(1822)张保死于福建，未能继续为患。

    此时河南水灾十分严重，水利工程进展不力，乱七八糟。林则徐经过调查发现，主要问题是工程用料被奸商囤积居奇，他们要高价、发横财，影响了河工进度。为此，林则徐提出工程用料“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的方针，被朝廷采纳，局面为之一变。这件事得罪了当时的河南巡抚琦善。琦善比林则徐小5岁，满族正黄旗，是世袭的侯爵，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被皇帝视为“绝顶聪明”的人物。此人狡猾奸诈，嫉贤妒能，寡廉鲜耻，心黑手狠，是最典型的封建大官僚。林则徐明知琦善的地位与权势，却出于对治理水灾的关切，不畏权贵，仗义执言。这种正气、这种人格和官品是非常了不起的，甚至是最难于做到的。一身正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迫切需要的。林则徐敢于得罪琦善，2O年后在鸦片战争期间，琦善陷害林则徐，得逞于一时。但历史是公正的，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世代传颂，而琦善则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要永远记住：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

    林则徐中举后，经历了两次进京会试落榜的挫折，在张师诚的幕府中学习锻炼了4年，又在京都的翰林院学习锻炼了9年，此时他已36岁，论学识，论经历，都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加之从父亲、张师诚、郑光策、林希五等人那里接受的经世思想，已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了。不久，林则徐就离开了北京，开始了长达30年漫长、坎坷、悲壮而又辉煌的从政为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道路。

    踏上从政为官路

    1820年6月，林则徐出任杭嘉湖道。“道”是一种官称，也叫道台或道员。有的道员只管某一方面的事，如粮道、河道、盐道；另一类道员是某一地名的长官，“道”，下设“府”，杭嘉湖道，就是浙江省内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三地的长官。这是林则徐正式从政为官的开始。先让我们对林则徐从此之后，都担任了哪些官职，按时间的顺序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1820年6月，任杭嘉湖道，时年36岁；一年后曾弃官回乡；

    1822年10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任过浙江盐运使和江南淮海道；

    1823年2月，升任江苏按察使；

    1824年，署理江苏布政使(因母亲病逝回乡守制)；

    1827年，任陕西按察使，不久调任江宁布政使，因父亲病逝再次回乡守制；

    1830年，任湖北布政使；

    1831年4月，任河南布政使；同年11月，升任河东河漕总督；

    1832年7月，任江苏巡抚；

    1837年2月，升任湖广总督；

    1838年1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1840年2月，任两广总督；

    1840年10月，与邓廷桢一起被“革职查办；

    1841年6月28日，道光帝下令将林则徐流放伊犁；9月，又被调往河南治理水灾；立功后仍被发配伊犁；

    1842年8月11日，从西安出发，12月10日到达伊犁惠远城；

    1845年10月28日，解除流放；12月，署理陕甘总督；

    1846年4月，任陕西巡抚；

    1847年，任云贵总督；

    1849年，因病告老还乡。

    林则徐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刻过两枚印章，一枚是“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另一枚是“身行万里半天下”。林则徐一生奔波劳碌，为官后调动频繁，其中流放新疆三年多，后到甘肃、陕西、云南，最后回到福州。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据粗略估计，林则徐一生于路途中消耗的时间，在七年以上，“身行万里”，只是一个形容，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万里。

    1850年11月5日，林则徐又被命为“钦差大臣”，11月22日逝世于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享年66岁。林则徐去世后朝廷给他晋赠“太子太傅”衔，谥“文忠”。(“太子太傅”’原是指给太子当老师的人，后来是给大官加衔，并非实职；“文忠”也是一种荣誉。)

    应当说，朝廷对当时年仅36岁的林则徐，是信任和器重的。首次离京担任地方官，就给了他一个相当重要的位子。杭州早有“地上天堂”的美誉，嘉兴、湖州也是鱼米之乡。掌管这三府的大权，在旧官场上叫“肥缺”，是许多人巴不得拥有的官职。但林则徐到任后所见到的情景，远非天堂的景象。生产凋敝，水利失修，天灾频繁，人祸为患，贪官肥己，恶棍横行，民不聊生。他到任才4个月，就发生了湖州的抗粮事件，这实际上是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近于造反。因此新上任的道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当时杭州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相勾结，盛行“花会”(一种赌博的方式，从30人中猜一个人名字，猜中者得钱是投入钱款的30倍)。娼妓、吸毒比比皆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当地有个大观楼，楼主唐鸣称霸一方，是个为非作歹的地头蛇。林则徐经过调查后，抓捕了唐鸣，查封了大观楼，没收了赌具、烟具，遣散了妓女，杀一儆百，震动很大。林则徐敢做敢为，雷厉风行地整治社会秩序，使当地的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林则徐到任不久，发布了《杭嘉湖三郡观风告示》。所谓“观风”，就是把当地的读书人集中在一起，命题考试，从中选拔人才。他还对当地的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的管理方式进行了改良，重新制定了升降和发放津贴的办法，以激励那里的读书人刻苦学习，争取优异的成绩，体现了林则徐重视教育和选拔人才的为官之道。

    林则徐一生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他在担任杭嘉湖道时，组织人力物力修筑海塘，使当地人民受益多年。在林则徐的一生中，他所到之处无不大兴水利，是位出类拔萃的水利专家，而且有专门著作《畿辅水利议》(畿辅，是指京城周围的土地)。1999年2月，国际天文学会把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在其公告中说明了命名的原因，一是因为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功绩，二是因为林则徐在水利建设方面的特殊贡献。所谓海塘，就是沿海地区抗拒大风和水患的堤坝，属于水利工程。

    在封建社会里，取得有利于百姓和社会的政绩当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不一定是赞美和荣誉，往往是麻烦和攻讦，甚至因功得罪。判别是非，并不以是非为准绳，而是以势力大小左右结局。正不压邪，几乎是封建社会团伙酿造的一个“规律”。大观楼的楼主唐鸣被抓后还没有处理，从北京的刑部就飞来一纸公函，命令开释唐鸣。此人有后台，据说首席军机大臣为唐鸣撑腰。对于坏人，打而不倒，好人必定反受其害。果然，在北京出现了关于林则徐的谣言，说他不能容人，排除异己，收买人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里，包括善良的人们在内，由于见识的狭窄，很容易听信谣言。有些人即使不完全相信谣言，也不肯排除和否定谣言，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充当传播谣言的角色。因此谣言一旦出现，即使弄不垮被诬陷者，也使他笼罩在一片若明若暗、时隐时现、扑朔迷离的阴云之中，稍有不慎便掉人陷阱，蒙冤莫辩，有口难言。果然，林则徐收到了他会试时的座师曹振镛的北京来信，说有人诬告到军机处，要他凡事小心谨慎。这对于林则徐来说，真是莫名其妙，无异于当头一棒。

    林则徐步入官场，一靠才能，二靠品德，三靠伯乐，四靠科举，五靠机遇，六靠实干，他唯独没有靠山，没有宗派，不会结党营私，不会逢迎拍马，不为一己的私利而纵横捭阖，他甚至不能做到明哲保身。因此，表面上看林则徐春风得意，实际上他内心中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出于责任感，他欲罢不能；阻力重重，有如拦路高卧的恶犬，他又欲干不能。所以林则徐的内心世界是非常苦闷的。他身着官服，当着道员，一举一动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他不得不讳言心中的块垒，有时甚至言不由衷。这给后人研究他的思想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他在给挚友的书信中，在抒发情怀的诗作中，却无法抑制地流露出内心的苦恼和愤怒。

    林则徐在给友人程春海的诗篇中写道：“讵为当官来，前意失八九。”意思是说，没有料到当官以来，原有的志向和理想，大部分不能实现。诗中还写道：“才拙奈务丛，支左还绌右。”意思是政务丛集，力不从心，因此诗的最后发出了“三叹作吏难”的叹息。

    同年11月24日，林则徐在《致敬舆函》中无可奈何地说道：“自辰迄酉，无非对客。事上接下而外，即为送往迎来，一切公牍管扎，转待灯下理之，而精力故已惫矣。”这段话的大意是：从早到晚，全部用于官场应酬，只有夜晚才能处理公务，才30多岁的林则徐已经疲惫不堪了。

    最能反映林则徐内心世界的，是这段时间他怀念林逋的行为和诗作。林逋是宋朝一位半人半仙的传奇隐士。他是林则徐为官所在地的钱塘人，家贫，好学，有才，曾在江淮一带漫游，后来在杭州定居，隐于孤山2O年不曾进城。宋真宗听说了他的才能和贫穷，赐予粮食和衣物。如若他人对皇上的赏赐会受宠若惊，林逋却不为所动，继续过着梅妻鹤子(以梅花为妻子，把仙鹤当儿子)的隐士生活。他工书法，善诗词，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后来，宋徽宗赐他“和靖”的徽号，所以后人又叫他“林和靖”。林则徐不但重修了林逋祠，在他的墓前种了360株梅树，还特意买了2只鹤养在林逋的墓前。这些行为高雅而浪漫，表面上看似乎是闲情逸致，实际上集中地反映了林则徐居官而不得志，兴利难，除弊难，又不肯随波逐流，无可奈何，寻求寄托，清高而寂寞的心境。

    正当林则徐郁郁寡欢、苦闷彷徨的时候，1821年7月14日，他得到了父亲生病的消息。林则徐与父亲感情极深，此时林宾日已年近古稀，儿子的思念是可想而知的，他决定回福州探望也在情理之中，但林则徐的做法非同寻常。道员请假要巡抚批准，那一天巡抚自家为太翁祝寿，闭门谢客。林则徐不顾上司的反感，再三求见，声泪俱下要求准归。他甚至说自己也有病，以得到巡抚的同情。得到批准后，当天他便交出官印，陪同母亲，携带妻儿，星夜兼程，归心似箭。途中妻子分娩，中秋节那天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林普清。

    林则徐回到福州时，父亲的病已痊愈，但他迟迟不离家乡。尽孝道，自然是一个原因，但父亲已经痊愈，林则徐为什么迟迟不归?这与上面谈到的为官不顺有直接的关系，只能说明他对官场的不满。

    林则徐在家乡赋闲，但他闲不住，总想找事干，这就是他的性格。这段时间内，他关心家乡的儿童教育，协助闽县办义学，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又重修了乌石山的积翠寺。

    次年农历三月，林则徐离开家乡，再度走向仕途。家计需要是一个原因，父母的催促也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对理想和事业并没有完全灰心。林则徐生就了一种时时、处处、事事认真的性格。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和隐士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林则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当隐士的愿望。他之所以寄情林逋，只是年纪尚轻，阅历尚少，对社会的复杂和黑暗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为官之初受到种种压力，精神世界一时找不到慰藉和出路，以致中国文人的某些积习，暂时抬头而已。经过半年的精神调整，他又镇定下来了。临行前，忘年好友陈寿祺赠诗给林则徐，他有一首酬答的五言诗，其中写道——

    呜呼利禄徒，    ．

    字氓何少恩，

    所习乃脂韦，

    所志在饱温。

    色厉实内荏，

    骄昼而乞昏。

    ……

    有欲刚则无，

    此际伏病根。

    这首诗把那些唯利是图、脑满肠肥、装模作样、蝇营狗苟的官场小丑骂了一通。出了一口恶气之后，他又为经世的理想去奋斗了。

    在杭嘉湖道1年多的任期内，林则徐得罪了邪恶势力和一些奸佞小人，因此被造谣中伤，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他为官为人正派、清廉、实干，有明显的政绩，这次回杭州受到了老百姓和开明人士的热诚欢迎，大有“鱼鸟有情浑识面，士民与我若投胶”的感觉。因此他受到了鼓舞，精神为之一振，苦闷为之一扫，唱出了“还欠西湖诗一卷，等闲吟付小胥钞”’的轻松诗句。

    林则徐回乡时连官印都交出来了，只能到北京等候就任新职。他在杭州小住后，安顿好生病的妻子，登船北上，再度赴京。此时此刻的林则徐，在经历了初涉官场的磨练，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已没有后退的余地，只能义无反顾地前进了。这一年农历三月初七日林则徐从杭州启程，农历四月初九日到达北京。从此，披荆斩棘，大显身手的岁月迫近了。他的人生价值将体现得更加充分、完美。林则徐那高潮迭起的后半生揭开了序幕。

    百姓赞颂林青天

    林则徐两年没有去北京，皇帝已换人了。1820年嘉庆帝病死，道光帝即位。林则徐从政为官的生涯，差不多与道光帝相始终。从个人宦海沉浮的角度上看，林则徐与道光帝的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重用林则徐的是道光帝，打击林则徐的也是道光帝。林则徐忠君始终不渝，道光帝对林则徐先用后贬，反复无常。道光帝生于1782年，比林则徐大3岁，二人都卒于1850年。

    道光帝是嘉庆帝的次子，登基称帝的时候已经38岁了，在位30年之久。道光帝掌权之初，不能说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他已看到清朝的颓败之势，因此企望中兴，励精图治，很想有所作为。他对林则徐多次的信任和倚重，就是一个例子。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道光帝接见了他，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按规定，当地方官的人因病不在职后，要等待别人不在职时，他才能官复原职。而道光帝对林则徐破格对待，让他回浙江，仍以道员使用。

    1822年6月19日，林则徐离开北京，7月23日抵达杭州。现在一天的火车路程，当时走了34天。由于他是候补道员，一时还没有具体的职位。林则徐一生崇尚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年轻时发起过重修李纲墓，现在他又发起重修于谦墓。于谦是明代抗击异族入侵的名将，并以清廉著称，后来遭“谋反”的不白之冤被杀害。于谦的《咏石灰》一诗以彻底的献身精神写道——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林则徐熟知历史，自己也有一段为官的波折，他深知忠臣良将不一定有好下场，但决心效法他们的献身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重修于谦墓，恰是这种情操的流露和寄托。大凡英雄人物，在他们的心中必定有个“火把”’在胸中燃烧，这“火把”’就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林则徐正是这样。

    同年10月，林则徐任浙江盐运使，协助巡抚管理盐务。食盐不是贵重的东西，但却是日常生活中一天也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自古以来各级政府都有专门的法律和管理机构，对食盐实行征税和专卖，最忌走私，造成高价或奇缺。当时浙江的盐务管理十分混乱，弊端很多，所以道光帝责成浙江巡抚师承瀛进行整顿。林则徐担任盐运使，这个难题就落到他的肩上了。一个人，如果在困难面前想得过多，前怕狼后怕虎，那就一事无成。要先上战场，然后再见分晓。林则徐的过人之  处，正在于他既勇于任事，又细致慎重。经过4个月的努  力，他从产、供、运、销、存、管等各个环节入手，提出  并实施了盐业管理的十项措施，行之有效，成绩显著，充分显示了他的精明干练。在这个过程中，他如果要中饱私囊，易如反掌。然而，林则徐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正廉洁，贯穿了林则徐为官的全部历史。

    1823年初，林则徐升任江苏按察使，成为掌管一省司法大权的重要官员。江苏吏治腐败，天灾严重，社会混乱，积重难返。表现在司法方面是积案如山，冤案累累，豪强势力左右官府，各种矛盾犬牙交错。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稍有私心的人就会畏首畏尾，心里打起小算盘，或以各种手段、各种借口平衡势力，保全自己，宁当官油子，不去冒风险，并把自己美化为“稳重”、“老练”、“成熟”。然而，林则徐的品格、胆识和魄力非同凡响。他知难而进，又善于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猛药除大病，快刀斩乱麻。林则徐首先从改革司法制度入手，简化了押解审讯手续，减少环节，以杜绝办案人员从中索取贿赂。同时，林则徐强调各级官员要亲自办案、断案，不能由他人代审、代断，包括验尸的时候也要亲自过目，不能轻信他人唱报。在办案过程中严厉打击诬告，严办以假乱真从中牟利的讼棍，力戒串谋舞弊，力求真实公允，艰难而又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种甘冒风险、不畏豪强、正气凛然、雷厉风行的作风，震慑了邪恶、打击了罪犯、平息了怨气、稳定了社会秩序。经过近4个月的努力，局面大为改观。因此林则徐获得了“林青天”的盛誉。此时，林则徐才39岁。

    这一年的夏天，江苏连降暴雨，30多个县严重受灾，饥民遍野，致使松江灾民包围官府，要求减租和救济。为此，江苏巡抚韩文绮调兵遣将，准备镇压老百姓。这样一来，天灾依然存在，又增加了一个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刀枪出鞘，将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凶险关头，林则徐作为按察使，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服从巡抚的决定，不干涉，不介入，不负责，出了乱子由巡抚担当，甚至可能趁机取而代之，自己升官。林则徐的高尚之处，正在于他全无个人野心，以下级的身份力劝上级悬崖勒马，改弦更张，用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平息事态。结果巡抚采纳了林则徐的正确主张，实行了“禁雍积，广劝募，招徕商贾，免关税，缓征赋，查贫民，赈饿者”的紧急措施。林则徐还不畏艰险，亲自到灾区，组织和领导了这场非常棘手的赈灾和平息事态的工作。他一面发布告示，劝阻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要求官吏、富户捐助粮食，以解救灾民空腹待毙之苦。林则徐写的《劝谕捐赈告示》感情充沛，大义凛然，说理充分，文词激昂。此告示对为富者晓以利害，对不仁者提出警告，今日读来仍使人感动不已。告示中说：“现距麦秋尚远，嗷嗷待哺之众何以自存?”又说：“天下未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况同居乡井，目击疮痍，但有人心，何忍坐视?”针对一些为富不仁之户，林则徐质问道：“且官员皆捐，而绅富不捐，试问何以对长上?各县皆捐，而此县不捐，试问何以对邻封?”由于林则徐义正词严，恩威并用，多数官员和富户不得不捐出家中的粮食救灾。据说，户部尚书潘世恩，江苏吴县人，是苏州的巨富。他谎称家中的粮仓已空，不肯捐献粮食。林则徐不畏高官，不徇私情(潘世恩的儿子潘功甫是林则徐的朋友)，针锋相对地说：“粮仓真的空了，就借用一下，可贮存粮食。”这一下揭穿了潘家的谎言，他也只好捐粮了。对于这个传说看法不一，如果此事属实，说明舆论赞扬林则徐，批评潘世恩；如果仅仅是传说，更说明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宁肯编出一些故事来，也要赞美林则徐一心为灾民，而又足智多谋的品德。

    这件事，对于了解林则徐的为官之道，是很典型的事例。第一，他不能同意对灾民实行武力镇压；第二，他勇于任事，亲自到灾区进行救济；第三，他同情的是受苦的老百姓；第四，他对为富不仁的封建地主给予了严厉的斥责，并促使他们忍痛也得捐献粮食。这一切，正是林则徐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的难能可贵之处。在救灾中，又是一个林青天!

    1824年的农历七月十七日，林则徐的母亲去世了。他回家奔丧后大病了一场，到1825年春天才痊愈。按当时的习俗，林则徐要守孝三年。这一年的冬天，江南高家堰决口，洪泽湖的水外涌，酿成大患。因此，河南河道总督张文浩被革职，流放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革职留任。第二年兴修高家堰一带的水利和疏通水上运输，就成了大问题。为此道光帝下旨，令林则徐到高家堰督办水利工程。这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如林则徐听了皇上的，离家赴任，就不能尽孝道；如果坚持在家乡守孝，就是不忠。况且，林则徐深知在水利兴办过程中，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人很多，负责这件事就必定得罪许多人。在这种考验面前，林则徐以他的责任感和智慧，做到了忠孝两全。为了江苏千百万人民的身家性命和南粮北运，他毅然离开家乡，星夜兼程，尽快赶到了高家堰工地；但他不着官服，穿一身素服以示给母亲守孝。这位三品大员与河工们一起，数月奔波劳碌于风雨泥泞之中，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官员中，如此大仁大义，大智大勇，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人，实为凤毛麟角，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楷模，也会使某些人无地自容，使一切有良知的人，在灵魂上感到震撼并赞叹不已。在抗灾中，还是一个林青天!

    由于过度劳累，1825年林则徐旧病复发，返回福州养病。1827年3月，守孝3年即将期满，他才携带家属经苏州再度进，5月26日．受任陕西按察使兼布政使。林则徐6月26日到达西安后，又接到要他出任江宁布政使的旨谕。新布政使到来之前，由林则徐代理。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当个“维持会长”，或游山玩水也不为过，只要不出大乱子就可以了。但林则徐不然，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他仍一刻不停地奔波劳碌，到洛阳县救灾，筹划改建城墙。那怕为官一日，也不懈怠玩忽一分，这是林则徐一贯的作风。同年9月，林则徐的父亲在浙江衢州病逝，孝子林则徐悲痛欲绝，立刻离开陕西奔丧，扶柩返回福州。

    林则徐在福州为父守孝，前后达两年半之久。这段时间，从主观上讲，他是为父守孝；从客观上讲，得到了一段难得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读书、写字、吟诗，或认真地总结一下从政十年的经验教训，为日后做出更大的贡献做充分的准备。

    勇于任事的林则徐还是闲不住。福州的西湖年久失修，淤塞严重，再加上附近有人推土入湖，强占田园，西湖的面积日渐缩小，直接影响了农家用水，成了福州一患。林则徐在福州虽无官职，但此时他已名满天下，受世人敬仰，因此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组织实施了修浚西湖的工程，并于1829年完工。这次修缮，除将西湖加深扩大之外，还修筑了1236丈(约4千米)的石岸，防止湖岸再度淤塌。完工后，林则徐又组织人力物力，栽种了千株梅树，精制了两个游船供人游玩。笔者曾于1994年11月初置身于西湖如画的风景之中，瞻仰了林则徐读书处。园中游客如织、欢声笑语，许多港台同胞及海外归来的侨胞都由衷地景仰民族英雄林则徐。

    在林则徐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修浚西湖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但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林则徐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林则徐是诗人，是书法家，还擅长绘画。在此三年前的5月12日，于繁忙的政务中，林则徐曾“夜梦家乡红杏盛开”，醒来后绘了一幅《杏花红雨图》。如今，他的梦境在家乡变成现实了。

清正亷洁的表率

 自从有了国家之后，就有了官职、官位、官场和官德。每个时代的官员，除了才能的大小之外，总有清官和贪官之分。清官留下美名，贪官留下骂名。贼，是很可耻，很可憎，也很可鄙的人。其实，贪官就是贼，他们不过穿了一件华丽的、骗人的、装模作样的外衣，比一般的贼危害更大而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有多长，腐败的历史就有多长，不过程度不同罢了。清朝，特别是清朝的末年，贪官比蝗虫还多，这正是它要灭亡的征兆。然而，林则徐出淤泥而不染，大量的事实说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清官。

    1824年，不到40岁的林则徐已是江苏的布政使了。这个官职，仅次于巡抚，如果没有巡抚，在江苏就算他的官最大了。布政使掌握一省的行政、人事、财政大权，要想发财，易如反掌。即使不出家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把金银财宝、风骚美女送上门来。你不用伸手，不用说话，只要不表态，也会有巴结讨好的人替你去操作，一夜之间，便可暴富。林则徐这个布政使，非但不认同这些龌龊的勾当，反而以打击贪赃枉法为己任。这一年，林则徐的慈母去世，他只好回福州奔丧。料理母亲的后事是需要钱的，林则徐的好友梁章钜时任江苏淮海道，他深知林则徐为官清廉，没有几个钱，因此打算动员朋友们捐助厚礼，这虽不是贪污，是友人之情，但也被林则徐坚决制止了。洁身自好，是抵御一切诱惑的铁门。

    1830年8月底，林则徐改任湖北布政使。他是从北京到武昌就职的。在路途中，林则徐发出了一道传牌(就是发布一个文字的命令，在他到来之前，差人快马加鞭发到沿途各地，要下级遵照执行)。德高而廉，因廉生威。这道传牌字字珠玑，今天读来，仍极富教益，因此全文照录如下：

    由襄阳赴省传牌

    为传知事：

    照得本司自京来楚，现已行抵襄阳，由水路赴省。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发给，不许沿途支付水脚，变亦无须添篙帮牵。行李仆从，俱系随身，并无前站及后路行走之人。伙食一切，亦自行买备，沿途无须送至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为此，牌仰沿途各站遵照。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刻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须至传知者。

这就是说，我林则徐已进入湖北境内，从襄阳到武昌是乘船的。我雇用的船只，一切费用都由自己支付，不用再为我操心。我在路上的饮食所需已自己买好了，用不着别人送酒食，也用不着大事迎来送往，劳民伤财。更不得打着本官的旗号捞油水，谁人敢于违犯，严惩不贷。官场中的种种恶习，我林则徐一概不认可。

    这道传牌，事实上是林则徐上任前的“廉政宣言”。这样做并非独善其身，而是作出榜样，也是对贪官污吏发出的警告。至于因此而得罪同僚和下属百官，林则徐在所不惜。为官之道，廉洁第一。

    林则徐这样做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一以贯之。9年后，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禁烟，从北京到广州，官更大，路更长，且看林则徐再次发出的传牌——

    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为传知事：

    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唯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究拿。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分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本部堂系由外任出差，与部院大员稍异，且州县驿站之累，皆已备知，尤宜加意体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勿违，切切。须至传牌者。

    右牌仰沿途各经过州县驿站官吏准此。

    此牌由良乡传至广东省城，仍缴。

  此时，55岁的林则徐的身份是钦差大臣。在封建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的人，当然是皇帝。自明朝起，凡由皇帝亲自派遣，外出办理大事的官员称为钦差大臣，清朝沿用钦差制。颁发了“关防”，即握有兵权的钦差大臣权力更大，林则徐正是这样的钦差大臣，其地位之显赫，权力之巨大，是官员的顶峰。一旦成为钦差大臣，一切官员见到他都要先跪拜，然后才能说话，因为他代表皇帝。林则徐处在这样的地位，他的清正廉洁、朴实无华，无意中得到了最突出、最感人的体现。这道传牌从北京郊区的良乡发出，一直到南国的广州，所经过的府、县难计其数，一律必须遵照执行。这位钦差大臣轻车简从，一路的开销完全自付。前面没有鸣锣开道的，后边没有负责安全保护的。林则徐还特别命令，一路上只吃家常饭菜，不许备办酒席，尤其不得用“燕窝”之类的美味佳肴。他不仅自己清正廉洁，还强调自己身边的所有人员“不许暗受分毫”，当然更不准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他的命令，绝非装腔作势，口是心非，而是言出法随，违者严办。官至钦差大臣，如此清正廉洁，给后人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现在，从北京到广州只需3个小时的航程，当年的林则徐却走了2个月又2天。1839年3月10 日，他到达了广州。在当时，虽然没有今天这样灵敏的信息，但道光帝派钦差大臣到广州来查禁鸦片，也是一件人人关心、万众瞩目的头等大事。因此，至少是全广州的人都翘望着钦差大臣的形象，期待着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满足了民众的愿望，在辕门外发布了《关防告不》，正气、威严与廉政，在这个万众仰视的宣言中，显示得简捷、明快，而又淋漓尽致，全文如下——

    关防告示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悬示辕门为关防事：

    照得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现在驻扎省垣，不日出巡各口，均应缜密关防。所有随从人员不得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藉(借)端出入。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若游人术士，素无瓜葛，该巡捕房及 号房，不得妄行传禀，以肃关防。倘有混称打点关说在外招摇者，所在地方官员立即严拿，彻究重办。

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市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为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懔遵勿违。特示。

    从这个布告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也可看出林则徐对下情的洞察，和对歪风邪气的防范。这个告示首先要求各级官员要忠于职守，不准有丝毫懈怠。对因公求见的人，虽是钦差大臣，也不摆官架子，立刻接见；对那些溜须拍马、闻风讨信的官场痞子，居心叵测的家伙，一律不予接见。这，就是正气。自己的随从下属，也必须廉洁清白，和当地财与物严格脱钩。这，也是正气。没有正气，什么好事也干不成，林则徐特有的是浩然正气。苏东坡说过：“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凭着这种浩然正气，林则徐才可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展开禁烟斗争。

    后来，林则徐蒙冤流放新疆。在西安大病初愈后，他在两个儿子的陪伴下，踏上了特别遥远、特别艰辛的途程。今天，从西安到伊犁，无论是乘汽车、火车或飞机，都算是长途跋涉，当时在生命毫无保障的险恶条件下，林则徐走了123天!据台湾林崇墉先生在《林则徐传》中说，曾多年身居高官的林则徐几乎没有积蓄，因此西行万里的食宿费用成了难题。为此，福州的一位姓苏的富户，自愿出银资助，以示敬仰之情，但林则徐不肯收受他人的钱财，以自家的房契为抵押，才接受了这笔令人心酸的银两。有林则徐的日记为证，他在流放途中省吃俭用，常有“今日食粥”之类的记录。后来，他在流放地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出来修筑了水利工程。

    据有关史料记载，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因年老多病，自己要求从官位上告退。此时他的夫人已病逝，他原本希望到北京与儿子一起生活，以便有亲人照料，但因没有足够的银两，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只好返回家乡。堂堂一位云贵总督，没有足够的银两购买住房，其清廉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据史书记载，林则徐的政事堂内悬挂着自己手书的楹联，内容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身居高位之后的自励之语，也是在向人们宣示他内心世界的情操。这两句话，与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在精神境界上是完全一致的。要真正做到清正廉洁，只能以“无欲”为基石。个人的欲望，无非名利二字，只有无名利之欲，才能有凛然的正气和刚毅的品格。

    现在有人常说“要体现个人的价值”，这话很时髦。但是个人的价值全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如果把个人价值和名利合而为一了，那就掉进了陷阱，苦海无边。现阶段，我国正由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有些人产生了错觉，却笃信不疑；迷失了方向，却以为天经地义——他们把人生和社会看成是一个大名利场，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不择手段地攫取名利，就成了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他们总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其实是作茧自缚，自己害自己。凡是搞腐败的人，大体上都有四个特点：

    一是蠢，即愚蠢。这种人不管有多高的学历，多大的职位，其实他们都蠢不可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弄清楚人生一世到底为什么活着?他们只有一种强烈而又糊涂的占有欲，用吃喝玩乐去解释全部人生。他们绝无健康的、充满了美感的精神生活。

    二是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一步一步地提高物质生活，才是唯一的正路。搞不义之财是很累很累的呀!因为他们要挖空心思，千方百计，鬼鬼祟祟，嘀嘀咕咕，不义之财还没到手的时候，已经累出了一身臭汗，这是何等的辛苦啊!

    三是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家的法律是不容亵渎的。搞腐败的人，必定犯法、犯罪。有的人被捉拿归案，身败名裂；有的人总有侥幸心理，他们也可能一时逍遥法外，但被捉住的可能随时存在。他们的觉是睡不安稳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出冷汗，心中的牢狱，已经锁住了他们肮脏的灵魂。

    四是臭。人民群众最痛恨搞腐败的人，他们臭不可闻。

    我们学习林则徐的清正廉洁，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则徐如不清正廉洁，整天盘算着个人得失，他非但不能成为民族英雄，而会完全变成一个相反的人了。我们庆幸，林则徐选择了始终不渝的清正廉洁、忘我爱国的道路。这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足以垂千古的榜样。

为灾民声泪俱下

    民唯邦本的思想，在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从治国安邦的政治角度来看，是再重要不过的四个字了。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不仅把人民排在了第一位，把国君放在最后，也揭示了没有人民也就没有国家的道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说出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名言。他说的水，就是指人民群众。水可以载着“政权之舟”乘风破浪地前进，也可以把“政权之舟”掀翻。从总体上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永远是最好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当官的人，心里一定要装着老百姓。我们做的事好与不好，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如果身为官员，心里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小圈子的利益，那就绝不是好官，而是蛀虫。民唯邦本，是林则徐为官之道的基石。

    林则徐为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防灾、抗灾、救灾的历史。在他为官的每一职位上，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与人为的灾害进行斗争贯穿始终。水、旱、风灾产生于自然界，但腐败的封建制度加剧了灾害的程度，犹如雪上加霜。这与人民的利益，乃至人民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

    道光十二年(1832)农历六月初八日，林则徐在苏州升任江苏巡抚，时年48岁。新官上任，面临的是一片灾荒。首先是淮安府所属的桃园县在夏季发生大水灾，老百姓叫苦连天。第二年夏天，江苏主要产粮的6个县发生水灾。同年秋天，太仓、镇洋、嘉定、宝山风雨成灾，收成无望。同年冬天，林则徐为赈济灾民，设立粥厂，在风雪中为灾民奔波。

    从道光十四年(1834)正月起，林则徐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河道，挑出淤泥，兴修闸坝，力求防灾抗灾。他坐着小船“往来河上，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同年农历七月大雨如注，林则徐事先抢修的水利工程，发挥了抗灾的作用。

    第二年，江苏又大旱，并遭风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