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爱国主义思想 

 

    一、强烈的主权意识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丰富的内容，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他重视国家主权的意识。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9年3月l8日)，他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里指出：“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①根据国际法，任何一国公民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遵守该国的法律制度。林则徐这时还未接触到国际法，但他熟悉国内法——《大清律例》。国内法与国际法是有其共通之处的。所以林则徐在最初这种主权观念，仍根植于国内法。林则徐坚持“人即正法，货尽没官”法令，外国人所必须严格遵守的，这也来源于国内法。《大清律例》载：“化外人有犯罪并依律拟断”。林则徐认为“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贩卖鸦片所害不止一家，因此，人即正法也是符合大清律例的。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国内法表现了林则徐有很强烈的主权意识。

 

 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任何一位官员只有该国受予文书才能代表该国。林则徐早就意识到这点。二月十五日(3月29日)，荷兰王国驻粤总管本国贸易事务皤吧向林则徐递禀，要求“下澳回国”。林则徐接到此禀后，首先注意到的是：“该夷自称远职，核与所递海关之禀，称谓不符  究竟该夷系该国何等职分?有无凭据?并著洋商确查禀复，无得饰混干咎。”②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七日，洋商伍敦元等向林则徐转呈了英领事义律的一封信，这封信不符合“体制”，林则徐见信后大为恼怒，封面虽写“钦差大人安禀”字样，而内中一纸，并无首尾款式。斥之“不知系与何人言语，朦混已极”。他指出：

 

查该领事义律节次具禀，均尚谙知体制，不敢稍有违越，何至这一件如此荒唐!细验封皮之字，与内一纸笔迹不符，而封口图记，亦与义律节次禀封钤印大异，其为假名混禀无疑。该领事义律每称伊国主赐以权柄，试思权柄以印信为最重，若印信被人抽换，该领事尚不得知，所谓权柄者安在?③

 

林则徐令洋商将“此禀即著该府等饬令原商掷还义律”，拒不接受。作为清朝主权国家的钦差大臣，只能与由英国授权的代表发生文书来往关系，这种主权观念在林则徐身上十分鲜明。    

 

据查，此禀原是美国领事吐哪的收缴鸦片的信件。收缴鸦片字据是义律出具的，并将此字据封口作为义律的信呈交林则徐④。显然，这一行为是违反国际惯例的。林则徐立即觉察到与体例不符，并立即掷还，他的主权意识是极其鲜明的!

 

林则徐对于外国官员是否具有文书签字的权力也十分注意。如林则徐要求澳门葡政府具结保证不包庇烟贩，当时签名的是一名叫哆的“夷目”。经林则徐调查，澳门葡政府“议事亭内，如遇会议事件，陈设公案，惟兵头与番差二人正坐，判事四人旁坐，哆并无坐位，而且旋举旋换，久暂无常。今杜绝鸦片，系切要之事，应责令该兵头、署差与判事等，逐层加结，不得仅以哆列名搪塞。”⑤这就是说，只有代表葡政府的最高官吏的签具字据，才有法律效力。他又指出：“此后果皆守法，凡我天朝官吏，自必仰体大皇帝生成之德，力加保护，断不使其被人欺凌。”⑥这意味着在林则徐心目中，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必须行使对外国人的保护权，同时“檄委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知县三福、署香山县丞彭郡晦，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在中国领土上将外国人编人户口册，也充分显示林则徐重视行使主权的观念。林则徐加强对澳门的管辖，不但是为了“清蔽薮而靖夷情”，而是为了加强“边徼防维”⑦，表现了林则徐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的意识。

 

 林则徐也非常重视领海权。当时虽然还没有出现这个概念，但林则徐心目中确实存在领海权的观念。道光十九年五月初十日，清水师停泊尖沙嘴，义律以此为藉口，声称影响外国船只“接济食物”。林则徐指出：“外海水帅巡洋，是其专责”，“其外来货船，愿进埔，则亟宦进埔，若不愿，则亟宜回国”。当时，清政府进关检验，设在黄埔港。此时因林则徐要求具结，故大多停留外海面观望。林则徐宙宣布“货船既不进埔，又不回帆，尖沙嘴系天朝洋面，岂能任其久泊”⑧。为此，他明确做出规定：“暂泊海口，亦不过五日为期，应即传渝义律，令将空趸船只，定须趁此五日内，全数开行，其余来去货船，亦皆限此五日内，非报验进口，即速回该国，断不准再作逗留”⑨坚决维护国家独立的主权。

 

林维喜事件发生后，林则徐面临涉外的新课题。他便组织人手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他很想知道，世界各国是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不言而喻，林则徐在学习西方知识之后，他的主权观念变得更为明析，他的主权观念赋予了较明显的近代主权法的观念。七月初七日，澳门厅转来义律的信件，称：“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凶手由本国的领事，按本国律例审判，或按犯罪所在国法律由所在国官吏审判，这是涉及主权独立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林则徐的态度十分鲜明，他在《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拒不交凶说帖》里明确指出：

 

兹阅该丞转送义律禀词，伊尚藉称该国律例，以为不交罪犯系遵其国主之谕等语，尤属谬妄。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至谓伊国律例亦应诛死，可见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耶?⑩

 

林则徐在这篇说帖里突出地表现了他在吸收国际公法与国内法后所形成的鲜明的主权观念。他认为领事抗不交凶，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虽在他国，尚且不容，况天朝乎?”他又指出：

 

夫杀人者死，天理昭彰，无论中国外夷，一命总须一抵，若凶手得以庇匿，谁不可以杀人。

 

“无论中国外夷，一命总须一抵”，也是对国际法研究之后的一种看法。林则徐对林维喜事件中缉拿凶手如此重视，是因为他对维护中国“国法”的重视。他指出：“一人漏网之事犹小，而外夷坏法之罪难容。惟有声罪致讨，痛加剿办，以伸天朝国法。”林则徐对此是毫不含糊的。如道光二十年初，义律等“叠次率众逞强人澳，旁若无人，而华伦兵船亦竟敢驶抵加思兰炮台之前”。林则徐十分气愤地指出：“不惟天朝法度在所难容，即按之尔西洋夷例，亦从来所未有”，他明确指出：“澳门一区，乃天朝土地，各国夷人俱不准混行托足，独许西洋夷人聚族而处，长育子孙，是大皇帝厚泽深仁，直视尔西夷为域内子民，凡所以抚字而护持者，无微不至”。在l9世纪上半叶，林则徐的主权意识，一方面是继承了传统的中国固有的法制思想，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的国际法思想。这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林则徐维护中国主权、反对西方损害中国主权独立的鲜明的意识和思想。

 

澳门历来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葡萄牙窃据澳门后，每年纳租金五百两，但主权与行政权均归属中国；中国政府设有澳门厅、澳门同知，属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中不法商人，也以此为基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英国鸦片贩子也麋集在澳门，“因见查办之严，不敢进口，或谋在澳门起卸货物，或寄椗洋面勾结销售”，“其在澳门起卸者，非串通西洋夷人为之囤贮，即引诱华民铺户为之行销”。针对这种情况，五月间，林则徐发布《严禁中外商民贩卖鸦片烟示》，重申严禁：

 

嗣后凡别国货船到粤，不在西洋额船之内者，除循例进埔报验归行纳课之船，仍准照常贸易外，其不进埔，又不回国者，即为营私奸夷无疑，均当并力驱除，不许与之交接。如敢勾通起卸货物，私相授受，无论澳门铺户以及出海商船，并住澳之西洋夷人，一有犯法，皆必从重惩办：其人问罪，货物没官。倘向私售鸦片，一经拿获，即恭请王命正法，以昭炯戒而肃海洋。

 

林则徐多次要求葡萄牙驻澳首领清查澳门鸦片囤贮情况。首领委黎多表示愿意具结，保证清查有无鸦片。林则徐要求他，“必须切实声明，如将来再有西洋夷人贩卖鸦片，或代别国奸夷趸贮夥卖，获有实据，即将犯法之夷人，拿送天朝官宪，照依新例治罪，该夷目等不敢稍有庇匿，并干严谴字样，以凭查照办理”。此外，林则徐要求“编查华夷户口，造册分呈本大臣暨督部堂查核之后，会同临澳覆查”，四月间，由佛山同知刘开域、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三福等，对澳门中外居民进行查户。计中国居民l772户，人口7033人，外国居民720户，人口56l2名，另英国人57户。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根绝鸦片走私之患。其出发点，则是为了“澳门虽滨海一隅，亦是天朝疆土，岂能任作奸犯科之人，永为驻足”。这表明，林则徐为维护我国主权与领土而斗争——为在澳门行使中国领土主权而斗争!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39年9月3I日)，林则徐巡视澳门，这是清廷对澳门实施管理的正当行为  “不但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即夷人亦皆叠背摩肩，奔趋恐后”,受到中外居民欢迎。

 

林则徐l840年初调任两广总督，仍十分关心澳门事务。他看到外国贸易商人，“坐庄商伙，多僦居澳门”，是商业活动总汇之处，情形十分复杂，有必要从行政上加强管理，提高该地任职的中国官吏的官阶，才能起应有的作用，主张简放道一级的官任职澳门。据此他推荐新授高廉道易中孚兼管澳门事务，并直接在澳门办公，督同澳门同知等查办夷务，他还奏请给予兵权。林则徐主张提高管辖澳门的中国官吏的权力和职别，目的在于加强对该地区的整顿和管理，为此他做厂一系列可贵的努力。这些措施都鲜明地反映了主权意识。

 

    二、反对投降妥协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措施，“办理皆正，无可指谪”。但琦善却指责他不能如约付给烟价，致使英国发动战争。这不但暴露琦善为英国开脱罪责的卖国嘴脸，还暴露他欲将林则徐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汉奸企图。

 

林则徐对琦善的诬陷，镇定自若。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日(1840年10月25日)林则徐致怡良的信里称：“凡新节一日未来，所有是非，无一不归于前手”。在琦善到达广东之前，林则徐坚持抗英斗争；琦善到达广州以后，林则徐对妥协派罪行的揭露毫无留情：

 

(一)揭露投降派破坏“具结”、斗争。林则徐指出：“侍上年发谕一次，即据禀缴烟土二万余箱，未曾折一欠镞。随即奏明令具切结，如再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他国皆已遵依，独英夷再三反复。而言路适有条陈以取结为无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无成，殆基于此矣。”这有力地驳斥了琦善之流对禁烟指责和为英国发动战争的推脱。

 

(二)东南沿海不战而溃，是定海失陷原因。林则徐指出：“夷洋与内地各省洋面，处处可通，本无厄塞，贸易既断之后，原知该夷必不甘休。粤省时刻严防，知其不能逞志，必向江、浙、直、东等处滋扰。屡次奉请敕下各督抚严密堵防，并该夷之窥伺舟山，与其拟赴天津递呈，亦皆先期探明人告。且乌敬斋于奉旨后，奏有防夷条款。孰知徒托空言，致定海城垣仅被飞炮数门，军民即皆全散，任其占取，又岂粤省所能代防耶?”在这里，林则徐揭露定海失陷乃是不战而溃，是将领对抵抗侵略“徒托空言”，这更突出了林则徐抵抗路线与琦善的妥协的路线的鲜明对立。

 

(三)鞭挞投降派，歌颂民族英雄。1841年2月初，虎门失陷，关天培等英勇牺牲。林则徐闻讯，极为悲愤，写下挽联：“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懔，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问何人忍坏长城”，是林则徐沉重地发出控诉；“归魂相送面如生”，真挚地歌颂了视死如归的英雄。

 

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琦善收到清政府十四日的廷寄，即刻往晤林则徐。投降与抵抗两条路线，已泾渭分明，林则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有记：“琦节相即刻来寓，排闼而人，晤谈少顷，别去，随往答之，到门而回“次日，林则徐日记记云：琦节相书来，邀至将军处“会商夷务，因病未赴。”林则徐“晤谈少顷”、“到门而回”、“因病未赴”，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有二：一是看透了琦善的动机；二是对道光帝是否真心抗英有了疑心。这些话，林则徐不能挑明，但在给他的儿子林汝舟的信里有所表露：

 

广东夷务，大不可问。议和之事，琦相以为秘计，不令人知情。惟密任白含章(直隶守备)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看来和议不成，仍须再动干戈。彼时欲收已懈之军心，与已散之壮勇，又何可得哉?譬如治气血大亏之症，正在用药扶持中间，忽被一医用了泻剂，几乎气脱，如何保全?此真可为痛哭者也。……

 

关提督尚守镇远，李总兵守威远，马辰、多隆武守靖远，皆不过数百兵，藩篱全不足恃。向来广东门户之紧，总由内河水浅，夷船重笨，不能进来。今自议和以后，兵勇撤去……琦相到后，纵汉奸之所为，新遣杉板小船，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从前七、八月间，一面拿汉奸，一面出示，令其杀夷领赏，汉奸密谋动手，鬼子心悸，不敢留汉奸在船，一时几于尽除羽翼矣。后来有人拿鸦片，即碰其钉，有人说汉奸，则曰：汝即汉奸!故此辈全无忌惮，酿成今日之事。……

 

此次失事之后，邓嶰翁作字来请，谓难再坐视，且云此后当无议和之理。因各备一柬，遣人赴督署，回称：闻有此事，心甚焦急，特遣人来请安，并请中堂吩咐。据其答云：无话商量。盖其讳疾忌医，尚恐人之知道那事也。闻近两日内连赶数信与义律，皆不与人知，而逆夷声称须事事全依，九乃歇手，不然，限至十九日、二十日又要动手。……

 

此次攻占炮台，在和议数日以后，必不遥接上文，仍谓缴烟而成也。殊不思逆夷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众志成城，解散汉奸，故不敢狡然思逞也。自奉旨不开枪炮，即被抢去师船。琦相到时，先要究问何人放炮，并云：“听得炮台放一号炮，以致夷人生气，将师船抢去。”如此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志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

 

此时局势全散，何从收复?琦相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仗之故，名为来此面商，实则封钳其口，无庸与之细说。即使极力与辩，伊必恨我阻其和议，倘以阻挠军情密劾，又安敢尝试乎?现在廷寄内云：“当大伸张挞伐”，又云“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

 

林则徐亲身体验到琦善投降活动给抗英局面带来的严重破坏，因而怒不可遏，愤懑痛斥。

 

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总督署接到廷寄，道光帝主战态度又明朗起来。琦善去找林则徐，“始知和议又不准”，然而“此时局势全散，何以收复?”对道光帝的主战表示悲观，“琦相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仗之故”。林则徐深知琦善的用意，“名为来此面商，实则封钳其口”。断然拒绝与琦善“细说”，表示嗤之以鼻。

 

林则徐极其注视局势的发展，特别注意琦善与义律的和谈，并记入日记：

 

正月初五日(1月27日)，辛卯。晴。闻是日琦爵相在狮子洋边之莲花城大宴英逆，……食毕该逆夷等俱至爵相帐前称谢，乃忽大演枪炮，继以鼓吹，始登舟去，义律与马礼逊至爵相舟中私语移时，有明日再议之约。

 

正月初七日，癸巳。晴。闻昨曰爵相又与逆夷相晤移时。

 

正月初八日，甲午。晴。琦爵相自莲花城回。

 

正月初九日，乙未。晴。琦爵相来晤，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言毕而去，随往到门一答。

 

这就是穿鼻会谈的经过。义律拿出他拟定的条约草稿，即所谓“善定事宜”条款，让琦善过目。琦善态度暧昧，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伯麦便抓住琦善的妥协态度，硬说义律和琦善已“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

 

义律照会赖恩爵，赖恩爵即将照会抄呈怡良，怡良“不胜骇异”。林则徐随后也得到消息，“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谓‘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据说“怡良尚徘徊”，他并非“怕琦善反噬”，而是情况不明。直到他得到英强占香港贴出的英国告示，情况明朗，遂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2月11日)奏呈给道光帝，揭露此事。怡良奏称：

 

嗣据署大鹏协副将赖恩爵称：英逆投递该副将照会文一篇，系收受香港地方，令内地撤回营汛等情……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实为骇人听闻……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如该逆所称己有文据之理，既无从悉其真伪，傍徨夙夜，心急如焚。

 

怡良虽然无法向道光帝奏明这一消息的真假。 但道光帝却不能容忍香港被占的事实，遂下令斥责琦善在谈判中违背谕旨的所作所为：

 

乃琦善到粤以后，甘受逆夷播弄，节经谆切诰戒，迷而不返。自称专办夷务，不令精阿、怡良等与闻。叠次奏报情形，非系开脱逆情，即属代求恩宥，于一切防守剿堵事宜，置之不闻。

 

这个事件太意外，太骇人听闻了。事关重大，可是广州大多数官民并不知晓。道光帝上述谕旨于正月二十五日(2月l6日)传到广州，怡良、琦善、邓廷桢往返频繁，气氛紧张，林则徐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在广州官民面前揭露琦善面目，动员群众起来与琦善斗争，要求继续抗战、收复香港。一月下旬，他就写信劝说怡良“会众绅齐集筹议，激以天良义愤、励以保卫身家，使之转相维系，团结莫解，始可以安众志而保会垣”。据梁廷载：

 

营文并录夷示上，绅士皆未之知。林公见事关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绅士呈请而后奏，尚可以对琦相。时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语以故，且问外间公议将如何?予曰：“既非绅士请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轻，又素居江村，未尝授读省会；否则立集科甲门生，列名具词，顷刻可行。若俟通启，不惟辗转需时，抑事几先露，将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辞出，即招黄学博培芳商之。……黄出语予，谓：“我两人方当有差，未便与名，不与则无以告同志。”正踌躇间，而邓征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诸绅于学，以朔日具词进。姚司马衡、何文学榛同在抚幕，其日见林公，亦与正言及之。两人归劝，但据情转奏，怡公遂首肯。

 

这段记载某些字义不甚明确，如“尚可以对琦相”句，有几种解释：林则徐动员绅士集议促怡良上奏，还可以用来对付琦善；林则徐估计怡良之所以要等绅士呈请，一为了上奏，二可以对付琦相，怡良认为能转递绅士要求，可以对得起琦善。较可靠的解释，应当是第一种，即林则徐组织绅士集会有两个目的：一是请怡良将绅士请战的要求转奏道光帝，二是以此压迫琦善进行抗战，放弃主和活动。后来的活动证实这点，邓淳带头集众绅并向怡良进呈《联恳严行剿办英夷呈文》，指出：“盈天之地，莫非版章所存，一丸之泥，难等珠崖之弃。”这篇呈文是要求道光出兵收复香港，坚持抗英，“陈师鞠旅，彰天伐之明威，禁暴锄强，顺舆情以挞伐。”怡良也表义愤，称：“英逆种种披猖，人种共愤，天地不容。”表示等奕山来广州，“用张挞伐……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接着林则徐通过怡良幕僚姚衡、何文学，劝说怡良将绅士要求抗战的呈词转奏，怡良表示同意。这应当是第二次上奏，重点在于反映群众反侵略情绪，促使道光帝坚定主战态度。虽然道光帝早已下令“伸张、挞伐”，“朕志已定，断无转移”。但林则徐对此并不信任。他在给林汝舟信里就透露这种情况。可见，林则徐企图发动士绅请愿上书，通过怡良转奏，促使道光帝主战。当天，集会士绅还赴督署向琦善请愿，这证明是林则徐借以迫使琦善放弃投降妥协的一种办法。据载，“入见者数十辈”，琦善谓“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可自为计，仍举所陈四事为言。驻防进士朱介者，笃实局君子也，与辩至日昃而出。”可见琦善仍十分顽固地坚持投降，反对抗战，这足以证明林则徐的担心，更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发动士绅呈词由怡良转奏的原因。

 

总之，在鸦片战争中，琦善虽然没有签定不存在的《穿鼻条约》，但他推行妥协的路线则是不能为之开脱的  林则徐坚持抵抗，反对妥协的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精神，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三、理性主义：爱国与忠君

林则徐38岁的时候得到道光帝的知遇，道光帝召见时，不但令他“仍发原省以道员用”，而且表扬他：“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林则徐受到如此的“恩宠”和“殊荣”，“忠君”思想油然而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所作的政绩，使他“忠君”、“爱民”的思想浑然一体地结合一起，他的爱国思想，明显地函盖着民与君的两个层面。

 

爱民与忠君在一定时期是一致的。但在近代社会里，从根本上说却是对立的。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灾情严重，林则徐从“恤民”的思想出发，奏请缓征，减免江苏漕米，为民请命。可是道光帝不顾百姓痛苦，谕旨全额征米，并斥责林则徐“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在这样情况下，君与民的关系如何处理?林则徐胸怀坦荡，继续为民请命，甘受惩处，同时极力表明他的恤民，从长远看，就是忠君：“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且“上以宣皇仁而下以结民信”，“小民感君上之恩，则元气培而本根固”。在他看来，离开了民、违离了民，就无所谓“忠君”，忠君与恤民是一致的。可见，林则徐的“忠君”观念，比起岳飞、文天祥来，有着新的突破。

 

应当承认，在禁烟斗争中，道光帝与林则徐是一致的，对英国可能“启衅”持谨慎的态度。可是，由于道光帝闭关自守，盲目虚骄，必然对事态发展失去冷静的观察与分析。道光十九年九月以后，中英经过几次战役，清水师获得一些胜利，道光帝很快走向轻敌的极端，同林则徐重视敌人的策略思想产生了分岐。九月二十八日道光帝给林则徐谕旨云：“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显然道光帝已开始把最初那种“勿启边衅”的谨慎态度置之脑后了，当打了几次小胜仗，道光帝便得意忘形，他命令林则徐说：“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这时道光帝失去理智，不明广东前线实际情形，竞谕令林则徐“再示兵威”，更抛弃了“勿先启衅”的方针。

 

林则徐与道光帝不同，他在取得尖沙嘴等几次战役的胜利后，看到了英国“船坚炮利”的长处，所以，他尽最避免主动出击，主张“坚垒固军，静以待之，亦自确有把握”，目的在于为义律留有余地，“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可是道光帝把留有余地的做法斥之为“失体制”；把避免主动出击，“静以待之”，看作“非经久之谋”；把林则徐重申“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优待具结贸易的“良夷”，斥为“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总之，道光帝在义律打打谈谈战略战术面前，失去耐心，否定了对义律进行原则斗争的必要，谕称：“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次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道光帝以简单化的“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的办法处理复杂的外交问题，反而助长了闭关自守思想的回流。

 

林则徐在忠君与爱国之间发生矛盾的时侯，只有两种选择，屈服和抗争。可贵的是，林则徐选择了后者。他在致怡良信里表示“徐不敢不懔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决心在君主面前，争得谁是谁非。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呈递《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承认“为时已阅年余，而鸦片尚未尽除”，没有完成禁烟任务要求“从重治罪，以儆无能”。但对于企图否定禁烟，扭转抗英方向的主张，则决不迎合妥协派的言论，明确表示禁烟有理。他的《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几乎与《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同时，他主张继续禁烟，奏称：

 

夫自古顽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心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痈矣。

 

这篇铿锵有声的奏稿，反映了林则徐不愿个人安危，坚持正义与真理的可贵的品质。他不但对边衅系由禁烟而起的谎言严加驳斥，而且明确表示：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

 

道光帝这时已经主抚，因而他不能接受林则徐的建议，反而怒斥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还命令妥协派琦善到广州“查明”情况，搜罗林则徐的罪状。十月三日，被任命署两广总督的琦善离京赴粤，同日，道光帝竟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则徐与邓廷桢革职。这样，道光帝与抵抗派一道禁烟，取得了胜利，但又在抗英的叉道口上分手告别。                                                  

 

这表明近代史上忠君与爱国毕竟是有区别的。忠君与爱国不能两全。当然，这并非说林则徐已与道光帝发生公开对抗。对于林则徐这样历史人物及其时代来说，这是不能做到的。不过，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民族抗英大局，直陈禁烟有理，这也决不是狭隘的忠君主义者所能做到的。在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局上，林则徐的是非爱憎是十分明确的。他后来给叶小庚(林则徐的亲戚)的信里就对道光帝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反驳：

 

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维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论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迨到粤后，又将夷情探明具奏，节蒙寄谕：“应权变示威，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等因，是以钦遵办理。……侍上年发谕一次，即据禀缴烟土二万余箱，未曾折一矢镞。随即奏明令具切结，……而言路适有条陈，以取结为无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无成，殆基于此矣。

 

嗣英夷殴毙华民，抗不交凶，当经援照嘉庆十三年旧案，奏明断其接济，逐出澳门。……至十月间，将该夷船全行驱出外洋，奏奉谕旨：“若再准令通商，成何事体。饬即断其贸易，并已具结者，亦是该国之船，概不准其通商”等因，复经钦遵办理。

 

至夷洋与内地各省洋面，处处可通，本无厄塞。贸易既断之后，原知该夷必不甘休。粤省时刻严防，知其不能逞志，必向江、浙、直、东等处滋扰，屡次奉请敕下各督抚严密堵防。……迨夷船北赴天津，不过数只，原无能为，而彼处之无备与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以蜚语归咎于粤而和议兴矣。

 

这封信是写给私人的，因而有许多不便说的话在这里都说了。林则徐以事实为根据，尖锐指出：禁烟、抗英的方针，对英侵略者的态度，禁止通商，都“钦遵办理”，怎么反过来，把这些措施当作“罪名”加在他头上?他还指出，所有对他的诬害都是为了逃避战败罪责和“议和”。他以坚定明确的态度，辨明是非，揭露真相，流露了对道光皇帝的不满与不信任。

 

林则徐“为天下万世计”，为“长使国计民生悉臻饶裕”，已成为他的最高理想，带有深厚的感情色彩。在外国侵略使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的“忠君”一定程度上已摆脱了旧的道德规范的束缚，做出理性的思考和是非的判定。因此，他既继承了历史上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思想，又远远高于他所景仰的古代爱国的文臣武将，达到了爱国思想的新境界。

 

 

 

① 《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70页。

③ 《林则徐集·公牍》，第92页。

④ 《林则徐集·公牍》，第93页。

⑤ 《林则徐集·公犊》，第l16页。

⑥ 《林则徐集·公牍》，第116页。

⑦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8l一683页。

⑧ 《林则徐集·公牍》，第l36页。

⑨ 《林则徐集·公牍》，第119页。

⑩ 《林则徐集·公犊》，第l29—130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3l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31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36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88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187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20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12l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l6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ll6页。

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8l页。

 《林则徐集·公牍》，第12l页。

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82页。

 《鸦片战争》(六)，第ll3页。

  杨国桢辑：《林则徐书简》，第l46页。

  杨国桢辑：《林则徐书简》，第150页。

  杨国桢辑：《林则徐书简》，第l5l页。

 《鸦片战争》(六)，第339页。

 《林则徐书简》，第l54—158页。

 《林则徐书简》，第158页。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3卷，第2—3页。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3卷，第4页。

 《林则徐书简》，第154页。

  梁廷：《夷氛闻记》，第2卷，第60页。

  以上见广东文史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80一81页。

  梁廷：《夷氛闻记》，第2卷，第60页。

  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71页。

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00页。

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00页。

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05页。

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24—725页。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故宫博物院1929年影印本，第9卷，第4页。

 《林则徐书简》，第l33页。

 《林则徐集·秦稿》中，第884页。

 《林则徐书简》，第l50一l5l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