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在 禁 烟 运 动 的 激 流 中 二十一 正当林则徐在江苏被国内经济问题纠缠不休的时候，资本主义英国也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困扰。 由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气候因素的影响，世界金、银减产，牵动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根据英国外交部一八三三年的估计，世界银的总产量，十九世纪初的三个十年，分别比十八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减少了６．６％、４９．５％、５６．６％。由此导致英国货币发行量的降低和物价的下跌，使囤积物品以备投机发财的商人纷纷破产，出口贸易连年低落。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下，英国首当其冲，出现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失业现象严重，工人运动迭起。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必须开拓新的市场。英国资产阶级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和清朝的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两个“自由贸易”的“障碍”。然而，世界金银减产牵动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也影响着中英贸易。它削弱了英国购买中国茶丝的能力，导致中国茶丝出口的滞销和价格低落，以往投资这类贸易的英国私商更不愿以现银投入，而转向从事利润较高的鸦片贸易。而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的萧条，又促进了这一变化趋势。所谓中英间的“自由贸易”，主要是非法的鸦片贸易。 一八三一年，英国以商人和厂主组成的辉格党，战胜了土地贵族组成的托利党，在国会中取得了胜利。随着政治上的胜利，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扩展“自由贸易”的最后障碍——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由于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而被取消。十二月九日，英国枢密院明令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把东印度公司改组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同时，又任命了具有英王使节身份的驻华商务监督，接替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权益。根据英国女王和外交部发布的一系列敕令和训令，驻华商务监督除了行使“大班”管理贸易的职权（不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之外，还要在广州（或在广州的任何一只英国船舰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和海上法权的法庭，代表英国政府对在华英人行使政治和司法权；同时研究扩展对华贸易的可能性，随时留意和北京清廷发生直接关系的“适当性”，并在英国政府的命令下采取具体行动。训令强调采取“各种和协的方式”，即“温和”的外交讹诈手段，“由于非常的情况而有此需要”，也可以将英国兵船开入虎门，进行武力恫吓。这就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决计出面保护和扩大被誉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鸦片贸易，“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 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开始实行，对华贸易完全转入私人企业手中。七月十五日，英国贵族、海军大佐律劳卑（Ｗ．Ｊ．Ｎａｐｉｅｒ）到达澳门，组成第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处，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德庇时（Ｊ．Ｆ．Ｄａｖｉｓ）、罗宾臣（Ｇ．Ｂ．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充当副手。律劳卑叫嚷：“同这样一个政府（指清朝）交涉，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徒耗时光而已”.因此,他一到中国，便无视中国主权，不经获准取得进口的“红牌”，便蛮横地于二十五日闯入广州。他违反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惯例，坚持直接和两广总督公函往来，蓄意挑起冲突。九月二日，两广总督卢坤（字静之，号厚山，一七七二——一八三五年）以律劳卑“不遵法度”，下令照例封舱。律劳卑遂于五日下令巡洋舰两艘，强行闯入珠江，进行武力威胁。七日，英舰顺潮闯进海口，炮轰虎门沙角、镇远、横档炮台，驶至蛇头湾停碇。九日，又闯过大虎炮台，十一日，进抵黄埔。只是由于清朝官兵包围商馆，切断与巡洋舰的联系，而律劳卑没有实力发动进一步的武装进攻，封舱又损害了英商的利益，这才不得不暂时放弃“急进政策”，于二十六日退回澳门。 十月十一日，律劳卑在澳门病死，德庇时继任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是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华的翻译官之一，他深知清政府绝不会承认英国派驻广州的官员，更不会同意驻华商务监督可以与两广总督平行往来，因此极力要求英国外交部发布进一步的训令，并决定“我方在未接奉国内进一步训令之前，保持绝对沉默状态”含苞欲放.也就是在英国政府决定用武力向中国勒索政治、经济特权之前，采取“沉默政策”，以澳门为据点，维持与行商贸易和鸦片走私并存的现状。 一八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罗宾臣接替德庇时出任商务监督后，继续执行“沉默政策”，扶植鸦片贸易。为了提供鸦片走私船只出入境签证的方便，罗宾臣派出商务监督处官员常驻零丁洋上，自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在单桅快船“路易莎”（Ｌｏｕｉｓａ）号上办公。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帕麦斯顿正式训令罗宾臣，将驻华商务监督处的管辖权从澳门扩大到零丁洋。 在英国政府的共谋和卵翼下，鸦片贸易空前繁荣，规模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一八三四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一八三七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 每年西南季候风盛发之时，满载大小“公班”、“白皮”烟箱的英国桅船，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达曼络绎而来，纷纷盘进停泊在零丁洋一带的鸦片趸船上。这些浮动的贩烟巢穴，开始仅有七八只，一八三七年发展到二十五只，“以英吉利所属之港脚为多，此外则米利坚、佛兰西、荷兰、小吕宋、嗹国，各有三四只及一二只不等”。除四五月至九月间移泊急水门（一八三三年后改泊金星门）外，其余时间都停碇在零丁洋面，等候中国买主们前来取货。 根据历年中国官方关于各地鸦片流毒情况的报告，英、美等国鸦片贩子通过分赃利润、重贿收买等无耻手段，勾联中国烟贩、腐败官吏兵丁，建成了一个几遍全中国的贩烟毒网：以零丁洋为中心，东由南澳，中由澳门、黄埔，西由雷琼偷运入广东内地；或由南北商船、渔舟转运到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关东各海口。流入广东省，又西由梧州、浔州等地转销于广西，北由乐昌、连州等地转销于湖广，由南雄、大余转售于江西，东由饶平、澄海转销于福建。流入福建者，又由光泽、长汀、宁化转销于江西，由浦城、福鼎、寿宁转销于浙江。流入江苏者，由长江水路突入湖北。流入湖北者，又经商州龙驹寨、洵阳、蜀河入陕西。流入山东者，转销于河南，并由潼关、太庆关入陕西。流入天津者，转销于京师、直隶和山西，亦由山海关、锦州入盛京。流入关东者，又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贩入吉林。 以贩毒为生的鸦片贩卖集团，人数在百万以上，仅“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及网鱼拾蚌、推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广东总办转售鸦片的包买户，即大小“窑口”，就有数十家，“其资本多则百余万，少亦不下数万至数十万”，“其总汇多在虎门、澳门、黄埔一带，其散布多在肇庆府属之高要县利广圩并潮州府属之澄海县巷埠一带”，“顺德县之陈村，东莞县之石龙等村亦有之”。替贩客兑价的，有“银号”、“钱店”，替贩客与外国鸦片贩子搭线，“议价立券”的，有“写书”；“带送夷信”或“过付银两”的，有“孖毡”。其中著名者多是官府差役，如徐广、王振高、关信良之辈，“皆系多年走私，起家巨万，因持兵差通风一气，久未破案”。有的是行商，如东昌行的罗福泰，还有洋货铺户，也插手兼营。到零丁洋取货，则有专门包揽运送鸦片的“快蟹”艇馆。“快蟹”（亦名“扒龙”）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左右有快桨五六十，水手数十人，运桨如飞，兼备炮械，进行武装走私，一八三一年，据说就有一、二百只之多。另有接济鸦片趸船米粮、食物、器具的船只，称为“办艇”。兴贩内地的陆路烟贩，一种是以挑贩广货的商人身份出现，暗中夹带鸦片烟，随地私售，另一种是公开的武装贩运，“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伙烟犯，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枭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而如归”。各地也有总办转售的包买户，谓之“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 利用包庇走私贪污中饱的人，上至朝廷，下至吏胥、兵弁，构成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负责缉私的地方官吏、兵弁等是直接的受贿者，他们主要是收受烟贩现银和鸦片的贿赂，以得赃纵放得利的。时人揭露说：“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水师生计得自月饷者十之一，得自土规者十之九”，贪污的数量是惊人的。封疆大吏和朝臣则间接分润贿赂。他们主要是通过下级各种形式的送礼纳献而收利的。英国商人在致帕麦斯顿的信件中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清朝皇帝历来利用各种名目向粤海关监督勒取照例的贿赂，其中一部分便是通过陋规间接从烟贩手中获得的贿赂。 在贿赂公行的情况下，道光帝一次又一次的严厉禁烟命令，毫不发生实际效果：一八二二年，道光帝命令广东督抚寄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当时兼署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嵩孚奏复说：“臣密加访察，实无其事”。事实上，鸦片贩卖中心从澳门、黄埔转移到零丁洋上，公开的贩卖变为暗中的走私而已。一八二三年，道光帝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一八二六年两广总督更设巡船缉私。实际上“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暗中走私变为公开走私。一八三一年，道光帝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禁止贩运及私种烟苗，但次年偷漏入口的鸦片，增加了五千箱。据一八三四年英国医生图古德·唐宁（ＴｏｏｇｏｏｄＤｏｗｎｉｎｇ）的估算，当年中国进口鸦片的数量，可加工制成三千三百二十万两的合剂，足供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吸食。 鸦片贩卖集团和受贿集团狼狈为奸，互为利用，结成一股最黑暗、最腐朽的恶势力。他们依靠贪污政治的保障，扎根于清朝的肺腑，反过来又使贪污政治更加糜烂败坏。 倚仗英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鸦片贩卖、受贿集团的配合，英国海盗商人的余孽——鸦片贩子们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大量的白银，扭转了贸易逆差。从一八三三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无须向中国输入白银，便可以买得大量茶叶，转售国内和欧洲各国，从中牟取了巨额的暴利。同时，对华鸦片走私的繁盛，进一步刺激了印度鸦片生产的畸形发展，扩大了英国棉织品对印度的倾销。这样，英国——度——中国三角贸易，便成为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掠夺体系。 鸦片给英国带来血腥的暴利，却给中国留下无穷的祸害。“鸦片不仅戕害人的健康，并且还麻痹人的智力与意志”，造成大批不事生产的蠹虫，不但败坏道德和社会风尚，也引起社会生产力的萎缩和加重清朝的吏治败坏。白银不断地消耗于月白灯红的鬼市之中，夺走了正常的社会购买力，影响到商业和城市手工业，使人数众多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受到沉重的打击。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日益严重，导致金融恐慌，“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同时也造成社会各阶层日常经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便在鸦片流毒问题上日益明显化和尖锐化，禁烟与否，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瞩目的中心了。 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１８１４—１８５０）》，《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１年３月版。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威廉·查顿，１８３０年４月３日。引自格林堡（Ｍｉｃｈｅａｌ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７月第１版，第９６页。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０２页。 律劳卑致葛雷子爵函，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１８４０年，第１５页。 德庇时致帕麦斯顿子爵函，《中国通信汇编》，１８４０年，第４４页。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５８９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２，第２９页。 徐继畲：《禁鸦片论》，《退密商文集》卷２。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４，第９８、９９页。 同上书，第１２０页。 《清宣宗实录》，道光十七年七月癸巳条。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１６６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３，第６１页。 同上书，第６６页。 同上书，卷２，第３３页。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４８３页。 夏燮：《中西纪事》卷２３，《管蠡一得》。 《英国蓝皮书》，第６件，《鸦片战争》第２册，第６４３页。 《东华续录》，道光五年。 嵩孚奏：《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 《东华续录》，道光八年。 《道光洋舰征抚记》上。 转引自杰克·比钦（Ｊａｃｋ Ｂｅｅｃｈｉｎｇ）：《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三章。 印度英商著《对华鸦片贸易论》，１８３６年，引自《鸦片战争》第６册，神州国光社版，第５５５页。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第１１０页。 [---分页---] 二十二 一八三四年前后，在鸦片贩卖的中心——广州，已经形成一股主张“弛禁”的势力。他们打着拯救银荒的旗号，鼓吹“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听民间得自种罂粟”，与外商竞争，堵塞白银外流，增加国家财用。从浙江乍浦同知任上罢归的顺德籍官僚何太青，首先提出这套“理论”，并向他的同年挚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字叔舟，号青士，一七七七——一八三九年）游说，运动督抚入告。许乃济大为所动，立即求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者”吴石华（兰修），吴石华不仅啧啧称是，进而著《弭害论》，大加发挥，说什么：“弭害之策有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则严法厉禁，下则避重就轻”，所谓“拔本塞源”即闭关绝市，实际上办不到，而“严法厉禁”，却“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因此，“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弛禁就是避重就轻的良策。吴石华的文章很快就送列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唝（字竹轩，一七七七——一八四四年）手里。卢、祁两人“见而心折”，吴石华更联络熊景星、仪克中（一七九六——一八三七年）等人，各著论大加鼓吹。这年十一月三日，卢坤以陈述“粤士私议”的方式，向道光帝报告，但“以例方严，仅约略其词，终不敢明请弛禁”。 与此同时，在京师，以南方出身的中小官僚和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主张“严禁”的势力，也迅速地集结。侍郎陈用光、程恩泽、姚元之，言官徐宝善、黄爵滋、朱琦、苏廷魁、陈庆镛，翰林何绍基、吴嘉宾，中书梅曾亮、宗稷辰，赴京应试的举人孔继镕、潘德舆、臧纡青、江开、张际亮等，经常唱酬集会，抨论朝政，“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黄爵滋上疏陈当务之急，力主严禁鸦片：“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臣愚谓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藉其党，立置重典。一面檄知该夷国王，嗣后夷船不准装载此物，如违即照汉奸治罪。若不如此严禁，臣恐此患竟无底止矣”。 道光帝从登极后不久就厉申烟禁，但是他的决心实际上有多大，那是值得研究的。从历年言路条奏，不乏猛烈抨击烟害，而未见深究的事实，可以想见他在鸦片利益和鸦片毒害之间作过许多权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鸦片流毒虽然已经迅速地蔓延，但对国家的财用还没有暴露出咄咄逼人的威胁。白银偷漏出洋的弊端，在许多有识有见的臣工的奏章中，也还认为主要是由于“夷人”用洋钱套换所引起的。在清史上，他是以“俭德”著称的君王，所谓衣非三浣不易，食物价昂，虽嗜弗索，与其说是节俭，不如说是吝啬。因此，他对粤海关的百万银两的岁入和种种报效，还是看得很重的。他开始下令追查粤海关有无收受黑烟重税，和追求“税课丰盈”，是直接相关的。既然粤海关历年税课有盈无损，他当然也无须深究这盈余的来路了。一八三○年以来，言路条陈开始揭露鸦片对国家财用的危害，他不得不于一八三一年发动一次雷厉风行、几乎遍于全国的查禁。但是，鸦片利益已经渗透到各级官府衙门，各省督抚无非是虚应故事而已。卢坤陈奏“粤士私议”的弛禁论，他感到也不失为理财之计，所以未加责斥，同时因为自己历来主张严禁，所以也没有把它发给臣工议论。黄爵滋的严禁论，实行起来必然有损于海关税课，他没有采纳，以“无庸多设科条，纷更成例”了事。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日，在京任太常寺卿的许乃济，根据吴石华的《弭害论》，上奏明请弛禁。在奏折中，许乃济宣称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本来是可以不禁的。他认为鸦片走私的盛行，白银外流的日炽，是“鸦片烟例禁愈严”的结果，说什么：禁烟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并无白银偷漏之弊；禁烟以来，外商鸦片不能公开易货，“皆用银私售”。禁烟以前，内地可以栽种罂粟；禁烟以后，内地遂无人敢种，“利薮全归外洋”。禁烟以前，鸦片吸食自由而人少；禁烟以后，“食者愈众，几遍天下”。禁烟以前，贩烟无须走私；禁烟以后，走私猖獗，胥役、棍徒藉法令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他鼓吹：要“杜漏卮而裕国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莫如开放烟禁。也就是，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用土烟抵制洋烟，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除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外，“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十二日，即许乃济上奏后的第三天，道光帝即传谕军机大臣，著两广总督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一七七六——一八四六年）、广东巡抚祁唝、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 七月间，许乃济的奏折发到广州，从贩卖鸦片得利的十三行洋商立即表示赞同，并向邓廷桢具呈，提出弛禁鸦片的具体方案。英国驻华第二商务监督义律探得这个情报，也喜出望外，写信报告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说：“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并估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八月，地方官吏也提出贯彻弛禁的办法。九月，邓廷桢、祁唝、文祥综合了上述各种意见，拟出具体章程九条奏入，并吹捧许乃济“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这篇奏折尚未到达北京，广东已是“纷纷传布，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英人在广州办的报纸上也加以刊载。弛禁论者都是禁烟失败主义者，他们虽未必与鸦片走私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这种言论客观上反映了鸦片贩卖集团的政治要求。 梁廷柟（字章冉，一七九六——一八六一年）在《夷氛闻记》中说，起草这篇奏稿的，就是最早著论鼓吹“弛禁”者之一，时为祁唝幕僚的仪克中；而早对“弛禁”论“见而心折”的祁唝，在推动邓廷桢同意发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邓廷桢是在上年卢坤死后接任两广总督的。他倾向于弛禁，可能是曲解了皇上的旨意和片面的强调杜塞漏银，但鸦片贩卖集团能够影响总督的政见这一事实，表明鸦片利益对清朝官场腐蚀的深刻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利”。 弛禁一行，鸦片必然如潮涌入，洋烟、土烟一并盛行。这种牺牲人民生命和民族素质来增加国家财用的言论一出笼，受到主张禁烟的官僚的强烈反对。 九月中旬，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一七九一——一八六二年），兵科给事中许球，先后上疏论驳。 朱嶟指出：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其言不顺，其名不美”，即使入行易货，也不能杜绝银漏，因为中国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茶叶不足，将复易之以银”，足见弥禁可省偷漏之说是欺罔耸听。而宽内地种罂粟之禁，与外洋竞争，久之将不禁而自绝之论，更属荒诞。“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所以历来内地虽种而白银外流如故，“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是其明证。况“种罂粟者，必有奇腴之境”，势必“溢衣食之大源，胎祸悉（患）之根本。”至于只禁官弁、士子、兵丁，不禁民间贩卖吸食，“是则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因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再说，“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得而禁”？！由上述可见，“更张之不如仍旧之为愈于（矣）”。 朱嶟进而明确提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应请旨饬下各直省督抚，令地方官重申禁令，严加晓谕，旧染漓俗，咸与维新。如仍蹈前辙，不知悛改，定当按律惩治，决不宽贷。其有屯贩鸦片至千斤以上者，置以重典”。他认为，英吉利“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纵未能遽然绝其互市，亦应“思悉（患）预防，严备各省海口”。 许球也在奏折中严正批驳了许乃济的弛禁论，指出“明设禁令，纹银尚至偷漏，鸦片尚至充斥，若令公然售卖，明目张胆，其来益多，能保其必以货易货？……是禁一弛而纹银偷漏愈多，此必然之势也。且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失（无）此体统”。主张“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办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并将坐地夷人，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其（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设立趸船，潜来勾诱，坐将茶叶、丝斤等项概停互市，并将该国坐地夷人正法”。许球还批驳了“办理过严，恐生边衅”的谬论，指出：“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不（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近者夷船竟敢潜来各内洋尤（游）奕，未必非窥探虚实，另有奸谋。倘竟迁就因循，内地财力必至日行消耗，乃至民穷财绌，万一有事，何以御之”？他认为只有理直气壮地禁烟，外国鸦片贩子才“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矣”。 这两篇奏折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弛禁将引起“民穷财绌”的可怕情景和英国利用鸦片“削弱中原”、“毒害中华”的狼子野心。道光帝览奏后，感到颇有道理，打消了“变通办理”的念头，于十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将朱嶟、许球奏折发交邓廷桢、祁唝、文祥“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邓廷桢等筹拟弛禁章程的奏折到京后，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又于十月十二日上折痛斥，说它“戾于是非者有三，闇于利害者有六”。从此，再也无人敢于公开重弹弛禁论调了。一八三七年一月，邓廷桢等上奏，声明放弃弛禁主张，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 在这场论争中，代表鸦片受贿集团利益的朝臣和疆吏均保持缄默。这是因为弛禁之议虽然符合他们的生财之道和“恐生边衅”的心理，但禁令一弛，贿赂必然减少，所以不愿特加赞助；而严禁之议实在等于切断他的财源，断无赞成之理，但它是朝廷律例，祖宗成法，所以不敢贸然反对。这样，尽管弛禁主张被否定，禁烟局面仍未能打开。“奸愚窥伺之意，犹谓朝廷主见，不过明禁暗弛”，确实是看透了鸦片受贿集团的心理。 林则徐早年就注意到鸦片的流毒，其始也是从吸食鸦片有伤人心风俗的观点出发的。经过多年在东南地区为官的实际体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已经明白地看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夷烟蔓宇内，白银漏海外，直接的经济后果是破坏了货币流通和国库收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打击了商业和手工业。他密查暗访了江南市镇的一些铺户，了解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这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鸦片的“谋财”，不仅仅吸食者本身，而且给社会经济带来迟滞和衰落。鸦片“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顾吸烟之人，中气无不伤者。中气伤，则气不能化精而血衰”，如“溺而不戒，则直徇以身命”。这就是使他认识到，鸦片的“害命”，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危害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问题。他“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在江苏巡抚任上，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禁烟法令，“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督饬拿获贩卖之僧广得、杜双义及买食之陈大等，分别问拟军徒；破获镇江西门外大围坊赵维及其妻卖鸦片及卖娼引起的奸杀案。他采用“熬审”的办法，对鸦片吸食犯人进行审讯。“吸食鸦片之人若终日不能得食，即涕沫交流，谓之烟瘾，因以穷日之力面加熬审，验其果否吸食”。他在抚标中访有吸食鸦片嫌疑的把总戈承祖、外委郑世联等，并加以熬试。戈承祖等虽尚勉强支持，未得其吸食的实在根据，但他们“筋力已形疲软”，林则徐还是毅然地将他们责革。他又采访戒烟断瘾药方十余种，“配制药料，于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并请名医何书田到抚署中，据医经，考药性，阐医理，参订递减递增之法，编撰《救迷良方》一书，向民间推广，供鸦片吸食者服用除瘾。他严令禁止种植、贩售和买食鸦片，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在他的努力下，江苏禁烟取得初步成效，“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节经严切查拿，随案惩办，近日并无私种罂粟花作浆熬膏之人”。由于江苏不是鸦片流毒的关键地区，林则徐禁烟的成绩，从全国范围来说，作用和影响都不大。 一八三六年许乃济挑起弛禁与严禁之争时，林则徐恰好再次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到江宁办事。不久又赴清江督防秋汛，催儹回空漕船，办结要案。他没有参加这次论争，但对禁烟主张深为拥护，决心身体力行。不过，当他从清江返回江宁，就已经接到上京陛见的命令。一八三七年一月二日，他交卸两江总督关防和两淮盐政印信，七日自江宁起程赴京。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１，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页。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禁烟疏》。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４６２页。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１４６页。 同上书，第３５４页。 同上书，第４４９—４５２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１，第５页。 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１８４０年，第１６１页。 同上书，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１，第５—１０页。 《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佚名附片３，《史料旬刊》第３８期，第４０１页。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９卷，第１１０页。 朱嶟：《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伦敦大英图书馆藏，《京报》手抄本。全文见田汝康、李华兴撰《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嶟、许球奏折》附录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年第１期。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鸦片文录》手妙本，亦录此折，见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２３３/１８０，第７号。 许球：《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伦敦大英图书馆藏，《京报》手抄本。全文见田汝康、李华兴撰《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嶟、许球奏折》附录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８年第１期。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鸦片文录》手抄本，亦录此折，见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２３３/１８０，第８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１，第１１页。 《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佚名附片３，《史料旬刊》第３８期，第４０１页。 《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３５页。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９９—６００页。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同上书，中册，第５７２页。 同上书，第５７１页。 《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同上书，上册，第１３５页。 《江苏地方查禁鸦片情形折》，《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４页。 桂超万：《宦游纪略》卷１。 《查办宿迁分口差役康景山等违例需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２７７页。 《江苏地方查禁鸦片情形折》，《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４页。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奏稿》中册，第５７１页。 《救迷良方》，原钞本收入《何氏历代医学丛书》。何书田在《自序》中称：“道光十三年季春望日书于苏抚节署平政堂之西廨”。 《 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１３５页。 同上书，第136页。 [---分页---] 二十三 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林则徐到达北京。在等候陛见的日子里，他携带自绘的饲鹤第二图（汤贻汾补景），请阮元题头，请英和、穆彰阿、何凌汉（字云门，又字仙槎，一七七二——一八四○年）等题诗。道光帝多次召见，并于二月二十六日擢升他为湖广总督。召对的具体情况，日记阙佚，据说是“前席咨诹越旬日，谋献密勿人莫睹”。从现有材料分析，林则徐可能胪陈了直隶水田事宜十二条，即《畿辅水利议》 。而且从祁寯藻的赠行诗透露，他向道光帝表示：“时和必先去害马，政猛务在除苛虎”，常可能提出了严禁鸦片和整顿湖广军务的意见。《畿辅水利议》是他在江苏多年亲身体验，感到非实行不可的改革方案，“去害马”应当与“绥远先除害马方”意同，指禁烟。联系到后来采取的禁烟措施，大多本于朱嶟、许球的建议，他趁召对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很可能的。当时湖广继一八三二年赵金尤领导的徭民起义后，又发生兰正樽的起义，所以估计“除苛虎”的建议当与湖广的时局有关。 在京期间，林则徐还参加友人的交游唱酬活动。三月二日，吴荣光（字殿垣，又字伯荣，号荷屋，一七七三——一八四三年）“为少穆制府恭绘肠谷老伯大人饲鹤第三图”，并题五律二首，同年程恩泽题头并题诗。七日下午，林则徐入西城与穆彰阿、王鼎两相面别，并预祝王鼎七十大寿。他在寿诗中，用“四十年来中外望，济时真作巨川舟”的赞词表示敬仰之情。行前，“三吴之士大夫，莫不进谒于门”，梅曾亮（一七八六——一八五六年）“以部民后进，得望见颜色”，特写《赠林侍郎序》，“辄宣盛德，以为觐归之献”。云南乡试时的门生戴絅孙则为林则徐代撰序文。 三月十一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十四日，途经保定，直隶总督以下皆出城迎接，“即于公所小坐，协揆（琦善）又来寓长谈，去后，即往答之，又谈至傍晚”。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中说：琦善“遇公保定，议时事不合，论直隶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当即指这次的长谈。戴莲芬《鹂砭轩质言》虽记事有所出入，但他指出琦善阻挠兴办畿辅屯田水利的时间，在林则徐“任江督时”奏呈以后，应是不误的。琦善从一八二一年起，以协办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列总督首位，是道光帝目为“绝顶聪明”、倚信而不疑的股肱大臣。在当时官场的满员中，他以“见事机警”知名。他“性气高傲，不欲人下，才具素长，睥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权数，不能开诚布公”。对于在两江总督任内曾是他的下属、又是汉员的林则徐，竟敢在皇上面前越俎代谋，当然要怀恨在心了。 林则徐关于在畿辅一带兴办农田水利的改革建议，虽然甫经提出，便因琦善“有违言，因而不行”，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到广东，道光帝下旨要他沥陈漕务除弊办法，他又在密折中把它作为“本原中之本原”加以重申。 四月九日，林则徐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统辖湖北、湖南军政大务。林则徐上任后，面临着盐务疲惫、江汉盛涨的严重局面，加上正值军政之年，应亲历两省校阅营伍，事务琐碎繁忙。他首先严令各属官吏堵缉由四川、河南、陕西、广东、广西、安徽等邻省浸灌而来的私盐，搜查江船夹带，疏销淮南引盐，以充盈国课；又亲自验收上年修筑的武昌沿江石岸和江夏县荞麦湾土堤以及石坝、马头。他接见在省营员，并于五月三十日调集督抚两标及武昌、汉阳城守七营官员，会操阵势队伍，亲加校阅。这时，湖北各水自春天以来盛涨的局势更加严重，六月十八日，泛涨的襄河水冲溃汉川县白鱼垸月堤，淹没该县林家、南河渡等垸厂畈及沔阳州之芳洲垸；二十二日，荆江水又冲溃潜江县长湖畈莲花寺民堤，淹没该县范西垸及江陵县何湖等垸、监利县矾师等垸。此外，松滋、石首、汉阳、黄冈、黄梅等县，也发生水灾。林则徐“以各堤之单薄，在在可危，而经费无所取资，遂致顶冲最要之工，亦竟无人防护”，认为“目前防汛之事较之阅伍更为切要”，饬令有堤各州县，在临水顶冲之处，建立水位志桩，并颁发报单式样，随时勘明水势涨落尺寸填报；又制订《防汛事宜》十条，对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作了周到的安排。他纵观湖北全境防汛形势，清醒地看到：“设使上游失事，如顶灌足，即成异灾，故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遂于七月二十七日出发，经汉阳往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等地，阅视襄河新旧堤工，督防夏汛，顺途考校营伍，稽查盐务。 楚北江汉堤防，延袤二十余州县，每年维修费用甚巨，而生息款项有限，不得不集费于民。民间集资办工，大致采取官征官修、官征民修、民征民修三种形式。林则徐经过查访，认为“三者皆不能无弊，盖费征于官，则必假手于吏胥；费征于民，则必诿权于董事。吏胥之多舞弊，固不待言，而董事若不得人，亦难驾驭。……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募董办公之通病也”。 以监利县为例，数十年前，本系堤长自行收费，一七八九年改为官征官修，一七九五年改为签董承修，各给工单收费具办，到一八三四年，再改为设局收费，按全县粮额，分派土方集资。但设局收费，也存在许多弊端。设局之初，就以预防经费不足，乱摊多派，增加民间负担，“独不思被水之区，国赋尚准缓征，岂堤费转宜多派”？此其一。设局之初，只是城内设立总局，遴选首士八名，每名日给饭食钱四百文。第二年，却又在乡间分设散局五处，每处首士三名，每日亦各给饭食钱四百文，计总散各局首士共二十三名，比原议名额膨胀了近三倍，占用了修堤的经费，此其二。设局之后，又著落粮书催费，写入条款，“自乱其例”，而粮书在收费后，只留给花户笔据（俗称“墨券”），而不给正式收据（俗称“印券”），藉以从中私收贪污。“设局正以杜粮书征收之弊，而章程条款转著落其催收，是各书侵蚀之由，亦皆首士有以启之”，此其三。首士把持征收，未免不横行乡里。一八三六年五月，就发生毛家口散局首士秦祖恩擅用铁链将欠费的粮书萧之桐锁拿进局，导致互相殴斗事件。八月，又发生粮书张良佐纠合民人拆毁总局，殴伤首士事件。粮书本不安分，自然不肯受首士欺凌，“若施诸谨愿之乡愚，不但不敢与争，并恐不敢赴诉，是民间之畏首士，未必愈于粮书”，此其四。 监利县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带有普遍性。防汛的成败，不仅仅是经费和人工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民间水利组织的完善。林则徐考虑到“法已屡变，不宜再涉纷更，惟有就总局之章程而加之以稽察”，决定：“局不许多设，人不许多充，用不许多开，费不许多派，首士必由公举，不许夤缘滥入，因年必令更换，不许留恋把持”监利县除城内总局外，各乡散局概行裁撤，另于外城设一总局，遴派公正首士四人经理，每日每名准给薪水钱三百文，按年更换。嗣后征收土费，不许假手粮书。所有局务一切，由县随时秉公查核，并责成该管道府留心稽察。 林则徐沿途视察浣、堤，观看水势，不时对险工地段提出改正意见。如到张壁口视察新修月堤时，见“此地对岸有沙洲，挺出堤前，塌滩殆尽，堤虽新筑，然不可持，当与守、令商议，于堤前筑坝抛石防护”。在万佛寺观堤工，见“对岸有沙洲挺出，溜势顶冲，堤外皆护块石，今与商议作盘头挑溜”。“此时艰钜之投”，“殷忧正非语言所能阐述”，林则徐“身披重恩，曷敢言退”，亲身站在防汛第一线，督防抢险，以致“须鬓皓然，有如老叟”。由于措施得当，襄河、荆江虽高出历史水位，堤防并无失事。 夏汛过后，他又由长江直下，八月十七日到湖南岳州，开始校阅湖南营伍。 林则徐渡洞庭湖，于九月一日来到长沙，即会同湖南巡抚讷尔经额校阅湖南抚标左右两营暨长沙协官兵，并会审上年湖南新宁瑶族起义首领兰正樽是否殴毙一案，以兰正樽已毙奏闻。九月四日，林则徐自长沙赴衡州、永州、宝庆，月底由宝庆到凤凰厅，十月四日由凤凰厅赴永绥厅、辰州、常德等地，沿途校阅了湖南三十二标营。十一月十二日，返抵武昌。 总督统辖吏治兵防，责成并重。林则徐认为：“欲图整顿，务在得人，而人不易知，必当勤加考察”。巡阅湖南途中，他因署两江总督任内注考属员河库道李湘宧不实，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因此更加重视亲自考察官吏，目击耳闻，密为存记，“一考诸公牍之事理，一验诸接见之语言，一证诸采访之声名，一征诸管辖之成效”，悉心核对，求一“实”字。湖北巡抚周之琦操守清廉，性情朴直，对属员不假辞色，于公事不许通融；对上级不稍依阿，敢于自抒所见。官场中议论他“太板”，颇有微词。林则徐留心访察，以为“正是好处”，“转以是重之”。施南府知府阿尔璋阿，从襄阳府调任三个多月，讼事听断甚稀，僚属亦少接见，上报公文只四、五件，尽管他“年力正强，心地非不明白”，但偷安好逸，难以胜任，林则徐断然请旨将他开缺。宜昌镇总兵珠尔杭阿，在任十二年，尚无劣迹，但久无振作，办事殊欠结实，林则徐便请旨勒令他以原品休致。巴陵县知县李正晋、安化县知县王尚德、武陵县知县王丙心、即用知县张树德、沅陵知县郑若潢、溆浦知县图麟，或才不称职，或不协民情，或难望洁己奉公，林则徐请旨分别勒休、降补、撤任。当然，林则徐作为一员封疆大吏，不可能对下属官吏一一亲自考察，许多场合要凭借属僚的禀报，因而仍会受蒙蔽而失察。例如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年强技练，但平时性情躁急，弁兵偶而过误，则加以责革，对长随郑玉背地私开茶室、放债取利、私索替班兵丁规钱等劣行，却失于约束。林则徐初到湖广总督任上，情况不明，便给予马辰预保。后来马辰被参，革职回籍，林则徐也连带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 清代盐务，积弊丛生。除淮北改行票盐之外，其他地方仍行纲盐。淮南纲额有十分之六在两湖疏销，达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二十六引，但历年官盐积滞难销，完成不了引额。林则徐究其原因，一是引额过大，超过人口增长所需量；二是私盐侵灌，占去一部分市场；三是银贵钱贱，运商亏本而裹足不前；四是盐课加重，盐本独贵，盐价远高于邻省。他深知病源在于纲盐制度，要扭转局面，除堵缉私盐外，需要调整引额，“移食岸于邻封”，减免盐课，“融重课于他省”，这不仅超出两湖盐政的职权范围，而且和道光帝维持现行纲法的态度相抵触。林则徐不敢也没有正面提出这一主张，只能在不触动纲法的前提下，从堵缉私盐、搜查夹带入手，整顿盐务。他严饬各属缉私，处置或调换不称职的官吏，堵塞缉私关卡的漏洞，局部调整官盐运销的管理体制，使两湖的缉私大有起色。一年之中，两省所获私盐达到一百余万斤之多。 为使缉私与疏引两不相妨，林则徐奏准变通起获私盐变价分别给赏、充公的办法，将所获私盐变卖之价，先按引盐提课，转解两淮计入引额，然后以所剩盈余，作为给赏、充公之用。这样，“变价可补官课之亏，即获私足抵官销之缺”，较好地解决了缉私与疏引的矛盾。鉴于查缉私盐，往往逼使人数众多的穷苦盐贩求生无路，激愤成变，造成社会动乱，林则徐反对“一味严缉”，主张“恩威并用”，许挑卖私盐之穷民，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如是，“肩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为良，而偏僻村庄皆有官盐挑到，不得藉口食私，于销引似有裨益”为裁省浮费，招徕水贩，林则徐改变以往水贩在汉口买盐运销，运到后由地方官汇缴“水程”（通行证）的办法，由水贩将“水程”直接交付盐行送盐局汇缴盐道，以免地方州县胥吏藉端勒索留难。于是，“水贩因此稍霑微利，颇见踊跃买盐”。襄阳、宜昌、衡州三处额引不销，以往的做法是官运商盐前往减价售卖，结果是“商本徒亏而邻私仍下能敌”。林则徐将此三处盐价放开，听商人水贩随行就市，官府不得抑价。水贩销路大畅之后，“即有必须官为倡导之处，亦照时价发售，务令盐色纯净，称足味佳，不宜抑勒减价，以至亏本滋弊”。他还咨明两淮，废止官盐减价敌私，由扬商按引捐贴赔垫的做法。这些措施，得到道光帝的赞同和两江总督陶澍的合作，迅速取得成效，一年之中，两湖疏销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引，创历年最高纪录。 这一年，地主阶级顽固派学者王鎏把鼓吹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纸钞的著作《钞币刍言》，加以修订刊刻，更名为《钱币刍言》，希望“在位之臣”能够为他“入奏九重”，由清政府议定施行。他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希望《钱币刍言》能得到林则徐的采纳和奏荐。在信中，他非难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严禁鸦片、开采银矿、改革漕运、裁减浮费等经济改革措施，夸耀“行钞”的万能，说什么： “世有言开矿者，夫矿之有无不可必，而骚扰民间，取之有尽，不如行钞之安也。……又或谓裁减浮费，专务节省，然今州县办公竭蹶，节之而无可节，不如行钞之大也。又有谓行海运，可岁省漕费数百万，然粮艘之水手，沿途之短纤，无以为生计，且万一失事，使谁偿之，不如行钞之常也。又有谓严禁鸦片，可岁省出洋银累千万，然闽、广、滇省之人，嗜者十而六、七，未易猝禁，但使行钞，则中国银皆易钞，外洋无所得银而自止，则禁以严刑，不如行钞之要也。” 这些观点，和林则徐历来的主张大相径庭，林则徐当然没有为他“入奏九重”。林则徐答复王鎏的书信目前已不可得，我们不清楚林则徐如何申述驳议。不过，据陈池养（字春溟）《慎余书屋文集》，卷一中录有《钞法考证》一篇，自注云：“林少穆尚书见示《出纳官券议》内所载”。林则徐写作《出纳官券议》，时间不详，原书亦佚。但这篇《钞法考证》，说明他确曾研究过历史上行钞的利弊。另从陈池养《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中说：“敬读议中，设立丝商行钞，以三十两起数，盖惧钞之不可行，而有此曲折也”。可见林则徐是反对王鎏鼓吹无限制地发行纸钞的主张，但不反对在某种程度上行钞，作为挽救漏银的一种辅助办法。 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的信念，并不曾发生过动摇。在此期间，他还注意到鸦片泛滥对军队官兵的腐蚀，严禁营兵吸食，决定“嗣后营兵有犯，除该兵丁革退重办外，将该管千把一并斥革严惩；如千把、外委有犯，将该管将备严参重处”。同时，根据江苏禁烟的实践经验，继续向民间推广除瘾良方，号召鸦片吸食者戒烟。 但是这个时候，全国的禁烟运动仍处在明禁暗弛的状态。在腐败官吏的默许下，中外鸦片贩子横行无忌，鸦片流毒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查理·义律（Ｃａｐｔａ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ｌｉｏｔ，一八○一——一八七五年）是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接任为第四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自一八三四年随律劳卑来华的两年间，他先后充当船务总管、监督处秘书、第三监督、第二监督。清廷展开禁烟政策论争时，他“日夜期待着不久将接奉来自北京的开禁鸦片贸易的最后命今”。上任之时，许乃济已受到朱嶟等的愤怒批驳，广东禁烟开始加严，九名英国鸦片贩子在明令驱逐之列。他一面向广东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向帕麦斯顿报告：“不管实际的禁令是怎样的严厉，我仍以为鸦片贸易被认为合法是可以盼望的”。他极力反对“沉默政策”，说： “照我看来，英王政府所要用以维护和促进这个帝国商业交往的那种和平妥协政策，在广州五六十名侨商中，一般是不受欢迎的；要是想把这种政策的实施靠我来作决定的话，那么这将是我所要作的一件最不得人心的事”。 因此，他打破两年来的“沉默状态”，具禀邓廷桢，表示英王已任命他为驻粤“领事”，“总管本国商贾水梢”，要求进驻广州。清廷认为领事与大班仅“名目不同，其为钤束则一”，允其所请。义律遂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进驻广州商馆。义律到广州后，声明他的使命“仅限于办理与这个帝国的正常贸易”，拒绝执行中国的禁烟法令。他几次向帕麦斯顿写报告，说明英国政府对于鸦片贸易的立场，“发表它本身的意见或采取自己所抉择的路线的时机业已完全成熟”，建议派遣特使，在一支舰队保护下前往舟山，打开与清政府的直接交涉，争取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一八三七年十月，邓廷桢奏准实施驱逐英吉利趸船及拿办窑口鸦片走私章程，广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零丁洋到黄埔间的中国“快蟹”走私船被取缔，鸦片价格每况愈下。英国鸦片贩子公然对抗，詹姆斯·因义士（ＪａｍｅｓＩｎｎｅｓ）带头使用武装快船，闯过虎门炮台的炮火，驶入珠江，把鸦片运到黄埔，填补中国走私船被取缔所留下的真空，开辟英国鸦片贩子直航伶仃——黄埔的内河走私航线。“铁头老鼠”查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ｒｄｉｎｅ，一七八五——一八四三年）叫嚣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武装的欧洲船只到沿海去兜销”。十一月二日，帕麦斯顿接获义律的各项报告后，向英国海军大臣致送备忘录，建议由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Ｓｉ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率一至数艘军舰前往中国，保护英国的利益。 在义律的支持下，英国鸦片贩子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走私，并用重贿买通水师巡船和关口吏胥，使鸦片贸易在一八三八年再度兴旺起来。查顿和颠地（Ｌａｎｅｅｌｏｔ Ｐｅｎｔ）曾一度把“公班”土的价格，从每箱三百九十元抬到五百八十元，“札谕之类的装模作样的禁令，只不过被当成一大堆废纸”。几十只悬挂英国国旗的欧洲武装快船，公开窜到珠江江面贩毒，从虎门到花地，“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了”。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同伙孖地臣（Ｊａｍｅｓ Ｍａｔｈeson，一八○七——一八八九年）趾高气扬地说：“我们的洋药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次全盘的‘革命’”。对于清政府来说，严禁鸦片与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大问题了。 祁寯藻：《林少穆前辈（则徐）以苏抚述职来都旋拜湖督之命赋诗奉饯》，《豀谻亭集》卷２２。 补赜诖耸拢各家说法不一。冯桂芬《兴水利议》称未及奏呈：“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旨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显志堂稿》卷１１）。《清史稿·林则徐传》则言入觐时胪陈：“（道光）三十年，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应文宗显皇帝登极求贤诏，均首以则徐荐。初，则徐之入觐也，尝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及奉使广东，宣宗成皇帝密询以漕运利弊，则徐疏陈四条，……其言‘本原中之本原’，则开畿辅水利也”，惟“初”之时间概念不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林则徐诗文选注》和林崇墉著《林则徐传》均判断为１８３８年底入觐时。按：林则徐１８３７年２月入觐召对情形，“谋猷密勿人莫睹”，冯桂芬虽参与《畿辅水利议》编校工作，但其入奏与否，只能得自传闻，不一定可信。国史馆编史，当有档籍可查，应较可靠。另据谢章铤《课余偶录》卷３：“侯官林文忠公所著《畿辅水利议》，征引凿凿有据，然当时直隶制府有违言，因而不行”。又《课余续录》卷４：“直隶水田简要事宜一卷，侯官林文忠公著，予得钞本于雪沧，雪沧弁其首云：……岁戊辰（即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余与公文孙访西（即林贺峒）明经同寓都门，携以相示，并述公此书甫成，颇为时忌，获谴归来，讳弗称道，故家中无副墨。后得于某友宅，公四公子心北（即林拱枢）比部亟钞藏之……”。可知此书甫成，确受到当时直隶制府（亦即冯文中的“当国某”）琦善的反对而不行，林氏家中亦未留副墨。如果未曾奏呈，琦善不致为此与林则徐对立，后来此书也不可能在北京传钞。至于胪陈时间，我以为定于１８３８年底欠妥，因为据《鹂砭轩质言》等书记载，琦善因林则徐“越俎代谋”，深为反感，事在保定两人晤谈时。查林氏日记，此次上京和出京均未在保定与琦善相遇，倒是１８３７年３月出京途经保定有过晤会。从常理而言，１８３８年底林则徐入觐，主要为讨论禁烟大事，不大可能议及此事。后来他在广东上奏漕运利弊时说：“差次未带案卷”（《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７１６页），如在此次奏呈，当有准备，不会不带案卷。而且，时间上也与谢章铤所说“当时”即“此书甫成”时不合。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祁寯藻：《林少穆前辈（则徐）以苏抚述职来都旋拜湖督之命赋诗奉饯》，《豀谻亭集》卷２２。 手迹均见《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置题泳集》。 《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２５页。 林则徐：《蒲城王定九协撰（鼎）七十寿诗》，《云左山房诗钞》附卷。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３。 代撰《黄月轩封翁七十寿序》，收入《味雪斋文钞》乙集卷４。 《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２６页。 按《清史列传》所云：“初，则徐之入觐也”，并没有具体指那一次。金安清作传在先，说法当可靠。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第１版，咸丰四年条。 谢章铤：《课余偶录》卷３。 《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林则徐集·奏稿》，第７１５—７２４页。 《设法疏销淮引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０２页。 《验收武昌沿江石岸并荞麦湾堤工折》，同上书，第４１３—４１４页。 《校阅湖北省标各营官兵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１５页。 《汉川等八县水涨漫淹片》，同上书，第４３１—４３２页。 林则徐：《致东竹书》，道光十七年于湖北。 《阅兵防汛拟酌分先后办理片》，《林则徐防·奏稿》中册，第４１６页。 民国《湖北通志》卷４２，建置志１８，堤防４。 《筹防襄河新旧堤工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３７页。 《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２６、４２７页。 《监利粮书抗土闹局案审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２４页。 《监利粮书抗土闹局案审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２４页。 《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同上，第４２７页。 《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２７页。 《林则徐集·日记》，第４２６页。 同上书，第２４７页。 林则徐：《致敬舆书》，道光十七年七月下浣于荆江舟次。 《核审新宁徭族起事首领兰正樽已被殴毙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５１页。按：道光帝对林则徐复查此案的结果大不满意，斥责他“随同附和，迁就了事”，降旨予以降五级留任的处分。林则徐曾上奏申辩说：“若奏駮而听其海捕，在小丑虽无关轻重，而中外恐不免传疑；且苗徭杂处之区，保无以死灰复燃，乘机煽惑”（同上书，第４７２页）。林则徐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为了“存大体而靖人心”，主张不把事态扩大，是符合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的。此折上后，道光帝才不再纠缠，说：“所见到此，尚属有识”。 《注考属员李湘茝不实降级留任谢恩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７０页。 《密陈两湖文武大员考语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８２页。 《密陈周之琦胜任湖北巡抚片》，同上书，第４９１页。 《施南知府阿尔璋阿应请开缺折》同上书，第４83页。 《宜昌镇总兵珠尔杭阿请勒休致折》，同上书，第４８４页。 《甄别湖南州县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７４—４７５页。 《查复游击马辰被参各款折》，同上书，第５５３页。 《因误保马辰降级留任谢恩折》，同上书，第５８４页。 《整顿楚省鹾务折》，《徐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１０—５１１页。 《鹤峰长乐食盐专配大宁场以免侵越折》，同上书，第５８５页。 《官将缉获私盐变价按引提课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１３页。 《整顿楚省鹾务折》，同上书，第５１３页。 《整顿楚省鹾务折》，同上书，第５１３页。 《整顿楚省鹾务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１４页。 王鎏：《钱币刍言自序》。 王鎏：《上林制军少穆先生书》，见《钱币刍言续刻》。 见涂庆澜：《莆阳文辑》，卷２。 吴松龄在《鸦片战争前五十年间社会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林则徐货币理论的缺陷，是没有对王鎏的行钞论展开批判”（《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１９６２年第２期），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因为林则徐对王鎏行钞论是反对的，虽然由于材料的散佚不能作详细的分析。当然，在社会上展开对王鎏行钞论的公开批判，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由许楣、王茂荫等人进行的，林则徐并没有解决这个任务。 《查明湖南省城营务尚无废弛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４４０—４４１页。 义律大佐致帕麦斯顿子爵函，１８３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通信汇编》，１８４０年，第１３８页。 义律大佐致帕麦斯顿子爵函，１８３７年２月２日。同上书，第１５３页。 《中国通信汇编》，１８４０年，第１３０页。 《中国通信汇编》，１８４０年，第２４０页。 同上书，第２４１页。 广东水师巡船于１８３２年一度裁撤，１８３７年复设，由中军副将韩肇庆主持缉私。“肇庆布其属，如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徐广、梁恩升、保安泰辈，假查为纵，时取趸船数百箱，间自出所得规赀易纹银为报功地，肇庆未几而获擢总兵，赏花翎”（《夷氛闻记》卷１，第２３页）。 詹姆斯·孖地臣致锡兰省长斯图尔特·麦肯齐函，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１８３页。 《中国丛报》，１８３８年３月号。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詹姆士·孖地臣，１８３８年１月９日。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１８３页。 [---分页---] 二十四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林则徐返抵武昌后，立即处理积压的公事，亲审京控案件，为两省三百余名营员亲填军政考语；清理各地友人来书，仅江苏信件就将及百函。 挚友两江总督陶澍六十大寿的日子临近，林则徐在一八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赋寿诗七律三十首，裱成册页，于十三日“遣捷足赍送金陵”，以示祝贺。在寿诗之后，林则徐满怀激情，写了长跋，可以窥见他俩交谊之深： “曩甲午（一八三四年）秋，则徐在江南闱中，撰座主曹太傅文正公八十寿诗，体用上下平七律三十首。公见而赏之。则徐因言：‘公之勋业岂在太傅后！他日晋鼎台，登耆耋，亦当持是为寿’。公曰：‘此言可践乎’？笑而颔之。今岁冬仲，值公六十览揆之辰，敬忆前言，不揣弇陋，撰成七律三十章，邮稿致祝，虽瓦奏匏宣，未足揄扬百一，而公华龄方盛，枚卜行膺，所以述景祐而颂蕃厘者，正未有艾。谨以兹言为左券也。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岁旅疆圉作噩长至前十日，台馆后学林则徐识于武昌节署”。 在此前后，林则徐长子汝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登舟离开武昌，取道樊城北上。而郑夫人和其他眷属，在弟弟霈霖的陪同下，于十二月十五日来到武昌。林则徐夫妇准备在一八三八年一月五日为长女尘谭完婚，女婿刘齐衔因父母双亡前来入赘。后因齐衔被疟甫愈，改为十三日来署行合卺礼。 三月五日，林则徐亲赴贡院，“甄别江汉书院肄业各生，应试者六百六十二人”。以后，他又多次到江汉书院考课。这些书院生徒都是林则徐同年袁铣的学生，袁铣在林则徐到任前已谢世。袁铣子学瀛曾将先父遗著《四书题解》请林则徐作序，林则徐“受而读之，辄悲叹不自胜。顾序未就而学瀛又没，愈可悲矣”。他补作序文，高度评价袁铣主讲江汉书院的教学成就： “君所为制艺，精思果力，每拈一题，必有确解名论，而于君国伦常之所系，尤必有奇警之作，使学者有以感发兴起，信乎其为有关世道之文也。而所以训诸生者，一以理法为主，校艺之馀，辄抉题蕴以示及门，久之积成一帙。君所得不尽此，而所以训诸生者亦不尽此，而此则敩学之轨范也。《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记》曰：‘目巧之室必有奥阼’。此物此志也。……今书院生徒率皆昔时从君请业者，诚能肆力于学，而以身体力行为文，则于君所以谆谆训迪之意，庶乎其不虚也已”。 四月，林汝舟在北京参加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二名。五月复试，列二等二名；朝考，列第三十七名，登二甲第六名进士。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送姻翁陆中墅登舟启程赴福建邵武，儿媳陆氏随船归省娘家。 正当林则徐有条不紊地处理两湖政事，为长女完婚、长子成进士感到心满意足之际，黄爵滋的奏疏把他的关怀从湖广的局部引到举国注视的禁烟问题上。 六月二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痛切奏陈鸦片耗银于内，漏银于外，渐成病国之忧，“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吁请严塞漏卮，禁绝鸦片。他认为鸦片非不能禁，而是未知其所以禁。历年禁烟，议者纷纭，法令森严，但办法没有一条能够击中要害。比如，“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这是对的，可是查烦员弁，未必都是公正，每年数千余万两的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又如“禁止通商”，似可“拨其贻害之本”，殊不知趸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那会因禁止通商而停止？再说“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仿佛可以截流，殊不知兴贩、开馆之人，多半和官吏、胥役、兵丁勾联一气，地方官之幕友、家丁，故家大族不肖子弟，无不聚众吸食，岂有不加包庇？他如“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似可抵挡外国鸦片的输入，不使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只能为贩烟者搀和洋烟、希图重利大开方便之门而已。可见，“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肃清鸦片流毒，“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建议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罪以死论。现任官员逾限吸食，应罪加一等，其子孙不准考试。 黄爵滋的禁烟疏，有人说出于张际亮之手，亦有说“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翦烛，遂成一稿”。不管真相如何，事实是“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黄爵滋毅然上陈，无疑是代表主张禁烟的官吏和封建知识分子发言的。它的锋芒直指吸食鸦片、包庇走私、利用禁烟中饱的鸦片利益集团，立即引起朝野的震动。 道光帝面对历年禁烟不见成效，鸦片流毒已经威胁着他的财政来源和统治根基，对黄爵滋的奏陈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当即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清朝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道光帝没有公开表示他对黄爵滋折的态度，但他的股肱大臣、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说他是，“早知其言窒碍难行，而欲求善治之法也”。这段话，当较符合道光帝的心理状态。 六月十九日，林则徐接到长子林汝舟和各处来信数十封。林汝舟写的第二十六号家信，是在黄爵滋上奏和道光帝降旨的第五天寄出的，估计向他报告了这个重要的消息。四天以后，即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刑部来文，立即对黄爵滋的奏折加以研究，于二十五、二十六日作折稿，二十八日复奏。他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严正地指出： “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又说：“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重治吸食，又给一年戒烟期限，是“立怵心之法”，“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为此，他提出六条禁烟的具体建议：一，责成州县，尽缴烟具，并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二，劝令吸食者自新，并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逐步递加罪名，以杜因循观望；三，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许限内缴具自首；四，以严于所近的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五，著令地保、牌头、甲长，收查烟土、烟膏、烟具；六，采用熬审之法，审断鸦片吸食者。同时附上《救迷良方》所载多年历试历验的戒烟断瘾丸方、饮方各两种，建议颁布各省，以资疗治。 接着，他又上了一个密片，阐述重治吸食，全面开展禁烟运动的重要性，指出： “现在既有黄爵滋此奏，奉旨交议，不独率土周知，即诡谲万端之夷人，亦必有内奸为之通信。此议若寝，则从此玩心愈甚，其害更烈于前。故臣愚以为必须中外臣工，并力一心，誓除此害，国家理财大计，此时正一转机也”。 从“理财”的角度，力主严禁鸦片，挽救漏银危机。同时可以采取辅助的办法，“将售卖出洋之茶叶、大黄、湖丝等物，倍蓰其价”，以“重中华之物力，示洋禁之森严”，并“稍偿前此之漏卮”。不过此时，他对英国政府在鸦片贸易中的共谋行为毫无认识，以为“鸦片来由，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不过狡黠市侩，各牟各利，并非有总汇之处，主使之人。是以从前卖于澳门，迨驱之而移泊于黄埔，又驱之而寄碇于零丁洋，何尝不畏法纪”。他和黄爵滋等其他严禁派官吏一样，认定“如果内地无人吸食，谅彼亦即不来”。 黄爵滋、林则徐提出“必以重治吸食为先”的方针，是朱硃、许球等人“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主张的具体化，这表明禁烟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以“理财”（挽救漏银）为重点的。 林则徐复奏后，考虑到“定议尚需时日，恐民间以为久无消息，或且不必查办，此心稍放，即不可复收”，便与湖南巡抚钱宝琛、护湖北巡抚、布政使张岳崧（字子骏，一七七三——一八四二年）熟商，饬属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一面发布禁烟告示，刻印《救迷良方》，配制断瘾药丸，剀切禁戒吸食；在武昌及汉口镇等处设局，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果系真心改悔、查无不实不尽者，禀请暂免治罪，并配给药料，俾其服食除瘾，以观后效”。七月五日，张际亮从京师来到武昌，入居督署，带来京中的信息，并襄助林则徐筹议相互配合、推动禁烟的办法。这样，名符其实的禁烟运动便首先在湖广地区全面展开了。 汉阳县知县郭觐辰首先忠实执行林则徐的命令，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破获贩烟案件多起，拿获和首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皆系久用渍油之物，烟斗、杂具俱全”，“就中精致华丽之烟斗，极巧尽饰之式样，不胜枚举”。湖广厉行禁烟后，“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飏，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其中，“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严厉的禁烟措施，有效的戒烟方药，使许多形容枯槁、似鬼非人的鸦片吸食者得到了新生。 八月二十七日，汉阳、江夏两县将缴获的一千二百六十四杆烟枪解送武昌总督辕外，林则徐率同两司道府逐一验明，先用刀劈，继用火烧，当众焚毁。“其有余膏残沥者，拌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认真彻底地焚毁烟枪。 大举焚毁烟枪后，林则徐离开武昌，由汉阳溯襄河上至汉川、沔阳、天门、潜江、荆门、京山、钟祥，查看水势，督防堤工，又从荆江顺流而下，查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所修土石各工。由于处处修防稳固，“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途中，他接到报告，武昌、汉口两局又续缴烟枪七百余杆，“省外各属所收亦已陆续禀报，尚未汇计”，又接钱宝琛自湖南来信，“南省收缴烟枪亦有二千三百余杆”。九月二十日，林则徐从临湘县上谷港途次发折，向道光帝奏报湖广查禁鸦片情形，强调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又说： “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藉圣主德威，务令力回污俗”。 二十一日，北风大起，林则徐泊舟于嘉鱼夹。姚椿（字春木，一七七七———八五三年）来见，饷以酒肴。林则徐延其入幕，姚椿承许中秋后到武昌。他从姚椿处得知江苏名医何书田于去冬逝世，并见到墓文，即赋七古一章寄悼，以“欲招黄鹤一凭吊，楚天木落空悲秋”，“岂徒方技足千古，盛业应归文苑中”的诗句，表达深厚的怀思。 二十六日，林则徐沿途历勘嘉鱼、蒲圻、咸宁一带沿江堤段后，回到武昌。在此前后，各将军、督抚对黄爵滋折的复奏陆续到达朝廷，共二十九件。其中，对漏银在于鸦片的形势估计，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反对者仅二人。盛京将军宝兴认为：“财之耗，不尽耗于外夷也，户口之众，百倍当年，天地生财，祇有此数，日用饮食之需，一人有一人之用，其势使然也。即出洋之纹银，亦不尽属之鸦片也，闻闽、粤海关，不惟羽呢、钟表近年来者甚多，一切奇巧玩好无所不有，此皆易银之物”。贵州巡抚贺长龄的意见略同：“食烟者固不尽资于洋，然则银何以贵，钱何以贱也？盖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来，生齿日益蕃，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把银贵钱贱归咎于人口增长、商品交换，曾是清朝统治层中流行的传统看法，以此持论者的减少，反映了鸦片流毒的严重，已经逼使清朝统治集团的大多数人不能闭目罔视了。对于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上分歧很大，以直隶总督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意见针锋相对。主要的争论在两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 琦善等认为，重兴贩、轻买食的禁烟法令，“本系衡情定法”，“为拔本塞源之意”，没有必要变更，“实一定而不可易”。 林则徐等则认为，“积重之势，非大力莫能回，苟非峻法严刑，令之仍不行，禁之必不止”，变更原有禁烟法令是“救时之急务”，若因循不变，“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委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 二，要不要先重治吸食？ 琦善等提出三大理由加以反对。一曰：吸食者众，诛之不可胜诛。重治吸食，等于“兴率土普天之大狱”。二曰：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重治吸食，“未免矫枉过甚”，“操之太蹙”。三曰：非正本清源之道。重治吸食，是“治流而不澄源”，“不揣本而仅齐其末”。 林则徐等则表示赞同，指出：一，“予限一年，并非不教而诛”，“有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图者，必非人情”。特别是给予年限，导其自新之路，“名为杀之，而实以生之”，“合于生道杀民、刑期无刑之义”。二，至期不戒，“类皆玩法莠民，无可姑息”，“光天化日之下，安容此等冥顽，虚糜财用”。三，以重治吸食为先，并非不治开馆、兴贩，而是一体加重，决不许放纵贩毒。 反对先重治吸食的有二十一人（满十三人，汉八人），支持的仅八人（汉六人，满二人）。反对者中，有的打着维护“祖宗成法”的旗号，反对变更原有的禁烟政策；有的赞成变更，只是禁烟方法不同。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先后颁布、修订了多次禁烟律例，刑名愈来愈严，但从实质上看，整个禁烟政策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变，这就是“详内而略外”，“重兴贩而轻买食”。“详内而略外”，是严于律己，先治己而后治人，用意何尝不善？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天朝怀柔外邦、不责远人的盲目自大思想在作祟。相信外国鸦片贩子会因中国禁毒甘愿放弃巨额暴利，改辙更张，使鸦片来源不禁自绝，则显然是对外情一无所知所致。“重兴贩而轻买食”，在量刑上、情理上可谓公正持平，但相信重治兴贩可使吸食不禁自绝，也只是欺人之谈。因为忽略或故意回避贪污受贿（受贿者有的本身也是吸食者）这一鸦片泛滥的重要关节，重治兴贩只是动听的高调。不论立法者的主观意图如何，禁烟律例尽管屡经补充修改，条文复杂烦琐，却留下十分明显的漏洞。外国鸦片贩子逍遥法外，清朝执法者得赃受贿，显然是充分利用和扩大了禁烟政策的这些弊端。 维护“祖宗成法”，反对变更禁烟政策的封疆大吏，即使是拥护禁烟，又维护法统，这种主张的社会效果，必然是维持明禁暗弛的局面。 黄爵滋的先重治吸食论是对“重兴贩而轻买食”的反正，作为实施严禁的突破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有片面性。主要的是忽视了“详内而略外”的弊端，把鸦片入口与鸦片流毒的关系倒置。反对者之多，客观上与先重治吸食论的缺陷有关。实际上，赞成者也对先重治吸食论提出修正的方案。 这场大讨论，暴露了清朝统治高层内部对禁烟问题的思想混乱和步调不一。 林则徐接阅邸抄，对禁烟运动的前途深为担忧。他针对反对者的议论和道光帝举棋不定的心理，于十月初再次上了一本折片，尖锐地指出： “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 衙门中的吸食者都是力能包庇贩卖之人，众议难齐的秘密，在于不愿触动这批执法犯法者的利益！同时，他特别强调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祸害，比之“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在折片的末尾，林则徐清道光帝以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利益为重，衡量利害得失，早下严禁的决心： “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 在这里，林则徐不仅重申了禁烟对挽救漏银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民族存亡续绝的问题。让鸦片流毒继续发展下去，整个民族的精神和体质都要被摧毁，养活亿万人民的财源就会枯竭，数十年后，民贫国弱，无兵无饷，那里谈得上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道光帝陆续接到各地将军、督抚的复奏，虽然也接二连三地重申禁烟，但对黄爵滋的严禁办法却未置可否。九月七日，他降旨将步军统领衙门拿获之吸烟职官革职，贩卖人交刑部审讯，表示“吸食鸦片，例有明禁，官民蹈此恶习，已属骫法。至于开馆引诱，设局营私，尤为可恶”，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并令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九日，谕令邓廷桢整饬广东弁兵，“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者，尤当随时惩治，万勿姑息”。十六日，令琦善严密查拿天津夹带烟土的洋船、铺户。十月五日，奖励收缴烟具有功的汉阳县知县郭觐辰。二十三日，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奏到的禁烟意见，“穆彰阿系大学士、军机大臣，现虽穿孝，著一并会议”。二十五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二十八日，下令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这一系列有关禁烟的谕令中，均未议及重治吸食罪名，他表示要等到由穆彰阿主持的大学士等会议奏定，才“折衷画一，颁发遵行”。但他的三令五申，总算使禁烟开始在各地见之实施。 十一月九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关于天津查获大宗烟土烟犯的奏报，从留恋鸦片利益的迷梦中幡然醒悟，看到了滔滔毒流引起财匮兵弱的可怕前景。他权衡利害得失，不能不舍去鸦片利益，求清朝的长治久安。这才下了打破明禁暗弛局面的决心，并下令宣召林则徐来京商议办法。 林则徐上奏以后，继续在湖广厉行禁烟，并取得成效。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武昌校场，同湖北巡抚伍长华率属查验搜缴的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焚毁”，又秤验所获烟土、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江夏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后来，他在答复刘建韶询问湖广查拿鸦片一事的信中，也说： “弟在楚所获烟土烟膏，已奏者一万二千余两，未奏者亦有此数。收枪已数千杆，尚在查缴”。 在信中，他还专门讲到推广戒烟断瘾药方的情况：“其方先配各料，均已有验，近日又有人配一方，既食之后，闻烟便臭，吸之便呕，似觉更灵。……至白梅一方，弟向亦闻之，关中虽无此物，可作信回闽寄来也。弟又闻杨桃花景好，一食之后，不能再吸鸦片，不知确否？此花闽、粤亦有，但恐难寄耳”。可见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并为此钻研医理，发掘民间药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确比其他禁烟官吏高出一筹。比喻形容重治吸食是“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显然是恶意的诽谤和无耻的攻击。 湖广禁烟运动雷厉风行地展开以后，林则徐对鸦片流毒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在审理案件中发现： “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 这使他看到了断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不过，他还来不及向道光帝奏陈这方面的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便接到宣召进京的命令。“幕府重闻鼓角声，九重高望不胜情，重臣报国心原瘁，圣主忧时事可争”。二十七日，林则徐从武昌起身北行，踏上为国家民族争命的历程。 《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６９页。 原件为陶澍五世孙陶成龙先生藏，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１９８５年７月第２版，第５２８页。 林则徐：《致郑莹圃书》，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于武昌。 《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７２页。 同上，第２７７页。 林则徐：《四书题解序》，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１４，“艺文志”。该文写作日期不详，因论述方便，暂植于此。 《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８页。 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５。这一说法尚可从张际亮《故人》诗：“故人一疏直承明，门客当年独窃名”，和林则徐《哭张亨甫》诗：“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得到证明。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禁烟疏》。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６８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２，第３６页。 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溃痈流毒》卷１。 奏折全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６７—５７１页。时间系据林则徐日记、道光硃批等材料考定的。 《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７６页。 《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９７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９７页。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林则徐集·公牍》，第５３页。 《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９８页。 《查勘江汉堤工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９５页。参见《林则徐集·日记》，第２９７—３０２页。 《江汉安澜堤防巩固折》，同上书，第６１５页。 《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９７页。 同上书，第５９８页。 林则徐：，《仲秋四日阻风沙洋桃春木（椿）饷以酒肴且枉新诗依韵答谢》，《云左山房诗钞》卷５；《林则徐集·日记》，第３０２页。 《何书田年谱》。 《筹办巨大务始末（道光朝）》卷２，第３９页。 《筹办巨大务始末（道光朝）》，卷３，第７５页。 同上书，卷２，第５４页。 同上书，卷３，第６３页。 同上书，第８３页。 同上书，第６２页。 同上书，卷４，第８８页。 同上书，卷３，第６９页。 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 《筹办巨大务始末（道光朝）》，卷３，第５９页。 同上书，卷３，第６５页。 《筹办巨大务始末（道光朝）》卷２，第４３页。 同上书，卷４，第９４页。 同滞上书，卷３，第６８页。 同上书，卷４，第１０７页。 同上书，卷３，第７０页。 同上书，卷４，第８８页。 同上书，卷３，第６２页。 同上书，卷４，第１０６页。 琦善复奏禁烟有两个折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所收的折本较为缓和；《溃痈流毒》所收的折本措词激烈，但外人曾加引用，自非赝品。在后一个折本里，琦善主张“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洋商无所用其出结，窑口无所用其搬运护送，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此则抚亿兆以仁，而正本清源之道，皆在其内”（《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４９６页）。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６００页。 同上书，第６０１页。 《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八年七月戊午条。 同上书，同年七月庚申条。 同上书，同年七月丁卯条。 《筹办巨大务始末（道光朝）》卷５，第１２４页。 同上书，第１２５页。 同上书，第１２５页。 《林则徐集·日记》，第３０５页。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新乡。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林则徐·公牍》，第５２页。 张际亮：《余五月来汉口得少穆先生留寓节屠八月乃于役安襄比归再入署则先生已入都矣感念之余辄复成泳》，《张亨甫全集》诗集卷２４。 [---分页---] 二十五 林则徐北行赴京期间，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广东接连破获了开设窑口、囤贩鸦片的冯得圃等犯，福建先后拿获出洋贩卖烟土的施猴等犯，云南开始严禁种植罂粟，惩办吸食鸦片的官吏，奉天（辽宁）也加紧查办鸦片兴贩者。天津继十一月五日在大沽一带洋船上，捕获烟贩邓然等犯，起出鸦片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之后，又查获烟犯数起，烟土三千三百余两。虽然禁烟还没有超出官府查拿的范围，许多鸦片罪犯依然逍遥法外，但它预示着严厉禁烟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在广东，人民的禁烟斗争正在走向高潮。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渔民，多次驾驶渔船，在龙穴岛、万顷沙附近海面，纵火烧毁快蟹船，称为“蒸大蟹”。他们经常假装售卖食物，拢上零丁洋上的趸船，群起攻打，谓之“作（打）鬼趸”。东莞县囤烟巢穴广济圩附近的农民，也自发行动起来，捣毁鸦片烟馆，还缉拿烟贩，拉到广济桥头，挂上烟具、黄牌“摆卦”（示众）。外国鸦片的交货，“从八月间受到限制之后，逐月呆滞；经纪人们被逮捕而处刑，并有许多逃避了；在沿岸的销售锐减，在广州和它的附近，据说被查缉到很多”。十三日下午，广州官弁巡役在十三行商馆前的茶艇中，查获义和行伕役刘亚英、陈亚喜夹带英国鸦片贩子因义士的鸦片两箱共计二百零三斤，邓廷桢下令驱逐因义士和有装运鸦片嫌疑的美国商船“托马斯·珀金斯”号（ＴｈｏｍａｓＰｅｒｋｉｎｓ），并暂停贸易。十二日中午，广州官吏将九月七日、八日破获的三十一名贩烟团伙的首犯何老近，在十三行商馆广场处绞正法。住在商馆的外国商人、水手妄加阻挠，并捣毁刑场。广州群众近万人遂自发包围商馆，推倒围墙，拆毁栏栅，击破窗户、大门。义律于当天黄昏从黄埔赶到商馆，策划对策。十四日，“各国商人公所”（即外侨商会）以在商馆广场行刑侵犯了外国居民的使用权为由，向邓廷桢提出“抗议”。十六日，邓廷桢态度鲜明地加以拒绝，表示商馆广场是天朝领土，今后要继续在那里对破坏禁烟法令的罪犯执刑，若再加阻拦，定将严行驱逐。同日，因义士被逐到澳门。义律见继续从事内河鸦片走私将危及整个鸦片贸易，而且使“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全体女王陛下臣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面临直接而紧迫的危险”，遂于十八日发出公告，命令所有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三天内驶出虎门之外。英国鸦片船只退出内河后，邓廷桢于月底宣布重开贸易。 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北上途中，由直隶省城保定来到安肃县。琦善从北京赶来，两人在城外行馆“谈至夜分而别”。这次谈话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略而不记，据桂超万回忆：“余丙申（一八三六年）夏至畿辅，大帅（琦善）闻余需次苏门，为林文忠所赏，已心忌之。戊戌（一八三八年）两帅遇于安肃，文忠不知其恶己也，为竟夕之谈，称余有经济才，可大用，彼忌之益甚。……语人曰：属下有贤能，我岂不知，待他人来告耶”？两人在用人问题上的看法相左。又据《蓉城闲话》所载，时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即用禁烟会引起边衅影响林则徐改变力主严禁的态度。“文忠漫应之”，委婉地加以拒绝。这一迹象表明，严禁主张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面临重重的阻力。 二十六日，林则徐抵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八天中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载召对情形： 二十七日，“入内递折。卯刻第一起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有余”。 二十八日，“第四起召见，约有两刻”。 二十九日，“第六起召见，亦有两刻。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 三十日，“寅刻骑马进内，递折谢恩。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 三十一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四起召见，约三刻有余。旋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回寓后，又作谢恩折”。 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寅刻肩舆入内，递折，第七起召见，约有三刻。出赴军机处领出钦差大臣关防”，“满汉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回寓封存”。 二日，“卯刻肩舆入内，第五起召见，约两刻零。” 三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六起召见，约有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 道光帝如此隆信、眷顾他的臣工，确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究竟林则徐提什么禁烟方略，博得道光帝的信任，托以全权查禁鸦片的重寄？道光帝决策后，向林则徐面授什么机宜？史无明载。但从林则徐后来的奏折和书信中，还可以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下列三条，都是围绕断绝鸦片来源问题的： 一，林则徐说：“侍戌冬在京被命，……维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又说：“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可见当时，林则徐向道光帝提到了断绝鸦片来源可能会引起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和反禁烟者借此阻挠破坏禁烟的问题，恳请道光帝不要为引起“边衅”的流言蜚语所动，允许他做好严防外敌侵扰的准备。这一条，实际上是林则徐对琦善“无启边衅”谬论的回击，并且得到道光帝的支持，授予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大权。不过，他们（包括琦善在内）对“边衅”的估计还仅仅是历史上有过的几只兵船的局部性的窜犯，没有预料到发生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对外国情况都不了解，特别是道光帝以为“外夷不堪一击”，示以兵威是为了“慑服”敌人，并没有大打的思想准备。 二，林则徐说：“来教又以查办鸦片，关税不免暂绌，此一节弟先已面奏，已蒙宵肝鉴原”。在答龚自珍书中亦云：答难之第二义，则近日已略陈梗概矣”。龚自珍的答难第二义，是驳斥关吏所谓“税将绌”的刁难，指出关税暂绌是必然的现象，禁烟之后，关税一定会更加丰盈，因而主张“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的。可见当时，林则徐当面向道光帝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道光帝的理解。 三，林则徐说：“上年在京陛见，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也就是当时他建议向贩卖鸦片的有关外国发出照会，要他们禁止种植、制造和贩卖鸦片。道光帝同意他到粤后，与邓廷桢酌商，草拟底稿，奏请训示。 至于国内禁烟问题，他们一定也研讨过。由于史料的阙如，已经无法知道详细的内容了。不过，林则徐力主对鸦片吸食者、开馆、贩卖者一体加重罪名，是可以肯定的。而道光帝则“发下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条奏广东鸦片等事原折四件，饬带到粤分别查办”，并授予右都御史衔、便宜行事的权力。 从上述情形判断，林则徐的禁烟思想经过湖广禁烟和鸦片论战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禁烟的重点从重治吸食转移到断绝鸦片来源，这就标志着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向着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方向转变。至于道光帝接受林则徐的主张，是希望依靠林则徐办事的细密精干，“一劳永逸”地消除鸦片的隐患，解决清朝的财政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一劳永逸”，无非是盲目乐观。所以，当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禁烟决心便发生动摇，对林则徐的倚信显起变化，甚至于把自己信誓旦旦的诺言置诸脑后，蛮横指责，多方肘掣，致使禁烟运动失败。但在当时，不管道光帝的主观愿望如何，他敢于付以林则徐钦差大臣的全权，使长期以来有名无实的禁烟变为实际的行动，是一个明智的决断，这是必须肯定的。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鸦片贩卖集团、受贿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连奸诈老成、饱有官场经验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沉不住气，“为之动色”了。这股极端糜烂腐朽的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握有大权，绝不会因此而罢休。他们之所以在朝廷上缄默不言，只因不敢冒犯道光帝的“圣衷宸断”。罢朝之后，他们则对林则徐面动难色，口吐危言，“有忌阻之者”。因此，当时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很为林则徐的前程担忧。林则徐心里也十分明白，这次使命非同寻常，“乃蹈汤火”，“入于坎窞”，“身蹈危机”。但是，为了塞中国大患之源，除奸拯溺，免毒流于四海，他决心“竭其愚悃”，“寘祸福荣辱于度外”。 一月三日以后，林则徐接连几天向师友故人拜别。同时，根据杨殿邦等折对英国贩毒首犯查顿的揭露，“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他的挚友、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慨然赠《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强调必须禁绝鸦片，取食者、贩者、造者置之重典，随以重兵，修整火器，回击外国侵略者的挑衅，对僚吏、幕言、游客、商估、绅士和儒生中的“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宜杀一儆百”，不能手软。还语重心长地说：“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他热诚地期望林则徐胜利地完成使命，“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龚自珍还打算追随林则徐南下，投身反对鸦片侵略的斗争。林则徐对龚自珍的爱国热忱和深切激励十分感动，由于“刻无暇晷”，他们只会过一次面，“一聆清诲，未罄积怀”。切身的经历使林则徐明白，破坏禁烟的势力比龚自珍指出的还要强大。他不忍故人面对汤火之役，以“事势有难言者”，托同乡友人、户部主事林扬祖（字岵瞻）向龚自珍婉言劝阻。 出京前夕，林则徐拜别他的座师沈维鐈。时沈维鐈以耳疾免工部侍郎职，留京养病，对林则徐使粤十分关注。林则徐袒露襟怀，表示决心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两人相顾而涕下。 一月八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大臣关防，辞别故人，出新仪门南下。他从良乡县发出传牌，表示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命令沿途州县、驿站官吏准此办理。这道传牌，体现了林则徐不同于贪官污吏的正派作风和严肃态度。 一月十六日，林则徐在车轿里仔细研究了龚自珍的十项建议，写信报谢龚自珍的赠文，称赞龚自珍“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并指出龚自珍建议的旁义之第三，即“火器宜讲求”；答难义之第三，即“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均可入决定义，表示要毫不妥协地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他对禁烟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作了充分的估计：“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他感谢龚自珍的激励，深怀激情地表示： “归墟一义，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 这封答书，展现了林则徐奔赴广东时的内心世界，闪烁着为国家民族争命而不畏艰险的崇高爱国气节。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扫除烟氛，为民族除害的宣言。 林则徐取道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水陆兼程，前赴广东。一路上，他注意调查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官绅来谒者，苟有一得，皆谘询而籍之”。路过安徽舒城县时，他访知引疾告退的前六安州牧田溥，一八三五年任广东香山县令，“曾缉获鸦片万数千斤，特约其至此一谈，渠应招而来，是晚即与共饭，谈至子刻别去”。林则徐考虑到“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务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他想起旧属、湖南抚标游击马辰，是安徽怀宁县人，一八三八年因失察家丁私受替班兵丁规钱，被革职回籍，自己亦因预保过马辰，受过降四级留任的处分。他认为马辰“素谙武备”，“精力甚强”，废置不用十分可惜，便决定自行付给马辰盘缠食用，派其“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他还记起湖北严查鸦片时，曾派汉阳县丞彭凤池缉犯到粤，尚未销差回楚。他认为此人“廉明勤干，且籍隶广东，于土俗方言本皆谙晓”，当即修书令其暂缓回楚，留在广州“就近代查鸦片根株”。他对其他地区禁烟运动的形势也极为关注。途中寄酬江苏友人的诗中云： 朅来衔命驾锋车，要与愚氓洗鸩毒。 欲挽颓波力恐微，试想燎原害诚酷。 三吴此事近如何，问公能否回污俗？ 当时民间对林则徐的奉命禁烟欣喜若狂，辗转相告，竟有“讹传为出师者”。林则徐为民气的高涨所激动，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 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挽颓波酌猛宽。 …… 苍生果自防枭毒，丹笔奚劳触豸冠？ 凭仗儒宗主风教，请纡筹策逮粗官。 一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的消息传到广州，就像晴天霹雳，叫中外鸦片犯们目瞪口呆，恐慌万状。邓廷桢感到非常兴奋。他出任两广总督几及三年，截获出洋纹银案件多起，但漏银的局势有如江河直下，不可止遏。从自己的经历中，他深深体会到弛禁或维持现状均无济于大局。在接到道光帝的谕旨后，他立即表示要与各省督抚“各扫疮痍，共培元气”，做到“普天率土处皆缉私之人，日日申禁烟之令”。他会同广东巡抚怡良（字悦亭，一七九一——一八五七年）、水师提督关天培，着手在广东截流断源，共挽狂澜。他们调遣了大鹏营和香山协二标水师，轮流在零丁洋上堵截追拿鸦片犯，并檄令碣石、南澳临海二镇水师，加意巡防，一遇外国鸦片走私船驶入，立加驱逐。邓廷桢还和关天培一起，赴虎门周览形势，筹划防范，向道光帝提议：在虎门武山（即南山，今威远岛）与横挡之间的江面，增设两道木排铁链，防备外国船舰闯入，肇事生非。他们在广州内外，破获了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烟枪一万一百五十八杆。 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来到江西新淦县仁和塘，接到邓廷桢、怡良等人的来信。邓廷桢在信中表示，愿和林则徐“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并发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粤海关监督豫堃（字厚庵）的幕僚郭桂船，是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赏识的名士，此时他也附书欢迎。在信中，郭桂船特地介绍了当时在广州越华书院任监院的梁廷柟。梁廷柟是一个热心抵抗外侮并留意时务的爱国士大夫，曾应聘总修《粤海关志》。在海防书局时，“所有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皆有录存图绘”。“亦曾采集海外旧闻及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详著于编”。林则徐官杭嘉湖道时，曾读过梁氏所著书，钦佩他的才学。经过郭桂船的介绍，他更是渴望和梁廷柟晤谈。在江西途中，林则徐拜访了包世臣等名士，接见了在广东有八载生涯的门生张浦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林则徐获得大量具体的感性材料，掌握了一批贩毒、贿纵犯的姓名、住址和罪状。 二十四日，林则徐自泰和县下了一道密拿汉奸的命令，责成广东布、按两司速即派员改装易服，分投查探，出其不意地拘拿所开最要各项人犯王振高等十七名，随即讯取供情，听候解送行辕饬审，不得一名远飏；确查再拿次要人犯苏光等四十名，先查缓拿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犯蒋大彪等五名。 广东鸦片贩子本来凶焰嚣张，在邓廷桢采取严禁之后，竟捏编歌诗贴在督署的壁上，恶加诽谤说：“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现在听到林则徐行将到粤，具单捕人，不少人闻风逃窜。鸦片吸食者“无不私探罪名轻重，与（禁烟）新例是否颁行”。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仓皇请牌，于一月二十六日离粤，溜回本国，而另一大鸦片贩子颠地则徘徊省澳之间，以观气候。三月五日、六日，英、美鸦片趸船二十二只，为了暂避锋芒，也从零丁洋开到丫洲洋停泊。 大规模的缉捕开始了。查缉的兵丁夜里逐户搜查，先后捕获吸毒贩毒人犯二千多名，查顿心有余悸地说：已经“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二月一日，十三行商馆的后门均被堵室。三日，一艘装有一百三十箱鸦片的“阿特兰”号（Ａｔｔａｒａｎ）在澳门西侧数海里的南澎岛附近“失踪”。八日，义律报告说：“鸦片贸易的停滞仍在延续，通货的冻结已引起巨大普遍的困窘”。二十六日，广州官吏在十三行商馆前的十字街头，对烟贩冯亚根执行绞刑。外国鸦片贩子恼羞成怒，从商馆广场的旗杆上降下国旗，以示“抗议”。 详见《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各条。 何伯孙：《虎门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１卷，第８章，第３３节。 邓廷桢奏，收入《鸦片文录》手抄本，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２３３/１８０，第４６号。按：有些论著据外文将何老近回译为何老金，误。 《林则徐集·日记》，第３１４页。 桂超万：《宦游纪略》卷４。 《林则徐集·日记》，第３１５—３１６页。谢恩折，见《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第一版，第１—２页。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３１４页。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８。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于兰州，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２集卷１。 林则徐：《致莲友书》，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于虎门。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于离京南下途次，《龚自珍全集》，第１７１页。原作“冬至后十日”，即十一月十六日，那时林则徐尚未出都，疑为“小寒”节气的笔误或刊误。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第１７０页。 《拟具照会英王底稿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６６３—６６４页。 这点，龚自珍在赠序中列为“决定义”，林则徐在答书中表示赞赏，说明他对这方面的看法没有改变。 《已革弓役谭升等起意兴贩鸦片得贿纵放案审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７３３页。 《鸦片战争》第１册，第３１４页。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广州，《鸦片战争》第２册，第５７０页。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于兰州。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广州，《鸦片战争》第２册，第５７０页。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６２７页。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于出京途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林则徐集·公牍》，第４６页。 林则徐在信中对龚自珍提出的旁义第二，即“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没有表示态度。从他后来坚主发展中外正当贸易来看，显然是不同意的。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林则徐集·日记》，第３２２页。 《因误保马辰降级留任谢恩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５８４页。 《遣用废员马辰及汉阳县县丞彭凤池片》，同上书，第７０６页。 《遣用废员马辰及汉阳县县丞彭凤池片》，同上书，第７０６页。 《寄酬吴棣华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５。 《酬吴瀹斋侍郎（其浚）》，同上书，卷５。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５，第１３７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５，第１３４页。 林则徐：《又和见怀原韵》，“感公海水誓”句自注，《云左山房诗钞》卷７。陈世熔：《长律一百韵》，“同心如白水”句注：“邓公遣书曰：所不与同心者，有如白水”，见《求志居诗集》。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１，第１８页。 梁廷柟：《合省国说序》，见《海国四说》。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１，第１８页。 《林则徐集·日记》，第３２６、３２９页。 《密拿汉奸札稿》，《林则徐集·公牍》，第４７页。 宾汉（Bingham J.Elliot)；《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５册，第１４页。梁廷柟：《夷氛闻记》卷１，第２４页。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６２７页。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威廉·查顿，１８３９年１月１１日。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１８３页。 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１７/３０，义律致帕麦斯顿，１８３９年２月８日于广州。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５册，第２３页。 [---分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