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拯 救 积 贫 积 弱 的 改 革 十五 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在河南归河厅查验料垛之际，接到补授江苏巡抚的谕令。他心情矛盾交织：高兴的是，“知荷圣慈体恤，俾得离去河干”；担忧的是，“三吴事会之难，甲于直省，才轮任巨”。在致会试房师沈维鐈的一信上，他说： “则徐宣防未习，本不宜久厕河壖，圣慈曲体下情，默俞前请，俾得脱离河职，感极涕零。惟甫领封圻，即居繁要，且三吴积年凋瘵，难以拊循，漕弊日积日深，竟无转旋之术，特交要案，又复络绎而来，诚恐陨越之虞，民监同于水监耳”。 林则徐在江苏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地方上水旱频仍，经济残破，官场腐败，民生凋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素称泽国的江苏，河湖港汊密布大江南北，土肥水足，富甲天下，是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是，自道光帝登极以来，凄风斜雨，灾祸丛生，朝廷定额的漕赋年年催征不齐，民间颠沛苦痛更不待言。积贫积弱，愈积愈深，酷似“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情景。正如陈寿祺来信所述：“江南财赋半天下，顾比年水患荐仍，民气凋攰，箕敛浮溢，厨传繁奢，虚耗之弊，在官多于在民，纾之则养痈，蹙之则瓦裂，此诚军国之忧也”林则徐一想到此，不由得心中打颤。 在林则徐看来，江苏农村的凋敝，固然与天灾有关，地方上的“莠民”和贪官酷吏，也脱不了干系。那些“莠民”，利用政治特权隐蔽劳动人手和土地，逃避国家赋税，造成“有田在此图而粮由别处完纳，令人难以寻觅者，谓之‘寄庄’。……又有私将田亩出售并不推收过户，而逃亡无踪者，谓之‘虚粮’”。那班贪官酷吏，对下浮收勒折，对上拖欠抗纳，趁机大发横财，不管小民的死活，也不顾朝廷的利益所在。以漕政而言，就被他们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于无一可恕”。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孪生兄弟。林则徐维护封建统治，当然不会干出把这些“无一可恕”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彻底铲除之事，所以拿不出“转旋之术”来。这是林则徐所处时代和阶级所局限了的。因此，他对于担任江苏巡抚一职，忧心忡忡，倒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传说，林则徐每每听到贪赃枉法之事，经常要大发脾气。到江苏以后，为了克制自己的卞急性格，曾手书“制怒”的匾额，悬于听事之堂。这生动地体现了他疾恶贪官污吏、清廉刚直的作风，也反映了上述矛盾交织的内心世界。“道光之中，承乾嘉之后，西域底定，海宇宴然，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在曹振镛当国之下，各地疆臣大僚无不恃宠奢汰，外表上恬下憘，内里却已糜烂不堪。有一首《一剪梅》词，讽刺官场的腐败：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 在这种环境中，林则徐保有刚正不阿的锐气，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的江苏，还没有从去年的大水灾破坏中复苏过来，不少地区仍处在大饥荒之中。林则徐在查验料垛之后，留豫巡防黄河桃汛期间，江苏官府纷纷派员到出东、河南采买赈灾用的米麦，他也就近在刘家口亲督委员代为采买了二万石麦子。直到他六月二十三日交卸河东河道总督篆务，冒暑南征时，江、淮一带又流行着瘟疫。各属官吏对于仓库钱粮交代，严重拖欠，已咨印结未送款册者四案，已逾二参册结未到者二十一案，册结已咨而存库未清者十九案。真是百孔千疮，满目疮痍。 林则徐自河南入苏北，耳闻目睹饥馑瘟疫造成的凄凉情景，正思索着如何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意想不到又出现一起英国人胡夏米驾船窜泊江南羊山洋的事件，他不得不把它当作到任的第一件大事，加以紧急处理。 胡夏米（Ｈｏｏ——Ｈｅａ——Ｍｅｅ）是广东英国鸦片贩子对华航线船舶投资人兼英国国内货物经销商人Ｈｕｙ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Ｌｉｎｄｓｅｙ的化名，当时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商馆里任职员。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他以“船主”的身份，乘坐佯称为从印度开往日本贸易的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Lo r d Ａｍｈｅｒｓｔ），于二月二十六日从澳门出发，北上侦察中国沿海港口的虚实，测绘海湾、河道地图，收集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打开中国大门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引起英国经济力量重心的完全转移，“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飞跃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势力的日益增长，对外扩展商品市场和殖民地的野心更大了。特别是一八二五年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政客更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奔走呼吁，气焰甚嚣尘上。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客认为清政府的限制贸易政策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是打开中国市场的两个主要障碍。因此，他们极力呼吁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通过外交讹诈，和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甚至不惜于使用武力。一八二九年，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及印度英商、工业资本家等运动国会，发起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运动。英国政客柏金汉 （Ｊａｍｅｓ Ｓｉｌｋ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下院议员惠特模尔（Ｗ．Ｗ．Ｗｈｉｔｍｏｒｅ）等公发表演说，鼓吹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把中国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一八三○年，英国下院组织小组委员会调查英、印、中之间贸易情况，得出结论说：“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因通商限于广州一口而受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大家想象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是会大大增加的”。 在小组委员会上，曾在广州经商的大卫荪（Ｗ．Ｓ．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叫嚣说：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后，“除非事先经过小心劝诱，或用有力的交涉强迫中国政府和别的国家建立友好合理的关系，那么在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 胡夏米的侦察航行正是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遭到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它无疑是英国大举侵华的一个前奏。 胡夏米以德籍传教士郭士立（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ｕｔｚｌａｆｆ）为翻译，化名甲利，沿途贩卖商品，散发基督教宣传品，巧妙地避开清朝官兵的“驱逐”，顺利地窥探了广东的南澳、福建的厦门、福州、浙江的镇海、宁波，在林则徐出发南下的前三天，即六月二十日，窜入羊山洋，出现在吴淞口外。 道光帝连续接到胡夏米船窜到广州以外的闽、浙海口“贪图贸易”的奏报，三申五令沿海督抚严加驱逐，不准该船买卖，及与内地民人接触。但是，胡夏米船停泊在吴淞口外，借口风狂雨大，实在不能开船，故意赖着不走。他们还装出“遵守”命令的模样，不做买卖，不和内地民人接触，一心一意地探测长江和黄浦江水道，观察记录中国南北各地商船出入上海贸易的情况，甚至以“参观”为名，登岸窥探了清兵军营的武器装备。 清朝君臣防范、驱逐胡夏米船，是以传统的对外政策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 “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 他们不准中国人和任何外国人接触，实际上他们自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根本缺乏了解。所以，沿海地方官吏除严厉防范胡夏米等人贩卖商品和与内地民人接触这两件事外，其余却毫不介意。胡夏米等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实现了他们预期的侦察目的。 七月初，林则徐南下途经镇江时，得到胡夏米船在吴淞口外寄碇的消息。五日，他抵达苏州任所，立即加札飞饬苏松镇总兵、署江南提督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一七八○—— 一八四一年）等人，立即将胡夏米船驱逐出境，由水师押往浙江。胡夏米等遂于八日起碇驶离吴淞，假意南返，半途折回，北上山东沿海，于十五日出现在刘公岛海面。 林则徐对胡夏米等人的真实意图当然也是毫无所知。他和沿海其他官吏一样，认为“夷情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有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当道光帝追究胡夏米船何以驱逐之后又复北驶山东的缘由时，林则徐无法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答复，只好从胡夏米等“亦知例禁綦严，不准贸易”，却敢明知故犯，推测“恐该夷船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又从“该夷船从未到过江、浙海口”，“乃敢于到处停泊，投递禀词，恳求贸易”，推测“恐有汉奸从中指行，或代为主谋，皆所不免”。因此，他向道光帝报告说，如胡夏米船再次停泊江苏海口，即密派文武大员上船查个究竟，“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饬令尽数起除，传同夷兵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一面密访船内汉奸，指名查拿，令其自行交出，以便讯明，从重奏办”。 林则徐的推测显然是错误的，通过搜查也未必能够弄清全部真相。但林则徐严禁鸦片的态度是正确的，注重于调查研究的精神也是可贵的。而道光帝害怕搜查会“因此别生枝节，致启衅端”，反对林则徐即将采取的措施，则反映他对外国侵略者既仇恨又恐惧的心理和顽固愚昧的态度，与林则徐是大不相同的。可是，胡夏米船窜到山东刘公岛之后，就折往朝鲜，然后经过琉球返回澳门，再也没有到江苏来。林则徐既然没有机会验证他的推测，更不可能揭开胡夏米船事件的秘密了。 驱逐胡夏米船事件，是林则徐首次经手办理的“夷务”。这次事件，和林则徐一生最大的事业——禁烟抗英有密切的关联，后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作战方案，它的蓝本便是胡夏米根据此次侦察的结果，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一七八四——一八六五年）提供的。但在当时，林则徐既没有和胡夏米等人直接打交道，事后又无从查究事件的起因，他很快地就把它置诸脑后了。因为，他准备倾力去对付的，还不是“夷务”，而是积堆如山的漕务和灾务。然而，尽管林则徐主观上并未看重这一事件，它却像一个信号，表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已经渗入江苏的社会生活，任何拯救积贫积弱的进步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一问题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林则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寻找解决江苏社会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渐走上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道路。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于河南南岸工次。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于河南工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８７页。 陈寿祺：《与林少穆巡抚书》，《左海文集》卷５。 《江苏各属垫完欠赋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２６３页。 《接任江苏巡抚日期折》，同上书，第４３页。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８。 黄彰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卷８。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江苏灾区碾买谷麦酌借河库存项赶紧运回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４１页。 《接任江苏巡抚日期折》，同上书，第４４页。 《江苏各属交代逾限未清克期厘剔折》，同上书，第５７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３５４页。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３３、３４页。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英船窜入羊山洋面业已押令南回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４５页。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１１０页。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１１１页。 道光硃批，同上书，第１１１页。 十六 林则徐抵达苏州，受到热烈欢迎。士绅百姓听说他到来，“出境讴迎者数万人”。“列肆香烟相属，男妇观者填衢，欣欣然喜色相告曰：林公来矣”。到任越三日，他考课书院，识拔了后来成为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字林一，一八○九——一八七四年），“有一时无两之誉，谆勖甚至”。 林则徐上任不久，江南一带晴空万里，酷暑逼人，大地龟裂，旱象显著。八月下旬，他奉命自苏州到江宁监临乡试文闱时，沿途旱情仍在继续发展。可是，江北洪泽湖附近州县却因湖水盛涨，村庄田禾被淹；徐州府属各州县滂沱大雨，黄河异涨，酿成水灾。九月十五日，桃源县（今泗阳）监生陈端、生员陈堂等土豪劣绅，纠合多人盗决桃南厅龙窝汛于家湾十三堡黄河大堤，引黄水灌淤地亩。异涨的黄水急湍汹涌，顿时把决口冲开九十余丈，注入已经水满为害的洪泽湖中。“全黄入湖，滔滔下注”，只一、二天工夫，决口附近的黄河堤岸继续崩坍，决口以下的河道已经断流，洪泽湖周围的灾区迅猛扩大，淮扬一带成了一片汪洋。旦夕之间，人为鱼鳖，清廷的漕运孔道有被切断的危险。警报传来，林则徐不待文闱撤帘，立即自江宁起程，于十月二日赶到扬州，沿途查勘水势，九日赶到清江浦，视察黄河决口处和湖水出路，一面严讯挖堤要犯。 奸民盗决南河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火速饬令林则徐限期捕获全案罪犯、人证，移交两江总督陶澍会同钦差穆彰阿（字鹤舫，一七八二——一八五六年）办理。十月二十三日，陶澍、穆彰阿相继赶到清江浦，接办案件，林则徐遂于二十六日南返苏州。但由于首犯陈端逾限追捕无获，林则徐受到降五级留任的处分。 林则徐一返回住所，立即接手处理焦头烂额的钱漕事务。他深知江苏的漕务比他省繁重，仅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一州，就比浙江一省的漕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多三倍，比湖广更在十倍以上，而“江苏交代，款目最繁，辗转抵交，早成积重之势”。他决定从“杜亏”入手，严催紧逼各州县官吏在限期内清理钱粮交代；还为此参劾了挪侵钱粮的金山县知县蒋封岐，才勉强逐案了结，弄得他“寝不能寐，饭仅一盂”，“精力日以消沮，心绪日以恶劳”。在这过程中，他对江苏漕政的腐败得到更加具体的认识，在致友人郑瑞麟（仁圃）的一封信里，他说： “弟回苏浃月，无日不向所属索债，如米价存库及新钱粮漕项，皆不能不加紧严催，而积重难返之情形，实非语言所可殚述。现将交代各案，勉强复奏，其万难之状，尚不敢径遂直陈耳。……此间多做一日，总多一日諐尤”！ 在另一封信里，他又指出： “弟到苏以来，力与各属屏除浮费，事事俭之又俭，冀以补苴，今则变本而加厉矣，能不令人焦急”。 在给陈寿祺的信中，他还说： “近来江浙漕运已成不治之症，定例冬兑冬开者，今春兑夏开。天庾正供，尚复如是，则泛舟之役可知。……江苏之病，更比吾闽为难治者，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尽之”。 在他看来，漕政已是“不治之症”，“积重难返”，而且愈来愈“变本而加厉”。他也知道严饬紧催，无异于剜肉补疮，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小户之良民”。但为了保证“天庾正供”即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不至耽误，他只好“先计一时”，不敢“求治过急”，生怕各级官吏明抗暗拒改革，引起漕务决裂。所以，他主张暂先“截流”，把控制漕弊不至扩大为急务。比如，各级交代拖延未结，其中既有旧欠，也有新亏，他“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州县办漕，大多违反定例，先垫后征，遇有交代，即以垫完民欠漕尾列抵，他认为这是漕务疲累，势所必然，虽然不合法，但必须通融，不可先行禁止漕尾。 林则徐竭力筹办新漕，劝戒兼施，严厉处分办漕迟误的震泽县知县张享衢，总算做出了成绩，在江苏秋收仅六成的情况下，在苏、松等四府一州征兑了新漕，还带运一八三一年水灾欠下的漕米二十万石，“为历来所未有之多”。但他心里明白得很，这样做，“终不免有决裂之处，漕船到坝比往年迟至月余，并闻挑剔甚严，旗丁应赔米石以数万石计。丁既焦烂，则州县受其殃；州县重困，则良民受其殃，至良民亦不甘心，而效尤于莠民，则漕事之误必矣”。 “见证易而用药难”。林则徐并非不想进行重大的改革的。实际上，当时在他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就有“正本清源”、“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本源中之本源”四种。其中“补偏救弊”和“补救外之补救”两种，是“先计一时”，而“正本清源”和“本源中之本源”，则是“勉图经久”的重大改革。“正本清源”，指改革现行的漕政制度，实行“县督帮收”，使漕运“自南至北皆无例外苛求”，以“杜州县之浮收，绝旗丁之勒索”。这样做，势必牵动全局，需要重新审定县、帮办公用度款项，裁汰疲帮军船，酌减闸坝关缆，甄别候补卫弁，核实通仓使费，清丈顷亩，稽核卫地，等等，“一时难以骤改”。“本源之本源”指取消漕政，用在畿辅一带治水造田、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取代南粮北运，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这是他在京官时期搜集资料写作《北直水利书》时就已经形成的主张。这时，他在门生冯桂芬的协助下，反复斟酌修改，一八三六年初请友人桂超万（字丹盟，一七八四——一八六三年）帮忙校勘。这是针对漕政弊端而提出的大胆的变革，对恢复江南的农村经济，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增加清朝财赋收入，缓和阶级矛盾，不失为有效的措施。这样的改革尽管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它直接关系到“仰食”于漕运的一大批封建权贵、贪官污吏、旗丁和土豪劣绅的经济利益，招致朝廷内外的反对和抵制就更激烈了。况且江苏巡抚对漕政只能参预部分事权，东南六省的督抚，主管漕务的仓督、漕督，主管河道的东河、南河河道总督，各有各的主见，林则徐在江苏实际处理的只能是“先计一时”的“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而已。 林则徐以报国忧民之心，在江苏巡抚任内，躬亲任事，和两江总督陶澍、漕运总督朱为弼等反复函商，剔除弊端，立定章程，限制州县浮收和旗丁勒索，规定闸坝人夫用费，派遣精干官员验漕督运，以保证漕运的畅通。他自己也曾多次到镇江，亲自督促漕船卫、帮渡江。这样做，当然无补于漕务濒于决裂的大局，正如他后来坦率地承认的那样：“臣前在苏省，虽历五次冬漕，祗求无误正供，实不敢言无弊”。时人毛应观评论说： “当林少穆制军抚江苏时，洞悉其弊，力欲除之，立之章程，公其收兑，刊刻条规，名其书曰力挽颓风，自甲午（一八三四年）冬至乙未（一八三五年）春，无日不究心于此。当是时，在官以为漕船可速开矣，在民以为赋米可渐减矣，孰知顽丁诡谲，迁延至三月而不行，恐渡淮期误，以干重咎，不得已仍由旧章，而始兑始开，岂非积习之难返，众势之难回乎？然而制军为国为民、兴利除弊之实心，则苏省之官民所共见也，天下之官民所共谅也。虽不行，亦何伤于大臣之道哉”！ 处理灾区善后是林则徐面临的又一大务。他心绪纷乱地度过一八三二年，迎来的却是更加艰难的饥岁凶年。一八三三年夏秋之际，江、扬、淮、徐一带雨水滂沱，从上游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涌涌东来的长江大潮，凶猛地冲击两岸堤埂，首先冲破了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江都、仪征、丹徒等县的圩堤。到了九月十六、十七日，雨大风狂，通宵达旦，沿江十分之七八的府县被江水淹没，一片汪洋。洪泽湖异涨又不亚去年，溢出为害。江南的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向来多种木棉，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此时虽然没有受到水淹，但到十至十二月间，却也连遭风雨，田禾霉烂生芽，占农作物十之七八的木棉，花蒂摇落，收成无望。苏、松一带，在七月稻禾扬花之际，碰上了风雨阴寒的天气，谷子多莠而不实；十月里又偏偏是晴少雨多，白天雾气迷蒙，夜晚霜冻厉害，稻谷结颗仅得半浆。十一月以后，又连续几场大雨，“晚稻损者过半”。全省受灾共六十三个州县，八个卫所。 江苏漕赋，在江北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苏、松等四府一州，漕额甲于天下，其实地域纵横不过三四百里，按亩纳漕，所余无几，虽丰岁不敷日食”，接二连三的天灾，更使“闾阎生计日蹙，朝夕不饱”。农民“口食无资”，纺织为生者亦因“连岁棉荒歇业，生计维艰”，而农村的长工、短工和城镇的踹匠、染匠、机工等“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他们不得不鸠形鹄面，扶老携幼，到处流亡。地方上的地主也陷入“未得收租”、高利贷“无可牟之利”的窘境。 林则徐最初对乡农传说的“暗荒”并未相信，十一月七日立冬前后，他“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见其一穗所结多属空稃，半熟之禾变成焦黑，实为先前所不及料。然犹盼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砻，不意十月以来，滂沱不止，更有迅雷闪电，昼夜数番，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面对这种局势，林则徐火速与陶澍往来函商，准备向道光帝奏报，请求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苏民困。巡抚本没有办理漕政的全权，而且报告秋灾请缓征赋，例定不准超出旧历九月终，这个期限已经大大超出。何况恰在此时，接到军机处递来道光帝的谕旨，其中训斥说：“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又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声誉”，缓征漕赋已经没有获准的希望。林则徐昼夜听到风雨的飘摇和灾民的呼号，想到“吴民旦夕就毙”，不禁“终夜辗转不能已”，最后决定“不揣冒昧，破格具奏”。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单衔上奏力争说： “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睹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 他认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损上益下，暂纾民力，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追呼敲扑，竭泽而渔，农民就要起来造反了。 上奏以后，林则徐仿照明代周忱的酌剂公私田加耗减耗之法，也就是百亩之中有二三十亩受灾，即将百亩一律请求缓征数分，名为“暗减”的办法，请求朝廷对常州府属各县一律普缓数分，并免于造册。 素来吝财的道光帝，当然不满意，下旨密令两江总督陶澍追查林则徐奏请常州府属一律普缓并免于造册一事。陶澍事先向林则徐透风，林则徐于一八三四年二月三日写信向他剖明缘由，指出这样做，一为“俯顺舆情”，二为“杜弊”： “常郡农田一律成歉，……虽彼县与此县略有轻重之分，而一县之中，实系情形如一。若必强为区别，则禾之已割者什九，而未割者尚不及什一，不能以腐落在田者为歉，而成堆霉烂者为非歉，转失情事之平。且具呈报歉之民，庄庄棼集，亦必不能此准彼驳，畸重畸轻，转于舆情不顺。且通县普律酌缓，正以杜胥吏高下之弊。譬如准缓一分，则每户额征一斗者，今冬先征九升，以此推之，户户皆然，村村一律，吏胥即欲轩轾，而无可握之权，给费者不能增一分，不减费者亦不致减一分，则其无从索费也必矣”。 在信中，他希望陶澍支持他，“但饬添造图册，而不改普缓章程”，并表示“将来侍有应得处分，自当独任其咎”。 二月七日夜，林则徐再次致书陶澍，指出： “彼时州县之心，尚在希图多缓，……侍见常属各县亦极观望，与其未奏而叠禀请增，不如奏定而无可更改。彼时命意如是，致奏内转欠空洞，又欲杜绝书吏使费，故准办普缓并准免造图册。凡此皆吃力不讨好，钝滞之人所为也。吏胥之于办灾，未有不愿高低而愿画一者，有册斯有费，故乐于造册而不乐于免造。侍以今年冬办秋灾，原系破例之举，若绳之以例，则处处可挑，不独一处，故冀得以邀恩耳”。 林则徐为了培植地方经济的“元气”，顶住了道光帝的压力，深受江苏官绅庶民的拥护，陶澍在复奏中也支持他，道光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同意。传说这个消息在江苏传开后，“疏稿争相钞传，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欢聚泣，庆更生”。这里的“小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耕农民，他们从一律普缓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部分减轻了当前的生活困难，对林则徐比较公正的处理是感激的。所以，冯桂芬后来才这样追忆说： “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则徐）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 林则徐自信这样处理灾区善后，上可以对朝廷，下可以对黎民，但也知道“此非平世法，仍一时权中之权”。因为“暗减”的办法也可以为贪官污吏所利用，假公济私，“损上而不益下”。所以，他曾忧心忡忡地说： “顾我一日在吴，则自操其衔勒，吏不能欺，民可得实，若继之者，不推其济变之初意，而漫然从事，则守令必有缘以为奸，高下其手，将损上不益下矣。流弊所穷，贪凉靡止。我方负作俑之罪，千载下孰能谅之”？ 林则徐自持公正清廉，只能限制属吏不要追索得太过分，尚不敢厚望他们都是清官廉吏，他想到将来流弊无穷，不寒而栗，实际上等于承认：经世派的改革，虽然可以给劳动人民一时的实惠，但社会效益是很有限的。 减缓漕赋之外，还必须办赈。官府办赈中的弊端也是根深蒂固的。金应麟（字亚伯，一七九三——一八五二年），当时有一篇奏章指陈灾赈积弊，其中就说： “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户最忧而吏胥最乐。有羼和糠秕、短缺升斗私饱已橐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铺户令其帮助者；有将乡绅家丁佃户混入丁册，希图冒领者；有将本署贴写皂班，列名影射者；有将已故流民乞丐入册分肥者；有将纸张饭食车马派累保正，作为摊捐者；有将经纪贸易人等捏作饥民，代为支领者。甚至将已经报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种，以待州县履勘，名曰‘指荒地亩’。……册籍付之粮吏，银米委之劣衿，今岁已赈明岁复然，真正饥民全无实惠”。 林则徐多次经办灾赈事务，饱有经验，也深知地方官府办赈，流弊甚多，州县侵吞赈款，吏胥捏册索费，生监包揽赈票，往年累见而不鲜。“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雨欠调，即约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只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讦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吏胥之弊，在于捏册，当报荒之始，即造具灾形图册，详载区图斗斛，谓之‘注荒’。迨给赈，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在在需费，吏胥即借灾费为名，于查荒时索钱卖单，查赈时捏名入册，先藉口于赔垫，而暗遂其侵欺。……然扼要总在州县，州县廉，则人不敢啗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且明，则人不敢售其奸”。他认为：“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决心“矢此一片血诚，上以宣皇仁而下以结民信”，力除赈务积弊。他敦促下属严格执行一八三一年陶澍等改革制订的《灾赈章程》，对办赈委员规定了工作职责：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户，即将户口榜诸通衢；查过数邨，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册移送该管州县；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者即知何员所查。为使灾赈归于实在，他与地方士绅精密地筹议办法，单与潘曾沂反复筹议的书札就有九通。黄彰年（字子寿，一八二三——一八九○年）《跋林文忠公手札》云： “右林文忠公与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抚吴时筹议赈饥事，词翰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见事之真，虑事之密，论事之细。往时读公抚吴诸疏，但言集绅劝输，煮粥送赈，及观此札，然后知精察力行之详且尽如此”。 林则徐唯恐吏胥阳奉阴违，多有不实，决定在苏州试行改派诸生散赈，“集诸生于学，亲为拣派，每图一人，查明户口人数，先付执照以凭领赈，各造所查户口清册呈阅”。“各学诸生一百八人，按图查勘详报后，悉于大除夕（一八三四年二月八日）给发第一赈”。 在书院里肄业的诸生，平日追求功名仕途，一般不与经济，派他们散赈，“吏胥无至乡村者”，不能直接到农村勒索，灾民自然可以多得些实惠。加上诸生散赈，仅是一种偶然的临时性的差事，他们也乐于有所表现，“时各图稽户，诸生多有私自加赈者”。这种办法有利于稳定灾区的社会秩序和农村的休养生息，深受灾民的欢迎。诗人严寅作《放赈歌》云： 中丞筹画通权变，放赈恰趁诸生便， 岁暮人人假馆时，一百八图详勘遍。 向时设赈徒务名，此时设赈民欢忭： 贫民夜寒常不眠，终宵辗转泪如霰， 忽得中丞放赈钱，归家各各买秧荐。 贫民乏食行不前，榆糜杂进难充咽， 忽得中丞放赈钱，破灶生烟办宵膳。 贫民贫无骨肉缘，那顾伦常及姻眷， 忽得中丞放赈钱，夫妻父子欢迎面。 吁嗟嗷嗷数万人，感恩早被仁风扇， 况乃由城渐及乡，善政行看遍州县。 又集民谚成诗五章，云： 大宪台，善救灾，荒年谷，去复来。 去复来，派秀才，亲见人家无絮胎。 秀才过，三日饿，秀才不来那能坐。 中丞心，小民腹，小民腹饥中丞哭。 中丞哭，为民福，擎天之柱需此木。 在以后的江苏办赈中，林则徐沿袭采用这一做法。 官拨的赈款毕竟有限，林则徐会同陶澍带头倡捐，督饬各属向社会各界募捐。结果成绩十分理想，苏州、省城募得捐钱十四万三千余千，宝山县九万二千余千，丹徒县八万余千，上海县七万八千余千，嘉定县五万五千余千，江阴县五万余千。其他各属所捐，多则四万余千，少的也有一万千。这些捐款，都经严格的放赈手续，按图查户，散到广大灾民的手中。 在发放赈款的同时，又于苏州、省城分设粥厂，煮粥供应逃荒难民。林则徐“犹恐远近贫民跋涉拥挤，强悍者虑其滋事，老弱者难免向隅”，又仿效前明嘉善陈龙正创立的“担粥法”，率属捐廉挑施担粥，每一担约可给百人以上。同时，分劝绅庶之家，“有力者日施数担，即力微者，亦可合数人以成一担，各就本图邻近地段，同时挑担分施”。时人指出： “前明嘉善陈氏有担粥就人、随处给食之法，最为简易。……而官行担粥自林少穆制军前抚江苏始，行之日久，获全甚众。……愿捐之家，仿照林制军成法，预制有盖粥桶，以木尺量之，高一尺五寸，径圆亦如之。每桶盛粥五十余碗，两桶为一担，每担煮米一斗，再入栖粉二升，便板稠浓。令人分担附近一隅之内，随带铁杓一把，其桶盖半边不动，半边可开，粥多气聚，经时不冷。遇老弱瘦病者各约一杓，约计一担之粥，总可给百人以上，柴米挑工，每日所费止在五百文之内，即行之百日，亦止五十千文，无设厂之繁而有活人之实。惟担数以多为贵，多者各分地而得食者均，且必出以同时，方不至有重复偏枯之弊。有力之家如果踊跃从事，不独城乡皆可周遍，即床席之病人，穷居之妇女，亦可就近送给，更能早晚两次，则全活者尤多，虽有荒年，可无饿莩”。 据林则徐的报告，“各属官绅，咸相效法，城市之内，多者至百余担，少者亦数十担。其各乡零星担数虽多寡不齐，合而计之，亦与城市相埒。行之数月，差少饿毙之人”，对稳定灾区社会做出了贡献。 林则徐用精明干练的手腕，维持了江苏摇摇欲坠的漕务和赈务，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敏锐地觉察到“漕务濒于决裂，时刻可虞”，非“骤改”不能阻止“变本而加厉”的颓势。他希望“骤改”出自皇上的宸衷独断，而道光帝却连微小的“补救”办法也都反对。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江苏“大不可居”，想拂袖而去。可是忠君的封建伦理观念又紧紧地缠绕着他，他不敢冒不忠之名而决然引退。在给友人郭远堂的一封信里，他说： “至江苏积歉连年，漕务、赈务无不万分棘手，时时求作退计，而目前恐蹈规避之愆，尚未敢出诸口，然芒背（刺）在背，大不可居，难为爱我者告也”。 引退既不可取，“骤改”又不允许，说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如何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兴利除弊，便摆到了林则徐的面前。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１２。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１２。 林则徐：《致友人书》，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于江宁。 《江苏未结交代逐案清厘并查提十一年分存库银数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０７页。 邹鸣鹤：《上江苏林中丞书》，道光十三年，见《世忠堂文集》卷２。 林则徐：《致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苏州。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苏州。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苏州。 林则徐：《复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苏州。 《驿站余剩银两展限提解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３８页。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５０页。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于苏州。 冯桂芬：《跋林文忠公河壖雪辔图》：“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年）以制举文受公知，尝招入署，校北直水利书”（《显志堂稿》卷１２）。《兴水利议》：“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显志堂稿》卷１１）。 《 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１４页。 林则徐与陶澍、朱为弼之间对漕务的函商，详见朱为弼《茮声馆文集》卷４，《答林少穆中丞书》、《再答林少穆中丞书》、《致陶制军林中丞书》、《致林少穆中丞书》，以及附录的林则徐《复朱茮堂书》（作《附少穆中丞复书》）等。 《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７１５—７２４页。 毛应观：《钱币刍言续序》，见王鎏《钱币刍言续刻》卷首。 《上元江宁等六县沿江地方被淹请抚恤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４０页。 《太仓等州县上邦续被阴雨收成歉薄请缓新赋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４７页。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自序》，《榕园文钞》卷３。 《赶办苏松漕务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５５页。 《赶办苏松漕务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５５页。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同上书，第１５１页。 同上书，第１４８页。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４９页。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林则徐：《答陶云汀宫保书》，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苏州，《云左山房文钞》卷４。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页。 林则徐：《答陶云汀宫保书》，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苏州。《云左山房文钞》卷４。 林则徐：《再答陶宫保书》，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苏州。《云左山房文钞》卷４。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１２。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查明灾赈积弊及现在辨理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４３页。 同上书，第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６页。 黄彰年：《陶楼文钞》卷１１。 韩崶：《韩桂舲手订年谱》，道光十三年条。 严寅：《癸巳除夕》，“需才及泮宫”句自注。《介翁诗集》卷８。 陆嵩：《虽林中丞则徐少穆先生》，“肯使呼号尚满村”句自注，《意苕山馆诗稿》卷２。 林则徐：《寄酬吴棣华前辈》，“邻里私赒广敦睦”句自注。《云左山房诗钞》卷５。 严寅：《介翁诗集》卷８。 严寅：《介翁诗集》卷８。 如１８３４年夏，苏州城厢加赈一月，“仍令诸生复查”，“各付赈票去”。 《林则徐集·日记》，第１４３页。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６４页。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６４页。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二十八年条。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６４页。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５１页。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于苏州。 十七 灾荒之后，“颠连之状，呼号之声，不忍睹而所睹皆是也，不忍闻而所闻皆是也”，林则徐深感“为民牧者，不能备之于先，而徒临事补救，即云有济，亦千百之什一”。如何提高抗灾能力，确保水稻收成，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漕赋不受威胁呢？林则徐苦心探索，并向同僚、下属以至民间人士征集意见，博采众议，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 一八三三年二月初，郑夫人患肝疾，腹作痛而泄泻不禁。林则徐遣辕弁持柬请青浦名医何书田（号竹竿山人，一七七四——一八三七年）前来诊治。何书田不仅精于医理，其经济文章亦推重当时，林则徐遂征询他对东南利害的见识和对策。何书田《添岁记》记述说：
当时的江南地区只种晚稻，夏至才开始插秧，入冬后收获，“是时严霜苦雾、饕风虐雪之厉，岁所恒有，故有垂成而不得下咽者”。一八三三年的大灾，正是在秋季夺去了本有“全丰之望”的好年成。虽然早在宋代就从占城引进一年种植两季、耐旱而早熟的稻种，即俗称的“占米”，清中叶以前，在闽，粤，湖广以至江北的广大地区都已普遍种植，江南也有过推广的记录，但早稻产量虽高，由于不能当作赋粮入供，江南地主大多宁可种麦，历代相沿，竟成为一种抵制早稻的传统习惯，影响到粮食产量的提高。林则徐向官绅和老农询问，听到的都是反对种植早稻的意见，而且列举了不少理由。林则徐把家乡福建和江苏的地理、气候等条件作了对比，又把江苏和湖广的情况进行对比，深信江苏不能种植早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种过田，也从未经营农业，“于事未习，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有难于口舌争者”。他决定一面查找文献，取得理论和历史的根据，一面雇请老农在抚署后园开辟水田，试种早稻。 “余所见闽中早，晚二禾，亩可逾十石，其地多山田，不能腴于江南也。且江南一麦一稻，岂非再熟乎?以所不宜之麦，易而为所宜之稻，非尽地力也!……且即两熟不能赢于一熟，而早晚皆有秋，民先资以果腹，则号饥之时少矣。况岁功难齐，或早丰晚歉，或早歉晚丰，不得于此，或得于彼，抑亦劭农者所不废乎”! “余同为民食计也，以晚易早，民或不乐，早晚兼之，又何不宜”? 为了减少推广早稻的阻力，堵住官绅反对者的口，林则徐从家乡引来占城稻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又令上元县令黄冕从湖南引进五十日、六十日稻种，在抚署后园试种双季稻，“以验天时，察物性”。林则徐在日记中记云： (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后园田内插秧”。 六月四日，“云汀制府至吾署箭道阅官兵步射，即留席，豫厚巷、陈芝楣，怡悦亭……皆入座。至后园观稼，即于竹亭内展玩书画，芝楣名吾亭为‘后乐’，云汀制府题额悬之。余集苏句为楹联云：‘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制府复为书之”。 六月八日，“莱臧名吾园为‘丰圃’，从之”。 六月二十八日，“是日‘丰圃’中种晚稻一区”。 六月三十日，“所种早稻，秀者十之三、四矣”。 七月八日，“‘丰圃’中所种早稻已秀齐”。 七月二十一日，“与方伯、廉访同观署前所种早稻，俱已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 这些试验，后来都大获成功，他遂向民间倡导推广，并要求地主贷佃农种子，到收成时，仍按种麦收租，使佃农得益而愿种早稻。 从农学的角度看，在江苏全面推广双季稻，未必合乎时宜，但林则徐注意解决民食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改良稻种，种试验田，这些方法是科学的，值得肯定。 三月二十七日，“节署之最后一进，旧为楼屋，年久失修，濒于倾圮。余商之同人，葺为义仓。自正月初十日(公历二月七日)兴工，至今成大小廒座十间，编其名日：重、农、崇、本、富、积、谷、庆、丰、绥，每廒各取一字。于昨二十八日(公历三月二十六日)进谷三百石，今日进一千五百石。其谷买自无锡许庆丰行中，系周介堂(岱龄)承购，议定一石可作米五斗五升，由无锡运送至苏，船停盘门外吴县仓前，每石谷价并运脚洋钱一元四角，挑送进仓脚力每石二十四文”。 三月二十八日，“署后义仓进谷一千一百石”。 四月八日，“署后义仓收贮两湖稻谷共八百余石，又无锡购来稻谷共四千余石”。 以上片段记载已储谷八千余石，颇具规模。 林则徐对农具的改革也颇为重视。当时的江南，仍旧使用汉代就有的翻车灌溉农田，“翻车一架五人踏，水漏不得全归槽”。一八三三年二月春节过后，齐彦槐仿西法制造龙尾车，“八绳附臬螺丝旋，缭绕往复成回川，两头空洞桶底脱，半腰约束环中圆”，“内无退转外无漏，崇朝百亩如滂沱，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既缩短时间，节省人力，又提高效率。林则徐得悉后，亲自到现场观看试车，“一见大喜，欲奏而广行之”。他认为这种龙尾车不仅有利于田园灌溉，还可用于抗涝排水。齐彦槐《龙尾车歌》云： 侯官中丞今大贤，讲求水利筹农田， 一八三三年的大灾暴露了江南水利失修的严重性。江南境内有吴淞江、黄浦江、娄江(刘河)，古称“三江”，其北又有白茆河，与三江相为表里。其间支流港汊纵横，组成天然的水利灌溉网。可是水利失修之后，三江逐渐淤塞，反利为害。一八二四年，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曾经计划兴修，因遭母丧去职，贺长龄接办后，在魏源等人协助下，于是年挑浚了黄浦江。一八二六年，又接挑了吴淞江。刘河和白茆河却因为“工费较巨”，“频年筹措维艰”，一直未能疏浚。“淤塞多年，几成平陆，旱涝俱无从灌泄，田畴即渐就荒芜，钱漕亦愈难征比”。林则徐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而且以工代赈，还可以解决一部分灾民的生活出路，挑浚刘河和白茆河，实已急不容缓。 这年年底，林则徐在陶澍的支持下，开始筹划挑浚刘河和白茆河，并派布政使陈銮以及李彦章、黄冕等人负责具体工程的规划和实施。经过实地丈量和研究，一八三四年春天，陶澍和林则徐批准了疏浚方案和预算，计刘河自吴家坟港口起至自家厂，又盐铁老坝基起至吴家坟港，又老虎湾至红桥湾及陶家嘴、钱家嘴等处，长一万五百余丈，工费估银十六万五千余两；白茆河由支塘东胜桥起至海口止，长七千八百余丈，工费估银十一万两。并决定刘河由官府借支兴办，白茆河由官民捐资兴办。“先是，议刘河者咸曰海口有拦沙，凿去为便，然工艰而费巨，屡议屡寝”。林则徐和陈銮等反复筹商后，决定挑成清水长河，“于海口筑石坝，设涵洞，外潮至则御之，内水盛则泄之”。白茆河亦依此办理。林则徐还带头捐献修白茆河水利银一千两。 四月九日，白茆河疏浚工程动工，十六日，刘河工程也开工了。林财徐为了使“工归实在，利济农田”，防止官吏督办失责和从中贪污，于二十八日登舟离苏州，前往工地查勘。三十日，他从吴家坟港口查起，中经刘河镇，又至白家厂看海口拦坝，整整忙了一夫。五月二日，又从白茆港到白茆河工地查工，经张市赴海口视潮势，议筑坝。他在查勘过的工段两岸，“凡树石、桥梁、步头，皆予锲暗记”，以备日后检查工程质量。 白茆、刘河相继浚通河身后，林则徐又于五月十七日前往量验。十九日，他从吴家坟港登岸，验查刘河各段挑工，并赴海口验桩石。他发现刘河浚深后，堤岸愈高，有崩塌的危险，便令逐段挑砌加固。海口石坝、涵洞的料物准备不足，亦饬令赶紧购运。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同陶澍、陈銮、李彦章等从支塘登岸，量验白茆河挑工。在量验的过程中，他根据预先暗锲的记标，“有偷减率略不如式者，察出补复；其尺寸符合，或过深者，而一览而得，或奖或斥，人人惊服”。钱宝琛(字伯瑜，一七八五——一八五九年)《壬癸志稿》卷一《名宦·太仓州》描述说： “则徐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测浅深，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 刘河海口石坝、闸座、涵洞及坝外引河全部完工后，林则徐又于八月二日到现场验收。接着，他又动用节省余款，再浚太湖以下茆、淀支河和太仓州的七浦河、杨林河，使“太仓之水道无不贯输，以达于尾闾”。 刘河、白茆诸水的疏浚，对江南农村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甲午（一八三四年)秋之大雨，乙未(一八三五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赖水利治，岁仍报稔”江南农民十分感激，“黎愚妇贱，羔酒歌呜”。陈銮在《祝少穆中丞五十寿重次千文》内自注中提到： “公阅视两河，村民多设香案，欢迎于道”。 江南士绅在林则徐五十寿辰的时候，“绘四图以寿”，其中二幅，一日“娄水涵清”，一日“颂治自茆”，颂扬他治理刘河、白茆河的功绩。桂超万《娄水春》诗云：“娄江泥，昔齐陡。娄江水，今成溪。昔愁霖，良亩沉，今有尾闾沧溟深。昔苦旱，嘉禾暵，今有巨泽水田满”李彦章在题诗中，说林则徐“用心远继海忠介”，把他比拟为明代的海瑞。 必须指出，林则徐等人在治理刘河，白茆河的方法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有所创新，在江南水利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魏源评论“其异昔而收效于今者”时说： “刘河、白茆河自昔以通海口为要，今抚部林公与督府会筹，以为三江兼行，必淤其一、二，今正溜专趋吴淞，则不宜多辱闪其势，而刘、茆二海口，内外高下平等，旧苦碱潮倒灌，介虫遂上害田穑，尤不宜引寇入户，于是坝其海口，使不通潮，而专蓄清水。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太湖发蛟，江水骤涨丈余，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而海啸风潮时作，亦不致倒侵内地，太仓、常熟，昭文沾溉万顷”。 魏源还认为：“江、浙两省形势山脉，一自湖州趋杭州，一自镇江趋常州，南北皆高”，而江南地区“适当其中洼”。从江苏来说，“则地势北高而南下”，江南诸水，北者易淤，刘河，白茆河不求通海，正是“地势使然”。 这种处理方法对抵御海潮对农业的破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刘河、白茆河不通海口，既切断与长江的航运联系，又造成本身泥沙的淤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这又是林则徐以及陶澍、魏源等始料所不及的。 刘河、白茆河工竣，林则徐又筹划疏浚徒阳运河和练湖，委李彦章主持。丹徒至丹阳一段运河，是江、浙两省漕运粮船必经之路。河水引自长江，但引水盈满，“于行舟固为顺利，而沿江田地早已被淹；如江水薄低，则利于洲田，又不利于漕运”，历来矛盾很大。林则徐认为：“两者相较，固系农田为本，而运道则须随时尽力，以图补救之方”。运河之西，有晋代开凿的上、下练湖，湖水本来蓄为接济运河的。但明代以来，练湖渐湮，康熙时仅留下练湖蓄水，但实际上下练湖也逐渐湮塞了。陶澍在巡抚任上，曾经采取应急的措施，在练湖下游的张官渡建闸，闭板蓄水，一度取得效果，但由于练湖堤坝久已损坏，蓄水越来越加困难。早在一八三二年八月，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不久，赴江宁监临文闱经过张官渡时，当时绅士就向他呈告练湖旱不能蓄，潦不能泄的问题。他亲自到现场履勘，发现病源是一八一八年改建黄金闸，因而有心加以改造。一八三四年秋，陶澍也到张官渡复勘，和林则徐意见相同，于是定议筹办。九月一日，林则徐亲自到丹阳，会同李彦章相度形势，决定新筑黄金坝外，“于上、下练湖之间，地名盛七家涵者，议建上、下二闸，并挑挖引河，以备济漕之用”。并规定：“漕过之后，用土填筑，留一涵洞以灌堤外民田”。是年冬天，练湖坝、闸陆续告竣。徒阳运河自京口至丹徒桥一段三千七百丈，亦于一八三五年二月浚毕。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亲至丹阳工段查视，并查验了丹徒下六段之工。次日，又自．镇江城往江口收验上五段挑工。 一八三五年五月十三日，林则徐会同李彦章到张官渡察看地形，决定改建新闸于旧闸上二百余丈处，又到吕城察看闸坐，酌商修复。此时练湖蓄水一尺四寸，一改过去淤塞旧貌，“已可灌田十万亩”，“是不特济运有资，即农民亦成沾其利”。 与此同时，林则徐又和陈銮等筹商，修建宝山、华亭两县临海一带的海塘。十二月十七日，他从苏州前往宝山，十九日，历视石洞、牛头泾、薛家滩、练祁汛、顾隆墩、陈华浜、深淘墩、小沙背等处，看定硪筑工程，并看石塘。二十日，勘定淡家浜、朱家桥两处新塘基址。二十五日，又经上海、金山卫城来到华亭县的戚家墩，逐段查勘海塘，发现“其离塘数十丈外之玲珑坝，本以御潮，今多冲损，潮来直逼塘脚。金山嘴一带塘土被刷，塘石已露，是以估于塘。外加筑坦坡、签桩、砌石，择要保护”。上述工程于一八三六年六月间告竣后，林则徐又于七月二日前往验收。 除亲自筹画兴办水利工程外，在林则徐的倡导和批准下，江南、江北各地都陆续兴修了一些比较小型的水利工程。有的工程，还是林则徐亲临现场视察后才决定批准兴修的。如淮安府盐城县的皮大河，林则徐曾经于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微服乘船到当地查访，从农民口中证实这是“现不可缓之工，农田大有裨益”。他在日记中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记录，体现了他办事认真和注重实际的作风。 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江苏大办水利工程，是林则徐经世致用、实行改革的一大成就。首先，由于他的大力倡导规画，“民间望沾水利”的迫切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魏源就曾指出：陶澍、林则徐先后倡导兴修水利，“其经费则皆拮据于财赋劳瘅之余，视昔人尤不易，非大府病心民瘼，断莫之举也”。一八三五年一月疏浚上海蒲汇塘是一个具体例子。由于这项工程是一县独办，工烦费巨，“上官多难之”。只是由于林则徐独排众议，“大署牒尾，极为奖勉，要以必成”，才得以兴修。其次，由于他的勤政善察，注重实际，事前规画，事后验收，始终亲自过问，这也多少减少了偷减、侵蚀等弊端，所兴办的工程比较符合“工归实在，利济农田”的要求。 兴修水利和农作物品种、生产技术的改革，是在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前提下的改良。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威胁日益加剧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林则徐的主观愿望如何，拯救积弱积贫、改变落后面貌的努力，客观上都具有维护民族经济的进步意义。 林则徐：《给水集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何书田：《添岁记》，见《何书田年谱》。
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林则徐注意澄清吏治。到任的第三个月，他便与两江总督陶澍会奏，裁撤江宁、镇江二府照磨，扬州府检校，华亭县主簿，金坛县湖溪司巡检。又与南河总督张井(字仪九，一七七六——一八三五年)会奏，裁撤丹徒、如皋二县县丞，仪征、清江闸闸官等冗员。 多年为官，林则徐养成办事精密的习惯，“其接见僚属绅士，必旁谘博采，屏后小史备书其语。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证其异同，以分其人之诚伪，事之是非”。传说，他将所得资料，按提供者姓名的首笔撇、横、点、竖，分别归入千、古、江、山字号的卷册，或说按提供者的籍贯，分放十八函子箱，有所资考，一查便得。陶澍和林则徐，“志同道合，相得无间”，他俩为官的作风不同而又能优势互补，在当时的官场中十分难得。李星沅尝把他俩的作风概括为“大”与“细”，说：“陶云翁以大，林少翁以细，皆能人所不能。少翁即某县役拿获某案若干起，皆有记载，洵为纤悉不遗，而好整以暇，百忙中神闲气定，固有天分灵警，亦由学力坚凝”又说：“林少翁一代人物，于江南情形洞若观火，心细力坚，大不如陶文毅，而精密过之”。这一概括，确实是精到的。 林则徐的精密作风，反映在察吏中的自察精神。他说： “查上司所以考察属吏者，非于公牍中观其事理，即于接见时询以语言。然各属禀谒之时，谁不能摭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备应对，即公牍事件，有实在自费心力者，有专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观之，鲜不被其掩饰。臣窃谓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盖徇人者浮，任己者实，凡事之未经筹划者，纵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复推究，即粉饰之技立穷。若上司之心，先未贯彻于此事之始终，又何从察其情伪?则表率当不易言也。臣暗昧无能，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 由于他尽心自察，“属寮谒公，必先毕夜温故牍，犹有不能对者”。在他的榜样示范下，江苏官场风气有所转变。 林则徐严格察吏，而又善于推功让能，“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遇政事宛转商榷，惟善是从，无隐情，无成见”。因此，他与同僚、属吏之间，都能建立融洽的关系。从两江总督陶澍，到先后任布政使、按察使的陈銮、怡良、李彦章、裕谦，织造豫堃，提督关天培等，在与林则徐共事中建立亲密的友谊，始终不渝，这就使他们在推行改革行政时，做到配合密切，相得益彰。 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两度遇到考绩外官的“大计”，他都亲自出具考语，对司、道、府的立心、行事、人品、官声，严格考核，上报朝廷。 一八三三年一月，他首次奏报司、道、府考语，自称“半载以来，随时考察，虽不敢谓灼见无遗”，“尚可陈其梗概”。一八三五年，林则徐会同陶澍推荐元和县令姚莹(字石甫，一七八五——一八五二年)，考语是： “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 这一考语与姚莹的生平实际相符，不是应付公文可能做到的。姚莹深佩林则徐的知人之明，把它称为平生十大幸事之一。 一八三六年一月，林则徐再次奏报司、道、府考语，清单如下： 一、江宁布政使杨簧，福建进士，年六十岁。 二、署江苏布政使、江苏按察使裕谦，镶黄旗，蒙古进士，年四十三岁。 三、署江苏按察使、江宁巡道积拉明阿，正白旗，满洲笔帖式，年四十六岁。 四、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甘肃进士，年五十八岁。 五、江安督粮道唐鉴，山东进士，原籍湖南，年五十五岁。 七、苏松太道阳金城，广西进士，年四十八岁。 八、常镇道李彦章，福建进士，年四十岁。 九、河库道李湘苣，山东拔贡，年六十岁。 十、淮扬道李国瑞，河南举人，年五十四岁。 (十一至二十名，略)。 从这份考语可见，林则徐对下属官员都有比较具体、切实的了解，考语详细的，是他了解较深刻的，因而可信性也高。但他毕竟不可能对所有的下属都有确切的了解，个别如对河库道李湘苣，仅用了八个字的空泛之词，结果一年半后，查出李湘苣库款不实，林则徐犯了未经复查即加注考的错误，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 在长期的仕途生活中，林则徐“诚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之于所安，则平其阴阳之毗而为化民成俗之由”。一八三六年，他写《三吴同官录序》，勉励同僚为政要事事体察民情： "官是土者，苟政无阙失，事事体民情出之，则民之爱之也如父兄。虽江南北地气别强弱，而固结不可自解之情，实有以窥长吏隐微而成”。 由于林则徐在施政中，注意以民情向背为依趋，督率同僚下严于自律自察，始终保持了清廉的声名。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林则徐对科举考试的弊病，有深切的体会。他的门生冯桂芬曾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林则徐在抚署内接待客人，议论时文取士，座中有位龙岩狂士饶廷襄，借酒醉痛骂科举“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造就天下之人才”。对于如此激烈的言论，林则徐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 林则徐没有对这一“奇论”表示褒贬，但他的内心中可能抱有某些同感，但科举考试这一国家“抡才大典”，他不敢也不可能去改变。他可以做到的，就是尽自己的权限职责，纠正科场的积弊。 江南科场，是全国第二大闱。每次乡试，合江宁、江苏、安徽三布政使司所属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应考人数多，阅卷任务重，同考官穷于应付，往往马虎塞责，“以赶早荐完为分房之捷诀”，俄顷之间定弃取，恍惚之际判升沈，造成评卷不公，屈抑人才。应考士子夹带作弊现象严重，“以此俸获者，颇不乏人”。为防夹带而采取搜检的措施，又因人多拥挤，管理混乱，“唱名授卷，竭一昼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拥挤颠仆者”。嘉庆癸酉科(一八一三年)乡试，首场因拥挤喧闹，到第二天辰时才封门，应试士子“露处达旦，困惫极矣，水池在大门内之右，溺毙数人”。道光辛卯科(一八三一年)乡试，“拥挤复然，头场至四更点名始毕”，因误过了规定的开考时间，奏请议处。 壬辰科(一八三二年)江南乡试，按规定轮到安徽巡抚监临，道光帝有心整顿，特指派新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担任。林则徐接到上谕后，当即遵照《科场条例》，将监临事宜预为布置。他严格选拔文理优长、精神振作之员为同考官。帘官考试，“尝于其文毕缴，命自注词意之出处。又尝出文二篇，命细评其得失，无许泛词，以定去取”。并制定阅卷章程，“除二、三场批语不拘外，首场四篇必使逐之批出，_凡泛而不切字样，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概不许用”。揭晓后查核落卷，“如首场文艺非有大疵，仅点数行而止者，据实参奏，予以处分”。同考官在阅卷之际，发现雷同的试卷，要在档册上记下考号，于撤闱后移交监临官查办，“除策学援引语句毋庸议外，其四书经文雷同至三行以上者，正途贡监生员，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罚令对读；若系俊秀监生，以后不许应试。至全篇雷同勦袭者,毋论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 为了维持考场秩序，林则徐运用兵法，对士子入场办法加以改革。他事先统计各属士子人数多寡，分成三路，订出入场的场门和时刻顺序，印出清单，士子买卷时各给一纸，俾各遵行。还创设信炮、灯牌，“每届一时，则发炮悬旗，大书三路应点之学分，由内而外，以及街衢巷渡，无不周知”。又预留一些房舍不编号，待乱号的考生闯入，才即予点破处理。经过这番整顿布置，江南考场秩序焕然一新，点名入场，“按部就班，未及日晡，即已竣事”，与往科相比，提早了近十个小时。 监考期间，林则徐还加强闱内的后勤管理，“粥饭水夫之类，无不躬自稽察，就号而亲尝之”，“旁及水浆糕饵，及厨湢细务，皆求其为士便”，得到应试士子的感谢和赞扬。这些确有实效的做法，后被沿例执行。 甲午科(一八三四年)乡试，林则徐轮值监临，“士子点名进场时，逐加搜捡，并无怀挟夹带，场内随时巡查，亦无顶替代倩情弊，迨揭晓后，查访所中举人多系素有文名之士”。后来发现安徽来安县举人王杲抄录旧文中式，他便和两江总督陶澍、安徽巡抚邓廷桢联名具奏，将王杲“革去举人，并斥革文生，以示儆戒”。 乙未科(一八三五年)乡试，还是林则徐监临。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此次监考的全过程： 二十八日，“督视各帘官用首场坐号戮，至晚始竣”。 二十九日，“寅刻出赴二门，点名至酉初刻，点毕封门，统共上、下江入闱士子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七人”。 三十日，“子正刻至内帘门接题”，“即出至公堂，传各号领题纸分散”。“清晨，传各外帘官在至公堂用二、三场坐号戮”。 十月一日，“卯初放牌”，“亥刻净场，贴出曳白不完各卷二十六本”。 四日，“寅正刻开门放头牌”，“戌刻净场”。 五日，“丑正刻开门点名，至年前骤雨数阵，士子多冒雨而进；午后稍晴，申刻封门，计进三场者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名”。 七日，“寅正刻开门”，“酉刻净场封门”。 考试期间，虽然第二、三场入场时下雨，都能保持在申刻封门，秩序十分良好。考题在开考当天零时散发完毕，比其他考场大约提前了三、四个小时，可见办事效率大有提高。 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内阁学士卓秉恬，副考官单懋谦(地山)，学使龚守正(季思)。此时，林则徐的房师沈维疽苍谀暇，他与陶澍、卓秉恬、龚守正是同年，陶澍因作《乙未入帘图》志盛。龚守正在赋《入帘图》诗中，以“辟门三俊选”的诗句，赞扬林则徐“分三处点名，试士较多而完场转速”的改革成绩。 整顿考场积弊，虽然不是科举制度的改革，但仍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一项实践。“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这种行政作风，是值得后人仿效的。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政科举议》。 《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9、50页。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主张“重本抑末”的。林则徐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十分重视“本富”，但在处理实际的经济事务时，却并不怎么“抑末”。在赈灾中，他照顾米商的利益，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粮荒；在处理漕务中，他支持雇用海商海运南漕，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商人和商业资本活动的重视。在盐政问题上，他也是如此。 清承明制，实行“纲盐”制度。也就是由封建政府授予“纲商”购销的垄断权，划分产盐区的垄断销售范围，规定盐行数额并以此征收盐税，封建政府则设立专官管理盐政，征收盐课。为了取得“纲商”的地位，盐商必须向官府和盐吏“报效”和交纳名目繁多的“捐派”；而盐官为了保障从中勒索中饱的利益，允许“纲商”提高盐价和加带无税的盐斤。盐官和“纲商”相互勾结，垄断食盐市场，妄抬盐价，不但危害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造成官盐滞销，私盐充斥，威胁了封建王朝的盐税收入。“纲盐”制度“行之二百岁，百窦千蠹，昼夜胶蚀”，成为一大弊政。两淮是明清时代食盐的主要产区之一，盐场多至三十，行销及于六省。道光初年，两淮盐商为了报效官府，拖欠了大量盐课，加上盐课很重，盐价日昂，形成私盐充斥的严重局面。贩卖私盐的不仅有普通的走私盐贩(“盐臬”)，还包括“纲商”、运船的水手和缉私的官兵。所以，清政府虽大力“缉 一八三一年起，陶澍为了打破盐课亏缺数千万，“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的危局，在两淮盐运使王凤生、俞德渊(字陶泉，一七七八——一八三六年)的筹画及包世臣(字慎伯，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年)、魏源等的协助下，大力剔除盐政积弊，大删衙门陋规、窝价、坝杠、岸费等浮费，并在一八三二年对盐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仿效明代王化的“票法”，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这就废除了自明代万历以来实行的“纲法”，允许任何愿意运盐的商人领票，“先课后盐”，进行自由运销。盐法改革的核心是“尽收中饱蠹蚀之权”，裁费轻本以减价，达到排斥邻私，“化私为官”的目的。票法在淮北试行后，“票商则云趋而鹜赴”，官盐运销大畅，盐税收入大增，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对活跃和发展商业资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颇丛众忌”，“默者百，挠者万”，“岸盐恐跌价则持之，岸吏恐裁费则持之，书吏、捆工恐清弊则持之矣”。当时就有官僚上奏攻击淮北票盐制度。 林则徐支持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盐法改革，也十分留意朝野的反映。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风闻道光帝派钦差南来查办的消息后，便写信向在京的友人打听： “昨闻又有两星南下，想未必为河工，不知地方事耶?鹾务耶?淮北票盐向有力陈其害者，所云若何?其人可得闻否”? 接到回信后，他又于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鲍给谏之折，务祈录示一通，俾知所陈票盐利弊，或其中有何方法，亦可斟酌筹画”。可见那时林则徐虽然没有经手盐务，维护票法的态度却是明朗的。林则徐和主持筹画盐法改革的王凤生、俞德渊、魏源都有很深的交谊，对他们极为赏识，在许多经济事务的改革上听取过他们的意见。魏源推崇王凤生说：“近日海内谈实用之学，必首推君”，一八三四年五月王凤生卒，林则徐为其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对俞德渊评价很高。姚莹说：“林公则徐于时人少所推许，独于德渊曰：‘体用兼赅，表里如一’”。一八三六年二月，林则徐第一次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不久，俞德渊病故。林则徐又十分惋惜，亲手撰《两淮都转陶泉俞公墓志铭》，表彰他平生注意经济，“大有济于当世”，为他因处理两淮盐政“焦劳刻苦，以殒其生，不得展生平之蕴抱”，而感到“可慨”。在题俞德渊《水流云起遗照》诗中，他以“霖雨施未竟，江河流不废，呜呼图中人，留此志遗爱”等诗句，表示深切的怀念。魏源一八三二年自京南还，卜居江宁乌龙潭，暂厝父柩于苏州城外金姬墩，林则徐常和他商议时政。一八三四年三月，林则徐为了推广种植早稻，以《再熟稻赋》为题，在苏州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就曾延请魏源等代为评卷。 一八一四年，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迩来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嘉庆帝饬令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严禁。 一八二二年，御史黄中模奏白银偷漏之由，“系因广东民间喜用洋钱，其风渐行于江、浙等省。于是洋商私用纹银收买洋钱，与江、浙茶客交易，作价反高于纹银”。道光帝下令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查禁。 一八二九年，御史章沅奏称：外商“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什七。……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道光帝令两广总督饬查，广督李鸿宾遂订立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奏复。 一八三○年，道光帝再申禁令说：“朕闻外夷洋钱在内地行使，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载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上述官方文件虽然也涉及到鸦片输入的问题，但还没有人把它看做是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所以清廷的对策，一方面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权贵对洋钱流通的恐惧和反对。 林则徐经过在东南地区多年的体验，开始觉察到鸦片对“银荒”所起的突出作用，同时也看到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方面的问题。从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着眼，林则徐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用洋钱。他认为“银钱贵在流通”，江苏洋钱并不偷漏出洋，就完全没有禁止的必要。他从江苏客观的交换过程，觉察到银币代替银锭是一种必然的趋向，不能强禁它的流通，更不能骤抑银钱比价。他说： 民间乐用洋钱，对其比价长落已“恬不为怪”，恐惧和反对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洋钱浮价“远于足纹之上”，造成币制混乱，影响国计民生，可以“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即规定民间流行，以纹银为准，使洋钱和纹银的比价“不致过于轩轾”。他还借反映“年老商民”的意见，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自铸银币的建议： 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 在围绕货币问题的论争中，这种带有商业资本思想色彩的货币理论是第一次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明清之际，郑成功曾在福建沿海地区自铸过银币——铸有“朱成功”花押和“漳州军饷”四字的“郑成功大元”，但它主要是运用于对外贸易来筹集军饷的，基本上没有在中国社会上流通过，也没有形成一种货币理论或主张。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闽、粤、江、浙一带实际流通过名目繁多、成色和比价不一的私铸银币，如“广板”、“福板”、“杭板”、“苏板”、“吴庄”、“锡板”等，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上，这是属于禁止之列的。尽管林则徐第一次提出这种货币理论的时候，不可能理直气壮作正面的论证，而且还要反复说明这只是“推广制钱之式”，“并非仿洋钱而为之”，并声明：“臣等察听此言，似属有理，然钱法攸关，理宜上出圣裁，非臣下所敢轻议，故商民虽有此论，臣等不敢据以请行”，但它还是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的要求，同时带有抵制外国货币侵入，维护中国独立币制的积极意义。 林则徐自铸银币的货币理论和当时甚嚣尘上的“铸大钱”论以及王鎏(字亮生，一八七六——一八四三年)的“行钞”论，是明显对立的。铸大钱论无视白银已经成为商品交换中通行的货币这一事实，妄图取消它，而代之以大钱，显然是违背历史前进的趋势的。王鎏以发行不兑现纸钞为“富国富民第一策”的《钞币刍言》，实际上是一种用扼杀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萌芽、搜括民间财富来解决清朝财政危机的主张。林则徐此时没有对上述顽固派的货币理论展开正面的批判，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提交朝廷审议而成为现实政策问题。后来，当政治上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时，他曾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林则徐公开向朝廷提出自铸银币的建议后，道光帝从维护传统政策的立场出发，不予采纳，下旨说： “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
在江苏期间，林则徐实际上也处理了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关的经济事务。随着鸦片走私的恶性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活动，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的家庭生活相对安定。郑夫人相夫教子，给他的改革活动以有力的支持。她在一八三三、一八三四年间，虽相继生了二次大病，仍亲自主持家政，毫无怨言。长子汝舟，过去因为林则徐宦辙量移五次，荒落了功课，一八三二年回闽应试失利。此时境况改观，学业显有进步，一八三五年参加福建乡试，中式第五名。闽浙总督程祖洛致书林则徐说：场后，劳世兄(指林汝舟)枉过。观其人，凝重有风度，诗书气自华，读其文，一如其人。……贵乡巨室子弟，兄曾接见数人，阅试作数艺，求如文郎之人文双俊，竟不可得。即此亦可征庭训”。发榜后，“欣知世兄高列五魁，不禁距跃三百，可见文章自有定价，窃自谓老眼尚不花也”。 林汝舟一八三二年首次回闽应试，住在姑丈沈廷枫家，和表弟沈葆桢(字幼丹，一八二○——一八七九年)相笃。沈葆桢时年十三，比汝舟妹普晴年长一岁。林汝舟认为普晴与葆桢很相匹配，遂‘请于舅氏(即林则徐)，以字葆桢”。一八三三年，沈葆桢“奉家君北上，过苏门，舅氏留之节署，始亲侍笔砚”，至次年春告归。这是林则徐与他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的沈葆桢，唯一的一次相处。沈葆桢告归后，虽然常有函札相通，但却无缘再见面，“从兹不得一见颜色”了。 这是因为：历史把林则徐推到时代潮流的前列，他已难以顾及儿女情长了。 魏源：《军储篇一》，《魏源集》下册，第4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