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林则徐的民本思想
翁 益 陈 晓
民本思想,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已深深地扎根,《孟子·尽心上》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盘庚》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后历代著述对民本思想论述很多。近代粱启超比较早地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林则徐作为近代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民本思想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深重的民族灾难紧密相联,在封建统治者残暴统治下百姓已是苦不堪言,殖民主义者的鸦片毒害和武力入侵,更使中华民族灾难空前加重,人民迫切需要有清官良吏,治世经纬,救亡图存。林则徐在这过程中形成的民本思想主要有,信民用民的思想,救民众于灾难,为民谋长远福利的思想,为民务实实干,顺民意得人心的思想,强民富民的思想。
从林则徐民本思想的轨迹探寻发现他的这种思想是逐渐形成的,是一贯的连续的,贯穿了其从政的一生。清中期,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土地的大量兼并,贵族地主的倾轧,资本主义入侵,即使连中小地主也难逃破产命运,“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林家这个时候开始中落破败,使林则徐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底层生活。“父母师长的教诲,书院学风的熏陶,养成他喜读有关民生利病之书,从即救世济世的志向出发……”。
1813—1814年的天理教大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围绕“致变之原”,林则徐开始了思考如何振兴国家,安抚百姓。此后,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开始流行,林则徐也深受影响,他先后考察了前朝的几十位作家关于农田水利的文献和著述,着手撰写了《北直水利书》。林则徐二次出京期间非常关心沿途农田水利和灾害情况,在《北直水利书》中明确表达了“养民为本”的思想。不久林则徐参加了宣南诗社,结识了龚自珍、魏源等良师益友,对林则徐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畿辅种植水稻问题上,林则徐认为还是由于技术和办法失当,为了论证水稻改革方案可行,林则徐列举历代的大量事实,坚持以“国计民生”为重,试图改变北方水旱成灾的景象。
任两广总督期间,与英国军事较量中,深感积弱太深太久,这是对林则徐的刺激和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昧、专横的黑暗统治下,不仅一般老百姓身处落后而不知落后,就连清朝统治者,也足不识时势,安于现状,靠“天朝大国”的盲目自大来欺骗自己,就是连经世自励的林则徐也对外国情况知之甚少。在任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抗英时,他充分认识到并发动和运用民众力量,面对极端困难的严重局面,提出了“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的主张,把抵抗侵略,励精图治转到重视“民心”和“民力”上。
人们通常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名言熟悉并称道,但事实是先有林则徐的《四洲志》,而后才有魏源的《海国图志》,而《海国图志》又正是林则徐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遣戍途中,委托他的好友魏源完成的。
1843年,林则徐在伊犁戍所,因水土不服,频繁生病,但是仍然坚持研究边防、屯田、水利,还捐资修了龙口水渠工程。1845年开始赴南疆勘察了八城垦地,10月续修伊拉里垦地水渠工程.除了兴修水利,还推广民屯回屯的做法。1846年,他编写了《西北水利》一书。甚至到了晚年林则徐仍然不忘百姓疾苦,1850年2月,林则徐辞官引退,路经江西,东南饥民问题还倡议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
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是与他长期从政、处理政务相联系的,与其治国经世的实践密切相连。在多次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担任封疆大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民本思想,并不断丰富其民本思想的内涵。
其一是信民和用民的思想。在广东禁烟期间,为壮大抗英武装,林则徐充分相信和利用当地群众的力量,积极召募民间壮勇,“借兵力而军威”,发挥他们熟悉地形,精通水性的优势。他给道光的密折中写到“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或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虎门禁烟、广东抗英的胜利,正是由于林则徐重视民众力量的胜利,而不是琦善、奕山之流的“防民甚于防寇”、“患不在外而在内”的仇民贱民的结果。林则徐信民和用民时对民众并没有进行分类和选择,如在招募民间私勇时渔民、枭徒、旦户等都在其考虑之内,林则徐信民用民的思想中的“民”的范畴不仅仅局限在中原内陆地区的汉族,还包括了边疆的少数民族。1845年被遣戍南疆,他深入各地,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民众的疾苦冷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痛苦,“此次历尽八城,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一人两个冷饼,便度一日。桑葚枣杏瓜果一到熟时,即便度饥,并两个冷饼亦舍不得吃。如此好百姓,汉民中安得有之?”他认为不应该对少数民族怀疑和不信任。少数民族往往由于官府的压迫歧视而被迫进行反抗,建议朝廷把侵占的土地还给他们,取消不当的民族政策,这些对维护边疆稳定,增进民族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哈密,林则徐与全庆勘地时,归还了数万人土地,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对“安置民户,籍资控制”起了积极作用。
其二是救民众于灾难,为民谋长远福利的思想。清末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加上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地主奸商囤积居奇,百姓灾难深重。1823年3月,接任江苏按察使时,灾情严重,江苏巡抚韩文绮企图武力镇压饥民造反,林则徐一面下书劝阻,一面放赈济贫,减征缓征,动员灾民自救,围圩补种,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1824年1月,在任江苏布政使的途中,携带淮北麦种,沿途散播江南各乡,补种灾田。1846年8月,任陕西巡抚时,由于旱情严重,饥民众多,林则徐一面开仓平粜,设局散赈,一面奏请缓征钱粮,为保护耕牛“饬官为收牛,偿其值.劝富民质牛,予以息”。1847年7月任云南总督,当时回汉民族矛盾尖锐,官府和地主武装大肆屠杀回民,云州、缅宁、顺宁纷纷爆发起义。林则徐不赞成先前的歧视和滥杀回民的政策,明查暗访,弄清真相,提出了“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必须保证汉回民的生存条件,“不分汉回”,严惩恶霸豪强,制止了民族仇杀事件,镇压了地主武装,为死难的回民申冤昭雪,在回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赈灾救荒时,注重从制度进行健全和保证,采取“供给资金、免其关税、严禁吏胥索价”,水利上,从根治角度上出发,提出了改黄河由千乘入海,而不是从淮河入海,兴办了江苏三江水利工程。
其三是为民务实实干,顺民意得人心的思想。1820年他在浙江杭嘉湖道任上时,亲自踏勘海塘,监督修塘工程,甚至连修塘所需石块也细为规定,“必择坚厚”,而用之。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为了推广水稻一年两熟制,在抚署后园亲自试种,“以验天时,察物性”。在南疆勘田时他年老多病,但是却不怕艰辛,风餐露宿,住毡房,行戈壁,冒风沙,行程二万里,丈量土地,认真查勘。林则徐在发展矿业、盐政改革、兴修水利上,也是积极有作为的,是嘉庆、道光年间最突出的一个实干家。在广东期间采取了禁止鸦片进口,但仍维护正常贸易的做法,争取了许多国家商船的支持和同情。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和官吏都认为要一律杜绝和“封关禁海”,就连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在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也认为除禁烟外,对毛织品、钟表、玻璃等也“宜皆杜之”。林则徐根据沿海人民“渔七耕三”,“四山六海”的实际,提出大小民船“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则“其势不可终日”,这虽然是从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立场出发的,但是却有利于沿海广大渔民生计的。1823年夏天,江苏发生特大洪水,饥民到松江府署请愿,起因是松江府娄县知县上报灾情办赈期限已过,又怕激起民变,答应上省求发银米,知府认为不合制度,阻止上省,饥民在请愿过程中与官府发生冲突。林则徐受命处理该案,认为主要还是府县报赈不力引起饥民闹事,将知县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将知府交部察议,对一般闹事的饥民不加穷治,做出了比较公正的处理,缓解了官府与饥民的紧张矛盾,顺从了民意,赢得了民心。
其四是强民富民的思想。禁烟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强民富民的政策,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仅是简单的银源流失,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日渐贫弱,关系到民族存亡续绝的问题。林则徐到广东后除了密切关注着“夷情”,第一件办的事就是筹组人员编辑《澳门月报》,陆续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华达尔各国律例》、《华事夷言录要》等书。林则徐的挚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讲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一的时论与政治主张。林则徐不但大力宣传这种思想,而且还用实际行动去实践。林则徐这些举措对提高民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认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除了自行制造武器外,还进口枪炮,增强海防力量,还从美商购进英制1080吨的甘米力治号船,改作兵船,开我国买西方船只之端。林则徐除了看到维护正常对外贸易有利外,还看到了资本主义较之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具有更多的优越性,看到了工业革命推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试图通过学习和仿制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进而达到缩小与西方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林则徐针对鸦片贸易后白银大量流失,主张开采银矿增加银源,允许商民集资开采.“朋资伙办”,道光帝也赞同“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在货币问题上,反对无限制地行钞,主张自铸银币,在中国这是第一个提出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先进主张。在盐政问题上,他反对实行“纲盐”制度,主张推行“票盐”制度。“纲盐”制度由于官商勾结,盐价高昂,官盐滞销,私盐充斥,盐税收入困难。“票盐”制度则是仿效明代王化“票法”,盐商先领票后销盐,官盐运销大畅,盐税收入大增,客观上有利于百姓生活,对活跃和发展商业起到了一定作用。
“民本学说在本质上不是民本位理论,而是君本位理论一种明智的,眼光远大的君本位理论。”林则徐作为放眼向洋第一人,他在当时思想认识和观念上是站在领先的位置上,甚至超越了一些文化人和思想者,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是与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相互联系的,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在抵抗侵略中得到发扬和升华,这种民本思想有其巨大进步意义所在,如依靠民众进行抵抗侵略,重视少数民族的平等和应有的地位,从经济财政角度上为民众考虑着想,注重引进西方技术等等,但是仍然有其历史局限性,其民本思想本质上还是忠君报国,是从加强和维护清廷的统治上考虑的。林则徐的民本思想形成既有其内在的认识和思想观念所致,也有外在的形势所迫。如平息灾民事件中,处理不当就可能激起民变,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从维护朝廷统治上考虑,大力安抚人心,采取赈灾自救等措施。在广东禁烟期间,将弱兵寡,海防形同虚设,几乎没有多少可用之兵,只能从民众身上去寻找支持和力量。我们对历史人物也不能过多的苛求,在当时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种“以民为本”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民富民的思想对改变社会风气、更新思想观念上起了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与其立志要做清官良吏,济世经国、造福百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其敬仰崇拜的历史人物相呼应,林则徐作为封疆大吏,对待民众事情,做到为民着想,为民谋利,事必躬亲,兢兢业业,在清末腐败的社会大背景下实属不易,对现实社会具有很强的教育和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3《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lO月版。 4《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4月版。
注释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林则徐集》中《密探定海敌情》,第864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1~882页。 《黄泽德编,《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 李元度,《林方忠公事略》。 《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9页。 魏源,《海国图志·叙》。 《清宣宗实录》卷461。 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